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個事件，傳統的中共黨史著述者多引用張國燾提供的謊言，說是陳獨秀黨中央制定了對蔣的讓步的「妥協政策」，並派張「趕赴廣州，查明事實真相，並執行這一妥協政策」，糾正廣東區委主張反擊的「左傾錯誤」。[35]
張國燾的上述說法本身就自相矛盾。陳獨秀黨中央難道是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就制定了對蔣讓步的「妥協政策」，然後再派他去「查明事實真相，並執行這一妥協政策」！所以，張國燾的回憶一發表，彭述之首先揭露他這個謊言，指出當時中共中央只是派他去「查明事實真相」，並沒有派他去「執行妥協政策」。
實際情況是，上海的陳獨秀和中共中央對廣州發生的上述事件，起初只從報紙上得到零星的消息而對真相一無所知，因此除了對蔣介石的「反共政變」感到「震驚和惶惑，對蔣介石的態度，在一段時間內陷於遲疑莫決」。[36]等到3月底，布勃諾夫回國路過上海，陳獨秀才從布的嘴裏得到一些較為可靠的消息，並聽信了布的一面之詞，在《嚮導》上發表文章，認為「三二〇」事件的策動者是「孫文主義學會為中心的國民黨右派」，示意與蔣介石無關，而蔣採取行動，是由於誤信共產派有倒蔣陰謀的謠言。而在駁斥此謠言時，又說了這樣的話：「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柱石，共產黨若不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決不會採用這種破壞中國革命勢力統一的政策！誰破壞革命勢力統一，誰便是反革命！」[37]
這說明，當時陳獨秀對蔣介石的認識與廣東區委及俄國人一樣，的確還把蔣當作是「左派」，不過是聽信了右派的謠言。其實，蔣介石是一個忠誠的國民黨員。他要捍衛的是國民黨的根本利益。開始時，他要爭取蘇聯援助和中共的支持，維持國共合作，打擊公開反共的國民黨元老派，被蘇聯和中共視為「左派」。待到蔣反蘇反共時，才把他視為「中派」和「右派」。這裏，蔣有一個由「假左」到「右」、由隱到顯的轉變過程，中共對其認識也有一個過程。這是正常現象。
但是，事情並不到此為止。本來，事件既然已經由布勃諾夫代表莫斯科最高當局處理完畢，中共中央也就只有服從，無權改變了。問題就出在陳獨秀還不想完全盲從，對布的話還是不放心，想有一點獨立性，像過去對鮑羅廷那樣，瞭解事件的詳情，特別是自己同志廣東區委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對蔣介石的態度，再作出自己獨立的判斷，採取自己的政策，以資補救。於是，他一面決定派張國燾去廣州「查明事件真相」，一面等待莫斯科的指示，陳獨秀甚至以個人的名義，再次提議「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
但是，張國燾去後，沒有及時回音，等到4月中旬，中共中央才收到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的詳細報告，立即制定了新的對蔣政策：
一、盡力團結國民黨左派，以便對抗蔣介石，並孤立他；二、在物質上和人力上加強國民革命軍二、六兩軍及其它左派隊伍，以便於必要時打擊蔣介石；三、盡可能擴充葉挺的部隊，省港罷工委員會指揮下的糾察隊和各地的農民武裝，使其為革命的基本隊伍。
為了實現這個計劃，中共中央決定在廣州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其人選為彭述之、張國燾、譚平山（均中央委員）、陳延年、周恩來、張太雷（廣東省委員）。並指定彭為特委書記，前赴廣州，組織特委，與鮑羅廷商討上述政策。
但是，當中共中央收到莫斯科電報告鮑羅廷4月底到達廣州，彭述之起身赴粵到達時，鮑羅廷已經先兩天返回廣州。他根據莫斯科的指示，否定了中共中央的反蔣計劃，認為「假使依照中央的決議去作，勢必退出國民黨」；而「這個退出國民黨的問題，是我們黨和國民黨合作的根本問題」，莫斯科是不能允許的。他「極力強調廣東局勢異常危險，很有可能發生右派（指吳鐵城、古應芬、伍朝樞等代表的廣東派）的反革命政變，意在暗示中共中央的反擊政策是不合時宜的」；「在當前局勢異常危險的威脅下，只能成立一個革命的獨裁，像法蘭西大革命中羅貝士比爾的革命獨裁一樣，才能打破右派的反革命陰謀，替革命開闢一條出路⋯⋯蔣介石有很多嚴重的錯誤，但在現時的國民黨中，沒有人像他有力量有決心，足以打擊右派的反革命陰謀。」因此，「我們不得不對蔣作最大限度的讓步，承認他從三月二十日以來所取得的權力」。[38]
由此可見，鮑羅廷和布勃諾夫在執行莫斯科退讓路線上，出發點是一致的，把西山會議派為代表的老右派開除後還留剩的廣東系右派的威脅視為最大的危險，把克服這個危險的希望寄託在蔣介石的身上。所不同的是，這次鮑羅廷說出了對蔣的退讓只是策略上的，是為了利用他「儘快進行北伐，將來北伐的進展，形勢會對我們有利的」。鮑羅廷就是以這個策略說服了最初主張反蔣的中共廣東區委的。史太林後來公開把這個策略比喻為「搾檸檬汁」，宣稱最後要把蔣介石「像一隻搾乾了的檸檬似的丟掉它」。[39]鮑羅廷、史太林這個策略目的在於利用蔣介石打倒北洋政府，又使他不離開莫斯科的駕馭而成為反蘇勢力。其實他們對中共也是這個策略。不過陳獨秀經常鬧一點小脾氣，動不動要一點從中國革命利益出發的「獨立性」。對此，莫斯科用組織紀律和不給武器、少給經費以及所謂「中央委員會裏的多數」之類措施，很容易地把他制服了。但是，蔣介石厲害，他對蘇聯來了一個「反利用」，即利用莫斯科的金錢和武器壯大後「反戈一擊」，置史太林和中共於死地。史太林有強大的蘇聯作盾，輸掉一局無所謂，中共就慘了。在史太林與蔣介石之間利用和反利用的爭鬥中，夾在中間真正被雙方利用的、犧牲最大的卻是對中國革命滿懷忠誠而書生氣十足的陳獨秀及其領導下的年輕的共產黨人。
「整理黨務案」——「三次機會主義大讓步」之三
蔣介石在「三二〇」事件得手後，大喜過望，立即醞釀進一步打擊共產黨。在5月15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整理黨務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高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不得擔任國民政府中央部長，不得批評孫中山主義，交出加入國民黨的全部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名單。
青年蔣介石
此案當然也被提出上述反蔣計劃的中共中央所拒絕。這個史實，過去為了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也被長期埋沒，1975年彭述之在批駁張國燾謊言時，才揭露出來；周恩來也在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時，無意中作了旁證：黨中央派來了彭述之來指導出席國民黨二中全會的中共黨團，「在黨團會上，討論了接受不接受整理黨務案。彭述之引經據典地證明不能接受。問他不接受怎麼辦？他一點辦法也沒有。」[40]
其實，當時鮑羅廷已經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接受了蔣介石的要求，並且在彭述之組織的中共「特別委員會」上申述了與在「三二〇」事件上對蔣讓步一樣的理由。彭述之能有甚麼辦法？此其一。其二，彭述之的辦法，就是陳獨秀黨中央的「反蔣計劃」和退出國民黨，實行兩黨黨外聯盟，[41]何以說「他一點辦法也沒有」？其三，即使他沒有辦法，周恩來、毛澤東不是很有辦法嗎！又何以把這次陳獨秀黨中央無權無法改變的莫斯科的讓步，作為「罪惡」都顛倒黑白地扣在陳獨秀一人身上！
蔣介石給莫斯科的交換條件是答應進一步打擊他們心目中最害怕的廣東系右派，逮捕了吳鐵城（公安局長），趕走了孫科（原廣州市市長、孫中山之子，赴俄與共產國際接洽）和伍朝樞（廣州市長，離粵休假），傅秉常被免去海關監督及外交秘書職務，古應芬的內務部職務也將被撤銷。而這些也是蔣介石追求個人獨裁所需要的。鮑羅廷卻得意洋洋地向莫斯科回報說這樣處理「使右派蒙受了比共產黨人更大的損失⋯⋯從右派手裏奪走了他們用來反對我們的武器」。[42]
這充分說明，蘇聯在這場交易中是如何為了他們的利益而犧牲中共利益的，而中共在鮑羅廷手中又怎樣成為他手中的一個籌碼的。
鮑羅廷又反過來再給蔣豐厚的回報，竭力動員蔣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蔣假意「惶愧力辭」時，鮑竟聲言蔣若不就總司令一職，他自己就要辭去總顧問一職。[43]
就這樣，通過這次交易，鮑、蔣二人的互相信任達到了別人無以替代的程度。蔣在北伐前夕，談到後方留守時，提到只有兩人可以託付，除了張靜江，就是鮑羅廷，稱「自總理去世以來我們還沒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政治活動家」。[44]
綜上所述，所謂陳獨秀的三次「右傾機會主義讓步」，都是聯共、共產國際對蔣介石的讓步，陳獨秀中共中央曾經抵制，但是被否定了，進而出於組織紀律的原則，又不得不違心地服從。於是，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一批共產黨員如譚平山（組織部長）、林伯渠（農民部長）、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等，不得不全部辭職，而且緊接着應蔣的要求，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員也全部退出了學校（從此，該校成為專門培養蔣介石嫡系將領的基地）。而蔣介石則先後當上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人部長、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手控制了廣州的黨政軍大權，為共產黨在大革命中的徹底失敗，種下了總根。
所以，陳獨秀後來憤怒地指出：
我們主張準備獨立的軍事勢力和蔣介石對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廣州和國際代表面商計劃。國際代表不贊成，並且還繼續極力武裝蔣介石，極力的主張我們應將所有的力量擁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來鞏固廣州國民政府和進行北伐。⋯⋯這一時期是最嚴重的時期，具體的說是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公開的強迫無產階級服從它的領導與指揮的時期，是無產階級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資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甘心作它的附屬品之時期（國際代表公然說：「現在是共產黨應為國民黨當苦力的時代」）。黨到了這一時期，已經不是無產階級的黨，完全成了資產階級的極左派，而開始墮入機會主義的深淵了。
我在三月二十日事變後對國際報告中，陳述我個人的意見，主張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否則其勢必不能執行自己的獨立政策，獲得民眾的信任。國際見了我的報告，一面在《真理報》上發表布哈林的論文，嚴厲的批評中共有退出國民黨的意見⋯⋯一面派遠東局部長吳廷康到中國來，矯正中共退出國民黨之傾向。那時，我又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45]
事後，連一位國際代表也承認：「整理黨務案」「是在蔣介石直接施加壓力情況下並且是在他的3月20日武裝示威之後通過的，不是根據同共產黨人的協定，而是為了反對他們而通過的。」[46]
可是陳獨秀沒有想到，後來的聯共和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恰恰把這三次讓步視為「右傾機會主義」反扣在陳獨秀一人頭上，成為中共黨史上第一個大冤案的濫觴。
經過這次「整理黨務案」事件後，陳獨秀再次向國際要求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變成黨外聯盟。他認為這時實行這種轉變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為此還公然寫進中共中央文件《中國共產黨為時局及與國民黨聯合戰線致中國國民黨書》中：本黨與貴黨「合作之方式，或為黨內合作或為黨外合作，原無固定之必要，因此政策之精神，實在團結革命勢力以抗帝國主義，凡足以達此目的者，即為適當之方法，原不拘於形式。然當本黨決定合作政策之初，曾商於貴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孫先生以為黨內合作，則兩黨之關係更為密切；本黨亦認為中國社會各階級力量之相互關係，現亦可適用此種合作方式，故毅然決定，令本黨黨員加入貴黨，同時，本黨與貴黨結政治上之聯盟。⋯⋯（但是）歷年以來，迭次引起黨內一些人之疑慮猜忌，致使為反動派所乘，散亂革命之陣線，故必須先在合作方式上有所改變，祛除一般無謂之疑忌。」[47]
但是，莫斯科再次否定了陳獨秀的這個要求和主張。
而且，正是基於這種退出國民黨的立場，陳獨秀才在這封信中說：「貴黨『黨務整理案』原本關及貴黨內部問題，無論如何決定，他黨均無權贊否。」可是，傳統黨史論著，均以此證明陳獨秀是接受「整理黨務案」的。這是多麼驚人的歪曲和誣陷。
反對北伐風波
1913年第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多次依靠南方軍閥進行北伐，都未出師而夭折，成為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成了他遺囑中的中心思想。對於孫中山的北伐觀，目標是建立民主共和國，陳獨秀是贊同的，但對於他的依靠列強和對軍閥「聯甲倒乙」的方法，不以為然。
蔣介石掌握國民黨軍政大權後，自認是孫中山的第一繼承人，高唱「繼承總理遺志」，無論是統一中國，還是實現他個人奪取中國最高權力的「拿破倫式」的理想——「北伐，打倒北洋政府」，自然是他夢寐以求的目標。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打倒北洋軍閥也是它實現民主革命綱領中「打倒封建主義」的具體目標，所以，早在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的特別會議，專門討論了支持廣州國民政府北伐問題，並作出「我黨應從各方面準備北伐」的決定。陳獨秀雖因在上海患傷寒「失蹤」未參加會議，但事後對這個決定是擁護的。但會議應共產國際指示所作出的將中共中央遷往北京，在上海設交通局，廣州設臨委，「萬一不幸國民軍在北方失敗，中央遷往廣州」的決定，因陳獨秀堅決反對而未實行。
然而，在經過了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事件後，陳獨秀改變了思想，堅決反對廣州國民政府北伐。於是掀起了一場不小的風波。據當時中央宣傳部秘書鄭超麟回憶：在1926年6月某日，中共中央在宣傳部辦公室開會，討論北伐問題，陳獨秀反對北伐，彭述之附和；張國燾反對陳的意見，瞿秋白也擁護北伐。二對二票。反復辯論了幾次，最後，陳獨秀發了脾氣，桌子一拍，張口大罵。張國燾不敢回罵，默然了。於是，通過了反對北伐的決議。
7月7日，陳獨秀發表《論國民政府之北伐》，論述了當時不宜北伐的理由，指出：北伐應是革命的北伐，而不是為蔣介石謀取個人的權位：「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是各階級革命的民眾起來推翻帝國主義與軍閥以自求解放」；「必須真是革命勢力向外發展，然後才算是革命的軍事行動；若其中夾雜有軍事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只是軍事投機之勝利，而不是革命的勝利。」所以，現在的北伐只是「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而不能代表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48]
從中國革命的立場上來考察，陳獨秀的這個觀點無疑是深刻的，看透了當時蔣介石急於北伐的用心。這也說明陳獨秀在6月4日為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給蔣介石的一封信中說的一些話乃違心之言。為批駁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是中共「倒蔣陰謀」的「栽誣」，陳在信中說：「倒蔣必以蔣確有不可挽回的不斷的反革命行動為前提，而事實上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如此而欲倒蔣，⋯⋯這是何等反革命！」[49]
陳獨秀在大革命中，由於被迫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多次說過這類違心之言。可是，後來的中共官方史學和眾多學者，都以此斷章取義地批判陳獨秀的右傾錯誤。
陳獨秀反對北伐另一個考慮是，認為當時廣東與北洋軍閥的軍事力量對比不利於廣東，因為當時實力最強的佔據中原的吳佩孚直系軍閥在「武力統一」口號下，正策劃南伐廣東，所以，陳認為：「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怎樣的防禦吳佩孚之南伐。」[50]關於這一點，與當時推行「喘息政策」、主張與帝國主義、北洋政府妥協的莫斯科當局倒是一致的，莫斯科也多次表示反對北伐。在1925年12月3日的聯共政治局會議上，作為會議決議的史太林指示就說：「廣州人擬議中的北伐在目前時刻是不能容許的，建議廣州人將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內部的鞏固上。」[51]
直到1926年5月6日和20日北伐前夕，聯共政治局兩次會議還作出決定：「（蘇共）中央過去認為、現在仍認為分散廣州的軍事力量」，「鑒於目前出現的情況，認為可以派遣一支規模不大的遠征軍去保衛通往廣州的要道——湖南省，但不能讓軍隊擴展到該省疆界之外。」「責成廣州同志保證實行政治局不止一次重申的堅決譴責在目前進行北伐或準備北伐的指示。」[52]
當然，莫斯科反對北伐與陳獨秀反對北伐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莫斯科主要是怕遭到如馮玉祥在北方那樣的失敗，大批蘇聯援助付之流水。陳獨秀主要擔心北伐加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在這一點上，維經斯基為首的共產國際遠東局，與陳獨秀的心是相通的。
8月9日，即北伐開始以後，共產國際遠東局在廣州召開的會議結論中，還推崇陳獨秀反對北伐的意見：「在對待北伐的態度上，要宣傳中央的立場，就像老頭子（指陳獨秀——引者）在黨的機關刊物上所發表的文章所表述的那樣，這樣來準備條件，使黨能在有利的時機提出具體的口號，制止軍隊繼續向北推進，因為這是與向農民徵稅和進一步加強軍事獨裁有聯繫的。」[53]
共產國際遠東局在開會
但是，在「中山艦」和「整理黨務案」兩次事件中遭到沉重打擊和壓迫的鮑羅廷、中共廣東區委和國民黨反蔣派人士卻積極擁護北伐，他們想從北伐中擺脫身處的困境。為甚麼這兩個事件對鮑羅廷也是一種打擊呢！因為，在「中山艦」事件發生前，鮑對其在中國兩年的工作成績十分自負，甚至在北京對來華將去廣州考察的布勃諾夫使團吹牛說：
當你們去廣州時，你們自己會確信，華南的思想勢力範圍乃是我們的影響。我們從那裏趕走了帝國主義，正是在帝國主義的中心趕走了帝國主義的影響。今後⋯⋯還有甚麼問題我們解決不了呢？一旦我們宣傳甚麼，一旦我們提出甚麼建議，人們就會很認真地聽取。我們在那裏已經不是外人，我們毛遂自薦，並將根據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決定，以極大的成功希望來加以貫徹執行。
在廣東幾乎沒有軍閥，沒有我們所理解的在中國其餘地區的那種軍閥⋯⋯但毋庸置疑，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已完全處在我們的影響之下。
在6個軍和6個軍長當中，可以認為有4個是完全可靠的。我們同他們未必有很大的誤會，他們當中蔣介石、譚延闓、吳鐵成（原文如此，應是李濟深，因為吳是警察局長，不是國民軍軍長——引者）和朱培德無可非議。[54]
可是蔣介石發動的「三二〇」事件，給了他一悶棍，徹底否定了他對廣州局勢樂觀的估計和對蔣介石「完全可靠」的評價。布勃諾夫對「三二〇」事件原因的分析和對蘇聯顧問的嚴厲批評，更是對鮑羅廷這段吹牛話語的最辛辣的諷刺。鮑羅廷在受此刺激和打擊後，決心對蔣進行報復，但他一是看不起中共和工農的力量，認為中共「沒有實力，不能同蔣介石及其政治方針作鬥爭」，二是看不起國民黨左派的力量，「並不認為有真正的國民黨左派」，於是他把希望寄託在北伐中蔣介石與其他軍事集團的矛盾衝突上，把革命變成單純的在上層「玩弄權術」，搞「陰謀詭計」。為此，他為北伐設計了這樣一條路線：
「北伐在軍事上的勝利可以認為是有保證的」，但蔣介石和「保定派」（當時除蔣為軍長的第一軍的軍官主要是黃埔軍校畢業生之外，其他各軍的軍官主要是保定軍校出身——引者）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在北伐勝利過程中，「保定派」必定壓倒蔣介石。「為了使北伐取得成功，我將給他以一切可能的支持⋯⋯可以肯定地說，北伐的結果將是蔣介石及其整個集團在政治上的滅亡」（粗體字是原有的——引者）。
中共廣東區委受了鮑羅廷的影響，更飽受廣東系國民黨右派和蔣介石的壓迫與欺侮，積極擁護並促成北伐，企望在北伐中，來一個「我們的三二〇」，進行報復，打倒蔣介石。
廣東地方軍政集團和其他非蔣勢力，包括國民黨左派和第一軍除外的國民革命軍各軍，也都支持北伐，希望蔣介石離開廣東或擺脫由俄國全力扶持（特別是軍事援助）的蔣介石軍事獨裁。也有少數人如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李濟深及孫科，怕蔣介石在北伐中強大起來而加強他的軍事獨裁，對北伐心存疑慮。
所以，陳獨秀反對北伐的文章一發表，廣東一片譁然：「國民黨中派及右派左派領袖，均表示不滿」；顧孟余「直斥仲甫同志有意挑撥人民與國民政府之感情」；張靜江則請鮑羅廷「勸仲甫勿再作這類文章；黃埔特區國民黨党部則向中央黨部控告，並禁止同學購閱《嚮導》，「左傾分子不贊成，竟至用武」。「在中央黨部接受黃埔同學這個控告後，開會討論，李濟深第一個站起來說這篇文章並不錯，孫科亦然，左派諸人亦借此機會向中派發牢騷。最後，勉強敷衍由主席張靜江寫一信給仲甫結束此案。」[55]
9月13日，陳獨秀在《嚮導》上發表駁答張靜江（人傑）抗議的復信，堅持《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中的立場和觀點，申明：「我們對於出師北伐是否國民革命之唯一先着，對於怎樣出師北伐，和你們都有不同的意見。你們一聞不同的意見便以為是攻擊，你們這種不受善言的老脾氣也仍然絲毫未改，更是令人失望！」[56]
在當時北伐已成大勢的情況下，陳獨秀能看透蔣介石北伐的用心，並力排眾議，提出反對北伐的主張，故然表現了他非凡的智慧和勇氣，但也表現了他的十足的書生氣。因為當時是否北伐的決定權，在廣東方面，主要是蔣介石、鮑羅廷及其影響的中共廣東區委方面，而不在上海中共中央手中。所以，儘管中共中央作出了反對北伐的決定，廣東國民政府還是在7月1日誓師北伐。陳獨秀7月7日發表的反對北伐的文章成了馬後炮。而且由於他追求的是革命的北伐——即發動革命群眾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北洋軍閥！所以，他不想把「打倒蔣介石」放在首位。於是，當中共廣東區委派周恩來到上海請示「在北伐中是幫助蔣介石呢，還是削弱蔣介石？」陳獨秀表示：第一，反對北伐；第二，北伐就是北伐，既不是擁護蔣介石，也不是打倒蔣介石。[57]所以，後來周恩來批判陳獨秀說：關於在北伐中對蔣介石的方針「陳獨秀說你們開個會商量商量好了。」開會時，張國燾代理主席，「說北伐中我們的方針就是，是反對蔣介石，也是不反對蔣介石。所以，在北伐戰爭中，直到國民黨三中全會前，對蔣介石的方針是不明確的，結果就是客觀上幫助了蔣介石。」[58]
在這裏，周恩來把北伐中幫助蔣介石坐大的罪責歸咎於陳獨秀實在是不公平，真正反對打倒蔣介石而且大力幫助蔣介石的，是莫斯科。因為，他們見北伐一路凱旋，7月12日攻取長沙；9月就攻克漢口、漢陽，莫斯科立即改變原來反對北伐的態度，就傾全力幫助蔣介石。結果，即使中共廣東區委和鮑羅廷想在北伐中來一個「我們的三二〇」、打倒蔣介石的企圖，也成了泡影。與蔣介石得到莫斯科巨額經費及武器供應相比，在上海的陳獨秀黨中央既無錢、又無武器，拿甚麼「打倒蔣介石」！
所以，對於當時的陳獨秀來說，不是要不要反對北伐、要不要打倒蔣介石的問題，而是能不能反對北伐、能不能打倒蔣介石的問題。很顯然，在國民黨和共產國際雙重壓制下，陳獨秀不過是百無一用的書生，儘管他作為中共的總書記和他那特殊的個性，為捍衛黨和革命的純潔性還要出來頑強地表現一番，結果只能是徒勞的。
陳獨秀當然知道是徒勞的，不過是再一次表現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硬骨頭精神！
注釋
[注i]「方朔」，即漢代大臣的東方朔，傳說以怪異的方式推進改革而聞名。
[注ii]「鱸魚」、「歸去」，指的是西晉大司馬張翰因不滿朝政，提出辭官回家鄉蘇州吃鱸魚去。
[注1]《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655、656。
[注2]《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693。
[注3]《嚮導》，第129期，1925年9月11日。
[注4]《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405–406。
[注5]《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665。
[注6]〈瓦西里耶夫給季諾維也夫的信〉（1925年9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78。
[注7]〈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指示〉（1925年9月2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95。
[注8]《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657、658。
[注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665。
[注1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04。
[注11]《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13–714。
[注1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416、417。
[注1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186。
[注14]《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507。
[注15]《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38。
[注16]《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21、740、742。
[注17]〈我們對中國和日本政策問題〉（1926年4月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94–198。
[注18]《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30。
[注1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42。
[注2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30。
[注21]《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43、744。
[注22]〈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黨對國民黨的關係〉（1943年春），《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12–124。
[注23]《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590。
[注24]〈維爾德給維經斯基的信〉，《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13。
[注25]《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612–614。
[注26]《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8。
[注27]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82、85。
[注28]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注29]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注30]參見：蔣介石：〈晚宴退出第一軍黨代表及CP官長並講經過情形〉，毛思誠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八編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陳孚木：〈國民黨三大秘案〉，連載之三，《熱風》第70期。陳孚木當時為國民政府監察委員。陳公博：《苦笑錄》，頁75，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0年版；《歐陽鍾報告》及《歐陽鍾供詞》（1926年3月3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注31]茅盾：《我走過的道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307。
[注32]〈關於1924年至26年黨對國民黨的關係〉，《周恩來選集》（上卷），頁120。
[注33]《蔣介石日記類抄・黨政》，1926年3月2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注34]參見《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62–171。
[注35]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99、100。
[注36]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的前因後果和教訓》（香港：前衛出版社，1975﹚，頁5。
[注37]〈廣州事變之研究〉及〈中國革命勢力統一政策與廣州事變〉，均載《嚮導》，第147期，1926年4月3日。
[注38]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的前因後果和教訓》（香港：前衛出版社，1975﹚，頁6、7、8。
[注39]《斯大林在莫斯科黨組織積極分子會議上的講話》（1927年4月5日）。這個講話由於很快被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所嘲弄，沒有見報。南斯拉夫共產黨員武約維奇的當場記錄刊於托洛斯基著《中國革命問題》，頁389–390，紐約1932年版。
[注40]《周恩來選集》（上卷），頁123。
[注41]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的前因後果和教訓》（香港：前衛出版社，1975﹚，頁8。
[注42]〈鮑羅廷給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62–171。
[注43]《蔣介石日記類抄・軍務》，1926年6月3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注44]蔣介石同留守後方將領們會見時的談話（1926年7月26日），〈鮑羅廷與蔣介石的談話記錄〉附言，《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365。
[注45]《無產者》（陳獨秀等最早成立的托派小組織機關報），第2期，1930年7月1日。
[注46]〈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使團關於對廣州政治關係和黨派關係調查結果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439。
[注47]《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頁98–99。
[注48]《嚮導》，第161期，1926年7月7日。
[注49]《嚮導》，第157期，1926年6月9日。
[注50]《嚮導》，第161期，1926年7月7日。
[注51]《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42。
[注52]《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241、268。
[注53]〈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使團關於對廣州政治關係和黨派關係調查結果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742。
[注54]〈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1926年2月15、17日於北京），《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20、140、147。
[注55]〈中央局報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頁79–80。
[注56]《嚮導》，第171期。
[注57]參見《李立三黨史報告》（1930年2月1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頁235。
[注58]《周恩來選集》（上卷），頁124。
九
大革命——一生最窩囊的時期（上）（1926–1927）
蔣介石「將計就計」
國共合作進行的「國民革命」是從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開始的。而共產黨所說的「大革命」應該是從1926年7月廣東國民政府北伐開始的。因為，由於北伐戰爭的順利開展，廣大工農群眾參加的大革命才得以真正的發動起來。「國民革命」也好，「大革命」也好，一開始就埋下了分裂的種子。北伐已經開始後，由陳獨秀主持、維經斯基參加的中共四屆三中全會做出這樣的決議：
本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黨，隨時都須準備武裝暴動的黨，在民族革命的進程中，應該參加武裝鬥爭的工作，助長進步的軍事勢力，摧毀反動的軍閥勢力，並漸次發展工農群眾的武裝勢力。
這次會議竟然根本不提北伐的事，也不制訂對策，完全是準備另一套共產黨武裝暴動的方案，把北伐戰爭讓給國民黨去進行。陳獨秀對北伐戰爭消極，就來積極進行自己的「國民革命」，俗稱「大革命」。7月12日，中共中央發表《第五次對於時局的主張》，與國民黨的北伐唱反調，提出走國民會議的道路：「現在本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仍舊主張國民會議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道路。」
北伐戰爭，在當時被視為革命的武裝打倒軍閥的武裝，高喊甚麼召開國民會議來解決國是，真是牛頭不對馬嘴，所以，很快被淹沒在北伐軍勝利的號角聲中了。但是，依靠民眾進行工農革命的原則不能變，於是共產黨立即修正了態度。首先，7月25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表《對國民政府出師北伐宣言》指出：「這次國民北伐軍北伐的成功和失敗，就是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失敗，與中國民眾痛苦的解除有極大的關係⋯⋯應該即刻下定自己的決心，極力的贊助國民革命軍，作國民革命軍的後盾，使之得到勝利。」[1]接着在31日又發出《中央通告第一號》，一改原來對北伐悲觀的估計，承認「唐生智已佔長沙，迫岳陽，⋯⋯北伐軍大有長驅而下湘贛進窺武漢形勢」；「北伐軍之勝利，已喚起了全國革命民眾之注意，甚至影響到一部分小軍閥均有輸誠革命政府趨勢，所以我們可以說全國反赤潮流現已到一低落時期，而革命潮流則隨北伐軍之進展而上漲，廣東政府之北伐已成為全國民眾最注意的一個問題。」
其次，決定把北伐戰爭與國民會議運動結合起來，號召各地民眾積極贊助北伐，同時組織「國民會議促成會」，在北伐勝利的地方，使之成為「市民會議、縣民會議的過渡機關，即成為當地人民的代議機關。」「從地方政治的直接爭鬥以匯合北伐革命的勢力，達到全國民眾的解放。」[2]
這是陳獨秀獨立自主制訂的路線。但這個策略生不逢時，與蔣介石追求的「軍事獨裁」目標不相容。莫斯科見貌似強大的北洋軍閥如此不堪一擊，被自己低估的北伐軍如此勝利進軍，也一改原先反對北伐的方針，對中共的民眾運動和民主政權不感興趣，一心想靠有軍事實力的蔣介石快快打倒北洋政府。於是，陳獨秀的路子只能是越走越窄，最後以失敗而告終。這時他正當壯年，卻走進了一生中最窩囊的年代。
陳獨秀起先明確反對北伐，現在又連發指示擁護北伐，雖然轉變得較委婉，但始終沒有作坦率的自我批評。鄭超麟評論說：這樣，在幹部中，「對陳獨秀的領袖地位是很大的打擊。張國燾認為，當初不是我錯了，是陳獨秀錯了。瞿秋白也是這樣認為的。」[3]
張國燾（1897～1979），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
這時，廣東和北伐軍佔領區內已經出現了陳獨秀擔心的情況，據當時共產國際遠東局一份調查報告——
張太雷說：北伐前廣東農民運動有較廣泛的開展，北伐後，藉口籌措軍費，「在農民中強制分攤債券。誰不購買，就說他是反革命，說他反對北伐。當地的市政府官員成立了新的警察局，實際上是反對農民的。廣州的縣長（宋子文）為了支持豪紳到處安插自己的親信，到處對農民發起攻勢，或許不起義的農民運動就會被擊潰。」
關守森（音，廣東區委組織部長——注：時任此職者為穆青，字樹珊）說：「在北伐的藉口下，他們想取消結社的自由」；「東部地區衛戍司令下令禁止成立農會。他宣佈，他將把反對當地市政官員的行動作為反對國民政府的行動，作為反革命予以懲處。」
彭湃說：「在汕頭，蔣介石的走卒何軍長（何應欽）在工人代表大會上以蔣介石的名義發表演說，在北伐期間，罷工就是反革命。」
參加這次調查的鮑羅廷也承認：「這次北伐使蔣介石發動的政變「指『三二〇』和『五一五』事件——引者）以及作為這一政變內容的整個軍事獨裁傾向神聖化了。」[4]
於是，陳獨秀對北伐戰爭的發展更加警惕，把工作重點放在工農民眾運動上。但一心想利用蔣介石的史太林和鮑羅廷不支持中共領導的工農運動，只要求工農民眾做北伐軍的帶路、偵察、修工事、救護傷患等工作，不允許進行武裝暴動奪取地方政權。北伐開始時，鮑羅廷甚至公開對陳獨秀說：「現在是共產黨應該當苦力的時代」，「我們應將所有的力量幫助並擁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5]鮑羅廷為此為中共規定的任務是：「應當集中精力在工會和農民當中做工作。共產黨人應當知道，蔣介石現在在前線作戰，在完成巨大的革命工作，對我們來說沒有問題要支援蔣介石。他們應該對北伐完全放心。」[6]
進入9月份後，由於蔣介石的反共形象逐漸明顯，再加上唐生智率領的第四、六、七軍在湖南、湖北的戰場上節節勝利，實力迅速增長；而蔣率領的第一、二、三軍在江西戰場上屢屢失利，威望下降。於是，鮑羅廷為雪恥，也加緊進行所謂「迎汪抑蔣」（把還在國外的汪精衛接回來）、「以唐制蔣」活動。這種活動得到了國民黨左派、非蔣系軍官及共產黨內不少人的支持。
「自覺自己地位之危險」，蔣介石派人到上海請陳獨秀和維經斯基赴武漢，「請C. P.勿贊成汪回」。陳獨秀不屑於鮑羅廷的謀略，向蔣介石表示中共中央的態度：「我們贊成汪回」，但在以下三個條件之下：「1、是汪蔣合作，不是迎汪倒蔣；2、仍保持蔣之軍事首領總司令地位，愈加充實蔣之實力，作更遠大的發展，決不主張別的軍人擁汪以助小軍閥倒蔣；3、不主張推翻整理黨務案。」[7]因他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以「在野黨」自居，反對共產黨員到國民黨政府中做官。對於蔣、唐關係，陳獨秀對黨內指示：「我們現時對於蔣、唐的衝突不去助長，也不去消滅，只維持其平衡，在這個平衡中，還可逼他們多做點革命工作。」[8]這樣，就把鮑羅廷和中共廣東區委原定「來一個我們的三二〇，打倒蔣介石」的設想完全否定了。
為甚麼採取這樣的方針？除了莫斯科不允許在北伐勝利聲中倒蔣之外，陳獨秀一貫反對孫中山北伐取「聯甲倒乙」方針，認為國民黨中的別人並不一定比蔣好；另外也想給蔣一個回頭的機會。他的根本思想還是把希望放在自己共產黨和工農的力量上。9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第十七號通告指出：
迎汪絕不是就要倒蔣，在現時內外情勢之下，採取此政策是很危險的：一動搖了北伐的局面，二繼蔣之軍事首領不見得比蔣好⋯⋯主要是要產生一個左派的政綱，為我們與左派合作的基礎，⋯⋯如果蔣能執行左派政綱成為左派，我們亦可不堅持要汪回來。[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