陳獨秀發表了《給戴季陶的一封信》、《戴季陶與反共派運動》、《戴季陶之道不孤矣》、《國民黨新右派之反動傾向》等，給予批駁。毛澤東配合陳獨秀的行動，在國民黨的一大上，與李大釗等人一起，抵制了右派提出的共產黨員不能「跨黨」的提案。1924年7月21日，就反對國民黨右派鬥爭策略問題，他與陳獨秀聯署發出《中央通告》第十五號。這個文件表明，當共產國際的指示對於中共來說較正確時，陳獨秀、毛澤東等在執行國共合作方針時，也是正確的。遵照「團結左派，打擊右派，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爭取革命領導權」方針，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毛澤東促使國民黨中央開會，指出戴書只是「個人意見，並未經中央鑒定」，並通告各級組織，「凡關於黨之主義與政策之根本原則之言論，非先經黨部決議，不能發表」。會議還通過毛澤東提議，調戴來廣州工作。
通過這三、四年陳獨秀的提攜和工作中的鍛鍊，毛澤東迅速成長起來，特別在認識中國社會各階級（尤其是資產階級），領導全黨和全國的革命運動方面取得了豐富的經驗。為日後成為中共領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26年3月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就是他在這方面的一個總結。傳統觀念總是把毛澤東的這篇文章視為批判陳獨秀1923年兩篇「右傾機會主義」文章的武器，是完全顛倒黑白的。實際上，這篇文章既吸收發展了陳獨秀兩篇文章的成果，又總結了他在陳獨秀指導下的工作經驗。這時期二人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而陳獨秀對毛澤東則給予了更多的幫助，絕不是互相對立的。
批評孫中山，馬林被撤
說1923年陳獨秀的兩篇文章及其他類似文章和講話、報告是「放棄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是誤解，最有力的證明是從1923、1924年國共合作方針確立開始，陳獨秀就旗幟鮮明地、不屈不撓堅持對孫中山國民黨的錯誤路線、方針、政策採取批評的態度，如陳所說起「督戰者」的作用。
陳獨秀與毛澤東共同糾正國民黨傳統的革命方式，主要表現在1923年6月25日即中共三大後第五天，他們二人與李大釗、蔡和森、譚平山一起，以國民黨黨員身份，致函孫中山，指出革命要靠廣大工農群眾，「我們不能沿襲封建軍閥用武力奪取政權攻佔地盤的同樣的方針。這會給人們造成我們與軍閥一脈相承的印象。用舊方法舊軍隊去建立新中國不僅不合邏輯，而且在實踐中也絕對行不通。⋯⋯我們只能用新手段，採取新方針，建立新的力量。對於國民，我們應聯合商民、學生、農民、工人並引導他們到黨的旗幟下。⋯⋯我們要求先生離開廣州前往輿論的中心地上海，到那裏去召開國民會議。」[64]
在7月2日，毛澤東與陳獨秀聯名致函共產國際，抵制國際要求把中共中央機關定在廣州的指示，仍遷回上海。信中說︰「這不僅因為上海是工業最發展的中心區，而且也便於對全國工作進行指導和傳達。」共產國際主要從蘇聯的利益出發，陳獨秀主要從中國革命利益出發的矛盾，開始明朗起來。因為共產國際希望中共中央在廣州與國民黨密切合作，儘快發動北伐，推翻反蘇的北洋政府。
陳獨秀與毛澤東同中有異︰十月革命以城市為中心，平時發動組織工農群眾，最後發動全國武裝總暴動，一舉奪取政權，因此陳獨秀反對北伐戰爭，反對革命低潮時期的農村武裝割據。毛澤東則受了歷史上農民戰爭的影響，又看到北伐戰爭摧垮地方上舊政權，對發動工農運動有利，所以一直支持北伐；大革命失敗後更堅持在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地區的武裝割據。
這種差異的結果，長期以來在傳統觀念上被視為孫中山和毛澤東重視武裝鬥爭，陳獨秀輕視武裝鬥爭，而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因此，這又成為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一個根據。其實這又是一種誤解，陳獨秀只是教條主義地對待歐洲革命的方式，不懂得即使在革命低潮或準備時期，也要堅持武裝鬥爭。但同時也要看到，以後的歷史表明，他從來沒有放棄暴力革命和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略思想。
不過，革命應該依靠工農群眾，不能依靠軍閥甲打倒軍閥乙，更不能依靠外國列強。這是一個分清敵我友的戰略路線問題。陳獨秀除了直接寫信給孫中山之外，還在黨刊上多次發表文章，批評、勸告孫中山，其說理無比充分，態度極為誠懇，甚至做到「垂淚而道之」的程度。他指出︰
我們一是反對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二是反對國內軍閥的壓迫，「逼迫得我們不得不做國民運動以自救」；「國民運動，就應該依賴中國國民自己的勢力，斷然不能依賴外國勢力⋯⋯斷然不能依賴軍閥勢力」；「若妄想假借友邦勢力或利用一部分軍閥勢力來做國民運動，這種四不像的國民運動，其結果必然是『王婆照應武大郎』」。[65]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對照孫中山國民黨的歷史，說得更具體、更懇切、更尖銳︰
「現在國家的大難又到了，國民黨應該怎樣做？直系軍閥之擁兵亂政，為全國所不容，然而昏庸奸猾的黎元洪，罪惡昭著的段系、奉系軍人與安福、政學等國蠹⋯⋯他們雖然也都反對直系，卻不是國民黨所應該利用的武器；國民黨真的武器，只有國民——商會、工會、學生會、農民等人民團體——的力量」；「國民黨若不建設在國民的力量上面，而建設在敵人的力量上面，就是他們能夠擁戴中山先生做總統，其結果能比傀儡總統黎元洪高明幾何？」
最後，他甚至這樣說︰
「現在有兩條對立的戰線︰一是國民黨的戰線，一是軍閥的戰線⋯⋯國民黨除了集合自己的真勢力——國民勢力，引導國民去做革命運動以外，實無別路可走；斷不可徘徊依違於軍閥之間而終無所就，徒然失去國民之希望與同情，致阻國民革命的機運，所以我們不得不向敬愛的國民黨垂淚而道之。」[66]
忠於依靠工農革命戰略思想的馬林，也不滿孫中山國民黨繼續推行「依靠軍閥倒軍閥」的路線，為此，在1923年5月31日給布哈林的信中，他坦率地承認在中共機關報《前鋒》上「嚴厲批評了國民黨」，並且認為國民黨會因其「領導上的種種錯誤而垮台」。[67]
中共機關報《前鋒》
7月21日，馬林給廖仲愷的信中，對國民黨的綱領、領導體制到策略路線上的錯誤，更是全面地進行了坦率的批評︰
關於綱領，馬林批評國民黨不反帝。國民黨「認為不用觸動外國在中國的勢力，就有可能建立一個新中國，由中國人自己決定中國的一切事務。」因此，「國民黨對許多重大問題（例如世界大戰、1919年五四運動、華盛頓會議召開時的運動、對京漢路大罷工的大屠殺，抵制日貨運動）採取了既不領導也不參與的態度。黨沒有成為國民運動的領導者，卻與各封建軍閥為伍。」
關於領導體制，他說︰
辛亥革命時，「採取了符合家長制傳統的領導方式，這種個人領導方式延續至今，對黨的發展極為不利」；那時以來，中國和世界發生了許多變化，「這些變化本應使國民黨產生新的思想，但是，國民黨的體制，國民黨從不召開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以及它政治宣傳工作的薄弱等都不利於黨的新策略思想的產生和發展。」
關於策略路線，他說︰
雖然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是革命的，然而在實際行動上，卻日益封建主義化。雖然黨綱規定黨應採取新的鬥爭形式，動員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農民和工人參加國民運動，但實際上黨只依靠軍閥、依靠那些和他們在華北的敵人毫無區別的軍閥。[68]
這封信對國民黨的分析，與去年陳獨秀的「四・六信件」基本上是一致的，完全切中要害。說明在這個問題上，馬林與陳獨秀中共中央是一致的而且是堅決的。因為這關係到能不能在國共合作中保持共產黨的純潔性和獨立性的原則問題。如果國民黨繼續走「依靠軍閥反軍閥」的軌道，那麼，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就改變性質了，而且這是毫無勝利希望的投機行為。
當時馬林和陳獨秀為孫中山草擬的「國民黨改組計劃」，也是為了克服這些缺點。在荷蘭保存的此計劃草案中寫道︰「黨的執行委員會由21人組成」，名單在「全國黨代表大會上選舉」。「黨代表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執行委員會由黨的總理、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各部長和國內各地方黨部負責人組成。」或「設立由黨的總理、組織部的三名部長和宣傳部的三名部長組成的中央委員會處理日常事務」。所有這些規定，都是旨在改變孫中山一人獨裁的傳統體制。而且，在各部部長人選名單中，除了組織部長人選為張繼、廖仲愷外，全是共產黨人。陳獨秀被列為三個部長的人選︰宣傳部、聯絡部、知識分子部。
這個名單，充分表現出當時馬林和陳獨秀執行的黨內合作方針的確是利用國民黨、掌握國民黨領導權，進而掌握革命領導權。不過，後來的實踐證明，這種「雄心壯志」是一廂情願的，不現實的。但也雄辯地證明，當初陳獨秀同意國共合作方針，沒有一點後來史太林和毛澤東所說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
但是，正如陳獨秀給維經斯基「四・六信件」中指出的，孫中山還是那個老脾氣，只要求黨員對他絕對忠誠和服從，不允許對他的批評，「絕對不能容納新加入分子的意見」。他屢次對馬林說︰
「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若蘇俄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69]
當時，馬林的一封信中這樣說︰「上海的國民黨員抱怨我們《嚮導》周報上的批評太苛刻」；「孫中山告訴我，這個周報上的批評是無法接受的，如果陳獨秀不放棄批評，孫一定要把他開除出黨。」[70]當時任共產國際遠東情報部主任的斯列派克說︰「事情到了這種地步，孫逸仙想把陳（獨秀）開除出黨，原因是後者在《嚮導》上批評了國民黨的行為。」[71]後來，孫中山雖未採取此極端措施，並且看在鮑羅廷帶來的大量經濟與軍事援助份上，還指定陳獨秀為參加國民黨一大的代表。但是，二人芥蒂從此埋下，第二年7、8月份終於發生要成立聯絡委員會控制中共的事件。
又要國共合作，又要爭奪領導權，雙方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不同的是國民黨採取了光明磊落的態度，共產黨則採取了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皮裏的策略。一向光明磊落的陳獨秀由於受到了共產國際的牽制，採取了「知其不能而為之」的態度。因此，他在整個國民革命中的表現，始終是動搖和無奈的。
1923年6月，北京發生直系曹錕驅逐總統黎元洪事件，政局動蕩。陳獨秀主持發表《中共中央第二次對於時局的主張》，提議︰「由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出來號召全國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職業團體，推舉多數代表，在適當地點開一國民會議。」[72]同時，中共中央特別「函請孫中山赴滬召集國民會議」，但是，迷戀於依靠軍閥的孫未予理睬。致使陳獨秀感嘆這個印發了6,300（其中300為英文）份的中共宣言，除了香港各英文報發生反感外，「在國內輿論上無甚麼影響」，對孫中山的工作，「亦無結果」。[73]
第二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重組內閣，邀請孫中山北上，同時又讓段祺瑞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搶先掌握實權。孫中山又產生幻想，企圖北上與北洋軍閥組織聯合政府。陳獨秀基於以上同樣的理由，召集中央會議作出決定，反對孫中山北上，指出孫北上是「軍事投機」，「與段祺瑞妥協」。而廣東區委則支援孫北上，認為此舉可以使革命運動推向北方發展。[74]後來見中山決意北上，11月6日，由陳獨秀和毛澤東簽署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一號》即改變態度，表示︰「現在我們對於孫中山參加北方和會並不根本反對，然我們當警告孫中山在和會中本着國民黨的黨綱、政綱及北伐宣言說話，揭破帝國主義和軍閥在和會中勾結宰制中國的陰謀。」[75]在堅持原則性的前提下，表示了靈活性。
馬林對孫中山堅持舊的策略也很惱火，於是提議莫斯科在這種情況下，不要為孫中山「南方毫無意義的軍事行動提供財政援助」，並說︰
我個人認為，如果我們的援助只是有利於舊策略的繼續，供養那些與革命的國民黨毫無關係的將領們，如果這種危險存在，就不要給予援助。最好是在對方保證不把援款用於南方的軍事行動之後，再開始提供援助。[76]
7月18日，馬林離華前夕給越飛和達夫謙的信說得更堅決︰「你們看見，孫中山更希望留在廣東，而不樂意同我們接近。現在，我對他毫無辦法。你們隨時可以通過上海找到他。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指中共中央——引者）感到，不能寄希望於通過健忘的孫中山改變態度去把國民黨的宣傳推上新的軌道。為了開展群眾工作，我們的人也不能總在廣州束手以待。現在的問題是，不能為了孫氏王朝控制廣東再把200萬元塞進南方將領們的腰包，最好是用21,000萬元（原文如此——引者），幫助為數不多的共產黨人從事國民黨的宣傳，看看他們在這方面會有甚麼作為。」[77]
在5月31日給布哈林的信中，他甚至表示︰「我堅決主張，如果國民黨因其領導上的種種錯誤而垮台，那就一定還要另建一個革命的國民黨。共產黨人在這個黨裏應做的事情與在國民黨裏所做的事情完全相同。」[78]
順便說一下，馬林如此醉心於共產黨人做國民黨的工作，因為他堅定地認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裏，絕對不能單純進行共產國際的工作，因為在這樣一些國家裏，階級的分化尚未到達這種地步，單純進行黨的工作是不相宜的」；「因為這些被壓迫國家的革命運動在很長時間內必將是民族主義的運動。」[79]這種認識是正確的，可以醫治急於進行共產主義運動的「左傾」急性病，然而也是他雖然獨創性的提出國共合作的方針，卻很快被共產國際拋棄的主要原因之一。
實際上，馬林與陳獨秀的上述批評孫中山意見，是與維經斯基的意見一致的，或者說是貫徹了當時共產國際主流派的意見。早在1923年3月27日，維經斯基給莫斯科的薩法羅夫（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電報中就說︰「建議在黨代會和工會代表大會（指中共三大和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引者注）結束前讓馬林留在中國，指示他不要無條件地支持國民黨，而要向孫逸仙提出條件︰第一，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與督軍建立軍事聯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國性的政黨上；第二，支持工人和學生運動；第三，斷絕同張作霖、段祺瑞的聯繫」。[80]
這時的蘇俄，由於吳佩孚拒絕承認蘇俄繼承舊俄在中東路上的特權，拒絕支持蘇俄在外蒙古駐軍要求，再加上一筆不小的俄國軍事援助被吳騙走，隨後發生1923年「二七」慘案，不得不放棄重點聯吳的政策，轉而接受馬林的聯孫政策。然而，援助孫中山的第一個條件是「孫一定要讓張（作霖）接受我們對鐵路（即中東鐵路——引者）的要求，並立即同我們締結一個關於鐵路的協定」。[81]而在這個殖民利益問題上，一直在反對西方殖民主義者、支持被壓迫民族鬥爭的環境中成長的馬林與莫斯科發生了根本的衝突。
十月革命勝利後，蘇俄政府曾兩次發表聲明，放棄沙俄時代侵華的一切權益，自然也包括中東鐵路的權益。但是後來在與中國政府談判時，他們改變了政策，要求中俄共管，而實權仍掌握在蘇俄手中。馬林則認為，中東鐵路權益應當歸屬中國，不應該由中俄共管。
馬林的這個主張也是為蘇俄的根本利益考慮的。在他看來，中俄共管會給人不好的印象。他認為︰蘇俄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外交政策，「即使在外表上，也絕不允許與帝國主義國家有絲毫相似之處」。「帝國主義娓娓動聽地對東方各國人民表示廣泛的讓步，在這種形勢下，革命思想的吸引力再也不能僅僅停留在思想上，必須有事實作為證明」。[82]顯然，馬林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包括對中東鐵路權益問題的看法）與莫斯科確立的總的對華政策存在分歧。俄共（布）領導人（列寧病重，主要負責人是史太林）固執地堅持蘇俄在中東路的利益，因此對馬林失去了基本信任。
蘇俄領導人決定另派鮑羅廷來執行新政策。但是，這個政策和人事上的變動，沒有一開始就通知馬林。從1923年1月開始，先是撤銷他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華代表職務，並且不再由他聯絡孫中山；進而斷絕經費（包括生活費），逼迫他自動離華回國。
其實，當時的馬林在不知道自己已經被撤職的情況下，還是很想繼續幹下去，以便全面啟動他的「斯內夫利特戰略」實施工程。在5月31日給布哈林的信中談到︰「孫現在已經得到巨大的支持，如果我能留在這裏專門致力於幫助國民黨的改組和開展一個強大的反帝宣傳運動，那會是有益的、重要的工作。」信中近乎哀求地這樣說︰「如果我加入了國民黨，參與改組工作（我已經替孫擬定了一個計劃），我願意同時也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中國的代表，那麼我可以無償地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並能照舊完成我現在的工作。」「否則，如果換另一個人來，我的處境就會非常尷尬」。[83]
但是，馬林的這封渴望布哈林給他「至關重要意見」的信又沒有得到回答。6月20日馬林在廣州給越飛和達夫謙寫信時說︰「自從5月31日以來，我一直在等待消息，但是毫無音訊。」[84]於是，馬林終於憤怒了！7月18日，馬林在廣州給越飛和達夫謙信中表示︰「無論如何，請回答我本月發出的電報，況且，不該讓我總這樣滯留此地，不管我打多少電報，你們還是照老樣辦事︰只寄新聞簡報，而不給我一分一文生活費用。給我新聞簡報表明你們知道我在這裏，即使一個老共產黨員，也需要錢維持生活。」[85]可見，這時的馬林過着多麼狼狽的生活。於是，他斷然決定回國，並且再也不到中國來。
7月下旬，陳獨秀抵制莫斯科指示成功，把中共中央遷回上海。馬林隨往，繼而離華回莫斯科。後來，孫中山和蔣介石多次邀請他再來華工作，他也表示願意，但是，由於上述他與莫斯科的種種分歧，這位很有獨立見解、與陳獨秀有尖銳矛盾、但最後與他在保持國共合作上共產黨的獨立性等問題上有較多共同語言的國際代表，再也沒有被允許來華。1924年3月27日，馬林回到故鄉荷蘭定居。與此同時，鮑羅廷於1923年8月底來華。
1923年，蘇聯政府派遣他任中國國民黨的首席政治顧問
馬林離華，鮑羅廷來華，是一個轉折點，意味着蘇俄與國民黨關係一個波浪的結束，又一個波浪的開始，即由若即若離，到如膠似漆；對於中共也是如此，即在與共產國際、聯共（布）的關係問題上，陳獨秀中共中央從還有一點發言權，到完全被壓服；在國共合作中，從能維持一定程度的共產黨的獨立性並爭取領導權，到完全成為國民黨的苦力和附庸。
於是，翻開了陳獨秀歷史上最悲壯、最屈辱的一頁。
注釋
[注1]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136；《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368。
[注2]《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59。盧是文藝評論家、哲學家。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成為著名的國務活動及社會活動家。
[注3]〈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3年6月2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頁243。
[注4]《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226。
[注5]伊羅生︰〈與斯內夫利特（馬林）談話記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251–252。
[注6]伊羅生︰〈與斯內夫利特（馬林）談話記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252–253。
[注7]姚金果、蘇杭、楊雲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頁56。
[注8]姚金果、蘇杭、楊雲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頁56。
[注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225。
[注10]《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367。
[注11]《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367。
[注12]陳獨秀的英文名縮寫。在後來托派時期，內部化名為「DS」，當時的翻譯不規範，所以有人把「獨秀」簡譯成「T. S」；有人譯成「D. S」。
[注13]〈馬林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2年7月11日），《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2。
[注14]《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370。
[注15]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159。
[注16]《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7。
[注17]《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431。
[注18]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161。
[注19]「荷蘭政府與各國警方密切監視斯內夫利特東來」各件檔案，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頁2–15。
[注20]《步軍統領衙門探員劉漢超等關於蘇聯共產黨人在北京、滬、鄂活動情報》，南京第二檔案館藏。
[注21]《民國日報》，1921年10月6、20、27日。
[注22]《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8。
[注23]〈中共中央執委會書記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28；〈陳望道談話記錄〉，《復旦學報》，第3期（1980）。
[注24]〈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3年6月20日），《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43。
[注25]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198。
[注26]孫中山與床慶齡的談話，轉自宋慶齡︰〈儒教與現代中國〉，《宋慶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頁109。
[注27]達林︰《中國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112。
[注28]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212。
[注29]〈陳獨秀致吳廷康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15。
[注30]〈陳獨秀致吳廷康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26。
[注31]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39、3009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77、78。
[注32]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24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80。
[注33]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24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80。
[注34]《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174。
[注35]《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353。
[注36]陳獨秀︰〈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民國日報》，1922年8月22日。
[注37]〈民主聯合戰綫與勞資妥協〉，《勞動週刊》，第6期（1923年5月26日）。
[注38]駱星幸譯︰〈陳獨秀在莫斯科〉（法國程映湘、卡達爾記錄整理《彭述之回憶錄》之節錄），載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5、17期（1999年1月）。
[注3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352、353。
[注4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354。
[注41]鄭超麟︰〈回憶陳延年喬年兄弟〉，《懷舊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頁122。
[注42]陳獨秀：〈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前鋒》，第2期（1923年12月1日）。
[注43]《嚮導》，第22期（1923年4月25日）。
[注44]〈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0。
[注45]《瞿秋白文集》，第1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頁203。
[注46]轉自蔡和森︰〈論陳獨秀主義〉，《布爾塞維克》，第4卷，第5期（1930）。
[注47]瞿秋白︰〈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670。
[注48]〈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前鋒》，第1號（1923）。
[注49]〈中國之地方政治與封建制度〉，《嚮導》，第23期（1923）。
[注50]〈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前鋒》，第1號（1923）。
[注51]〈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
[注52]〈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
[注53]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注54]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一大」前後》（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7。
[注5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105。
[注56]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注57]《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香港︰前衛出版社，1975），頁56。
[注58]萊斯・埃文斯、拉賽爾・布洛克編《托洛斯基論中國》一書中彭述之寫的導言，1976年紐約版。
[注59]《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香港︰前衛出版社，1975），頁56。
[注60]《先驅》，第8號，1922年5月15日。
[注61]〈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488、489。
[注62]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93/3145號德文手稿，轉自《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87。
[注63]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薩法羅夫的信（1923年7月3日），斯內夫利特檔案第300/3076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78。
[注64]《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67。
[注65]〈國民運動〉，《前鋒》，第1期（1923年7月1日）。
[注66]〈北京政變與國民黨〉，《嚮導》，第31、32期（1923年7月11日）。
[注67]《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196。
[注68]《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301–304。
[注69]轉引自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陳獨秀轉向托派後散發的手刻油印小冊子。
[注70]〈馬林致達夫謙和越飛的信〉（1923年7月2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425。
[注71]《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267–268。
[注7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133。
[注73]陳獨秀在中共三屆一中全會上的報告，《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頁10。
[注74]王若飛︰〈關於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瞿秋白︰〈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陳獨秀在中共五大上的報告〉，《中共黨史資料》，第3輯（1982）。
[注7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234。
[注76]《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197–198。
[注77]《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24。
[注78]《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60。
[注79]〈關於我們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在中國的工作問題——越飛和斯內夫利特的提綱〉，《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404、405。
[注8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238。
[注81]〈越飛致斯內夫利特的電報〉（1923年5月11日），《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173。
[注82]〈關於我們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在中國的工作問題——越飛和斯內夫利特的提綱〉，《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404、405。
[注83]《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59、435。
[注84]《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20。
[注85]《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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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全傳（中）
唐寶林 著
版權信息
《陳獨秀全傳》
唐寶林 著
©香港中文大學 2011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ISBN）：978–962–996–461–0（平裝）
978–962–996–473–3（精裝）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The Complete Biography of Chen Duxiu(in Chinese)
By Tang Baolin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461–0(paperback)
978–962–996–473–3(hardcover)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Printed in Hong Kong
書 名：陳獨秀全傳（中）
作 者：唐寶林
版 本 號：V1.0
最後更新時間：2012年1月13日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Info Rainbow Limited全球電子版獨家發行，非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和使用，版權所有，盜版必究。
聲明
本書內容僅代表作者之立場觀點，與Info Rainbow Limited無關。
Directory
扉 頁
版權信息
前 言
自 序: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的艱難歷程
六 為捍衛中共在國共合作中的獨立性而鬥爭（1923–1926）
七 地下生活中的家庭與愛情
八 莫斯科路線的重大轉折（1925–1926）
九 大革命——一生最窩囊的時期（上）（1926–1927）
十 大革命——一生最窩囊的時期（中）(1927）
十一 大革命——一生最窩囊的時期（下）（1927）
十二 探索革命新路（1927–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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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79年，我40歲。在十年「文革」和它的前身「四清」運動中耗費了一生中最寶貴的青春年華後，由一個大學的政治教員，茫然地跨進了一個藏龍臥虎之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中國革命史研究。中科院近代史所位於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曾是明代特務機關、北洋政府黎元洪大總統宅第、學術大師胡適的住宅。對於自己學識水準能否勝任近代史研究最高機構的任務，我心中一點也沒有數。
然而，我是一個幸運者。近代史所革命史研究室的領導人，是延安「小八路」出身、性格開朗、熱情提攜後人的史洛明女士。「文革」中，她看到那些過去親密無間的戰友，一夜之間翻臉不認人，都被咬得遍體鱗傷，而她自己，非但不承認莫須有的罪名，也決不捏造罪名陷害別人。她為此吃盡了苦頭，傷透了心，有點「看破紅塵」的心緒，故而要求調到研究所來，清靜地研究一點歷史，了卻餘生。巧的是，她的安徽老家，七拐八彎，與陳獨秀還有點遠親關係。幾十年來她在黨內總聽到陳獨秀是「右傾機會主義」、「漢奸」、「叛徒」、「反革命」，但又始終拿不出一條證據來，心中一直疑惑不解，現在想弄弄明白。她說︰「小唐，你就與我一起做陳獨秀的研究吧！先從他的後期着手。」——因為，上述陳獨秀的罪名，都發生在他的後期。
作此研究，談何容易！陳獨秀案是在極其複雜的年代中黨派鬥爭的產物，被中共中央數個決議所鐵定。陳獨秀與托派結合後成立了中共反對派組織，也即中共到目前為止唯一的反對黨。因此，他的後期歷史資料是嚴厲封存的絕密檔案。別說學者，就是高官，沒有特殊的理由和審批手續也是不能查閱的。陳獨秀研究成了禁區，能發表的，只能是批判，批判，再批判⋯⋯老一代史學家中，個別有一點正義感的人如孫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論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客觀評價過陳在這個運動中的作用，就立即遭到批判、打擊和迫害。
機遇終於出現了。當我們開始收集陳獨秀後期資料時，「文革」剛結束不久，各項工作包括各地的檔案管理還未完全走上正軌。我們花了約一年時間，在北京、上海、南京收集到相當完整的陳獨秀後期和中國托派的系統資料，猶如發現了一座儲藏量豐富的金礦。系統到甚麼程度？可以說：從1929年被開除到1942年去世前，陳與中共中央鬥爭的幾乎全部文件、文章和書信；1929年轉向中國托派及1931年被選為托派中央書記後，陳與國民黨、共產黨及托派內部極左派鬥爭及呼籲聯合抗日的幾乎全部文件、文章和書信；中國托派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在莫斯科誕生，到1952年在大陸被取締時的幾乎全部文件、文章、書信。
為甚麼這些資料會如此全面而系統？中國托派產生及陳獨秀加入後，組織和活動中心一直在上海，由此向全國輻射。其活動完全歸結為一張機關報上的宣傳及散發小冊子和傳單，由於地下鬥爭的惡劣環境，這些材料絕大多數是手刻油印件，甚至是用印藍紙手工複印或手寫的原稿。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除少數托派領導人把組織轉到境外之外，絕大多數托派分子轉入地下，繼續收藏着這些資料。中共忙於對付國民黨殘餘勢力及整頓經濟，托派分子以為可以繼續活動，因此又活躍了起來。沒料想，其組織與活動完全被中共掌握。1952年12月22日夜，依照毛澤東的命令，全國統一行動，對大陸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實行大逮捕、大抄家。中共繼而在全國掀起肅托運動，把散落在民間及所有圖書館中的有關陳獨秀和托派的資料全部徹底地清查出來，經過整理，加以封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