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農階級的黨，工農階級既不是冷血動物，又不是帝國主義的附屬品，乃是帝國主義最堅強最可怕的死敵，中國共產黨那有不參加運動的道理？假如這次運動真如帝國主義機關報之所說——是共產黨所鼓動的，那末這不僅僅不足使各階級群眾畏避共產黨而觀望不清，反而要使他們親近共產黨，並加倍勇往的團結中國民族之一致的奮鬥。因為中國共產黨只有這樣和積極努力才能使各階級群眾深信共產黨不僅為工農階級的利益而奮鬥，並且為全中國被壓迫民族而奮鬥。
陳獨秀的署名文章則進一步指出：鬥爭的最終目的是「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國主義」，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應該是：一、懲辦兇手賠償損失；二、撤換駐上海英、美、日領事；三、取消各國領事裁判權；四、收回全國租界；五、撤退駐中國境內的外國陸海軍，禁止外國陸海軍在中國境內自由登岸。」並指出上海是這次運動的中心，但「民族自由運動是一個全國運動，全國的學生、工人、商人都應該同時起來向一切帝國主義者進攻。」[22]——可見，這篇文章與他簽署的上述兩個通告和告民眾書的精神完全一致，是徹底的反帝運動綱領。
6月20日，當運動波及到全國，並在青島、漢口等地發生槍殺中國工人、市民的嚴重事件，並有各地局部妥協解決的傾向時，陳獨秀又發表《此次爭鬥的性質和我們應取的方法》一文，提出「我們主張：中國國民應該運用自己的團結力，立即在上海召集全國工商學兵代表大會，議決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嚴責政府宣佈執行。倘政府不肯執行此議決，立起國內戰爭，建設一個國民革命政府。」並且指出：「我們這個提議，是立腳在全民族的生存與自由之意義上面，不是立腳在某一黨派的利益上面，希望全國人民不存成見，予以公正的考慮與討論。」[23]
這就有意把反帝鬥爭與國內革命結合起來了。當然，當時不可能實現這個主張，不可能「召集全國工商學兵代表大會」和成立「國民革命政府」。陳獨秀也不可能幼稚到有這個幻想，他的本意在於提高全國人民的革命意識。所以，6月底、7月初，當出現上海交涉破裂（英、美、法、日、意、比六國委員會與北京政府代表在上海就「五卅案」進行談判，六國委員會以中國收回會審公堂等條款與「五卅」無關，不予討論而破裂），而全國還有盛大的示威行動，省港大罷工進行得比上海更加猛烈的複雜狀況時，他在堅持「組織全國工農學商兵聯合大會，以為指導全國運動的中央機關」的同時，又提出了更加激進的革命主張：「要擴大工商學兵農聯合會或雪恥會遍於全國，成為群眾的行動機關，執行各地排貨、罷工、廢約、反抗媚外的軍閥奸商及教徒等反帝的實際行動」；「急須武裝學生、工人、商人、農民，到處組織農民自衛團，以抵抗軍閥之壓迫。」[24]這個主張，還寫進了7月10日發佈的《中共中央、青年團中央告「五卅」運動中為民族自由奮鬥的民眾書》中。[25]
歷史還是按照自己的規律發展，否定了陳獨秀中央的左傾盲動設想，五卅運動最後因當時階級力量對比和人民覺悟程度的狀況，以妥協而結束。但是，聯繫到然後廣州革命政府的成立和接着進行的北伐戰爭，應該說，他的這些主張也不是沒有意義的。
除此之外，陳獨秀還運用自己的影響，做了一些重要的具體工作，如與上海總商會會長大資本家虞洽卿之間的聯絡。李立三奔走於他們二人之間，傾聽虞對工人運動的意見，並請他代籌一部分經費，救濟罷工工人；李立三到北京與財政總長李思浩交涉時，還請虞寫介紹信。隨着運動的深入，資產階級首先發生動搖，如上海總商會把工商學聯合會提的十七條要求減為十三條，並首先退出「三罷」等。陳獨秀一面發表《軍閥及資產階級在上海民眾運動中之影響》[26]等文章批評他們的動搖，一面還通過同鄉某某的關係，把廣東幫資本家霍守華從安徽找到上海來，在總商會中加強支持工人學生群眾要求的力量。這些說明，陳獨秀為擴大和加強統一戰線做了不少工作。
李立三（1899～1967），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新中國的創建者之一
運動進展到8月中旬，以上海和省港大罷工以及南京、青島、河南、北京的局部罷工為主力軍的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打擊，如陳獨秀所說的顯示出了「極偉大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五卅運動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對這個勝利，陳獨秀總結為這樣幾個成果：一、反帝統一戰線的形成。由工人總罷工的帶動，「學生、手工業者、小商人，甚至於大資產階級都起來奮鬥，始則在上海，隨後更在其他各地形成了民族運動的聯合戰線」；「接着後援會、雪恥會等組織遍於全中國南北各地」；二、工會組織的廣泛建立，工人階級開始走上政治舞臺，成為民族解放運動的主力。「群眾的工會組織，不但在上海是如此，其他各埠，尤其是沿鐵路一帶的大都市也是如此。中國的工人階級第一次得着這樣偉大的政治上組織上的訓練，增高了自己的地位，成了民族解放運動中極重大的動力。」[27]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還有第三個重大成果，即極大地發展了共產黨的組織，通過這次運動，共產黨實現了一個偉大的轉折：終於由一個知識份子的小團體，發展成為一個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有重大影響的群眾性政黨。黨員人數由年初中共四大時的994人，運動結束後的10月，達到了3，000人，年底更達到了一萬人，比運動前增加了十倍。這是因為中共中央趁成功領導運動而在群眾中威信大增、在運動結束時大力發展黨員的結果。8月18日，中共中央與青年團中央聯合發表宣言《全國被壓迫階級在中國共產黨旗幟底下聯合起來呵》，指出「向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決死的鬥爭」是艱巨而長期的，「這是很長期的工作，要組織得好，要有耐久的戰鬥力，要有統一的政治的指導——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指導。——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便是共產黨⋯⋯大家趕快加入中國共產黨，增加他的力量，就此可以保證我們對於帝國主義的勝利。」[28]
另一方面，由於帝國主義和軍閥武裝的鎮壓和破壞，大、中、小資產階級在他們的壓迫下先後退出了戰鬥，陷工人階級於孤軍作戰的困境。少數先進工人想以武裝暴動來救此危機。在這緊急的關頭，如何結束運動，對年輕的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嚴重的考驗。
這時，陳獨秀立即發表多篇文章，果斷改變6、7月份堅決進攻的策略，指導運動在力求最大限度地保持勝利成果的情況下，轉向防禦與收縮，即「從全國性質的民族爭鬥，變成經濟的爭鬥和地方性質的民族爭鬥」，指出：
為防禦上海、香港罷工孤立的危險起見，為保存工人階級的組織及已得的勝利起見，就改變上海、香港罷工的政策，以經濟要求及地方性質的政治要求為最低條件；至於全國性質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面應該提議委託南北政府聯合組織一委員會來解決。工人群眾應該糾合全國的力量，努力督促這委員會，不准他對外讓步，使他不能不擁護民眾的要求。
他明確否定了武裝暴動的主張，指出：「這種意見是不對的。武裝暴動，乃是群眾奮起之最高潮，並且應該是有全盤計劃的莊嚴工作，不應該在群眾恐慌之時，拿武裝暴動當做一種浪漫的『拼命』辦法，想借此洩憤，或拿他來代替現時困難的爭鬥。」[29]
與此同時，在中共中央所發的幾個通告中，也都表示了這樣的精神，要求罷工工人有組織地「復工」：「先求達到經濟上法律上的要求，團結在工會裏面。你們既是有組織的罷工奮鬥，你們也要有組織的上工。」[30]革命形勢的發展總是曲曲折折的，有高潮，有低潮。因此領導者的策略也應該有進攻和防禦、退守。
對照陳獨秀6、7月份發表的主張，提倡甚麼，反對甚麼，可以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實踐，已經使陳獨秀相當成熟。
自然，還必須指出，當時陳獨秀黨中央能執行能有這樣的轉變和靈活的策略，是與當時共產國際的指導是分不開的。
早在運動爆發前夕，共產國際及其指導者聯共中央領導人的思想也是比較激進的。1925年5月18日，史太林在莫斯科東方大學演講，在講述東方共產主義者的任務時強調，共產黨在執行統一戰線政策，建立工人與資產階級聯盟時，必須「保證無產階級有這個聯盟當中的領導權」，「揭破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和不徹底性，並與帝國主義作堅決鬥爭」。[31]
運動爆發後，共產國際密切關注中國局勢的發展，並很快意識到中國的鬥爭具有以往沒有的世界意義。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親自撰寫了《上海事件的世界歷史意義》，指出：「讓外國帝國主義軍隊滾出中國去！」，這一口號，使「中國工人正在成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中一個重要因素」，「中國的無產階級正處於世界無產階級鬥爭的前哨。」[32]因此，共產國際多次作出決定，號召各國共產黨和人民群眾「支持中國工人的鬥爭」，監督各國政府「不准干涉中國」。各國人民廣泛回應，特別是英國工黨代表大會一致通過決議，「抗議英帝國主義分子在中國的所作所為，並要求英國軍隊全部撤離中國」。[33]
最重要的是，共產國際還派維經斯基到中國來直接幫助中共中央領導運動。這是6月25日聯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的決定，給維經斯基的指示是：一、「務必推進以抵制、局部罷工和總罷工⋯⋯形式進行的革命運動，不要害怕危機的加劇。」——這就是運動初期陳獨秀和黨中央發表一系列激進主張和宣言的背景之一；二、「一定要防止發生殺害和毆打外國人事件，⋯⋯以使帝國主義者不便進行尖銳的武裝干涉。這種警告首先應由中國共產黨提出。」——這顯然是吸收歷史上義和團運動的教訓，無疑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注意了這一點，從而使運動一直健康地發展；三、「採取措施，使現在的中國政府對運動保持善意的中立態度，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就讓政府分裂和癱瘓，以使帝國主義者無法用中國政府來掩蓋其反革命行徑。」[34]陳獨秀派李立三持虞洽卿的介紹信到北京做財政總長李思浩的工作，爭取其支持運動，就是貫徹這個指示。這個工作是有一定效果的，因此，運動高潮時，維經斯基發回莫斯科的文章說，「甚至有一些中國軍閥也參加了反帝鬥爭」；「曾同日本攜手合作的軍閥張作霖也不得不附和人民群眾的共同呼聲，以免在北京和自己老巢奉天引起眾怒。」[35]
7月份，五卅運動到了由高潮走向低潮的轉折關頭。當時形勢非常複雜，到底是把運動繼續推向前進，甚至武裝暴動呢，還是退卻？無論共產國際或中共中央都發生了分歧。陳獨秀是傾向後者。維經斯基瞭解情況並與陳獨秀幾次長談後，也轉向陳，並報告了莫斯科。據當時上海工部局偵探7月8日報告稱：
我們的眼線說，布爾什維克分為三個階層，第一階層包括第三國際（在俄國）的成員，第三國際把代表派遣到中國來煽動罷工並指導中國的布爾什維克活動。第二階層包括中國的高級布爾什維克，其執行委員會包括如下人員：1，陳獨秀，執行委員會主席，在第三國際代表的指導下，把握中國共產黨的方向。他很少出現在公共場合，除非經過偽裝之後。他最近延長了在上海的停留；在滬期間，他幾次造訪在哈同路附近湧泉路上的中華書局。在同一地點，陳幾乎連續兩夜徹夜不眠。[36]
這裏說的第三國際代表，顯然是指維經斯基。二人談話具體內容當然無從知曉，但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基本上可以假設為：維來華時，莫斯科的指示是推動運動繼續向更高潮發展。但到達上海時，看到運動正在向低潮轉折，於是不得不與陳獨秀多次長時間的討論與研究，最後陳獨秀說服了他。維如實地向莫斯科報告，並加以說服：應當逐步採取退卻措施。此其一；其二，雙方討論7月6日莫斯科發來的信，信中表示了同樣的疑慮：「中國事態正接近轉折關頭，現在還不能預言，轉折將以何種形式如何具體地實行？但有一點是沒有爭議的，即這種轉折在不遠的將來必定要發生，而中國共產黨應該對此有所準備。党應做些甚麼準備工作呢？」——維、陳討論的，可能就是這個問題以及信中提供的以下四點建議：力爭使党成為「群眾性的政黨」；掌握實際上的領導權；爭取農民是關鍵的關鍵（由於運動較快走向低潮，中共當時人員太少，未能顧及。但是，運動結束以後認真研究了這個教訓，利用國民黨農民部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培訓農運幹部和農民武裝）；學會從進攻轉向退卻，從公開轉向秘密。[37]
在接到維經斯基與陳獨秀討論及運動實際情況報告後，7月28日聯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的決定更明確地指示：「來自中國的報告以及共產國際的意見，運動正在走向低潮，必須採取措施保證有組織地脫離罷工鬥爭，最大限度地鞏固業已取得的成果。要提出據以可能更有利地結束罷工的具體要求把結束罷工同準備進一步的鬥爭聯繫起來。」[38]8月4日維經斯基在北京與加拉罕研究貫徹這個指示後給莫斯科的信報告說：「今天我們制訂了一個行動綱領，根據這個綱領，我們將在上海和香港的罷工運動『剎車』。基本意思是工人繼續罷工，不用全國性口號，而用經濟性和地方民族性口號」；「我們是這樣設想以後的策略的。先提出經濟要求和地方民族要求，為同外國企業主的交涉打下基礎，然後，我們聲明（即向工人群眾說明），工人不得不退讓的主要原因⋯⋯工人們宣佈自己的最低要求，一旦得到滿足他們就返回工作崗位，同時通過工作理事會宣佈，他們將支援北京政府」，條件是「它將繼續為廢除不平等條約和為滿足爭取獨立⋯⋯而鬥爭」。[39]——這就是8月份中共中央幾個宣言和陳獨秀幾篇文章對運動策略急轉彎以及五卅運動逐步收束的主要背景。而且，在收束時，維經斯基還幫助黨中央「對已開始的鎮壓行動做了準備，建立了工會的地下機構，通過我們的黨團加強了對工會的領導，建立了黨團與黨的地方和地區委員會之間的密切聯繫」。[40]
由上所見，當時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畢竟是久經鍛鍊的有豐富鬥爭經驗的領導者，所給予的指示（從戰略、策略到具體辦法），基本上是正確的。而中國共產黨則是剛剛成立四年的黨，領導如此大規模的革命運動缺乏必要的經驗。因此以上指示無疑對中共是極大的幫助，是保證這次運動成功的重要條件。尤其是維經斯基，他為指導和幫助陳獨秀黨中央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總之，五卅運動期間，可以說是大革命時期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關係最融洽的時期（這種情況與以後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為此，雖然當時帝國主義與軍閥當局竭力攻擊和挑撥中蘇關係，挑撥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中共中央非但不隱瞞和回避這種關係，反而理直氣壯地宣告：「假如帝國主義機關報所說蘇俄鼓動是真的，那末不僅不足以使各階級民眾畏避蘇俄停止運動，反而要使他們證實只有工農共和國的蘇俄是被壓迫民族唯一的摯友⋯⋯中國全國民眾正殷殷的望着蘇俄及其領導的各強國無產階級有幫助中國民族如此解放之一日啊！」[41]
最重要的是，在五卅運動中，特別是運動結束時，陳獨秀為這次運動作了最全面最深刻的總結，為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革命的理論和路線、政策和策略，為後來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極其寶貴的思想材料。陳獨秀最後總結的經驗教訓歸納為兩個方面：「（一）能正確的應用無產階級兩月以來聯合城市勞動者及小商人而爭鬥的經驗；（二）能正確的明瞭敵人方面——帝國主義及軍閥——內部衝突而利用之。」[42]具體闡述如下：
一、運動的進行和勝利，必須結成全民族的聯合戰線，並且必須以工人階級為主力，學生是先鋒。「中國工人階級能夠得着這種勝利，是因為自己勇敢的反帝國主義爭鬥，並且和其他被壓迫的民眾聯合」。於是，工人階級「成了民族解放運動中極重大的動力。」學生也「前仆後起的以熱血和帝國主義奮鬥」；因此成了「最急進最勇敢的先鋒。」[43]——當時運動還沒有擴大到農村地區，所以這裏未談農民，並不是陳獨秀故意忽視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
二、為維護聯合戰線，工人階級必須照顧各同盟者的利益：「工人階級在反帝國主義的爭鬥中，不但要擁護自己的利益，並且對於小資產階級及農民，都要明瞭他們的利益，考察他們情形，竭力引導他們到反帝國主義的爭鬥裏去，隨着工人階級前進，不使他們中途退卻，這爭鬥才能繼續下去。」[44]
三、充分認識到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妥協性和背叛性。陳獨秀對資產階級在運動中的表現多次進行中肯的批評，指出：「他們那妥協猶豫的態度，已足夠使帝國主義及軍閥乘虛而入了。自始總商會對於罷市即甚猶豫，罷市後，又不肯和民眾集中的團體工商學聯合委員會合作，隨後又在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所提十七條外，別自提出十三條⋯⋯完全表現出在民族爭鬥中妥協的大資產階級之階級性。」[45]
四、應該認識並利用各個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英國是帝國主義之王，此次中國五卅事變起，美、法、日本帝國主義者，都想乘機挾制英國一下，且因此賣弄中國人心。法國在東歐在小亞細亞，和英國的利益簡直不能並立，所以首先不和在上海的英國人一致行動，並且對中國民族運動表示相當的同情；自英國保守黨執政，道威斯計劃受了打擊，英美間遂現了裂痕，加之在華商業競爭，美國一部分輿論表示對華和緩態度，並主張有條件的取消領事裁判權；即至五卅事變造因之日本，亦以單獨調解的聲浪惆嚇英國——五卅事變後一個月，英國都在此孤立狀態中。」[46]「我們也應當知道英、日與美國內部的衝突是必然存在的，我們可以利用美國對華政策，使他對於中國解放之形式的問題比其他帝國主義者容易讓步。」[47]所以，中共在指導運動中，利用這種矛盾，重點打擊英國，其次日本，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中國是多個帝國主義侵略的半殖民地，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能這麼早就認識到並利用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是多麼難能可貴。聯想以後中共的領導人多次長期推行「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策略，更顯出陳獨秀這次認識的價值。同時，陳獨秀也提醒人們，利用矛盾並不是對某些帝國主義產生幻想，「我們最終目的，自然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國主義」。[48]
五、應該認識並利用帝國主義與軍閥以及軍閥與軍閥之間的矛盾。陳獨秀對各派軍閥在運動中的表現，也作了具體分析，發現「奉張是現在第一有力的軍閥，也就是第一反動的軍閥⋯⋯他的對外政策是公然壓迫在他的勢力下（從奉天到上海）的國民運動，結歡英、日以取得援助」；「直系尚有舉足輕重之力⋯⋯只因他們在政治上失了優勢，壓迫國民運動還不敢像奉軍那樣橫行無忌。段派雖無實力，然佔在中央政府地位，其舉動在政治上亦頗有意義⋯⋯此時因與奉張利害衝突，其實力又不足制奉，遂不得不別開生面，向國民運動及國民軍表示敷衍態度。」[49]因此，他指出首先「打倒奉天軍閥乃是去掉國內反帝國主義爭鬥之最大障礙。」[50]所以，陳獨秀在運動中，派李立三對皖系北京政府做了一些工作；而在最後收束運動時，陳獨秀又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個條件之一是：「委託南北政府合組一外交委員會，來解決全國性質的對外根本問題。」[51]這種策略，與總戰略上「打倒軍閥」的口號，是互相補充的。
六、對於中間派應在鬥爭上引導教育，不應打擊。革命任何時候都有主張溫和的中間派。中國革命中經常出現把中間派與反動派一起打擊的政策。後來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甚至把中間派當作「最危險的敵人」來打擊。陳獨秀卻指出：「全國性質的根本要求，自然是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但其他階級的群眾，如果還存在着用和平方法可以達到修改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思想，我們也不反對他們去嘗試一下，嘗試失敗了，他們才會走上革命的道路。[52]
今天，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和建設已經80多年，現在回過頭去觀察，早在1925年陳獨秀總結的這些經驗教訓，是多麼可貴，多麼深刻並有預見性。
中年陳獨秀
注釋
[注1]《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270。
[注2]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輯（1982），頁11。
[注3]陳實庵：〈國民黨與共產主義者〉（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演講集》，第1集（上海：民智書店，1927），頁42。
[注4]參見：〈鮑羅廷的札記和通報——與譚平山的談話〉（1924年1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44。
[注5]參見：〈鮑羅廷關於華南形勢的札記〉（1923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373；〈加拉罕給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412。
[注6]〈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97；〈鮑羅廷給加拉罕的電報〉，《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14。註：《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4輯為1998年出版。
[注7]〈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頁137。
[注8]〈維經斯基給加拉罕的信〉（1925年4月22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05。
[注9]〈維經斯基給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信〉（1924年4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493。拉斯科爾尼科夫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主任。
[注10]〈拉斯科爾尼科夫的書面報告〉（給季諾維也夫、斯大林、布哈林等，1924年6月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496。
[注11]參見：〈鮑羅廷的札記和通報〉（1924年2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455。〈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231。
[注12]〈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186–188。
[注13]《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507。
[注14]B N・格魯寧：〈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形成〉（1920–1927），《共產國際與東方》，1969年莫斯科版。
[注15]〈中共中央致鮑羅廷、瞿秋白電〉（1924年8月27日），轉自楊奎松〈陳獨秀與共產國際〉，《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
[注16]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頁72–75。
[注17]〈陳獨秀給維經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528–529。
[注18]《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532–534。
[注1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537–540。
[注2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334。
[注2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350–353。
[注22]《嚮導》，第117期（1925）。
[注23]《嚮導》，第118期（1925）。
[注24]〈我們如何應付此次運動的新局面〉，《嚮導》，第120期，1925年7月2日。
[注2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358。
[注26]《嚮導》，第125期，1925年8月18日。
[注27]〈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
[注28]《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374、375。
[注29]〈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
[注30]〈中共中央、青年團中央為堅持罷工告工人兵士學生〉，《嚮導》，第125期，1925年8月10日。
[注31]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992、993。
[注32]《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736。
[注33]《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116。
[注34]《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15。
[注35]〈上海事件震撼着全中國〉，《真理報》，1925年6月14日。
[注36]上海工部局1925年7月8日關於中國布爾什維克活動和總罷工的報告，上海工部局檔案在1949年國民黨撤離大陸前運往美國國家檔案館（NARA），1999年解密。塗作潮陳列室負責人塗勝華於2000年初查獲上述檔案並複製，2010年8月將其翻譯並贈予本著使用。在此向塗先生表示感謝。
[注37]〈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740–744。
[注38]《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43。
[注3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頁646。
[注40]〈維經斯基的書面報告〉（1925年9月2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89。
[注41]〈中共中央為反抗帝國主義野蠻殘暴的大屠殺告全國民眾〉（1925年6月5日）；〈全國被壓迫階級在中國共產黨旗幟底下聯合起來呵〉（1925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頁353、375。
[注42]〈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
[43]〈日本紗廠工潮中之觀察〉，《嚮導》，第117期，1925年6月6日；〈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
[注44]〈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
[注45]〈軍閥及資產階級在上海民眾運動中之影響〉，《嚮導》，第125期；〈我們如何應付此次運動的新局面〉，《嚮導》，第124期。
[注46]〈此次運動中之帝國主義與軍閥〉，《嚮導》，第125期，1925年8月18日。
[注47]〈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
[注48]〈上海大屠殺與中國民族自由運動〉，《嚮導》，第117期，1925年6月6日。
[注49]〈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
[注50]〈此次運動中之帝國主義與軍閥〉，《嚮導》，第125期，1925年8月18日。
[注51]〈本報三年來革命政策之概觀〉，《嚮導》，第128期，1925年9月7日。
[注52]〈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嚮導》，第126期，1925年8月23日。
七
地下生活中的家庭與愛情
父子無情亦有情
1921、1922年，陳獨秀兩次被捕，引起了黨中央的注意：需要加強保密和保衛工作。於是，黨的工作機構進一步隱蔽化，特別是陳獨秀，決定讓他單獨隱蔽起來，其住址不告訴任何人，包括黨中央和家裏人，平時只是陳獨秀自己到黨中央機關來辦公，閱看和簽發文件，他走後誰也不知道他住在那裏。這樣，他就與高君曼和兩個孩子——陳鶴年、陳子美隔離分居了。
如前所述，陳獨秀與高君曼，為反對封建包辦婚姻，冒天下之大不韙，姐夫與小姨子結合，曾受到很大的壓力。但是，因二人真心相愛，又一直生活在遠離家鄉的環境中，而且終日忙於救國救民的大業，因此二人的愛情生活曾相當甜蜜。1909年陳獨秀給蘇曼殊信中的兩句詩「侵晨不報當關客，新得佳人字莫愁」，是陳獨秀方面的真情表白。從高君曼方面，過去不知道她的感受，從一份稀有刊物上發現高君曼約在1915年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前寫的兩首組詩看，其對陳獨秀的情感，也是感人肺腑的。
由於史料淹沒，關於高君曼的為人，現在鮮為人知，甚至至今沒有找到她一張遺留下來的照片。只知道她的兒子陳鶴年在香港觀看《日出東方》電影後，對女兒陳祥楨說：「你奶奶長得比電影中的『高君曼』還要漂亮。」這應該是可信的，以陳獨秀的眼力，不漂亮是不會相好的。而且也肯定是一位賢妻良母。1920年陳獨秀離開北京大學移居上海後，君曼為了讓獨秀全力從事黨的工作，不僅承擔了全部家務和養育子女的勞作，還在陳的幫助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如1922年1月，她曾與陳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王會梧（李達夫人）、王釗虹（瞿秋白夫人）等發起「星期演講會」，邀請陳獨秀等到各個學校、團體去演講，宣傳馬克思主義、科學和民主。例如1922年4月2日，陳獨秀在上海毓賢高等小學校所作的《宗教問題》的演講，就是這個演講會組織的。
但是，真如世界上沒有不散的筵席一樣，世界上也少有恆久的愛情。二人的裂痕最早起源於對子女的教育。
陳獨秀之子——陳延年
1913年反袁革命失敗時，陳獨秀被通緝，逃亡上海。接着，因抄家，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也千辛萬苦，逃到上海，投奔父親。這兩個兒子之間的情誼與獨秀少年時與兄相似。延年個子高高，濃眉大眼，皮膚較黑，平時沉默不愛說話，一天到晚看書，無書不看，一目十行，記憶力很好，尤其是古文寫得好。「安慶老先生看了他的文章後說：可惜現在科舉廢了，要不然延年是翰林之才。」[1]但後來參加革命後，特別在大革命中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期間，忙於緊張的革命工作，無暇寫文章了。但由於他的博學深思與聰慧，演講和口述，整理下來就是一篇好文章。有一次他從廣州到上海向總書記陳獨秀彙報工作，一時沒見着，就由他講，麟超麟記錄整理下來後，就這樣十分感歎地欽佩他的這種才華；對於父親陳獨秀，受母親影響，對父親的薄情頗有怨氣，所以一直稱陳獨秀為「同志」。弟弟喬年相反，個子比延年稍低，但長得清秀，像個白面書生。他「性情活潑，好談笑，有朝氣，充滿着革命樂觀主義情趣，無事打打鬧鬧，一片孩子氣，天真爛漫。但後來長大後，討論問題時，則一本正經，毫不放鬆，辯論批評，絕不馬虎，是則是，非則非，正義凜然也」。[2]於是，陳獨秀與高君曼在對待子女的教育觀上，發生尖銳分歧。陳獨秀見兩個兒子是可造之材，從孩子和國家的前途着想，對延年和喬年，實行所謂「獸性」教育，「餓其饑腹，勞其筋骨，⋯⋯」，就是要把他們造就成他心目中的「新青年」，而不是舊教育制度培養的纖弱無用之人。他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反復批判舊教育制度戕害青年的罪惡，指出：對比西方強國，我國青年「甚者縱欲自戕以促其天年，否也不過斯斯文文一白面書生耳！年齡雖在青年時代，而身體之強度已達頭童齒豁之期，盈千累萬之青年中，求得一面紅體壯、若歐美青年之威武凌人者，竟若鳳毛麟角」；[3]「所以未受教育的身體還壯實一點，惟有那班書酸子，一天只知道咿咿唔唔搖頭擺腦的讀書，走到人前，癡癡呆呆的歪着頭，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黃又瘦，耳目手腳，無一件靈活中用。這種人雖有手腳耳目，卻和那跛聾盲啞殘廢無用的人，好得多少呢？」[4]陳獨秀認為這樣的青年將來不能任重而致遠成為優秀的政治家、軍人、實業家等等。
陳獨秀決心按這樣的思想，來塑造自己的兩個兒子，以培養他們堅強的意志、強壯的身體和吃苦耐勞的精神。所以只給他們很少的生活費，讓他們勤工儉學，並且不讓他們倆在家裏住。學業上則出於他對法蘭西文明的偏愛，安排他倆與當時同陳獨秀關係密切的辛亥革命志士潘贊化同在法租界學法文。潘回憶說：延年兄弟倆「寄宿在《新青年》發行所亞東圖書館店堂的地板上，白天要外出工作，謀生自給，食則夸餅，飲則自來水，冬仍衣袷，夏不張蓋，與工人同作工，故顏色憔枯，人多惜之，而怪獨秀之忍」。[5]
君曼更是竭力反對這樣做。她本有母性之愛，善良之心。見此情景，實在不忍。「奪夫之恨」本來就對不起姐姐，再這樣對待姐姐的兩個兒子，更有虐待之嫌；看到兩個孩子這般受苦，與獨秀多次爭吵，說不攏，就「流涕不已」乞求潘贊化：「姐姐不在，小子無辜，我是姨媽，又是繼母，他們也很訓實。我以名義上及感情上看待他兄弟，尤甚於我所生。他兄弟失母無依，視我亦如母也。今不令其在家住食，知之者不言，不知者誰能諒我？」至少讓他們在家裏食宿。陳獨秀卻說：「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反生惡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創前途可也。」——從這細微之處，也可看到陳獨秀的人格魅力，對比現在共產黨高官在子女問題上許多觸目驚心的腐敗案例，真讓人感歎不已。
按理說，陳獨秀如此嚴格要求兒子，並不為錯。況且他自己就是這樣成長起來的。這種情況看似「父子情薄」，實質骨肉情深，望子成龍，有點當年「白鬍子爺爺」教育童年乾生（獨秀）時的遺傳。自然，二人的境界是不一樣的。爺爺是想要孫子升官發財，光宗耀祖；獨秀是要兒子成為國家與革命有用的人才。但從君曼的立場和感情出發，她的心情也可以理解。真是難煞君曼有情人。儘管如此，君曼對獨秀和延年、喬年還是做了不少工作，儘量緩和父子的緊張關係。
不久，延年、喬年勤工儉學進入上海着名的震旦大學讀書。接着，陳獨秀北上，出任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隨後，君曼也攜鶴年、子美來到京城，過起相當優裕的生活。陳的月工資是300元。但是，陳獨秀對上海的兩個兒子，還是那樣「刻薄」，只讓亞東圖書館老闆從他的稿費裏，按月支付給兩兄弟每人每月5元生活費。
兩兄弟從小見父親不顧家庭，對於妻子即兩兄弟的生母如此薄情寡義，現在又如此嚴酷對待自己的親生骨肉，自然不能理解和接受父親良苦用心。因此，二人在參加共產黨以前，一度信仰不要家庭、不要國家等主張的無政府主義，並不是偶然的。以後，父子同在共產黨內，他們也一直直呼「獨秀同志」，毫無親情可言。
然而，兄弟倆畢竟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都成了中共優秀黨員和傑出的革命領導人，為中共的革命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二人在1927、1928年，先後被「盟友」國民黨殺害時，都表現出大無畏的英雄氣慨，不愧為將門虎子，拋開黨派偏見，應該承認他們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兒子。
1936年，陳獨秀在獄中聽到西安事變時蔣介石被扣消息時，「簡直像兒童過年那樣的高興」。當時在場的濮清泉回憶說：「他託人打了一點酒，買了點菜⋯⋯他斟了第二杯，嗚咽起來說，延年啊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子！把酒灑在地上。接着他老淚縱橫，痛哭失聲。我們見過他大笑，也見過他大怒，但從未見過他如此流淚。」[6]
這時，他藏在心底的對兒子的深情才像洪水一樣崩瀉出來。
窮困生活與婚變
獨秀與君曼在對待子女教育問題上的分歧，沒有使他們分離，但陳獨秀轉入地下與君曼分居以後，情況就開始惡化。有人說世界上最難說清楚的是一個「情」字。許多在事業上成功的人，甚至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活動中叱吒風雲的偉大人物，包括孫中山、毛澤東、魯迅、郭沫若等，一碰到這個字，都會陷於尷尬。
分居後，陳獨秀通過汪孟鄒從《獨秀文存》的版稅中，給君曼娘三個生活費。兩人需要見面時，也通過汪約見在亞東圖書館。不幸的是君曼長期患有當時最可怕的肺結核，時稱「癆病」。1915年陳獨秀從日本被催促回國，就是因為她此病復發，大口喀血不止。後來隨陳獨秀到北京大學，兩年多的時間，經濟條件較好，病情得到較好的控制。子女又健康活潑，一家四口共度了一段美好的時光，洋溢天倫之樂。君曼之女陳子美晚年因受父親莫須有罪名而殘酷迫害亡命紐約時回憶說：她小時候甚受父親疼愛。陳獨秀在書房寫作時，不准任何人打擾，唯有她例外。她還記得父親的書桌最底一層成了她的專用抽屜，裏面經常放有她喜歡吃的芝麻糖、花生糖等。「父親寫個不停，把我給忘了；我也吃個不停，把父親給忘了。」[7]
可是，好景不長。陳獨秀辭去北大教職、到上海發起共產黨後，生活條件立即惡化。而君曼的病又稱為「富貴病」。因為當時還沒有發明有效的治療藥，只有進口的藥，相當昂貴，而且平時又要吃高營養食物，再加上上海的物價猛漲，君曼的生活日益陷於困境。而陳獨秀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以後，就成為職業革命家，無論從精力上還是從工作及生活環境上，都無法再就別的職業。當時的黨組織不僅不可能給黨的幹部開工資，甚至還要靠黨員交納的黨費進行一些活動，但是，這部分的收入微乎其微。黨的活動經費主要靠共產國際（實為聯共）供給。雖然這些錢多是由陳獨秀經手，但是，陳獨秀是一個清廉之人，不會挪用這種錢，也不能挪用，因為這些錢來之不易，而且不夠黨的實際支出，黨的經費十分緊張，又有嚴格的預算決算制度。所有這些在馬林的原始檔案中，有很詳細的記載。
在馬林檔案中，我們看到有四張陳獨秀簽署的收款條，例如兩張用英文寫的是：
今收到上海C・維里傑同志寄交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23年4、5兩月的經費：
壹仟墨西哥元（1000墨西哥元）
1923年4月30日
T. C. Chen（陳獨秀簽名）
今收到西蒙斯交來
港幣貳仟玖佰肆拾元
在上海折合三仟元
中共中央陳獨秀
1923年5月19日[8]
說到黨的經費緊張情況，馬林在1923年6月20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說：「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已告結束。事實表明，黨現有黨員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應指出以下情況：1、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2、因此，整個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經費；3、多數黨員沒有職業。」[9]
此前，即5月30日，中共中央得到紅色工會國際2，000金盧布的款項，要求各半用於工會工作和召開第二次勞動大會。馬林給國際書記處的信說：「對於整個中國的工會工作來說，2，000金盧布為數不算多；可是以前我們的中國朋友沒有這筆錢，所有的開支都不得不從黨的經費中支付。1，000金盧布作為第二次（勞動）全體大會的費用是絕對不夠的⋯⋯這次大會應有400–500名代表出席。估計還要花費15，000–20，000。當然不可能弄到這麼多錢作大會費用；可是即令大大削減代表的數目，接到這筆款子也只夠應付準備工作。」馬林的這個估計來自陳獨秀。第二天，馬林給國際的工作報告說：「勞動大會正在籌備⋯⋯黨中央同意工會國際的見解，認為鐵路大罷工失敗（指二七大罷工——引者）以後，最好舉行一次盛大的代表大會，但是現收到1，000金盧布不敷籌備大會之用，陳獨秀認為，召開一次400名代表參加的大會須有15，000墨西哥元。」[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