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這次準備在6月20日召開的勞動大會，終於流產，拖到1925年才舉行。而1915年創刊的《新青年》，創造了輝煌的新文化運動，一直火爆，但到1922年7月出到九卷六號，終於主要因經費困難而停刊了。因此，黨中央不得不向國際請求每月1，000–1，400盧布的援助。其中650盧布用於工會工作，770盧布作為政治工作和宣傳的費用。馬林對國際說：「這個數目對中國來說肯定是不會太多的」，「罷工的失敗確實使這個小黨處境艱難，我想支持中央委員會的請求，建議你們批准至少從7月到今年年底這個期間每月資助14，000盧布。」但同時，馬林在中共中央委員會內又說：「黨務費用務必力爭自理，現在幾乎一切都從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資助開支⋯⋯黨員的多數，乃至大多數都沒有收入；我經常指出，這種情況是不正常的。」[11]
陳獨秀是個硬漢子，本來就反對拿人家的錢——「僱用革命」。聽了這樣的話，看到黨這樣的處境，內心自然很不是滋味。所以，陳獨秀在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領導全國革命運動的同時，還要親自製作詳細的預算和每一筆開支的帳目報告給國際。在馬林檔案中，就有一份陳獨秀作的「支持擬議中的國民會議進行宣傳工作所需費用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工人運動每月預算表」。[12]
黨的經費是如此的困難，陳獨秀的經濟當然也就更困難，如上述馬林報告所述，如果他真有富裕的錢，也要像那十分之一的黨員那樣，先應該交黨費。自從他離粵上任中共領導人以後，就成了沒有職業的職業革命家，沒有固定的經濟收入。當時脫產的共產黨幹部，組織上只給每月30至40元的生活費。陳獨秀即使要了也難以維持一家四口人的開銷。他雖然常給黨刊寫文章，但那是黨的工作，是沒有稿費的。1919年五四運動後，他被聘為商務印書館館外名譽編輯，但這時，他表示月薪不必多（當時商務招聘館外名流為館外編輯，月薪高至五、六百元），編輯事務也不願太繁重。因為他主要工作是辦黨。願任商務名譽編輯，不過為維持生活。結果說定：「月薪三百。」——這說明，他要是不搞政治，不搞革命，可以過相當優裕的生活，至少像胡適那樣。說是月薪三百，他是一個無功不受祿的人，實際上他當時無力為商務編輯或寫作，商務是不會白白給他錢的，他也不會白拿人家的錢。這可以從他當時的生活常常發生困難得到證明。
他的生活費，主要是1922年亞東版的《獨秀文存》的版費。沒錢了，他就到亞東圖書館去，但又「從不開口」向汪孟鄒要錢。老朋友相知有素，汪每次「見他坐的時候多了，總要問他一句：『拿一點錢吧？』他點點頭，拿了一元、二元，再坐一回，就去了」。可見，這位當年安徽都督府的秘書長、北京大學拿月薪三百元大洋的文科學長、又任過廣東省教育委員長的共產黨總書記，現在窘迫到甚麼程度。
實際上，當時他家（嗣父陳昔凡）雖然生意破產，家底厚實，還是很有錢的。雖然因婚姻與革命，他與家裏搞得很僵，但經濟上對他是不吝嗇的。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開的一所大鋪子（在琉璃廠，專賣字畫古董的「崇實齋」）的掌櫃聽說小東人來了，請他到鋪子去一趟，賞個面子。他說「鋪子不是我的」，始終不肯進去。所以，他每次去亞東支錢，那些夥計（都是安徽人，與陳獨秀相熟）總不免要議論一番：他家有錢哩！他不管怎麼樣，再也不要用家裏一個錢，真是個硬漢子。可是他一個人當光棍硬漢子好辦，妻子兒女怎麼活，況且君曼又得了肺病。
於是，君曼每次與陳獨秀見面就吵架。汪孟鄒多次勸解無效。到1924年，國共合作實現後，既要協調與聯共、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鮑羅廷的關係，又要處理與國民黨的矛盾，更要領導全國的黨務和革命運動，當時中央主持工作的幹部又少，陳獨秀更是忙得焦頭爛額，更無精力顧及家庭生活。與君曼的感情終於破裂。雙方曾一度協議離婚，後經汪孟鄒勸說，未離。大約在1924年，君曼為了節省生活費用，攜兩個孩子到南京居住。南京東廠街（今秀山公園旁）有君曼娘家的幾間破草屋。陳子美認為母親是最理解陳獨秀的，讀過許多陳獨秀的文章，「母親能成全父親，瞭解大丈夫志在四方，自己則默默地帶着兩孩子隱居他鄉，讓父親無後顧之憂」。[13]
揭開「神秘情人」的面紗
可是，性如烈火的陳獨秀，在情字上也是一匹狂放不羈的野馬。分居後，耐不住感情上的寂寞，終於與一位女醫生發生感情。這不是陳獨秀故意喜新厭舊、尋花問柳的風流韻事，而是在地下生活被「隔離」的特殊的孤獨狀態下，碰到一個能給予溫情的異性朋友，接受這份感情，乃人的本能所為。人生猶如旅途，有時很累，很艱難，很孤獨，需要外來的溫暖、安慰和幫助。要有一個心靈的港灣，憩息、補充給養、以備繼續跋涉。所以，陳獨秀這次戀情及以後與潘蘭珍的結合，與「富貴思淫欲」有本質的區別。按照當時陳獨秀的經濟狀況，陳獨秀無力幫助高君曼，同樣也不可能有錢揮霍在情人身上。因此二人關係也是純潔的，似乎對此不必大驚小怪。但是，從世俗的眼光來看，他先是停妻再娶，這次又拋棄在困境中的高君曼，確有「不仁不義」之嫌，所以，這種事是最難說清楚的。
陳獨秀與三夫人潘蘭珍
陳獨秀的「地下戀情」，終於慢慢「失密」。先是同志們若有所感，看着他每次來看文件或開會，修飾穿着得比較整齊，猜想他一定有一個女伴照顧着他。當時在中宣部工作的鄭超麟說：彭述之猜這人大概是一個女學生，有文化，有思想，而崇拜陳獨秀的。「我們有時用話去引陳獨秀洩露秘密，但每次都失敗了。話一說到邊緣，他便閉口不談。」[14]但是，這種事還是女人最敏感。1925年10月，終於被南京來上海的高君曼識破，與陳獨秀大吵一場。
10月13日，汪孟鄒的日記寫道：「晚8時，仲翁（即獨秀——引者）來，想見君曼女士。」
14日日記寫道：「昨晚仲翁走後，他的夫人君曼女士來，相左未見」；她只站着和我談話，抱怨陳獨秀不管她。
汪孟鄒和汪原放叔侄勸說道：「仲甫太忙，也沒有辦法。黨裏事務繁多，他哪有功夫問家。」
這麼一來，君曼就忍不住把一肚子的委屈噴發出來：說她去看病，窮人害了富病了，「我到南京去是為要省一點（在上海每月百十來元），南京生活程度低。但到寧後，他每月只寄五十元給我，太少了。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嗎？」而他「倒拿經濟接濟心愛的人，過天上的好日子。」
其實如上所述，他哪有錢「接濟心愛的人」，更沒有「過天上的好日子」，不過是苦中找樂，孤獨中找點安慰，繁重而緊張的政治鬥爭中獲得一點精神上的憩息而已。
大約1925年底或1926年初，陳獨秀突然不來中央機關看文件了。因為沒有人知道他的地址，沒有辦法找他。中央秘書處秘書任作民首先恐慌起來，報告了主席團成員張國燾、瞿秋白、彭述之，「他們也恐慌起來」。任作民在《民國日報》上登載尋人廣告，也沒有反應。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來上海彙報或開會，見不到父親，到亞東圖書館找汪孟鄒，想得到一絲訊息，也毫無所獲，急得這個從來不叫父親、只稱「同志」硬漢子也啼哭起來。可見他也與父親一樣，並非無情，而只是把感情隱藏在心底深處。一天天過去，大家近於絕望了，作了最壞的思想準備，以為軍閥和帝國主義秘密逮捕了陳獨秀，秘密處死了。江浙區委甚至派高爾柏回松江去打聽。江蘇省長陳陶遺是松江人，與高爾柏有親戚關係，想從陳陶遺口中得到一點風聲。結果也不得要領。於是，大家都以為陳獨秀已經死了。張國燾在與工人部閒談時，甚至說：「老頭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這個下場。」說着差不多要哭出來。
中共中央總書記失蹤了！可不是一件小事。1926年2月21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決定「兩個頂重要的問題」：一是陳獨秀「已經月餘與中央局隔絕消息⋯⋯國際來電主張中央遷移」，遷到北京或廣州。因為考慮到國內外「各種反動勢力互相配合，出全力以搜索我黨中央機關」；二是對待國民黨北伐的態度。[15]但是，中央通告說：「當會議初開，即接仲甫同志由滬來電，謂已經能扶病視事」，於是中央遷移之事暫時擱置。
仲甫因病而「失蹤」月餘，是事後聽陳獨秀本人的解釋。當天，陳延年懷着悲痛的心情回廣州已經上船了，中央交通員立即到輪船上把他找回來，父子又一次在驚喜中相聚。陳獨秀向大家解釋說：他生了傷寒病，進了醫院，做醫生的女伴服侍他。陳為自己的冒失行為開脫說：他原先已經告訴任作民要好多天不來辦公的；他也看到《民國日報》上的尋人廣告，但以為不久就可以出院，未作理會。他就是這樣的人，有一點自由主義，不知道他這個中共總書記的重要性，以至造成這場不大不小的風波。同志們給了他批評。他當然不得不接受，答應以後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的「家」。但是，這個「神秘的情人」叫甚麼名字？是怎麼樣的人？還是不告訴大家，任作民也是守口如瓶。
後來，陳獨秀、任作民先後去世，人們以為陳獨秀的這個謎永遠不會揭開了。不料想，半個多世紀以後，一個在新疆建設兵團工作的年輕人張軍輝，在整理原上海電影製片廠工作的母親陳虹的遺物時，意外地發現在外祖母的照片大鏡框背後，重疊隱藏着一張同樣大的陳獨秀的照片。而外祖母的名字叫施芝英，一個美麗而不俗的名字。職業是醫生。終於揭開了陳獨秀這位「神秘情人」的面紗。這個現象說明當初這對情人感情之深，施芝英的心中也一直深藏着陳獨秀這個人和與他相處的這一段浪漫生活。可見陳獨秀此人的魅力，雖然其貌不揚。
這時的中國，由於改革開放造成的輕鬆環境解除了人們對「陳獨秀」這個名字的恐懼感，在新疆工作的這個年輕人，這時也明白為甚麼他母親當初硬要認陳獨秀為父親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慘遭迫害的原因所在。他就夥同另兩位兄弟姐妹，三人共同向中共中央寫信，說要認親——認陳獨秀後代傳人，而陳獨秀是他們的外祖父，他們是陳獨秀的外孫，做起了與他們的母親同樣的夢。又說母親陳虹和外祖母施芝英先後在文革中——1969、1973年病故。眾所周知，由於江青在30年代以「藍蘋」藝名在上海電影製片廠混跡過，為了掩蓋她在這段生活中那些不可告人的醜事（有一張坐在青紅幫頭子杜月笙大腿上的裸照），上影廠是文革中受到暴力摧殘的重災區，許多著名的演職人員，受盡殘酷迫害，有的死於非命。陳虹的死，之後施芝英的死，以及他們的子女去新疆「建設」，乃並不偶然。
三位年輕人並不知道，陳獨秀問題的複雜性，遠遠超出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般的冤假錯案。它是中共一部左傾史的沉澱物，更涉及中共頭30–40年的主宰——聯共黨及共產國際的歷史的大問題。也就是說無論中共黨史及聯共與共產國際史，都要推翻重寫。所以，當時以憂國憂民、滿懷激情做撥亂反正、推翻了許多冤假錯案的胡耀邦總書記，雖然對陳獨秀案也給予了同情和關注，並專門派人在1979年4月26日給這位年輕人去了長途電話，表示中央將對陳獨秀功過重新評價，詢問他們現在的生活狀況及要求。[16]但是，當他們幾次提出簡單的要求時，卻再也杳無音訊了。於是他們尋求社會的幫助，向廖承志等著名人士反映和呼籲。有一份材料轉到了已過八旬的歷史見證人鄭超麟的手裏，於是，鄭超麟終於知道了這個隱藏在心中60多年的陳獨秀「神秘情人」真相，並把記憶碎片粘合起來，提供出更多的故事。
他說：陳獨秀這位醫生女伴，看來是一個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兩人同居要對陳獨秀的朋友絕對保密，可能是施芝英提出的一個條件。」可是，這個小家庭持續時間也不長，大概只有一年多。上海第三次暴動前不久（1927年2、3月間），陳獨秀住到中央宣傳部來，在北四川路橫濱橋南邊安慎坊今33號。「我把自己的房間三樓亭子間讓給他住，我睡辦公室去。陳獨秀在這個地方聽彙報，約見幹部（例如，顧順章指揮杭州暴動成功到上海來，周恩來就帶他來這裏同陳獨秀見面），遙控暴動戰鬥，起草《汪陳宣言》，等等。我當時以為他是為了便於指揮暴動才住到中央宣傳部來的，誰知那時他是無家可歸。這個小家庭怎樣破裂，我不知道，但後來施芝英嫁了人，丈夫名王蔚如。[17]
「這個小家庭怎樣破裂」，其實也不難推測。陳獨秀可以向黨內同志隱瞞這個情人和這個小家庭，但是難以向這個情人永遠隱瞞他的真實身份。在北伐戰爭轟轟烈烈，一直打到上海附近時，陳獨秀為策劃並親自指揮上海工人三次武裝暴動，天天早出晚歸，行蹤詭秘，怎能讓施芝英放心。即使陳獨秀不能告訴他的真實身份，也難以說清自己每天的行蹤。如果她知道陳獨秀的真實身份，幹着「造反」、「殺頭」的最危險的事體，一個熱愛生活而沒有革命觀的女人，是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她那裏知道，情況還不僅如此，這個多情的男子，乃是當局要緝拿的、報紙上天天形容是「共產共妻」、「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共匪巨首」！同樣，雖然不知道陳獨秀的真實身份，男方每天如此神秘的行蹤，也令女方沒有安全感。
就這樣，1927年3月，上旬或中旬，陳獨秀與施芝英分手了。陳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只得住到中央宣傳部來。
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在南京出獄後到武漢，因在武漢接連發表抗日演講，頻頻在媒體上露面。某日，陳虹找到陳獨秀，自稱是他的女兒。陳當面告訴她：你不是我的女兒，你是你母親的養女。從上海電影製片廠保存的陳虹檔案中看到，陳虹自填出生於1921年，到施、陳同居時（1925、1926年）已經是4、5歲的女孩了。所以，陳獨秀的說法是對的。但是，陳虹也沒有錯，因為在施芝英領養這一年中，也是施與陳的同居期，所以，陳虹也可以理所當然地把陳獨秀認作「養父」。因為陳獨秀與施芝英相好的日子裏，這個女孩還小，不懂事。以後十來年，陳獨秀又是被國民黨政府萬金懸賞緝拿的「共匪首領」。施芝英自然也不敢告訴已經長大起來的陳虹關於陳獨秀的事。現在，陳獨秀成為經常見報的「大名人」，於是，施本人因為已嫁他人不好出面，就讓陳虹來認這個「父親」，這也在情理之中。要不然，當年4、5歲的陳虹，哪還會有陳獨秀這位「養父」的印象。不過，對於陳獨秀來說：既然當初那段情戀是秘密同居，也就不好相認，況且又不是親身骨肉，再加上自己還在「浪跡」之中，前途未卜，何必接受這個累贅。對此，當時武漢的反動報紙就很感興趣，並借機渲染，說陳獨秀拉了屎不揩屁股。但是，陳獨秀既然不認此事，炒作一陣後，也就平息了。從此，無論是施芝英還是陳虹，再也沒有來打擾陳獨秀，只把那股思念埋藏在心底，像陳獨秀的那張照片重疊在施芝英那張大照片背後，鑲嵌在鏡框裏。施芝英的這點隱私，竟然瞞過了與她同床共枕幾十年的丈夫王蔚如。可見這「情」字了得！
可是，陳虹卻萬萬沒有想到，為了敬仰陳獨秀這個名人而要求陳認她為「女兒」這件事，卻給她後半生及其子女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兒孫的坎坷人生
說到陳獨秀的兒孫，受到衝擊最大的要算是女兒陳子美和他的兒女們、小兒子陳鶴年和他的兒女，以及自稱是陳獨秀女兒的陳虹和她的兒女。
陳獨秀之女——陳子美
在幼年當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的女兒、有過三年美好生活回憶的陳子美，1925年因中共總書記、父親的安全，不得不與母親一起與父親分離，到南京居住。1931年母親去世時，她才十九歲，在杭州電信局工作。母親過早地離開人世，父親又不能聯絡，一下子把她拋進孤獨的深淵，不久便與比她大十歲的男子有婦之夫張國祥結婚。可是張並沒有告訴她已有妻室。婚後生了五個子女。在日本侵略的烽火中，他們轉輾流亡上海、重慶，吃盡苦頭。最後落腳在日本統治下的山東泰州。因生活困難，陳子美經常奔波於泰州、上海、南京之間，做小生意，時稱「跑單幫」。這是一種不適宜女人幹的很辛苦、很危險的工作，特別是日偽軍封鎖各交通要道的環境中，等於是在刺刀下討生活。她身上有陳獨秀的遺傳基因，膽大心細，活動能力很強，富於冒險精神。不料想如此在外奔波沒有出事，後院卻着起火來。在家的張國祥又尋新歡，一再欺騙和愚弄陳子美，她忍無可忍，毅然與張離婚，來到上海。出於母愛的本能，她本欲把幾個孩子帶在身邊，但被張拒絕。到滬後，她繼續靠跑單幫生活，後與一位叫李煥照的男子結婚。李比她小十歲，深切同情她的遭遇。二人生有兩個兒子。1949年上海解放後，新政府推行「新式接生法」，子美在重慶時學過婦產科技術，就當上了里弄裏的「接生員」，因技術好、服務態度好，頗受各方讚揚。但是，好日子不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來，這場聲稱重點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運動，竟然還要翻出「中共十次路線鬥爭歷史」，於是，「第一次機會主義路線頭子」陳獨秀首當其衝。死人走了，鬥活人，災難終於落到了陳獨秀的後代身上。中國幾千年帝王專制「株連九族」的醜惡傳統，在20世紀下半葉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號下，竟然還如此的猖狂。一個循規蹈矩過着平靜生活的普通老百姓陳子美，被拖到大街上，掛上「大右派陳獨秀的孝子賢孫」，遊街示眾，反復批鬥，受盡折磨和污辱。
但是，突然而降的橫禍，倒又一次喚起她血液中的陳獨秀精神。她不願像千萬個受害者那樣，逆來順受，任人宰割。1970年，58歲的陳子美，在一天夜裏，帶着「紅衛兵」給她的遍體鱗傷，身繫五、六隻醬油桶做成的「救生圈」，在海上漂泊了十多個小時，偷渡到香港。從此，杳無音訊約27年。幾乎所有的人都以為她已經不在人世，還有人說她「自殺」了。
1997年9月14日，中國《環球時報》發表了該報駐聯合國特派記者吳琳琳女士寫的一篇報導，終於揭開了陳子美離開大陸後的新傳奇。
她到香港後，因躲避港英當局將偷渡客遣返大陸，又吃盡千辛萬苦，最後亡命美國。1989年加入美國籍。在這個過程中，她又把兩個在國內學校中同樣因「陳獨秀問題」受到迫害的兒子接到美國，並幫助他們成家立業。1991年以後，因年邁多病失去勞動能力，靠政府補助金過日子，到1997年已積欠公寓管理費達一萬四千美元。公寓管理公司於這年5月向法院提起訴訟，限令其交納此款，否則到期不交，她將被趕出公寓，流落街頭，後果不堪設想。《環球時報》報導「陳獨秀女兒在紐約陷於困境」後，引起國內外華人的熱情關注。筆者主持的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特別向中共中央呼籲救助陳子美，並在社會上發起募捐運動。[18]最後，老人得到了以「中華海外聯誼會」名義提供的九千美元的經濟援助，終於度過難關。老人感謝國人和華僑同胞的關懷，曾想回祖國看看，最後因體弱多病，醫生勸阻不能遠行，未能遂願，2004年4月14日，在遺憾和孤獨中客死紐約。[19]
關於陳鶴年在父母分離、母親去世後的經歷更是坎坷。他出生於1913年反袁鬥爭之時，那時是革命連遭失敗時期，因此他也隨父母四處逃亡，特別是未離母親一步，直到高君曼去世。在這個過程中，給他最大的溫暖是偉大的母愛。因此他與母親的感情無比深切。直到90年代，他還對自己的女兒陳禎祥說：「你的奶奶不但長得秀氣、文靜、漂亮，性情也極溫和、善良，真是一位慈愛的母親。她還很有文學修養，不僅懂得古體詩，還會做格律詩，講故事。她講起故事來，娓娓動聽，總是讓人聽得入神、入迷。」[20]他與父親陳獨秀雖因母親關係頗有怨恨，但畢竟還有骨肉之情，並有過北京大學時期的美好時光，因此母親去世第二年陳獨秀被捕入獄後，立即去南京探望，並提出要幫助陳獨秀越獄逃跑的天真想法，被陳斥之為「胡鬧」。他並不因此生氣，還是經常去看望父親，並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當時他在南京《民聲報》工作。陳獨秀獄中寫的《辯訴狀》，十分精彩，他曾拿去《民聲報》秘密印刷後在社會上散發，發生很大影響。
後來，陳鶴年為了繼續深造，轉輾到北平入致誠中學讀高中三年級，半工半讀。不久與同校女生許桂馨結婚。1935年在日本侵吞華北時，夫婦倆參加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陳獨秀的基因又發揮作用，他成為「北平三大領袖之一」。之後，即加入共產黨的周邊組織「民族青年先鋒隊」（簡稱「民先隊」。1936年，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青團解散，民先隊即代替共青團）。北平淪陷後，他成為中共北京西山遊擊隊的交通員，在城內做秘密工作。後來暴露，想去延安未成，一家人轉輾逃亡天津、上海、香港、桂林、桂平等地，在戰亂中，失去了組織關係，飽經苦難。抗戰勝利後，又因是陳獨秀的兒子，被國民黨當局逼走香港，考進《星島日報》工作，繼而又學父親陳獨秀自己辦了一個刊物——《少年文藝》（讀者對象主要是青年）。1949年大陸解放後，該刊站在共產黨立場上宣傳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生平事蹟和新中國的建設成就。因港英當局查禁改名為《新少年》。他們全家原本想遷回國內，但許桂馨帶着四個孩子先行回國，滿懷激情參加新中國的建設時，卻因「陳獨秀問題」遭到不公正待遇。一說許桂馨是陳獨秀的兒媳，連工作都難找，「幼稚園都不要我」，最後到一家職工醫院先做掛號工作，後到藥房，直到退休。大女兒陳禎祥，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盡折磨；二女兒陳禎榮（陳紅）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三女兒陳禎慶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許桂馨更被誣陷為「特務」。因此，陳鶴年的暫留香港，成為常滯，直到2000年12月19日逝世。所幸他們都活到了1979年改革開放以後，看到了大陸的轉折，一切莫須有的罪名得到洗刷。
那位自稱是陳獨秀的女兒、實為施芝英養女的陳虹，後來進入新四軍蘇南軍區文工團（現南京軍區前線話劇團）工作，跟隨部隊（新四軍，然後是解放軍）轉戰南北，後經人介紹與在上海做中共地下工作的張燕認識，1949年結婚，解放後進入上海電影製片廠化妝組工作。張燕則在上影樂團工作，1960年病逝。陳虹「為社會主義事業勤奮工作」，並撫養三個孩子長大成人，但沒有想到，因為說過自己是「陳獨秀女兒」的話，使她和兒女以後的生活遭受許多苦難。
她的兒子在致廖承志的信中控訴道：在「陳獨秀問題」壓迫下，「母親只有抱着立功贖罪的態度，在從事社會主義事業中勤奮努力地工作。但幾十年中冷嘲熱諷，我們同母親一起，忍受着世上的辱駡、鄙視。文革期間又因『陳獨秀女兒』受株連迫害，隔離，批鬥、勞動、寫交待，受盡欺辱。他們逼迫母親寫『與陳獨秀的罪惡勾當』。母親終於被折磨成重病纏身。他們照樣不放過批鬥、寫交代。一直到她肝硬化腹水無法下床，還讓我代替她寫交待。但批鬥會仍不放過。母親必須挺着膨脹的肚子去參加批鬥會。1969年7月21日凌晨，終於死在上海廣慈醫院。病危和火化時，廠裏沒有一個人來看望。」
我們三個母親的子女，也因此被分配在新疆石河子農場「工作」，受盡折磨，並且至今不得返回上海。[21]
話又得說回來，毛澤東有時還念舊情，如像在1945年說陳獨秀是「五四時期的總司令」那樣，1953年底，毛澤東視察各地乘船路過安慶時，與安慶地委書記談話，問到陳獨秀問題時說：「陳獨秀晚年犯錯誤不小，但在黨的啟蒙運動時是有功勞的，其功不可磨滅。他就是這個地方人，可能還有家屬，你們去訪問一下，若有家屬要給予適當照顧。」據陳松年說：「這以後政府給我家每季度補貼30元，後來省委統戰部通知，每月給我家補貼30元，一直到現在（1979）沒有中斷過。」[22]這筆錢，相當於當時一個月工人的中等工資。所以，在陳獨秀的家屬中，高大眾元配夫人一系包括陳松年及其四個子女，一直沒有受到衝擊。
上述那樣家屬及關係人受到迫害，似與毛澤東本人無關，只是如他發動文革打開潘朵拉魔盒，後果之惡，他已無法控制。
陳獨秀的夫人高曉岚，又名高大眾
自由戀愛不能影響革命
陳獨秀自己這樣處理家庭與愛情，作為共產黨的總書記，又怎麼樣處理黨員的戀愛與家庭糾紛呢？這是人們很感興趣的問題。鄭超麟先生在1945年寫的回憶錄中，專門有一章「戀愛與革命」寫二、三十年代中共第一代領導人中的戀愛故事與糾紛，以及陳獨秀處理這些糾紛的情況。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大陸的「第一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在1980年以「現代史料出版社」的名義出版這部「供內部參考」的《鄭超麟回憶錄》時，不得不把這一節全部刪除。後來，在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史事與回憶》中，才恢復了這一節。本書只是通過陳獨秀怎樣處理革命中同志們的戀愛問題，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反映陳獨秀處理問題的原則和人格。
中國共產黨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下成立的，而且除了陳獨秀、李大釗、林伯渠等少數中年人之外，早期共產黨人都是青年人。新文化運動所提倡和帶來的思想解放，反對舊倫理觀念的束縛，受到廣大青年的熱烈歡迎，特別是性解放，反應更為強烈。青年們（主要是城市知識青年）一下子從長期的封建包辦婚姻的禁錮中沖出來，自由戀愛，自由結合，一時成為時尚，令其他的人們瞠目結舌。但由此也發生不少三角或多角戀愛的糾紛事件。這種情景自然也反映到黨內來。陳獨秀作為黨的領導人，除了領導革命工作外，也要經常處理同志們的這類糾紛。例如，尹寬是中共早期重要領導人之一。他曾與趙世炎、周恩來等一道赴法勤工儉學，是中共旅歐支部創始人之一。1925年到山東任地委書記兼濟南市委書記。中共一大前，山東黨組織三位創始人之一王翔千有一個不到20歲的的女兒——王辯，特別疼愛，視為掌上明珠，介紹到共青團裏來，受共產主義教育，參加革命工作，對她寄予很大希望。然而，王辯與尹寬接觸後，就愛上了他。每次聽尹寬在會議上講話，那風趣而激情的話語、廣博而新鮮的馬列主義知識，把她緊緊地吸收住。她總是如癡如醉地聽着，表現出十分欽佩的神情，似乎把尹寬看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化身。山東當時的工作開展得較好，她也認為是尹寬的功勞，對尹有一點個人崇拜。尹寬很快感受到了王辯的感情，對她也多加關照。於是，這年8月，當他奉中央之命調上海工作時，臨走前夕，寫了一個紙條給王辯，要她隨同到上海去。姑娘毫不猶豫地收拾了簡單的行裝，跟他走了。結果在山東發生了一場很大的風波。
山東的黨員同志幾乎全體鬧了起來，要求中央開除尹寬的黨籍，說他拐帶王翔千的女兒逃到上海。王翔千本人更是要帶刀來上海，與尹寬拼老命。山東的同志都支持他。
尹寬調上海後，先是任上海區委書記，可能是這個原因，很快下台，轉任區委宣傳部長。中共中央對這個問題感到很棘手。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陳獨秀當然不願向這種封建落後意識讓步，但此事已經在山東黨內激起公憤，嚴重影響黨的工作，也不能置之不理。做了許多工作以後，王翔千和山東的同志漸漸冷靜下來，見中央不可能答應他們的要求，便自動讓步，要求尹、王二人舉行正式婚禮，並請陳獨秀（黨中央總書記）、惲代英（團中央宣傳部長）兩人做證婚人。中央擔心開了這個先例，別人效法，也沒有答應。問題就掛了一段時間。陳獨秀雖然本人主張戀愛自由，不想插手，但他又有一條原則：黨的幹部戀愛自由，不能影響革命工作。所以，他還是積極想辦法妥善處理這個問題。
正好這時尹寬舊病復發，也是肺結核，大口吐血。這種病有傳染性，王辯為情，毫不畏縮，盡力服侍他。尹寬一時很悲觀，想到自己會一病不起。有一天對王說：「我死了，你怎麼辦？某某兩同志還沒有愛人，你選擇一個好麼？」王辯搖搖頭說：「你死了，我終身不再愛人。」[23]於是，中央決定：尹寬離職養病，由王一飛代理他的上海區委書記兼宣傳部的工作，然後，中央任命由羅亦農任書記。王辯去莫斯科讀書。
雖然沒有開除尹寬的黨籍，也沒有拆散尹與王的關係，但王翔千和山東的同志們也只好收場了。
鄭超麟說：當時去莫斯科讀書的，有好幾位女同志。她們在國內都有愛人，但到莫斯科後都移情別戀。為此，尹寬寢食不安，也擔心王辯變心。當時莫斯科中國留學生男多女少，而且比例懸殊。一般女同志經不起「圍攻」。但王辯是一個例外。莫斯科回來的同志都說尹寬多慮：「你擔心王辯愛了別人，可是王辯在莫斯科是愛情專一的，心心念念不忘你尹寬，好多男同志追他，她都不理會。」事實也果真如此。可見二人是真心相愛，而且愛得很深。
1927年，王辯回國時，正是大革命失敗後黨的困難時期。由於工作的需要和地下鬥爭的危險環境，她和尹寬先後在廣州、上海工作，卻都未能謀面。後來尹寬任安徽省委書記，倆人才調到一起。但那時工作很忙，又天天警惕着被特務和叛徒破獲，倆人雖同居一處，仍沒有工夫共敍舊情。只有一天，稍有閒暇，尹寬打了一點酒，備了一點菜，二人享受了一下生活的樂趣。這樣的革命情侶生活，在當時來說是很正常的。1926年與彭述之同居的女革命家陳碧蘭說：「在我們同居的歲月中，雖然雙方都感到青年之戀的歡樂，但由於我們的工作太忙，我們從沒有閒情逸致一同去看過電影或遊公園，即在戀愛的過程中也是如此，也從未感到這種需要。這便表現着在一個革命上升的時代，私人的生活也是與平時不同的。」[24]
誰料好景不長。不久，安徽共產黨組織終於被國民黨特務破獲，王辯和另一位女同志被捕。尹寬還支持了一段時期，營救無效，以後也逃到上海。王辯出獄時已是1929年秋天。這時尹寬與陳獨秀等人已轉向托派——中共的反對派，反對史太林共產國際為中共六大制訂的路線，擁護聯共反對派領袖托洛斯基為中國托派制訂的路線。按照莫斯科的標準反對派就是「反革命派」。黨中央向王辯介紹情況後，勸她不要再與尹寬見面。但往日的情愛，難以割捨，還希望用愛情的力量把尹寬拉回來。因此，她堅持要見尹寬。某日，二人在虹口公園附近的尹寬住處相見。這時的王辯，已經成熟，失去了少女的羞澀和稚嫩，增長了中共的所謂「黨性」（卻失去了人性）。她當即與尹寬及在場的鄭超麟夫婦爭辯起來，堅決反對托洛斯基主義，勸他們回到黨的路線上來。結果失敗，從此，她拂袖而去，再也不與尹寬見面。
癡情的尹寬，永遠也忘不了王辯的深情。曾天天到猜想是中央機關所在地的某菜市場轉悠，希望遇見王辯。直到解放後，他因托派問題入獄，遇見山東籍的還要打聽王辯的下落。後來終於打聽到，高興地對獄中的鄭超麟說：「王辯還活着，王翔千也未死，但已脫黨，在家中替人殺豬。」
另一位女同志是中共最早的婦女運動領袖向警予。早年參加赴法勤工儉學時與蔡和森是一對情侶，後來結婚，是當時黨內幹部中革命志向上情投意合最早結婚的一對，人人羨慕他們是「模範夫妻」，「最佳情侶」。在男女關係上，她表現得很正統，很嚴肅，看不慣黨內一些浪漫事件。開會或閒談時，陳獨秀有時拿男女關係的事情開玩笑，她在場就會正色嚴詞地提出抗議，弄得老頭子下不了台。別的同志更不敢在她面前放肆。女同志也都害怕她。瞿秋白稱她是「黨內馬克思主義宋學家」。可是，1924年蔡和森調北京區委工作後，她在上海發生了情變，愛上了彭述之（中央宣傳部長）。不久，蔡又奉調回上海準備去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火車站未見她來接，引起懷疑。經多次盤問，她才講出實情，說自己愛上了彭。
第二天，中共中央主席團陳獨秀、彭述之、瞿秋白、張國燾、蔡和森，加上團中央和上海區委的代表開工作會議，向警予也參加。散會時，蔡站起來說，還有一個問題請大家討論。他說了妻子移情別戀的事。一下子場上氣氛好像是凝固了似的，大家許久不能說話，因為太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
最後，陳獨秀說：這要由她自己來決定。她伏案大哭，不肯說一句話。獨秀說：「你究竟愛述之呢，還是愛和森？」也沒有回答。獨秀提這個問題也的確讓她難以回答，特別是當着大家的面，而且是當着和森和述之的面，一個是丈夫，一個情人，叫一個女同志如何啟口。於是，當場開了一個特殊而奇怪的中央會議，也許是中共歷史上唯一的一次中央會議，當着三位當事人的面，討論三角戀愛糾紛，並作出正式決定：獨秀、秋白、國燾三人提議：蔡和向二人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和森去參加共產國際第五屆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然後留駐莫斯科；向警予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她並不反對。於是便作為組織決定執行。為了儘量縮小這個事件對黨的工作的影響，陳獨秀囑咐在場者對此事嚴守秘密。
1925年10月，蔡和向二人服從組織決定去了莫斯科。向警予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婦女部的職務和《民國日報》副刊《婦女週刊》的編輯工作，由剛剛從莫斯科回國的陳碧蘭接任。不久，陳碧蘭與彭述之結合，由同居而結婚，後來經過了幾十年革命戰爭年代急風暴雨、是是非非、生生死死的考驗，一直白頭到老，始終沒有分離，倒是一對真正的「模範夫妻」。
其實這些事不必忌諱或隱瞞，共產黨人也是人，不是聖人，有七情六欲，即使在情愛問題上有些不妥，並不影響一個人的總體形象和評價。如上述王辯、尹寬、向警予、蔡和森，即使發生這類戀愛糾紛，誰會抹殺他們的革命工作、玷污他們的烈士形象呢？陳獨秀本人更是如此。
「不准自由戀愛！」這是封建倫理中的一條重要規矩——甚至訂進了家規、族規、教規等。違犯了這條規矩，重則要處死，西方有當眾吊死在十字架上的，中國則有「沉江」、亂石砸死等酷刑。主持其事者往往是家長、族長等，被稱為「家長主義」。而受害者一般至死不悔，並且堅決反抗並控訴這種不人道的封建倫理。陳獨秀的「自由戀愛不能影響革命」，也算是一條不成文的規矩。他作為總書記，執行這條「黨規」，不過是暫時分離，到莫斯科學習或工作。他本來是宣導自由戀愛的，如此處理，乃不得已而為之，所以，人們說他有「家長主義作風」，也有這一層意思吧！不過，被處理者卻沒有一絲怨言，為了革命大局，自覺作出的一點個人犧牲。所以，「陳獨秀的家長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黨內青年同志自覺擁護的，而且在多數情況下是因為青年人參加革命後的稚嫩，需要陳獨秀的教誨和幫助的產物，說他「家長」、「老頭子」、「老先生」，帶有一種親昵的情感，不像是後來他被共產國際「打倒」後、有些人故意醜化他的那樣——「專橫跋扈」。
陳獨秀在上海舊居
注釋
[注1]《訪問陳松年談話記錄》（劉祿開、李永堂整理），1979年7月25、26日。
[注2]潘贊化：〈我所知道的安慶兩個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省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編：《安徽革命史研究資料》，第一輯（1980），頁15。
[注3]〈新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號，1916年9月1日。
[注4]〈近代西洋教育〉，《新青年》，第3卷，第5期，1917年7月1日。
[注5]潘贊化：〈我所知道的安慶兩個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省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編：《安徽革命史研究資料》，第一輯（1980），頁15。
[注6]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
[注7]吳琳琳：〈陳獨秀之女陳子美在美陷於困境〉，《環球時報》，1997年9月14日。
[注8]斯內夫利特檔案第313/3136號，陳獨秀英文手稿，《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150–151。
[注9]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31/3066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43。
[注10]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30/3055號，297/3060，《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182–193。
[注11]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薩法羅夫的信（1923年7月3日），斯內夫利特檔案第300/3076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78、279。
[注12]《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84、274。
[注13]吳琳琳：〈陳獨秀之女陳子美在美陷於困境〉，《環球時報》，1997年9月14日。
[注14]鄭超麟：〈陳獨秀在上海住過的地方〉，《懷舊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頁227。
[注15]〈中央通告第七十九號〉（1926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頁46。
[注16]參見張軍輝致廖承志的信（1980年5月4日），油印件。
[注17]鄭超麟：〈陳獨秀在上海住過的地方〉，《懷舊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頁229。
[注18]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特別呼籲：捐助在紐約陷於困境的陳獨秀女兒陳子美〉，《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1期，1997年10月；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為救助陳子美給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一封信〉（1998年2月10日），《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3期，1998年2月。
[注19]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關於陳子美在紐約解困公告〉，1998年4月30日，《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4期，1998年8月；〈紐約陳子美來信〉，《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5期，1999年1月。《陳獨秀與中國》總（41），2004年6月1日。
[注20]孫其明：《陳獨秀身世婚戀後代》（濟南：濟南出版社，1995），頁176。
[注21]張軍輝致廖承志的信（1980年5月4日），油印件。
[注22]《訪問陳松年同志談話記錄》（1979年5月25、26日，林茂生、王樹棣訪記），未刊稿。
[注23]鄭超麟：《記尹寬》（香港：春燕出版社，1997），頁64。本節有關王辯的情節主要取材於該書。
[注24]陳碧蘭：《我的回憶——一個中國革命者的回顧》（香港：十月書屋，1994），頁174–175。
八
莫斯科路線的重大轉折（1925–1926）
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
如上所述，1925年8月前，陳獨秀能抵制鮑羅廷、孫中山策劃的控制中共的「國際聯絡委員會」，又能領導「五卅」運動取得很大的成功，中共在國民黨組織內和實際運動中，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領導權。所以這樣，一個重要原因是，這時期莫斯科共產國際的路線對帝國主義比較強硬，實施進攻的策略；在國共關係上，也強調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