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四・一二」事件後，蔣介石轉向親美反蘇反共，在國內製造一系列反蘇事件。致使蘇聯政府被迫撤回駐廣州、上海、武漢、長沙等地領事館和商業機構。1929年5月，蔣介石指使張學良挑起「中東路事件」：派軍警包圍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進行非法搜查和劫掠；然後又調東北軍沿蘇聯國境線佈防，作出武裝進攻蘇聯的姿態，並用武力接管了中東路，逮捕、驅逐蘇方人員，致使蘇聯政府於7月17日宣佈對國民黨政府絕交，撤回蘇聯政府任命的一切駐華外交、商務及在鐵路等方面的供職人員，並保留《中蘇協定》中一切權利。
蔣介石的反蘇行動升級到這個程度，目的何在？討好美、英、日等反蘇國家，以得到他們的援助，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另一個更隱蔽的目的卻不易為人所知，即為了削弱異己的張學良東北軍勢力，以便進一步控制東北。因為，以當時的國力無論如何是不能與蘇聯開戰的，讓東北軍與蘇軍打仗，無疑是以卵擊石。果然，雙方接觸了幾下，東北軍傷亡慘重，張學良不得不求和。
在「中東路事件」過程中，蘇聯假借共產國際這個工具作出決議，指示各國共產黨組織人民群眾開展一個「保衛蘇聯」的運動。中共由於受共產國際領導，又與國民政府敵對，在機關報上發表一系列宣言、決議和文章，如《反對國民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宣言》、《中央通告第41號——中東路事件與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42號——動員廣大群眾反對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49號——目前形勢中的兩大任務——擁護蘇聯與反對軍閥戰爭》、《進攻蘇聯與瓜分中國》（李立三）、《反對國民黨向蘇聯挑戰》（惲代英）、《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要開始了》（羅綺園）等。[7]蔣介石製造這個事件，是打着「保衛民族利益」的旗子。中共在以上文件和文章中，不識事理，對這個關係到中國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複雜問題，採取了簡單化的策略，竟然提出了「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甚至說：「反對國民黨進攻蘇聯，成為中國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務」，正好落入蔣介石的圈套。
在行動上，中共還強行組織群眾遊行罷工，甚至號召「以廣大群眾的革命暴動，來消滅帝國主義國民黨強盜進攻蘇聯的戰爭」。[8]這說明當時群眾並沒有這種要求，完全讓黨員去強迫群眾作「革命」和「反帝」運動。這種完全脫離群眾的做法，自然應者了了。於是，黨員就進一步暴露，造成更大的損失。
中共中央所以如此，除了積極執行共產國際指示以外，實權掌握在李立三手中的黨中央，對當時的形勢作出了錯誤的估計。他們認為：
「現在世界大戰的危機日益迫切，而中國在帝國主義戰爭與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卻是最嚴重的地方，所以我們必須堅決的去發動廣大群眾起來⋯⋯然後才能執行在世界革命中的任務」，即「準備以國內戰爭消滅帝國主義戰爭，變反蘇聯的戰爭為擁護蘇聯的戰爭」！[9]
這種認識和情緒，反映了黨中央對革命低潮形勢的不耐煩，希望這次危機引起世界大戰，早日促使革命高潮形勢的到來。
陳獨秀對於黨中央在中東路事件上的這種策略頗不以為然。他終於打破一年多來的沉默，在1929年7月28日，致函中共中央，指出在中東路問題的宣傳上，要考慮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應該把矛頭緊緊指向國民黨政府的誤國政策。因為，不管是對蘇聯的戰爭，還是蘇聯退讓後帝國主義各國間為爭奪東北的戰爭，都要在中國做戰場，「在戰爭中最受直接蹂躪的自然是中國人民。」他深刻地指出：「帝國主義的走狗國民黨政府，對於收回中東路的宣傳，是戴着民族利益的假面具來欺騙民眾，並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資產階級的群眾，甚至有許多勞動群眾也受了欺騙⋯⋯這種情形不用說是於我們不利的。」
在這種複雜的情況下，陳獨秀認為「我們如何宣傳才能獲得廣大的民眾同情」，要特別慎重！他直率地批評中央拿「反對進攻蘇聯」、「擁護蘇聯」做動員群眾的中心口號，「太說教式了，太超群眾了，也太單調了」；「離開具體問題說教式的單調宣傳，只有最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能夠接受，而不能夠動員廣大的群眾，反而使群眾誤會我們只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10]
中共中央最嚴重最荒唐的錯誤，是至今還不敢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公佈的第42號《中共中央通告》，其中有一段話說：「帝國主義對蘇聯戰爭開始的時候，毫無疑問的要引起本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這便是中國革命更有利的條件，而更可促成全國革命高潮更快的到來。」陳獨秀譏笑這種宣傳，使同志們會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結論：「原來帝國主義進攻蘇聯還有這些好處，我們讓他趕快向蘇聯進攻吧！」所以，他建議中央趕快補發一個通告，以取消第42號通告。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8月3日，中共中央在給他的覆信中，認為陳獨秀與中央的分歧，「不只是部分的策略問題的討論，而且包含了很嚴重的原則的問題」，反過來指責陳提出的「反對國民黨政府對於中東路的誤國政策」口號，是資產階級左派（如改組派、第三黨）的口號，「走上了資產階級觀點，忘記了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11]
更加荒唐的是，當時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的王明，在中央機關報上發表一篇長文，猛烈批判陳獨秀的意見。攻擊陳是「反共產國際」、「反蘇」、「機會主義」。他列數陳的意見有七大錯誤後，攻擊陳獨秀「不相信進攻蘇聯的戰爭會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的到來，事實上就是不相信在進攻蘇聯的戰爭中，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會有『擁護蘇聯』的直接行動」。王明的文章，是第一次直接攻擊陳獨秀。從此起，他對陳就咬住不放，直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後，他奉莫斯科之命，誣陷陳是向日本間諜機關領取津貼的「漢奸」。
陳獨秀於8月11日再函中央，重申自己在中東路問題上的意見，並指出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宣傳方法，在戰略上有兩個缺點：
（一）未曾用群眾所瞭解的事實、而不僅是我們主觀上的理論，對於中東路問題之本身，加以正確的詳細的解析及打碎國民黨的假面具，能夠使群眾減少民族偏見，不至為國民黨所欺騙而接受我們的宣傳的領導；
（二）「只是」擁護蘇聯這一口號與宣傳，在事實上只能動員無產階級最覺悟分子，而未能在實際利害上激動無產階級以外廣大的群眾，尤其是比較意識落後的群眾，把這些廣大群眾放在鬥爭戰線之外了。
他又辯駁說：
7月28日我那信，不是討論黨的一般宣傳問題，而是專指對於中東路這一特殊問題的宣傳方法，特別指出其中關於宣傳方法的缺點。我的意見也並不是主張跟着群眾的落後意識跑，去跟着他們說要收回中東路，而正是要打破群眾的幻想，打破國民黨的假面具，把群眾拉到我們這邊來，在我們口號之下，向反革命的勢力進攻。缺少戒心與注意的宣傳策略，固然不是跟着群眾跑，卻也不能爭取群眾。而且鑒於中央如此不可理喻，把這個具體問題上綱到路線原則問題，陳獨秀也不客氣地猛烈抨擊中央的錯誤不是偶然的，正是你們簡單化和純粹主觀不看事實的盲動主義精神之表現。[12]
這樣，本來是一個具體問題上的宣傳方法和策略上的分歧，就很快嚴重升級和大大激化了，以致成為陳獨秀很快被開除出黨的一個重要原因。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中東路問題上，托洛斯基和中國托派，也是持「保衛蘇聯」的立場。事件一發生，這位1924年主持簽訂中蘇共管中東鐵路的《中蘇協定》的托洛斯基，這時也把國際主義精神拋棄了，親自指示蘇聯、中國及各國托派組織：「要完全犧牲自己來保護十月的勝利」，[13]並在8月4日的文章中，引證他在1927年8月1日蘇共中央與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的講演說：「我們反對派對保護社會主義的祖國⋯⋯一點也不懷疑。我們不特自己要保護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護它」；「我可以總結一句話：我們擁護社會主義的祖國，但不是擁護斯大林的路線。」[14]於是，「反對斯大林，保護蘇維埃」，就成為他們的著名口號。托氏在文章中，還批判了德、法等國托派中認為中東路事件是「蘇聯侵犯了中國自決權」的觀點。[15]
真理是超越時空的，最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這個事件58年之後，即1987年7月，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馬列主義研究院在莫斯科舉行共產國際歷史研討會。研討會一致認為，過去對共產國際歷史的研究，由於信奉「歷史就是面對過去的政治」（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是「歷史為現實政治服務」——引者）的公式，虛偽地理解黨性原則和見風使舵，嚴重地影響了客觀的研究工作，出現了種種不正常的現象，導致在許多問題上，歪曲事實，混淆是非，掩蓋真相等等。研討會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撥亂反正、重新評價的歷史問題，其中之一是：「需要論證共產國際東方政策的成就與失誤，填補這一政策個別方面現有的『空白』」。在論證這個問題時，特別強調了中國學者近來對共產國際活動的評價變得更客觀，所述的一個突出事例即「中東路事件」，說中國學者指出：「把『保衛蘇聯』的口號當作共產國際的頭等任務，不符合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利益。」[16]但是，研討會沒有注意到，最早提出這種見解的，不是今天的「中國學者」，而是半個多世紀前，當「保衛蘇聯」這個口號一提出就進行批評的陳獨秀。
與國際及中共衝突尖銳化
為甚麼在中東路問題宣傳上、策略上的分歧，會上升到原則和路線上的分歧呢？原來在陳獨秀給中央以上兩封關於中東路問題的信的中間，即8月5日，陳獨秀還給黨中央一封一萬多字的長信，即前述用托洛斯基主義系統論述中國革命、反對中共「六大」路線的「八・五」信件。
陳獨秀等人轉向托洛斯基主義後，自以為真理在手，在向中央反映、要求改變全黨路線的同時，又在黨內進行宣傳和組織活動，爭取黨內同志的支持。陳獨秀本來就是領袖人物，於是他就駕輕就熟地開始指揮起這些活動來，指導那些原來「陳獨秀派」的成員，在各自接近和熟悉的黨員中，閱讀托洛斯基的文章，宣傳托派的主張以及陳獨秀給黨中央的信。他們的工作極其認真，以致不放棄任何一個關係，拉共產黨員轉向托派。例如：
馬玉夫（又稱馬禹夫）是江蘇省委委員中長期負責工人運動的上海碼頭工委書記，與許多工人及工人支部書記的關係密切。此時，他在因反對中央盲動路線而製造的「江蘇省委獨立事件」失敗後已經退出省委，但黨內關係仍存在。於是，他利用這種關係，爭取了《時事新報》社工人支部和一個綢廠支部整個地轉向托派；又爭取了許多個別工人同志，有鐵路、電車、紗廠、印刷、建築等多種行業的工人；還爭取了外地黨組織長駐上海工作的幾個幹部。
屠仰之，《時事新報》社原共產黨工人支部書記，浙江省海寧人。大革命時期在杭州活動，失敗後來到上海，他首先受馬玉夫影響，後還想把整個支部拉過來，理論功夫比較深的鄭超麟就被派去做工作。屠仰之在報社大廳裏召集了幾次報館支部全體黨員會議，20多人全參加，鄭超麟在會上就結合黨的歷史，特別是大革命和幾次武裝暴動的事實，批判共產國際和新中央的錯誤路線，宣傳托洛斯基的正確主張。聽者多數人表示附和。中共中央知道後，立即解散了這個支部，開除了屠仰之，於是，這個支部就被「托陳派」接管。為了鞏固托派的這塊新陣地，馬玉夫與鄭超麟商量後，帶着屠仰之和兩個支部幹部去拜見了工人們十分仰慕而難得見面的領袖陳獨秀。陳獨秀熱情親切地接見了他們，講了許多勉勵的話，使他們十分感動。不久，與陳獨秀關係很好的「托陳派」骨幹薛農山又進這個《時事新報》社任總編輯，該社更成為托派的一個據點。「托陳派」組織成立時，薛出任法南區（法租界和南市區）區委負責人。
當時的中國工人，生活十分貧困，絕大多數是文盲，雖然少部分人經過大革命的洗禮，有一些要求解放的覺悟，但也不懂得理論，更不知道如何爭取解放，只知道跟着共產黨走。過去的革命，犧牲了許多人，錯誤在哪裏？他們也不知道。現在，原來的陳獨秀等革命領導人，說找到了新的出路，他們也就懷着樸素的熱情，進入了「托陳派」小組織。他們並不關心、也不懂得甚麼是托洛斯基主義，甚麼是機會主義，主要靠陳獨秀這位老「總書記」的個人影響，但是，傳統的共產黨組織畢竟還在，這個影響總是有限，因此只拉過來一些支部和黨員。
一個綢廠工人支部書記是杜培之，江蘇鹽城人，也受馬玉夫拉攏轉向托派後把整個支部全體成員拉了過來，並且也受布哈林要求中共多培養工人出身的領導幹部思想的影響，把杜培之作為工人代表，吸收進「托陳派」小組織的領導成員。
在外地來滬的黨團員中活動的彭述之和汪澤楷也小有成績，拉過來幾個人；甚至通過馬任之，把影響較大的滬濱書店也爭取了過來，使該店成為他們的一個活動據點。馬任之原名馬軾材，湖南寶慶人，與彭述之是小同鄉。這個人的經歷很複雜，帶有傳奇色彩。大革命時，他加入共產黨，隨北伐軍到福州，領導那裏的左派國民黨工作。「四・一二」後福州也很快反共，他逃到武漢，「七・一五」分共時被捕。1928年出獄後到上海，受黨組織委託辦了滬濱書店,
實際上是一個黨的工作機關，他任經理，楊獻珍為編輯。彭述之利用小同鄉的關係，首先把馬任之拉過來，當運動楊獻珍時，遭到拒絕。於是，滬濱書店就全由馬任之控制，成為「托陳派」的一個支部，出版過一些托派分子寫的書。
按照共產國際的要求，儘管中共作了很大的努力，實行黨員工人化和幹部工人化，中共「六大」時只有百分之十的工人黨員，而到這時，「更縮小到百分之七」。[17]這麼一點點工人基礎，現在竟然被「托陳派」挖去這麼一大塊，怎能不引起中共的震怒！不過，「托陳派」也東施效顰。後來在選舉領導機構時，也刻意選了兩位工人代表，結果他倆很快去當土匪，被槍斃了。
其他托派成員也都利用自己的關係，積極在有關人員中做爭取工作。如鄭超麟在印刷工人和鐵路工人的幹部中建立了一些關係。他的妻子劉靜貞是雲南人，因此在駐上海的雲南同志中進行活動。但是，總的來說，這時的托派多數是知識份子，相對而言，主要在知識份子中工作，在工農中沒有甚麼基礎。
中共受聯共影響，既不允許個人反對中央，更不允許黨內任何派別活動。早在1929年6月，即陳獨秀等接觸托派文件之初，中共中央就在六屆二中全會上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在會議通過的文件中指出：
中共六屆二中全會會址
「國際上之托洛斯基反對派，最近在中國黨內已經開始有了活動」，「這一點值得整個黨之嚴重的注意。全會並不誇大反對派目前在中國之政治上與組織上的作用，只是在黨內政治水準低微與黨歷史糾紛尚有殘餘的條件之下，反對派在一般落後的消極的離開工作的黨員中，可以有他暫時發展的機會。「客觀上定會走向一切反動勢力的收買與指導之下作為破壞中國共產黨破壞中國革命的工具。因此，中共必須堅決的向全黨指出這個前途，並堅決的與之鬥爭。」[18]——可見，中共一開始就採取了與聯共中央一致的明確果斷的態度和措施。把陳獨秀等人的活動，當作「反革命」對待，一點也沒有討論和調和的餘地。這一點是完全出乎企圖在黨內進行反對派活動的托洛斯基、陳獨秀們的意料的。
幾乎與此同時，共產國際方面，也發出了托派在中國活動危險的警告，指示中共克服這個「危險」。國際東方部副主任米夫在6月7日給他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遠東局的信中說：
今天收到了在上海出版的托派機關刊物《我們的話》的譯本。從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國托派把工作集中在共產黨人中間，在共產黨內部有隱蔽的托洛斯基分子在做瓦解工作，並將黨的全部文件轉給托洛斯基分子。在中國大學（即莫斯科的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引者）截獲了這個刊物（是通過符拉迪沃斯托克寄來的），這證明托派建立了某種聯繫。據我們所知，除了上海，他們在香港還有鞏固的基地。請速告，為克服托洛斯基主義危險，黨在做甚麼工作。[19]
對此，中共中央當然不敢怠慢。8月13日，專門發出了第四十四號通告——《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指出中央發現反對派「在黨內與黨外有他的秘密組織，有他的秘密出版物」。通告稱：「我們與托洛斯基反對派鬥爭的，主要的是思想上理論上的鬥爭」，並敘述了托洛斯基的主要錯誤。這就發生了一種奇怪的現象：托派在戰略上的極左（社會主義革命觀及徹底否定與資產階級建立任何革命聯盟）與策略上的清醒（低潮的形勢觀與民主的國民會議運動），與中共的戰略上的清醒（民主革命觀及與資產階級建立革命聯盟）與策略上的極左（總罷工，武裝暴動等）「交相輝映」，爭鬥激烈。因此當時站在第三者立場上的人，對這場爭鬥很不可理解。其實很容易理解，因為二者都是錯誤的，而且錯誤得絕對荒唐：無論在戰略上或策略上，互相對立，你左我右或我左你右。這就讓思維正常的人看不懂。通告規定：
如果發現某一部分同志有反對派的思想宣傳，有任何小組織的秘密活動，黨除掉對於其思想給以嚴重駁斥外，並須將其活動的領袖毫無留戀地開除出去；對於參加這一組織的分子，主要的是用教育的方法，說服其自覺地向黨聲明退出這一組織，並承認其錯誤，如被勸告而無效，則黨必須予以嚴重的制裁以至開除出黨。[20]
8月28日，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代表約陳獨秀談話。據陳獨秀說，對方擺出一副十分傲慢的態度：
一切重要的政治問題都拒絕討論，單純的責備我不應該向中央發表不同的意見，堅決的說中央絕對不能容許把我的信（指8月5日的信——引者）公佈出來；並且堅決的說中央政治路線沒有原則上的錯誤，加之時局緊張，任何同志都不許發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見。
陳則憤怒地說：「用這樣的專橫態度來掩護錯誤，用這樣不合理論不合事實的藉口來阻止中國黨內政治問題所急需要的公開討論⋯⋯我只感覺真如反對派（托洛斯基派）所指摘國際領導機關在政治上組織上官僚化之一證。」[21]
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利用組織威權，向「托陳派」發起了全面的進攻。進攻的信號首先來自莫斯科。
9月7日，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東方部副主任米夫和庫丘莫夫（東方部工作人員）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的信中就指示要催促中共中央反右傾、反托派和處理陳獨秀：
「春季我們收到了在上海出版的托派刊物（指《我們的話》——引者）。黨對它作出反應沒有？無論如何不能讓托派組織發展⋯⋯但是我們要提醒你們，採取揭露和徹底消滅托派的各種措施時，還是要十分清楚地提出這個問題：現在在黨內右的危險是主要危險。從中國寄來的所有文件都明確地說明了這一點。右派的立場明顯暴露出來了。在黨內必須加強同右派的鬥爭」；「建議（以中央決定的形式）陳獨秀立即就黨的策略問題作出表態。繼續不明確態度的做法是不能允許的。必須要麼爭取使他在徹底承認錯誤和接受黨的路線的基礎上實際參加黨的工作，要麼決定他的黨籍問題。」[22]
9月12日，黨中央派宣傳部秘書長惲代英召集（中央直屬）支部幹事會和中央、（江蘇）省委、區委各代表參加的聯席會議，解決彭述之、汪澤楷反對中央路線問題。彭述之三次發言，與惲代英辯論。他反對中央以「機會主義的大頭銜」加於陳獨秀，更反對在黨報和黨員群眾會議上「公開宣傳獨秀同志是機會主義者」，並把「機會主義派的名詞與反對派的名詞並立起來」。他認為大革命時期「整個的機會主義指導是國際的，但在中共一面說，每個負指導責任的人都不好只圖塞責，學那『功歸於己罪卸於人』的市儈行為。何況像秋白、立三、維漢、恩來等同志，不僅是機會主義負責者，並且同時是盲動主義，即另一種機會主義的負責者，更應該自己明白呢」。他責問說：
在過去機會主義時期中（特別在五次大會至國民黨破裂前——一九二七年四月到七月的時期中）是否只獨秀一人指導黨的工作，在黨內專政呢？是否除獨秀同志外，當時參加中央指導機關，特別是參加當時中央政治局的人都不負主要責任呢？⋯⋯我個人認為獨秀同志在機會主義時代的確是黨內負主要責任的一人，不錯，獨秀同志在過去確有錯誤⋯⋯但參加當時政治局直到現在還在黨內負責重要指導責任的人，如秋白、立三、恩來、維漢、忠發等同志，是否在當時都是一塵不染的布爾什維克呢？從我所知道的事實看來這些同志與獨秀同志在過去同是一樣的機會主義的執行者，其程度只有過之無不及。
然後他列舉大量事實說明這些同志所犯的錯誤。接着，彭講述了現在黨內的機會主義：
「我們的黨確有很嚴重的機會主義存在着。但這種機會主義恰好與中央所指的相反，恰好就在黨的領導機關裏，就在中央本身。」其表現：第一，中央認為資產階級是「能解放」農民的；第二，中央（李立三）認為富農（農村資產階級）「當然」是能革命的，便作出「聯合富農」的策略；第三，「對於目前革命形勢的估量以為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或革命開始復興，因而主張不斷的示威，主張從每一個小的罷工鬥爭必須要擴大到廣大的政治總罷工以至於暴動鬥爭，這都是十分明顯的盲動主義的表演。」[23]
辯論到最後，惲代英最後以「紀律」手段，要彭述之對反對派問題表態，企圖壓服對方。彭述之認為：「布爾什維克黨之紀律，決不是機械的無條件的」；「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沒有與廣大群眾相聯繫，沒有正確的政治領導，變成了妨礙群眾革命思想與行動之銬梏。」反過來，他要求惲代英向中央提出四點要求：（一）、重新審查自己的政治路線；（二）、發表獨秀同志的政治意見書；（三）、公佈反對派的一切文件，讓全黨黨員自由討論自由判斷；（四）、停止對於黨員之一切機械式的紀律箝制，恢復黨內應有的民主。[24]
於是，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專門會議，通過了《關於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決議》指出陳獨秀的信，「完全推翻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一貫的列寧主義的路線；完全推翻六次大會與中央對於目前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可恥的取消主義！」它並且逐條批駁了所謂「托陳派」的取消主義觀點。「托陳取消派」的名稱，從此在黨內廣泛流行開來。然後宣佈他們的罪名是：「公開的反共產國際，反六次大會，反中央，反黨的路線。」
組織措施也同時跟上，決議指出托陳取消派的罪名是：「不只是故意的煽起黨的討論而且實行了他們的小組織的行動。反對派已經有他們的秘密刊物，在黨內傳播。獨秀同志也在未經中央決定以前，把他寫給中央的信，自由在同志中間宣傳，這是列寧黨所不能寬恕的破壞黨的行為。」
因此，中央在組織上有下面的決定：
一、各級黨部如果發現了這樣的小組織必須馬上解散，對於參加的同志須與以組織上的制裁；
二、經過討論以後，仍然固執他的取消主義的思想，不執行黨的策略，不服從決議的，應毫不猶疑的開除出黨；
三、獨秀同志必須立即服從中央的決議，接受中央的警告，在黨的路線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黨的宣傳與活動。[25]
人們注意到，這個決議還稱陳獨秀為「同志」，企圖最後挽回。第二天（10月6日）中共中央向陳獨秀發出「書面警告」：「在黨的組織原則上不容許有兩個路線同時存在，尤其不容許有少數同志與黨對立，破壞黨的組織系統。」「你以及和你的意見相同的人，在上海黨的下層組織中有超越組織的活動」，「必須站在黨的利益上立即停止這種活動。」最後，中央決定陳獨秀「在黨的政治路線之下，在中央擔任編輯工作」，還要陳作一篇反對反對派的文章，並編入中央直屬支部參加黨的生活。
其實，據陳獨秀說，在8月28日共產國際代表與陳獨秀談話時，最後也「拿開除黨籍的話來威嚇我，阻止我發表意見」。陳獨秀很覺可笑。這一次他見黨中央要動真的了，於是就拍案而起，10月10日，他以給中共中央常委會寫信的方式，給以嚴厲的回答：
我現在正式告訴你們：在你們，絕對沒有理由可以開除發表政治意見的任何同志；在我，只知道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為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利益，結合下層的革命群眾和機會主義上層領導機關奮鬥，而不計其他！我還要告訴你們：黨內的重大政治問題即領導機關政治路線根本錯誤的問題，決不應該用組織紀律（列寧曾說，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紀律，是要有正確的政治領導為先決條件方會實現，否則一定變成廢話；你們忘記了沒有？）來掩護所能解決的；若用這樣方法無理由的開除同志，如果由此造成黨的分裂，是應該由你們負責的！[26]
幾十年後解密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絕密檔案，證實了以上陳獨秀對中央的批評是對的。當時駐中共的國際代表在給莫斯科的信中說：「我們有一些優秀能幹的同志，但沒有任何經驗，常常不聯繫群眾，不瞭解群眾，不善於對基層組織裏的辯論、爭論等現象作出反應。」信中提到中共中央總是輕易地進行反對「右傾」的鬥爭，「在這方面好象政治局委員起了帶頭作用，李立三混淆『左右兩種傾向』。在他們那裏所有人都是『右的』，他們唯一的手段是壓制，或者訴諸紀律。」[27]
陳獨秀10月10日的信，反過來對中央作「最後的警告」，說了以上一些激烈對抗性的話，尤其反感奉命作文，指出：你們命令我「一周內作篇反對反對派的文章」；「你們既然代我決定了意見，還要我做文章發表意見做甚麼？我真想不到你們現在竟至發狂鬧笑話到此地步！這種現象已充分的說明了由黨員群眾合法的討論和公開的自我批評來糾正領導機關之錯誤的政治路線，是絲毫沒有希望的了！」
彭述之的妻子陳碧蘭，自1922年入黨以來，已經八年了，一向把黨當作生命寄託之所。她不願僅僅為了與彭述之的伴侶關係而失去自己的政治生命和生命的寄託之所。因此，她得知陳、彭將被開除黨籍時，內心非常矛盾、痛苦、煩惱和苦悶，甚至想到離婚的念頭。為了想傾瀉胸中的苦悶，有一天，她獨自到陳家和他專談此事：
我從某些同志中得到一個消息，說黨中央準備開除你和述之。假如述之被開除，一定會跟着開除我，但我絕不願意跟着他而被黨開除，因為我開始幹革命時，並不認識述之，我既不是跟着他而參加到革命隊伍裏來的，當然也絕不願意跟着他而被黨開除。因此，我現在陷於極度矛盾和痛苦的狀態之中，我想請教您，怎樣才能解除這種矛盾和痛苦。[28]
獨秀聽了此話，「用很簡單的話語誠懇而又堅決的態度」回答說：「假如我們被黨開除，並不是因為我們背叛了革命；而是由於黨的墮落，它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原則和布爾塞維克的組織傳統，這是黨的錯誤，如果黨開除我，我是不在乎的。」陳碧蘭回憶道：「頓時便提醒了我，使我打破了過去對黨的那種機械觀念。我想，如果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有錯誤，黨員是有責任起而批評和糾正的；為了使批評和糾正的意見發生效力和有力量，在黨內集中一個有力量的反對派也是需要的。」
中共中央10月5日的決議，特別看重黨內出現「反對派小組織」，因為這將直接危及黨的生命。所以，中共中央對陳獨秀10日信的直接反應是，在17日機關報《紅旗》上公佈10月5日通過的《關於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中，將全部稱陳獨秀為「同志」的二字，全部刪除。而這時的陳獨秀的確已經在黨內成立了小組織。
機關報《紅旗》
正式組織反對派組織
在陳獨秀給中央「八．五」信後不久，「托陳派」就決定正式組織起來，起先是向歸國留學生托派小組織「我們的話派」表示，希望加入他們的組織——「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但是，沒有想到這些年青人（其領導機構稱為「總幹事會」）心胸相當狹隘，不僅表示不歡迎，「而且很厭惡」。他們以水泊梁山上王倫的眼光看待這些黨內「老幹部」的行為，認為是「沒有出路的老機會主義者向我們托派投機了」。於是他們採取了「揭穿那些機會主義領袖們的『卑鄙動機』，爭取其下層群眾」的策略。[29]總幹事會提出了讓陳獨秀派個人分別加入托派的方案，以便排斥老幹部的加入。
為甚麼這些青年托派也把陳獨秀們視為「機會主義」呢？因為，他們認為陳獨秀給中央的「八・五」信中，有以下問題：
第一、認為陳獨秀沒有檢討和承認自己在大革命中的「機會主義」錯誤。導致大革命失敗的機會主義總根源是史太林為首的共產國際，但是陳獨秀也有錯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關於這一點對陳獨秀的指責，有一半是與中共一致的；
第二、與托派的「無產階級專政」及中共的「工農民主專政」不同，陳獨秀提出了獨特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青年托派認為，這實質上還是「工農民主專政」的機會主義口號。而托洛斯基反對「工農民主專政」，是反對與資產階級聯合和在革命勝利後的政權中有資產階級的位置。他們不懂陳獨秀的口號，無此之意，而與托洛斯基的「無產階級專政」口號一致的；
第三、在「中東路問題」上，沒有執行托洛斯基的指示——「保衛蘇聯」，而提出「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的口號。
關於這一點，實際上又是與中共對陳獨秀的批判是一致的；
第四、「遷就『六大』決議案」。這是陳獨秀在10月10日致黨中央信中說的一句自謙的話，為了說服黨中央能夠接受他的意見，根本改變路線。其實無論是「八・五」的信，還是「十・十」的信，在原則問題上，一點也不「遷就」；
第五、「還在堅持二次革命論的機會主義觀點」。[30]這是因為陳獨秀最後對托洛斯基關於中國革命性質的觀點，還有自己的一點不同於托派的理解，即不同意下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而認為總有一個那怕是很短的時期，主要解決未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務。例如抽煙，把前一支的煙蒂，接續在後一支香煙上抽一樣。如果在先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情況下，這樣做，與托洛斯基的觀點也是一致的，如十月革命初期的情況。
所以，青年托派排斥陳獨秀派完全是無理取鬧找藉口，是怕陳獨秀加入後替代他們的正統地位的狹隘的宗派主義情緒。
對於他們提出的以個人名義，分別履行加入他們組織的方案，從來不計較個人名譽得失的陳獨秀倒是無所謂，表示同意。但是，彭述之、尹寬等人堅決反對。他們也有另一種宗派主義情緒，認為留學生托派「都很年輕，沒有政治經驗，不能領導我們這些參加過大革命的老幹部，只能受我們領導」。[31]這些所謂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革命者，還沒有奪取政權，就如此看重個人利益，可以看到他們未來的發展前途了。
恰在此時，在莫斯科留學時轉向托派的劉仁靜，繞道土耳其拜訪被蘇聯驅逐出國、流放在普林基博島的托洛斯基後回到上海。他在島上時，托氏親自為中國托派起草了綱領，托他帶回。綱領原名為《中國政治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任務》。[32]後來收進托洛斯基著作《中國革命問題》時，改名為《中國布爾雪維克——列寧派（反對派）底政綱》。[33]據劉說，托洛斯基還給他起名為「列爾士」（Lels），讓他當托氏與中國托派之間的聯絡員。於是，他到上海後就以「老托代表」自居，來調解青年托派與陳獨秀派之間的矛盾，推動兩派統一。
劉仁靜在中共建黨時期是「一大」十三位代表之一，一度又任共青團中央書記，1924年又與陳獨秀一起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可以說與陳關係相當密切。這次到上海後住在法租界，先是鄭超麟和尹寬經常去看望他，講述了陳獨秀和他們轉向托洛斯基主義的情況，並介紹當時黨內及青年托派與陳獨秀派矛盾局勢。於是，他首先是做青年托派（即「我們的話派」）的工作，說服青年托派吸收陳獨秀派。他與鄭超麟約好，某日在東有恆路餘慶里鄭超麟家中會見陳獨秀。這幢房子是新租的，除了鄭家，還有蔡振德家，成了托陳派新的活動中心。起初是非正式聚談，後來就正式召開會議。劉與陳相離多年，再次見面，倍感親切。現在又有了托洛斯基的共同語言，雙方談得很投機。
首先，劉仁靜出示托洛斯基寫的三個文件，即上述已經在流傳的《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和新寫的《中國政治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任務》，但這次三個文件都是俄文列印稿，比原流傳的完整、準確。當場決定，由劉仁靜和鄭超麟分工翻譯，儘快出版。
關於組織問題，陳獨秀委託劉仁靜向「總幹」表示，他（陳獨秀）將公開承認大革命時期的錯誤，接受托派的理論和策略；提議雙方共同組織「聯合委員會」。[34]劉仁靜表示支持，並建議兩派代表直接談判。
幾天後，陳獨秀派的代表陳獨秀和尹寬與劉仁靜領來的青年托派代表史唐和宋逢春，來到法租界一幢兩層樓的房子的樓上，開始談判。這房子是尹寬的家。劉仁靜則列席會議。
據宋逢春後來回憶：那天，陳獨秀穿一件墨綠色嗶嘰長衫，前額已經光禿，兩鬢尚有黑髮，面色黝黑，小眼睛炯炯有神，一副教授學者的派頭。人到齊後，陳就拿出幾塊錢來，從飯店叫來幾盤菜，邊吃邊談。當宋逢春問大革命失敗情況時，陳獨秀搖搖頭說：「很慚愧！很慚愧！」接着說：「唉，老毛子懂甚麼？懂甚麼！」
聽劉仁靜介紹說，莫斯科回來的青年托派，大多數生活問題沒有解決，睡水泥地（上海話「水門汀」），穿單衣，像野狗一樣到處蹲飯吃，撿香煙屁股抽，但還是堅持幹革命，了不得。陳獨秀很受感動。[35]
談到正題時，陳獨秀向對方提出兩個要求：（一）提供材料，主要是托洛斯基論中國革命的文件和文章，雙方共同討論問題；（二）陳獨秀派取消，全體加入托派組織。[36]
史唐和宋逢春表示可以接受陳的條件，但需經「總幹研究決定後，作出正式答復」。然而，這時的青年托派總幹事會也發生分裂：以史唐、區芳、陳亦謀、張特等人為代表的一派主張有條件地吸收陳獨秀派加入；以梁幹喬、張師、陸一淵等人為代表的一派堅決反對陳派加入。特別是被稱為「大喬」的梁幹喬，在蘇聯時就加入蘇聯托派，受到過托洛斯基的接見，比劉見托還早，以中國托派「正統」自據，認為是中國托派的當然領袖，深怕陳獨秀等一批老幹部加入進來會危及他的地位，所以，他與總幹宣傳部長張師（1929年初接替陸一淵而代之）硬說陳獨秀等人要求加入反對派是「陰謀」，主張不要理他們。區芳等人則主張在陳派承認「我們的話派」是正統地位的前提下，「分別地而非集體地經過審查，加入他們的組織」。[37]
於是，他們就（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第二次代表大會。大會在史唐、區芳主持（區芳在大會上取代張師任宣傳部長）下，討論通過了吸收陳獨秀派的三個條件：「一、公開宣佈史太林的領導是機會主義的；二、公開與真誠地批判自己過去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承認反對派政綱的正確；三、公開解散自己獨立的小組織。」[38]宋逢春因同意陳獨秀的兩派合併的意見，被總幹說成是「投降主義」而被「開除」。[39]
三個條件，對於陳獨秀來說，並不苛刻，第一、第二條，他已經做到；第三條他也同意，他甚至通過列席總幹會議的劉仁靜向總幹表示，陳獨秀派可以以個人名義分別加入組織；但是三個條件中表現的「我們的話派」那種頑固的、狹隘的「正統」排外傾向，使人感到壓抑。此其一；其二，三條件是「我們的話派」內區芳派與梁幹喬派鬥爭的產物，但梁派勢力仍然很大，說明「我們的活」派中存在着不利於陳獨秀派的變數；其三，彭述之等人堅決不接受三條件；其四，以中國革命老資格和「老托代表」自居的劉仁靜，也看不起「孩子們胡搞」的「我們的話派」這個小組織，提出另行召集臨時代表大會，修改「二代會」的決議案，改組「總幹，以吸收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加入領導」，並對總幹說：「我們的統一運動，只可以說是全為陳獨秀個人，其餘諸子，碌碌不足道也。」[40]但是，陳、劉二人的提議均遭拒絕。
於是，陳獨秀派果斷拒絕了總幹的「三個條件」，決定自行組織獨立的托派小組織，取名「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推選陳獨秀、彭述之、尹寬三人組成「臨時領導小組」，成員分成三個組，進行活動。[41]會議還通過了尹寬起草的決議，譴責「我們的話派」排斥同志的「門羅主義」；還請劉仁靜起草綱領。
劉仁靜（1902～1987），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就這樣，1929年9月，以陳獨秀為核心的中國托派第二個小組織便誕生了。
雙方忍無可忍，開除及決裂
陳獨秀派與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在政治路線、策略口號和組織觀念上如此全面而尖銳的對抗，終於走向破裂。
1929年10月25日，中共江蘇省委與上海各區黨團書記聯席會議通過了《江蘇省委為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及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反對派的決議》，並請求中央開除陳獨秀。第二天，陳獨秀即與已經被開除的彭述之二人聯名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對中央的路線和策略再次進行猛烈的抨擊。
當時發生南京中央政府與廣西桂系之間的戰爭、並且醞釀着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張發奎、俞作柏等南北聯合反蔣的形勢。中共中央採取了利用矛盾，發展革命根據地的策略，派鄧小平等人打入俞作柏部隊那樣，分化瓦解軍閥部隊，爭取一些中間勢力為我所用，取得了一些成績，南方的農村革命根據地有所發展。但同時也高估了當時的「有利形勢」，部署了一些脫離實際的左傾口號和行動。信中說：「這樣的口號，在實際行動上等於一根鴻毛拋在空中，落在地下，一聲也不響」；天天示威「也不能激動一個群眾爭取一個群眾」。
信的最後，陳獨秀、彭述之公開打出反對派的旗幟，向中共中央示威說：
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對革命對黨負責的反對派，堅決的不和機會主義冒險主義威嚇手段欺騙手段腐敗官僚的領導機關同流合污，為了革命的利益，為了階級的利益，為了黨的利益，而絕不計及自己個人的利益，儘量的發表正言讜論，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布爾什維克在中國有一線之延，使全黨黨員及全無產階級的群眾不至對黨完全失望！[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