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是國民黨「懸賞萬金」通緝的「共黨首領」，隱蔽得很深，托對劉說：「我怕我這裏的陳獨秀的地址不能用，請你代我向他問候，並請告訴他，讀到他去年十二月十日的信，我非常歡喜。我堅決相信我們在將來是能夠一起工作的。」[33]
對於中國托派組織，托洛斯基認為：「並沒有綱領上的戰略上的分歧意見，有些細節上的歧異，你們（指『我們的話派』——引者）和劉仁靜都拿來異常地誇大了。我決然看不出所有這三派（當時「戰鬥社」還沒有成立——引者）有甚麼各自分立的理由」。更有重大意義的是，托洛斯基特別嚴厲地批評了「我們的話派」的正統自大心理，指責他們「要其他兩派都須向你們承認錯誤，然後你們允許他們加入你們的組織⋯⋯這種培植威望的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們的特色」；「我無論如何是不同意的！」
信的最後，托洛斯基要求三派加速統一：「共同擬訂一個簡短的統一綱領，並依照人數為比例，召集一個統一大會。」
與當時劉仁靜及青年托派比較，托洛斯基的確具有不同凡響的卓越的政治素質和豐富的鬥爭經驗。他懂得怎樣使用原則，怎樣抓住問題的實質，怎樣識別人才和使用幹部。
接着，9月1日，托洛斯基給「十月社」和陳獨秀的信中（對「十月社」7月17日的回信），更加明確地表示：
（一）國際局（托派國際——引者）的立場，並不袒護中國左派反對派的某一派來反對另一派，因為我們的所有的材料未證明有足以造成分裂的任何嚴重的分歧意見。
（二）因此任何中國左派反對派的那一派都不能認自己是國際反對派的代表，以反對另外的派別（這一條等於宣佈劉仁靜不是「老托的代表」——引者）。
（三）對於陳獨秀同志這一派，也是如此，不久以前我們曾接得譯成英文的十二月十日陳獨秀同志公開信。在這信中，陳獨秀同志對於所有根本問題之立場，完全與我們一般的立場相同。因此我未看出為甚麼幾個中國同志繼續的稱陳獨秀同志的一派為「右派」的理由」。
關於統一，這封信提出了一個更加具體而切實可行的辦法：四派組織協定委員會以擬就政綱和統一的組織方法。[34]
這表明，托洛斯基雖然對各派平等看待，但對陳獨秀格外垂青，有一種求賢若渴、伯樂相到了好馬的心情。用王文元的話說，陳獨秀過去因不被「我們的話派」和「十月社」承認，受盡奚落和侮辱，「妾身未明」；現在則被托洛斯基奉為掌上明珠——中國托派的領袖了。後來，托見到陳寫的其他文章，甚至直接寫信給陳獨秀，更是推崇備至，說從這些文章中看到：「儘管中國革命遭到了潰敗，而馬克思思想卻依舊活着，而且在發生作用。」他並產生一個想法：單單為了能親自閱讀陳獨秀的作品，「我就該學習中文」。[35]
與上述托洛斯基9月1日信的同時，托派「臨時國際書記局」（托洛斯基等各國托派首領簽名）發表了《國際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並寄給中國，系統地重申托洛斯基對於中國革命各種問題的立場，催促中國托派各派小組織早日統一。[36]
於是，青年托派各小組很勉強地派出代表，與陳獨秀派的代表組成「協議委員會」，進行協商。但是，由於思想問題沒有解決，協商時，各派又各施招數，發生爭執。如無產者社的代表吳季嚴、馬玉夫的一篇聲明所說：各派代表「各懷鬼胎，沒有討論問題的誠意」。因此，一討論政治問題，便大家「王顧左右而言他」；「一逢到組織辦法問題，便一人一篇演說」。[37]而且，由於青年托派三個小組織的代表站在一起共同對付無產者社，他們又控制了協委秘書處，使無產者社處於不利的狀態中。
患難見真情，托洛斯基再次援救
「我們的話派」受了托洛斯基的批評，傲慢氣勢有所收斂，在1930年11月24日召開的本派上海積極分子會議上，作出決議，承認「統一是當前刻不容緩的任務」；「應即刻免除組織的成見，開誠佈公地努力促成統一，在最短期內，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同時，區芳也表示，過去反對陳獨秀派等不良傾向的鬥爭有錯誤，「神經過敏」，採用了「對待敵人的方法」。[38]但是，由於區芳很快被捕入獄，並病死於獄中，梁幹喬主持該派，為了在統一後的組織中保持正統地位和領導權，他們提出了統一大會名稱應該沿用「我們的話派」兩次代表大會後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並且對本派成員報大數的辦法，說本派有300人，等於其他三派的總和（其實最後約定下來，只有120至140人）。
以王文元為首的十月社繼承了劉仁靜的傳統，死摳住陳獨秀政治問題上所謂「錯誤」不放。9月29日，他們與「我們的話派」的北方區組織首先聯合起來，成立了「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同盟（反對派）」，發表《接到托洛斯基同志的信後我們對於統一的提議》，對陳獨秀仍以挑釁的口吻說：
我們沒有認整個的「無產者社」為左派反對派，因為其中有些同志，尤其那起領導作用的陳獨秀同志，在許多嚴重問題上，還沒有與左派反對派的意見一致，如1、對於革命性質問題，據其最後發表的政治主張（《論中國革命性質》一文）以為「是由徹底的民主革命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因之中國的第三次革命，不是二月也不是十月」（即俄國1917年二月民主革命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引者）；2、政權問題，他堅持「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3、國民會議問題，他始終說它是「一個簡單的主觀的策略」，不把它當成目前政治的總口號；4、「紅軍」問題，他認為是純粹「流寇土匪」，沒有一點出路；5、對中東路問題之錯誤，即迎合小資產階級愛國主義的所謂「誤國政策」的口號。[39]
這完全沿襲了前述「我們的話派」批判陳獨秀「六大錯誤」的做法，不過在內容上，他們認為更加抓住了陳獨秀反托洛斯基主義錯誤的要害。因此，在第一次協議會上討論議事日程時，「十月社」及「戰鬥社」代表就提出：「要對過去的爭論問題，首先加以討論」，要「無產者社」代表負責答覆。同時，他們又與「我們的話派」聯合提出「統一的兩個基本原則是：第一，統一必須以政治為基礎；第二，政治的討論則不能妨礙組織上的統一。所以主張「提高協委本身的職權，取消各派機關報，停止各派領導機關的活動，混合各派組織」。[40]
「無產者社」代表「立即提出嚴重批評」，認為這是「算舊賬主義」，「過去那種以要求對方承認錯誤為統一先決條件的辦法，根本要不得。我們根本反對拿出這種條件來談判統一」。於是提出「無條件統一的口號」，即先成立協委，而那些爭論問題等到協委成立後討論到綱領問題時，再予以解決。雙方妥協後成立了協委，討論過去爭論問題時，雙方初步進行了交鋒，擺出了各自的觀點，但多數各自保留了自己的觀點。
協委的任務是三種：「起草共同政綱，召集大會，應付臨時事變」，並推選王文元起草的《中國左派共產主義反對派政綱草案》。草案仍然強調「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批判「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是「反動口號」。無產者社代表吳季嚴批評說：「這個口號的內容，已充分表示出階級關係的變化與革命性質的轉變，不能把它和工農民主專政口號等量齊觀」；「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領導城鄉貧民專政」、「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這三個口號是屬於同一範疇的，不能彼此對立。」這個問題爭論歷時二小時之久。「後來趙濟同志和王文元同志總覺得這個口號在字面上『含義模糊』，可作左右解。」最後還是修改為「要嚴厲的批評含義模糊的口號——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於是，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又保留下來。在各派組織如何混合、將來代表大會的名稱是否用「第三次代表大會」、參加統一大會的各派代表的人數等問題上，都爭論不休或各說各的。
這樣，托洛斯基的來信，本來想和稀泥，促進中國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卻反而把各派的矛盾，主要是三派與陳獨秀派的矛盾，弄得更加明確和尖銳化了。於是，托洛斯基在1931年1月8日，又寫來一封長信，力圖調解：
托洛斯基，攝于1917年
一、革命性質問題：托洛斯基沒有像青年托派那樣批判陳獨秀，而是引了陳獨秀等人《我們的政治意見書》中的一段話，其中有一句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之完成，應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然後，托洛斯基說：「我認為這樣說法是完全正確的，而且絕不能引起誤會。」托氏的這個回答很機智，也很微妙。因為所謂「十月革命的道路」，既可以理解為從俄國1917年二月民主革命開始到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也可以理解為單純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而當時陳獨秀與青年托派的爭論，恰恰在於下次中國革命「一開始」是甚麼性質。
陳獨秀這時的認識還比較模糊，認為：「中國的第三次革命，不是二月也不是十月」，而是「由徹底的民主革命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後來則明確說：「中國第三次革命將開始於民主主義的鬥爭，而非開始於社會主義的鬥爭。」[41]但前提是像十月革命那樣，這兩種革命都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即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專政」之下進行。青年托派則強調「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托氏的回答，意在不要糾纏於一開始是甚麼性質的這種無聊的爭論。着眼於大原則——「無產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這兩種革命，排除資產階級參加或領導革命的任何可能性；而不糾纏枝節，這是托洛斯基當時調解中國托派小組織爭論的基本態度。在這裏，充分表現出陳獨秀與托洛斯基一樣，具有政治家的寬闊高遠的眼界。陳與當時其他托派人員相比，的確是鶴立雞群。
二、政權問題：托洛斯基說：陳獨秀提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並不與『無產階級專政』口號相衝突，而只是補充這個口號，並使這個口號通俗化⋯⋯這個口號與『工農民主專政』口號，絕無相同之點。」托氏的這個回答，使中國青年托派十分意外，因為托洛斯基主義的核心就是所謂「不斷革命論」，為了使民主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並不斷地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上去，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在民主革命時就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以保證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他與青年托派認為中國大革命失敗，就在於沒有及時提出這個口號，而共產國際及中共六大提出的「工農民主專政」，還堅持這個錯誤，對資產階級參加民主革命抱有幻想。
他們一直猛烈抨擊「工農民主專政」這個口號，認為這個口號把「工農並列」，「含糊不清」，「即未曾確定在專政當中真正的領導地位是工人所有的，還是農民所有的」；還因為「它表明是『民主的』，而非『社會主義的』」，因此根據俄國「二月革命的經驗」，必然導致「資產階級專政」。[42]中國托派中反陳派也就抓住陳獨秀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不放，說它與「無產階級專政」口號根本對立，而與「民主專政」的口號「接近」，「妥協」。經過托洛斯基上述「裁判」，反陳派就「閉口無言」了。
其實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與遙遠的托洛斯基的確是心聲相通的。因為「工農民主專政」中的「農」，在俄國革命中主要是指「富農」，即農村資產階級。他們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政權的鬥爭很激烈。而在中國主要是指「貧下中農」，特別是貧農，那是無產階級的可靠同盟軍。這是中共提出這個口號的本意，在中國富農的力量很小，政治上的影響也極其微弱。托洛斯基和中國托派包括陳獨秀在內，都對這個口號有誤解，所以，陳獨秀轉向托派後，一面批判這個口號，一面根據中國的特點（尤其是大革命中農民運動的經驗）提出「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的確如托洛斯基所評價的那樣，是使「無產階級專政」口號「通俗化」，即「中國化」。青年托派批判這個口號是毫無道理的。
三、國民會議問題：陳獨秀所以在開始時不把「國民會議」當成目前政治的總口號，是因為托洛斯基在1929年12月22日的信中才提出「國民會議」作為「中心政治口號」的指示，而此前，陳獨秀看到的文件，都是把這口號與「八小時工作制」等其他口號並提的。所以在1929年12月10日《告全黨同志書》中，陳獨秀還認為黨中央批判他把國民會議作為「總的政治口號」是冤枉的。隨後不久，陳獨秀終於接受了這個提法，成為他與中共的主要分歧之一。但他與青年托派長期爭論的卻在另一方面：這個口號能否實現？陳獨秀認為可以實現，應該為此而奮鬥；青年托派則認為它不過是反革命時期「團聚群眾」、對抗資產階級的一個策略，也與中共的「蘇維埃」口號相對立。這說明陳獨秀在接受這個口號後，走到了另一極端。對在國民黨獨裁統治下實現國民會議決定國是，抱有幻想，顯然是天真的。在這一點上，陳獨秀對托洛斯基主義有教條主義的色彩。
其實，托洛斯基本人從未把這個問題說死，他說這是個「猜謎式的問題」，「只能做種種假定」。所以，他說過「立憲會議不一定能召集成功」的話，也說過「這絕不是說：資產階級民主政制在兩個革命的過渡期，是沒有可能的」。[43]在1月8日這封信中，托洛斯基重複了上述觀點，仍然強調「沒有任何可能，來預先猜測事變在實際上究竟怎樣進行」。就這樣，托洛斯基出了一個謎，讓中國托派來猜，於是造成了中國托派內部、主要是陳獨秀與青年托派之間長期的無休止的爭論。
四、紅軍問題：這是陳獨秀被青年托派抓住的一個最要害的問題。問題的引起是陳獨秀發表的一篇長文《關於所謂「紅軍」問題》。文章從所謂西歐和俄國革命的經驗出發，認為紅軍的成分「大部分是遊民無產階級（土匪和潰兵）」，「其前途不外是（一）統治階級的內戰一時停止，『紅軍』便要被擊潰，或為所收買；（二）因自己的內哄而潰散；（三）逐步與農村資產階級（商人與富農）妥協，變成他們的『白軍』，或為他們的經濟手段所壓迫而潰散。」[44]
陳獨秀這個論述，顯示出以下幾個特點：
一、針對當時中共被迫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後來終於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以農村根據地為中心，以農民為主力軍，進行革命，陳獨秀堅守馬克思主義在歐洲革命的模式——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以城市為中心，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軍，不能離開城市和工人去農村搞農民運動，尤其不能去搞「軍事冒險」。否則，黨就會蛻變成為「農民黨」、「小資產階級的黨」，甚至是「土匪黨」。這裏，陳獨秀再次暴露出教條主義的色彩。而這是整個托派與中共在革命模式（道路）上的根本分歧。
二、把紅軍說成「大部分是遊民無產階級（土匪和潰兵）」反映了部分事實，特別是紅軍的先鋒隊和領導人。大革命中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反映的情況，證明了這個觀點。但是，後來紅軍擴大，中共最後奪取大陸政權依靠的軍隊主力，主要是廣大貧下中農。這一點，陳獨秀沒有預料到。
三、對「紅軍」前途（即中共的前途）必然失敗的預測，主要是根據歷史上農民起義的經驗和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經驗，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沒想到它有可能推翻國民黨政權，並且新建立的政權能維持相當長的時間。這表明陳獨秀的這個論斷又戴上了經驗主義的眼鏡。不過話又說回來，根據中共勝利60年後，黨內特別是領導層腐敗空前嚴重而難以清理，這個黨很可能將亡於腐敗。從這一點上來看，陳獨秀的話又可能成為英明的預見。
四、由於紅軍的先鋒隊和領導人主要是「遊民無產階級」，所以，他們在1949年勝利後建立的政權，必然走上報復性的、無法無天的、專制獨裁的道路，缺乏人道主義的精神。這就必然與他們所宣稱的馬克思主義的目標相背離，其結果很可能被當年的陳獨秀所言中。從這個長遠意義上看，陳獨秀的這個論斷又有深刻的預見性。
由此看到，陳獨秀的這個論斷，實際上是托派理論的邏輯發展。文章的基本觀點也來自托洛斯基。托氏說過：「賀龍、葉挺的起事（指中共的「八一」南昌暴動——引者），即令他們放棄了機會主義政策，也不能不是一次孤立的冒險及假共產主義的、馬黑諾[45]式的行動；除了因孤立而被打散以外，別的沒有其他道路。」他甚至宣稱中共在大革命失敗後發動的農民起義是一種「罪惡」，「缺乏集中指導的農民，這裏一堆那裏一堆的騷動起來，但沒有勝利的真實機運」。[46]
直到1930年9月，托洛斯基起草、托派臨時國際通過的綱領性文件——《國際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關於中國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務》中，還宣稱：「必須等到無產階級統治了國內諸重要的工業和政治中心，然後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組織紅軍以及建立蘇維埃制度於鄉村裏面。誰不明白這點，誰就是不懂得革命。」（這個觀點，與1927年大革命失敗時史太林的觀點是一致的。）
鄭超麟《回憶錄》中說，當時對陳獨秀的這篇文章，無產者社是「全體同意的」。因此，在《無產者》第3期以整期篇幅發表的一個長達二萬多字的文件《中央委員會轉全黨同志》中，對這個問題作了更全面、更明確的闡述。陳和無產者社的觀點，來自蘇聯十月革命的經驗和托洛斯基親手創造蘇聯紅軍的情況，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青年托派理應也是應該擁護的。但是，當時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鬥爭畢竟是生死搏鬥的大前提，托派與中共之間的理論矛盾是小前提。陳的文章，明顯地有利於國民黨，再加上中共對此文進行批判和紅軍勝利發展，蔣介石則將陳文「大量印出來，在江西散發」的事實。[47]青年托派就抓住這一點，打擊陳獨秀派。托洛斯基在1月8日回信中，也不得不表示：「⋯⋯將『紅軍』同土匪混為一談，如果真有這件事，那是應該糾正的。」接着，他修正了自己過去完全排斥紅軍的觀點，說：「革命的農民武裝，自然有遊民無產階級分子和職業的土匪加入，但整個運動則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國農村條件裏頭，將來無產階級專政也是應當依靠在這個根基上面的。」
實際上，陳獨秀（包括托洛斯基）後來一直攻擊中共在農村「武裝割據」的路線，沒有機會自己在農村組織軍隊，所以，看不出他的觀點有改變的跡象。陳獨秀在1932年被捕後的審訊中，還宣稱共產黨在掌握政權之前不應組織紅軍。
五、中東路事件：陳獨秀的立場無疑是正確的。他的民族感情更應得到尊重。托洛斯基作為蘇聯人和有頭腦的政治家，即使不同意陳的觀點，也不好意思讓陳放棄原來的立場，來保衛他的祖國——蘇聯。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已經發表過多篇文章、充分表明了自己觀點、對中國托派有問必答的托洛斯基，這次明智地保住沉默。
托洛斯基的以上「一・八」來信，再次斷定：「現在進行統一的諸派別間果然是完全沒有原則分歧的。」最後，他懇切地呼籲：「親愛的朋友，你們的組織和報紙，今天就確定地合併起來吧！」很清楚，托洛斯基的態度依然是支持同情陳獨秀而批評其他各派的。於是，各派代表又重新坐到談判桌上來，協定統一。
整頓「無產者社」，促使托派統一
人們沒有想到的是，這樣一來，「無產者社」卻翹尾巴了。主要是二把手彭述之，因有感於那些青年托派對他沒有好感，怕在未來的統一組織中不會奉他為領袖，於是出來作梗。彭是個矮個子，操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戴一付深度的近視眼鏡，道貌岸然，青年托派稱他為「孔夫子」。長期以來，他沒有甚麼業績，又一直在陳獨秀身邊，自然相形見絀，給人的印象是低能又高傲自大。在莫斯科看了一本布哈林寫的《共產主義ABC》，就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居，認為「搞革命還得靠我們這些老幹部，這些小孩子只有讓他們自生自滅」。[48]這種觀點與陳獨秀完全相反。
大革命時期，彭被黨內同志視為陳獨秀指揮下的「第一把小提琴」，忠實執行陳獨秀路線（實為史太林路線），並處處挾陳自重。「老先生的意見同我一致」，是他的口頭禪。而且在中央常委會議上，幾乎每次陳獨秀發表意見後，他都要替陳做註解，長篇大論地為陳找根據，話說得既長，又空洞，使與會者十分不耐煩，而他卻還洋洋自得，很不自覺。有時還狂妄地認為，中國共產黨領袖除了陳獨秀以外就是他，宣稱中央常務委員會四人（本為五人，蔡和森在1925年10月去莫斯科當中共駐國際代表）中，「瞿秋白是高等技術人才，張國燾是高等事務人才」。言下之意，惟有他是「高等政治人才」。
大革命失敗後，彭參加了沒有陳獨秀的「陳獨秀派」活動，為恢復陳獨秀在黨內的地位以恢復自己昔日的地位而奮鬥，結果失敗。與陳一起轉向托派並另成立組織以後，又重燃起他的領袖慾之火。他一面愈加抓緊陳獨秀，利用當時白色恐怖下地下工作的紀律，藉口保護陳，控制陳的行蹤和住址。當時國民政府「懸賞萬金緝拿」陳獨秀，陳與共產黨決裂後，從原址老靶子路搬到提籃橋居住，但不把新地址告訴除彭之外任何人。別人要與陳獨秀聯繫，包括給陳閱讀托洛斯基文件，都要通過彭。所以，大家又都把他視為陳的「總理」。他依然認為，必須依靠陳才能恢復自己的領袖地位。另一方面，又竭力利用往日在黨內的地位和關係，把一些支部和黨員拉入托派，以擴大在托派內部的組織基礎。陳獨秀由於特殊身份、地位和處境，很少做具體的組織工作。這樣，彭很快就掌握了「無產者社」中的多數。在常委中，除了陳獨秀、尹寬和何資深外，馬玉夫、杜培之、羅世凡、吳季嚴等，都是他的人。因此，他就對陳和其他人搞封鎖，操縱托陳派的某些活動。
以上對彭述之的評論，都是青年托派和以後托派少數派的看法。雖然也是事實，但公平地說，彭述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以後又一直是托派多數派的領袖，1948年流亡國外，歷盡艱險，到巴黎成為第四國際書記處成員，並寫下大量論著，說明絕非庸碌之輩，而是有較高理論水準、政治經驗和組織能力的。
在托派統一問題上，彭述之主張以「無產者社」為中心，這是違反托洛斯基來信指示平等原則的，其他三派也當然不能接受。於是，他就背着陳獨秀指揮「無產者社」參加協議委員會的兩位代表馬玉夫和吳季嚴，千方百計延宕和破壞統一，提出要對過去政治原則和策略上一切分歧「分清誰是誰非」，其他三派要檢討和放棄過去攻擊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成見之後，才能夠談組織上的統一，並且列出了「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中共最初加入國民黨是否正確」、「中東路問題上的誤國政策」、「在反革命階段中資產階級內部戰爭與其政權穩定」、「國民會議」、「農民問題（包括『紅軍』、『蘇維埃』、『農民協會』及農村中的武裝鬥爭與經濟鬥爭等）」、「經濟復興與階級鬥爭」等一系列要討論統一認識的問題。還強調「這次統一，必須求得政治原則上的完全一致，同時此種原則上的一致，絕不能僅限於各派的上層分子，必須普及於各派下層群眾。換言之，這次的統一，必須建立於政治原則上的完全一致，與群眾的完全一致上面」。同時，在組織上，他們還要檢討「過去『十月社』與『我們的話』的分裂，以及後來梁幹喬等所領導的一部分同志與區芳等所領導的一部分同志的分裂問題」。[49]
如此苛刻的條件，自然激起了其他三派的強烈不滿，致使協議工作又受到阻礙。而他們在「無產者社」內部，卻說是其他三派沒有統一的誠意，使陳獨秀等關心統一的人感到心灰意冷。尹寬從青年托派那裏瞭解到彭述之操縱馬玉夫、吳季嚴阻撓托派統一協議的真相後，報告了陳獨秀。陳於是出來做促進統一的工作。因為他是真誠希望統一的，厭惡過去出於「派別成見」的爭論，更鄙視在組織內搞陰謀詭計。於是他連續發表文章和書信，企圖扭轉形勢。1930年12月15日，他讀了最早起來批判他、分歧意見最多而看了托洛斯基及托派國際來信有所進步的劉仁靜寫給他的兩封信及四篇文章後，回信明確表示：「統觀你的信和文章，固然有些見解我不能贊同，但在每篇文字中，都感覺到你有可驚的進步，至為欣慰」；「我們過去的爭論，本來不十分重要，我以為只要大家理論水準稍稍增高，便自然冰釋，犯不着把我們中間咬文嚼字的爭論來代替對史大林派的鬥爭。就是需要爭論，也必須大家屏除成見才有結果，否則徒增糾紛而已，所以我始終取了沉默的態度。現在你也認為過去的爭論有些是『基於誤會』，『有些是說法不同，現在沒有一點政治上的意義』。我以為現在到了稍加解釋作一結束的時機了」。[50]
尹寬，原名王競博，參與陳獨秀、彭述之等組織中國托洛茨基派小團體《無產者社》，出版《無產者》雜志
但是，陳獨秀起先採取的態度有點像托洛斯基的和稀泥的態度，如尹寬所說的：
「仲甫同志在內部生活中所採取的態度，據我看是『人人可與為善』的態度，因為他自己是真心為着革命，他也要求『我們大家都好好來幹』」；「仲甫同志很少注重黨內傾向的鬥爭及各個人的根本的一貫的立場，在一切問題的討論上，他仿佛不求把各個人的根本觀點弄明白，而務要做出各人的意見『相關不遠』的結論。」對此，尹寬評論說：「在他也許認為這是避免糾紛，殊不知這正是培養後來的積重難返的糾紛。」[51]
也許是接受了尹寬的這種批評和建議，1931年1月，陳獨秀召集「無產者社」開了一次會，通過了《接受國際委員會來信之共同意見——無產者社的提案》。《提案》極其誠懇地指出：
當然，我們各派個人過去對於左派反對派根本原則的解釋和目前政治問題的觀察，確有一些不正確的意見。但這些不正確的意見都是初期一些不成熟的意見，無論如何不能使我們提這些零碎的不成熟的意見來找出某一派或某一具有根本不同的傾向，做為分裂的理由。關於這種不成熟的意見，各派之間也許可以不分孰多孰少或孰輕孰重，但這是不必要的。因此我們應取消「算舊賬」的精神及要求他派承認錯誤的辦法。過去的錯誤只有在現在尚可成為問題的情形之下，才有重新提出之必要。一切討論都必須從積極方面，拋棄成見，注重於問題本身之得到正確的解決。
這個《提案》最可注意的是特別強調當時中共危機造成的機會。在當時（1931年1月）中共第二次左傾路線破產，第三次即王明左傾路線在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書記米夫支持下非法上台、因而造成黨內極度混亂的情勢下，特別強調托派小組織迅速統一的重要性，以代替中共對中國革命的領導：
現在正是正式黨的領導陷於破產，黨內同志及一切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都感覺無出路的時候，雖然反對派政治路線已一天一天的由事實證明其正確，但反對派的四分五裂，已喪失群眾的同情。這就絕對需要我們各派屏除不必要的紛爭，迅速統一起來以集中力量並建立反對派在群眾中的信仰。
說實在的，當時形勢的確為托派代替中共提供了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良機，但是，正如1920–1922年「國民黨正在死亡」（孫中山語）時，共產黨還未壯大而不能代替一樣，托派也錯過了這次良機。所不同的是，共產黨以後還有機會，而托派則因其綱領的極左錯誤及組織的始終弱小的分裂狀態，卻永遠沒有機會了。這是以後要敘述的歷史。
為此，《提案》提議：「以最簡捷了當的手續，完成統一工作：用共同起草的統一的綱領，由四派代表簽字公佈出來，即根據此共同簽字的綱領，依照各派比例的人數，召集統一大會。」並具體提議協委的工作是：
一、立即把已經起草並經過各組織討論的綱領作最後審查，並由各派代表簽字正式公佈出來；
二、立即開始作召集統一大會的準備，各派人數的審查，代表人數的審定，經費的籌劃及其他一切應行準備的事項；
三、準備大會中政治、組織、職工、農民等決議案的草案，各草案的起草委員會應立即開始工作。[52]
陳獨秀這次態度的堅決，充分表明在緊接着在2月5日召開了「無產者社」常委會議，公開討論批評了「我們無產者當中，也有人在國際所指示的辦法以外，提出了枝節問題」，「認為要統一須以無產者社為中心⋯⋯和那些卑鄙齷齪的分子根本不能合作」的觀點；指出：「據國際來信明明不曾認為中國各派中任何一派能夠代表左派反對派而排斥其他一派，我們無產者社若以中心自居，這分明和別派的正統觀念，同樣的不正確，同樣的要阻礙統一。」[53]這個討論，最後形成「常委」的《第六號通告》，在表決時，五人中陳獨秀、尹寬、羅世凡、馬玉夫同意，彭述之一人反對。所以，在「可以由述之同志發表他自己的意見付諸全體同志討論」的情況下，這個《通告》以多數決定為基礎，「仍用常委的名義發表出來」。[54]
但是，這樣一來，托陳派內部的矛盾就表面化了，彭道之（彭述之弟弟）首先在閘北區委和學生支部散佈反對第六號通告的五點意見，說「第六號通告是尹寬個人的意見」；「尹寬主張無原則的統一」；「馬玉夫開始所提之意見本來已經大家完全同意——當時反對尹寬個人之意見；後來因仲甫又同意尹寬的意見，反對執委決議案」，等等。[55]於是，閘北區委和學生支部致函常委，表示「驚異之至」，要求澄清事實。
與此同時，曾在表決時同意第六號通告的常委羅世凡也寫信給「常委」，抱怨第六號通告把「無產者社」「鬧得烏煙瘴氣了。這些烏煙瘴氣實發源於常委本身。我們如還要對革命負責，對於這些關於反對派內部生活問題——即反對派生死存亡問題，若果置之不理，乃是自殺之道」。所以，他要求重新討論統一問題，「否則，述之、尹寬兩人的個人傾向，將發展到不堪收拾，以致絞殺革命」。[56]對此，常委答信批駁彭道之的意見「完全不是事實，完全是任意造謠」；「布林紮維克黨內應有批評與討論的自由，然而不許有造謠和任意推測的自由。」[57]
克服這種「烏煙瘴氣」的狀況，大家都寄希望於陳獨秀的影響。尹寬發表文章寫道：
無產者社無論在名義上或在實際上，都是以仲甫同志惟一的領導者；過去的無產者社差不多算是過去了，未來的中國反對派還是需要仲甫同志負極重要的責任，我希望仲甫同志本着他的「革命到底」的精神，拿出革命的熱情，堅決地擁護正確的意見，有偏有袒的獎勵並提拔好的幹部。這樣所失的只是那些「老先生的恭維者」（把老先生捧在上面，他們在底下做「實際工作」！）但是所得的是革命——革命下有的是「群眾基礎」！[58]
見此「烏煙瘴氣」情形，陳獨秀拍案而起。因為他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廣、更遠。結合當時國內和中共內部的形勢，又看到托洛斯基及托派臨時國際多次來信催促統一的態度，更是激動萬分。他說：
在國民黨以分區工會法消滅工人階級組織與罷工的今天，在國民黨包辦國民會議以欺騙群眾的今天，在群眾得不着我們黨一點領導與幫助的今天，在正式的黨陷於空前混亂、停止工作的今天，我們反對派各派小組織還未能迅速的統一起來，集中全部力量來對付擺在面前的鬥爭，這已經是罪惡了！我們若不痛改前非，若仍舊要搜索枯腸，發明一些在其狹隘意識中似乎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條件，來阻礙統一，這是罪惡之罪惡！
他在重複托洛斯基最近來信催促統一的「十分懇切」的意見及其批評奧（地利）國「反對派每一派在一年中都充分表現他們寧可放棄國際反對派的思想和原則，而絕不願放棄各自小團體的自尊心」的話語後驚呼：「這些說話是如何的沉痛！我們聽了若仍舊毫不動心，便是莊周之所謂『心死』！」
托洛斯基來信中還說：
與奧國反對派相反，中國反對派不是從陰謀詭計小把戲的基礎上發生的，而是從那機會主義領導機關所葬送的偉大革命經驗基礎上發生起來的，偉大的歷史使命，使中國反對派負起特殊職任。這裏，我們大家希望中國反對派肅清了小團體的精神並全身站立起來，去進行它所應負的任務。
陳獨秀寫道：「這幾句話更使我們慚愧無地！」他以超脫的立場批評各派、特別是「無產者社」中阻礙統一的壞主張：
在現時幼稚的環境中，各個小組織或者是各個小組織中某些分子，很難說能夠免掉錯誤甚至很壞的傾向，即以「無產者社」而論，若有人意見搜索它的壞傾向，特別是個人自由的壞傾向，連團體帶個人，足夠寫成一本小冊子。這些壞傾向，不用說應該糾正，並應該嚴厲的糾正，但是糾正的方法，一般都應該首先從政治上下手，從組織上下手，已經落後了一着（如彭述之、吳季嚴、馬玉夫所主張的——引者）⋯⋯我們為整個的反對派運動負責，就應該從大處着眼，從政治出發來快刀斬亂麻的解決過去及現在的糾紛，才是正當的辦法；若不此之圖，並且相反的各派相互搜索一些口實，相互以糾正他派的或他派中某些分子的壞傾向為統一的條件，並且各自號召其組織內的同志為這一條件而鬥爭；這樣只有製造無窮的糾紛，只有加深派別的成見，只有使還未統一的現有各派更加分裂。
最後，他對彭述之控制「無產者社」多數的惡劣環境挑戰說：
我個人是徹頭徹尾贊成國際意見的，我應該把我自己相信合乎真理的告訴所有的同志，並且為真理奮鬥。我的義務如此而已。我從來不願意把真理摔在一邊，企圖從陰謀詭計小把戲的基礎上團結同志做自己個人的群眾；⋯⋯我毫不顧慮我的意見會在「無產者社」中是最少數，少數未必與真理絕緣，即使是人們所預祝的甚麼「光棍」和「孤家寡人」，於我個人是毫無所損，更無所慚愧！[59]
尹寬的估計沒有錯，由於陳獨秀的崇高威望，他一下決心，事情就好辦多了。不僅「無產者社」內部的烏煙瘴氣一下子澄清下來，而且，他還親自出馬，做其他三派的工作，找他們的領導人談話，宣講托派統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對理論上反對陳獨秀最強硬的「十月社」領導人王文元說：「統一是中國反對派當時的絕對必要。如果不統一，則不但其他三派沒有前途，『無產者社』也必然死亡，因為，反對派今後的艱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輕的革命者來負擔，而『無產者』中則『老人』太多了⋯⋯」[60]
同時，陳獨秀還採取果斷措施，召回了參加協議委員會的本派代表馬玉夫和吳季嚴，由自己和尹寬二人代替之；任命完全擁護他的何資深為中央常委秘書，代替吳季嚴；鄭超麟任滬東區委書記，代替擁護彭述之的劉伯莊；馬玉夫見勢也被迫退出了中央領導機構。[61]這樣就大大削弱了彭述之派的力量，為貫徹陳獨秀的主張掃清了道路。
而且，陳獨秀還把以上托洛斯基及托派臨時國際的歷次來信、無產者社及他對於促進托派統一的主張、他與劉仁靜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相互通信及文章，他和尹寬等人對於彭述之派錯誤的批評等文章，集中刊登在1931年1至3月出版的《無產者》第9至12期上，在青年托派面前，表示出貫徹托洛斯基及托派國際指示的極大誠意和決心。
陳獨秀的這些言論和行動，終於深深地打動了各派代表。連對陳獨秀最為挑剔的王文元也同意由陳獨秀來修改他起草的托派政綱草案。這個政綱草案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綱領》，基本上全盤否定了王的草案。為此產生的《修改說明》還針對青年托派對陳獨秀幾個政治理論問題的批判，按托洛斯基文件和來信的觀點，進行了擺事實，講道理的合情合理的闡述，既堅持了原則，又令人折服。
最初以老托代表自居、傲視並批判各派的劉仁靜，在托派小組織的統一運動中沒想到卻被各派所排擠。而且，托洛斯基在1930年8月以後催促統一的來信，竟然批評他而肯定陳獨秀，更是出乎意料。於是，他立即見風使舵，在1930年11月20日寫信給陳獨秀表示：
關於過去我們間的爭論，已由老托來信解決，我完全承認老托之正確，尤其對於統一運動之態度（基本說來）及對於革命性質之估量，我與你完全同意。最近看到你們《無產者》第四期關於時局宣言，我也完全同意。我以為我們中間已經沒有重要爭論，使我不能和你們共同工作。關於過去教訓的估量，以及關於國民會議及工農運動策略之解釋，我們有些說法不同，但是現在沒有一點政治上的意義⋯⋯因此，我向你要求加入你們的組織，請你們提出討論。[62]
但是，他見托洛斯基不僅批評自己也批評青年托派小組織，於是在轉向陳獨秀派的同時，又嚴厲批評起「我們的話派」和「十月社」來。在統一問題上，更是繼續指責這兩個組織：「現在反對派運動的離心力傾向太利害，對於一組織內部小小的矛盾而肆意分裂，這是不對的（關於過去十月社與我們的話之分裂，這是我們的話史大林工作方法的結果，又當別論）。」[63]這種投機行為，自然遭到各派的鄙視。
然而，當他向陳獨秀靠攏時，陳卻又前進了。陳於1930年12月15日回信說：「你現在贊成我以前二月十月之和的意見，以為中國下次革命的初期還要經過二月，我則不能贊成了。」陳還不同意劉關於國民會議的意見：
你過去以為「提出了國民會議的口號沒有將它與中國將來的議會制度發生聯繫，這是沒有前途的」。現在又聽說你以為「國民會議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通俗公式」，如果你真有這樣的說話，則我以為你對於國民會議的本身，始終都沒有正確的認識。[64]
劉仁靜的這個觀點，導致他進一步認為通過「國民會議」和平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因此他一直被托派罵為「議會迷」。陳獨秀在這個問題上，有相同點：二者都認為國民會議有實現的可能；又有相異點：陳獨秀認為國民會議即使能夠實現，也要經過無產階級專政（即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
同時，關於劉仁靜要求加入「無產者社」問題，也遭到了拒絕。陳獨秀在以上信中回答說：「你的要求，我們已經提出討論過，一致以為現時已距統一不遠，希望你不必加入『無產者社』，以免別派誤會，使統一運動發生小小的阻礙。」於是，劉仁靜惱羞成怒，1931年元旦一個人成立「明天社」（包括他的妻子，猶如「夫妻店」），出版64開本手刻油印袖珍本機關報《明天》，以爭在「明天」的統一組織中一席之地。但是，當他要求以獨立的一派參加「協議委員會」時，又遭拒絕。要求准許列席托派統一大會，[65]也被拒絕。在給「協委」的一封信中，他遺憾地表示：
創辦機關報《明天》的劉仁靜
獨秀同志已向我轉達了協委對我們（包括他妻子——引者）的請求之答覆，意思是不承認「明天社」為左派反對派的組織，只許列爾士個人隨時貢獻意見。這即是說，不許我們與聞參加和影響協委的各種決定（制定政綱在內），只許我們在決定既成事實後，發表一些無補於事實的意見。我們在接得這種答覆，並讀了協委最後通過的政綱草案以後，實覺有無上之惋惜！
就這樣，這位以老托代表自居，並以老托賜名「列爾士」為榮、在托派中一直以此為筆名發表了大量文章的劉仁靜，一直被托派領導集團所排斥和冷落。於是，他進行各種搗亂活動，被稱為「反對派中的反對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