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的意見非但沒有被採納，而且從已經成為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的兒子喬年口中得知，中央還把他的意見「當作笑話到處宣傳」，受到很大的刺激。回上海不久，因黨中央人手不足，瞿秋白又把陳的秘書黃文容調走做鄭超麟助手，編輯新的中央機關報《布爾塞維克》。陳獨秀真的有些心灰意冷了，十分痛苦和孤獨。還好，喬年經常來看望，同情父親的遭遇，也贊同父親的某些意見。但對陳獨秀與黨中央之間的矛盾，也感為難，便勸告不要再給黨中央寫信了。於是，約有一年半的時間，陳不再出一謀。
不久，陳喬年與史靜儀結婚。兩位都是在當時革命者中「最漂亮的人」，人人稱羨，又生了一個名叫「紅五」的男兒。陳獨秀很喜歡這個孫兒，也算有了一點天倫之樂。可惜孩子不久夭折，陳喬年又在1928年6月6日被捕犧牲。兒媳史靜儀曾任中共北方區委婦委書記，為考慮安全，由組織安排，把喬年犧牲後生的遺腹女陳鴻寄養朋友處後，再次赴莫斯科學習。[18]陳獨秀在政治上、生活上的接連打擊之下，重又陷於空前的寂寞與悲痛之中。
陳獨秀之子——陳喬年
孫女陳鴻後來也丟失了，直到他去世還沒有找到。史靜儀在莫斯科與李國琛結婚，生有一男一女。史1939年回國後，設法尋找陳鴻，始終杳無音信。1969年彌留之際，囑咐李氏兒女繼續尋找。終於在1994年12月，在福州找到已經63歲改名為苗玉的陳鴻。她是已參加革命四十多年的新四軍離休幹部，生活美滿幸福。這也算是給陳氏父子在天之靈的一點安慰。
兩個「六大」及國際共運的分裂
為總結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等一系列失敗的教訓，制訂新的政策和策略，1928年3月共產國際作出了4月在莫斯科舉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其中有一條，就是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必須參加。當時的白色恐怖下，一個月內把散在全國各地的共產黨領導人作為代表送到莫斯科，是完全不可能的。於是，大會不得不推遲到6月召開。
陳獨秀再次拒絕去莫斯科。黨中央為此做了許多工作，除瞿秋白親自出面邀請外，還通過關係親近的人勸說，如王若飛、鄭超麟、黃文容等。陳堅持認為：大革命及其後一系列暴動的失敗主要是莫斯科瞎指揮的結果，反問勸他赴蘇的人說：「中國人的問題是中國人瞭解，還是外國人瞭解？我是中國人，我要研究中國問題，為甚麼不能在中國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19]王若飛同情陳獨秀的處境，雖然奉命來勸說，但也擔心蘇聯正在反對托洛斯基，「他去時一定堅持自己的意見，反對國際意見，那時人家一定為了打擊托洛斯基原故來打擊他。」所以，在內心深處，不能不說陳獨秀也有警惕的一面，即對莫斯科完全失去了信任。莫斯科的邀請猶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黨內許多同志勸他不去莫斯科，彭述之也採取了與之同樣的立場。
共產國際東方局副局長索洛維約夫向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透露過，在大革命勝利高潮的1926年秋天和1927年春天，共產國際提出過請陳獨秀來莫斯科的建議，那時是想真誠聽取陳獨秀意見的。但是，史太林認為自己的路線完全正確，因此給鮑羅廷和加倫頒發了紅旗勳章，「沒有同意讓陳獨秀來莫斯科。」索洛維約夫說：「很可能，如果當時陳獨秀來莫斯科，就可以和他一起制定中國黨較為正確的路線。」[20]
這個估計是否成立，暫且不說。但卻說明，應當請陳獨秀去的時候不請，實際撤銷陳獨秀總書記職務後幾次三番再請他，其用心何在？要知道，包括托洛斯基在內，其他幾乎所有與列寧、史太林共同戰鬥過的老布爾什維克（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等等）都因曾與史太林發生過不同意見，先後被害。可能是史太林對當初把托洛斯基驅逐出境、使其在國際更大範圍內組織進行反斯反共產國際的活動、後來甚至組織「第四國際」感到後悔，此後消滅對手全部在國內解決。所以有人說，陳獨秀不去莫斯科參加「六大」是逃過一劫。
不過，陳獨秀拒絕參加「六大」時也表示，不再參加中共領導工作，也不為自己辯護，更不出面批評別人；可如往常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會成績不錯，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將不持反對態度。[21]他預料「第六次代表大會能改正瞿秋白這種明顯的盲動錯誤」。[22]所以，對此寄於極大的希望，希望它成為一個歷史的轉捩點。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大會檢討了大革命時期和瞿秋白時期的「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不僅批評了陳獨秀，也批評了共產國際的代表鮑羅廷、羅易等。當然，共產國際和史太林是不會作自我批評的。大會再次確認了反帝反封建，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民主革命的綱領。從這個意義上說，六大的確成了中共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但是，由於左傾的基因未除，為以後發生更嚴重的左傾錯誤路線種下了根子。
關於陳獨秀問題，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及其後緊接着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7月15日至9月1日），發生兩個插曲，成為國際共運公開分裂的濫觴。一是對陳獨秀有親切友誼而為人正派的王若飛，在對於大革命時期右傾錯誤的責任問題上，不同意有些人搞文過飾非，把錯誤全推在陳獨秀一人身上的做法，認為應該黨中央集體負責。在大會發言時，他批評了陳獨秀和瞿秋白的錯誤；同時對自己在擔任中央秘書長期間的工作也作了自我批評。在選舉中央委員會時，還提名陳獨秀當候選人。這實際上是在向史太林為首的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際挑戰。這在當時當地的情況下，是要有很大的勇氣的。他的正氣凜然，感動了大家，終於取得了上風。這場鬥爭的複雜與激烈，充分反映在瞿秋白所做的總結報告中：
講到機會主義的責任問題——陳獨秀的問題。大家提及了這個問題，使我不得不來說一說。是否責任由他一人負呢？大家說不應該，又說他應負一點。這是法律的觀點。他的思想是有系統的，常有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在政治意義上說，是他要負責的。但他的作用在中國革命中始終是偉大的。在武漢他有機會主義的政策，妨害了甚至於出賣了工人階級，這是不錯；但當時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負責的。至於過去，則「五四」運動的《新青年》雜誌以來，他對中國革命有很大的功績。現在，只說他個人做了錯誤，在政治上，機會主義應由政治局負責。[23]
顯然，這段話基本上是同情陳獨秀的，但是又不得不照顧到控制大會的共產國際及其主席布哈林的面子。所以講得很「累」。瞿秋白是一個有頭腦的人，與鮑羅廷、維經斯基和羅易關係那麼密切，自然知道陳獨秀的錯誤與共產國際、史太林有關。但是，又不得不避開這個「地雷」。這種情況，反映了當時中共黨內在陳獨秀問題上的思想混亂，這勢必引起黨內的進一步分化，催化「沒有陳獨秀的陳獨秀派」那些人的活動。
第二個插曲是，在共產國際「六大」上，被流放在阿拉木圖的托洛斯基向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提供了一個名為《共產國際綱領——對根本原則的批判》的文件，並要求在大會上散發和恢復其黨籍。這個文件是批判史太林和布哈林搞的新《共產國際綱領》的。文件分三個部分：（一）「世界革命的綱領，還是一國革命的綱領」：以托洛斯基發明的「不斷革命論」，批判史太林的「民族改良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的綱領；（二）「帝國主義時期的戰略和策略」：詳細論述了共產國際歷次大會的錯誤策略，和在這個策略指導下各國革命失敗的教訓；（三）「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把中國大革命及其後一系列武裝暴動的失敗，作為批判史太林的重磅炸彈，全面總結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路線的錯誤。史太林只在大會上印發了（一）、（三）部分，並規定了嚴格的紀律：閱後收回，不准帶回國。
但是，參加大會的中國代表和中國留學生工作人員（如王文元即王凡西）中傾向於托洛斯基的一些人，看了後大受鼓舞，特別是《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他們設法截獲了下來，別的國家的代表也有不顧紀律私自帶回國的。此後，不少國家的共產黨開始分裂成兩派：擁護共產國際的共產黨和擁護托洛斯基的反對派。這對於中共黨內出現反對派，無疑成為一種巨大的推動力。
《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所以成為中國托派的基本綱領，是因為托洛斯基在其中為其規定了一些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可以歸納在他以很長篇幅詳細論述的兩大問題中：
一、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革命性問題。托洛斯基認為只有反動性，沒有革命性，因此，工人階級永遠不能與它結成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線。
陳獨秀在領導中國大革命的過程中，也感受到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但是，他不能對它作出理論上的概括和深刻的認識。於是，在這個問題上的理論創造和對中國革命的領導地位，只得讓位於毛澤東。對中國資產階級兩面性的理論創造和與此相聯繫的統一戰線策略，成了毛澤東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也是使陳獨秀離開中國革命主航道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中國還有沒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及與此相聯繫的「工農民主專政」問題。托洛斯基認為，由於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經濟佔統治地位、資產階級沒有革命性和農民的私有本性，中國不再有民主革命階級，「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是「反動的」。
在中國，到底是城市領導（支配）農村，還是農村領導（支配）城市？陳獨秀和中國托派為一方，與中共一方，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並由此衍生出兩條根本對立的革命路線：一條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歐洲革命的傳統，即以城市中心、以工人群眾為主力的路線；一條是以農村為基礎、以農民群眾為主力，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路線。而前者的觀點，就是在這裏由托氏為他們規定的鐵律。當毛澤東在農村掀起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時，陳獨秀則完全離開了中國革命的主航道，在革命實踐上，再也沒有甚麼作為了。
托洛斯基為中國托派制訂的綱領，與中共的「六大」綱領相比，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依然是一個極左的綱領。主要的區別是，共產國際和中共的綱領是：現在是兩個高潮中的低谷，而在「六大」後很快就走出了低谷，正在走向新的高潮，於是又開始準備發動全國性的暴動，以直接奪取全國政權，至少要奪取一省或數省的政權。托派則認為還是處在低潮時期，應該開展「國民會議」為中心的民主運動，推動革命高潮的迅速到來。雙方都否定中國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誰也沒有想到，像中國這樣政治、經濟落後的國家，必須要經過一個長期的政治上民主主義、經濟上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資產階級，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在這個階段中的進步作用是不能抹煞的。
顯然，托洛斯基主義是極左的理論和戰略。但是，在革命形勢估量和行動策略上，比較關照到現實，而決不盲動。所以，他為中國革命提出的路線是：現在處在低潮時期，即反革命時期，策略是退卻與防守，口號是要求開展國民直接參加選舉的「國民會議運動」，主要進行要求民主的合法鬥爭，在這個鬥爭中爭取群眾，等待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到時就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在各大城市發動武裝暴動，一下子奪取全國政權。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
注釋
[注1]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注2]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127。
[注3]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131–137。
[注4]《易禮容訪談記錄》（唐寶林記錄並整理，1983年7月16日），未刊稿。
[注5]李立三：〈黨史報告〉（1930年2月1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266–237。
[注6]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71–172；毛澤東：〈學習與時局〉，《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961。
[注7]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注8]李維漢：〈關於八七會議的一些回憶〉，《黨史研究》，1980年第4期。
[注9]陳獨秀：《中國拼音文字草案・自序》，手稿，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藏。
[注10]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注11]藏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
[注12]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130。
[注13]〈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369、370。
[注14]《周恩來選集》（上卷），頁172。
[注1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頁448、449。
[注16]中共中央內部機關報《中央政治通訊》，第14期，1927年12月。
[注17]中共中央內部機關報《中央政治通訊》，第14期，1927年12月。
[注18]參見楊纖如：〈喬年烈士有女天涯何處〉；苗玉：〈給黨組織的一封信〉；李文：〈我相認苗玉姐姐的經過〉，均載《陳獨秀研究動態》，第20期（2000年6月），頁26、27、28。
[注19]黃玠然：《黨的「六大」前後若干歷史情況》，手稿。
[注20]〈索洛維約夫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的信〉（1927年9月5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7輯（北京：北京圖書館人民出版社，1997），頁33。
[注21]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366、367。
[注22]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365、367。
[注23]〈政治報告討論之結論〉，《瞿秋白文集》（5）（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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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全傳（下）
唐寶林 著
版權信息
《陳獨秀全傳》
唐寶林 著
©香港中文大學 2011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ISBN）：978–962–996–461–0（平裝）
978–962–996–473–3（精裝）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The Complete Biography of Chen Duxiu(in Chinese)
By Tang Baolin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461–0(paperback)
978–962–996–473–3(hardcover)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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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d in Hong Kong
書 名：陳獨秀全傳（下）
作 者：唐寶林
版 本 號：V1.0
最後更新時間：2012年1月13日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Info Rainbow Limited全球電子版獨家發行，非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和使用，版權所有，盜版必究。
聲明
本書內容僅代表作者之立場觀點，與Info Rainbow Limited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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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 頁
版權信息
前 言
自 序: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的艱難歷程
十三 組織中共黨內反對派（1929）
十四 促進中國托派小組織的統一（1930–1931）
十五 反蔣抗日的旗手（1931–1932）
十六 在獄中（上）（1932–1937）
十七 在獄中（下）（1932–1937）
十八 抗戰初期的奮鬥與挫折（1937–1938）
十九 「終身反對派」與不變的人生追求（1938–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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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79年，我40歲。在十年「文革」和它的前身「四清」運動中耗費了一生中最寶貴的青春年華後，由一個大學的政治教員，茫然地跨進了一個藏龍臥虎之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中國革命史研究。中科院近代史所位於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曾是明代特務機關、北洋政府黎元洪大總統宅第、學術大師胡適的住宅。對於自己學識水準能否勝任近代史研究最高機構的任務，我心中一點也沒有數。
然而，我是一個幸運者。近代史所革命史研究室的領導人，是延安「小八路」出身、性格開朗、熱情提攜後人的史洛明女士。「文革」中，她看到那些過去親密無間的戰友，一夜之間翻臉不認人，都被咬得遍體鱗傷，而她自己，非但不承認莫須有的罪名，也決不捏造罪名陷害別人。她為此吃盡了苦頭，傷透了心，有點「看破紅塵」的心緒，故而要求調到研究所來，清靜地研究一點歷史，了卻餘生。巧的是，她的安徽老家，七拐八彎，與陳獨秀還有點遠親關係。幾十年來她在黨內總聽到陳獨秀是「右傾機會主義」、「漢奸」、「叛徒」、「反革命」，但又始終拿不出一條證據來，心中一直疑惑不解，現在想弄弄明白。她說︰「小唐，你就與我一起做陳獨秀的研究吧！先從他的後期着手。」——因為，上述陳獨秀的罪名，都發生在他的後期。
作此研究，談何容易！陳獨秀案是在極其複雜的年代中黨派鬥爭的產物，被中共中央數個決議所鐵定。陳獨秀與托派結合後成立了中共反對派組織，也即中共到目前為止唯一的反對黨。因此，他的後期歷史資料是嚴厲封存的絕密檔案。別說學者，就是高官，沒有特殊的理由和審批手續也是不能查閱的。陳獨秀研究成了禁區，能發表的，只能是批判，批判，再批判⋯⋯老一代史學家中，個別有一點正義感的人如孫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論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客觀評價過陳在這個運動中的作用，就立即遭到批判、打擊和迫害。
機遇終於出現了。當我們開始收集陳獨秀後期資料時，「文革」剛結束不久，各項工作包括各地的檔案管理還未完全走上正軌。我們花了約一年時間，在北京、上海、南京收集到相當完整的陳獨秀後期和中國托派的系統資料，猶如發現了一座儲藏量豐富的金礦。系統到甚麼程度？可以說：從1929年被開除到1942年去世前，陳與中共中央鬥爭的幾乎全部文件、文章和書信；1929年轉向中國托派及1931年被選為托派中央書記後，陳與國民黨、共產黨及托派內部極左派鬥爭及呼籲聯合抗日的幾乎全部文件、文章和書信；中國托派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在莫斯科誕生，到1952年在大陸被取締時的幾乎全部文件、文章、書信。
為甚麼這些資料會如此全面而系統？中國托派產生及陳獨秀加入後，組織和活動中心一直在上海，由此向全國輻射。其活動完全歸結為一張機關報上的宣傳及散發小冊子和傳單，由於地下鬥爭的惡劣環境，這些材料絕大多數是手刻油印件，甚至是用印藍紙手工複印或手寫的原稿。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除少數托派領導人把組織轉到境外之外，絕大多數托派分子轉入地下，繼續收藏着這些資料。中共忙於對付國民黨殘餘勢力及整頓經濟，托派分子以為可以繼續活動，因此又活躍了起來。沒料想，其組織與活動完全被中共掌握。1952年12月22日夜，依照毛澤東的命令，全國統一行動，對大陸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實行大逮捕、大抄家。中共繼而在全國掀起肅托運動，把散落在民間及所有圖書館中的有關陳獨秀和托派的資料全部徹底地清查出來，經過整理，加以封存。
獲得這批後期歷史資料後，為貫徹資料共用和推動全國陳獨秀全面研究的原則，我們於是聯絡安徽、上海、北京三地對陳獨秀有研究的學者收集、研究並最終編輯《陳獨秀研究資料》，共分四卷。安徽學者主編第一卷（1879–1915），即陳獨秀早期資料，陸續收集到《江州陳氏義門宗譜》、迄今發現的陳獨秀最早的著作《揚子江形勢略論》、早期創辦的刊物《安徽俗話報》等；北京學者主編第二卷（1915–1920），收集到陳獨秀在廣東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時期出版的《廣東群報》，記錄了陳的大量言論和活動；上海學者主編第三卷（1921–1927），收集到陳獨秀領導的「五卅運動」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暴動」資料，其中在上海「三暴」時期陳主持的中共特委會會議原始記錄尤其珍貴；近代史所則利用上述資料主編第四卷（1927–1942）。這四卷資料都是綜合性的，包括陳獨秀未發表過的論著、有關各種檔案資料、親友回憶錄和各方評論等，準備交與中央直屬的，中國最重要的政治書籍出版單位人民出版社出版。
與此同時，不少學者衝破阻力，紛紛發表文章。有的對陳獨秀的誣名提出質疑，有的直接為其辯誣。筆者也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刊物《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16期）發表了處女作《舊案新考——關於王明、康生誣陷陳獨秀為「漢奸」問題》。接着又運用整理編輯《陳獨秀研究資料》第四卷的材料和心得，寫了三萬多字的論文《試論陳獨秀與托派問題》，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史學界最高權威刊物《歷史研究》（1981年第6期）上。該文批駁了陳與托派相結合是「走向反革命」的傳統觀點，獲得該雜誌優秀論文獎。
北京的政局如初春的天氣，乍暖還寒。1984年初，《陳獨秀研究資料》四卷初稿陸續編出，第一卷已經被人民出版社審閱通過。然而此前，發生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不能成立的觀點，被定為學術領域「精神污染」的主要表現。代表中央主管人民出版社的胡喬木親自到社嚴厲訓斥︰「你們好大膽，竟敢出陳獨秀的文集！知道陳獨秀是甚麼人嗎？他是托派頭子！知道托派是甚麼東西嗎？托派是漢奸、反革命。」其實，這都是經過他這個主管大人審批的，現在卻倒打一耙。出版社負責人之一曾彥修是個硬骨頭，不服，向中央告了一狀，結果不了了之。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13號文件，宣稱︰「近年有些刊物發表為陳獨秀錯誤辯護的文章⋯⋯這是很不妥當的。望告各有關刊物，此後嚴肅注意防止再發生同類事情。」並指出「不能為他被開除出黨和進行托派活動翻案」，[1]致使《陳獨秀研究資料》胎死腹中。
此前，我開始撰寫《陳獨秀傳（下冊）——從總書記到反對派》一書（此著為李新主編的革命史叢書之一，該書上冊已由叢書編委會成員之一任建樹先行接手），在「清理精神污染」運動被迫結束以後得以面世。但由於形格勢禁，為了能夠順利出版，該書在觀點上未能有較大突破，資料運用也不能不有所顧忌。儘管如此，此書還是受到歡迎，在上海圖書館的借閱率好幾年名列前茅。而且，由於陳後期檔案資料很快又被查封，並轉移到北京中央檔案館，不讓學者研究使用，這本書成了所有研究陳獨秀後期歷史的學者必閱的「工具書」。
就在「陳傳」下冊出版前夕的1989年3月，我與十幾位來自全國各地的陳研學者，在北京秘密成立「陳獨秀研究會」，決心把對陳的研究與「正名」工作推向前進。「平反」二字對當局來說太敏感，故用「正名」以減少阻力。1992年，我出任該會秘書長（後來改選為執行會長）。次年10月，我為該會創辦並主編會刊《陳獨秀研究動態》，為全國陳研學者提供一個交換新資料、新觀點的平台。由於不斷被宣佈為非法刊物，《陳獨秀研究動態》曾改名《簡報》、《信息與服務》、《陳獨秀與中國》，贈閱交納會費者，曾發送近千份。同時由我們組織，兩年一次，逢陳獨秀生日和忌日輪流在其各個歷史活動地舉行全國性的學術研究討論會，交流學術成果，並推動為陳獨秀正名的運動向縱深發展。我們陸續把「十宗罪」推倒了九宗，只剩下「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由於缺乏有力的資料，無法撼動。
真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在這個時候，1994年由俄羅斯科學院現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同德國柏林大學東亞研究會聯合編輯的大型系列檔案文件集《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49）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組織有關專家陸續翻譯出版。首先出版的6卷，正好收錄的是關於陳獨秀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從1920年創建中共，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幾乎全部絕密文件。從中，人們可以十分清楚和詳細地看到，陳獨秀怎樣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指導下創建中共，又怎樣被迫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怎樣被迫接受國際命令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怎樣一次又一次地被迫放棄獨立發展中共、獨立進行革命的主張，接受史太林為首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訓令向國民黨讓步、屈服，從而成為國民黨進行北伐戰爭的附庸和助手；以及1927年4月至7月，國民黨怎樣把中共打入血泊中，史太林又是怎樣把失敗的罪責推到陳獨秀身上。所有這些，徹底地推翻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這項罪名，原來是史太林文過飾非，把陳獨秀當替罪羊的產物。
但也正是組織翻譯聯共中央、共產國際檔案資料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為向中共「十六大」獻禮，在2002年出版的新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繼續給陳獨秀戴着「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主持該書編寫的是主持業務的副主任石仲泉，該室主辦的《百年潮》雜誌，大肆宣傳所謂「內因決定論」，即應由中共的陳獨秀而非聯共的史太林承擔大革命失敗的責任。[2]
筆者運用檔案中的大量事實，寫了一篇長文：《分歧已經擺明，讓歷史去評判——就石仲泉先生談「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擺擺我們的觀點》，得到了廣大學者的熱烈響應。結果，同年11月，在高壓下堅持為陳獨秀「正名」達十年之久的「陳獨秀研究會」終於被當局無理而非法地取締了，其會刊也隨之而亡。在此背景下，我們另行出版能反封禁的電子刊物《建設和諧社會學習參考資料》，繼續無償贈送給原陳研會員和一切有電子郵箱的讀者。
除陳獨秀問題以外，本人還在多個領域從事研究，著有《宋慶齡傳》（主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100年》、《中國托派史》等，多數獲得重大獎項，並獲得「政府特殊津貼」，該獎是為那些為我國社會科學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學者而設。但我也因多次闖禁區、踩線而受到警告，甚至走到「嚴懲」的邊緣。有人對我說：「你是新中國共產黨培育的學者，不為現實政治服務，違背正統觀點，是嚴重錯誤。」我回答說：「我愛我師，我尤愛真理。」況且，黨的基本原則正是「實事求是」，我求真實寫歷史，無愧於黨，更無愧於祖國和人民，無愧於歷史。
本書的寫作動機，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筆者企圖把自己近30年來積累的資料和思考毫無保留地奉獻給廣大學者，特別是那些在為陳「正名」的戰鬥中結為戰友的先生和女士們。同時，我也要說明，本書所以能如此全面的貢獻陳研資料和許多反傳統的觀點，是由於吸收了以上提到的全部資料和陳研會員的研究成果，故而大膽地取名為《全傳》。為了求「全」，初稿近百萬字。由於篇幅有限，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幫助下，若干內容只得割愛，減縮成現在這個版本，但與國內外幾本陳傳相比，還是最全的，所以未改書名。自然，隨着時間的推移，此書的所謂「全」也是相對的，只是指就目前國內外的研究狀況而言。所以，本著實際上也可以說是廣大有良知的陳研學者集體的創作。為此，我向廣大陳研學者，向廣大原陳研會會員，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還要指出的是，本著在撰寫過程中還得到日本京都大學石川禎浩教授、大阪教育大學菊池一隆教授、東京大學佐佐木か教授、慶應義塾大學長堀祐造教授和弘前大學李梁教授的熱情幫助。這種國際友情產生於前幾年日中關係緊張的時期，讓我十分感動。另外，我還收到邵育信先生（瑞士籍，原中國托派中央臨委邵魯之子）和原中國托派老人、已故的鄭超麟、王凡西（英國籍）先生提供的許多資料和資訊，在此也一並感謝。
本著的撰寫，是陳研會被無理非法取締時向會員的許願之舉。但是為了照顧妻子的病體，研究與撰寫工作只得斷斷續續地進行，本來準備兩三年完成的工作，現在花了整整五年，使許多朋友和陳研會員等得太久，這也是需要說明和表示歉意的。這一點想必大家也能理解。
我的妻子魏淑敏，為我三十年學術生涯提供了全部的後勤保障，讓我能夠專心於學術研究。為此她操勞過度，從2003年起，幾次發生腦血栓、心肌梗、股骨骨折等病危狀況，近年來發展到全身癱瘓，直到近乎「植物人」的程度，使我感到深深的歉疚。本書在出版社審閱期間，即2009年3月9日，她不幸病逝，未能見到本書的出版，遺憾之至！
明年我將進入古稀之年，本著乃筆者的封筆之作。香港凌文秀先生為本著的出版熱情奔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提供了出版機會，為我的學術生涯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為此我對他們無比感激。我還要特別感謝本書編輯吳永熹小姐和出版社為此書延請的特約編輯胡泊先生出色的工作。出版社按國際規格，要求較高，所提修改意見對我幫助很大。我也曾努力為之，但幾十年來大陸在這方面的低規格積習已深，尤在資料的運用和注釋上限制較多，致少數地方仍有缺憾，望讀者見諒。
2009年10月9日是陳獨秀誕辰130周年。本著恰逢此時完成，乃是對這位歷史偉人的最好紀念。
唐寶林
2008年10月於北京
2009年7月修改
注釋
[注1]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嚴肅注意防止不適當地宣傳陳獨秀的通知》，中宣發文第13號，1984年3月19日。
[注2]石仲泉︰〈用「三個代表」思想指導《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編修〉，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百年潮》，2002年第10期。
自 序
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的艱難歷程
莫須有的十宗罪
1927年中共中央緊急會議決議、192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對陳獨秀命運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三個重要決議。這些決議以及毛澤東秘書胡喬木1951年寫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文革」前黨史和革命史教育「最高教科書」），宣佈了陳獨秀的十項罪名——我們稱為「十宗罪」︰
一、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
二、右傾機會主義
三、右傾投降主義路線
四、托陳取消派
五、反蘇
六、反共產國際
七、反黨
八、反革命
九、漢奸
十、叛徒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學術界對陳獨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動重新進行考察，才發現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除了「漢奸」罪名完全是誣陷之外，有的屬於權力掌握者的「理論解釋權」（即「成王敗寇」）的產物，有的則是革命陣營中的不同意見被「妖魔化」的結果。此案是中共黨史上最早的一起冤假錯案。此外，陳案還衍生了類似「五四無陳論」與「『一大』錯誤選擇論」等謬說。現把對以上罪名和謬說的考察情況簡述如下︰
「五四無陳論」與「『一大』錯誤選擇論」的破滅
關於「五四」和建黨時期的陳獨秀，1954年中宣部給中央的一個請示報告中指出︰
最近，關於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前後的作用的估價問題，由於這個問題涉及到有關五四運動的歷史論述和資料的編輯，因而屢次被提出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史叢刊》有一本《五四運動》，就因為不能肯定陳獨秀的文章可否選入而只得暫時把編好的稿子擱下來；《中國青年》編輯部曾經懷疑五四運動時期的歷史論文是否可以提到陳獨秀的名字；馬列學院編輯中國革命報刊史同樣遇到這個問題；最近四川武隆縣委宣傳部也來信問︰蘇聯對革命叛徒貝利亞的文章和照片統統燒掉，為甚麼三聯書店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資料選輯》一書中還選有革命叛徒陳獨秀的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3]為此，報告提議︰
有關的歷史事實的敍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有關的歷史資料，可以選錄他的一部分有影響的論文，但是，應有適當的批判，或加注說明他在當時的作用和後來叛變革命的行為。[4]
這個提議，實際上受胡喬木《中國共產黨三十年》的影響。這本書以及50、60年代作為高校教科書普遍使用的《中國革命史講義》（胡華著）寫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一般都不提陳獨秀，而只提李大釗，有的仿照毛澤東的做法，再加一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講建黨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只講李大釗和毛澤東，也不提陳獨秀。《講義》甚至說：毛澤東在1920年「為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作了思想上的準備」。實際上，毛澤東1936年自己對斯諾說︰1920年在聽了陳獨秀的一次談話、讀了陳獨秀推薦的《共產黨宣言》等三本馬克思主義的書後，才轉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寫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到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局書記時，也要強調「陳獨秀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以馬克思主義面貌出現，而實質上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家」；陳獨秀被選為黨中央領導人，官方對此解釋為：「黨在初創時的幼稚所致」、[5]「錯誤的選擇」。
1979年「五四」60周年、1981年建黨60周年，國內都舉行了盛大的學術研討會，發表了一批重要文章，提出應該肯定陳獨秀的應有地位和作用。以儒將聞名於世的蕭克在建黨6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說︰
「陳獨秀問題，過去是禁區，現在是半禁區，說是半禁區，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觸了。但不全面，也不深入，大概有顧慮。」「不認真研究陳獨秀，將來寫黨史會有片面性。不久前看紀錄片《先驅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時期的總司令和創黨的最主要人物。在創黨的鏡頭中，一出現就是李大釗。然而『南陳北李』是合乎歷史事實的定論。李大釗作為建黨主要人物之一是對的，但陳獨秀應屬首位。」[6]
1981年，《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毛澤東1945年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的講話，其中深情地談到陳獨秀︰
「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我說陳獨秀在某幾點上，好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做了啟蒙運動的工作，創造了黨，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在俄國做過很好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陳獨秀則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確的言論，但是他創造了黨，有功勞。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
隨後，經過眾多學者的長期廣泛的論證和宣傳，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中共主要創始人的觀點，逐步被各界人士所認知，並被官方接受。如1984年中宣部下令禁止為陳「翻案」的文件，[7]也不得不承認︰「陳獨秀在建黨時期有不可否認的功績」。中央黨史研究室撰寫的中共黨史範本，即1991、2002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以及獲得中宣部、文化部獎項的電影《開天闢地》、電視劇《日出東方》都正面反映了陳獨秀在「五四」和建黨時期的作為。這時，才比較徹底地否定了幾十年來的「五四無陳論」和「『一大』錯誤選擇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