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決定，保留陳的總書記位子，但剪除一切羽翼，使他不再能發揮作用。這就是古代「清君側」的策略。中共「五大」最初提出來的新中央名單中，既沒有過去與陳獨秀接近的人，也沒有過去在上海區委和北方區委的負責幹部。「改朝換代」的傾向太明顯了，以至國際代表團主席羅易不得不站出來說話：「像彼得洛夫（即彭述之）和布哈洛夫（即羅亦農）兩同志，這名單裏面竟沒有列入。他們過去負了如此重要責任，即使錯誤了，新領導機關仍須他們參加的。」[4]所以兩人仍被選為中央委員，但畢竟還是被排擠出了決策層。「五大」後，他倆和其他原來接近陳獨秀的人，都被派到地方工作，如彭述之去北京，代替李大釗的位子；羅亦農任江西省委書記，王若飛去上海，尹寬去廣東省委任宣傳部長，鄭超麟為湖北省委宣傳部長。
實際上，陳獨秀本來就沒有決策權，只是貫徹莫斯科的路線而已。雖然有時還想鬧點獨立性，但一般均被否定，現在連中共黨內的具體決策權也沒有了。鮑羅廷和羅易不再把陳放在眼裏，有事多與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等人商量，作出決定後再形式上通過一下陳獨秀這個總書記。正如後來毛澤東在跟斯諾談到武漢地區的土地革命時所說：「鮑羅廷站在陳獨秀右邊一點點」，羅易「站在陳獨秀鮑羅廷兩人左邊一點點」。[5]
當時莫斯科、特別是史太林為首的聯共政治局是神聖不可批評的，陳在提出異議後往往被迫違心執行莫斯科的指示。而且，紀律不允許他向全黨和外界宣示來自莫斯科的命令、決定、指示、訓令等，於是，甚至黨的高級幹部也以為一切路線、決定都來自黨中央甚至於陳獨秀本人。即使極少數知道點內情的人，也只敢指到遠東局。例如，4月18日特委會討論中共中央對滬區工作決議案時，認為失敗雖為客觀環境所造成，但主觀上也有錯誤，「不但是上海黨的錯誤，而是整個黨的錯誤」。這個錯誤就是，第一沒有堅決認定對於大資產階級鬥爭的策略；第二沒有擴大無產階級的領導影響於小資產階級。周恩來提出錯誤的責任問題，批評「中央政策動搖，指導無方，對於前次廣東與上海都如此，中央對於爭領導權沒有決心」等；對於這種錯誤，「中央完全承認才能領導全國⋯⋯此次運動東方局也要負責」。[6]
關於執行國際執委「七大」路線的爭鬥
毛在回答斯諾提問大革命失敗「誰應負最大的責任」時說：「陳獨秀應負最大的責任，陳獨秀的『動搖的機會主義，在繼續妥協顯然意味着災難的時刻，使黨失去了決定性的領導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線』。」對於鮑羅廷，毛澤東認為「僅次於陳獨秀」，說鮑在1926年是贊成大規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1927年竭力反對。[7]吳玉章則說：有一次，陳與吳及汪精衛商談局勢，有人反映，農民押着某某司令的母親遊街，農協扣留了政府的糧米，汪暴跳如雷：「這不是造反嗎，豈有此理！是政府管農會，還是農會管政府？」陳也附和說：「是誰在湖南搞的，簡直是亂搞！」[8]
這裏牽涉到大革命中後期複雜的理論、路線、政策和責任問題。對這些問題，全黨思想極其混亂；這個混亂本來是共產國際造成的，而由於共產國際的干涉，又更加劇了混亂。
為了澄清混亂，統一全黨的思想，召開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提上了議事日程。但是，醞釀和主導五大的指導思想，完全由莫斯科制定的。甚至連時間地點、參加人數、議事日程、大會文件的起草，到政治、組織等一系列決議原則的貫徹，等等，都是按照共產國際的旨意執行的。可以說，這是中共誕生以來，共產國際介入最廣、最深的一次代表大會。陳獨秀在這次大會上，除了挨批，就是被迫服從。而在會前的準備期間，他曾作了相當激烈的抵制。
首先，五大的指導思想是1926年11月至12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上決定的。這次會議通過的《關於中國形勢問題的決議》，為中國國民革命的發展制訂了一條180度轉彎的左傾路線，與「八・二九」指示制訂的右傾路線完全相反。
這條左傾路線的要點是：（一）、莫斯科對形勢的估計，原來是反對北伐，現在卻被北伐的勝利沖昏了頭腦，認為北伐軍打下武漢後，「帝國主義的統治實際上已在一半國土上被打垮了」，革命在整個中國已經勝利在望；（二）、對國民黨的政策，原來指示中共在黨政軍中放棄領導權，現在則強調無產階級要從已經變得十分強大的資產階級手中奪取革命的領導權，特別在軍隊中共產黨要「擔任某些領導職務」；（三）、對統一戰線，原來強調要聯合資產階級，現在則說：「現階段中國革命的動力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這就把資產階級排除了。但又自相矛盾地批評陳獨秀多次提出的「共產黨應該離棄國民黨的這種主張，乃是錯誤的」。而且，「共產黨人應該參加廣州政府」，原來指示不要參加國民黨政府；（四）對土地革命，原來不准進行阻礙北伐的農村鬥爭，現在強調革命的「重點是土地革命」。否則「就會失去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權」；（五）對革命性質和前途，原來強調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現在則提出革命發展的前途將「超越資本主義」，「走向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史太林說：「更確切些說，走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渡政權」），建立與蘇聯結盟的「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的國家」。上述國際執委會「七大」決議精神，完全根據於史太林11月30日講話。[9]
這樣就使參加革命的人們的思想完全搞混亂了。當時任中共中央婦女部長向警予秘書的陳修良回憶這種混亂以及陳獨秀靠邊站的情況時說：
共產國際執委七大後，對中國革命提出了一個口號，叫做「走非資本主義道路」。這個口號不大明確，是指立即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作為一個目標奮鬥，當時都不瞭解，只有一個模糊的理解。我曾問過向警予同志甚麼是「非資本主義道路」？她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她只是說：「當時中央有兩種不同的估計，一種人說：中國處在俄國的二月革命時期。還有一種人說：中國已經到了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爭論不決。」當時由於對革命的階段問題不明確，後來又對於蘇維埃政權口號不理解，到底是搞無產階級革命，還是搞民主革命，說不清楚。
瞿秋白當時是中央的宣傳部長，他對農民問題特別關心，經常講這個問題，市委的幹部訓練班上也講這個問題。他說：「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民權革命，也就是農民革命，任務是打到地主階級，奪取政權，走非資本主義道路」，看來也非當即要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這個問題一提出，對於城市工作的任務是甚麼？就有爭論了，城市裏應當建立一個甚麼樣的政權，革命的主要對象是誰？有分歧了。但這個問題在當時的黨中央沒有聽到公開的辯論，我們聽到的就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團所提出的「走非資本主義道路」。在實際行動上是組織工會，領導工人向資本家要求增加工資的鬥爭，在政治上的口號還是「國共合作到底」，其實內部的大分裂早在「四一二」事變後明朗化了。不過武漢還沒有公開化，黨內也並無甚麼組織上措施，在七月十五日汪精衛正式宣佈反共以前，人們思想上還沒有準備⋯⋯甚至有不少在武漢政府工作的黨員，大吃大喝之風相當盛行，女同志多喜歡找軍人結婚，因為他們錢多，其中有許多是黨團員。無怪1928年周恩來同志在莫斯科時對我說過一句很重要的話，他說：「當時武漢不少的同志大吃大喝，生活腐化，武漢政府不失敗才是怪了。」可知人們思想的麻木到了何種程度！
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之後，陳獨秀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瞿秋白很活躍，如在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上報告，俄國人——國際代表特別活躍，常常公開做報告。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和王明，他們都說：「中國革命正在高潮中，中國的前途是非資本主義道路。」[10]
從理論上講，當時的「國民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是革命的發展有自己的規律和慣性力；二是，由於蘇聯有野心，總想在中國建立「蘇維埃中國」式的「友好鄰邦」——「紅色殖民地」，三是中共和工人農民的不成熟，一旦革命發動起來，也時時想在行動上超出「國民革命」允許的範疇。就農民運動而言，北伐戰爭的進行必須要由農民群眾的幫助。而農民一起來，首先要求「減租減息」，進而要求土地革命，實行「耕者有其田」。這本來是合乎邏輯的正當要求。但是農民要從地主階級手中奪取和保住土地，又必須摧毀舊政權和舊武裝，建立農民自己的政權和武裝。於是一場尖銳劇烈的農村革命就必不可免。而當時情況最為複雜和微妙的是，由於北伐軍官家屬絕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出身，工農群眾一起來鬧革命，就直接觸及到他們的利益。曾在廣東幫助毛澤東主辦第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後任中共湖北省農民協會秘書長的陸沉，在當時就對維經斯基說：
「常常發生私自審判、處決豪紳的事件。在新陽縣處死了45名紳士，部分是農民自己處死的，部分是交給縣當局，在農民的壓力下由縣當局處死的。最近省農民協會處理了165名因從事各種反農民的活動而被農民逮捕的紳士。在該省中部和東部的一些縣、村政權實際上掌握在農民協會手裏。」[11]
不僅農民運動是如此，城市裏的工人運動也出現了相當左傾的狀況。劉少奇後來在給張聞天的一封信中談蘇區工人「左傾」問題時說：
劉少奇，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開國元勳之一
一九二七年前武漢、長沙、廣州工人的「左傾」錯誤比這嚴重到十倍：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作時間到每日四小時以下（名義上還有十小時以上），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搜查輪船火車，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在當時是極平常而普遍的。工會是第二個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這些事幹起來，而且是越幹越厲害，企業的倒閉，資本家的關門和逃跑，物價的高漲，貨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與農民的反感（當時有許多小城市的工會被農民搗毀，而且是農民協會領導的），軍官與國民黨人的非難，就都隨着這種「左」的嚴重程度而日加嚴重起來，而工人運動在當時是共產黨負責的，這一切非難就都加在共產黨身上。人們並不責備工人，而責備這是出於共產黨的指使，這就影響共產黨與各方面的關係。[12]
很奇怪，工農運動自己也分裂了，農民協會到城市中來搗毀過左的工會。這說明真正的農民並不是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亂搞的。所以最後的失敗，與其說是國民黨反共，不如說是共產黨自己打敗了自己，或者說工農打敗了共產黨。
這就出現了一種諷刺性的情景：一面是在前方，北伐軍與北洋軍浴血奮戰；一面是在後方，工農群眾革北伐軍軍官家屬的命，甚至農民革工人的命。簡直是亂透了。所以，陳獨秀說這「簡直是亂搞」，非常正確。這樣的革命怎麼可能持久？怎麼可能勝利？更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大革命失敗後，被派到上海工作的陳修良說：「我到上海後一個很大的感覺，就是上海人擁護國民黨，不擁護共產黨，上海工人也並不擁護共產黨，他們對共產黨好像共產共妻的謠言很多，我很不開心⋯⋯覺得非常孤獨。」[13]說明大革命後期，由於搞左傾，已經失去了人心。而莫斯科及在中國的國際代表和已經沒有陳獨秀的中共中央，卻自我感覺良好！
在這種情勢下，怎麼可能去貫徹國際執委會七大會議的路線呢？而且，這條路線本身就有三大致命弱點：第一，上述一系列轉變，都必須通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去執行，而國民黨是不可能接受「自己打倒自己」的路線的；第二，《決議》本身自相矛盾，一面要共產黨員去掌握革命領導權，同時又強調「不企圖以共產黨分子代替左派之領導工作」；第三，國際的決議作出後一個月，又給中共一個指示否定決議的精神，強調「中共應進行鬥爭，反對任何分裂國民黨的圖謀，反對把右派過早排出國民黨的倉促步驟」。在接着通過的《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任務》決議中，更是自相矛盾地規定：「共產黨決不應把自己的建議強加給國民黨機構，更不應取代國民黨機構」；「黨應設法使黨員擔負黨（國民黨——引者）內的領導職務，但決不能容許把共產黨的人選強加於人。」[14]
就這樣，共產國際執委七大路線和莫斯科為執行它而發出的一系列指示，使陳獨秀黨中央和國際在華代表處於一種無所適從的境地。所以，陳獨秀開始採取了抵制的態度，再加上當時中央委員和各級幹部為了領導緊張劇烈的革命運動，也很難集中，他主張推遲「五大」的召開。對此，從當時的鮑羅廷、遠東局和羅易到後來的中國黨史界，一直指責陳獨秀在黨內「不傳達」「正確的國際七大執委決議」，對其持消極怠工的態度。這是毫無道理的。實際上，連布哈林在國際七大執委會議上的報告也承認：「問題難就難在我們不能瓦解已有的革命政府、革命軍隊和革命地區」，最後只能「在我們主宰的地區通過漸進的改良辦法解決這個問題」[15]（粗體字是原有的——引者）。然而，由於前期推行右傾妥協路線的結果，在當時右派掌握國民黨黨政軍大權的情勢下，改良也是行不通的。
就以共產黨人參加國民政府為例，連國際執委七大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也承認，當時國民政府的「實際權力掌握在國民黨右翼手中（六個委員中五個屬於右翼）」，所以共產黨人參加政府是不受歡迎的。維經斯基坦率地表示：在蔣介石掌握國民黨領導權時，共產黨「沒有參加政權的可能性」。[16]武漢成立所謂左派政府時，通過了共產黨人參加政府的決定，讓譚平山和蘇兆征分別擔任農民部長和勞動部長時，他們卻長期受到排擠，連一張辦公桌和工作人員都沒有，因此根本無法工作。最後，為了緩和緊張的國共關係，不得不「辭職」。
但是，執意來貫徹這條路線的羅易和多里奧（與羅易一起來華的法國人國際代表）向莫斯科告狀說：「黨的領導狀況不佳。在陳獨秀來到這裏之前，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委員主張立即召開代表大會，以便建立集體領導，並定在（4月）25日召開。陳獨秀到來後，藉口省裏的工作需要，要求將代表大會無限期推遲」；「儘管中共表面上接受共產國際的提綱（指上述國際執委七大決議——引者），但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委員，特別是陳獨秀不同意這個提綱並想避開討論。」[17]
陳獨秀終於獨木難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1月，「經過詳細討論與辯難之後」，十分勉強地作出了接受國際決議的決定。請注意「辯難」二字，說明通過這個決定，是經過了激烈的鬥爭的。不僅如此，決定還異乎尋常地強迫地提出：「不必俟第五次全國大會之討論，一切政策及工作計劃，即須依據（國際）此提案的方針與戰略而進行」；同時，此決議又顯然保留了陳獨秀反對的痕迹，在指示各級黨部討論國際提案時强調：「每個同志如有疑義或意見，都可寫寄黨報登載⋯⋯因為國際此提案之執行，影響到我們黨的政治生命非常之大，不在乎盲目的一致接受，而是要全黨同志都能懂得此提案的全部意義。與其由盲目一致而到實際不一致，不如由意見不一致而得到實際一致！」[18]——在中共的决議中有這樣的似「反對派」的文字，是異乎尋常的。
但是，革命局勢的發展卻不出陳獨秀所料，危機隨着北伐的勝利更加明朗化了。2月，由於蔣介石在南昌開始公開反共，3月3日，莫斯科又把國際執委會「七大」決議進一步具體化，並令中共立即對「政策和工作制度作必要的改變」。史太林這天簽署了聯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九條決定，其主要內容是：（一）改造國民黨。「吸收工農群眾加入國民黨」；「在這一基礎上實行排擠國民黨右派的方針。從政治上使他們聲譽掃地並有步驟地自下而上地撤銷他們擔任的領導職務」；（二）改造軍隊。「必須堅決加強提拔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員擔任軍隊、軍校、重要軍事技術等部門幹部職務工作」；「必須堅持把軍隊從個別軍閥的僱傭軍變為革命政府的、聯繫群眾的常備軍的方針；實行掌握軍隊中重要職位的政策」；「必須加強軍隊中共產黨支部的工作」，「凡是沒有支部、能夠建立支部的地方都應建立支部」。[19]
這個「三・三」決定，似乎摸到了中國革命危機的癥結所在，即由於此前推行莫斯科的錯誤路線結果，黨政軍的領導權沒有掌握在共產黨手中(實際上是聯共和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不讓共產黨掌握領導權)，現在，一下子要共產黨改造國民黨黨政軍領導機關，奪取領導權，無疑是水中撈月。掌握軍隊者則用屠殺和「禮送出境」的辦法，驅逐那些不聽話的共產黨人，雖然他們有些當了軍「政治部主任」等職，只能做軍事長官的幫手和苦力，如瞿秋白所說「政治部是姨太太」。[20]
國際執委會「七大」決議和「三・三」決定另一個致命弱點是，必須通過武漢國民黨政府來執行。特別是「四・一二」之後，史太林用汪精衛代替蔣介石作為依靠對象，稱武漢成了「革命中心」，國民黨成了「沒有右派分子的革命的國民黨」，「將逐漸變成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機關」。與中國的實際情況根本不符。於是，國際新路線還來不及貫徹，形勢就急劇惡化，發生了上海和廣州等的反共政變。武漢地區內部也不斷發生軍官叛亂的事件。
對此，羅易等人不敢去追究莫斯科的錯誤和責任，卻倒打一耙，把氣撒在陳獨秀身上，又向莫斯科告狀說：「機會主義的和極左的錯誤根本不是來源於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決議，而是來源於俄國反對派在中國的思想上追隨者——右傾的彼得羅夫（即彭述之——引者）和布哈羅夫（即羅亦農——引者）、機會主義者陳獨秀⋯⋯及庇護他們這些人的維（即維經斯基——引者）」；「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沒有很好理解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新提綱」，「仍舊受到自己的舊政策的束縛，無法執行時局所要求的新政策。」甚至說：「共產國際執委會在中國執行了唯一正確的路線，但反對派的中國信徒破壞這條路線」，陳獨秀為首的中央「經過戰鬥」才最終「理解了決議」，「但把它壓了一個多月時間」（到3月初）。並說他們在關鍵的幾個問題上「持保留意見」：拒絕參加政府和國民黨機構；不同意讓工人大批地加入國民黨，也就是隱蔽地退出國民黨；藉口廣州軍隊是軍閥軍隊，不同意爭取軍隊；認為工人代表蘇維埃的思想是與國民黨所贊成的上海國民代表大會相對立，等等。[21]
從羅易的這個告狀信中，可以看出，陳獨秀內心深處還是堅持「國民革命」的理論和「退出國民黨」的方針。
但是，羅易、瞿秋白、毛澤東以及上述寫《上海來信》的三位國際代表等，不想用「國民革命」來限制當時的運動。後來由於毛澤東勝利，於是，「大革命」的提法就代替了「國民革命」這個當時普遍使用的詞，成為中共對這段歷史的傳統觀念。這就完全掩蓋了這場革命的性質，也掩蓋了毛澤東當時的左傾錯誤。《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個極左的文件，就成為《毛澤東選集》中的經典代表作，而與此對立、比較實事求是的陳獨秀則一直被釘在「右傾機會主義」恥辱柱上，直到現在。
在中共「五大」上處處挨批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漢口舉行。結果是剪不斷，理還亂，使中共更加陷於混亂，最終導致失敗。大會仍由陳獨秀任執行主席，並代表中共中央作兩年來工作報告。報告檢討了以他為首的黨中央過去反對孫中山北上、主張退出國民黨、沒有積極地堅決地幫助北伐，以及上海暴動時沒有估計到敵人的力量，馬上想在上海實現民主專政等問題上的一系列錯誤，表現了一個領導人勇於承認錯誤，不搞文過飾非的光明磊落的態度。在中共黨史上，黨的第一把手，在代表大會上能作這樣的自我批評，是極為罕見的。
舉辦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舊址
在這個檢討中，由於國際的壓力和黨內不明真相，也有不少委曲求全、忍辱負重之言。例如談到「三二〇」事件時，他說：
「黨的意見是，當時不僅有戴季陶主義思想，不僅有蔣介石的武裝力量，而且在他們後面還有整個資產階級。我們的力量不足以鎮壓蔣介石。因此黨中央堅決主張採取退守——讓步的策略。這就是說，我們允許資產階級力量留在聯合戰線裏。我的意見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力量，當時的確不能夠鎮壓蔣介石；況且蔣介石也還沒有公開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會輿論也不會同意對他進行鎮壓。因此，我認為黨中央的策略是正確的。」——前述國際絕密檔案表明，這些想法大革命前期的那些路線、政策、意見和措施，都不是陳獨秀的，而是莫斯科及當時處理事件的布勃諾夫為首的蘇聯考察團及鮑羅廷的。因為他當時被迫同意了這個退讓方針，所以，他必須為它辯護，否則就是「反國際」了，這在當時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他不能或不敢在這個問題上說明真相，但是，他又機智地暗示當時的退讓方針是國際決定的，而自己當時曾提出「退出國民黨」的策略是正確的。
關於退讓方針，他明確指出：「鮑羅廷同志堅持認為，共產黨員要退出黃埔軍校，甚至今後也不要在軍隊裏進行工作。」這實際向全黨暗示，「三・二〇」事件甚至「四・一二」事件前向蔣介石的整個退讓方針都是莫斯科決定的，黨中央不過是執行而已。
關於退出國民黨，他大膽地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這不僅是3月20日事變中的策略問題，而且是無產階級與整個資產階級聯盟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應當如何退出同資產階級的民族聯合戰線，甚麼時候我們可以不要資產階級的援助而獨立地進行革命，甚麼時候我們可以公開進攻資產階級等等的問題。」——這是一個深刻的思想，是當時年幼的共產黨的領導人的寶貴探索，而這也就是當時他向國際提出「退出國民黨」策略的真實用意。
陳獨秀檢討性的政治報告，非但沒有引起同情，卻遭來文過飾非的人們更大的鄙視。在會上，他卻活像一個傀儡。首先，蔡和森說：「獨秀在五次大會政治報告，其大綱是魯易（羅易——引者）規定的。」[22]羅易本人也直言不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與中共中央聯席會議經過長時間的反復磋商決定」了這個中共中央的政治報告。請注意他這裏用了「長時間的反復磋商」，說明陳獨秀黨中央進行了相當的激烈的抵制，但是無效，因此，在「五大」上，陳不僅進行了自我批評，還處處受到批評。大會上爭論集中在土地革命、革命發展（包括北伐）方向問題上。
在土地問題上，陳獨秀一貫主張實行溫和改革的「減租減息」的政策，後來由於兩湖地區已經出現農民奪取土地的自發的土地革命運動，他就在同意沒收大地主、軍閥和劣紳土地的同時，「反對農民運動過火」，反對沒收小地主和北伐軍官的土地，制止亂捕亂殺。早在1926年12月13日陳獨秀主持的有鮑羅廷和維經斯基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別會議（又稱政治局與國際代表聯席會議）上，陳獨秀就與多數同志一起堅持這個主張，反對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鼓吹的急進的土地政策。為此，會議還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農民政綱草案》，其中明確規定只「沒收大地主、軍閥、劣紳及國家宗祠的土地，歸給農民」；在1927年4月26日（即五大開幕前一天），他在由國共兩黨成員組成的土地委員會上發言說：
這個問題甚複雜，牽涉甚大，全部的問題，現在在革命的理論上，財政上，社會問題上，各方都要求解決土地問題。土地問題成了重要的輿論了。但是到了實際問題便發生困難，如軍人的土地問題，中小地主問題，策略問題等等，都有困難，各方面都不能滿意。我的意思，方法與原則是可以相符的。
接着，他提出了個人對土地問題的七條意見，其中強調「沒收小地主及革命軍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給農民」。[23]在當時武漢地區和兩湖農民運動高潮中能保住如此清醒的頭腦，難能可貴。因此，在接着舉行的中共「五大」上通過的《國民革命中的農民政綱》，基本上貫徹了這個原則，規定：
甲、無代價的沒收地主租與農民的土地，經過土地委員會，將此等土地交諸耕種的農民；
乙、屬於小地主的土地不沒收；
丙、革命軍人現時已有的土地可不沒收。[24]
實際上，正如他在上述「土地委員會」會議上所說，考慮到當時的主客觀條件和兩湖地區已經出現的過火情況，他認為這些土地革命的原則「不是馬上實行的」。因此他又在「五大」上提出先進行北伐，等打到北京（軍閥政府）後，再進行土地革命主張。這被稱為「先擴大，後深入」的方針。鮑羅廷也是這個主張。
所以，中共五大雖然吸收了陳獨秀的土地革命的意見，卻還是處處挨批。因為，國際執委會七次擴大全會後、帶着史太林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七大新方針的羅易，主張在北伐軍佔領地區先進行深入的土地革命，以鞏固革命的根據地，再談北伐。這是「先深入，後擴大」的方針。這個方針得到瞿秋白和毛澤東等人的擁護。
這樣，在中共上層及國際代表方面，兩種意見始終尖銳對立，不能形成統一的指導意見。
實際上，在激進兩湖地區，已經形成類似歷史上農民起義的自發的土地革命高潮；而在其他地區，則由於反動派及國民黨右派勢力的強大，連「減租減息」的政策也不能實行。造成這種複雜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絕不是陳獨秀的責任。因為，他的主張基本上是正確的，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從共產黨方面說，主要是當時共產黨成熟的程度決定的，即從事農民運動幹部的數量和政策水準，根本不可能把農民運動引上正確的軌道。
請看聯共（布）、共產國際提供的檔案證明：
在「三・二〇」事件前，鮑羅廷自認為掌握了廣東大權可以無所不為時，也對廣東的農民運動無能為力。當時廣東有92個縣，4，000萬人口，60萬農民已經自發組織起來。但當時全國共產黨員只有4，500人。鮑羅廷說：即便有100名甚至500名「職業共產黨員」做這60萬農民的工作，也「不能控制住這種自發行動」，「這意味着必然發生內戰，因為我們無法控制住農民。即使有更多的共產黨員，我們也無法制止農民為實現自己迫切的要求而進行鬥爭。」[25]
當時陳獨秀與毛澤東之間、鮑羅廷與羅易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就是這種「內戰」。前者要想控制農民運動，後者則崇拜農民運動的自發性、狹隘的報復性和盲目的破壞性。
1926年9月，北伐軍佔領武昌後，國民政府轄區達四個省約1.5億人口，共產黨員雖然有了大發展，達到1.5萬多名，但在這麼廣大地區開展農民運動，維經斯基說：中共「要根據客觀的條件來開展工作，既缺少人手又缺少經費」；「中央因缺乏工作人員而喘不過氣來」。[26]譚平山則指出：新黨員60%是工人，來不及進行培訓就投入鬥爭，「大多數同志還缺乏必要的政治素質」；「我們一直保持着對農會的領導權，但是黨太小，有許多農民組織是在反對地主、土匪和政府軍的鬥爭中自發產生的，黨還不能完成在這些農民組織中的主要工作。」還有一個中共中央無法解決的困難是，由於國民黨右派掌握着地方政權，竭力破壞農民運動，經費問題，「黨無力獨立地加以解決」。[27]1927年1月，共產黨員的人數達到5萬名，維經斯基更是感歎道：一年多來「黨大約壯大了10倍。沒有足夠的力量用來改造最近幾個月湧入黨內的群眾」。[28]
至於說陳獨秀「反對武裝工農」，已如前述，既然是共產國際的指示，又是中共在幹部和經濟上的必然的困境，那就決不應歸罪於陳獨秀。陳本人是很想武裝的，要不然他怎會親自領導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動。但是，一介書生，力不從心。正如他後來所說：「中山艦事件」時，「我們要求把供給蔣介石、李濟深等的槍械勻出五千支武裝廣東農民，國際代表（鮑羅廷——引者）說：『武裝農民不能去打陳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國民黨的疑忌及農民反抗國民黨』」，因此遭到拒絕。[29]
關於革命發展方向，當時有兩層意思：一是北伐戰爭向何處去？二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如何發展。由於當時史太林和共產國際把革命完全依附於北伐戰爭的發展，這兩個問題有不可分割的聯繫。
對這個問題，五大上出現了四種意見：一、繼續北伐，與馮玉祥的國民軍呼應，向河南省推進，直搗北京；二、東征蔣介石。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等人持此意見。他們致信黨中央，指出：「即使武漢北伐，能直搗京津，而蔣之政權已固，繼蔣而起者亦將大有人在，日帝國主義在北京亦未嘗不可與國民政府成直接衝突。」[30]三、南進廣東，打倒李濟深，重新建立廣東革命根據地；四、向西北發展。這是鮑羅廷和陳獨秀的意見，認為東南反動勢力太強大，向西北發展可以接受蘇聯援助。當時這種意見被斥為「向西北逃跑」的機會主義路線，後來紅軍長征後期，卻被毛澤東等領導人採納，企圖打通與蘇聯的通道，以便接濟即將建立的西北革命根據地，結果因馬家軍阻止而遭到慘敗，這就是「西路軍事件」。
由於羅易實際上操縱了會議，所以，會議通過的決議嚴厲批判了鮑羅廷、陳獨秀的「先擴大，後深入」的主張和向西北發展的路線，決定了先在武漢地區深入土地革命的路線。這樣正在走向低落和困難的大革命，只能在武漢等「死」了。
而且，最要命的是「五大」必須遵守莫斯科的死命令：無論是改造國民黨、深入工農運動、還是爭奪革命領導權，都必須通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去執行。所以，它又狠批陳獨秀關於共產黨必須退出國民黨才能執行獨立政策的主張，宣稱：「四年前中國共產黨在兩種條件之下，加入中國國民黨，（A）保持組織的獨立性；（B）有批評的自由，以執行其擁護工人階級利益之政治主張⋯⋯但是，本黨在國民黨中，以前只有離開國民黨而求所謂『獨立』的政策，而實際上並未能將真正獨立的工人階級之政策執行起來。」[31]
就這樣，中共五大，雖然通過了一個左傾的決議案，企圖統一思想，挽救正在走向失敗的革命，但實際上甚麼問題也沒有解決。
明確抵制莫斯科的「緊急指示」
陳獨秀消極抵制國際執委七大路線和莫斯科「三・三」指示，已經被羅易和遠東局中的激進派視為機會主義者。但是，真正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的，是他和全體中央委員和國際駐華代表共同抵制所謂莫斯科挽救大革命的五月「緊急指示」。
中共「五大」閉幕後不久，1927年5月18–3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在莫斯科舉行第八次全會，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史太林和托洛斯基都參加了會議，雙方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托洛斯基在發言中着重批評了史太林和布哈林繼續依靠武漢汪精衛推行的中國路線，順帶也點名批評了陳獨秀的兩個思想：「將土地革命延遲至疆土在軍事上已有保證之後」，「將政治改組延遲至軍事勝利之後。」[32]他堅決主張保衛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發展工農武裝，成立蘇維埃，開展土地革命，並要求把反對派對史太林的中國政策的批評公諸於眾。這表明雙方鬥爭已經白熱化。但他畢竟是少數派，他的主張遭到大會的拒絕，並被斥為「反黨罪行」。全會通過特別決議，譴責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反黨聯盟的分裂行動，撤銷了托洛斯基共產國際執委的職務。這就減弱了國際中支援陳獨秀退出國民黨主張的力量。
史太林受到托洛斯基攻擊的刺激，決心堅決捍衛他的「國共合作」路線，並進一步向「形左實右」的傾向發展。早在中共五大結束後的5月13日，史太林主持的聯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秘密會議，決定給鮑羅廷、羅易和陳獨秀發去電報，提出三點建議：一、在「保護指揮人員財產和分給士兵土地」的前提下，「在共產黨的積極參與下由農民實際沒收土地」，口號是「一切權力歸農會」。這裏雖然有陳獨秀反對農民運動「過火」時的主張之一「反對沒收北伐軍人的財產」，但是，沒有明確對中小地主的政策，實際還是沒收一切土地；二、「開始組建8個或10個由革命的農民和工人組成的、擁有絕對可靠的指揮人員的師團。這些師團將是武漢在前線和後方用來解除不可靠部隊武裝的近衛軍」；三、「加強在蔣介石後方的工作，對蔣介石部隊的瓦解工作。」[33]
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斯基（1879～1940），蘇聯共産黨、第四國際領袖
現在沒有材料說明這個電報是否發出，陳獨秀對此有甚麼反應。但是，它卻是緊接着發出的著名的「五月緊急指示」的雛形。因為，正是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期間，5月21日，武漢國民黨第35團團長許克祥在湖南長沙發動反共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民眾。中共湖南省委發出指示，組織長沙附近農軍於30日圍攻長沙的叛亂部隊。汪精衛得知後大發脾氣，指責事件是由農運「過火」引起的。鮑羅廷怕國共破裂，主張國共雙方組織代表團赴湘，「一面查辦許克祥的叛變，一面查辦農運過火」。[34]陳獨秀為此召集政治局會議緊急磋商，作出《對於湖南工農運動的態度》，也一面批評國民黨領袖的工農政策「動搖」，一面批評「貧農幼稚行動」。同時指出：「土地問題尚須經過相當宣傳時期，並且必須先行解決土地問題之先決問題——鄉村政權問題，因此我們即須：（一）擴大土地問題在各方面之宣傳尤其在軍隊中。（二）着手建立鄉村自治政權及縣自治政權。」[35]於是，陳獨秀簽署了中央致湖南省委的信，命令取消進攻長沙的計劃，避免公開衝突，把問題轉移到武漢來解決。同時，鮑羅廷率領國共代表組織的代表團，去長沙查辦許克祥，遭許的恫嚇而折回。此事引起中共黨內激烈爭吵。陳獨秀、張國燾、李維漢組成的政治局常委一度通過蔡和森提出的強硬方針——《兩湖決議案》，號召農民依靠自己的勢力解決許克祥，自動沒收土地，發展五萬以上農軍，推翻代表土豪劣紳的國民黨中央。
這說明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確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要麼支持農民的土地革命，而不顧國共合作破裂；要麼維護國共合作，而阻止農民革命。但二者莫斯科都不會同意。
總之，在當時群眾運動高潮的形勢下，再加上共產國際忽右忽左的政策干涉，共產黨的理智決策與感情用事，很難達到統一。真如當時陳獨秀的秘書黃階然後來回憶的：當時陳獨秀十分苦惱，白天去開會，「晚上在房子裏轉來轉去，直到深夜一、二點鐘才睡，」還不斷地對天長歎：這種政策「究竟叫我怎麼領導？我這個領導怎麼領導法？」[36]
正是在這革命危機的情況下，5月30日，即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會議在處理了托洛斯基問題後，聯共中央書記莫洛托夫在徵詢政治局委員意見後，決定給鮑羅廷、羅易、柳克斯（蘇聯駐漢口總領事）發去了被稱為挽救中國革命的「五月緊急指示」的電報：
1、我們堅決主張從下面實際佔領土地；
2、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讓步是必要的，同這些階層的聯合是必要的。只應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勢需要，暫時可以不沒收中地主的土地；
3、應該改變國民黨目前的構成，務必更新國民黨上層人士，充實在土地革命中脫穎而出的新領導人；
4、應當消除對不可靠將領的依賴性。要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再加上來自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要利用軍校學員做指揮人員，要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
5、要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和蔣介石保持聯繫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農的軍官；
6、務必報告你們是否收到了電報和採取了甚麼措施。[37]
這個指示中，第二條因與陳獨秀的主張相符，比較理智，過去的中共黨史論著，都予以閹割。而這樣做的始作俑者，卻是史太林本人在這年8月1日（即大革命失敗後）所作的題為《國際形勢和保衛蘇聯》[38]演講中披露的內容，顯然是為了嫁禍陳獨秀的需要。中共的黨史作者就此作為依據，批判陳；而且，把這個指示的直接接收者——三個外國人，說成是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
約瑟夫・維薩裏奧諾維奇・斯大林，又名史太林
這個指示中的第4條——要共產黨「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中共傳統黨史一直作為史太林重視中國武裝鬥爭，陳獨秀一直反對武裝鬥爭的重要證據之一。其實在此前，莫斯科一直不允許共產黨組建自己的軍隊，甚至不允許武裝工農。這裏有一個複雜的過程。早在大革命初，莫斯科領導人對共產黨人掌握軍隊，似乎有所考慮。1925年5月5日，聯共政治局會議上，史太林曾提出「在廣州組建新的可靠部隊」。為此，會議還作出了向廣州派遣200人的教官隊和提供50萬盧布、2萬支步槍、100挺配備子彈的機槍、一定數量的擲彈炮和手榴彈的決定。可是，不久就改變方針，改由大力加強對「國民黨將領」提供軍事援助的方針。因此這年出現了共產國際給中共「九二八」指示中這樣的文字：「共產黨人在國民革命軍中的工作」，不是「瓦解它，削弱它的戰鬥力和為未來無產階級紅軍準備幹部」，而是「鞏固和加強軍隊」。為此，「應該準備取消軍隊中建立共產黨支部」，而且「決不允許突出共產黨人，讓共產黨人佔據太重要的職位，試圖取代最高指揮人員和政工人員」。從此，莫斯科就千方百計阻止和限制中共領導的工農武裝的發展。
後來，維經斯基等國際代表多次向莫斯科呼籲，要求武裝工農，特別「在農村，很難說究竟有甚麼樣的武裝力量」，要求莫斯科提供武器或購買武器的經費。[39]但莫斯科始終不予理睬。如前所述，在國際代表一再要求下，莫斯科原擬答應撥款10萬盧布，但因反對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臨時取消了這批撥款。[40]只是在3月22日的上海暴動取得勝利後，24日舉行的聯共政治局會議才作出一個事後追認的決定，致電鮑羅廷並轉國民政府：
建議頒佈關於根據工會的倡議在工業中心城市建立為數極少的工人糾察隊的法令。首先在上海建立。[41]
這說明，在莫斯科看來，中共在上海接連三次武裝暴動和武漢收回英租界時建立的工人糾察隊是非法的，現在被迫承認，也用「為數極少」來限制它。
莫斯科為甚麼如此害怕工農武裝呢？主要是害怕中共的武裝會嚇跑國民黨資產階級，破壞統一戰線，此外，還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思想是：認為只有國民黨的正規軍和正規戰爭才能戰勝北洋軍。在國民黨軍隊紛紛叛變時，1927年5月13日，史太林還公開宣稱：「在目前，用新的軍隊，用紅軍來代替現在的軍隊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暫時沒有甚麼東西可以代替它。」[42]
但是，5月30日的「緊急指示」，卻突然要中共組建由共產黨員和工農組成的7萬人的「可靠部隊」來代替用史太林的話說「不可能」、「沒有甚麼東西可以代替」的「現在的軍隊」，顯然十分荒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