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譯書彙編》封面
安慶陳獨秀——蘇州《勵學譯編》——東京《譯書彙編》之間的這種關係，有利於我們考察陳獨秀這幾年的行踪、所受的教育和思想，並足以否定多數學者所定的這一時期陳獨秀在杭州求是書院接受西學的說法，實際情況是陳獨秀是自學成材的典型。包括他後來留學日本期間。由於大戰和大地震等原因，陳獨秀五次留學日本，都沒有留下系統的資料，學甚麼科目？成績如何？等等，經過中日學者幾十年的考查，都不清楚。但有一點是清楚的，他進某一日本學校，都是象徵性的，除學一點日、英、法等外文外，主要是找原著或日人譯介的西方社會科學圖書，進行自學，不為學校的規定所拘束。所以，他後來推行教育革命時，特別強調學生的自學精神，重視社會教育和圖書館事業。
1898年，在參加南京鄉試後回安慶、與維新派人士密切交往、並在各種新書報中如饑似渴地汲取新知識的陳獨秀，與游學各省到此的蘇州勵學譯社的成員相識。然後，隨嗣父陳衍庶到東北，住了一段時間。嗣父擅長詩賦、書法和繪畫，並酷愛收藏書畫古玩。聰明而不同樣愛好的獨秀在這裏受到熏陶，文化修養得到進一步提高。[20]
次年，兄弟倆得到母親病重消息，匆匆南返。陳後來悼念兄長詩中，有一句說︰「南奔歷艱險，意圖骨肉全。」這裏的「南奔歷險」，有人說是在途中遇到東北的土匪「紅鬍子」劫財，要殺。後來知道他是陳衍庶的兒子，不僅歸還財物，還護送他倆入關；有人說︰陳衍庶為奉天新民府知府時，紅鬍子張作霖曾被捕判死刑。陳予以相救，並招安。[21]查張和陳的歷史，這個說法不準確。張作霖被招安收編是在三年以後的1902年。當時的新民府知府是增韞，不是陳衍庶。從《懷寧縣志》記載，這時的陳衍庶可能是任知府同級的「新民府擢道員」。由於如前所述他在東北任職期間，「悉得民隱」。對此，當時紅鬍子張作霖也表示欽佩，所以放了陳獨秀弟兄倆。這個解釋似乎更符合實際。
因母親病逝，陳獨秀在家中未住多久，又北上東三省。1900年春天，八國聯軍入侵，沙皇俄國以「護路」為名入侵我國東北，所到之處，奸淫擄掠，製造駭人聽聞的慘案。有些情景，還為陳獨秀所目睹。1903年，他回憶說︰
「僕游東三省時，曾目睹此情形⋯⋯前年金州有俄兵奸淫婦女而且殺之，地方老紳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論，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將二百人全行擊斃。俄官設驗疫所於牛莊，納多金者則免，否則雖無病者亦置黑獄中，非納賄不效。其無錢而囚死獄中者，時有所聞」；「中國人坐火車者，雖已買票，常於黑夜風雨中無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於車中，華官不敢過問。沿鐵道居民時被淫虐者，更言不勝言。」[22]
1895年甲午戰敗時，陳獨秀還年輕，只是聽人家說，已有觸動；這次親聞目睹，受到極大刺激。1904年，他回顧說︰
我生長二十多歲，才知道有個國家，才知道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應當盡力於這大家的大義。我從前只知道，一身快樂，一家榮耀，國家大事與我無干。那曉得全樹將枯，豈可一枝獨活；全巢將覆，焉能一卵獨完。自古道國亡家破，四字相連。若是大家壞了，我一身也就不能快樂了，一家也就不能榮耀了。我越思越想，悲從中來。我們何以不如外國，要被外國欺負，此中必有緣故。我便去到各國，查看一番。[23]
這時梁啟超的《時務報》已經被查封，蘇州的《勵學譯編》等新書報，也已滿足不了陳獨秀的求知和探索中國衰亡原因的要求。於是，他從瀋陽回安慶只承擔了一期《勵學譯編》代售處的工作，從1901年5月3日出版的《勵學譯編》第二期起，安慶的代售處，改為「姚家口藏書樓何春台先生」。這位何春台，當時也是一位激進的愛國者，與陳獨秀關係密切。據當時報紙報道，何春台在這年3月24日上海張園舉行的反對俄國侵略我國東北的愛國集會上，曾發表「激昂感慨」的演說，近千人「聽者聳然拍手稱是，其沉痛處能令聞者興起」。[24]
何春台與陳獨秀相識於何時，不清楚，但從《勵學譯編》代售處地址和名單的變更，說明上海演說後，何即回安慶，與陳聯繫上了，因此5月3日出版的《勵學譯編》才由何任該雜誌的代售。
此後，陳獨秀準備去日本留學。他原來說要去各國查看一番，結果五次都去了同一個國家——日本。除了費用經濟和路途方便之外，主要是當時各國先進學說的圖書在日本都可以讀到。而且，日本本身是一個由落後迅速轉變為強盛的樣板。赴東瀛求學，可以滿足陳獨秀尋求救中國道路的願望。
我們在《清國留學生第一次報告書》中，發現了由陳獨秀本人自填的留學時間是「1901年10月」，學校是「東京學校」。陳不是由國內某個學校因學業成績優異而由政府派遣的官派留學生，而是不懂日語的自費生。所以，很有可能是通過蘇州「勵學譯社」和東京「譯書彙編社」的朋友介紹（這兩社的幾位朋友本身即在東京學校讀書），進入專門為中國留日學生學習日語的「東京學校」，同時又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補習其他功課。
入學不久，陳獨秀加入了留學生組織的「勵志會」。但是，這時「勵志會」及學生中的思想狀況已經與一年前有很大的變化。以自立軍失敗為轉機，秦力山等人拋棄改良主義而轉向革命。這些人都因《勵學譯編》的關係，成了陳的朋友。陳的思想日漸左傾。再加上戊戌政變、「勤王」起義失敗以及八國聯軍入侵的刺激揮之不去，他急於採取行動。不久即退出勵志會，於1902年3月回國，約熱血青年何春台、潘贊化、葛溫仲、張伯寅、柏文蔚等在安慶姚家口北的藏書樓拉開了安徽省近代革命的序幕。
藏書樓是類似圖書館那樣的公共場所，1901年由當地開明士紳所創設，宣傳主要是自然科學方面的西學圖書。現在，除了原來蘇州《勵學譯編》之外，陳獨秀又從東京和上海帶來許多宣傳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平等自由學說的社會科學方面的書報展覽，於是吸引來眾多青年學子。陳獨秀還和幾位友好模仿東京留學生的做法，在張伯寅家組織了一個青年勵志學社。社員每周聚會一次，各人展示每周讀書筆記，交流讀書心得體會，發表對時局的看法。他們還每周進行一次軍事訓練，由張伯寅的弟弟張仲寅用英語呼喊排操口號。
當時的《大公報》還報道他們擬創辦《愛國新報》，「其宗旨在探討本國致弱之源，及對外國爭強之道，依時立論，務求喚起同胞愛國之精神。」[25]這條消息，可以說是關於陳獨秀一生中進行愛國和啟蒙活動最早的報道。1902年這些活動，標誌着他自己所說的一生中第二次重大的轉折︰由「康黨」轉化為「亂黨」（即革命黨——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初出茅廬，拒俄、辦報
這年9月，陳獨秀與潘贊化一起再次赴日，進入當時中國留學生學軍事的熱門學校——成城學校。在這裏，他結識了一大批激進的革命志士，如章太炎、鄒容、蔣百里、蘇曼殊、劉季平、湯爾和等。在冬季的一天，他們仿照意大利獨立前馬志尼創立的革命團體「少年意大利」名稱，成立了「少年中國」。後為避免清朝當局注意，定名為「青年會」。會約規定該會「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成為「日本留學生中革命團體之最早者」，會後還合影留念。[26]可貴的是，1902年冬出版的《逸經》雜誌第1卷第31期刊登了這張合影照片，其中陳的面相至今清晰可見。這是又一份十分難得而且稀有的記錄陳獨秀早期事迹的真實史料。
在留日學生中創立青年會，前排左起第四人（半蹲者）為陳獨秀
青年會創立後，陳獨秀即積極參加或組織身邊的一系列反帝反清活動。鑒於當時清政府所派湖北留日學生的監督姚文甫無理壓制學生正當權利，並阻撓學生學習軍事，1903年3月31日，陳獨秀約同張繼、鄒容、翁浩、王孝慎等人，以姚某生活腐化墮落，強佔老師之妾，敗壞了中國人的聲譽，有損國格人格為由，闖入姚宅，「由張繼抱腰、鄒容捧頭，陳獨秀揮剪」，發抒割髮代首之恨，並訓曰︰「你趕快回國別留在這裏給留學生丟人，你要不走，我們總會要你的命。」然後還把姚的辮子懸在駿河台留學生會館的屋樑上，上書「禽獸姚文甫之辮」，[27]使姚威信掃地。
姚向清政府駐日本公使蔡鈞控告，蔡照會日本外務部。於是，陳、張、鄒等因此被日政府強行遣送回國。可是，他們一回到上海，立即匯入到更加廣大和激烈的革命風暴之中。
按1902年中俄《東三省交收條約》，俄國應於1903年4月撤退在東北的侵略軍。但是，它不但不撤，反而向清政府另提出七項新要求企圖獨霸東北。消息傳出，上海士商汪康年會同蔡元培、吳敬恒主持的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等組織，在4月27日，發動千餘群眾，包括十八省籍的人，再次在張園集會抗議，並致電清朝外務部，表示︰「此約如允，內失主權，外召大釁，我全國人民萬難承認。」[28]同時致電各國外交部，表示「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國國民萬不承認」。[29]
上海又與東京留學生互相呼應。據當時與陳獨秀一起回國的潘贊化回憶，被驅逐回國的陳獨秀這時也參加了上海的運動︰「留學生返國者，始在上海組織（加入）愛國學社，於英租界跑馬廳旁。蔡元培、吳敬恒、章炳麟、鄒容、陳獨秀主持之。未幾，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生章士釗、陶嚴兄弟、秦力山等十餘人也來加入軍事，聲勢浩大。」[30]
但是，可能陳在當時上海名氣還沒有別人大，並且，上海人才濟濟，他作為後來者也插不上手，也沒有甚麼特殊的行動，所以當時的報紙和其他人的回憶錄一般都沒有提到他。可是，緊接着陳獨秀到安慶響應上海、東京而發起的安徽拒俄運動，他就成了當然的領袖。而且，在當時報道的各地響應掀起的拒俄運動中，安徽拒俄運動也較為突出。
1903年5月初，陳獨秀回到安慶，就與潘贊化、潘璿華、王國楨、葛光延等人，以「皖城愛國會同人」的名義，在各學校及鬧市區廣為散發張貼陳獨秀起草的《知啟》︰
我神州血性男子須知︰國與人民，利害相共，食毛踐土，具有天良，時至今日，若仍袖手旁觀，聽天待斃，則性命身家，演己身目前之慘，奴隸牛馬，貽子孫萬代之羞。神州大陸，忍令坐沉；家國興亡，在此一舉。[31]
5月17日，雖然大雨滂沱，但在陳獨秀等人的積極發動下，安徽大學堂、武備學堂、桐懷公學等校師生及其他群眾三百多人，還是冒雨來到藏書樓舉行拒俄集會。據報道︰樓內容納不下，「多立門外而聽，眾情踴躍，氣象萬千」。[32]
報道說︰大會由陳獨秀主持。適值湖北學生轉寄來北京師範、仕學二館學生與各省學堂公函，言之沉痛。陳獨秀當場宣讀公函，更激起群情激昂。陳獨秀並當場宣稱愛國會「如辦有基礎，擬與上海愛國學社通成一氣，並連結東南各省志士，創一國民同盟會，庶南方可望獨立，不受異族侵凌，云云。」[33]
接着在「各學堂魁傑」演說後，當場公佈陳獨秀、潘贊化等七人起草的《安徽愛國會擬章》，宣佈宗旨為︰「本社因外患日亟，結合士群為一團體，發愛國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執干戈衛社稷，以為恢復國權基礎。」此愛國會章程公佈後，「立經全體贊成」，當場在《愛國會會員名簿》上簽名入社者126人，並公推陳獨秀等七人組成幹事會，分理會計、書記、體操、報務等事宜。
陳獨秀這次發動的安徽拒俄運動，猶如一聲驚雷，震動江淮地區。當時報紙報道就有這樣評論︰與會人員「旨趣皆相同，而規則整嚴，精神團結，此吾皖第一次大會，而居然有如許氣象，誠為難得。」[34]
陳獨秀的演說，激起學生愛國熱情，「各學生印入腦筋，勃發忠義，走相告語，或擬請撫皖電奏，或擬公電上達政府。數日之內，紛紛告假，多有不上課者」。[35]這時的陳，真是意氣風發，鬥志昂揚，深為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標，並能與眾多知己一起參加到崇高的救亡運動中來而熱血沸騰。這種心緒，熱烈洋溢在這年8月發表的兩首詩中︰
哭汪希顏三首[36]
凶耗傳來忍淚看，慟君薄命責君難；英雄第一傷心事，不赴沙場為國亡。
歷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顛連；而今世界須男子，又殺支那二少年。
（吳君茂良以事亡於海上故兼悼之）
壽春倡義聞天下，今日淮南應有人；說起聯邦新制度，又將遺恨到君身。
題西鄉南州遊獵圖[37]
勤王革命皆形跡，有逆吾心罔不鳴。直尺不遺身後恨，枉尋徒屈自由身。
馳驅甘入棘荊地，顧盼莫非羊豚群。男子立身惟一劍，不知事敗與功成。
汪希顏是陳獨秀兩位終身摯友——上海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編輯汪原放的兄長和父親。他與陳都信仰維新，二人對教育制度的改革應實行德、智、體三育並舉的方針有共識，也曾交流國家救亡與建設之種種設想，被青年陳獨秀視為一難得的知己。另外，章士釗是汪希顏在南京陸師學堂學軍事的同學。1902年3月陳獨秀拜訪汪希顏，與章士釗認識。汪希顏於這年暑期病逝，而陳與章卻結下了一輩子恩恩怨怨、大起大落的友情。
陳獨秀在藏書樓的活動，受到當局的注意和查禁。當時報紙報道︰「聞來往是處（藏書樓——引者）之人，均係極有熱心主持維新之士。其中有數名，乃近由日本留學而歸者，彼等常在是處，談議維新之法，並在是處代售在日本所刊之某華報。其報乃為華官所深不喜而欲封禁之者，但屢行封禁，均無成效。安慶府知府桂某聞藏書樓代售是報，則大為憤怒，故當此藏書樓開會議時，該府亦往而旁聽。彼聞會議之人論及東三省之事，心甚不悅。一回署後，印簽差往拘學生。」[38]
安徽巡撫聶緝槼親自出馬，宣佈學生不准「妄動」。否則立即「開除」，並飭令嚴緝陳獨秀等人。兩江總督端方接閱呈報後，立即電飭安徽統領韓大武︰「皖省之『勵志學社』與東京拒俄義勇隊互通聲息，名為抗俄，實為排滿，且密佈黨羽，希圖大舉，務將何春台、陳仲甫一體緝獲。」[39]藏書樓即被查封，柏文蔚、鄭贊丞等十餘人被大學堂開除。陳獨秀則險些被捕。安慶統領韓大武之文案吳汝澄是陳獨秀之友，他在接得端方電令後，連夜把電令內容通報給陳獨秀及愛國會有關人員。於是，陳及有關人員星夜逃走。次日，韓大武令吳汝澄將電令譯出，再派人去逮捕陳獨秀等一干人時，陳已逃亡上海。
1903年上半年陳獨秀在安徽發動的拒俄運動，在安徽及中國革命史上是重要的一頁。當時報紙報道愛國會章程時評論說︰「此事於國家前途大有影響，事雖不成，其擬章實是為安徽志士之一紀念，故錄之。」[40]參加這次活動並被開除後來成為著名國民黨元老的柏文蔚在《五十年經歷》回憶錄中說︰「此時，革命情緒更一發而不可遏。」[41]1903年的拒俄運動，是陳獨秀由改良轉向革命的重要轉折點。
陳獨秀逃到上海時，革命者正利用外國租界與清政府的矛盾，反對清政府把章炳麟、鄒容從租界引渡出來給予嚴懲的要求。東京和國內的革命運動暫時低伏。為了繼續革命，在《蘇報》被封後，章士釗正籌辦《國民日日報》。1903年8月7日，陳獨秀參與了《國民日日報》的創刊。章士釗、陳獨秀、張繼等人主編。在這裏，陳又結識了蘇曼殊、何梅士、陳去病、林獬、劉光漢（即劉師培）等一批革命志士。
《國民日日報》接受《蘇報》被封教訓，文章「論調較舒緩」，且多不具真名。說明革命者在鬥爭中正在成熟起來，開始講究鬥爭策略。章士釗回憶說︰「《蘇報》被封後，余與陳獨秀繼辦《國民日日報》以善其敗。但論調之舒緩，即遠較《蘇報》之峻急有差」⋯⋯
該報的另一個特點是「格式多創作」。陳獨秀給《國民日日報》帶來的這種風格，以及他後來自己創辦的《新青年》、《每週評論》等報刊，與章士釗主持的《蘇報》、《甲寅》比較來看，活潑、新穎、講求宣傳實效，是陳的一貫風格。因此，《國民日日報》，因其「主張與《蘇報》同，而篇幅及取材較《蘇報》新穎」。發刊未久，風行一時，時人咸稱「《蘇報》第二」，並且比《蘇報》「規模尤大」。[42]
陳獨秀給《國民日日報》出了多大力，發生多大影響，可以從章士釗以下回憶中深切看到︰陳獨秀逃亡到上海，就住在昌壽里《國民日日報》編輯部，與章士釗、何梅士「三人同居一室，夜抵足眠，日促膝談，意氣至相得」；陳、章與張繼三人主編，實際是陳、章二人總理編輯事，甚至負責全部文字校對，每天工作至凌晨，習以為常。[43]而當時他們生活條件之艱苦、工作起來廢寢忘食的情景，更是感人︰何梅士走後，「吾兩人蟄居昌壽里之偏樓，對掌辭筆，足不出戶，興居無節，頭面不洗，衣敝無以易，並也不浣。一日晨起，愚見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計。愚駭然曰︰『虱耳。』其苦行類如此。」[44]（俗話說「蝨子多了不癢」，陳獨秀窮幹實幹革命，已經到了這種地步。）
及至1941年5月，即陳去世前一年，二人因政治鬥爭，發生多少衝突，陳多次嚴厲抨擊他並表示與其絕交，章士釗還寫詩深切懷念他與陳的這段日子︰
我與陳仲子，日期大義倡；《國民》既風偃，字字挾嚴霜。
格式多創作，不愧新聞綱；當年文字友，光氣莽陸梁。[45]
章士釗在中國近代史上，不計其功過，就以其在政治、學術、法律、文壇上所達到的成就來說，不愧為一代名人。但是不管陳後來對他發出多麼嚴厲的抨擊和批判，始終沒有影響他對陳崇敬的心情和感人至深的私人情誼，這也可反映出陳獨秀是一個甚麼樣的人了。
《國民日日報》反清革命的色彩很快被當局看出。報紙僅辦兩個月，但因其在英租界，清政府不便直接鎮壓，便發通令不准商民售閱。但是，由於當時民心所向，該報卻未被清政府壓垮。總稅務司給清廷復函說︰「如此禁忌，防不勝防。」「清廷遂不得逞。」[46]12月初，該報終於停刊，但卻毀於內訌。因社內職工連某與盧某私人糾紛，釀成該報與國民叢書社之間的訴訟，最後雖得調解，但經此風潮，該報大傷元氣，難以為繼了。
兩位特殊的早期友人
1903年辦《國民日日報》時期，與章士釗、陳獨秀同居的是何梅士。何是福建人，擬東渡日本習陸軍未就，暫住此處。此人立志高遠，品性豪放，情趣浪漫，與陳相見恨晚。有一女子沈棋卿乃浙江名門閨秀，與何梅士一見鍾情，似膠如漆。沈家嫌何窮，棒打鴛鴦，將棋卿強行送返原籍，以斷絕二人往來。此事激起陳、章深切同情。次年，何梅士在東京患腳氣病逝世。陳、章誤以為何為沈殉情跳海，章以何、沈原型創作了小說《雙枰記》，陳則寫了情真意切的懷友詩︰
哭何梅士
海上一為別，滄桑已萬重。落花浮世劫，流水故人踪。
星界微塵裏，吾生彈指中。棋卿今尚在，能否此心同。[47]
章士釗得此詩後，一面告訴陳真相，一面也百感交集，和詩兩首，並披露陳、章當時已經以「革命黨」自居。
何沈被拆散，在陳獨秀的頭腦中產生揮之不去的悲情。他顯然把控訴和批判包辦婚姻剝奪青年戀愛自由權利的事件，看成與救亡同樣重要的革命內容。在5月《安徽俗話報》「惡俗篇」專欄中，連續發表兩篇《婚姻》的文章（第三篇發表於9月）。
這時期與陳獨秀志同道合、情趣相融的還有蘇曼殊。陳與蘇的相處也主要在《國民日日報》時期，也是短暫的，但友誼基礎要比陳與何廣泛深刻得多。陳與何的友誼主要建立在反對包辦婚姻的基礎上，陳與蘇的友誼則建立在反對「孔子的奴隸教訓」和「搶奪他人財產」的基礎上。此外，陳與蘇還有共同的愛情痛苦、身世折磨和高傲處世、憤世嫉俗的性格。
詩僧蘇曼殊
蘇曼殊也是一個怪才。父親是旅日僑商，母為日本人（另一說母是中國人黃氏），1884年生於橫濱，6歲時回歸原籍廣東香山。1898年因家道中落重返日本。他一生漂泊，未受父母之愛。有人說他與陳獨秀有共同的「仇父情結」。陳因婚姻、愛情和革命，與嗣父決裂，「拒認家產」。1904年蘇父病重去世時，蘇「拒奔父喪」。陳的第一次婚姻不幸福。蘇深愛過一個日本女子，也未成功。這些都是使二人成為莫逆之交的重要因素。
1902年，蘇曼殊在東京振武學校學軍事時，與陳獨秀等共同發起青年會，與陳相識。後又與陳住在一起，為《國民日日報》撰寫小品。此人絕頂聰明，通英文、日文和梵文，愛讀並翻譯拜倫、雪萊的詩作和雨果的小說。他還長於繪畫和作詩，風格清麗，間有俊逸豪放之作。蘇與陳有許多共同語言，並相互切磋，共同提高。與其有深交的詩人柳亞子回憶蘇在某些方面曾深受陳的教益，甚至說蘇是受陳的影響而啟發了自己的天才。
蘇曼殊很喜歡法國文豪雨果的名著《悲慘世界》，決定將其翻譯成中文並連載於《國民日日報》。連載時譯名為《慘社會》，作者譯為「囂俄」。這時蘇的漢文根基尚差，柳亞子談到陳對蘇的幫助時說︰
「字字句句間為他指點、修改不少。⋯⋯此後，獨秀與曼殊時在一起，常以文字相往來，過從極密，而曼殊受益亦不少。這樣曼殊就因獨秀的影響，而啟示了自己的天才，成為一個超絕的文人了」。
蘇曼殊身世飄零，受佛教和西方悲劇作品影響，佯狂玩世。與陳一起加入「青年會」後不久，即厭世而削髮為僧，法號博經，世稱曼殊上人。又耐不住寂寞，以僧裝還俗，加入《國民日日報》工作中來。他生活無節，嗜酒暴食，1918年35歲時即英年早逝。那時的革命者中，有一些人，一面因獻身革命，飽受反動當局的迫害；一面因追求個人自由，與現實專制社會格格不入，缺少社會（包括家庭、親友、戀人）溫情，因此備受折磨。體質稍弱者，往往早逝。與陳這段時期有接觸的就有汪希顏、鄒容、何梅士、蘇曼殊、吳孟俠、汪仲尹、熊子政等。
陳對重要親人和朋友的去世一般都寫詩或作文悼念，有的還寫長詩，並非一般應酬，而是揮灑真情。如早年寫的《哭汪希顏》、《夜夢亡友何梅士而賦此》、《述哀》（哭兄）、《存歿六絕句》，晚年寫的《挽大姊》、《蔡元培逝世感言》等。陳獨秀後來對蘇曼殊有不少感人的回憶。1926年9月6日，他對柳亞子說︰
曼殊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真是所謂天才。他從小沒有好好兒讀過中國書，初到上海的時候，漢文的程度實在甚不高明。他忽然要學做詩，但平仄和押韻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做了詩要我改，改了幾次，便漸漸的能做了。在日本的時候，要章太炎教他做詩，但太炎也不曾好好兒的教，只由着曼殊自己去找他愛讀的詩⋯⋯讀了這許多東西以後，詩境便天天的進步了。
陳獨秀還講到同盟會中章太炎與劉申叔的衝突及反對孫中山的活動。當時蘇曼殊與他們住在一起，不肯隨時俯仰，只裝做癲癲瘋瘋的樣子，以佯狂免禍罷了⋯⋯好在他們都當他是傻子，甚麼事不去迴避他，而他也一聲不響，只偷偷地跑來告訴自己。陳最後說︰在許多舊朋友中間，像曼殊這樣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的了！47
在曼殊去世17年後的1935年，柳亞子寫詩說︰
名揚畫虎惜行嚴，孤憤佯犯有太炎。
要憶囹圄陳仲子，曼殊朋友定誰賢？
關於陳獨秀與蘇曼殊翻譯《慘社會》的合作，就更富有喜劇意味了，可見二人友誼的思想基礎。
《國民日日報》停刊時，《慘社會》只發到第十一回的一半。鏡今書局的老闆陳況全對陳獨秀說︰你們的小說沒有登完，是很可惜的，倘然你們願意出單行本，我可以擔任印行。[48]當時，陳與章、何、蘇曾在上海賃屋同住過一段日子。不久，喜歡浪迹天涯的蘇曼殊去了香港。於是，陳就接受了整理《慘社會》並接翻譯下去的工作。《悲慘世界》原著是法文的。在當時的日本，這樣的名著，肯定有英譯本或日譯本。現在不知道蘇曼殊所譯的書是法文還是英文或日文。陳獨秀在日本留學，自然首攻日文，同時也精通英文，因為幾年後他還出版了一本《模範英文教科書》。但有人說他還通法文，就無從查證了。這時，陳兩次留學日本的時間加起來已有約12個月。以他的天賦，日文和英文精通到能翻譯外國名著的程度，是可能的。所以，大概用了不到一個月時間，就把《慘社會》從十一章下半回續到第十四回。鏡今書局在這年（1904）年底印出了單行本，書名改為《慘世界》，署名為「蘇子谷、陳同譯」。
這本書出於這樣兩位名人之手，又是我國第一次翻譯雨果名著，所以不僅以後一版再版，而且在我國翻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具有更大意義的是，蘇、陳二人並不把這當作一件純文學的工作來做，而是有意把它作為一件載體，載負上揭露現實黑暗統治，宣傳革命造反的思想。從第七回起，添加了原著中沒有的一個故事，故事的男主角叫「男德」，通過他來說出許多宣傳革命的話，這又是我國翻譯史上絕無僅有的事。這種事也只有具有這種造反精神和性格的人才幹得出來。所以，章士釗說︰陳與蘇共譯的小說，「極寫人類困頓流離諸狀，顔曰《慘社會》，所懷政想，盡與此相同」。[49]
關於蘇曼殊譯《慘社會》，陳獨秀說過︰我曾經潤飾過一下。曼殊此書的譯筆，亂添亂造，對原著很不忠實，而我的潤飾，更是馬虎到一塌糊塗。[50]說明蘇開始翻譯該著時，陳就知道並參與了這項工作，他是同意從第七回開始添加進去這麼一個故事的。最後三回多，由陳繼續「亂添亂造」下去：第一，稱頌立志要鏟除人間一切不平的有志青年。第二，鼓吹反清革命。第三，宣傳無政府社會主義思想。第四，批判孔教的奴隸思想。
這些「政想」是否像有的學者所說的那樣，完全代表陳獨秀的思想，也值得商榷。有人把這說成是陳獨秀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表現，顯然是誤解。當時日本流行的社會主義新思潮中，對中國留學生影響最大的是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與陳獨秀關係密切的朋友中，如張繼、吳敬恒、劉光漢及其妻子何震、蘇曼殊等，都是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者和鼓吹者。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以前，人們不注意馬克思的學說，最崇拜的是克魯泡特金。至於用暗殺等個人恐怖的無政府主義手段進行革命，則信仰者更多，蔡元培、秦力山等領導的軍國民教育會甚至把「暗殺」列入綱領。所以，陳獨秀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是不奇怪的。
但同時必須指出，如上所論，這時期陳獨秀本人所寫的文章中，幾乎沒有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文字。即使贊成個人恐怖手段，也主要發生在1905年的一個短時期內。硬把《慘社會》與陳當時的思想聯繫起來，就像把反清革命塗上「反滿」色彩那樣，是欠妥的。譯文中的思想主要應該視為蘇曼殊的思想，陳獨秀即使同意，在他當時駁雜的思想中也是次要的。同時應該肯定，這種思想表達的建立一個政治平等、反對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理想社會的主張，雖然帶有烏托邦的色彩，但在當時是具有進步性和革命性的。或許在這一點上，陳獨秀是贊成的。
創辦《安徽俗話報》——對國民性的初步探索
1903年底，陳獨秀從上海回到安慶，經常去的地方是桐城學堂。這個學堂是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去日本考察學制後創辦的新式學校，聘用陳的兩位友人——房秩五、吳汝澄為學長。陳經常向他們宣講形勢，房秩五回憶說︰獨秀幾無日不來校，縱談時事，極嘻笑怒罵之雄，意氣甚豪。有一天，陳終於說出想法，「約共辦安徽俗話報」。[51]
但是桐城學堂要遷回桐城，改名桐城中學。房秩五要去日本留學，吳汝澄也要回桐城授課。於是，陳獨秀即寫信商之於安徽著名人士胡子承，胡又寫信給在蕪湖經辦「科學圖書社」的汪孟鄒。胡對當時只有25歲的陳也極為推崇，信中說︰陳君重甫擬辦《安徽俗話報》，其仁愛其群，至為可敬、可仰⋯⋯此事應如何應付，本社諸同志與棟老（注：汪希顏之親家周棟臣）會面時當可妥商也。經汪孟鄒與圖書社同人議妥後，歡迎陳獨秀到蕪湖辦理，並以圖書社作為發行機關。[52]
陳獨秀主編的《安徽俗話報》
1904年初，陳獨秀背了一個包袱，拿了一把雨傘，來到蕪湖辦起了《安徽俗話報》。科學圖書社也創辦不久，以販賣新書報、教科書為業。陳獨秀一到，就在牆上寫了一副對子︰
推倒一時豪傑 擴拓萬古心胸
從此，陳與汪孟鄒及其圖書社（後改名為亞東圖書館）結下了永恒的友誼。直到陳逝世，幾十年中，汪孟鄒及亞東給了他許多極其寶貴的幫助，特別在經濟與出版上。
開始時，由房秩五負責教育欄，吳汝澄負責小說欄，其餘各欄均由陳獨秀一人負責。陳還負責全部排版、校對等工作。[53]因蕪湖科學圖書社無印刷設備，所以由陳將稿件匯齊後，寄上海章士釗創辦的大陸印製局承印。每期出版都由陳獨秀親自動手分發，捲封，付郵。[54]不久，房去日本，吳赴桐城，報務遂由陳一人負擔。陳後來回憶說︰
我那時也是二十幾歲的少年，為革新感情所趨使，寄居在科學圖書社樓上，做《安徽俗話報》，日夜夢想革新大業，何物臭蟲，雖布滿吾衣被，亦不自覺。[55]
在創刊號文章《開辦安徽俗話報的緣故》中，宣布辦報的宗旨是︰
第一是要把各處的事體，說給我們安徽人聽聽，免得大家躲在鼓裏，外邊事體一件都不知道。況且現在東三省的事，一天緊似一天，若有甚麼好歹的消息，就可以登在這報上，告訴大家，大家好有個防備。第二是要把各項淺近的學問，用通行的俗話演出來，好教我們安徽人無錢多讀書的，看了這俗話報，可以長點見識。
此報每期重要文章都由陳獨秀親自撰寫，用「三愛」筆名發表。第一期第一篇重要的文章《瓜分中國》講道，
把我們幾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國，當作切瓜一般，你一塊，我一塊，大家分分，這名目就叫做「瓜分中國」。照他們的瓜分圖上，說是俄國佔了東三省，還要佔直隸、山西、陝西、甘肅；德國要佔山東、河南；法國要佔雲南、貴州、廣西；日本要佔福建；義大利要佔浙江；這靠着長江的四川、兩湖、三江幾省，就分在英國名下了。
大家睡到半夜，仔細想想看看，還是大家振作起來，做強國的百姓好，還是各保身家不問國家，終久是身家不保，做亡國的百姓好呢？
陳獨秀並不滿足於這樣的救亡宣傳和鼓動工作，他的重點是尋找導致中國衰亡的原因，企圖從根本上來做救亡工作。探索的結果認為：
不是皇帝不好，也不是做官的不好，也不是兵不強，也不是財力不足，也不是外國欺負中國，也不是土匪作亂，依我看起來，凡是一國的興亡，都是隨着國民性質好歹轉移。我們中國人，天生的有幾種不好的性質，便是亡國的原因了。
為此他寫了《亡國的原因》，[56]舉了兩種不好的國民性質並進行分析批判︰
一、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無非想弄幾文錢，回家去闊氣，至於國家怎樣才能興旺，怎樣才可以比世界各國還要強硬，怎樣才可以為民除害，怎樣才可以為國興利，這些事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的；至於士農工商各項平民，更是各保身家，便是俗話說的「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若和他說起國家的事，他總說國事有皇帝官府作主，和我等小百姓何干呢！越是有錢的世家，越發只知道保守家產，越發不關心國事。
二、只知道聽天命，不知道盡人力。天地間無論甚麼事，能盡人力振作自強的，就要興旺，不盡人力振作自強的，就要衰敗，大而一國，小而一家，都逃不過這個道理⋯⋯我中國人都是聽天由命，不肯盡人力振作自強，所以一國的土地、利權、主權，被洋人佔奪去了，也不知設法挽回哩。我看日後洋人來滅中國，中國人做奴隸，扯順民旗的，少不得又是這班聽天由命的人了。
據他對國民性質的分析，問題集中在兩個方面︰民主與科學。民主問題，當時突出表現在對「國家」的認識上︰國民的普遍認識是國家是皇帝一個人的，是政府的，不是人民百姓的。人民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也就不關心國家危亡形勢，不參加救亡運動。陳獨秀認為︰
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人人有應當盡力於這大家的大義⋯⋯主權是全國國民所共有，行使主權的是代表全國國民的政府⋯⋯一國之中，只有主權居於至高極尊的地位，再沒別的甚麼能加乎其上了。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有一個侵犯這主權的，都算是大逆不道。
他在解說「亡國」二字時指出︰
這國原來是一國人公有的國，並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國，皇帝也是這國裏的一個人。這國裏無論是那個做皇帝，只要是本國的人，於國並無損壞。我們中國人，不懂得國家與朝廷分別，歷代換了一姓做皇帝，就稱為亡國，殊不知一國裏，換一姓做皇帝，這國還是國，並未亡了，這可稱做「換代」，不可稱做「亡國」。必定這國讓外國人做了皇帝，或土地主權，被外國佔去，這才算是「亡國」。[57]
在「革命排滿」論高揚的情況下，能用這樣明白的語言說出滿清皇帝也是中國人，滿清滅明不是亡國，是要有很大的理論勇氣的。把亡國的原因主要歸結為國民性不好，這國民自然包括漢族人民，而且主要是漢民，更要有勇氣。可貴的是，他接着還說：
不但亡國與換朝不同，而且亡國還不必換朝。只要這國的土地、利權、主權，被外國佔奪去了，也不必要外國人來做皇帝，並且朝廷官吏，依然不換，而國卻真是亡了。
這是多麼深刻而富有遠見的觀察！只是，真理往往曲高和寡，不為世俗所理解。在革命風潮到來時，「排滿革命」的口號，不僅比保皇派的「君主立憲」，而且比「國民啟蒙」更能吸引民眾。這大概是陳獨秀雖然參加反清鬥爭較早，但在辛亥革命中卻少有作為；與同盟會元老關係密切，卻始終不參加該組織，直到1922年才奉命加入國民黨的重要原因吧！
從現存二十二期《安徽俗話報》上陳獨秀以「三愛」筆名發表的文章來看，內容十分廣泛，有政治、礦務、民俗、教育、歷史、地理等，說明他知識廣博；同時緊扣兩個主題︰一、政治上反帝愛國救亡；二、文化上宣傳民主、科學。對象是廣大民眾，反對國民對國家危亡形勢的麻木及思想意識上的迷信、愚昧和落後。為了改善國民性，陳獨秀向一切惡化國民性的思想、觀念、制度、習俗開火，進行了一場新文化運動的預演。
《安徽俗話報》具有如此特殊的內容、特殊的風格，很快聲名鵲起，發行僅半年，即達數千份。全國各城市如南京、上海、鎮江、揚州、武昌、長沙、南昌等，均有代派處，「一時幾與當時馳名全國之杭州白話報相埒。」[58]特別在安徽廣大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產生強烈影響。著名革命者吳樾、朱蘊山等都從此報中接觸「新學」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從而走上革命道路。[59]
必須指出，文化知識是在繼承中發展的。《安徽俗話報》的出現，已是中國白話運動的中期。陳獨秀看到的幾種白話報中，對他影響最大的分別是1901年6月和10月創刊的《杭州白話報》、《蘇州白話報》，還有1903年11月和12月創刊的《寧波白話報》、《中國白話報》。各報對於民間惡俗，也都痛加批判。各地惡俗都有「特色」，因此批判對象也都有差異。如《寧波俗話報》主要批判寧波流行的賽會風、厚葬風和賭博風。各報都反對迷信鬼神，主張人力，宣傳各科科學知識。對於教育也都極為重視，甚至有教育救國論者，主張德智體全面發展。所有這些觀點和主張，都比陳獨秀《安徽俗話報》上的相關內容早一些時候或前後刊出，明顯有相互影響，異曲同工之妙。內容安排上，反復宣傳中國被列強瓜分的危急形勢，「歷史故事新編」和利用小說宣傳政治主張，乃是《安徽俗話報》的先導。
傳統的「左傾觀念」指責白話報運動是「不敢反帝、反清政府（少數排滿派除外）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其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能如此探索中國衰弱的原因並提出種種救國方案，滿腔熱情地公開宣傳，表現了一種先知先覺的品性，是十分可貴的。
《安徽俗話報》合訂本封面
注釋
[注1]〈實庵自傳〉，《宇宙風》，第51期（1937年11月）。
[注2]〈實庵自傳〉，《宇宙風》，第51期（1937年11月）。
[注3]胡適︰〈陳獨秀與文學革命〉，王樹棣等編︰《陳獨秀評論選編》（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291。
[注4]章士釗︰〈吳敬恒-梁啓超-陳獨秀〉，《甲寅週刊》，第1卷，第30號（1926），頁17。
[注5]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評傳》（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頁223。
[注6]胡適︰〈陳獨秀與文學革命〉，王樹棣等編︰《陳獨秀評論選編》（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291。
[注7]〈實庵自傳〉，《宇宙風》，第51期（1937年11月）。文中所述陳獨秀《自傳》的內容，均引自該作，恕不一一註釋。
[注8]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4。
[注9]張湘炳︰《史海抔浪集》（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頁17。
[注10]參見劉祿天、李永堂訪問整理︰〈陳松年同志談陳獨秀〉，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第15期（1979）；沈寂訪問整理︰〈再訪陳松年談話記錄〉，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編︰《安徽革命史研究資料》，第1期（1980）；〈陳獨秀的生平和家世——日本學者橫山宏章訪問陳松年及有關人士的記錄〉，載張湘炳︰《史海抔浪集》，頁22。
[注11]任建樹著︰《陳獨秀大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24。
[注12]潘贊化︰〈我所知道的安徽兩個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編︰《安徽省革命史研究資料》，第1輯。
[注13]三愛︰〈婚姻〉（上），《安徽俗話報》，第3期（1904年5月15日）。「三愛」是至今發現陳獨秀最早用的一個筆名。專用於他主辦《安徽俗話報》期間。從其用此筆名所發表的文章內容看，「三愛」似乎指「愛國家、愛人民、愛家庭」。是否如此，待考。
[注14]陳獨秀︰〈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新青年》，第2卷，第1號（1916）。
[注15]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號（1916）。
[注16]張湘炳︰〈陳的第一篇著作——《揚子江形勢論略》評介〉，《社會科學戰綫》，第1期（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