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在蘇聯和國民黨再加一個共產國際三重壓迫下，陳獨秀中共中央哪有「自由」可言。稍有一點不同意見（如陳獨秀在中共受壓迫時多次提出的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就遭嚴厲批評和否定。
對史太林的這種文過飾非行為，聯共中央、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的領導人自然緊跟。於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就被生生地釘在恥辱柱上了。
自然，當時有良知的人還是有的，批評史太林、布哈林這種行為很不道德，為陳獨秀抱不平，指出使中國革命失敗的真正責任者是誰！7月6日，時任蘇聯「不許干涉中國委員會」主席團委員的沃茲涅先斯基寫信給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拉斯科爾尼科夫指出：「我們這些有罪的人在想，最近兩年，中國的條件非常有利，但農民運動卻很少發展，這種情況多少是由於我們的錯誤造成的，因為許多同志，其中也包括您在內，都認為，促使共產黨到國民政府和馮玉祥政府地區開展運動是不合時宜的」；「國民革命運動剛剛開始時，我們把它看作是革命運動的高潮；反帝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剛剛開始時，我們把它看作是革命已轉入『社會主義軌道』。我們錯了」；昨天在您這裏的宣傳標語上，把陳獨秀「說成是人民英雄，而今天卻被說成是『壞蛋』、『叛徒』等等」；「現在的這種歇斯底里又從何而來的呢」？[77]——當然，它來自史太林。
七十年後（1996年），俄羅斯和德國學者在聯合編輯新公開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這批檔案時，也指出史太林這樣批評陳獨秀中共中央是「不公正的」，「這表明他是把莫斯科方針遭到失敗的罪責推到中共身上的首倡者之一。」[78]但是，這絲毫也未能改變陳獨秀在母國的處境，2002年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根據這批檔案編寫出來的至今最新版本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人稱「欽定黨史」），依然堅持七十多年的傳統觀點：「在大革命後期，作為革命中堅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79]對大革命的失敗負「主要責任」。[80]如此冥頑不化、睜眼說瞎話，明目張膽地歪曲歷史，令人不可思議。
綜上所述，陳獨秀在大革命中，在聯共和共產國際準備的全部條件下，被迫進行了對中共與革命的領導工作，但是又被迫接受聯共與國際的領導，最後成為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替罪羊，是因為他沒有實行把中國變成親蘇的「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國家。具體來說，他沒有執行毫無可能的、莫斯科最後的「緊急指示」。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完全是聯共針對托洛斯基反對派的黨派鬥爭的產物，完全是錯誤的。實際上，在「緊急指示」以前，陳獨秀被迫領導的革命工作，包括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裝暴動，都是「左傾」的表現。因為，從當時中國社會狀況來說，根本不具備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條件，也根本不具備建立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和「上海市民政權」的條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而硬要去做，除了左傾、錯誤、失敗之外，不會有別的結果。而其總根源是蘇聯在中國推行民族利己主義政策的失敗；從中國社會發展史的視角來衡量，企圖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階級，更是反動的。
就這樣，陳獨秀像一個傀儡與打手一樣，違心地渡過了他一生中最窩囊的時期。
晚年陳獨秀
注釋
[注1]鄭超麟：《懷舊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頁20–21。
[注2]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注3]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注4]轉引自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注5]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38、139。
[注6]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461、467。
[注7]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38。
[注8]吳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憶〉，《中國青年》，1961年第9期。
[注9]〈斯大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1926年11月30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的講話）：《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268。
[注10]陳修良：《我走過的道路》，1989年，未刊稿。
[注11]〈維經斯基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的報告〉（1927年6月2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328。
[注12]〈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個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華全國總工會編：《劉少奇論工人運動》（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3），頁213。
[注13]陳修良：《我走過的道路》，1989年，未刊稿。
[注1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第5號記錄〉（1927年1月19日）；〈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任務》的決議〉（1927年1月19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71、85。
[注15]〈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1。
[注16]〈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1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93–95。
[注17]〈羅易和多里奧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的電報〉（1927年4月2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09。
[注18]〈中央政治局對於國際第七次擴大會中國問題決議案的解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14、15。
[注19]〈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89號（特字第67號）記錄〉（1927年3月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35–136。
[注20]《瞿秋白文選》，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393。
[注21]〈納索諾夫、阿爾布列赫特和曼達良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5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71。
[注22]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中共黨史報告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102。
[注23]中共中央農委編：《中國農民》，第2卷，第1期，1927年6月。
[注24]《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55。
[注25]〈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1926年2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21、122、129。
[注26]〈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6年9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539、542。
[注27]〈譚平山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會議上的報告〉（1926年9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549、551、553。
[注28]〈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1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99。
[注29]《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油印小冊子。
[注30]《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6。
[注31]〈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44。
[注32]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頁19，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注33]〈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102號（特字第80號）記錄〉（1927年5月1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52–253。
[注34]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76。
[注3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105。
[注36]辛平：〈陳獨秀秘書黃玠然談大革命前夜的陳獨秀〉，《炎黃春秋》，1997年第1期。
[注37]〈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07號（特字第85號）記錄〉（1927年6月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98–300。
[注38]《斯大林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頁30–32。
[注39]〈維經斯基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的報告〉（1927年6月2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41。
[注40]〈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88號（特字第66號）記錄〉（1927年2月24日）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89號（特字第67號）記錄〉（1927年3月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23、136。
[注41]〈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92號（特字第70號）記錄〉（1927年3月24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57。
[注42]《斯大林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頁239。
[注43]〈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第108號（特字第86號）記錄〉（1927年6月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07。
[注44]轉引自〈羅易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電報〉（1927年6月8日於漢口），《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08、309。
[注45]〈希塔羅夫關於中共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聯席會議的報告〉（1927年6月26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61。
[注46]以上各人的發言，分散在〈羅易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電報〉（1927年6月8日）等五個文件中，篇名太長，恕不一一列出，請見《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09、321、357、361、427。
[注47]〈羅易給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電報〉（1927年6月5和1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02–303、322–323。
[注48]〈羅易給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電報〉（1927年6月5和1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01、302、303。
[注49]〈維經斯基在共產國際主席團會議上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28、329。
[注50]〈斯內夫利特筆記——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關於國共合作問題的討論〉，《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36。
[注51]「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64/3179號英文筆記手稿：〈關於京漢鐵路工人運動調查記錄〉，《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13–214。
[注52]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13–14。
[注53]〈陳獨秀根據政治局意見致共產國際電〉，羅伯特・諾斯、津尼亞・尤丁編著：《羅易赴華使命》(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81)，頁325。
[注54]〈羅易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電報〉（1927年6月16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18–319。
[注55]〈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秘密會議第30號記錄〉（1927年6月2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44。
[注56]〈羅易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的電報〉（1917年6月2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71、372。
[注57]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251、252。〈羅易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的電報〉，《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72。
[注58]羅易：〈中國的革命和反革命〉，《國際新聞通訊》，第7卷，第42期，1927年7月21日。
[注59]〈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12號（特字第90號）記錄〉（1927年6月23日）；〈斯大林給莫洛托夫的信〉（1927年6月24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13號（特字第91號）記錄〉（1927年6月27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第114號（特字第92號）記錄〉（1927年6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45、346、352、364、375–376。
[注60]〈斯大林給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年6月2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66。
[注61]〈羅易給斯大林的信〉（1927年6月29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74。
[注62]〈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第116號（特字第94號）記錄〉（1927年7月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97、398。
[注63]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頁263、266。
[注64]《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頁91。
[注65]轉自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頁97。
[注66]《嚮導》，第197期。據羅易後來說：這封信及信中六條「提議」，並未得到中共中央的正式批准；《羅易赴華使命》，頁113。
[注67]〈中央通告農字第八號——農運策略的說明〉（192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頁159、162、163、164。
[注68]《國聞週報》，第4卷，第29期。
[注69]轉引自〈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同志書〉，《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頁255、256。
[注70]〈中共中央武昌會議記錄〉（1927年7月3日），〈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91年第10期。
[注71]《中共中央常委擴大會議記錄》（1927年7月4日），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注72]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98。
[注73]《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油印小冊子。
[注74]《嚮導》，第201期。
[注75]〈斯大林給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年7月9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405–409。
[注76]〈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第108號（特字第86號）記錄〉（1927年6月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298–300、306–307。
[注77]〈沃茲涅先斯基給拉斯科爾尼科夫的信〉（1927年7月6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393–394。
[注78]〈國民革命的危機和共產國際與國民黨關係破裂〉導言，《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93。
[注7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頁281。
[注80]石仲泉：〈用「三個代表」思想指導《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編修〉，《百年潮》，2002年第10期。石是當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負責人，主持了這次新黨史的編著。
十二
探索革命新路（1927–1928）
缺席撤職，舔吮傷口
1927年7月，大革命失敗。無數共產黨員和工農民眾流血犧牲，陳獨秀也被莫斯科之鞭抽打得遍體鱗傷。
鑒於武漢形勢日益嚴重，陳獨秀離開中央工作崗位以後，就從中央機關「六十一號」搬出，與秘書黃文容另租房子隱蔽起來。據時任湖北省委宣傳部長、與陳聯繫密切的鄭超麟介紹：
鄭超麟，時任湖北省委宣傳部長
每天還同國民黨要人見面。他一人綜合各方面的秘密消息。每夜臨睡前口授黃文容記下，用複寫或油印發給黨內重要同志，省委（湖北）有一份，我每天可以看見。這雖是無系統的、瑣細的消息，但若有一份留下來定是當時最好的史料，其中有許多關於國民黨要人的態度和私下言論，因為我們在這些要人身邊都佈置了密探。[1]
可見當時共產黨雖屬幼稚，情報工作已經相當成熟。後來，陳一度隱藏在長江印刷廠新創辦的「宏源紙行」樓上，這個地方只有創辦人陳喬年和汪原放（當時公開身份是《民國日報》營業部主任，內部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出版局局長，兼管長江書店、長江印刷廠）等少數人知道。陳獨秀還說：「紙店的招牌取得很好，千萬不要用時髦的字樣」。他讓陳喬年轉告汪原放到柏文蔚任軍長的三十三軍去搞一位置，意思是要一張「護身符」，準備白色恐怖的到來。「七一五」汪精衛分共後，陳成為被公開通緝的「共匪首領」，就藏進了工人住宅區。汪原放回憶：
有一晚，喬年對我說：「今天父親對我說，要你去一去。明天我和你一道去罷。」我們去了，走到一個一樓一底的門口，一張竹床上，有一個人面孔朝屋內、頭靠着門躺着。喬年和我進了門，他一頭坐了起來，肩上披着一條粗夏布的大圍巾，手上還拿着一把芭蕉扇，說：「來了？」我才知道是仲翁⋯⋯差不多在走時，他笑着說：「剛才你來時，看見我像一個工人罷？」我道：「這一帶是工人住宅，湊門乘涼的，我看見很多。朝裏躺，更好。」[2]
後來，陳獨秀又讓陳喬年轉告汪原放，「不要再幹了，還是把店（指《亞東圖書館》——引者）事做好要緊」。[3]這時的陳獨秀已經48歲，飽經鬥爭磨難。他的經驗對於年輕人來說是多麼寶貴，關係到革命者的生命。
1927年7月23日，代替羅易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來到武漢，德國人紐曼為其副手。羅手中拿着批判陳獨秀的尚方寶劍，在清算陳的同時還要強行貫徹「緊急指示」，為挽救莫斯科在中國的「革命」事業作最後的努力。羅首先與瞿秋白、張國燾談話，宣佈中共中央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拒絕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因此決定正式將其改組。陳獨秀不能再任總書記，而應到莫斯科去總結經驗教訓（實為接受批判和懲罰）。於是，決定在8月7日召開中央緊急會議。
8月4日或5日，羅明納茲和紐曼到長沙，在麻園嶺蘇聯領事館內召開當時農民運動最發達也最受摧殘的湖南省委臨時會議（由領事館英文秘書饒漱石任翻譯），動員批判陳獨秀，還組織倒陳簽名。省委代理書記易禮容不同意這樣做，他說：
為甚麼要打倒陳獨秀呢？革命連續失敗，同志犧牲慘重，黨組織多遭破壞，一時創巨痛深，不易活動；陳獨秀在社會上有聲望，在黨內有號召力，打倒他，很少有人能起來領導；革命失敗不能說是他一個人之過，共產國際對中共不斷有指示，還派來了代表監督執行，難道就沒有責任？而且，也不宜以下級組織簽名方式來撤銷黨的總書記。
易還主張土地革命不該打倒中小地主。會議開到第二天早晨，雙方爭執不下，不歡而散。[4]於是，在「八七」會議上，羅明納茲即批判湖南省委書記「代表地主階級思想」。
在一些基本問題上，易禮容與陳獨秀是一致的。1922年湖南建黨，毛澤東是湘區區委書記，易是委員。1926年易任省農民協會委員長，曾主持制定了《湖南農民運動目前的策略》，贊同陳獨秀的先進行國民革命，然後才開展社會革命的觀點，主張實行減租減息和耕地農有，不贊成沒收富農和中小地主土地，贊同刪掉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詞句。1927年被選為中共「五大」中央委員。5月21日「馬日事變」，易在武漢開會。24日，陳獨秀約見時告訴他：湖南白色恐怖嚴重，原省委書記夏曦、代理書記郭亮均已被迫離開，現省委無人負責，中央決定要他回湘主持工作。易於28日化裝潛入長沙，逐漸恢復起被破壞的黨組織。因此，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當場反駁羅明納茲說：「湖南省委書記等人做了許多艱苦卓絕的工作，他們在前線血滴滴地同敵人鬥爭，你們卻坐在租界裏說風涼話。」不過，會後黨中央還是撤銷了易的職務。
八七會議在漢口舉行。陳獨秀是中央委員，人也在漢口。但是，在該地的中央委員都參加了，惟獨陳除外。李立三說：「臨時的中央還主張他加入，國際代表非常反對。」[5]大家瞭解陳的剛烈性格，若把大革命失敗責任全推在陳一人身上，他必抗辯，臨時中央的成員也無顏以對。不知是羅明納茲和中共中央為了避免矛盾，還是為了在背後整人，違背光明正大的原則，總之對陳缺席審判，在中共黨史上開了惡劣的先例。歷史給陳獨秀開了個諷刺性的玩笑。1921年，他因人在廣州，被中共「一大」缺席選舉為中央局主席；1927年，他近在咫尺，卻被八七會議缺席（未被點名）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並未作決議即被實際撤銷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後來，周恩來、毛澤東不得不承認這樣對待陳獨秀是錯誤的。[6]周說：
「八七」會議的主要缺點是：一、「八七」會議把機會主義罵得痛快淋漓，指出了要以起義來反對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但到底怎樣具體辦，沒有明確地指出，以作為全黨的方向；二、「八七」會議在黨內鬥爭上造成了不良傾向，沒有讓陳獨秀參加會議，而把反對機會主義看成是對機會主義錯誤的負責者的人身攻擊。所以發展到後來，各地反對機會主義都找一兩個負責者當做機會主義，鬥爭一番，工作撤換一下，就認為機會主義沒有了，萬事大吉了，犯了懲辦主義的錯誤。
毛澤東也說：
鬥爭方法有缺點：一方面，沒有使幹部在思想上徹底瞭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後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着重了個人的責任，不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這兩個缺點，我們應引為鑒戒。
大會通過《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同志書》，由羅明納茲起草，瞿秋白翻譯。主要內容是兩項：一、批判中共中央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成立了瞿秋白、李維漢等七人臨時中央政治局。二、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方針。但是，無論在政治上或組織上，文字上或口頭上，都未點陳的名。在這一點上，顯然是中國同志進行了廣泛的抵制。按照聯共的做法，如此嚴厲的處置，肯定是不僅要點名，還要明確作出撤職的決定。這至少說明，當時陳在黨內還有相當威望，並且人們對共產國際把大革命失敗歸罪於陳一人不滿。甚至表面忠於莫斯科，代替陳而實際上成為中共第一把手的瞿秋白，在內心深處也保留這樣一種矛盾的東西。約一個月後，黨中央遷到上海。據鄭超麟介紹，當時的情況是：
此時反陳獨秀的空氣落下來了。過去其實並沒有明白反對陳獨秀的文件，只有空泛反對「機會主義」。八七會議議決案未曾提起陳獨秀姓名。下層同志也許莫名其妙，但與中央工作接近的人都明白：武漢失敗責任不能歸獨秀一人擔負的，獨秀退出領導機關，完全出於國際命令。秋白到了上海後，自己也是這般相信，至少表面裝做這般相信。他一到上海，二三日內，即去訪問獨秀，態度又是很恭敬的。[7]
陳獨秀對未被邀請參加八七會議倒並不計較，但把革命失敗責任全由他一人承擔，並到莫斯科去接受懲罰，堅決不答應。瞿秋白和李維漢一起到陳獨秀住處，告訴他關於「八七」會議的情況，並勸他接受國際的指示，到莫斯科去。他堅決不去，表示共產國際也有責任。[8]
經歷了無數次打擊後的陳獨秀，早已成了一個硬漢子，而且很會排遣痛苦與寂寞。他的辦法是，暫時退出政治，而進入學術，研究喜愛的文字學。這裏的「文字學」，不是狹義的文字學，而是如古稱「小學」的文字學，即既包括研究「字音」的音韻學，又包括研究字形、字義、字源及其演繹等的狹義「文字學」。大革命之後陳獨秀研究的，是與「音韻學」有關但又有區別的中國文字的拼音化問題。
為甚麼研究這個問題？後來稿成後，陳獨秀在《自序》中說：用現在的文字——衍音的象形字，「不能夠使多數人識字寫字」，「加造新字很不自由」；還由於中國文字長期以來被官僚文人用來作八股文，「所以一用現在的文字，代表現在的語言，敍述現在的生活，便自然感覺到中國的文字已經破產了。」「文字只是代表語言的符號，中國許多語言只能說出，不能寫出，它不成了有語言而無文字的國家！」他還指出，現在有許多人努力推行平民識字運動，但所謂平民千字課絲毫不曾注意平民日常生活之所需，所以，其中平民日常所需的字，百分之九十都沒有，「教他們識了這些字又有甚麼用處！」
雖經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提倡和創新，當時我國文字改革運動的阻力還是很大，只做了一些注音字母的工作。但陳獨秀認為當時的注音字母還不如日本的假名便當：「注音字母不能通行，自然原因很多，而其自身缺點太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製造注音字母的人們，既然沒有把它做成拼音的決心，而又要用拼音文字的方法，方法太簡陋，不成其為拼音文字，所以弄得不三不四，自然沒有人肯用了。」
為此，陳獨秀決心率先向舊的傳統宣戰，為後繼者掃除前進的障礙。他說：「有人譏笑製造拼音文字的人，是想做倉頡第二，其實想做倉頡第二並不是甚麼可以被人譏笑的事；中國文字當然不是甚麼倉頡一人所造，是從遠古一直到現在無數倉頡造成的，今後需要許多倉頡來製造新的文字。」[9]
當時，為了進行這項工作，只要有人到他家去，寒喧幾句後，他就會提出這個問題來，遇見湖北人時，他問這幾個字湖北音怎樣讀；遇見廣東人時，又問那幾個字廣東音怎樣讀，等等。由於當時共產黨人來自四面八方，與他來往的人也是如此，所以，他做這樣的工作比較容易，很快就把中國幾個典型方言調查清楚。
對於陳獨秀進行這項文字研究工作，人們有種種議論。有人認為他像《漢書》中的曹參一般，人家去見曹參有所建議，曹總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議者之口。陳獨秀也是故意以文字學的研究來回避政治問題，並掩蓋他在黨的路線問題上與中央的分歧。因此，不少人果真以為他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了。[10]
不管人們對從事這一研究工作的動機作何種猜測，誰也不否認，陳獨秀對這項工作的確到了入迷的程度。1929年3月，寫成《中國拼音文字草案》一稿。[11]此稿分五部分：包括（一）自序及說明；（二）北京話；（三）漢口話；（四）上海話；（五）廣州話。他還請周恩來夫人鄧穎超校核北京話，項英校核漢口話，沈雁冰和王一飛夫人陸綴雯校核上海話，楊殷和羅綺園校核廣州話。這些都是地道的當地人或者很熟悉相關語言者，可見其做學問之認真。
在《說明》中，陳獨秀講了為甚麼不用當時流行的國語，而用四種地方話做標準語，主要是他認為當時中國還不曾達到國語成立時期。「現在的所謂國語，或所謂的普通話，人為的性質太過分，離開實際語言太遠了，它不能夠叫做國語」；一種國語必須有一個地方語做標準，現在真正國語未成立以前，應該以有最大影響的地方作標準語來過渡。於是他採用了北京、上海、漢口、廣州四個地方語。「這四個地方都是中國產業中心或政治中心的最大都市；這四個地方語，確能代表全中國大多數人的實際語言，並且它們都有相當的文學作品。」
《拼音草案》內擬定的單聲母和單韻母共43個，採用的字母形體「大致是比較完備的國際音標，但也有小小增改的地方」。尤其是因為「中國結合聲母的語言特別發達，國際音標不盡適用」，於是，陳獨秀依據音理參照國際音標及各國字母，創造了九個結合聲母及三個單聲母。
此稿完成後，售給商務印書館。陳獨秀是被通緝的「共黨首領」，書稿當然不可能出版。但陳獨秀畢竟不是一般的作者。於是，他在政界和學術界一些很有地位的朋友、學生和商務印書館的老闆張菊生、王雲五、胡適之、傅孟真、趙元任等共同捐贈了稿費千元。當時共產黨處於最困難的時期，無力關照他的生活。《獨秀文存》當然也不敢再印，不能再以其版稅收入來維持生活。這筆稿費使他渡過了一次難關。
《獨秀文存》封面
1942年陳獨秀逝世後，大革命失敗後一度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曾受北京大學同學會的委託照料過陳獨秀的晚年生活的何資深（又名何之瑜）負責收集、編輯並出版陳獨秀遺著——《獨秀叢著》。最後與商務印書館簽約，分兩部出版陳獨秀文字學方面的全部論著：第一部取名為《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共收入他音韻學方面的七篇論文；第二部是他所寫的六篇文字學（狹義文字學）方面的論著及《中國拼音文字草案》。結果，第一部的清樣出來時，上海解放，這位當時已被共產黨定為「大罪人」的著作也成為被嚴禁出版的對象。直到2001年，原已是清樣並由何之瑜核校完畢的《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在我本人的努力下由中華書局以繁體字出版，並聽取我的意見改名為大家好懂的《陳獨秀音韻學論文集》。還由我寫了代序，交待了陳獨秀一生研究文字學的情況。《中國拼音文字草案》還是靜靜地躺在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中，並嚴密封鎖，很難讓學者使用。
其實，以本人粗見，由於中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各地方言極其複雜，要想用一種統一的拼音文字來統一，的確是一件難事。我至今也難以理解，陳獨秀為甚麼做這樣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也許他的思想比我們更深遠。不過，如今以北京話為基礎的「普通話」在包括港台在內的中國大地已相當普及，又與各地方言並存，成為全國通用語言，而且說話與文字基本統一。而這正是陳獨秀做拼音文字的初衷。
建言無效，繼續受批
陳獨秀拒絕到莫斯科去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想擺脫國際，自己獨立思考，探索革命的新出路。1927年9月10日，他請汪原放向其叔汪孟鄒探明上海租界相對安全後，與黃文容（玠然）、汪原放、陳嘯青（亞東圖書館職員）在武漢秘密登船前往上海。晚上到九江，正值中秋之夜，半夜之後，甲板上人少了，陳獨秀出來憑欄賞江月。一路上，一個揮之不去的思想總在頭腦中縈繞，不時沉吟道：「中國的革命，總要中國人自己領導！」[12]
這個思想其實早在1920、1921年建黨時就有了，為此還與馬林吵過一架。即使後來被迫接受共產國際領導，陳獨秀還是不忘中國人自己探索革命理論和道路的念頭。約在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他把當時黨內領導人所寫的探索革命的重要文章用《中國革命論文集》為書名，以「新青年社」的名義出了一本小冊子（因是內部學習材料，無版權頁，印行時間是根據所收文章發表在正式刊物上的時間推測的），供黨內閱讀研究。筆者1998年訪問日本時，有幸在豐橋市的愛知大學「霞山會館文庫」見到了這本珍貴的小冊子。
大革命失敗後的陳獨秀，思想上並不消極，進一步探索中國革命經驗，勤於思索；也不計較個人恩怨，把反對或批判過他的人都視為同志，覺得不過是在共同探索中國革命道路上產生了一些分歧而已。他多次向臨時中央貢獻自己思考的意見，其主要精神是認為革命已經進入低潮，策略應該是退守和防禦的。
但是，這與當時莫斯科及其代表羅明納茲與瞿秋白等人的思想完全對立。後者的思想充分表現在1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文件中。其邏輯是那樣的奇怪：一方面承認「南昌暴動及南征廣東的革命軍隊失敗」，「廣東兩湖的農民暴動一處也沒得確定的大規模的勝利」；另一方面卻說：「單是敵人的屠殺進攻，不但還不是革命的潰散，反而證明革命潮流之高漲。」而且，為此造出一種「不斷革命」的理論（當時稱「無間斷的革命」）：「中國革命雖然簡直還沒有開始其民權主義任務的解決，但是現在的革命鬥爭，已經必然要超越民權主義的範圍而急遽的進展；中國革命的進程，必然要徹底解決民權主義任務而急轉直下的進於社會主義的道路。」[13]
後來周恩來說：「『不斷革命論』是那時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明納茲提出來的，我們當時並不知道」；[14]其實，所謂「不斷革命論」真正的精神來自聯共政治局和史太林。不過，史太林不用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這個詞，而用「蘇維埃」這個詞，即：既消滅地主階級，又打倒資產階級。於是，一系列顯示高潮的「暴動」出現了，一切地主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富農甚至中農和小資產階級都成了革命對象。
如此極左的戰略和策略，一是被國民黨的屠殺政策所激憤；二是被莫斯科過去推行（表面上表現為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所執行）的對國民黨一再退讓的政策所激憤；三是由本來就極左的莫斯科的五月「緊急指示」被羅明納茲極端發展的結果。它不僅與「四・一二」、「七・一五」事變後走向低落的國民革命形勢相違背，而且與陳獨秀比較穩健的思想與策略格格不入。
11月11、12日，即中央臨時政治局通過極左綱領《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的第二、第三天，陳獨秀連續兩次致函中共中央，毫無顧忌地直抒衷腸：
一、關於當前形勢：「國民黨雖然不能長久統治鞏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潰，因此，我們以群眾力量掃蕩它們奪取政權的時機尚未到來。在實際行動上若取時機過早的政策，更是錯誤。」
關於這一點，中共江蘇省委常委王若飛有一次到陳家去，談到大革命失敗後的形勢時有一次爭論。王若飛堅持中央意見，認為革命形勢還是「向上漲的」；陳說是「向下落」。陳問：「這幾天上海的外國兵大部分撤退回國，你以為中國革命還在高漲時候，帝國主義肯把軍隊撤退麼？」王恍然大悟，回去後起草了一個「江蘇省委決議案」的文件，批評瞿秋白為代表的中央「左傾」盲動主義錯誤（這個決議案未及省委通過，王即赴蘇參加中共「六大」。決議譯成英文，當做中國問題的文件在六大上散發）。
二、關於革命性質：「所有政治的經濟的政綱，都是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十月革命的政綱，且明言『武裝暴動的工農革命』」，而不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綱，要求迅速確定「現在的革命性質及吾黨政綱」。
三、關於以暴動奪取政權：如果「農運非暴動恐難發展」，「只能以暴動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為目的，此時尤不可以存『以暴動奪取政權的幻想』」；「只是幻想政治的暴動，暴動失敗了，我們甚麼都得不着；並且還會因此使農民離開我們。」
四、關於奪取江蘇上海城市政權問題：「若飛對於江蘇運動，偏重在奪取城市的政權（有些似毛潤之的意見）他且幻想會佔得滬寧。我當時曾表示不贊成。略說了幾句，他似乎還不大以我的意見為然。這如果是他的自己的意見，望常委急需糾正！如是常委的意見，我提議要切實討論估計，萬萬不可隨便做政治的暴動，尤其是上海。」
五、關於當前策略：「我提議用『四不』口號（不交租，不完糧，不納捐，不還債），更簡單明瞭容易喚起廣大的農民瞭解，而且又可以通行全國。」
陳獨秀擔心這些意見不一定為黨中央所接受，所以最後表示：「我見到於革命黨有危險的，我不得不說，我不能顧忌你們說我是機會主義者。」[15]
指導「八一」南昌暴動及全國各省的秋收暴動而連連失敗的國際代表和瞿秋白根本聽不進陳獨秀的意見。12月9日復函陳獨秀，逐條批駁了他的意見。12月11–13日，國際代表和瞿秋白發動廣州暴動，紐曼親自參加了暴動的指揮。
陳獨秀獲得此訊後，在13日午前，緊急致函黨中央，認為「廣州暴動，無論成敗我們都應該做！」並提供五條建議，企圖正確引導：
「在廣州非戰鬥人員悉數遣到有農民暴動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動」（以助廣州的城市鬥爭）；
「工農平民代表會議政府」，似較妥當，不可用「工農政府」、「獨裁政府」、「蘇維埃政府」的口號，因為「蘇俄政制精義是無產階級獨裁，離此，則蘇維埃並無特殊意義」；
「可以在贊成土地革命的條件之下，與任何國民黨一派或個人黨外合作⋯⋯即譚平山（南昌暴動失敗，陳獨秀求情無效，譚被開除黨籍，後參加『第三黨』——引者）如以國民黨地位或另組他黨而能從事土地革命工作，我們也不可以加以排斥。我們不可持『黨外無黨』的謬見」；[16]
他雖然反對這次暴動，但暴動已經起來，還在一旁反對，潑冷水，非但無濟於事，也不厚道。所以，他學馬克思對「巴黎公社」那樣的態度，說「廣州暴動，無論成敗我們都應該做！」但是，他又料定這次暴動肯定是要失敗的，所以，關鍵是如何使其減少損失，那五條建議，正是出於這個用意。自然，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是不會接受的。
在廣州暴動領導人中，總司令葉挺曾提出與陳獨秀相同意見：由於敵人援軍就要到來，而暴動部隊消耗很大，提議撤退到海陸豐革命根據地，但卻被國際代表紐曼所否定。紐曼說馬克思主義的暴動原則是「進攻，進攻，再進攻」，指責葉挺向農村撤退的主張是政治動搖。最後，由於國民黨軍隊的大量到來，寡不敵眾，總指揮張太雷也在戰鬥中犧牲。餘部不得不撤出廣州市區，暴動失敗，一部分部隊還是走上了陳獨秀指引的方向，與海陸豐農民武裝相結合。
但是，廣州暴動的失敗，並沒有使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吸取教訓，反而使他們走向更加極端。12月下旬，正是廣州暴動失敗後的餘部向東撤退之際，中共中央常委會就廣州暴動問題復函陳獨秀，稱廣州暴動雖敗，「其他各鄉之暴動可以趁軍閥混戰而形成多部分之割據與再行匯合的局面」。關於革命性質與目標，仍強調：「民權主義的獨裁」在中國「其勢非以共產黨一黨政權表現之。」[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