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為陳獨秀漢奸罪公開平反
抗戰爆發，中共駐共產國際正副代表王明、康生回國前後，在中共各大機關報——巴黎《救國時報》、延安《解放》和武漢《群眾》及《新華日報》上稱陳獨秀是每月向日本偵探機關領取三百元津貼的漢奸。當時輿論大嘩，紛紛要求中共拿出證據來。陳獨秀發表聲明予以批駁，並準備付諸法庭。後來由於周恩來做了許多工作，並由徐特立出面調解，再加上戰事吃緊，武漢很快失守，此事雖未鬧上法庭，卻也未了。陳獨秀頭上「漢奸」這頂帽子，一直到死也沒有摘掉。1951年出版的由毛澤東親自審定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有一條注釋完全重複王明、康生對陳獨秀的誣陷︰
在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受失敗之後，中國也出現了少數的托洛斯基分子，他們與陳獨秀等叛徒相結合，於一九二九年形成一個反革命的小組織在九一八事變後，他們接受托洛斯基匪賊的「不阻礙日本帝國佔領中國」的指令，與日本特務機關合作，領取日寇的津貼，從事各種有利於日本侵略者的活動。[8]
誣陷陳獨秀是「漢奸」、「叛徒」，毛澤東是不同意的，但是後來變了。1936年4月25日，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發表的《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中，[9]被呼籲的40個黨派及團體名單中就有「中國托洛斯基主義同盟」。1937年8月陳獨秀出獄時，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還發表「時評」，對此表示歡迎和期待︰「當陳獨秀先生恢復了自由以後，大家都在為陳先生慶幸，希望重振起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行伍中來。」[10]
40多年後，學術界為陳獨秀「五四」和建黨問題正名同時，大膽地對「漢奸」論提出質疑。中國革命博物館研究員夏立平在該館主辦的《黨史資料研究》上發表《陳獨秀被開除出黨以後》一文，提出「漢奸論」不能成立。然後唐寶林等一批學者發表《舊案新考——關於王明、康生誣陷陳獨秀為漢奸問題》等論文，[11]進行論證。此事立即引起官方注意。1984年中宣部《關於嚴肅注意防止不適當地宣傳陳獨秀的通知》（中宣發文第13號）終於明確承認︰「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誣其為日寇漢奸，亦非事實。」
「鄧小平理論」為「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平反
把陳獨秀視為「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者」，[12]起因是1923年陳發表的兩篇文章︰《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陳文認為︰「國民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緊接着又說：若有特殊情況，「工人階級在彼時能獲得若干政權」，如俄國二月革命後的十月革命。但為適應史太林和中共醜化陳獨秀的需要，批判者只抓住前一個觀點，把這個觀點想當然地斷定為陳獨秀主張在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橫插一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從此，人們多不再認真去讀陳文本意，而是因循訛傳。
改革開放後，首先是大慶師專賈立臣先生在主編《中國現代史》時，對陳獨秀做出高度評價，認為他對中國革命的兩種前途，已做出了科學的預見——「較之認定只有一種前途的觀點是很大的進步」；「陳獨秀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對革命前途的預見，對推動國共兩黨早日實現合作，起到了積極作用，對中國共產黨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作了一定貢獻。」[13]
日本學者江田憲治更明確地指出陳獨秀是「兩階段連續革命論」。[14]因為，陳獨秀認為，不管民主革命由誰來領導（即使是資產階級領導），勝利後由誰來掌握政權（即使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緊接着無產階級有可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由於政治壓力和傳統觀念影響太深，幾十年來，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像賈立臣和江田先生那樣認真研究。直到1999年3月，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召開的編修新的《中國共產黨歷史》討論會上，筆者轉達江田先生的觀點，並問：如果陳獨秀所指的國民革命勝利後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的情況，是指俄國二月革命後的狀況——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建立了資產階級政府，但由於緊接着發生十月革命，能不能也說列寧是「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在場的眾多權威學者才承認「不能」！
然後，筆者又指出︰現在，當我們總結蘇聯建設社會主義進而又瓦解的歷史教訓和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失敗的教訓，我們發現，在民主革命後，即使是所謂的無產階級握得政權，在社會經濟上，必須有一個長期的發展或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階段。否則，侈談社會主義就是民粹主義的空想。所以，陳獨秀在1923年兩篇文章中的思想，不是右，反而是「左」。因為他認為民主革命後，社會主義革命會緊接着很快發生，排除了有一個漫長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
改革開放，改計劃經濟為市場經濟。起初，對市場經濟是姓「社」還是姓「資」，爭論得很激烈。鄧小平裁定：不爭論這個問題，「摸着石頭過河」，幹起來再說。也正因為如此，2001年，為紀念中共成立80周年而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及次年出版的新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也不再批判陳獨秀的「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了。
新版毛選放棄了六項指控
陳獨秀於1929年被開除出黨，並被加以「托陳取消派、反黨、反共產國際、反蘇、反革命、叛徒」六項罪名，都是因為他走上了與托派相結合的道路。但是，人們只知道陳轉向托派以後採取了與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對立的立場，至於究竟有甚麼主張？進行了甚麼活動？為甚麼是取消派、反革命、叛徒？大家是不清楚的。中共決議都籠統地說他轉向托派後，「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懾於紀律，沒有人提出異議。即使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稱陳獨秀「建黨有功」之前，也不得不說︰「後來，陳獨秀反對我們，搞成托陳取消派。」
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客觀原因，是所有有關陳獨秀和托派的材料都被作為絕密檔案嚴密封存。陳與托派結合的真相，也就封鎖了起來。筆者在收集陳後期研究資料時看到了這些檔案，瞭解到中國托派從1927年莫斯科留學生中產生到1952年在大陸覆滅的歷史全過程。隨後，寫出了論文《試論陳獨秀與托派關係》。1981年《歷史研究》第6期不惜以3萬多字的篇幅發表，立即引起學術界的重視。
文章以大量無可爭辯的原始檔案資料，敍述了陳獨秀從1929年春到1942年逝世，與托派相結合、爭吵、分離的複雜過程，以及在此期間他與共產黨的矛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鬥爭。指出在他出任托派中央領導人期間，曾領導托派進行過許多重大的「反蔣抗日」革命行動；抗戰爆發後，也作過許多抗日工作。托派與共產黨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反對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托派及陳獨秀認為革命應該像歐洲那樣，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不能離開城市、離開工人階級而到農村去與農民相結合；否則共產黨就會農民意識化，革命就會像農民起義那樣沒有勝利的希望。這在馬克思主義正統理論和策略上沒有錯，只是在運用到中國實際時成了教條主義，自然是錯誤的。這個錯誤的性質是陣營內部的思想路線分歧，不應定為「反革命」。而聯繫到中共勝利至今的歷史，也很難說陳的這個觀點是錯誤的。
陳獨秀的托派問題所以被搞得如此複雜，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托派被深深地釘在「漢奸、反革命」上。195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在注釋「反革命的托洛斯基分子」一詞時寫道︰
托洛斯基集團，原是俄國工人運動中的一個反對列寧主義的派別，後來墮落成為完全反革命的匪幫。關於這個叛徒集團的演變，史太林同志於1937年在聯共中央全會上的報告裏，作過如下的說明︰「過去，在七八年前，托洛斯基主義是工人階級中這樣的政治派別之一現時的托洛斯基主義並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而是一夥無原則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雇用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15]
從上世紀30年代直到90年代初，中共一切文件都根據史太林的這個說法和毛澤東審閱的這條注釋，把中國托派定成「反革命」、「漢奸」。
正是在蘇共為該國托派平反的1988年，筆者應當時比較開明的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黨史研究》主編鄭惠所約，在一年前完成的24萬字《中國托派史》初稿基礎上，縮寫了約1萬字的論文《簡論中國托派》，刊登在《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上。文章引用大量原始文件，介紹了中國托派的歷史，實際上否定了以上所有不實之詞。
此文發表後引起了廣泛關注。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公安機關都派人來向筆者瞭解有關情況。1991年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二版，注釋第一次承認托派是「抗日的」，非正式地為其平了反︰
抗日戰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着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造成的。[16]
1984年，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封殺陳獨秀研究的13號文件，指出︰「不能為他被開除出黨和進行托派活動翻案，更不能把他看作黨內人物」。於是，以「分工」為名，不允許《歷史研究》再發表有關陳獨秀研究的文章。從1980年至1991年期間編輯出版的《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一至五十輯共632人，居然沒有陳獨秀！更有甚者，這份文件還把當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黨史資料》1983年第3輯和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的《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2輯兩個內部發行刊物刊登陳獨秀《金粉淚》組詩一事，說成是「很不妥當的」，《中共黨史資料》為此被迫作了檢討。其實，這五十六首詩的全部內容是以嬉笑怒罵的手法抨擊日本侵華和國民黨腐敗的，一點「反共」色彩都沒有。
同年4、5月間，胡喬木就《陳獨秀文集》向人民出版社發難。結果，此書改稱《陳獨秀文章選編》，不能用「文集」、「文選」，更不能用「選集」之名，由1951年與人民出版社合併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內部發行」。當時，三聯書店可視為人民出版社的副牌，職責是出版「非馬列」或「力圖運用馬列但還不純熟」的著作。1986年拆出，獨立成社。《陳獨秀文章選編》主要收錄了陳一些公開發表過的文章。本來在它之後，還要在更小的範圍，內部發行一本內容更尖銳的文章補編以及《陳獨秀研究資料》，此計劃只好取消。1988年，《新聞出版署重申幾類需經專項申報的選題的通知》公佈的「嚴格控制出版」（即「出版黑名單」）的目錄中，「陳獨秀」赫然居首。此類選題「未經申報並得到批准，一律不得出版」。而「申報」的結果，往往是「不得出版」。後來，連陳獨秀研究會會刊的名稱《陳獨秀研究動態》（第23期以後）也不能使用，只能用無名氏的《簡報》。
但是，學術界繼續沿着求真求實的道路走下去。1989年，按《試論陳獨秀與托派關係》的思路，筆者寫的《陳獨秀傳——從總書記到反對派》，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書中不僅再次全文披露《金粉淚》五十六首並作全面注釋，而且再次全面否定了托派時期的陳獨秀是「反革命」的傳統觀點。1993年，繼1984年陳獨秀文章《補編》出版受阻以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陳獨秀著作選》三卷本，不僅再次收錄《金粉淚》，而且收錄了以上陳晚年內容更尖銳的書信和文章，並且是公開發行。1995年，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目前收錄最全的《陳獨秀詩集》，再次收錄《金粉淚》，並作詳細注釋。1989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收錄了筆者所寫的「陳獨秀」條目和1994年出版的《中華民族傑出人物傳》叢書（10）收錄的筆者所寫的《陳獨秀傳》，都未提「十宗罪」。
鑒於廣大學者對「不能把陳獨秀看作黨內人物」的規定強烈反對和不滿，1994年《中共黨史人物傳》出版第51至100輯時，終於把「陳獨秀」列為第一篇。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關於「陳獨秀」的注釋，也作出了相應的改變，在寫到1927年以後的陳獨秀時，原先的「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之類帽子不見了，改為︰「對於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接受托派觀點，在黨內成立小組織，進行反黨活動，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17]
至於反共產國際的問題，則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所謂「反蘇」，就是反史太林，也是從反共產國際衍生出來的。蘇聯、史太林、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對別國革命瞎指揮，不應該反對嗎！陳獨秀在大革命失敗後的深刻教訓中體會到，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才能勝利，不能由莫斯科遙控。這一點，已經為中國革命的全部歷史所證明。毛澤東也是這個觀點，否則他也會成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式的悲劇人物。具體到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中共中央遵照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對這個涉及中國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複雜問題提出了簡單化的策略口號︰「保衛蘇聯！」，是完全錯誤的。陳獨秀對此表示反對，提出「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口號，並指出戰爭無論怎樣爆發，在中國領土上進行，受害的則是中國老百姓。這種立場和意見顯然是正確的。在中東路問題上的爭論，是定陳為「反黨、反蘇、反共產國際」而被開除出黨的一個重要根據。現在應該把這個問題說清楚，還他一個公道。[18]
「機會主義」加「投降主義」，解鈴還需繫鈴人
「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這個問題最複雜，學術界的撥亂反正也最晚。這是因為︰
第一，「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路線導致大革命失敗」的結論是由史太林、共產國際定的。聯共對各國共產黨又以「老子黨」自居。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服從。共產國際雖在1943年解散了，但「老子黨」還在。新中國成立後，再加上一個「蘇聯老大哥」，「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真相還是不能揭開。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這樣寫道︰
1924至1927年的大革命，最後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佔了統治地位，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即史太林，原始資料如此。本書中凡出現『史大林』和『史丹林』，也是當時對『史太林』的稱呼——引者）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19]
第二，如1957年毛澤東在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期間對南斯拉夫代表團團長卡達爾所說的，1927年以後，中共在長期對敵鬥爭中一直處於弱勢，需要蘇聯的援助；建國後，建設社會主義也需要蘇聯的援助和經驗的借鑒。為此，沒有必要去得罪史太林這個報復性極強的龐然大物。[20]
第三，毛澤東對卡達爾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了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嚴重對立。為了國際鬥爭和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需要維護史太林的領袖形象。1963年，在中蘇大論戰中，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關於斯大林問題》也指出︰「斯大林問題，是一個世界範圍內的大問題」。相比之下，陳獨秀的冤屈乃是一個小問題。中共定了一個規矩，批判黨史上的錯誤，只批判我黨領導人，不批判共產國際，更不批判史太林。誰違背這個規矩，就是違犯黨的紀律。[21]1983年秋，雖然以上三條理由已不存在，北京大學向青教授等學者涉及這個問題，就被定為「為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翻案」，在史學領域搞「精神污染」。這個打擊通過當日的全國新聞聯播節目傳遍全國，學術界的努力被打了下去，一悶就是20年。
第四，1931至1945年，毛澤東與王明曲折鬥爭並最終戰而勝之，莫斯科在總體上是支持毛的。五十年代初，毛澤東得到史太林的「無私援助」，投桃報李，壓制黨內對史太林的不滿情緒，也在情理之中。沒有必要為了一個已經被開除出黨的陳獨秀，犧牲黨和國家的更大的利益。
第五，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提出反對史太林的個人迷信。劉少奇、鄧小平響應，在同年中共「八大」上提出防止中共黨內的個人迷信問題，引起毛澤東的警惕和不滿。毛堅決維護史太林，稱其為「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斯大林是一個歷史時期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的領導人」。「我們理所當然、義不容辭地要起來為斯大林辯護。」[22]因此，更不可能揭露「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真相，批判史太林。
第六，大革命中，聯共中央、共產國際指導共產黨對國民黨妥協退讓的文件，只有其代表和陳獨秀等少數人知道。這些能夠揭露事實真相的證據被莫斯科嚴密封鎖起來。與此相反，執行這些指示的中共中央文件和陳獨秀的文章歷歷在目，被反復引用。於是，當史太林把失敗責任推得一乾二淨，陳獨秀渾身是嘴也說不清，別人也無法為他說話。
1991年蘇聯解體，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絕密檔案陸續開放。1997年後，1920–1927年聯共與國際如何指導中國革命的系統檔案也翻譯介紹到中國來。於是，在中國學術界立即引起了一場關於陳獨秀與大革命研究的革命。1999年，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奎松首先利用這套資料寫成《陳獨秀與共產國際》一文，刊登在當年《近代史研究》第2期上。文章首次全面否定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傳統觀念。筆者也已經讀到公開出版的這套檔案資料，思想受到極大的震動，認識到過去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研究和批判是受了深深的蒙蔽，應該重新認識。
恰巧，1999年3月中央黨史研究室為徵求對新編《中國共產黨歷史》1923–1927年部分修改稿的意見，邀請一些學者開了幾天座談會。筆者有幸也應邀參加，並在會上對照新的檔案資料，就陳獨秀的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黨務整理案上的三大機會主義讓步、汪陳宣言，不執行共產國際挽救革命的「緊急指示」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向傳統觀念提出了顛覆性的意見。這引起了專家學者的極大興趣，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和爭論。主持編修工作的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當場表示︰「要把陳獨秀當作正面人物來寫。」[23]
隨後，這年12月，為紀念陳獨秀誕辰120周年，由陳獨秀研究會發起，聯合中共黨史學會、中央黨史研究室等七家單位，在北京召開了規模空前的「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人民日報》社理論部把作家袁鷹寫的為陳獨秀辯誣文章《悵望一座墓園——寫在陳獨秀誕生120周年》，冠以《應當把陳獨秀作為正面人物來寫》標題，以《內部理論動態》的形式發到全國各省市領導同志手中。《歷史研究》發表了由我撰寫的《重評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長篇論文。文章認為︰1923至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是在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進行的。在此期間，聯共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122次，作出了738個決定。這些決定絕大部分由莫斯科的代表、顧問直接在中國執行，命令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貫徹。中共中央的活動範圍和實際權力是很小的。所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是沒有的。
200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80周年，全國舉行了一系列隆重的紀念活動。其中，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部組織全國著名學者合作撰寫的《中國共產黨歷程》作為黨校系統新的黨史教材，繼1999年上海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上海史》以後，成了又一部放棄「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導致大革命失敗」傳統觀念的權威著作。經過中共中央書記處五位書記審批，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不得不吸收學術界新的研究成果，一改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違背斯大林共產國際的許多英明指示，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傳統觀念的提法，終於承認︰
「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並不真正瞭解中國的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在國民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反共活動面前，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鬥爭，必將導致國共關係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也堅持這種意見。中共中央只能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妥協退讓的意見在黨內佔了上風。」[24]
1989年3月，北京、上海、安徽等地一些學者串連後成立了第一個陳獨秀研究會。接着，安慶、合肥、上海也先後成立研究陳獨秀的學術團體。他們分別於1989（北京）、1992（安慶）、1994（江津）、1997（上海）、1999（北京）、2001（溫州）、2002（南京）召開了七次全國性的陳獨秀學術研討會，還直接促成日本陳獨秀研究會成立，並在東京召開了中日兩國學者參加的一次陳獨秀學術研討會。在香港出版了三本反映目前陳獨秀研究主要成果的《陳獨秀研究文集》，還從1993年開始，在沒有經費的困難條件下，編輯出版了會刊，提供大量珍貴史料，交流中外學者研究成果和訊息。
自然，要真正恢復陳獨秀的本來面目和應有的歷史地位，給他一個做「人」的位置，還要做許多艱苦的工作。實際上，在這個問題上鬥爭還相當激烈，甚至出現倒退現象。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修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以甚麼「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的說法，在否定「右傾投降主義」同時繼續保留「右傾機會主義」罪名，陳研會和廣大學者在會刊上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再加上十年來陳研會不斷宣傳陳獨秀的「民主與科學」基本思想，與現實政治相悖，也在2003年11月4日被突然撤銷了。但是，中國政治科學化、民主化的車輪是不可阻擋的。正如陳獨秀所說：「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
附註
本稿於修改時傳來重要訊息︰在30年「為陳獨秀正名」運動的壓力下，中共高層被迫且戰且退，通過各種方式（如趁《毛澤東選集》再版時修改注釋、發其他文件時附加說明等），悄悄地放棄原來加於陳獨秀的「十宗罪」。2002年主持編著最新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時堅持稱陳為「右傾機會主義」的中央黨史研究室領導人石仲泉，2008年在兩次重大紀念會上發表講話，戲劇性地180度大轉變，聲稱要為「徹底平反陳獨秀」、「恢復陳獨秀的黨籍」而努力。然而，1937年抗戰爆發，陳獨秀出獄在尋求與中共合作抗日時尚且表示「無意回黨」；如果地下有知，以今日中共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他能回黨嗎？必須指出︰陳獨秀是全民族的，不是一黨一派的！石先生的180度轉變是在退休後說的，這說明他在任時，有些問題上必須說組織允許的話、違心的話，即假話；卸任後才能說真心話。擔任中共領導人時期的陳獨秀也是如此。這是「輿論一律」的政黨體制下幾乎所有人的無奈。
注釋
[注3]〈一份關於陳獨秀的文件〉，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期（1993），頁4–5。
[注4]〈一份關於陳獨秀的文件〉，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期（1993），頁4–5。
[注5]胡華︰《中國革命史講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62），頁38、54；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份關於陳獨秀的文件〉，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期（1993），頁4–5，載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238。
[注6]轉引自歐遠方：《歐遠方文選》（香港︰語絲出版社，2002），頁457。
[注7]〈一份關於陳獨秀的文件〉，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期（1993）。
[注8]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註29，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164。
[注9]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檔案選編》（中）（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頁137–139。
[注10]〈陳獨秀先生到何處去〉，《解放》，第32期（1937年11月20日）。
[注11]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第16期（1980）。
[注12]〈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布爾塞維克》，第2卷，第1期（1928）。
[注13]賈立臣主編︰《中國現代史》（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頁87。
[注14]〔日〕《東方學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第62冊（1990年3月），頁547。
[注15]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註29，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164。
[注16]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270。
[注17]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註4，《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238。
[注18]參見唐寶林︰《陳獨秀傳——從總書記到反對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頁45–53。
[注19]〈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頁976。
[注20]參見愛德華・卡德爾著，李代軍等譯校：《卡德爾回憶錄》（北京︰新華出版社，1981），頁173。
[注21]參見《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紅旗》，第18期（1963）。
[注22]參見《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紅旗》，第18期（1963）。
[注23]唐寶林︰〈把陳獨秀當作正面人物來寫——參加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修改稿討論會側記〉，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6期（1999），頁20。
[注2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頁280。
十三
組織中共黨內反對派（1929）
轉向托洛斯基主義
如果說，陳獨秀在1920年因相信「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人的民主」而誤入了列寧主義；那麼，1929年，他又誤入了把「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內民主」相結合的托洛斯基主義。自己沒有獨立的理論，只得盲從他人，充分顯示了他的致命弱點。
中國托派首先產生於莫斯科。史太林與托洛斯基的理論和路線鬥爭，以及前者對後者的無理處置，使聯共內部從領導層到下面黨員群眾分裂成兩派，互相鬥爭十分激烈。大革命時期陸續到蘇聯留學的大批中國學生，也相應分成兩派，有的還加入了蘇聯托派，甚至像梁幹喬這樣的共青團員，還受到過托洛斯基的接見。1927年11月7日，蘇聯舉行十月革命勝利十周年大慶。遊行隊伍在經過主席台時，托派群眾突然打開「反對史太林，擁護托洛斯基」、「公佈列寧遺囑」等標語。兩派群眾扭打起來。這個事件後，托洛斯基遭到了一系列的撤職、開除、流放等處分。隨之，斯大林在蘇聯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肅托運動」。蘇聯托派分子受到嚴厲鎮壓，轉入地下。中國留學生中的托派分子除了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之外，一部分人被驅逐回國。1928年12月，這些人在上海陸一淵家中，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托派小組織，取名為「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出版油印刊物《我們的話》（刊名取自十月革命前托洛斯基主辦的革命地下刊物）。他們的主要活動是在刊物上連篇累牘地翻譯托洛斯基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歷次批判史太林和共產國際的文章和文件，把托洛斯基主義介紹到中國來，終於造成中共的一次大分裂。
此外，中國起先還有一批沒有陳獨秀的「陳獨秀派」。當初，陳獨秀被撤職，並被冠以「右傾機會主義」罪名，黨內中上層幹部中一大批同志不服。於是，他們逐漸形成反對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反對派。由於共產黨內不許進行派別活動，所以，這個派別開始是隱蔽的，其多數主要成員在中共「六大」前擔任着中央和地方領導職務，如：彭述之先後擔任中央宣傳部長、順直（今河北省）省委書記和北方區委副書記，其妻陳碧蘭在中央婦女部工作，並兼上海區委婦女部書記。尹寬先後任山東地委書記、中央局秘書、江浙區委書記兼宣傳部長、安徽省委書記。何資深做過湖南省委書記（大革命失敗後，何送給毛澤東《水滸傳》和一張湘贛邊界的郵路圖。也許這是毛走上「農村武裝割據」的兩筆起家資本）。鄭超麟長期擔任中央宣傳部秘書，編輯中央機關報《嚮導》、《布爾塞維克》，還做過中央出版部部長。蔡振德做過湖北省委委員、江蘇省委委員。汪澤楷先後做過江西省委書記、湖北省委組織部長。馬玉夫做過上海區委委員兼碼頭工委書記、江蘇省委委員。劉伯莊做過北京地委書記、北方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順直省委「前委」書記。任旭（任曙）擔任過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湖北省委代理書記。陸沉做過安源地委書記、中央農運委員、湖北區委農民部長、省農協委員長、江西省委書記，等等。
他們起初是為陳獨秀受到的批判和處理不滿，企圖為恢復陳獨秀在黨內的領導地位，而反對瞿秋白為首的新中央，所以，自稱為「陳獨秀派」。在「六大」以前，由於這些人還擔任各種領導職務，大多又分散在各地，所以活動比較緩和、隱蔽，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更主要的是，陳獨秀不支持他們。據鄭超麟說，他們曾爭取陳獨秀來領導他們的活動，但陳獨秀表示「不參加，而且反對這種活動」，如他那樣，有意見，光明磊落地直接向中央寫信或訴說，不在背後做小動作；「他是希望秋白、亦農等人，同他一般客觀，坦白，大公無私，可以漸漸接受他的意見，而恢復過去的工作精神。」「相信莫斯科是真誠革命的，雖然對於中國問題認識錯誤，將來在事實證明之下，仍能覺悟接受他的主張。」[1]
歸國留學生王平一，原是山東的中共黨員，在莫斯科轉向托派，回國後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直屬支部工作，同時又與「我們的話派」關係密切，把托派文件傳入黨內。這時，原「陳獨秀派」成員，大多數在六大後丟去原來的領導職務，先後集中到上海閑置起來，不滿情緒膨脹。1929年4、5月間，彭述之、尹寬、鄭超麟等人見到歸國留學生帶來的托洛斯基文件後，一方面自動組織起來，進行系統的學習，並且完全佩服和接受托洛斯基的一切思想和主張，甚至平時勤於觀察與思考又深而不露的鄭超麟後來也回憶說，他第一次看托的文章的印象是，「仿佛有甚麼電光閃過我的頭腦。」
另一方面，他們鼓動陳獨秀出山，反對「六大」後黨中央繼續推行的左傾路線。本來，由於瞿秋白盲動主義路線的停止，全黨工作有一點起色。陳獨秀想遵守諾言，不為自己辯護，不再反對中央。所以，當汪澤楷[2]勸他起來鬥爭時，陳獨秀拒絕。但是，面對黨內日益嚴重的左傾現象，加上閱讀了托洛斯基文件，陳獨秀一年多來苦惱的問題，終於得到答案，並且找到了知音。他在大革命時期多次提出的「退出國民黨」主張，與在莫斯科的托洛斯基不謀而合。於是，他認為終於找到了大革命失敗的根源——黨內合作的國共合作路線。由此，對托洛斯基也產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意，而對史太林則更加厭惡，完全贊成托氏在《中國革命的總結和前瞻》中關於大革命失敗主要是史太林和共產國際錯誤指導的論述：
過去五年中，沒有一個共產黨，受共產國際機會主義領導之害有如中國共產黨那樣酷烈的；
蘇聯布爾什維克黨和共產國際的權威，始而完全幫助蔣介石，反對中國共產黨之獨立政策，繼而又去援助汪精衛為土地革命的領袖；
當反對派宣佈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陳獨秀）在共產國際錯誤指導下進行一種機會主義的政策時，就說我們是「誣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們當時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無疵的。
不過，看重於中國實際情況的陳獨秀除在大革命失敗根源上接受托洛斯基主張外，在其他問題上，接受很慢。特別在革命性質問題上，他一直持保留態度，不像其他人一下子全面倒向托洛斯基主義。據當時一起參加學習的鄭超麟回憶說：
當時陳獨秀常到昆明路提籃橋監獄對面一幢房子裏去，那兒住着彭述之和汪澤楷兩家人。「陳獨秀派」那幫人都聚集在那兒閱讀討論托派文件。陳獨秀就與他們一起學習，但他每次都提出不同的意見，然後就同尹寬、彭述之、汪澤楷等人辯論。問題如此之多，如此之複雜，陳獨秀很難一下子接受托洛斯基的全部論斷，儘管經過尹寬等種種解說，每次辯論完，他還是不能接受。但是下次來時，他不再提上次的不同意見，反而以尹寬的意見（即托洛斯基的意見）為基礎，提出新的不同意見。如此一層一層討論下去，到其餘人都百分之百地贊成托洛斯基觀點時，他還有不同意見。[3]
彭述之（1895～1983），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經過約三、四個月的學習和討論，陳獨秀在基本上接受托洛斯基主義但有些保留的思想狀態下，正式轉變為托洛斯基主義者，並且很快被擁戴為中共黨內反對派即托派的領袖。於是，他打破了一年多的沉默，在8月5日，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長信，貢獻「一年來慎重考察的結論」。陳獨秀以他能接受了的托洛斯基觀點，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對於中國革命的意見，猛烈抨擊「八七」會議和「六大」以來的共產國際指導中共的路線是「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官僚集權制」等等，並要求「把這封信在黨報上全部發表出來，以便公諸全黨討論」，企圖挑起全黨性的大爭論，表現出托派路線戰勝共產國際路線的強烈信心。
除了贊成托洛斯基路線之外，促使陳獨秀轉向托派的第二個因素是痛切呼籲黨內民主。連續出任中共五屆第一領導人的陳獨秀，深感中共在共產國際統制下日益「史太林化」，尤其在八七會議後，為了推行錯誤路線，黨內民主完全抹殺的狀況。他指出：
「一聽到同志中和你們有不同意見，不管他的內容如何，便簡單的用『小資產階級觀念』『非無產階級意識』『觀念不正確』如此等類沒有內容的抽象名詞來排斥他；更或者給他戴一頂帽子，如『反對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來鎮壓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見的同志免開尊口；這便是有意或無意的阻住了黨的進步。」
「德謨克拉西，是各階級為求得多數意見之一致以發展其整個的階級力所必需之工具；創無產階級民主集權制之一要素，沒有了他，在黨內黨外都只是集權而非民主，即是變成了民主集權制之反面官僚集權制。在官僚集權制之下，蒙蔽、庇護、腐敗、墮落、營私舞弊、粉飾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現象。」[4]
陳獨秀這些思想，從此伴隨他的後半生，其中許多思想，永放光彩。但有些內容，則是錯誤的。
從1901年參加革命開始，陳獨秀已經奮鬥了28年。這28年充分表明他是一個思想家，但不是一個理論家。他能敏感地接受外來思想，如西方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托洛斯基主義，等等。但是，自己不能創造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的系統完整的理論。所以，總是以為找到了最好的救國和革命的道路，實際卻從一個陷阱走向另一個陷阱。托洛斯基提出的革命策略暫時符合當時中國革命低潮形勢的需要，但所主張的戰略目標，如「無產階級專政」、「暴力革命」、「不斷革命」、「世界革命」等，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史太林主義、毛澤東思想，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托洛斯基本人始終以「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自居。在這樣的基本理論下，他宣導的所謂「黨內民主」、「國民會議」（即民主選舉國家領導人），根本不可能實行。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缺乏民主基礎的國家中。所以，托洛斯基主義不可能像陳獨秀等人想像和希望的那樣，給中國革命帶來出路，更不要說勝利的希望。
從思想理論上考察，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應該說陳獨秀派的主張比莫斯科和中共的主張正確得多，實事求是得多。而且如此揭露和批判中共黨史上第一、第二次左傾錯誤，與後來四十年代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劉少奇對三次左傾路線的批判，在事實上甚至在語言上，完全一致，而時間卻相隔了十幾年。說明陳獨秀他們是先知先覺者。但是，他們得到的報應卻是「取消派」甚至「反革命」，而毛澤東、劉少奇後來這樣做時，卻成了「正確路線的代表」。
中東路事件，鶴立雞群
正在陳獨秀等人轉向托洛斯基主義的時候，又發生一個特別的事件——中東路事件，加劇了他與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的對立。
中東鐵路原是沙俄帝國主義侵略我國東北的產物。依照《中俄攻守同盟密約》、《中俄合辦東清鐵路合同》（1896年）、《中俄續訂東三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1898年）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還明確由中國清朝政府出股金500萬兩，沙俄政府修建經營。1897年7月動工，1901年11月竣工，與俄國境內西伯利亞大鐵道相連。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俄政府曾發表聲明，廢除沙俄在華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各種特權，還明確表示：中東鐵路「歸還給中國，不受任何報酬」。[5]但是，這條當時曾激起陳獨秀等無數中國人感激蘇俄政府，因而促使他們由嚮往西方民主主義向蘇維埃「一邊倒」的表示，列寧在世時沒有落實，史太林上台後，顯然出於狹隘民族主義或「紅色帝國主義」的考慮，立即食言了。以至後來出版的《蘇聯對外政策文件彙編》時，竟將「歸還中東鐵路⋯⋯」這段文字刪除了。殊不知已經載入史冊的文件，豈能由人為刪除，不過是暴露欲蓋彌彰的醜陋而已。
他們這樣做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認為當時的中國政府是反動的，若把中東鐵路交還給中國，不利於中國革命。所以，不交還中東鐵路，反倒成為革命行動。這對於已經歸屬於共產國際（實為蘇聯）領導的中共及其領導人陳獨秀等人來說，也不能說一個「不」字，只得吞下這個苦果。對於當時的北洋政府來說，「弱國無外交」，也無力交涉促其履行宣言。
於是，1924年5月，雙方簽訂《中蘇協定》時，按照蘇方旨意，該路暫由中蘇「共管」。1926年3月，蘇聯曾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托洛斯基任主席，成員有伏羅希洛夫、捷爾任斯基和齊采林。據托洛斯基說，該委員會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代表的同意下，作出了一個決議：「為了保障在『第二時期』（所謂第二時期，即指中國革命還未勝利的一段時期——托洛斯基註）中東路不至為帝國主義所奪取，必須將該路的管理權保留於蘇維埃政府之手。」[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