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條路線從1925年秋天以後，隨着國際和中國形勢的變化，逐漸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一是這年10–12月，德國與法國、德國與比利時先後簽訂了邊界協定，蘇聯當局認為這是歐洲吸收德國建立「反蘇聯盟」，助長了德國帝國主義的氣焰。二是蘇聯和中共大力援助的中國北方的馮玉祥國民軍，在反直系、反奉系的戰爭，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出兵干涉，於11月轉勝為敗；中共北方區委領導的乘機推翻段祺瑞北京政府的「首都革命」也遭挫折。而在國民黨內，由於中共及其領導的工農運動在五卅運動中的強大發展，中共黨員總數從四大時的900多人，9月發展到9，000多人。引起了國民黨內資產階級特別是右派和中派的恐慌。原來就一直反對孫中山三大政策、反對國共合作的老右派，以馮自由、鄒魯、謝持等一批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為首，在孫中山逝世後積極活動，終於在11月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所謂「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非法通過決議反蘇、反共，另立國民黨中央於上海，與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對抗。他們被稱為「西山會議派」，公開分裂國民黨。而在廣州，一方面是由於共產黨員、工人群眾和革命士兵的英勇作戰，取得兩次東征陳炯明和粉碎楊希閔、劉震寰叛亂勝利，鞏固了廣州革命根據地。7月1日將廣州大元帥府正式改組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另一方面，國民黨右派勾結英國帝國主義收買刺客於8月20日刺殺了孫中山逝世後最忠實執行三大政策的左派領袖廖仲愷，結果廣東派中實力最強的胡漢民和許崇智被懷疑而驅逐出廣州。許的國民政府軍事部長一職被蔣介石接替。蔣又是黃埔軍校校長、國民軍第一軍軍長。原來被視為「中派」的戴季陶（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宣傳部長）、蔣介石等人，也開始轉變為「新右派」，對蘇俄和中共採取又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公開要爭奪革命領導權。戴季陶甚至公開散發他寫的小冊子《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叫嚷「共信不立，團結不固」；要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要麼脫離共產黨，要麼退出國民黨。國民黨的分裂，造成了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嚴重危機。
面對如此複雜的形勢，聯共中央、共產國際及他們的駐華代表，在俄國外交方針和指導中國革命路線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陳獨秀黨中央也被牽扯其中，後來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首先，當時，維經斯基在幫助中共中央以策略性的退卻做好五卅運動的善後工作後，就與陳獨秀共同籌備中共四屆二中全會。他在8月19日和9月28日給莫斯科的兩個書面報告中，表示了他與陳獨秀以下共同的意見：對鮑羅廷的中共工作「一切為了國民黨」的方針不滿。他倆認為從資產階級在五卅運動中暴露出來的動搖性和爭奪革命領導權的情況，以及國民黨刺殺廖仲愷的事件來看，國共關係應當調整，即「採取與迄今為止不同的形式」，共產黨要積極發展自己的力量（包括在各縣組建農民協會），而不是一味擴大國民黨的力量。[1]在9月28日的報告中，在提到他與陳獨秀商量的意見——將由陳獨秀起草的提供給中共中央四屆二中全會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關係議決案》時，更明確地提出：「我們採取的方針是，在同國民黨的關係中，要從聯盟轉向聯合。」並且，「現在就需要採取這種過渡方針」。這裏所指的「轉向」，就是變「黨內聯盟」為「黨外聯合」。為此決定，「不讓新入黨的黨員，特別是工人黨員加入國民黨」。並且說明，只有在採取這個方針的時候，中共對於國民黨才「不一定要進入領導機構」。並強調現在只做這個「轉向」的「過渡」工作。[2]
這個思想的確是當時陳獨秀的真實思想。陳獨秀在致戴季陶的一封信中批判戴提出的在右派與共產派之間建立一個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單純的國民黨」號召時指出：
戴季陶（1891～1949），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早期幹部和理論家
你如果真有這個企圖，在理論上我們當然不必反對，因為政黨隨着階級分化而演進，本應該是這樣；⋯⋯然而在事實上，我們以為你這個企圖，現在或者還失之稍早。[3]
在公開的宣傳和鬥爭上，陳獨秀必須這樣說，以維護共產國際的黨內合作的方針。但是，實際思想上，他也渴望像戴季陶站在資產階級國民黨立場上思考那樣，站在無產階級共產黨的立場上，希望共產黨能獨立，退出國民黨，成為一個「單純的共產黨」；在共同的革命活動中，可以與國民黨進行黨外的聯合行動。
這是陳第一次公開提出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變黨內聯盟為黨外聯合。這個思想早在1924年7月13日陳寫給維經斯基信中、為反對鮑羅廷與孫中山策劃「國際聯絡委員會」以控制共產黨的鬥爭時，就有流露，指出：「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制地支持國民黨，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但是，這一次他明白說出這個意見，準備寫進四屆二中全會決議，並讓維經斯基報告給共產國際，結果還是沒有獲准。陳獨秀後來在《告全黨同志書》中回顧說：
是年（即1925年——引者）十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我在政治決議案委員會提議：戴季陶的小冊子不是他個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資產階級希圖鞏固自己階級的努力，以控制無產階級而走向反動的表現，我們應該即時退出國民黨而獨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領導群眾，而不為國民黨政策所牽制。當時的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們一致嚴厲的反對我的提議，說這是暗示中共黨員群眾走向反對國民黨的道路。主張不堅決的我，遂亦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
為了貫徹國際指示，四屆二中全會的決議，非但沒有寫進陳獨秀原先提議、維經斯基也曾贊同的退出國民黨的意見，反而批判了這個意見，指出：「假使認為這種現象，已經是中國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國民黨脫離關係之時，那是一種很大的錯誤。」[4]為甚麼是這樣？因為莫斯科最高當局的確不會同意陳的這個提議。
1925年8月21日，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在研究了當時的中國形勢後決定：指示中共必須對國民黨「避免加劇關係」。[5]
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東方部政治書記瓦西里耶夫看了維經斯基的8月19日報告和加拉罕在9月16日聯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的報告後，就給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寫信，毫不掩飾地以「老子黨」的口吻責怪當時的中共犯有「左傾」幼稚病。[6]
接着，這位瓦西里耶夫就根據聯共政治局上述「避免加劇關係」的決定，在9月28日起草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以下簡稱「九二八指示」），要求中共遵循下列原則立即審查同國民黨的關係：
（一）對國民黨工作的領導應當非常謹慎地進行；
（二）黨團不應發號施令；
（三）共產黨不應要求必須由自己黨員擔任國家和軍隊的領導職位；
（四）相反，共產黨「應當竭力廣泛吸引（未參加共產黨的）國民黨員⋯⋯參加本國民族解放鬥爭事業的領導工作。」指示還強調：「共產黨的地方委員會應當在這方面細心接受指導」；「俄國工作人員尤其應在這方面接受指導。」[7]
這個指示精神，就是以「謹慎」和「避免加劇關係」為名，不僅令中共在國民黨右派進攻面前全面退讓，而且要主動放棄在國民黨黨、政、軍內的領導職務，實際上就是放棄革命領導權。
一個遠在莫斯科的外國人，只憑一二個書面報告就對中共和中國革命作出這樣評斷和指示，一味批評共產黨符合實際的積極的政策、而絲毫不譴責國民黨右派不反帝只反共的反動行徑。可見當時的陳獨秀黨中央原先保持共產黨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的政策處於怎樣危險的境地。
還要指出，這個指示與一個月前《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關於中國共產黨軍事工作的指示》完全相反。這個指示強調：中共「中央委員會和大的地方委員會應當組建以這些委員會執行機構中最有威望的成員為首的特別軍事部」；「考慮到國民黨的社會和政治性質，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地方委員會）應當（堅定地、但又必須非常謹慎地）爭取做到，使共產黨（中央、地區、省和地方的）軍事部的領導人一定成為相應的國民黨軍事部的首腦⋯⋯最好是以國民黨的名義基本上像我們紅軍所做的那樣在中國革命軍隊中進行政治工作，小心謹慎地但又堅定不移地爭取使實際領導權一定掌握在我們黨的手裏。」（黑體字是原件所有——引者）[8]而在同一天（8月21日）舉行的聯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上，作出過「中共應當通過自己的同志來保持和爭取參加並領導國民黨的軍事工作」的決定。[9]
所以，「九二八」指示是聯共和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由強調保持中共獨立性和爭取革命領導權的激進方針，轉向中共向國民黨退讓，成其附庸、苦力、放棄革命領導權的轉捩點，也是中國大革命歷史的轉捩點，更是釀成「陳獨秀大革命悲劇」的轉捩點。因為，從9–12月，如前所述在歐洲和中國發生了一系列嚴重的事件。這條路線的「轉折」，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簡而言之是這樣的。
10月2日，瓦西里耶夫親自向維經斯基回信說：「您8月19日來信是這樣提出問題的：無產階級是領導者，農民、知識份子、中小資產階級是基礎，是中介。應當怎樣理解這一點呢？這難道不是同我們的觀點直接相悖，明顯重複了中國同志的左傾觀點嗎！」——請看，把「無產階級是領導者」的觀點視為「左傾」，不就是再一次要中共放棄領導權嗎！接着，他重申「九二八」指示後，嚴厲批評維經斯基和陳獨秀要求改變黨內聯盟為黨外聯合的提議，指出若「迷戀於這一新方針，這可能有很大的危險。我們覺得廣州就走在這條道路上，它在不停地拆毀連結共產黨先鋒隊與民主群眾的各種橋樑，要完全孤立中國共產黨，並帶來由此而產生的各種致命的後果。」例如驅逐胡漢民和解除許崇智武裝等「都是我們絕對無法理解的」；「我們收到鮑羅廷發來的每一條新消息，都得到了新的證據，證明廣州因左傾而在陷入孤立和毀滅。」[10]14日，他在給季諾維也夫轉送維經斯基9月28日信時，又說：「我們對錯誤的政治方針的擔心是合乎實際的，⋯⋯很顯然，（中共）黨內和我們的工作人員（主要指維經斯基——引者）中有一種傾向，應當與之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我認為，這裏需要我們採取強硬的路線。」[11]
陳獨秀和維經斯基要求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採取「強硬的路線」，而莫斯科卻要對中共採取「強硬的路線」。
驅逐胡漢民和許崇智出廣東，當時陳獨秀黨中央和陳延年為首的廣東區委認為是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一次重大勝利（雖然也為蔣介石的崛起提供了條件）。這裏再次表明莫斯科與中共在估計當時革命形勢上的巨大差異。
在中共四屆二中全會決議中，雖然陳獨秀和維經斯基放棄並自我批評了退出國民黨的意見，但同時還保留了向黨外聯合過渡的通道，如明確指出「戴季陶等」正在成為新右派：「在國民黨內，假借『真三民主義』的招牌，提出階級妥協的口號來反對階級鬥爭——反對國民黨左派及共產派。」並說：「假使我們不注意這種右派的階級妥協的意義，也是一種危險的錯誤。所以我們應當找一個與國民黨聯盟的好的方式，最好要不但不束縛無產階級與城市小資產階級及智識階級的聯盟，而且能擴大化。」
為此決定：「現在我們對國民黨的政策，是反對右派而與左派結合密切聯盟，竭力贊助左派和右派鬥爭。」而「實行這種策略的最重要的一個方法，便是到處擴大鞏固我們的黨」具體說來就是：「非必要時，我們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國民黨，不擔任國民黨的工作，尤其是高級黨部（完全在我們勢力支配之下的黨部不在此限）」；「在有國民黨左派勢力的地方（尤其是廣東），我們應竭誠與之合作，逼迫他們各級用全力參加民族運動⋯⋯但同時在一切運動中關於階級爭鬥的理論與行動，我們對他們絲毫不能讓步。」[12]
必須指出，這裏說的「不擔任國民黨的工作，尤其是高級黨部」，是指準備實行退出國民黨的策略而言，而與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有本質的區別。
這次會議決定把共產黨從「國民黨左派」隊伍中抽出來，共產黨只是站在「贊助左派」的立場上，讓國民黨左派和右派自己去爭鬥。陳獨秀的意思是共產黨不再包辦代替國民黨的事務，推動左派起來積極負責，也是從共產黨準備退出國民黨的過渡方針考慮的。
對此，傳統觀點批判這次會議把中共對國民黨的政策納入了「退而不出，辦而不包」的機會主義軌道，最後導致大革命的失敗：「須知當時國民黨左派即是共產黨，我們如果不去代替，就無所謂左派，大的錯誤就此鑄成。」這次大會是「不要國民黨的精神，是不要領導權的精神，是較大的錯誤。」
其實，陳獨秀（包括維經斯基）對國共合作後國民黨內國共鬥爭的形勢、國民黨左派沒有力量，共產黨才是真正的「國民黨左派」，這個認識一直是十分清楚的。早在1924年5月維經斯基參加的中共中央第三次擴大全會通過的《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工作問題的議決案》就明確指出：「國民黨內——對於反帝國主義，民權主義，農民問題的改良政策，對工人利益的讓步問題——便發現兩派的力量。⋯⋯國民黨的左派是孫中山及其一派和我們的同志——我們同志其實是這派的基本隊；因此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其實是我們和國民黨右派之爭。所以假使現在我們因為鞏固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13]7月13日，當孫中山決定利用右派進攻對共產黨施加壓力時，陳獨秀在給維經斯基的信中，更是明確指出：「至於國民黨目前的狀況，我們在那裏只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說那裏有一定數量的左派，那是我們自己的同志。」[14]
所以，導致後來「退而不出，辦而不包」，使共產黨成為國民黨苦力的根源是莫斯科的「不准退出國民黨」的總方針。
維經斯基在11月11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還為自己和陳獨秀在中共四屆二中全會上制訂的方針——團結國民黨左派、打擊右派，準備過渡到黨外聯合，推動全國的反帝運動——辯護，認為過去幾周的運動表明，我們「正確地對待了國民黨。」因此，「現在我們面臨的任務是，幫助國民黨左派從組織上鞏固自己的影響，並在即將舉行的國民黨代表大會之前從思想上和組織上擊敗右派」。[15]
對於上述維經斯基和陳獨秀黨中央為一方，與莫斯科共產國際執委會為另一方的分歧，在1925年10月29日和12月3日兩次由史太林主持的聯共最高當局——政治局會議上，終於得到解決。前一次會議上「伏龍芝的信」和後一次會議上史太林的指示以會議決定的形式作出，其有關內容如下：
（一）在中國反帝問題上，「實行旨在在日本和英美之間打入楔子的方針，儘量不損害同日本的關係並容忍中國的現狀對日本有利這一意義上同它進行談判。」對此，決定附錄一《給報界和塔斯社的指示》是：「1、不突出對日本的攻擊；2、指出容忍中國新的局面對日本是有利的，有可能也有必要保持以日本為一方同以中國和蘇聯為另一方的睦鄰關係；3、不鼓吹東方對西歐和美國資本主義的威脅；4、儘量少寫蘇聯在東方事件中的積極作用。」[16]——由此看出，當時蘇聯的外交政策是向帝國主義陣營全面退卻。為此，中國也必須停止一切反帝宣傳和行動，以免被人談論「紅色布爾什維克的威脅」。
在1926年4月1日召開的聯共政治局會議上通過的《我們對中國和日本政策問題》，稱這個新政策為「喘息政策」：中國革命「由於歐洲出現某種穩定，⋯⋯國際局勢變得非常嚴峻。國內局勢在最近一個時期由於國民軍的失敗和撤退也惡化了」。因此，不僅蘇聯「需要延長喘息時間，對當時蘇聯在遠東的最大對手日本「需要作出讓步」，並力求同中國現有政府「保持真誠的關係」；中國革命也要與蘇聯外交政策相適應，必須設法「爭取一個喘息的機會」，甚至擱下「國家命運問題」，「容忍南滿在最近一個時期留在日本手中」。1926年4月1日，聯共政治局通過一個重要文件，對此辯解說：這不能錯誤地解釋為「以犧牲中國的利益來調整蘇聯和日本國家間的關係」。[17]這種辯解完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這是一份迫使中國革命服從蘇聯外交利益的最典型的文件。
（二）對待北京政府和北洋軍閥：「吳佩孚正在成為核心政治領導人物，同時好像也在成為民族運動重新爆發的中心。人民軍以及馮玉祥的作用和意義在漸漸消失。人民軍、國民黨、中國共產黨等有必要同吳佩孚建立固定關係，這是整個形勢決定的。對中國現時政府方面也一樣。」[18]——這是重溫與吳佩孚政府聯盟的舊夢。
（三）批評中共（包括北京加拉罕、李大釗中共北方區委、維經斯基和上海陳獨秀黨中央與廣東區委）在推動反帝運動，支持馮玉祥反對北京政府和直系、奉系軍閥，反對國民黨右派問題上，「採取了過左的方針」；「認為廣州人擬議中的北伐在目前時刻是不能容許的。建議廣州人將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內部的鞏固上。」[19]
於是，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強調作為民族解放思想最徹底最可靠的捍衛者的國民黨和人民軍的作用，並將其提到首要地位」。[20]
這就是要中共中央徹頭徹尾地執行共產國際的「九二八」指示：在北方為馮玉祥的人民軍抬轎子，在南方為國民黨做苦力。它的出發點，一是希望與日本和西方帝國主義暫時討好，爭取吳佩孚政府對蘇友好；二是國民黨鞏固和擴大，將來代替吳佩孚而建立一個對蘇真正友好的政權。為此必須使中共屈服於帝國主義、吳佩孚和國民黨。
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拉斯科爾尼科夫在12月4日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傳達史太林上述「最高領導機關的指示」時，再次嚴厲批評維經斯基（包括陳獨秀）「太左了，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和影響，而過低估計了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以外勢力的力量和作用」，批評維、陳的「計劃在總體上和細節上都考慮欠周」為此，史太林的「最高指示」給予了「修正」。[21]
應該指出，當時莫斯科的最高指示主要是針對加拉罕、維經斯基執行的原（1925年秋以前）聯共政治路線——支持馮玉祥反直反奉和推翻北京政府等，從當時階級力量對比來考察，這條路線的確有「左傾」的色彩，但是現在180度大轉彎，而且一刀切，連中共正在進行的民族革命的基本任務——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國民黨右派都不允許，這使中共處於十分被動的境地。
實際上，聯共中央對當時國際與中國形勢的分析並不正確。因為無論國際或中國形勢的發展，都是不平衡的：「西方不亮東方亮」，即使歐洲出現了聯盟反蘇的形勢，並不意味着在東方就必然出現帝國主義聯合鎮壓中國革命的狀況。「五卅」運動中就是如此。「黑了北方有南方」，馮玉祥在北方的失敗，革命形勢轉入低潮，並不意味南方也是如此而必須實行退卻。恰恰相反，南方正處於革命高潮的前夜。
所以，陳獨秀實在有點想不通！
大陸現在內部或公開出了好幾本陳獨秀的詩集，但是，都是他早年或晚年寫的。中年幾乎沒有，筆者在收集資料時，只發現一首他1925年秋寫的詩，內容明顯表示對以上形勢特別是國際指示退讓和四屆二中全會上自己「退出國民黨」意見被否定後的不滿、消沉、失望、矛盾心緒的。
1925年陳獨秀詩
羈情脈，感年芳；餘夢愔，入渺茫。
漢世只傳方朔異，[i]南遊空歎老聃亡。
凌秋白塔擎天立，照水枯荷抱月香。
不為鱸魚亦歸去，[ii]黃塵京國使人狂。
乙丑新秋夜坐偶詠
獨秀（陳獨秀印章）
頭兩句（12字），表示了對當時形勢惡劣和自己主張被否定後的低沉心情。「白塔」、「黃塵京國」表明作者在北京所作，應該在北京白塔寺附近，所以坐着也能看到白塔和明月。假如北方的形勢像國際所說這麼糟糕，但南方卻充滿着希望，所以，即使不如張翰那樣回歸南方吃鱸魚，我們也要回歸南方去。正如白塔在凌秋中擎天而立，枯荷在水照中抱着香月。
但是，聯共卻從自己錯誤的形勢分析出發，指導中國革命的整個路線由進攻轉向退卻。在國共合作中，共產黨對國民黨的關係，也應當如此。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先是維經斯基被迫放棄中共退出國民黨的思想，然後再迫使陳獨秀改變主張，毫無保留地貫徹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而貫徹這個指示，完成這個「轉折」的標誌，就是在1926年上半年在國民黨二大選舉、「三二〇」中山艦事件、「五一五」整理黨務案事件上一系列的讓步。經過周恩來的歸納，[22]過去人們把這「三大讓步」，說成是形成「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標誌。現在公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絕密檔案才揭開真相，完全是聯共、共產國際及其代表所為，再強加給陳獨秀黨中央。陳獨秀曾抵制過，沒有成功。
從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共產國際、聯共是怎樣把陳獨秀當猴耍的：先是陳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他們強迫他加入；再是加入後強調要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當陳這樣做並取得一定成效時，又突然批評他左傾，又強迫他及中共成為國民黨的附庸與苦力。陳本人的悲劇一是對社會的發展沒有深刻的認識和堅定的原則，因此忽左忽右地任人戲弄；二是他領導的中共太弱小，特別是沒有武裝，也只有聽人擺佈。
國民黨「二大」——「三次機會主義大讓步」之一
關於國民黨「二大」，陳獨秀原來的立場是十分強硬的，而鮑羅廷是右傾的。1925年初，鮑羅廷與中共中央在上海開會，討論有關國民黨二大上選舉新中央委員會的問題。陳獨秀企圖加強共產黨力量，提議從一大時的3人擴大到7人。為此，3月20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報告談到孫中山逝世後的形勢及「我們黨對國民黨的政策」時，又決定：「準備迎接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使右派在會上沒有影響。」[23]
但是，鮑羅廷反對中共中央的提案。他在給加拉罕的電報中說：「關於在將來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共產黨員人數問題曾一度發生爭執，中央提出7人，我表示反對，為的是不嚇跑中派和不無謂地刺激右派。」最後，陳獨秀黨中央不得不作了妥協：「同意最低限額——4人」。[24]
「不嚇跑中派和不無謂地刺激右派。」鮑羅廷與莫斯科「避免加劇關係」的聲音完全一致。
當時在上海任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副領事的維爾德在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全文引述了鮑羅廷給加拉罕的電報，並評述說：「上周，鮑羅廷同志在前往廣州途中在這裏停留幾天，他同（中共）中央委員會開了幾次會議。會議進程、交換意見情況和相互關係，都給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感覺到互相不信任、不真誠、耍外交手腕。」這可能是上次「國際聯絡委員會」事件留下的後遺症。所引的鮑羅廷給加拉罕（當時蘇聯駐華大使及駐華全權代表，領導一切在華工作的蘇聯及共產國際工作人員）電報中，鮑還向加保證，他幫助擬定的《關於國民黨執行孫中山遺囑的宣言》（1925年5月24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中「不會直接攻擊右派」，但是，他卻批評陳獨秀中共中央「落後於對時局的領導」，「中央委員會並沒有給我留下一個緊密團結、有朝氣的機關的印象，罷工之類的地方事件臨時把它拋到面上，否則它就會呆在自己小天地——租界裏，事後從那裏發出指示。」他甚至強調說：「中央委員會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25]似乎有改組中共中央之意。
上述瓦西里耶夫起草「九二八」指示，除了維經斯基的書面報告之外，另一個根據是加拉罕在9月16日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上的報告。這個報告在聯共檔案中「沒有找到」，但其內容自然主要是鮑羅廷的這個電報。所以，上述瓦西里耶夫給季諾維耶夫的信及他起草的給中共的「九二八」指示，完全是一個口吻，只批評和管束中共，不譴責國民黨右派。
其實，當時鮑羅廷與陳獨秀黨中央之間的主要矛盾是：鮑羅廷要求中共圍着他這個國民黨的顧問轉，而中共這個當時力量還不大的組織，卻必須照顧全國的工作，難以滿足鮑的要求。維爾德對此較為公正地評價說：「中央委員會與鮑羅廷同志的觀點的主要差別在於後者確信，中央委員會現在就應當把全部力量投向廣州（儘管會損害其他工作），而中央委員會則認為，它在這方面已經盡了最大的可能（張太雷、蔡和森、羅亦農以及其他許多負責人已被派往廣州從事經常性工作。此外，還向那裏的農民學校派去了70人）。如果考慮到緊急派35名積極的工作人員到馮玉祥的軍隊，又派70人去河南軍校，以及全國罷工運動的浪潮，那麼應當肯定中央委員會確實盡了一切可能。」——由此看來，鮑羅廷當時對陳獨秀黨中央的蔑視和指責，是完全沒有道理的，至少是對中國情況瞭解不夠，又想瞎指揮。
但是，8月份，在廣州發生了國民黨右派中廣東地方實力派胡漢民、許崇智策劃的刺殺廖仲愷事件。廖是孫中山逝世後，鮑羅廷和中共可以依靠的最大的左派。而在上述鮑羅廷給加拉罕電報中，「胡漢民政府」本來是被鮑羅廷「看作是向較為革命的政府過渡形式」。蔣介石為代表的中派，乘機利用廖案發生後的時機，依靠中共和左派力量，驅逐胡漢民、許崇智出廣東，進而又利用國民黨中樞出現的權力真空，蔣的勢力迅速膨脹起來。中共廣東區委也利用這個形勢，制訂了在國民黨二大選舉時執行「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方針，即開除戴季陶、孫科等人的黨籍，爭取共產黨人的中央委員佔三分之一或一半的方案。鮑羅廷也別無選擇地同意了這個方案。
然而，遠在莫斯科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根本不瞭解廣東形勢變化的複雜性和嚴重性，甚至對驅逐胡漢民和許崇智都不能接受，要求中共繼續執行黨內合作的方針，為此不惜向國民黨右派讓步，更不要說蔣介石等「中派」這個新右派了。
所以，儘管維經斯基如上11月11日的書面報告表示要在國民黨「二大」上幫助左派，擊敗右派，但是，最後，為了貫徹「八二九」指示和12月3日史太林為首的聯共政治局會議通過的「最高領導機關的指示」，維經斯基再次被派來華「糾偏」，12月24日，在他的安排下，把陳獨秀、瞿秋白和張國燾叫到蘇聯駐上海領事館，與國民黨政要孫科、葉楚傖和邵元沖談判國民黨「二大」問題。陳獨秀被迫表示：中共並沒有包辦國民黨事務的企圖，且反對這種企圖；中共將在第二次國民黨大會上不增選中共方面的國民黨中央委員的人數。並且為了讓對方能赴粵參加國民黨二大，還告知大會延期召開。所以，在這次談判後，中共中央在執行莫斯科妥協路線的前提下，確定了在國民黨二大上「團結左派，聯絡中派，打擊右派」的方針，並派張國燾去廣州執行。這樣在對待實為「新右派」的「中派」（包括當時誰也沒有認識的假左派蔣介石）問題上，陳獨秀黨中央與廣東區委就發生了尖銳的衝突。即打擊右派和擴大左派，沒有分歧，惟獨對於「中派」，中央是「聯絡」，廣東是「孤立」。可是，人們不知道，特別是廣東區委不知道，雙方爭論的背後，莫斯科在起決定的作用。陳獨秀對於戴季陶這位中派的反共面貌本來是知道得清清楚楚、十分深刻的，他所以取「聯絡」政策，是因為必須服從莫斯科的指示。
結果，在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雖然由於1925年反對國民黨右派碩果猶剩，在大會秘書長吳玉章等共產黨人的努力下，使共產黨人爭取到了一些職位，如譚平山任組織部長，林伯渠任農民部長，毛澤東任代理宣傳部長等，即保持了一定程度的領導權。但在36位中央執行委員中，共產黨人只有7人，不到三分之一。左派14人，右派和中派卻有15人。大會雖然對戴季陶主義進行了批判，但仍選他為中央執行委員。最嚴重的是在中央監察委員中，右派佔了絕對優勢，共產黨員只有一人。中執委和中監委在一起開會，就形勢右派勢力大，中派壯膽，左派孤立的形勢。而且當時的所謂國民黨左派汪精衛、陳友仁等，是很沒有力量的。這就為比戴季陶還隱蔽的新右派蔣介石等上台、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開闢了道路。蔣介石在這次大會上第一次當上中央委員，隨後在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常務委員，開始跳躍式上升。不要說莫斯科因為陶醉於自身的利益不瞭解情況而沒有料到，連在上海和廣州的共產黨人也沒有料想到前門驅逐老右派，後門迎來更加貪婪、兇狠的「夥伴」。
這就是執行莫斯科的「避免加劇與國民黨的關係」和「不嚇跑中派和不無所謂地刺激右派」的結果。而緊接着在以下兩個事件中，更加悲慘的命運在等待着中國共產黨。
「中山艦事件」——「三次機會主義大讓步」之二
國民黨二大後，碩果僅剩的幾個國民黨左派分享了反對以謝持、馮自由為首的老右派勝利、共產黨也同時退讓的成果，汪精衛一人身兼國民黨中央主席、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主席三職，集黨政軍最高權力於一身。共產黨雖作了退讓，也保留了中央幾個部門和重要省、市黨部的位置。特別是當時對國民黨和廣東局勢有重要影響的以季山嘉為團長的蘇聯軍事顧問團站在汪精衛和中共一邊，而且對共產黨備加呵護。
「中山艦事件」爆發
為此，季山嘉明確反對莫斯科要求共產黨從國民黨黨政軍領導崗位上撤退的方針。他在1926年1月13日即緊接着國民黨二大結束後，給中共中央一封信中指出：現在中國在國民革命運動迄今所依靠的社會集團中，發生了角色的變動和變化。「實際上我們現在可以斷定，目前的中國，無產階級是以國民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姿態出現的，民族資產階級已開始離開領導崗位。」他特別提到「居第一位的是第一軍，即所謂黃埔『黨軍』」；「因為這個軍從最初組建時起，就把政治工作提到了應有的高度並由從中國共產黨內專門挑選出來的一些同志從事這項工作。這個軍的各個師都設立了政治機關，團和連都設有做這項工作的政治委員。⋯⋯事實說明，國民革命軍的一切成就都應完全歸功於共產黨人。這一點哪怕以黃埔軍校為例也是顯而易見的，黃埔軍校是共產黨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國民革命軍最穩定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承認，我們退出國民黨為時尚早並是有害的，如果我們認為，我們現在不能做分裂或離開國民黨的宣導者，中國共產黨需要預先為此掌握群眾和為自己打下基礎，那麼我們離開軍隊⋯⋯那就是幼稚的。」
然後，季山嘉提出了與莫斯科「九二八」指示完全對立的四項「工作方法設想」：
1、共產黨人的整個工作由（中共）中央軍事部領導，該部也主管組建工農武裝。
2、共產黨人要進入相應的國民黨軍隊組織，參加這些組織並以國民黨名義在國民黨基層組織中施加自己的影響，目的是防止這些組織產生右的傾向。
3、共產黨人積極參加部隊中的各種社會組織並把它們工作置於自己的影響之下。
4、部隊中的共產黨支部不公開，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工作。[26]
可以看出，季山嘉對共產黨的確傾注了滿腔熱情，而且正是在他的影響下，共產黨人不僅在國民黨中央及高級黨部內佔據了相當的位置，在軍隊中的力量和影響也不小。在國民革命軍中大約有一千餘名共產黨員。一、二、三、四、六軍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產黨人擔任。特別是蔣介石為軍長的第一軍三個師的黨代表，有兩個是共產黨員。9個團黨代表中，7個是共產黨員。此外，共產黨還掌握着十餘萬參加工會的工人和60餘萬農會會員，其中工人糾察隊2千餘人，農民自衛軍3萬餘人。
汪精衛當時被莫斯科和中共視為第一個大左派。認為他繼承孫中山遺志，貫徹三大政策，對鮑羅廷也十分依順，「一切事多與鮑羅廷商談」，並曾同意國民黨二大選舉時廣東區委提出的使共產黨人和左派在中央委員會佔多數的方案。[27]
廣東以上這種狀況，是國共合作以來共產黨人努力奮鬥的結果，特別是在兩次東征陳炯明和粉碎劉、楊叛亂戰爭中，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浴血奮戰的結果。
但是，這種形勢也使正在迅速崛起的、最忠於孫中山而隱藏着更大野心的蔣介石與其他各派、尤其是共產黨、國民黨左派和蘇聯軍事顧問團的矛盾日益尖銳起來。蔣介石在1926年3月8日日記中寫道：「上午與季新（即汪精衛——引者）兄商決大方針。余以為中國國民革命未成以前，一切實權皆不宜旁落，而與第三國際必能一致行動，但須不失自動地位也。」9日日記又說：「吾辭職，已認我軍事處置失其自動能力，而陷於被動地位者一也；又共產分子在黨內活動不能公開，即不能相見以誠，辦世界革命之大事而內部分子貌合神離，則未有能成者二也。」[28]4月9日，他在給汪精衛的信中也說：「自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黨務、政治事事陷於被動，弟無時不抱悲觀，軍事且無絲毫自動之餘地。」[29]可見他心中強烈的不滿情緒。但是，他也從老右派的失敗中吸取教訓，不能公開地反蘇反共，因為他當時畢竟羽毛未豐，還需要蘇俄和中共的幫助，即利用蘇俄的援助和共產黨的努力，打倒北洋軍閥和南方其他軍事勢力，包括國民革命軍其他各軍，所以，他必須使用謀略。
黃埔軍校中有一些自稱是「孫文主義學會」人，與在上海的西山會議派有聯繫，主張反蘇反共。他們看透了蔣介石的心思，1926年3月18日，乘一艘由上海到廣州的商輪因在海上被劫停泊黃埔港要求保護之機，由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主任歐陽鍾（孫文主義學會骨幹、海軍軍官學校副校長歐陽格之侄）假稱「蔣校長命令」，通知海軍局代局長李之龍（共產黨員）調中山艦由廣州到黃埔「聽候差遣」。這時蔣介石不在黃埔而在省城。之後，又因聯共中央委員、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布勃諾夫率領的蘇聯使團要參觀中山艦，李之龍用電話請示蔣介石，問可否調中山艦返省，蔣介石於是猜疑起來，認為自己沒有調令，卻調中山艦去了黃埔；而現在發現自己在省城，又把中山艦調回省城；隨即惶惶然聯想起當時「孫文主義學會」散佈的「共產黨要幹（掉）他」、汪精衛要「趕走他」的謠言，認定此舉是要「強擄蔣介石去莫斯科受訓」的「陰謀」。蔣介石起初頗為躊躇，曾想離開廣州退到汕頭他所掌握的東征軍總指揮部去，轉而與身邊親信密謀後決定，就地「反擊」。20日，他宣佈廣州緊急戒嚴，逮捕李之龍，監視和軟禁第一軍黨代表周恩來等大批共產黨人，解除省港罷工委員會工人糾察隊武裝，包圍蘇聯領事館和蘇聯顧問住宅。史稱「中山艦事件」（又稱三二〇事件）。[30]
事件發生當天，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及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向蘇聯顧問團提議採取強硬方針：動員在廣東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到肇慶集中，依靠當地駐防的共產黨人葉挺獨立團的力量，爭取對蔣介石此舉極為不滿的第二、三、四、五、六各軍，通電反蔣，指責他違反黨紀國法，必須嚴辦，削其兵權，開除黨籍。[31]周恩來也回憶：「這時，譚延闓、程潛、李濟深都對蔣不滿」，「各軍都想同蔣介石幹一下」。[32]就是說出現了「反蔣聯盟」。汪精衛更是站在這個聯盟的一邊。21日傍晚，蔣介石以探病為名訪問汪精衛，只見汪「怒氣勃勃，感情衝動，不可一世」。[33]當時鮑羅廷和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加倫正回國述職，代理團長季山嘉支援汪精衛和共產黨的反蔣計劃。但是，比季地位更高的布勃諾夫根據自己的判斷，獲得莫斯科批准後，決定對蔣取退讓方針。
事件發生後第四天即6月24日，布勃諾夫在蘇聯軍事顧問團全體大會上做了六個小時的報告，闡明了為甚麼必須對蔣介石讓步的理由，第一條就是「不嚇跑大資產階級」。他認為事件「是由三種矛盾造成的」：1、集中統一的國家政權同尚未根除的中國軍閥統治陋習之間的矛盾；2、國民革命的基本力量與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小資產階級向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方面搖擺）；3、國民黨左派與右派之間的矛盾。並指出右派「孫文主義學會」是香港「政治買辦」，「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面對這些矛盾，他強調：
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在現在承擔直接領導國民革命的這種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務，也就是依靠自己的雙手來直接實行基本的革命措施的任務。
他認為「三月行動無非是一次針對俄國顧問和中國政委的小規模準暴動」，「整個行動是針對俄國顧問和中國共產黨人的」。為此，他批評了蘇聯顧問包括中共在廣州工作特別是軍事工作中的「過火行為」，認為這些行為引起的後果是：「1、更加嚇跑大資產階級；2、引起小資產階級的動搖；3、一再復活尚未根除的中國軍閥統治陋習；4、加深和挑起國民黨左派和右派之間的矛盾；5激起在『打倒赤禍！』口號下的反共浪潮；6、造成國民政府的危機和總起來更使國民革命有遭到失敗的危險。」——可見，他為當時的廣州描繪了一幅多麼危險的圖畫，並認為這是引起中山艦事件的根源。但是，他所指的「過火行為」主要是指蘇聯軍事顧問團的行為：「實際上我們給中國將領脖子上套上了五條鎖鏈：司令部、後勤部、政治部、政委和顧問」；「在作戰部隊中政委有權簽發每一道命令，在軍事機關中政委有更大的權力，而且還有俄國顧問，他們常常不只是出主意而是發號施令」，等等。對此，他提議「司令部不是以俄國顧問為首而是中國將領。這個方針當然是對的。只能讓俄國顧問真正做顧問，不要出頭露面，不要發號施令，不要惹中國將領討厭」。
具體對「3月20日」事件時的形勢，他說：「在21日夜間我們接到報告說，20日行動可能繼續進行，所以我們開了一個會，得出以下結論：廣州市內力量對比對國民政府不利，省內力量對比對國民政府有利，需要贏得時間，而要贏得時間就要作出讓步⋯⋯由於作出這種讓步，我們取得了某種均勢。」[34]
從事件發生後一度出現「反蔣聯盟」和蔣介石的冒險與心虛狀況來看，布勃諾夫對當時形勢的估計完全是主觀主義的。而且，即使蘇聯顧問團有對「中國將領」包辦太多，監督太嚴的錯誤，也不能讓中共陪綁，改正顧問團的錯誤，要犧牲中共的利益。
蔣發動此變，本來也是在自感力量不足、並無必勝把握的情勢下的冒險試探之作，所以，20日下午，他就應季山嘉要求撤去了對顧問團的包圍，並表示他的行動不是針對蘇聯的，隨後，又向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呈書表示反省，自請處分。但是，蔣也沒有想到，他的行為竟然把這位「久經鍛鍊的老布爾什維克」嚇成這樣。於是，布勃諾夫親自出面與蔣介石談判，蔣提出俄國顧問團包辦太多等許多錯誤。布表示決定撤銷季山嘉團長及兩個副團長的職務並令其回國。汪精衛失望之極，先是隱匿不出，繼之出走他國。所謂「反蔣聯盟」立即瓦解。李之龍被查辦，第一軍和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人全部被清除。蔣介石的試探性進攻得到了全面的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