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提出反對史太林的個人迷信。劉少奇、鄧小平響應，在同年中共「八大」上提出防止中共黨內的個人迷信問題，引起毛澤東的警惕和不滿。毛堅決維護史太林，稱其為「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斯大林是一個歷史時期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的領導人」。「我們理所當然、義不容辭地要起來為斯大林辯護。」[22]因此，更不可能揭露「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真相，批判史太林。
第六，大革命中，聯共中央、共產國際指導共產黨對國民黨妥協退讓的文件，只有其代表和陳獨秀等少數人知道。這些能夠揭露事實真相的證據被莫斯科嚴密封鎖起來。與此相反，執行這些指示的中共中央文件和陳獨秀的文章歷歷在目，被反復引用。於是，當史太林把失敗責任推得一乾二淨，陳獨秀渾身是嘴也說不清，別人也無法為他說話。
1991年蘇聯解體，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絕密檔案陸續開放。1997年後，1920–1927年聯共與國際如何指導中國革命的系統檔案也翻譯介紹到中國來。於是，在中國學術界立即引起了一場關於陳獨秀與大革命研究的革命。1999年，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奎松首先利用這套資料寫成《陳獨秀與共產國際》一文，刊登在當年《近代史研究》第2期上。文章首次全面否定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傳統觀念。筆者也已經讀到公開出版的這套檔案資料，思想受到極大的震動，認識到過去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研究和批判是受了深深的蒙蔽，應該重新認識。
恰巧，1999年3月中央黨史研究室為徵求對新編《中國共產黨歷史》1923–1927年部分修改稿的意見，邀請一些學者開了幾天座談會。筆者有幸也應邀參加，並在會上對照新的檔案資料，就陳獨秀的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黨務整理案上的三大機會主義讓步、汪陳宣言，不執行共產國際挽救革命的「緊急指示」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向傳統觀念提出了顛覆性的意見。這引起了專家學者的極大興趣，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和爭論。主持編修工作的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當場表示︰「要把陳獨秀當作正面人物來寫。」[23]
隨後，這年12月，為紀念陳獨秀誕辰120周年，由陳獨秀研究會發起，聯合中共黨史學會、中央黨史研究室等七家單位，在北京召開了規模空前的「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人民日報》社理論部把作家袁鷹寫的為陳獨秀辯誣文章《悵望一座墓園——寫在陳獨秀誕生120周年》，冠以《應當把陳獨秀作為正面人物來寫》標題，以《內部理論動態》的形式發到全國各省市領導同志手中。《歷史研究》發表了由我撰寫的《重評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長篇論文。文章認為︰1923至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是在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進行的。在此期間，聯共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122次，作出了738個決定。這些決定絕大部分由莫斯科的代表、顧問直接在中國執行，命令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貫徹。中共中央的活動範圍和實際權力是很小的。所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是沒有的。
200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80周年，全國舉行了一系列隆重的紀念活動。其中，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部組織全國著名學者合作撰寫的《中國共產黨歷程》作為黨校系統新的黨史教材，繼1999年上海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上海史》以後，成了又一部放棄「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導致大革命失敗」傳統觀念的權威著作。經過中共中央書記處五位書記審批，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不得不吸收學術界新的研究成果，一改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違背斯大林共產國際的許多英明指示，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傳統觀念的提法，終於承認︰
「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並不真正瞭解中國的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在國民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反共活動面前，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鬥爭，必將導致國共關係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也堅持這種意見。中共中央只能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妥協退讓的意見在黨內佔了上風。」[24]
1989年3月，北京、上海、安徽等地一些學者串連後成立了第一個陳獨秀研究會。接着，安慶、合肥、上海也先後成立研究陳獨秀的學術團體。他們分別於1989（北京）、1992（安慶）、1994（江津）、1997（上海）、1999（北京）、2001（溫州）、2002（南京）召開了七次全國性的陳獨秀學術研討會，還直接促成日本陳獨秀研究會成立，並在東京召開了中日兩國學者參加的一次陳獨秀學術研討會。在香港出版了三本反映目前陳獨秀研究主要成果的《陳獨秀研究文集》，還從1993年開始，在沒有經費的困難條件下，編輯出版了會刊，提供大量珍貴史料，交流中外學者研究成果和訊息。
自然，要真正恢復陳獨秀的本來面目和應有的歷史地位，給他一個做「人」的位置，還要做許多艱苦的工作。實際上，在這個問題上鬥爭還相當激烈，甚至出現倒退現象。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修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以甚麼「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的說法，在否定「右傾投降主義」同時繼續保留「右傾機會主義」罪名，陳研會和廣大學者在會刊上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再加上十年來陳研會不斷宣傳陳獨秀的「民主與科學」基本思想，與現實政治相悖，也在2003年11月4日被突然撤銷了。但是，中國政治科學化、民主化的車輪是不可阻擋的。正如陳獨秀所說：「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
附註
本稿於修改時傳來重要訊息︰在30年「為陳獨秀正名」運動的壓力下，中共高層被迫且戰且退，通過各種方式（如趁《毛澤東選集》再版時修改注釋、發其他文件時附加說明等），悄悄地放棄原來加於陳獨秀的「十宗罪」。2002年主持編著最新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時堅持稱陳為「右傾機會主義」的中央黨史研究室領導人石仲泉，2008年在兩次重大紀念會上發表講話，戲劇性地180度大轉變，聲稱要為「徹底平反陳獨秀」、「恢復陳獨秀的黨籍」而努力。然而，1937年抗戰爆發，陳獨秀出獄在尋求與中共合作抗日時尚且表示「無意回黨」；如果地下有知，以今日中共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他能回黨嗎？必須指出︰陳獨秀是全民族的，不是一黨一派的！石先生的180度轉變是在退休後說的，這說明他在任時，有些問題上必須說組織允許的話、違心的話，即假話；卸任後才能說真心話。擔任中共領導人時期的陳獨秀也是如此。這是「輿論一律」的政黨體制下幾乎所有人的無奈。
注釋
[注3]〈一份關於陳獨秀的文件〉，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期（1993），頁4–5。
[注4]〈一份關於陳獨秀的文件〉，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期（1993），頁4–5。
[注5]胡華︰《中國革命史講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62），頁38、54；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份關於陳獨秀的文件〉，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期（1993），頁4–5，載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238。
[注6]轉引自歐遠方：《歐遠方文選》（香港︰語絲出版社，2002），頁457。
[注7]〈一份關於陳獨秀的文件〉，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期（1993）。
[注8]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註29，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164。
[注9]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檔案選編》（中）（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頁137–139。
[注10]〈陳獨秀先生到何處去〉，《解放》，第32期（1937年11月20日）。
[注11]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第16期（1980）。
[注12]〈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布爾塞維克》，第2卷，第1期（1928）。
[注13]賈立臣主編︰《中國現代史》（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頁87。
[注14]〔日〕《東方學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第62冊（1990年3月），頁547。
[注15]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註29，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164。
[注16]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270。
[注17]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註4，《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238。
[注18]參見唐寶林︰《陳獨秀傳——從總書記到反對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頁45–53。
[注19]〈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頁976。
[注20]參見愛德華・卡德爾著，李代軍等譯校：《卡德爾回憶錄》（北京︰新華出版社，1981），頁173。
[注21]參見《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紅旗》，第18期（1963）。
[注22]參見《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紅旗》，第18期（1963）。
[注23]唐寶林︰〈把陳獨秀當作正面人物來寫——參加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修改稿討論會側記〉，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6期（1999），頁20。
[注2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頁280。
一
早年傳奇（1879–1905）
出生書香門第「大世家」
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清光緒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於安徽安慶懷寧縣城。這一年是中國陰曆兔年，在遠方的俄羅斯，10月26日托洛斯基出生，12月21日史太林出生（不過根據1990年公佈的檔案，史太林出生於1878年12月6日，也即實際屬虎）。史太林直接製造了陳、托這兩隻「兔子」的悲劇命運。此外，比陳大一輪出生的蔡元培、小一輪出生的胡適，這兩隻「兔子」則扶助了陳前半生的喜劇命運，鑄就了中國近代啟蒙運動的輝煌——新文化運動。圍繞着陳傳奇一生總共「五隻兔子」的故事，也算是一種巧合，一種傳奇。
陳獨秀譜名慶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後來，自己取名，用作化名、別名、筆名的，現已查明有40幾個，其中重要的有︰獨秀、眾甫、CC生、三愛、陳仲、山民、隻眼、王坦甫、致中、T. S. CHEN、撒翁、頑石、雪衣、三戶、鳦兒、孔甲、明夷等。每一個名字中，都有一個深刻的故事。本著在以下這些名字出現時，再作交待。
懷寧歷來屬於安慶。1760年至1937年，安慶既是安徽省府，又是安慶府治和懷寧縣治所在地。所以，說陳生於懷寧或安慶均可。懷寧境內有獨秀山，陳獨秀這個名字來自1914年起的筆名獨秀山民，是否與斯土斯鄉相關，乃是一個謎。
獨秀山風光
與陳獨秀共同領導中共與托派兩個風火歲月的鄭超麟先生，在1945年未完成的《陳獨秀傳》殘稿中曾提出陳家在懷寧「已有好多世代」。安徽史學家張湘炳先生正確列出了陳汝公到陳獨秀再到其兒子共20世的世系表，其研究學問的功力不小。《江州義門陳氏宗譜》載到陳父親陳衍中一代，已經「習儒業十二世矣，而功名俱未顯」。這樣的舊家，有一套嚴密的宗族制度。為族長辦事的名為「戶差」，執行族長的命令毫不含糊。同時還有一位「陰差」（閻王的差人），是專門利用神鬼迷信騙錢的。陳獨秀在自傳中說︰
他常常到我們家裏來，說他在陰間會見了我們的祖先，我們的祖先沒有錢用，託他來要錢買錢紙銀錠燒給他們。我的母親很恭敬的款待他，並且給錢託他代買錢紙銀錠，不用說那錢紙銀錠是燒給這位當陰差的先生了。⋯⋯這位陰差去後，母親對我們總是表示不信任他的鬼話。[1]
有人稱讚我疾惡如仇，有人批評我性情暴躁，其實我性情暴躁則有之，疾惡如仇則不盡然，在這方面，我和我的母親同樣缺乏嚴肅堅決的態度，有時簡直是優容奸惡，因此誤過多少大事，上過多少惡當，至今雖然深知之，還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於政治上不嚴肅，不堅決，而母親的性格之遺傳，也有影響。[2]
陳獨秀寫自傳時才明白，這種現象雖是人性的一個弱點，卻普遍地存在着，連他這個硬漢有時也不能免。比如大革命中，他違心地執行共產國際錯誤路線，多次對國民黨作出對共產黨致命的讓步，這表明了社會和人性的複雜性。陳把這說成是母親性格的「遺傳」，似乎有點道理，但也是簡單化了，因為這種情況還發生在許多沒有母親遺傳的人身上。
關於陳出生在一個甚麼樣的家庭，學術界曾有過一些爭論，主要是陳本人在1937年發表的《實庵自傳》中說的一句話引起的。陳在其中詳論了科舉制度在舊社會的重大作用後說︰
我們這一家姓陳的，在懷寧本是個小戶人家，紳士們向來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親時才有一個秀才，叔父還中了舉。
於是，不少學者（包括筆者以前的論著）都說他出生於「小戶人家」。在科舉為上的社會中，衡量一家是大還是小，重要的標準是有沒有考取功名。陳出世以前，「小戶人家」的地位已經發生變化。生父陳衍中考中秀才，叔父（嗣父）陳衍庶在23歲時考中舉人，之後官運亨通，先考取謄錄館，議敍候補知縣，在山東治理黃河有功，被山東巡撫張曜保舉薦直隸州用；後調往盛京（即今瀋陽）辦理文案，又得將軍裕祿賞識，奏留奉天（今遼寧），署奉天府軍糧同知，歷任懷德、柳河等地知縣。據《懷寧縣志》記載，他為官很有才幹，以柳河署為例，「柳河固新設治，凡創建一出其手，念柳民苦，轉輸為籌鉅款，並蠲廉設局以貸，行十餘年無弊。」在一次賑災放糧活動中，「一晝夜理訟卷三百餘件，悉得民隱」。
陳衍庶是一個亦儒亦官亦商的全才型人物。升官發財之後，就開始收藏、經營書畫古玩業，在瀋陽、北京都開設有古玩店，北京這家店名為「崇古齋」。陳出生在官宦之家，對這一點，凡是與陳交往很深的朋友都瞭解。1942年陳逝世後，鄭超麟應陳的終身至交汪孟鄒的提議撰寫《陳獨秀傳》。鄭擬出的提綱中，根據陳的自傳，有一句「陳出生於小戶人家」，汪看後很不以為然。胡適明確說「他家是所謂大世家」。[3]章士釗說︰「陳獨秀，懷寧世家子，自幼讀書有聲。」[4]最早為陳獨秀立傳的王森然則說︰
先生本世家，其祖（有誤，應是叔——引者）若父，曾在奉天官知府。家資豐厚，為安徽懷寧之大地主。北京琉璃廠尚有其商店。⋯⋯先生幼年乃一華胄公子也。[5]
陳家在陳衍庶當官以前，由於家貧，都是自家人課授後輩。陳衍中（字象五）比陳衍庶（字昔凡）大三歲，從小帶着弟弟讀書。據《宗譜》記載︰
先是太恭人（即陳祖母勞氏——引者）以季子昔凡幼弱，不能成立為慮，象五承母志，訓誨季弟，無微不至。距太恭人喪不數年，昔凡舉於鄉矣，而象五之心始慰。
秀才哥哥教出舉人弟弟，可見手足情深。無獨有偶，陳獨秀也經其兄陳孟吉輔導考取秀才。陳不滿二周歲喪父後，隨即立嗣給陳衍庶。童年和少年時代實際上為陳衍庶所養育，特別是經濟上。陳衍庶在東北為官期間，一度還把陳帶在身邊，曾教陳練過字，幹過一些文案工作。陳後來一手好書法，此時打下基礎。因此，陳是貨真價實的官家子弟。不過要說明的是，陳衍庶的官並不大，最高至道員一級。
問題不在乎別人怎麼說，陳獨秀自己卻不以這個書香門第、官宦世家為榮，更拒絕享受庇蔭，一生過着清貧險惡的生活。上述胡適在北大的講演說︰「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開的一所大鋪子（即古玩店——引者）的掌櫃聽說小東人來了，請他到鋪子去一趟，賞個面子，但他卻說︰『鋪子不是我的。』」陳後來多次宣稱他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還把這句話作為自傳中第一章的標題。
陳獨秀為甚麼拒絕接受這個家庭出身？這個家庭是科舉制度的產物，儒家倫理道德文化的產物，把「忠」「孝」視為最高準則。「忠」即無條件地擁護統治者，特別是一生享受清王朝「隆恩」的嗣父陳衍庶，對皇上更是感恩戴德。「孝」則無條件地聽從家長的意志，特別在事業和婚姻問題上。而陳是個天生「不忠不孝」的「亂臣逆子」，在事業和婚姻問題上更是離經叛道。事業上，母親和嗣父曾寄與厚望，他卻偏偏厭棄科舉，當了職業革命家；在婚姻上更邪了，竟然在與元配保持夫妻關係的情況下與妻妹雙宿雙飛，在家長眼中簡直是「亂倫」。於是，嗣父與其脫離關係，並把這對小夫妻轟出家門。胡適的說法則是：「實行家庭革命，他家是所謂大世家，但因戀愛問題及其他問題同家庭脫離了關係，甚至他父親要告他。」[6]幸虧陳的親生父親去世得早，否則也會被活活氣煞。
「選學妖孽」蒙中一個秀才
成年後的陳獨秀可以拒絕家庭出身，但是誰也擺脫不了早期的家庭教育。人對教育的承受一般採取兩種模式︰正面承受與逆反承受。前者若是單純的繼承，即所謂「聽話」，當「馴服工具」，一般只能培養出循規蹈矩的沒有出息的保守性人物；若在繼承上有所發揚，才可能成為傑出人物；後者的逆反承受，若無理性指導，必成為罪犯一樣的破壞者；若順應時代突變和飛躍發展的潮流，則可成為破壞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偉人。陳獨秀從小就是這樣的逆反承受者，直到去世前一天，還保持着這樣的品性。胡適送了一個「終身反對派」的諢號，他竟然樂意接受。
在十二世業儒的家庭裏，陳獨秀從小所受的教育和期待可想而知了。自傳中說，從六歲開始，直接教育他的是三個人︰一個嚴厲的祖父，一個能幹而慈愛的母親，一個阿彌陀佛的大哥。六歲到八九歲，由祖父親自教他讀書。這位飽經風霜，一生不富，官運也不通的老者，晚年把全部希望寄託在陳獨秀身上——望孫成龍。尤其看到小孫子比大孫子聰明，更是心切而嚴狠。
我從小有點小聰明，可是這點小聰明卻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讀書，他從來不大注意，獨獨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書》、《五經》都讀完，他才稱意⋯⋯幸虧這位祖父或者還不知道「三禮」的重要，否則會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書背不出，使他生氣動手打，還是小事；使他最生氣、氣得怒目切齒幾乎發狂令人可怕的，是我無論挨了如何毒打，總一聲不哭，他不只一次憤怒而傷感的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凶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7]
青年陳獨秀
母親對他並不像祖父那樣悲觀，總是用好言勸勉道︰「小兒，你務必好好用心讀書，將來書讀好了，中個舉人替你父親爭口氣，你的父親讀書一生，未曾考中舉人，是他生前一樁恨事！」他見母親流淚，倒哭出來了，母親一面替兒子揩眼淚，一面責備道︰「你這孩子，爺爺那樣打你，你不哭，現在倒無端的哭了！」1937年，陳獨秀59歲寫自傳時還說︰
母親的眼淚，比祖父的板子，着實有威權，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不怕打，不怕殺，只怕人對我哭，尤其婦人哭，母親的眼淚，是叫我用功讀書之強有力的命令。
不能說這時陳獨秀對祖父的對抗是針對科舉制度的，除了根本達不到不切實際的要求（恨不得一年之中把《四書》、《五經》都讀完）外，主要是兒童的興趣，不喜歡這種枯燥乏味的書和死記硬背、背不出就打板子的方法。就這樣，在這種逆反承受的啟蒙教育中度過了三四個春秋。祖父在世的時候，他不適應，也得忍着；祖父去世後，情況相反了，連續請了幾個塾師，他都「大不滿意」，辭掉了。當時的陳獨秀，雖然還是個孩子，卻由於他過分的聰明，反抗、倔強、淘氣、刁鑽古怪，一點也不老實，活像一個解除了緊箍咒的孫悟空，那些書塾老師自然對他沒有辦法。
到了十二、三歲時，由被他稱為「阿彌陀佛」的大哥陳孟吉來授課。大哥老實厚道、善良順從，完全符合那個時代最佳子弟「孝悌」的標準，因此兄弟感情也很好。他沒有弟弟那樣的才氣，對弟弟的淘氣更是沒有辦法，又不得違抗母親的重託和嚴命。於是，只得順着弟弟的性子來。自傳這樣寫道︰
大哥知道我不喜歡八股文章，除溫習經書外，新教我讀《昭明文選》。初讀時，我也有點頭痛，後來漸漸讀出味道來了。這件事使我阿彌陀佛的大哥夾在中間很為難，一面受了母親的嚴命，教我習八股，預備應考，一面他知道我不喜歡這一套⋯⋯
陳獨秀不喜歡四書五經八股文，而喜歡《昭明文選》。這種人，被正統的儒家學者稱為「選學妖孽」。為了應付考試，哥哥輔導他讀了金黃與袁枚的制藝。總之，在祖父啟蒙教育的基礎上，在成年（考秀才）前的四五年中即人生汲取知識最重要的年代，由哥哥幫助打下了堅實雄厚的舊學基礎。由於逆反承受的法則威力，反而比一般人學得更深刻。因為要反對它，必須要更深入地研究它和實踐它。尤其在書法、詩詞、文字學以及對諸子百家的研究等方面，陳獨秀造詣之深，可以與同時代一流學者相比。
陳獨秀對哥哥的感情十分深厚。1908年陳孟吉因肺病死在瀋陽，陳長途奔喪到瀋陽，抱其遺骨歸葬故里，還特地寫了一首五言長詩《述哀》，表示對兄長的深切緬懷之情。
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人生充滿着神奇的偶然性。按那時的規定，十七歲的陳獨秀可以參加科舉考試，考秀才了。以他對八股文和考試的態度，可想而知，不會考出好成績的。故縣試、府試都是勉強通過。到院試時，宗師出了一道題是︰「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這是科舉考試中的截搭題，即是截取《孟子・梁惠王上》中的兩句話中的各半句接搭起來——「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不可勝用，⋯⋯」看來，當時的孟子頗有環保和生態平衡意識。在這方面做一篇好文章，對於陳來說不會是很難的。
可是，陳偏偏在這關係到個人命運的第一個關口，別人都唯恐認真對付也不好通過的時候，他卻開玩笑似地胡來了一下︰
我對於這樣不通的題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來對付，把「文選」上所有鳥獸魚蟲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頭不對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滿了一篇皇皇大文⋯⋯大哥看完文稿，皺着眉頭足足有個把鐘頭一聲不響，在我，應考本來是敷衍母親，算不得甚麼正經事，這時看見大哥那種失望的情形，卻有點令我難受。⋯⋯誰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師，把我取了第一名。
就這樣，陳獨秀蒙了一個秀才。陳一生有許多奇迹，這可算是第一次。陳用哥哥的反應來旁證那篇文章的確「不通」。但是，有的學者如馮建輝教授認為這是「對陳的很大的誤解」。因為「截搭題」是用以考察學生對四書五經的熟悉情況（即知識面），以及巧妙的構思能力和發揮議論的能力。陳能夠考中秀才，說明他對四書五經十分熟悉，古文根底很深，並且思路敏捷，議論上乘。後來陳反對八股文正是「殺回馬槍」，也正因為如此，才顯得更加深刻有力。[8]
馮教授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些誤解。第一，說他是用不通的文章蒙了一個秀才，並不抹殺他「對四書五經十分熟悉，古文根底很深」的實際水平。因為是故意用「不通的文章」戲弄「不通的宗師」，並不代表他的實際水平。第二，陳說他那篇文章「不通」，一是可能晚年寫自傳時的自謙，二是按當時正統的標準來衡量的。而考試成績的好壞，在沒有標準答案的情況下，往往因判卷的老師不同而不同。看陳那篇文章的宗師肯定不是被「蒙住了」，糊里糊塗給了第一名的。陳說︰
他翻開我的卷子大約看了兩三行，便說︰「站住，別慌走！」我聽了着實一嚇⋯⋯他略略看完了通篇，睜開大眼睛對我從頭到腳看了一遍，問我幾歲，為啥不考幼童？我說童生今年十七歲了。他點點頭說道︰「年紀還輕，回家好好用功，好好用功。」
這說明這位宗師認真琢磨了陳獨秀的考卷，隨後給了他第一名。這裏就有兩種可能︰一是宗師從這份考卷中的確如馮教授所說的看出了考生「對四書五經十分熟悉，古文根底很深」的實際水平。二是宗師也與陳一樣，不喜歡在四書五經和八股文中死讀書、讀死書，而喜歡《昭明文選》、《康熙字典》那樣，博覽群書。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總之，世界上的事，有些問題只能見仁見智，是不必非求統一的。說這位「山東大個兒李宗師」是第一個發現陳獨秀是千里馬的伯樂，也未尚不可。
沒有愛情的婚姻
陳獨秀第一次考試就得中秀才，立即在親友鄰舍中引起轟動。特別是一些被認為「眼皮子淺」，看不起陳家的人們，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還造出許多神話。比如說陳家祖墳是如何如何好風水，說城外迎江寺的寶塔（安慶的標誌性建築）是陳家祖墳前一支筆，還說陳獨秀出世前夜他母親做過甚麼甚麼夢，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最有趣的是幾家富戶看中了這位新秀才，爭先恐後的託人上門說媒。母親因此「大樂而特樂」。陳說︰「他們真想不到我後來接二連三做了使他們嚇破了膽的康黨、亂黨、共產黨，而不是他們所想像的舉人、進士、狀元郎。」
那時年青人的婚姻都由父母作主。連陳這樣有主見而倔強的青年，也對這個陌生的領域不知所措，最後聽從母親和叔父兼嗣父的陳衍庶之命，與安慶府統領高登科的大女兒高大眾結婚。高登科原是一個貧苦農家的孩子，託福於「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舉制度，與陳衍庶同科考中舉人。後鎮壓太平軍立有軍功，清廷曾賞賜黃馬褂，且給以世爵；作過南宿州的遊擊，繼任安慶統領（相當於後來的旅長），後升至副將（相當於後來的警備區副司令），家有四千多畝土地。這位軍方高官看上陳家，實令對方誠惶誠恐。於是，陳獨秀在兩親家的抬舉下，稀里糊塗地娶了一個與自己人生態度、性格興趣相差十萬八千里的妻子——高大眾。一個有着奇怪的名字的女人。
大眾是她的乳名。不少學者說她正名高曉嵐。張湘炳先生指出︰
當今史學界以大眾名曉嵐，其實是張冠李戴，弄錯了人。筆者曾對此作過深入調查和考證。查得霍丘確有個曉嵐，也是一家富門望族，但與高家毫無干係，霍丘縣志載她1907年尚在美國留學。[9]
她的三兒子陳松年多次受訪問時說過︰「我的親母姓高，無名字。」[10]陳氏宗譜上也沒有，不知道甚麼人給她取了「曉嵐」這個名字，後來就流傳開來，並列入所謂陳家「世系表」。[11]其實，陳松年的說法是符合當時的風俗習慣的。中國舊式女子大多沒有名字。在娘家時，在姓後面加一個氏，她即為「高氏」；嫁到夫家後，應稱為「陳高氏」。所以，乳名「大眾」倒可能真實。為了敍述的方便，暫時以此呼之。
高大眾比陳獨秀大兩歲，由於年幼喪母，受繼母亓氏虐待，在家中處於奴婢地位，只能穿布衣，吃粗飯，幹重活，當丫環使喚。高登科常年在外，後來知道大眾的處境後，由於自己童年時期也有類似經歷，十分同情女兒的遭遇，於是嚴斥亓氏一頓，把大眾帶在身邊，親自教養。然而，一是忙於軍務，二是受「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觀念的影響，他也沒有怎樣特殊的調教。因此，大眾長大後，成了一個目不識丁、三從四德的典型的舊式女子。但是，大眾十分勤勞樸素。據她的侄媳婦鄔蘭芳回憶︰「她個條很高，總是穿着長長的大襟褂子，老藍布的或是由洋藍布做的，長褲的褲管用小繩子紥緊着，是一雙小腳。我沒有看見她穿過鮮艶的衣服。」
陳獨秀的早期至友潘贊化對高大眾的評點是︰「完全舊式的，與陳思想相隔距離不止一世紀」。陳是一個性情中人，思想距離導致感情不融洽，話不投機半句多，「平時家庭不和，多口舌之爭。留洋，欲借其夫人十兩重金鐲作為游資，堅決不肯，時常吵嘴。」[12]大眾特別不認可丈夫在外奔波而不顧家庭。其實這是一個妻子的普通要求，只是這種要求對陳而言太文不對題了。他這時已經眼觀中國，心懷世界，小小的家庭，豈能籠住這只雄鷹？再加上婚後聚少離多，雙方都飽嘗了包辦婚姻之苦，這是陳後來浪漫情史的根源。高大眾卻只得終生不離家門一步，奉養老人，撫育子女，竭盡一個媳婦和母親的責任。在愛情和婚姻的世界裏，她一生落寞，淒涼之至。
潘贊化（1885～1959），字贊華，號世璧。現代知名人士、詩人
也許正因於此，陳婚後不久寫的批判包辦婚姻的文章特別深切感人︰
夫婦乃人倫之首，為人間第一件要緊的勾當，若無夫婦，便沒有世界。偏偏我們中國人，於夫婦一事不甚講究，草草了事，往往不合情理⋯⋯原來人類婚嫁的緣由，乃因男女相悅，不忍相離，所以男女結婚。不由二人心服情願，要由旁人替他作主，強逼成婚，這不是大大的不合情理嗎？⋯⋯若是配得兩下裏都還合式哩，就算是天大的幸福，但要相貌、才能、性情、德性，有一樣不合式，便終身難以和睦，生出多少參差，鬧出許多新鮮的笑話兒來⋯⋯男女婚姻，乃終身大事，就是這樣糊塗辦法，天下做老子娘的，豈不坑害了多少好兒女嗎⋯⋯現在世界萬國結婚的規矩，要算西洋各國頂文明。他們都是男女自己擇配，相貌才能性情德性，兩邊都是旗鼓相當的，所以西洋人夫妻的愛情，中國人做夢也想不到。[13]
「我們中國的律例，女子不好，男子雖有七出的權利，男子不好，卻沒說女子可以退婚，這不是大大不平等的事嗎？天生男女都是一樣，怎麼男子可以退女人，女人就不可以退男人呢」；「我們中國還有一樣壞風俗，說起來更是可惡得很，女人死了，男人照例可以續弦，人人不以為奇。男人死了，女人便要守寡。若是夫妻恩愛得很，丈夫死了，女人不肯改嫁他人，這也是她的戀愛自由，旁人要逼她嫁人，這本是不通的話。但是，她自己本來願意改嫁，若是拘了守節、體面、請貞表、樹節孝坊種種迂腐的話，不能改嫁，真是冤沉苦海了。」
從1897年稀里糊塗地接受舊式婚姻，到1904年以「三愛」筆名寫了三篇《婚姻》文章，七年中他對男婚女嫁問題，結合自己的親身體會，作了廣泛的調查和思考，在這個問題上是想通想透了。文章涉及說媒、婚禮、婚後生活等有關婚姻愛情的廣泛領域，對於封建的婚姻傳統觀念和習俗進行了相當徹底的揭露和批判。在以後的人生中，他再也無所顧忌，成為一個徹底的性解放者，做出了不少令世俗者瞠目結舌的事情來。
從「康黨」到「亂黨」，從東北到東瀛
1897年8月與高大眾訂婚以後，陳獨秀到南京參加鄉試。若考中舉人，就可以當官了。如果說上次考中秀才是「無心插柳柳成蔭」，這回該應着「有意栽花花不發」了。本來，陳獨秀是作了準備希望中舉的，倒不是為了做官，而是為了考個舉人以了母親的心願，「以後好讓我專心做點正經學問」，「只想考個舉人了事，決不願再上進（指進京考狀元——引者）」。為此，在中秀才後約一年的時間裏，據陳獨秀自己說，雖然多病，也還着實準備了考試的工夫⋯⋯八股文也勉強研究了一番。而且，對這第一次離家遠行去考試，全家着實是隆重安排了一番，竟有大哥、大哥的先生、大哥的同學和先生的幾位弟兄同行，頗有一種保駕護航、保送考中的架勢。
但是，這次命運之神不再照顧他，落榜了。奇怪的是，他非但不沮喪，反而有一種解放感。因為，不管怎麼說，為了應付母命，十年寒窗，讀那自己不喜歡的四書五經和練八股文的苦日子，現在終於結束了。少年陳獨秀對考試不僅厭惡，更是害怕。請看他在自傳中對這次災難的回顧︰
到了八月初七日，我們要進考場了。我背着考籃、書籍、文具、食糧、燒飯的鍋爐和油布，已竭盡了生平的氣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領試卷，我便會在人叢中擠死。一進考棚，三魂嚇掉了二魂半，每條十多丈長的號筒，都有幾十或上百個號舍，號舍大小仿佛現時的警察的崗棚，然而要低得多，長個子站在裏面是要低頭彎腰的。矮屋的三面七齊八不齊的磚牆，當然裏外都不曾用石灰泥過，裏面蜘蛛網和灰塵是滿滿的，好容易打掃乾淨，坐進去拿一塊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寫字枱，睡起覺來，不用說就得坐在那裏睡⋯⋯那一年南京的天氣，到了八月中旬還是奇熱，大家都把帶來的油布掛起遮住太陽光⋯⋯空氣簡直不通，每人都在對面牆上掛起燒飯的鍋爐，大家燒起飯來，再加上赤日當空，那條長巷便成了火巷，煮飯做菜，我一竅不通，三場九天，總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爛熟或煨成的掛麵。
陳在寫此自傳時，正在獄中。過去他也坐過幾次牢，從來沒有見他講述過在獄中生活如何難受到這種地步，可見這考試的「災難」在他心目中留下多麼難忘的印象。
其三，更奇怪的是，他本人還把這次科考落榜當作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重要的轉折點。因為，他在考場上，看到一個徐州來的大胖子考生，一條辮子盤在頭頂上，全身一絲不掛，腳踏一雙破鞋，手裏捧着試卷，在如火的長巷中走來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腦袋左右搖晃着，拖長着怪聲念他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處，用力把大腿一拍，翹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本來對科舉制度沒有好感的陳獨秀，對這個怪現狀，「看呆了一兩個鐘頭」，可見，他事先作的考試準備，根本沒有發揮出來，思想完全開了小差，怎麼能考中。自傳中說：
「不料其結果對於我意外有益。」「在這一兩個鐘頭當中，我並非盡看他，乃是由他聯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現狀；由那些怪現狀聯想到這班動物得了志，國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聯想到國家一切制度，恐怕有如此這般毛病；因此最後感覺到梁啟超那班人們在《時務報》上的話是有些道理呀！這便是我由選學妖孽轉變到康梁派之最大動機。一兩個鐘頭的冥想，決定了我個人往後十幾年的行動。」
實際上，他受了1895年甲午戰敗的刺激和維新思想的啟蒙，在鄉試前，就已不再把個人與家庭前途放在第一位，而關注國家命運了。這裏說的思想啟蒙，主要是受了康梁派的《時務報》的影響。這份正好在陳參加科舉考試的1896年8月9日創刊，1898年8月8日停刊的報紙，在當時發行量達萬餘份，影響之大是空前的，特別在陳獨秀所在的江淮地區。
鄉試結束後，他即與汪希顏、汪孟鄒、李光炯等維新派人士交往，宣傳康梁派維新主張，「談康先生及其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於域外之政教學術，燦然可觀，茅塞頓開，覺昨非而今是」。[14]對康有為受到的攻擊，「憤不能平，恒於廣座中為康先生辯護」。舌戰群儒，鬥志昂揚，意氣風發。不用說，當時的保守勢力是強大的，但在氣勢上，他們卻害怕這股新生力量的崛起。於是，陳等人就被鄉里瞀儒指「為康黨，為孔教罪人，側目而遠之」。[15]
就這樣，陳完成了一生思想上的第一次自覺的轉變，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由「選學妖孽轉變為康梁派」，實際上是他生活道路上的第一次政治選擇，他成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擁護者。
陳獨秀這時的改良主義思想，充分地表現在迄今發現的陳第一篇著作《揚子江形勢論略》中。書中首先可以看到作者對於當時中國已被瓜分、面臨滅亡的危急形勢，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認識︰
近時敵鼾臥榻，謀墮神州，俄營蒙滿，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齊，日本覬覦閩越，英據香澳，且急急欲壟斷長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轄東南七省之利權，萬一不測，則工商裹足，漕運稅餉在在艱難，上而天府之運輸，下而小民之生計，何以惜之。時事日非，不堪設想。
這部石刻竪排本自印的著作，署名懷寧陳乾生眾甫，撰於光緒丁酉（1897年）冬，竟然出自幾個月前南京鄉試時還沒有出過家門、一直讀四書五經再加一點《昭明文選》的十八歲的年輕人之手。設想他鄉試後親自沿揚子江從頭至尾考察一遍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種可能，就是他在鄉試後，的確在南京安慶之間中外書報廣泛傳播的新知識海洋中，如饑似渴地閱讀着，採摘着，咀嚼着。有學者認為，對陳獨秀寫這篇著作有直接影響的是當時兩本日本人寫的關於揚子江的書︰林繁撰寫、汪國屏翻譯的《揚子江流域現勢論》；國府犀東撰寫、湯釗翻譯的《最近揚子江之大勢》。[16]
陳獨秀此著雖是傳統的石印本，印數有限，但卻在當時的書店出售過，並且還有一定的影響。據陳獨秀的早期好友程演生說，他在舊書店看見過這本書，「後面有批語，說仲甫如何年少，如何有才有學的話。是一個老輩的口氣。」[17]
陳獨秀在1897年參加江南鄉試以後直到1901年10月之間的歷史，由於資料不多，情況不清。國內外多部論著[18]都認為陳獨秀在1898年曾入學杭州求是書院，在彼，他受到了最初的新式教育，學習了英文、法文、天文學、造船學等。但根據何在，均無考證。後來，華東師範大學鄔國義教授在1901年4月3日（光緒二十七年二月望日）出版的《勵學譯編》第一期上，發現了兩條關於「陳仲甫先生」的訊息，很有價值︰一條是在該誌所載各代售處中，有「安慶，南門內名利棧隔壁陳仲甫先生」一處；一條是為該誌「助資諸君姓氏」名單中，有「陳仲甫先生捐銀三元」的記載。
這兩條訊息，說明陳獨秀當時與《勵學譯編》雜誌關係密切，並且可以折射出陳怎樣由儒學轉向西學、由封建主義士大夫轉向民主主義者初期的狀況。他自己說過︰「吾輩少時，讀八股，講舊學，每疾視士大夫習歐文讀西學者，以為洋奴，名教所不容也。」[19]而不久，他成了「歐文西學」的狂熱崇拜者和實踐者。這份《勵學譯編》乃是最早對他產生影響的刊物。
《勵學譯編》是我國20世紀初最早的啟蒙雜誌（月刊）之一，在蘇州出版，由汪郁年、戴昌煦所倡設的「勵學譯社」主辦。此前，1900年12月6日，同為江蘇人的楊廷棟、周祖培等人在日本东京創刊了《譯書彙編》，以編譯歐美政法名著、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為主，同時普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常識，設有社說、論說、學術、研究資料等欄，很受留學生和國內先進分子的歡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