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如此蓄意開除陳獨秀時，共產國際及其遠東局也在緊急討論這個問題，不過在方式和時間問題上，與中共中央發生了分歧。
10月2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發來一信，意見完全相同：「在一切鬥爭生活中，首先要反對取消派主義陳獨秀派及托洛斯基派，他們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反革命的聯盟向黨進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肅清自己隊伍裏暗藏的陳獨秀托洛斯基派。」[43]
與此同時，共產國際遠東局專門作出了一個「決議」，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談陳獨秀與中東路問題，重複了9月7日米夫和庫丘莫夫對待陳獨秀的觀點，認為陳獨秀同志「表達了最右傾機會主義的，而且常常也是反革命的觀點」；特別是在中東路問題上，「反對提出保衛蘇聯的口號和就此問題由黨組織群眾大會和示威遊行」⋯⋯決議認為：
「陳獨秀和他的擁護者的錯誤不是暫時性的，相反，它們還在沿着反共、反黨方向發展」；「因此，陳和他的擁護者只有在承認和糾正他們的傾向、承認黨和共產國際的路線的正確性並接受和執行黨和共產國際一切決議的情況下，才能繼續留在黨和共產國際隊伍內。」[44]
正是這最後一句，表明共產國際在這個開除陳獨秀問題上持謹慎態度。他們似乎在效法對於開除托洛斯基前的辦法，給對方較多的回轉的餘地，希望把陳獨秀留在黨內，甚至明確說這並非「已經沒有希望」。[45]因此他們對陳獨秀問題的性質，只上到「反共、反黨」的高度，沒有上到「反革命」。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急於要推行極左路線因而要開除陳的中共中央，終於再也不能容忍，既不能容忍托陳派如此張狂，又不能容忍共產國際遠東局心存幻想。
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特地作出了《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准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決議案》，[46]指出陳獨秀屢次拒絕共產國際及中央決定，拒絕中央指派他的工作。決議認為，在其最後兩封致中央的信中，「公開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國際，反六次大會，反中央，反整個的黨之一貫路線的旗幟，公開地承認已為共產國際及聯共所開除的托洛斯基為同志；這充分證明陳獨秀彭述之等已經離開革命，離開無產階級，客觀上就是已經開始轉變他們的歷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但是，開除陳獨秀的這個決議並不是最後的。因為陳獨秀不僅是中國的，也是國際的人物，是共產國際「四大」時當選的執行委員。雖然這時共產國際對他已經十分厭惡，但是開除出去的手續還是要走走過場。據鄭超麟回憶說：在中央作出開除陳獨秀前，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前幾日，中央派了汽車來接陳獨秀去一個地方同國際代表（應該是當時國際駐中共代表團團長雷利斯基——引者）談話。國際代表坐在寫字枱背後，有人引陳獨秀到寫字枱面前，國際代表坐着，毫無禮貌，說了幾句話，態度很不好。翻譯站在他的旁邊，把他的話翻譯給陳獨秀聽，態度同樣不好。不像同黨內的同志談話，卻像法官審問犯人。陳獨秀於是掉過頭來，向房門走去。見面就此結束。[47]
其實代表的態度一點也不奇怪。史太林控制下，共產國際對待各國兄弟黨一貫以「老子黨」自居，根本不尊重兄弟黨，更不要說已經「很不聽話」的陳獨秀了。
經過國際代表談話後再作出開除的決定，這是「很高」的待遇了。然後，還要申報莫斯科審批。陳獨秀終於成為托派，顯然在莫斯科引起很大震動。早在中共「六大」時，史太林在接見中共領導人，曾擔心陳獨秀多次拒絕到莫斯科「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和拒絕邀請參加「六大」的對立情緒，會不會導致另行辦報和另行組黨，進行反對派的活動；並認為這關鍵是看陳「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錢和獲得其他的條件」。張國燾當場說：「陳獨秀辦不起一張有力量的報。」但他的理由主要不是錢，而是陳獨秀的身份。因為「他做了這麼些年的著名的中共領袖，其他的社會關係早已斷絕了，現在似乎沒有人敢於支持他辦報。在我們看來，他也許不再追隨共產國際，但一般人看來，他仍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著名共產黨員，因此，他之不能從事公開的政治活動是很顯然的。」[48]史太林聽了「頗為滿意」，以為陳獨秀並不能在中國作反對共產國際的有力活動。
因此，1927年底莫斯科多次召陳獨秀去蘇而遭拒、盛傳莫斯科將開除陳獨秀時，聯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稱關於開除陳獨秀的報告「是惡毒的謠言」。[49]第二年7月，陳獨秀拒赴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時，米夫再次邀請陳，並「保證他能夠從事理論工作和返回中國」。[50]
看來，莫斯科原來是想採用「瞿秋白方式」——軟禁、訓練、認錯、返回中國，或是「開除前的托洛斯基方式」——認錯、不在群眾中造成影響、留在黨內。現在，陳獨秀既不怕沒有錢，更不怕「白色恐怖」和「紅色恐怖」的打擊，堅決要成立一個「反對派」。對此，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一時十分恐慌，從解密的莫斯科秘檔案看到，他們在為甚麼要開除陳和如何開除陳的問題上發生了分歧，衝突曾十分激烈。主要表現在，共產國際遠東局想仿照聯共中央對托洛斯基處理方法，給予儘量多的機會和時間，要求陳獨秀承認錯誤，希望他繼續保留在黨內。最後同意開除，主要是因為陳在中東路事件上否定「保衛蘇聯」的立場，不能容忍。而中共中央則更看重於陳轉向托派對本黨的影響，即反對中共「六大」路線並成立小組織分裂黨。因此一開始就認為他不可救藥，急於開除出黨。
1929年10、11月，從醞釀到執行開除陳獨秀黨籍時，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似乎沒有分歧。所以，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以後，共產國際遠東局向莫斯科表示：「我們認為這是正確的，並請求給以批准。」[51]但是，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討論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次全會決議時，雙方的分歧就暴露出來了。
李立三說：
決議（指上述遠東局的關於共產國際第十次全會的決議的決議）涉及陳獨秀的最後一節，證明遠東局還是對他抱有幻想。陳獨秀及其一夥實行取消主義路線，而且成立了叛徒集團。遠東局的同志同陳獨秀談過一次話，結果很失望。但是現在遠東局寄希望於陳獨秀回到黨的正確路線上來。這只是證明遠東局一貫堅持「右傾」方針。
周恩來說：
在遠東局的決議中和在我們以前同他們所進行的辯論中，他們始終表露出了對中國問題的調和主義思想⋯⋯遠東局不把中共反對右傾的鬥爭作為前提，所以常常指出中央在一些問題上反映出了「右的」錯誤，而遠東局自己只指出機會主義者，甚至期待陳獨秀回到黨內。
溫裕成說：
始終對陳獨秀沒有堅定的立場。這證明，遠東局是布哈林第二，是調和派。他們不僅不能幫助中共反對取消派，而且相反，充當調和派。[52]
對此，雷利斯基（即奧斯藤）駁斥道：
在米夫和庫丘莫夫簽署的共產國際9月2日來信（即前述要求陳獨秀立即就黨的策略問題作出表態⋯⋯），我們執行這個要求了嗎？我們同陳獨秀談了嗎？我們建議他寫關於對黨的態度的聲明了嗎？他寫文章反對黨。你們同我們商量後把他開除了。我們把這個決定告訴了共產國際。你們怎麼說我們幻想他能在12月份即你們已經把他開除之後回到黨內和承認自己的錯誤呢？你們在陳獨秀問題上的說法是在反對共產國際，而不是反對我們。[53]
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採取嚴重步驟，直接向莫斯科最高當局控告，在給遠東局並送聯共中央總書記史太林和政治局委員莫洛托夫等人信中，再次批評遠東局的關於國際執委員第十次全會的決議：「這不過是在減輕陳獨秀及其追隨者的右傾錯誤」，對陳獨秀們仍然抱有幻想，是「在客觀上否定中央把他們開除出黨的決定」，只能是調和主義。[54]
17日，在上海舉行的遠東局與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聯席會議上，遠東局的成員們對中共中央的指責進行了反擊。
羅伯特（當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駐華代表——引者）駁斥說：
看來，李立三和政治局在力求駁斥我們的批評時，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陳獨秀的犧牲品⋯⋯由於我們在決議中指出，陳獨秀的主要錯誤是他對保衛蘇聯的態度問題，所以李立三同志攻擊我們的決議，這個情況也是他忽略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的主要矛盾有關。⋯⋯我們曾同他詳細地談到如何在黨內從思想上和組織上開展反對陳獨秀的運動，他開了個輕浮的玩笑，說我們對陳獨秀抱有幻想。
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辯解說：
你們只指出了陳獨秀在中東路問題上的口號，沒有指出他和他們反對黨和共產國際路線這樣重要的東西，沒有指出他和他的信徒組成了幾個小派別和破壞我們的組織系統的情況。你們沒有提及整個這個情況。我們不能接受你們的意見，而相反，應該反對你們的意見。我同意奧斯藤同志的建議，將這個問題提交共產國際解決，因為在這裏，我們知道，我們無法解決這個問題。[55]
中共中央立即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進一步申訴並明確與遠東局的分歧，批評遠東局的錯誤，指出：
在取消派（陳獨秀等人）開始活躍時期，中央認為這是黨內的重大問題，堅決號召全黨同志反對取消派，反對一切右傾危險。此外，在黨的報紙上還發表了政治局的提綱和對陳獨秀信的批評意見。遠東局發表了不一致的觀點，認為中央過高估計了取消派問題，不該在《紅旗》上為這種文章提供版面。（遠東局邀請陳獨秀談話後），陳及其一夥的反黨活動更加活躍了，並在群眾中發表自己的觀點，公開攻擊共產國際和中國黨的路線。這清楚證明，他們已由黨內反對派變成了階級敵人，當然毫無疑問，陳獨秀被立即開除出黨。
當中央向遠東局報告關於把陳獨秀開除出黨的這個決議時，遠東局的同志說：「中央開除陳獨秀太不謹慎了。」中央當然反對這種看法，並竭盡全力解釋了這樣做的絕對必要性。遠東局依然說：「開除陳當然是必要的，但如果事先做更長時間的工作就更好了。」同時作為例子，援引了聯共（布）對托洛斯基採用的方法。中央再次解釋說，陳獨秀已經變成了階級敵人，這就是他與當年托洛斯基的區別所在。對此遠東局沒有作出答復⋯⋯非常清楚地表明，它對取消派抱有幻想。[56]
1929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別會議，又指責「遠東局從根本上忽略了中央旨在反對右的傾向的基本路線和工作，遠東局在陳獨秀問題上猶豫不決，搖擺不定。」由於遠東局不理會中共的抗議，會議決定「把這個問題提交共產國際解決」；「至於如何發展中國革命，這個問題我們也需要在莫斯科解決。」(與陳獨秀相反，毫無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意識，一副奴才相——引者)[57]
於是，1929年12月30日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執委會召開政治書記處會議，作出決定：「主席團認為中共中央關於開除陳獨秀的決定是正確的。把這個決定通知中共中央，並給陳獨秀在兩個月期限內向國際監委提出申訴的權利，讓他自己來說清楚問題。」[58]然後，把關於陳獨秀的材料分送給主席團的各位委員。
1930年1月18日，國際又根據史太林、莫洛托夫等16位主席團委員「飛行表決結果」作出《中共中央轉陳獨秀》的電報，全文如下：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部，決定予您機會來參加本政治書記部審察中國共產黨中央開除你的黨籍的決定的會議。
共產國際政治書記部討論這一問題的會議，將於兩月之內舉行。共產國際政治書記部將這一決定轉告給你，請你盡可能的快點經過中共中央轉告此間你是否願意前來參加。
如果你對此提議置之不理，不來參加這一會議，或得不到你的答覆，這一問題將提到共產國際主席團的會議日程中去討論。
陳獨秀被開除黨籍
政治書記部[59]
在沒有移交給中國的俄羅斯國家檔案館館藏檔案中，還有一份這個文件的初稿，其中最後一句話是：
如果您未在兩個月的期限內到達莫斯科，此問題將在您缺席的情況下審議。[60]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月8日轉達給陳獨秀時，又提出：「這是共產國際的來電，希望你於一星期內給以書面答復，好使我們有所準備，並對國際有所回答。」[61]
陳獨秀當然不會上當，並且故意拖了一星期，於2月17日，寫了回信。信一開頭就以辛辣的口吻說：
中國向忠發、李立三、周恩來、項英等早已緊急地宣佈我為「托洛斯基主義者」、「取消派」、「反革命」、「新工賊」⋯⋯企圖這樣一次決定我的前途。同時，你們在去年十月二十六日給他們的訓令也就教導他們：「在一切鬥爭生活中，首先要反對取消主義陳獨秀及托洛斯基派，他們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反革命的聯盟向黨進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肅清自己隊伍裏暗藏的陳獨秀派托洛斯基派。」然而現在你們突又來電給我，要我到莫斯科參加你們的會議，專門討論我們的開除黨籍問題，你們這種思想，我很不容易瞭解！[62]
對開除陳獨秀事件，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最後陳述是這樣的：
陳獨秀就中東路問題給中央寫了幾封信，他在信中墮落到國民黨立場上去了，在中央給他答覆和我們跟他談話後可以看出，他不會從那條路上回來了。於是才提出把他開除出黨的問題。我們建議作最後一次努力。在報刊上和在組織中開展對陳獨秀反黨反共產國際立場的無情鬥爭，要求他作出聲明，承認錯誤，改正錯誤，承認中央路線是正確的並加以貫徹執行，我們說否則就把他開除出黨。情況果然如此。陳獨秀沒有這樣做，就被開除出黨了。[63]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處理陳獨秀的過程中，遠東局曾努力把陳獨秀的「取消派」（承認革命低潮形勢而主張退守策略）與轉向「托派」加以區別，因為前者更不利於他們向中共推行左傾路線。直到上述1930年1月30日給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的信中，遠東局還說：
陳獨秀考慮到他的取消主義立場已經破產，竭力爭取充當托派的領袖，因此正尋求與托派的組織聯繫；但中國同志從中得出了錯誤的結論。他們近來在與我們交談時和在黨的文件中想採取這樣的方針：「陳獨秀向托派投降了」，根據這樣的想法，同志們反對我們關於明確劃清陳獨秀集團中托派和取消派界限的意見。這些先生們活動的結果當然只能是一個，即結成反黨反共產國際的聯盟。但在鬥爭中，尤其是在思想鬥爭中，抹殺兩者之間的區別「包含着」危險，中央和全黨可能會看不到目前最危險的取消派傾向，這是首先應該與之進行鬥爭的傾向。[64]
把他們所說的「取消派」與托派加以區別，如果在1929年春天以前還有點道理的話，那麼，在這之後，完全不對頭。因為，這次陳獨秀起來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以至最後被開除出黨，恰恰是在他與托派結合以後的事。這就再次證明，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是多麼脫離中國實際，在1928年之前與陳獨秀共同工作過七、八年的他們，對陳是多麼的不瞭解。直到陳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發表後五天，又發表陳獨秀等八十一人簽名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等於是公開公佈他們的托陳派小組織，嚴正要求「召回托洛斯基同志等反對派，釋放在獄中和流放在西伯利亞、土耳其士坦等處的聯共及其他各國反對派同志，恢復其黨籍，並恢復托洛斯基同志的領導工作」，又得到陳獨秀拒絕到莫斯科參加討論他被開除黨籍的會議的答覆之後，遠東局才對莫斯科說：
「陳獨秀寫了告全體黨員的公開信，矛頭指向中央（故意抹殺或減輕陳獨秀主要批判莫斯科的份量——引者）；陳獨秀在他最近發表贊同托洛斯基意見的聲明後，竭力要在組織上建立與托派分子的聯盟」；「你們可以從附上的陳獨秀的聲明（即陳對共產國際主席團邀請的答覆——引者）中看出，他不想去莫斯科。我們認為共產國際應儘快發表批判他的正式聲明。」[65]
但是，在共產國際最高領導機關中，顯然有同情陳獨秀的人。1930年3月23日，國際政治書記處會議討論以米夫為首的國際東方書記處請求批准關於將陳獨秀開除出共產國際的決定並在報刊上公佈時，會議卻作出了否定的決定：「在不削弱對陳獨秀的思想鬥爭的同時，必須遵守給陳獨秀的考驗期限。」[66]
可是，目前解密的莫斯科秘檔表明，由於中共中央接着發生以李立三為代表的第二次左傾錯誤路線，並成為又一個莫斯科的替罪羊，陳獨秀開除黨籍的問題再也沒有提到共產國際的議事日程上。就這樣，1929年11月15日的開除決議，成了陳獨秀被開除的既成事實。
陳獨秀被開除黨籍，引起一南一北兩個曾與陳有特殊關係的人物絕然相反的反應：一個是建黨時期的夥伴楊明齋，一個是得到陳獨秀特殊提攜、中共「三大」後一度與陳共同主持中央工作，並與陳一起署簽中央文件的毛澤東。
楊明齋當時在冀東豐潤縣車軸山縣立中學教國文課為掩護，繼續進行革命工作。他在得知陳獨秀被開除黨籍的消息後，執意要去上海，說要調解黨中央與陳獨秀的矛盾。後來，經王德周（大革命時期曾是順直省委負責人之一，時為中學教務處主任）再三勸告——「黨中央與陳獨秀之間的問題不是偶然的誤會造成的，也不是僅僅在某些政策上的分歧問題，而是重大政治路線的鬥爭，是不能靠調解解決的」——他才沒有立即走。
可是到這年冬天，他又決定偷越國境到蘇聯，去做共產國際的工作。這次他不聽勸阻，終於在1930年1月，「未經黨的許可，在走私者的幫助下，非法越過中蘇邊界」。但他一直未能接觸到共產國際。他先是在遠東的哈巴羅夫斯克掃盲站當中文教員，後又轉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紅星報》和無線電台工作。1931年被當作「叛逃者」流放到托木斯克，在那裏當勤雜工。1934年8月，流放期滿後設法到了莫斯科並進入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工作，先後任投遞員、校對員。這時陳獨秀不僅被開除、當了中國托派領袖，而且因反蔣抗日坐在國民黨的獄中，當然已經不存在到共產國際為其辯護的問題。他於是希望在蘇聯安度晚年，可是，在1936–1938年的蘇聯大恐怖運動中，楊明齋終於難逃厄運，1938年2月，他「以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並於同年5月被害。[67]陳獨秀始終拒絕去莫斯科，想不到耿直到迂腐的楊明齋，卻為他抱不平，自投羅網，屈死在異國他鄉。
遠在南方瑞金根據地的毛澤東在得到陳獨秀被開除出黨的消息後，則寫信給中央表示完全擁護。信中說：「獨秀近來行動，真豈有此理，中央駁議文件已經到此，我們當普遍地宣傳。」[68]
以上二人相比，可以明顯地看出，楊明齋注重於對陳獨秀的品性的瞭解和私人的友誼，而且俠肝義膽，能為朋友和正義犧牲自己的一切；毛澤東則已經完全功利化、政治化和組織化，一切從組織觀念和個人的利益出發，恩情私誼是第二位的。
另外，當時還有人出來對陳獨秀、中共中央甚至共產國際做工作，希望不要走到這種地步。
陳獨秀的同鄉老友朱蘊山是一個老好人，曾勸過陳不要走此極端。二人關係一直很深，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建立共產黨和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朱蘊山在安徽的革命活動，一直受陳獨秀的指導。這次，陳獨秀特托高語罕送三本托洛斯基言論集給朱，望朱加入托派。朱說不參加，讓高把書還給了陳，並囑陳不要搞托派這個名堂。朱指出，陳是中國共產黨的「開山書記」，宜慎重。蘇聯和國際的事，我們弄不清楚，冒然捲入是非漩渦，很難拔出。陳當然認為自己是經過深思熟慮後才轉向托洛斯基主義的，不聽所勸。從此，二人就不談政治，只有私交了。[69]
另外，當時被捕後關在國民黨監獄、自知必死無疑的四位共產黨高級幹部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8月24日就從獄中寫出信來，對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有所建議：「望黨內對於反對派的鬥爭要多從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黨」，反對採取簡單的懲辦手段。[70]
綜上所述，陳獨秀1929年11月15日被開除黨籍的原因是很複雜的：主要有：
第一、在中東路這個涉及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和感情問題上，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保衛蘇聯」的方針。在這方面，陳獨秀是正確的，並得到史太林後前蘇聯學者高度評價和讚揚。
第二、反對黨的六大路線，主張接受托洛斯基主義的路線。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有正確的一面：如承認大革命失敗，革命進入低潮，應取防禦方針，以保存黨和革命的有生力量。缺點是不懂得利用中國土地廣大和統治階級的矛盾等條件，在農村存在着「武裝割據，建立紅軍，堅持革命根據地」的可能性。但其擔心黨長期在農村生存發展，會被「農民意識化」，長遠看，是一個偉大的預見。
第三、反對當時李立三中央正在發展的左傾錯誤。這一點也完全正確，而且很快為中共第二次左傾路線的形成所證明。
第四、反對以執行「紀律」為名，推行命令主義，扼殺黨內不同政見者；主張實行黨內民主，允許不同意見存在。這一點也完全正確，而且為全部的中共黨史所證明。由於不接受陳獨秀的這條意見，中共走了那麼多本可避免的彎路，付出了多麼巨大的代價。
所以，總的來說，開除陳獨秀這個事件，誰是誰非？今天來看是很清楚的。而造成這個事實，是共產黨實行沒有民主的黨制的產物。因此，至今不能翻案。正因為如此，與其說是共產黨開除了陳獨秀，不如說是陳獨秀離開了極左的共產黨，而且再沒有想回到黨內來。現在的一些學者，在研究陳獨秀為其正名時，竟然提出為陳獨秀翻案，恢復其黨籍的主張，實在是對陳的不瞭解——非陳所願！
但是，組織上被開除「不在乎」，原則上的是非，他決不含糊。陳獨秀見在黨的機關報上公佈的開除自己黨籍的政治局決議後，怒不可遏，立即在12月10日散發了自己油印的長文《告全黨同志書》，對開除他的那些理由進行批駁。
文書一開始就表示：
我自從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隨諸同志之後創立本黨以來，忠實的執行了國際領導者史大林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機會主義的政策，使中國革命遭到了可恥的悲慘失敗，雖夙夜勤勞而功不抵過；我固然不應該效「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可笑的自誇口吻，把過去失敗的錯誤而將自己除外。任何人任何同志指摘我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我都誠懇的接受。「我絕對不願為要擁護我個人的錯誤（自從『八七』會議到現在，我不但對於政治的批評不加掩護，即對於一切超過事實的指摘，也以為是個人的細故，默不答辯），而使過去無產階級付了重價的苦經驗埋沒下去，得不到一點教訓。」「我深切的認識，任何個人任何黨派，想免除機會主義的錯誤，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長期追隨列寧學習的如史大林與布哈林，現在也犯了可恥的機會主義；像我輩這樣淺薄的馬克思主義者，更何可自滿，一旦自滿，便是自己阻住自己的進步。」
最後沉痛地表示：「我寧願受今天被李立三等少數人開除我的黨籍，而不願眼見黨的危機而不力圖拯救，將來要受黨員群眾的責備。我寧願心安理得的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受惡勢力幾重壓迫，不願和一切腐化而又橫暴的官僚分子同流合污。」[71]
這篇八千多字、擺事實、講道理、情智並茂的文書，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極其罕見的特殊文獻。中共中央一直不敢發表。以至中國大陸1993年出版的《陳獨秀著作選》在收錄此文時，不得不採用1930年4月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即「中統」前身）的查獲件——上報蔣介石的傳抄本。實際上，這篇文書在當時曾油印成傳單廣泛散發過。筆者手中就有這樣一份原始的傳單。
《陳獨秀著作選》封面
注釋
[注1]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注2]《文史春秋》，2003年第6期，又見《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頁14。汪在大革命時期曾任中共豫陝區委書記，繼任駐馮玉祥國民革命軍司令部政治部少將組織處長。大革命失敗時，調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毛澤東領導的秋收暴動失敗而迷茫時，曾寫「密信」派宋任窮送到前線，指示毛澤東率部向井崗山發展，對毛澤東的成長，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過去由於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汪後來又因轉向托派而被開除黨籍，因此這個史料長期被埋沒。
[注3]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注4]陳獨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油印件。
[注5]蘇俄政府〈第一次對華宣言〉（1919年7月25日），載《新青年》，第7卷，第6號。
[注6]托洛斯基：〈中俄衝突與反對派〉，《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16。
[注7]載《紅旗》，第31、33、34、49期。
[注8]〈中央通告〉，第41號，《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329。
[注9]〈中國共產黨為八一國際赤色日宣言〉，《紅旗》，第34號，1927年7月27日。
[注10]《紅旗》，第37號，1929年8月7日。署名：撒翁。
[注11]《紅旗》，第37號，1929年8月7日。署名：撒翁。
[注12]《紅旗》，第39號，1929年8月20日。
[注13]托洛斯基：〈中俄衝突與反對派〉，《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13。
[注14]托洛斯基：〈中俄衝突與反對派〉，《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18。
[注15]托洛斯基：〈保衛蘇聯與反對派——「列寧團」走的是甚麼道路——極左派與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19。
[注16]《蘇共歷史問題》（俄文版），1987年第10期。
[注17]中共六屆二中全會文件〈組織問題決議案〉（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頁231。
[注18]〈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綱要〉（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頁192。
[注1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121。
[注2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頁351–352、353。
[注21]《給中央常委的信》（1929年10月10日），筆者看到的是大陸某機關檔案室保存的手刻油印件，顯然是托陳派當時散發的材料。下面10月26日的信同此。
[注22]〈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綱要〉（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頁162。
[注23]〈評中共第六次大會及其決議案〉（1929年12月20日），《彭述之選集》，第1卷（香港：十月書屋，1983），頁29–298。
[注24]〈評中共第六次大會及其決議案〉（1929年12月20日），《彭述之選集》，第1卷（香港：十月書屋，1983），頁258–287
[注2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頁394–402。這個《決議》本來應該是「10月5日」，但由於1959年中共中央直屬的人民出版社在內部出版的《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3冊上首次刊登時，把時間弄錯為「10月15日」，所以，大陸幾乎絕大部分的陳獨秀論著，都寫成這個日期（包括本人的《陳獨秀傳——從總書記到反對派》），現在應予改正。
[注26]陳獨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10日。
[注27]〈雷利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第2號信〉，《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115、116。
[注28]陳碧蘭：《我的回憶》（香港：十月書屋，1994），頁284。
[注29]《雙山回憶錄》（香港：周記行，1977），頁143。
[注30]區芳：〈反劉仁靜政綱〉，《我們的話》，第15期（油印件），1930年3月出版。
[注31]區芳：〈反劉仁靜政綱〉，《我們的話》，第15期；鄭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國托派早期歷史》，手稿，中央檔案館藏。
[注32]《無產者》，第1期，1930年3月1日。
[注33]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頁235，春燕出版社1947年出版。
[注34]區芳：〈反劉仁靜政綱〉，《我們的話》，第15期，1930年3月。
[注35]訪問宋逢春談話記錄（1985年11月12日。唐寶林訪問記錄於宋宅）。
[注36]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頁235，春燕出版社1947年出版。
[注37]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頁235，春燕出版社1947年出版。
[注38]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頁235，春燕出版社1947年出版。又見「我們的話派」1929年11月15日致托洛斯基的信，原載俄文版《反對派公告》1930年2、3月合刊，轉引自雙山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16。這是遵托洛斯基遺囑在他死後40年開放的檔案（美國胡佛大學收藏）中發現的有關中國托派的信翻譯後，由香港托派組織自印小冊子，沒有版權頁。以下所引《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同此，不再絮述。
[注39]〈總幹上海區幹組長聯席會議對下列問題的決議〉，《反對派內部生活》（「我們的話派」內部機關刊物，油印件）之二，1930年6月15日出版。
[注40]區芳：《反劉仁靜政綱》；劉仁靜：《反對派統一運動之前途》，1929年油印小冊子。
[注41]鄭超麟：〈陳獨秀與托派〉，《鄭超麟回憶錄》（附錄），頁283；陳碧蘭：〈回顧我和彭述之的歲月〉，《彭述之選集》（代序），第1卷（香港：十月出版社，1983），頁17。
[注42]《陳獨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29年10月26日），手刻油印件。
[注43]〈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關於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共任務問題的信〉，《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5）（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頁413。
[注4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決議的決議〉（1929年10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195。
[注45]〈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聯席會議記錄〉（1929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258。
[注46]《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65。
[注47]〈陳獨秀與托派〉，鄭超麟：《回憶錄》附錄，頁285，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出版。
[注48]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425、426。
[注49]〈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20號（特字第120號）記錄〉（1927年8月1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諾羅夫的電報〉（1927年10月1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7輯，頁70、121。
[注5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7輯，頁513。
[注51]〈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9年11月21日於上海），《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221。
[注52]〈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聯席會議記錄〉（1929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245、247。
[注53]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聯席會議記錄〉（1929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257、258。
[注54]〈中共中央政治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成員的信〉（1929年12月14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271。
[注55]〈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信〉（1929年12月）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第三次聯席會議記錄〉（1929年12月1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305頁。
[注56]〈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信〉（1929年12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339。
[注57]〈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別會議記錄〉（1929年12月24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311。
[注58]〈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第30號記錄〉（1930年3月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8輯，頁319。
[注59]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1930年2月17日）附原電之二，陳獨秀主編：《無產者》，第2期（1930），頁107–108；並參見〈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飛行表決結果作的第24號記錄〉（1930年1月1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31–32。
[注60]《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全宗495，目錄2，卷宗162。俄文打字稿。
[注61]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1930年2月17日）附原電之一，陳獨秀主編：《無產者》，第2期（1930），頁107。
[注62]陳獨秀：〈答共產國際的信〉（1930年2月17日）附原電之一，陳獨秀主編：《無產者》，第2期（1930），頁101。
[注63]〈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0年1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38–39。
[注6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0年1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49。
[注65]〈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0年1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49、73–74。
[注66]〈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第47號記錄〉（1930年3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頁83。
[注67]〈宋敏之對楊明齋歷史情況的一點補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通訊》1984年第8期；又見〈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吉塔連科（М・Л・Титаренко）致余世誠教授的信〉（1989年2月8日），《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4期。
[注68]〈毛澤東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1月28日），《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注69]朱蘊山：《關於陳獨秀的幾點回憶》，朱世同整理，未利稿。
[注70]周恩來：〈彭楊顏邢四同志被敵人捕殺經過〉（1929年9月14日），《紅旗》，1930年8月30日。
[注71]傳單，油印件，中央檔案館藏。
十四
促進中國托派小組織的統一（1930–1931）
領導托陳派小組織——「無產者社」
共產國際不想公開發表譴責陳獨秀和批准開除其黨籍的聲明，中共中央卻採取堅決態度，繼1929年11月15日開除陳、彭等五人之後，又陸續開除一大批跟隨陳獨秀的黨員。以聯共為榜樣，拉開肅托運動的序幕。
陳獨秀等人見狀，也不再抱有幻想。1929年12月10日以陳個人名義發表了《告全黨同志書》，而且決定把組織進一步健全，與中共決裂。在陳獨秀主持下，開了一次「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會議，正式選舉了領導機關——「常務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常委彭述之、尹寬、馬玉夫、杜培之（不久杜去做強盜，被捕槍斃，由羅世藩替代），秘書長吳季嚴（陳的外甥，留蘇生）；討論了政綱——《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此政綱是請劉仁靜在托洛斯基所寫的中國托派政綱基礎上起草的，最後由陳獨秀修改定稿，落款日期是1929年11月15日。然後在黨內徵求簽名者，次年3月公佈（散發）時簽名者81人。據簽名者之一鄭超麟說，其中約三分之一用的是假名，以張聲勢，實際只有五、六十人。
之所以用假名，一是根本沒有其人，如第一名王阿榮。陳獨秀的意思是，中國習慣，注意第一名，責任大，弄個假名字，而自己則簽在第47位。可見陳獨秀有時也很講究策略，耍點小聰明，使人想起《汪陳宣言》的簽名；二是有待發展的對象，簽上名字時本人不知道。但是，有人即使被簽上名，後來還是不參加托派。李季在1921年曾隨陳獨秀去廣州做教育工作，創辦《勞動與婦女》雜誌。後留學德國、蘇聯，回國後在上海大學教經濟學。他同情陳，贊成托洛斯基觀點，但要做學者，正在埋頭寫《馬克思傳》，不想參加黨派活動，見簽名後很有怨言，說妨礙了他的工作和生活。後來李季沒有參加甚麼托派活動，只是在與共產黨展開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中竭力以托派觀點說明中國的歷史與經濟。
李季著《馬克思傳》封面
然而，這五、六十名真正的托陳派畢竟多是過去黨內中、上層領導幹部。所以，意見書一散發，在昔日同志中造成很大震動。中共中央將此定為「托陳取消派綱領」（中央檔案館所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即以此為副標題），立即在機關報上進行批判，把簽名而未開除的黨員分批開除，從1930年3月起又掀起一個開除黨內托派分子的高潮。開除的方式很奇特。因在白色恐怖下，組織與黨員不便聯繫，而要處理的黨員又如此眾多，於是就在中央機關報上點名集體開除。
托陳派小組織為甚麼沿用「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名稱？——這是表示不承認被開除，把自己定義為黨內的一派，以遵守托洛斯基關於要求留在黨內以奪取領導權、改造共產黨、進而改造共產國際的設想。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只是一廂情願的空想——有嚴密的組織性紀律性控制的共產黨，決不可能被所謂的「黨內民主」折磨得始終處在四分五裂、軟弱無力狀態的托派所代替。後來的蘇聯共產黨被自身的專制與腐敗擊垮時，代替它的不是托派，而是真正的民主資本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