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
[注3]〈一份關於陳獨秀的文件〉，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期（1993），頁4–5。
[注4]〈一份關於陳獨秀的文件〉，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期（1993），頁4–5。
[注5]胡華︰《中國革命史講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62），頁38、54；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份關於陳獨秀的文件〉，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期（1993），頁4–5，載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238。
[注6]轉引自歐遠方：《歐遠方文選》（香港︰語絲出版社，2002），頁457。
[注7]〈一份關於陳獨秀的文件〉，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期（1993）。
[注8]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註29，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164。
[注9]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檔案選編》（中）（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頁137–139。
[注10]〈陳獨秀先生到何處去〉，《解放》，第32期（1937年11月20日）。
[注11]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第16期（1980）。
[注12]〈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布爾塞維克》，第2卷，第1期（1928）。
[注13]賈立臣主編︰《中國現代史》（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頁87。
[注14]〔日〕《東方學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第62冊（1990年3月），頁547。
[注15]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註29，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164。
[注16]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270。
[注17]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註4，《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238。
[注18]參見唐寶林︰《陳獨秀傳——從總書記到反對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頁45–53。
[注19]〈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頁976。
[注20]參見愛德華・卡德爾著，李代軍等譯校：《卡德爾回憶錄》（北京︰新華出版社，1981），頁173。
[注21]參見《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紅旗》，第18期（1963）。
[注22]參見《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紅旗》，第18期（1963）。
[注23]唐寶林︰〈把陳獨秀當作正面人物來寫——參加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修改稿討論會側記〉，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6期（1999），頁20。
[注2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頁280。
六
為捍衛中共在國共合作中的獨立性而鬥爭（1923–1926）
與鮑羅廷的初次衝突
鮑羅廷這位帶着莫斯科新方針的國民黨和孫中山高級顧問，用鄭超麟的話說，由於口袋中帶着大量的「草」——當時國民黨急迫需要的經費和軍事援助，而且能與莫斯科最高當局直接聯繫，比馬林初來時更是不可一世。當時任蘇俄副外交人民委員的加拉罕在向孫中山推薦信中甚至這樣說：「莫斯科長期以來一直強烈地感受到我們的政府在廣州缺少一個常駐的、負責的代表（從這裏看出，莫斯科所以把馬林撤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不是俄國人——作者）。隨着鮑羅廷的被任命，我們已經朝這個方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鮑羅廷同志是在俄國革命運動中工作很多年的我們黨的一位老黨員。請您不僅把鮑羅廷同志看做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我個人的代表，你可以像同我談話一樣，坦率地同他交談。你可以相信他所說的一切，就像我親自告訴您的一樣。」[1]
孫中山與鮑羅廷
10月6日，鮑羅廷到達廣州，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把國民黨改造成俄國需要的樣子，催促孫中山立即改組國民黨。由於當時孫中山處於十分大的困難之中，而鮑羅廷手中有援助，孫中山積極回應。18日，就寫聘請鮑為中國國民黨組織教練員委任書。25日，召開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討論並落實原由馬林和陳獨秀擬定的改組計畫。會上，孫中山指派九名中央委員和五名候補委員組成的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具體進行改組工作。譚平山（中央委員）和李大釗（候補委員）兩位共產黨人參加。
但是，國民黨內立即出現一股強烈反對共產黨加入的勢力，特別是在上海。國民黨中央委員鄧澤如甚至寫信給孫中山，攻擊國共合作是「陳獨秀的共產黨利用我黨之陰謀」。對此，陳獨秀在內心深處雖然對黨內合作的方針有些動搖，如當時一直反對加入國民黨的張國燾寫信給維經斯基時幸災樂禍地說的：陳獨秀來信表示「現在感到三次黨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我們同國民黨關係的政治論斷，不太切合實際」；「這很清楚地證明，陳獨秀和馬林同志的計劃遇到了困難，目前不能兌現。」[2]但是在行動上，陳獨秀還是努力維護共產國際的方針，對國共雙方內部的反對勢力儘量做工作，除了發表上述《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外，1924年1月8日，給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一封信中，對國民黨改組後的章程提出修改意見，主張吸收黨員「固鄭重將來，加以嚴密的規定，以慎其始也」。第二天《民國日報》在頭版頭條《言論》欄，發表《介紹一個「黨」的意見》，摘錄陳獨秀信中有關黨員資格及入黨手續修改意見，稱讚陳信「很有見解，提出了幾個有價值的意見」，「其中最有警策的一點，就是分子的選擇和審查，⋯⋯沒有好分子，斷不會有好黨。」
國民黨另一位中央委員鄒魯以及骨幹馮自由、馬素等說改組後「國民黨赤化了」，「是共產派利用國民黨做共產主義的運動」。陳獨秀駁斥說：共產黨加入了國民黨，是因為「知道革命的勢力不可分」：
「共產主義者加入國民黨，乃是因為殖民地的中國國民革命在世界革命的重要，決不是因為想要赤化國民黨利用國民黨來做共產運動而加入的；因為共產黨的目的、使命及革命的動機，都截然和國民黨不同，是斷然利用不來的」；「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之目的與動力都截然不同，共產派的人有何神通能夠利用各階級合作的國民黨來做階級爭鬥的共產運動？⋯⋯各階級合作的國民黨，當然不免而且應該包容許多大小資產階級的分子在內；共產派有何方法能以利用這班資產階級，來做共產運動，來革資產階級他們自己的命？共產派如果這樣頭腦昏聵，他們還懂得共產主義麼？」[3]
陳獨秀的辯駁是合情合理，光明磊落的。
當時的孫中山為了挽救國民黨，也不得不逐條駁斥鄧澤如的信。他以陳獨秀上述給《民國日報》的信為證據，說共產黨遵守國民黨黨綱，「陰謀」何來之有？仲甫現在處處為國民黨建成革命黨着想。你們這些自稱對黨忠誠的人，能提出這樣的意見嗎？
由於鮑羅廷、陳獨秀、孫中山三方的共同努力，國共合作的方針，終於克服國共兩黨內部的重重阻力，得以順利執行。1923年12月25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委員長的名義與秘書羅章龍共同簽署的中央通告，首先指出當前國民黨改組中的嚴峻形勢，沒有盲目樂觀：「自大會（指中共三大——引者）議決本黨同志參加國民黨擴大運動以來，以種種障礙未能見諸實行。」然而，此時國民黨之改組已着着進行，頗有振作之希望，明年正月在廣州召集全國大會，「中局（即中共中央——引者）方努力進行復活國民黨之工作」。這裏又表現出陳對幫助國民黨的真誠心理。然後佈置中共在國民黨一大改組會上的策略如下：
1、有國民黨組織之地方，同志們立時全體加入；沒有國民黨組織之地方，望切將同志非同志可加入國民黨之人數及何人可以負責，報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國民黨接洽，請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
2、在國民黨已有組織之地方，本黨地方會應與國民黨合組改組委員會，以主持目前應進行的諸事。
3、吾黨在此次國民黨全國大會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當選一人，望各區會與地方會預商當選之同志，此同志必須政治頭腦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會中糾正國民黨舊的錯誤觀念。舊國民黨員中，我們也應該出力幫助其比較的急進分子當選。
4、此次國民黨大會中最重要的問題是討論黨綱黨章（其草案均見《嚮導》）及對於時局之策略，代表動身前各區均應詳加討論，候各省代表過滬時，我們的同志再集合議決一致的主張。
從這些鄭重、具體、仔細的佈置中，可以看出當時的陳獨秀黨中央對待這次國民黨改組和國民黨新領導機構的建立，是多麼的重視，表現出在未來國共合作中捍衛共產黨利益的立場是多麼的堅定，何有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味道。
陳與羅章龍共同簽署的中共中央通告第22號
於是，1924年1月20–30日，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國民黨，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孫中山本意是「容共」）。大會最後選舉的24名中央委員中，有3名為共產黨人：分別為李大釗、譚平山、于樹德；17名候補委員中，有7名為共產黨人：分別為沈定一、林祖涵、毛澤東、于方舟、瞿秋白、韓麟符、張國燾。在一屆一中全會上，推定各部人選中，譚平山為組織部長，林祖涵為農民部長，李大釗為北京執行部執委，于方舟為候補執委，毛澤東為上海執行部的候補執委。這個名單，雖然沒有完全實現馬林和陳獨秀原有的設想，陳獨秀在國民黨中央也沒有擔任任何職務。但是，受馬林和陳獨秀原有計劃影響，在新設立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党部等領導機構中，共產黨員佔了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比例。尤其是負責組織發展的中央組織部，基本上是依靠中共黨員在工作。當時中共黨員總共才200多名，差不多都但任了國民黨的發展工作。據1923年12月27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說：在國民黨一大前，哈爾濱、北京、天津、湖南、南京、安徽等地，已經建立起以共產黨人為主的國民黨黨部。
但形勢的發展有它自身的規律，中共改組國民黨，為其大量發展黨員（提供新鮮血液），很快走到中共願望的反面。
從1923年10月到1924年1月幾個月的時間內，共產黨自己的活動卻大大地減少了，而且黨員人數幾乎沒有增加。
對於這種狀況，擔任國民黨中央三常委之一兼任組織部長的譚平山，感到十分不安。他對鮑羅廷說：我們的黨員無法抽出時間做群眾工作，已經失去了同工人群眾的直接聯繫。僅以廣州為例，國民黨9個區委會、64個支部，黨員7，780人，而共產黨的幹部黨員只有30餘人，目前主持9個區委中的5個，和64個支部中的13個，就已經忙不勝忙，「我們做群眾工作的人越來越少。我們同工人群眾失去了某種直接的聯繫」。[4]
但是，一心為着蘇聯的利益來幫助國民黨的鮑羅廷卻對此還是十分滿意。他認為，這樣不僅能挽救國民黨，也可以使「萎靡不振」的共產黨「人心振奮」起來。蘇俄駐華大使加拉罕也稱讚共產黨人在國民黨改組中表現「十分出色」，「有高度的紀律性」，「沒有用任何左派共產主義言論⋯⋯製造麻煩」。[5]
鮑羅廷來華時，在莫斯科向馬林、加拉罕瞭解、在北京向俄國公使館瞭解、在上海與陳獨秀等中共領導人會見後，竟然對中共得出了這樣一個十分藐視的結論：
「共產黨人有時舉行集會，好像他們總共只有40人（陳獨秀在1923年7月中共三大上說「現在共有黨員420人」——引者），他們研究共產國際的提綱，因為已譯成中文，好像這就是他們的全部活動。」
「中央委員會並沒有給我留下一個緊密團結、有朝氣的機關印象，罷工之類的地方事件臨時把它拋到面上，否則它就會呆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裏，事後從那裏發出指示。」[6]
他甚至把加入國民黨而又不能暴露身份的共產黨當作是他們的「私生子」。[7]於是，他就一頭札進廣州國民黨的懷抱，為了俄國的利益，竭力扶持國民黨並與之進行一系列政治交易，共產黨只是他與國民黨領導人進行交易中的籌碼，結果總是讓中共充當國民黨的苦力、附庸和犧牲者。所以，他對共產黨在國民黨改組後如此努力為發展國民黨服務而沒有因保持獨立性及爭奪領導權鬧矛盾，表示滿意。
對此，史太林在聽了鮑羅廷彙報後，也一度產生了同情中共的心緒，但又認為是「必然」的。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維經斯基當時給加拉罕的一封信中說：
「鮑羅廷最近的通報並未使我們感到滿意。第一，根據這些通報判斷，很難想像在中國存在着這個國家的解放運動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共產黨。⋯⋯在鮑羅廷的通報中卻應該給予共產黨實際作用以相應的注意和位置⋯⋯讓俄共和國家領導同志瞭解中國解放運動中真實力量對比」；「幾天前，在同斯大林同志的一次長時間交談中就瞭解到，在他的印象中，共產黨人已溶化在國民黨內，沒有自己的獨立組織，一般都受到國民黨的『虐待』。斯大林同志對共產黨人的這種寄人籬下的處境表示遺憾，認為也許在中國現在的這種處境是歷史的必然。當向他說明共產黨有自己的組織，比國民黨更團結，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享有批評權，國民黨本身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們的同志做的等等情況時，他感到很驚訝。」[8]
可見，維經斯基對中共的態度是與鮑羅廷不一樣的。他約在1924年4月中旬來華先到北京，在瞭解北京共產黨人發展國民黨組織的情況後發現，由於共產黨人的努力，當時北京的國民黨員已經有1，300名，但是，兩黨黨員思想上的「格格不入」卻日益尖銳。為此，他批評說：「我們的同志完成對國民黨的工作，像是履行必要的和很重要的義務。但是他們對這種義務的理解是很片面的⋯⋯我們的同志必須謹慎從事，但終歸要十分明確地說明，在國民黨內做工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所以⋯⋯在從國民革命運動的角度看確實合適的地點和時間為他們做工作。」[9]
為了糾正這個傾向，維經斯基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到上海推動並參加了中共中央第一次擴大全會（5月10–15日）。會前，他與陳獨秀等人「不斷地開會」。陳獨秀介紹的國民黨內右派勢力強大的情況，給維經斯基以深刻的印象。會上，「關於在國民黨內工作的問題引起了非常激烈的爭論，許多工人對共產黨實際上被溶化在國民黨中表示反對，甚至有人主張與國民黨決裂」，[10]最後通過決議，改變一系列重大認識和決策：
一、改變過去共產國際決議通過的關於國民黨是一個「包含四個階級的民族革命集團」的含混說法，肯定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黨」。
二、改變鮑羅廷必欲把國民黨變成一個真正有紀律、有組織的革命黨的計劃，指出「國民黨依它的社會成份（階級分子）及歷史上的關係看來，客觀上不能嚴格的集中主義及明顯的組織形式」。[11]
三、改變中共三大關於「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的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的決定，指出「宣傳更重於組織」，「我們當贊助國民黨辦好組織機關，引進思想上接近國民黨的分子，然而這不能作為我們在國民黨裏的唯一主要工作」。「共產黨的責任，就是使國民黨不斷的有規劃的宣傳『宣言』（指國民黨一大宣言——引者）裏的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要求民權的原則。決不能先求國民黨數量上的擴大，而後宣傳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也不能認組織與宣傳是「同等重要的」。（這一點非常重要，否則幫國民黨強大了，不去反帝反封建，而轉過頭來反共怎麼辦？——引者）
四、改變過去籠統支持國民黨的方針，應當把國民黨分析成左派和右派。而「左派是孫中山及其一派和我們的同志——我們其實是這派的基本隊伍」。我們應當用種種方法「鞏固國民黨左翼和減殺右翼勢力」。「假使現在我們因為鞏固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
五、堅持共產黨的基本立場，保持對國民黨的批評自由。「我們仍要求國民黨內的批評自由，我們便能在國民運動的根本問題上指摘右派政策的錯誤（最重要的，就是回避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在我們自己的機關報上，在國民黨的機關報上，在種種集會的時候。」
為此，會議強調：黨現時的根本任務是「在大產業的工人裏擴大我們的黨」；「組織純粹階級的鬥爭的工會」；「不必幫助國民黨組織滲入產業無產階級，不然，就是一個很大的錯誤。」[12]
很明顯，這次會議的精神是強調階級鬥爭，強調保持國共合作中的共產黨的獨立性，強調共產黨自身的組織的發展，強調團結和訓練工農群眾的階級精神和階級意識，使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參加國民革命，才能「防止資產階級的妥協，民族解放才能徹底」。一句話，就是要爭奪革命領導權。
這就是當時陳獨秀的主要思想，並且得到維經斯基的支持，也得到共產國際執委內部一些人的支持。
於是，陳獨秀在中央擴大會議後，馬上向廣州的鮑羅廷提出公開共產黨人左派面目、使派別鬥爭合法化的問題，共產黨也就取得批評國民黨的自由。
但是，鮑羅廷認為：「中國國民黨宗旨最適用，中國尚可應用一百年」；所以，「第三國際認定中國革命，只能用國民黨黨綱。不能用他種主義。故使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全部加入國民黨。如有不奉命令者，則認為違反命令。」恰巧在這時（6月），因發現共產黨和青年團在國民黨內建立黨團事件，國民黨右派再次掀起更大的反共浪潮。
1924年6月，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謝持、張繼，發現一本小冊子，內容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決議案及宣言，其中有關於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和團員組織黨團以指導黨團員工作的內容。於是，他們在18日以此為證據，再次向孫中山提出彈劾共產黨，聲稱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對國民黨自身的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主張國民黨內絕不宜「黨中有黨」。實際上，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後，陳獨秀等人發表的任何批評國民黨的言論，都被國民黨人看作「黨員反黨」的證據，從而接連發生檢控共產黨人違紀、進而連署反對共產黨「跨黨」的案件。在這次彈劾案之前，此類案件已有20多起，黨員達2，000餘人。7月3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召開第四十次會議，對鄧澤如等彈劾案提出三點意見：（一）須有表示態度的宣言；（二）應開中央全會討論辦法；（三）呈請孫中山作出決定。
7月7日，由汪精衛、邵元沖起草的這個宣言發表，稱已加入本黨的共產黨人，言論、行動有分道而馳的傾向，於是反對派借此肆意挑撥，同志間遂由懷疑而發生隔閡。中央委員會鄭重聲明：「對於規範黨員，不問其平日屬何派別，惟以其言論行動能否一依本黨之主義政綱及黨章為斷；如有違背者，本黨必予以嚴懲，以整肅紀律。」這是一個明顯的反共宣言，因此在國民黨內掀起了新一陣反共浪潮。
但是，由於陳獨秀一再在共產黨的機關報上批評國民黨的路線，這次孫中山卻不像上次那樣去反擊右派，而是站到了右派的一邊，利用反共浪潮，壓一下陳獨秀，用紀律來制裁共產黨，決定召開中央全會，討論對共產黨的彈劾案。
陳獨秀本來把孫中山視為國民黨左派，孫中山在接受國共合作方針時也答應改組國民黨，包括改變舊的路線政策，因此，陳以為對其堅持適度的批評不至於引起嚴重問題。但是，現在看到孫不去反帝和壓制右派，而來壓制共產黨，深感意外。7月13日，他寫信給維經斯基，在講述國民黨將開中央全會「討論和決定所謂的共產黨問題」後指出：
孫中山雖不會馬上拋棄我們，但根本無意制止反動派對我們的攻擊。
至於國民黨目前的狀況，我們在那裏只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說那裏有一定數量的左派，那是我們自己的同志。孫中山和另外幾個領導人是中派，而不是左派（即便戴季陶也不是左翼理論家），所以現在支持國民黨，就只會是支持國民黨右派，因為他們掌握着黨的所有機構。在他們的對內政策中表現出反工人傾向，而在對外政策中表現出反蘇傾向⋯⋯您須要緊急給鮑羅廷同志發一份電報，請他提供實際情況報告。我們期待你們將根據他的報告制訂共產國際的新政策。我們認為，對國民黨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們應該有選擇地採取行動，這就是說，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制地支持國民黨，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否則，我們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為自己收買（應譯成「製造」——引者）反對派。[13]
陳獨秀的話有些偏激，但指出國民黨內右派勢力之強大，共產黨（自然包括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不能無條件地支持國民黨，否則將是「幫助我們的敵人」，這種認識是十分尖銳而深刻的。大革命的結果，不幸而被其言中。
其實陳不明白，俄國在中國推行國共合作方針，不管他們支持哪一方，必然引起敏感的另一方的強烈反應，最後結果必然是一方打倒另一方。這是1927、1949年悲喜劇的根本原因。
同時，即7月21日，陳獨秀和毛澤東聯合簽發《中央通告第十五號》，作出一系列強硬措施，以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對革命的領導權。同時，從以上陳獨秀給維經斯基的信和通告看出，他把希望放在對鮑羅廷和共產國際身上，希望他們採取新政策，至少是不要無條件地支持國民黨。
但是，陳獨秀希望落空了。鮑羅廷雖然感受到國民黨內反共傾向的強烈，在給國際的報告中承認：「在對待共產黨人的態度問題上，國民黨內部的右派和左派，實行了一定程度的聯合，包括孫中山在內。⋯⋯幾乎所有國民黨人都會參加反對共產黨人的鬥爭。」同時又認為：「不應當由此得出結論，像某些同志估計的那樣，似乎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所面臨的問題是如此尖銳，以致必須作好可能分裂的準備。」[14]於是，他非但沒有制止孫中山的行動，反而建議成立一個國際聯絡委員會來解決（控制）共產黨問題。
鮑羅廷在大會上演說
這時，瞿秋白正好應鮑羅廷之邀前往廣州，並未經中共中央同意，被鮑推舉參加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與鮑一起出席了8月21日召開的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當瞿從鮑處得到消息，鮑與孫中山內定成立一國際聯絡委員會來解決國共分歧問題時，馬上專信告知上海。陳獨秀聞訊怒不可遏，立即召開中央緊急會議，通過決定，並直接致電鮑羅廷和瞿秋白，極其強硬地規定：
一、禁止在國民黨會議上進行任何有關共產黨問題的辯論，並對此辯論不予承認；
二、中共中央拒絕承認國民黨下屬的為解決兩黨間問題而設立的國際聯絡委員會；
三、責成我們的同志在全會上對反革命分子採取進攻態勢，從防禦轉入進攻的時機已經到來。[15]
但是，這個決定到達廣州為時已晚。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已經結束。在會上，鮑羅廷和瞿秋白雖然為共產黨黨團問題進行了辯解，會議也否定了右派提出的請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的提議，但會議仍贊同成立國際聯絡委員會以監督共產國際和共產黨關係的決議。決議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有關國民革命者，實有為國民黨周知的必要；中國共產黨對於其加入國民黨的黨員施以指導，使之對於國民黨應如何盡力，這與國民黨黨務、黨員紀律有直接間接的關係，本黨更不能不過問。」[16]就是要求中共將自身活動中與國民黨有關者，全部公開通報給國民黨。在當時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全部加入國民黨的情況下，接受這個決議，就意味着共產黨失去獨立性，完全接受國民黨的監督和領導。
這裏，黨內合作方針的致命弱點就暴露出來了。一方面，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自然在路線政策上和組織上要接受國民黨的領導，服從國民黨的紀律。對此，無論孫中山還是國民黨右派的要求，都不過份；另一方面，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對於這次革命，除了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目標之外，還有自己特殊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根據歷史經驗和規律的提示，資產階級往往在革命關鍵時刻動搖叛變，所以，共產黨又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和爭取革命的領導權，包括對國民黨錯誤的路線政策的糾正和領導職務上的安排。所以，實現國共合作時，國民黨必須進行「改組」。這也是無可非議的。這樣兩黨的合作勢必發生無窮無盡的日益尖銳的矛盾和衝突。要解決這個衝突，只有一方完全服從另一方，否則聯合必然瓦解。也就是說，黨內合作的形式是不可能長久的，應該根據形勢，及時調整，變黨內合作為黨外聯合。黨外聯合就自由、靈活得多，能聯合的問題上聯合，其他方面各保持獨立。或能聯合時聯合，不能聯合時各行其是。陳獨秀7月14日給維經斯基的信，也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對於蘇俄來說，國共合作這步棋剛走出，還沒有收到成效，決不允許改變。所以，鮑羅廷的態度是符合莫斯科需要的。但是，一心站在中共和中國革命立場上考慮問題的陳獨秀，根本不瞭解莫斯科的心思。所以，當廣州的消息傳到上海後，中共中央內部一片憤怒。蔡和森等人強烈要求致電莫斯科，控告鮑羅廷和他推行的損害共產黨的妥協路線。陳獨秀則十分沮喪，在給維經斯基的信中稱：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已經閉幕。這次會議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孫中山等人的態度在口頭上保持中立。他們不能同我們的同志爭吵，也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動派，但實際上，他們利用反動派施加的壓力和他們的反共宣傳來壓制我們，目的在於把中國共產黨置於國民黨的領導之下，或至少使中國共產黨對它開放。我們必須反對這種行為。可是鮑羅廷同志不是站出來反對，而是建議他們成立所謂國際聯絡委員會，隸屬於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並且擁有解決（國共）兩黨問題的全權。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絕對不同意這個建議，並指出，鮑羅廷同志上了孫中山等人的圈套。中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給鮑羅廷發去電報，說明孫中山等人的這個陰謀，以及這個建議和我們黨絕對不承認任何這類決定將帶來的不良後果。但遺憾的是，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作出了這種決定。[17]
然後，陳獨秀對共產國際強烈要求二點：一是提醒鮑羅廷「同孫中山打交道必須十分謹慎，否則他還會上圈套」；二是要鮑羅廷「始終要同我們黨進行協商」。
這是中共再次向共產國際要自尊。
維經斯基和共產國際如何答復，現在無證可查。但陳獨秀卻決不甘休，力圖挽回影響。經過一系列緊急磋商後，陳獨秀派中央委員高尚德趕往廣州，傳達中共中央拒絕國民黨全會決議，貫徹進攻路線，決心抵制鮑羅廷的妥協政策，並通過決定：鮑羅廷無權領導廣東地區黨組織的工作。
鮑羅廷的錯誤，只能由共產國際去處理，中共中央卻可以處理瞿秋白。9月23日，瞿一回到上海，陳獨秀等就對其進行嚴厲批評，並禁止他再去廣州，接着，10月8日，中共中央召開全體會議，專門通過《就瞿秋白同志關於廣東政治路線的報告作出的決議》[18]，決議實際上不僅對瞿秋白，而且也對鮑羅廷再次嚴厲批評了他們的錯誤。決議指出鮑羅廷和瞿秋白沒有看清孫中山為代表的中派「只是想利用右派來威脅我們，使我們屈從於它」的實際情況；「也未反擊右派，抵制他們試圖把共產黨置於他們控制之下的做法，而相反，錯誤地認為，我們應當幫助中派哄騙右派⋯⋯走上了向中派讓步的道路⋯⋯因此落入了中派設置的圈套，結果我們遭到兩大失敗」：
（1）我們對反動派鎮壓措施的決議案，在會議開始時沒有提出「結果我們落到被告席上而未佔有主動的地位。因此，中派得以不聲不響地回避對右派鎮壓措施問題，很順利地對我們發起攻勢，並向會議提出預先準備好的干涉中共事務的決議案」；
（2）在國民黨內成立干涉共產黨事務的機構，現在採取了國際聯絡委員會的形式，並且已經同共產國際代表達成了協定。鮑羅廷同志和瞿秋白同志在國民黨政治局會議上默認了關於國民黨內之共產派問題的決議案。「中共中央認為，這等於共產國際和中共承認國民黨有權成立調查共產黨活動的機構，這一條將被國民黨用來作為干涉共產黨活動的依據」。
決議最為可貴的是，借批評瞿秋白為引子，以無畏的膽識，主要點名批評了以太上皇自居的鮑羅廷在廣州犯下的一系列錯誤，特別是改變了原來陳獨秀和馬林對孫中山的批評——只「依靠軍閥倒軍閥」的單純軍事路線：
「鮑羅廷同志犯了許多錯誤，他過高地估計了國民黨中派的作用並同他達成了妥協，還有在實行自上而下對國民黨的改造政策時犯的錯誤。特別大的錯誤是他支援國民黨的軍事行動。」因為一是「目前不僅國民黨中的許多右派分子是反動的，而且不少中派分子雖然具有模糊的革命願望，但在他們的頭腦中國民黨的老政策根深蒂固，很難使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二是「國民黨軍隊中是清一色來自反動右派的指揮員，沒有可靠的革命力量，缺乏足夠數量的革命分子在軍隊中做宣傳工作和對它施加影響。」所以，現在「支持國民黨的軍事行動，那麼客觀地說，這就會加強國民黨中的反動派，削弱對國民革命的宣傳。」
請看，這時陳獨秀黨中央對國民黨的瞭解是多麼的深刻和透徹。
決議最後強烈批評了鮑羅廷不尊重中國黨、獨斷獨行的作風：「中共執委會非常不滿的是，鮑羅廷同志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同黨的執行委員會聯繫很少，也不同它討論決議和對國民黨的態度的改變，而是單獨行事⋯⋯破壞統一，破壞工作制度，這對國民革命運動來說是非常有害的。」
還必須指出的是，與此同時，即10月10日，中共中央還發出了《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給遠東部的信》。[19]陳獨秀以「中國共產黨書記」的名義，再次向共產國際控告鮑羅廷：
「中國無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應當採取聯合行動的策略，而共產國際代表同中共也應當對國民黨採取共同行動。然而，鮑羅廷同志從不同我們黨協商，好象在中國不存在共產黨。結果，對國民黨沒有採取聯合行動。」如在對於當時進行的第二次直奉戰爭（「國民黨仍堅持老政策：同張作霖和盧永祥聯合，在戰爭期間，不做任何有利於人民的宣傳」）、廣州的商團事件（港英策動的反對廣州政府的叛亂，孫中山為了準備北伐而不予鎮壓，讓胡漢民出面「向商團作出讓步」）、孫中山北伐等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問題上，鮑羅廷與中共中央不同，「堅持另一種意見」。這種「意見分歧給廣東同志造成了混亂，他們遵循的是兩種不同的意見，無法對國民黨施加影響。我們在國民黨內的工作也面臨很大威脅，所以我們希望共產國際給他提出警告。」
同時，在財務方面，「我們給他去信，要求他把原定給國民黨省黨部的這筆錢轉給我們中共的省委，用來資助那些在我們控制之下並對國民運動的實際工作提供很大幫助的省黨部。」但是，後來的事實表明，鮑羅廷也予以拒絕。因為，他要利用這筆錢與國民黨作是否有利於蘇俄國家利益的交易，讓國民黨直接聽莫斯科的話。
以上種種，充分表明，為了保衛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和保持對革命的一定程度的領導權，陳獨秀黨中央表現得像一頭雄獅。
正是由於陳獨秀如此不屈不撓的鬥爭，鮑羅廷與孫中山策伐的企圖控制共產黨的「國際聯絡委員會」，胎死腹中，沒有起甚麼作用。但是，陳獨秀玩的是胳膊擰大腿的遊戲。鮑羅廷、莫斯科和國民黨的更大報復，很快就會到來。
在「五卅」運動中充分實施革命領導權
國共合作後，陳獨秀沒有放棄革命領導權的思想，1925年的五卅運動又是一個實例。
中共二大、三大和四大，在列寧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正確地解決了黨的思想路線問題，主要是當前革命性質、統一戰線和革命領導權。五卅運動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因此，在整個運動中，中共中央能比較自覺地掌握革命領導權，並自覺地運用統一戰線這個策略。
五卅運動爆發
五卅運動的導火線是上海日商紗廠的資本家任意侮辱和毆打中國工人，無故開除工人，甚至在5月15日發生槍殺工人代表顧正紅的慘案。中共就領導上海幾十家日商紗廠工人，舉行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同盟大罷工，給日本帝國主義以沉重的打擊。同時，當時還有上海人民反對列強各國租界越界築路、蠶食中國領土的鬥爭，參加者有學、商兩界團體與地方官廳和鄉紳，一時「呈請當局之文字，當在千份以上」。還有反對公共租界工部局四提案的鬥爭。四提案是增加碼頭捐、印刷附律、交易所註冊和童工管理案。這四案若通過，將嚴重損害中國工商界和租界內廣大市民的利益，因此引起滬上各界市民的強烈反抗。上海總商會等31個團體聯名向工部局遞交抗議書，表示除童工案「為有條件的贊成」外，其他三案「無論在法律上、國權上、事實上，均所反對」。
這三股鬥爭潮流的打擊對象，主要是日、英帝國主義；鬥爭的動力包括了工、農、學、商等各階級、階層，完全符合當時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方向。但是，鬥爭的形式卻是分散、單獨地進行着。針對這種情況，國民黨歷來對反帝鬥爭是消極回避的，況且，運動正好發生在孫中山3月12日逝世後不久，國民黨內思想混亂。於是，中共中央果斷地承擔起領導運動的責任。在顧正紅慘案發生後，即5月16、19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總書記名義，接連簽發兩個中央通告。第三十二號通告指示各區委、地委、獨立支部的同志們，號召工會、農會、學生會以及各種社會團體一致援助：
一、各團體宣言或通電反對日本人槍殺中國工人同胞；二、由各種團體發起籌募援助上海紗廠工人捐款；三、由各種團體名義發起組織宣傳隊向市民宣傳日本帝國主義者歷來壓迫中國人之事實，造成排貨行動；四、廣州、長沙等處應號召群眾向日本領事館示威。
第三十三號通告指示各級黨組織：現在「形勢至為嚴重，我們在擁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上，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應該號召一個反對日本的大運動」。
一、各地應即邀當地C. Y. （共青團——引者）組織開一聯席會議，下全體動員令，組織遊行演講隊，羅列日本最近壓迫中國人的事實，向日本帝國主義者加以總攻擊，不必以上海紗廠工人事件為限；二、運動各地各公團開聯席會議發表宣言，指斥日本人歷來壓迫中國人之罪惡，電請政府向日本交涉取消其在中國開設工廠之權利。[20]
從這兩個通告的內容看，陳獨秀黨中央當時的指導思想很明確：一、從日本紗廠殺傷中國工人事件出發，但又不以此事件為限，掀起一個反帝反軍閥的大運動；二、以上海為中心，發起一個全國性的運動。這兩點表明：黨中央決心通過局部事件，把經濟鬥爭引上政治鬥爭軌道，從工人運動出發發動一場全民族的反帝解放運動；三、第二個通告中還有「應設法令各區分部校友和我們合作」的文字，是指與國民黨合作。這就是這場運動應與國民黨合作，而共產黨掌握領導權。
5月30日，約3，000多名學生上街演講，發生英國巡捕發射排槍屠殺學生和市民的慘案。陳獨秀當晚主持中共中央緊急會議，決定上海總工會公開成立，並聯絡上海學聯、全國學聯、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總會（代表中小資產階級）和上海總商會（代表大資產階級）組織工商學聯合會，作為領導反帝運動的公開機關，發動全市性的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鬥爭，會議還決定鬥爭策略：集中打擊帝國主義，儘量減輕華資廠商的損失及保障市民的正常生活。「三罷」鬥爭在次日得以實現。與此同時，又以「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為口號的反帝浪潮，迅速波及全國600多座城鎮，1，700多萬人參加，實現了陳獨秀黨中央的預想。
更具有重要意義的是，運動的整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處於領導地位。中共中央通過機關報《嚮導》週報和新創辦的《熱血日報》，密切關注、及時報導運動的狀況，不斷地發表告民眾書或一系列評論，及時指明運動方向，糾正錯誤傾向，揭露敵人的種種破壞陰謀。據當時直接參與指導運動的張國燾說：整個運動由陳獨秀「居中指揮」，其他人分工是：張國燾是全國總工會上海辦事處主任，協助陳獨秀抓總；李立三、劉少奇代表上海總工會負責工運，李立三還負責對外聯絡，特別是北京政府和商界的聯絡；惲代英是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秘書，負責聯絡國民黨；上海區委負責人羅亦農、王一飛聯絡學界。
陳獨秀對運動的領導，主要表現在思想路線上。
6月至8月運動高潮期間，陳獨秀主持的中共中央發表了七個文件（有的是與共青團中央連署），還發表11篇他的署名文章，另外還在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份日報《熱血日報》（瞿秋白主編）上，發表多篇不署名文章。如6月5日發表的《中共中央為反抗帝國主義野蠻殘暴的大屠殺告全國民眾書》及第二天發表的署名文章《上海大屠殺與中國自由運動》，針對當時上海上流社會冒出的調和妥協和「速了」傾向，批判所謂依賴和相信政府與外國交涉、法律解決的錯誤主張，一開始就為這次運動指明了正確的方向。《告全國民眾書》指出：「這次上海事變的性質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所以，「反抗運動之目標，決不止於懲兇、賠償、道歉等『了事』的虛文，解決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應認定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一切特權為其主要目的。」又請全國憤激的人民注意：「須將這個鬥爭持續的依靠於全國民眾自身的力量，萬不可依賴和相信政府的交涉而中輟民眾的反抗」；「須知中國人民與野蠻殘暴的帝國主義無調和之餘地；更須知⋯⋯在上海的外商廠主（工部局的主人）更是這次大屠殺的正兇，萬不能自欺欺人把殘殺之罪轉移於其雇用之巡捕，而反認真正的敵人為『調人』，希望他們出來講甚麼『斡旋』、『公道』和『諒解』」。[21]
更可貴的是這份告民眾書在揭露帝國主義離間破壞政策時，理直氣壯地表示了共產黨堅決領導這次運動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