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傳統，遠過於民主主義運動：
「我以為民主主義固然包含了民族主義在內，而後者在中國更特別重要，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而沒有傳統的民主主義運動；在現代民族主義運動之尖銳化更遠過於民主主義運動，主要的如五四、五卅運動和現在抗日救國運動，都是全國性的運動。這一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即愛國運動，不但吸收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群眾，並且吸引工人；『抱中國人的義氣』『反對外國人』，這是在五卅運動中從廣大的工人群眾裏自然發生的兩個普遍而有力的口號⋯⋯」[20]
第八，極左派是過去「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論」的繼續。
「此次日帝國主義強佔滿洲的事變發生，有些反對派的同志唯恐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玷污了他們的清潔，指斥已成為普遍運動的抗日救國口號為虛偽的民族主義⋯⋯只應該加以鄙棄」；「他們認為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似乎不必借重甚麼民主主義了，那末國民會議當然只限於反革命時期的灰色運動⋯⋯認為將來的中國革命性質既然是社會主義的，便沒有甚麼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任務了，像民族解放和沒收土地，都應該是社會主義的而不是民主主義的，仿佛一沾染民主主義，便有沾染機會主義的嫌疑。」
為此，陳獨秀反復引用托洛斯基的話來說明，只有用國民會議口號，徹底領導民族民主運動，才能走上奪取政權和社會主義的道路。
《政治決議案》通過後，立即遭到上海最大的托派組織「法南區委」、北方最大的托派組織「北方區委」和以托派理論權威自居的劉仁靜的猛烈批判和抵制。以陳岱青為書記的上海法南區委以區委擴大會議的名義，逐條批判《政治決議案》。
應該說，當時陳獨秀有點過熱，而極左派則有點過冷。但陳獨秀主張積極推動反日反國民黨的形勢，雖然在期待上有點浪漫主義的空想色彩，思想行動上是積極的；極左派則是完全消極等待革命高潮的到來。殊不知反帝反封建，推翻反動統治，完全靠等待是等待不來的。在這個問題上，極左派是真正的「取消派」——只尚空談，取消一切革命行動。陳轉向托派後，完全處在這樣的極左空談派的包圍之中，還會有甚麼作為呢！
此外，北方區委的赤聲（即任曙）反對「組織群眾與武裝群眾聯繫起來」的口號，說：在目前「武裝群眾的口號，只是為資產階級擴大武裝力量，無產階級從這裏得不到甚麼」。劉仁靜認為「中國現在還沒有人數眾多的無產階級，必須經過經濟復興才能談得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所以批判陳獨秀提出「組織蘇維埃」是「空談」。[21]
對於這些指責，陳獨秀一方面貫徹民主精神，在內部機關報《校內生活》上一一公佈，同時給以堅決的駁斥。除以組織名義發表《常委對法區擴會意見書的批評》、《常委批評法南區委對告民眾書的意見》、《常委批評列爾士同志對於政治決議案的意見》、《常委對仁靜同志〈論中國前途〉的批評》等文件外，還以他個人名義，進行說服教育、批評和制裁。
首先，他苦口婆心地從馬、恩、列、托的理論出發，闡述他的意見和策略。為此，他專門發表了一篇名為《反極左錯誤》[22]的長文，一開頭便寫道：
列寧曾教訓德國和英國反機會主義的左派共產主義者說：「⋯⋯這是不可辯駁的真理，但是再往前多踏一小步——似乎仍照原來的方向——真理便變成錯誤。」錯誤和真理相隔只一小步，布爾塞維克政治鬥爭策略之下砍掉運動，不是一件很簡單容易的事呵！
中國左派反對派，因為過去革命失敗，很慘痛的反對史大林派機會主義的錯誤，很自然的會多踏幾大步，走到另一極端之左傾的錯誤。這些錯誤，在組織問題上，已經很明顯的給年幼的左派反對派不少的障害，在政治問題上，如果不立刻糾正過來，其障害將來比過去及現在更厲害若干倍，故不得不就其中最主要的兩個問題（即根本否認革命過程中任何階段和根本反對革命鬥爭中任何階級聯盟，特別是和資產階級任何聯盟。）指摘出來，以供全黨同志的討論。
應該說，這時的陳獨秀為了民族生存的大義，拋開原來的黨派之見，主張與資產階級「共同行動」、與中共聯合「反日反國民黨」，是難能可貴的，表現了一個政治家和愛國者的偉大風範。但是，他沒有考慮到，在這樣的聯合戰線中，究竟由誰來領導？各階級各黨派爭奪領導權的鬥爭肯定是很激烈的，他所領導的托派有沒有力量來實行這種領導，從而實現他們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中去的綱領？陳獨秀的「野心」很大，但是絕對沒有實現的可能。所以，這時的陳獨秀猶如大戰風車時的堂・吉珂德。
至於「恐資病」的民粹派思想，則是這時陳獨秀與中共（包括當時三次連續左傾路線領導人和後來的毛澤東）所共有的。而其根源即是從馬克思到列寧、托洛斯基的思想。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陳獨秀對中共和托派內部極左派的批判，實在是「五十步笑百步」。陳獨秀到晚年才完全擺脫這種教條主義的桎梏。
自然，對於一個革命者來說，形勢到來時，應該積極投入，否則就會像劉仁靜、陳岱青等那樣，無所作為而對救國鬥爭消極怠工。陳獨秀的偉大，就在於他是一個血性漢子，一個偉大的愛國者。他的人生特點，就是抓住一切歷史機遇，去積極參加鬥爭，而不考慮鬥爭的後果（而且歷史的發展有許多偶然性，後果也很難預料），更不考慮個人的得失。
制裁托派內部的極左派及托洛斯基的複雜表態
由於托派本身是建立在極左派思想基礎上的組織，所以以上陳獨秀的批評教育，簡直是對牛彈琴；而且他們根本不尊重所謂「常委」、「政治決議案」的權威性。在上述法區擴大會議《意見書》中就宣稱：「反對派自統一以後，對於一般政治局勢之發展及策略之應用，並無最高大會的政治決議可以領導機關的根據，同時在反對派執委破壞以後，實際負責者只有二三人，且限於環境不能召集全國會議來根本解決政治上一切問題。在此過渡時期內，常委對於一切基本政治路線之決定，必須多吸收一般同志的意見，俾可使政治上錯誤不易發生，一方面積極準備在最短期內召集大會。」
法南區委不僅一再公開發文[23]批判常委《政治決議案》，而且在行動上拒絕散發中央的《為日軍佔領淞滬告全國民眾書》，並屢次不接受常委的「警告」。5月21日，「常委」向區委、特委及全體成員發佈了《通告第六號——為小陳及法南區委破壞組織原則》，稱「自滿洲事變發生以來，特別自上海事件發生以來，在我們反對派內部曾發生了一些不同的政治意見和不正確的政治傾向」，批評法南區委書記陳岱青的「取消主義傾向」和「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傾向」，並取消陳岱青法南區委書記的職權。[24]25日，陳獨秀又委派彭述之代表「常委」召集法南區委會議，解釋2月10日常委決議案。彭述之稱：「政治問題保留討論，待擴會（即常委與區委書記擴大會議——引者）解決，但在政治問題未得到結果之前，法南區委必須執行常委區書聯席會議上通過的政治決議案及一切日常的決議」；否則，區委須「停止工作」。彭的意見遭到區委反對，彭當即宣佈「解散區委」。法南區委不服，29日，區委發文《趙濟、陳其昌、王平一、陳岱青、李特聯合致函「常委」》，譴責彭述之在5月25日會議上的行為，請求「恢復區委」。6月4日，在《常委復函法南區委》一文中，常委重申只有接受常委政治決議案，承認錯誤，「常委才有再度考慮的可能」。[25]
劉仁靜更如前述連篇累牘地批判常委《政治決議案》的文章，而最令陳獨秀痛心的是處在反日民主運動第一線並曾是托派寄希望的工人運動重心的北方區委，也因為反對常委的路線和政策分裂成兩派，以汪澤楷為首的「舊臨委」和以任曙為首的「臨時工作委員會」。陳獨秀以「常委」名義，三次作出決議，批評前者從右的角度對常委《政治決議案》取「取消主義和等待主義路線」，批評後者從極左的角度抵制常委及分裂組織的錯誤，命令二者在糾正錯誤的基礎上，立即無條件地合併統一起來，積極開展工作。但又遭到雙方的抵制。為此，陳獨秀派劉伯莊為常委「特派員」到北京取消「北方區委」，成立「北京特委」，企圖另起爐灶，重振北方托派組織。但是，由於離不開那些舊成員，還是受到抵制，兩度改組「北方特委」。最後，不得不提出對於常委的決議，必須絕對執行，誰在組織上行動上不服從該決定，常委就認為誰是不想留在反對派組織之內，有意破壞反對派的組織，必須予以最後的制裁⋯⋯誰不願意參加新特委，必須書面聲明理由，以憑常委審查處置，否則即以違反紀律論」，[26]「誰表示不幹，就讓誰滾出去⋯⋯決不姑息地紀律制裁之」。[27]
由於深受1929年中共中央沒有黨內民主而制裁黨內不同意見同志的苦害，陳獨秀這次處理極左意見的黨內同志，採取極其慎重的態度，並充分貫徹民主精神，首先把他們的意見，都原原本本地刊登在機關報上，也把「常委」批評他們的文件和書信同時刊出，進行平等的光明磊落的爭論。同時，又一直沒有採取最極端的措施——開除。這是陳獨秀一貫的領導作風，1921–1927年他任中共中央第一領導人時，沒有開除過一個共產黨員，成為中共黨史上的一個特例。
但是，從另一方面看，所以這樣處理，當然包含着因為陳獨秀為首的「常委」及托派組織太衰弱了的因素。如此弱小的組織，再開除這些骨幹，就成為空殼了。然而，悲劇就在於托派組織不是一般可以「爭吵不休的俱樂部」和「百家爭鳴」的學術團體，而是要取代中共、領導中國革命的政黨組織。這就需要有強大的凝聚力，即高度集中統一的意志和嚴格的紀律。「絕對民主化」和「無政府主義」是一服砒霜。上述法南區委在受到「常委」制裁後，竟然不服，反過來致函常委：「現在沒有高過常委及我們間之最高機關——例如全國臨時的代表大會——是無力解決我們間之一切政治紛爭的。」「自今天起，我們離開了一切區委的職責」，「一切問題得留到代表大會和國際方面去解決」。[28]這又回到統一前各小組織紛爭的狀態中去了。而且在這種狀態下，「代表大會」又如何能召開？召開了又能解決甚麼問題？托派國際已經行使了一次權威，即促成托派小組織的統一，現在又如何來「解決」。
1932年春天，在受到法南區委攻擊所謂「常委」「只有二、三個人」，沒有權威性的刺激之時，陳獨秀決心健全常委機構。但他決不吸收極左分子，而把因獄中時疫流行、保外就醫的原托派中央委員濮德志（又名濮清泉、化名西流）、宋逢春請進來。二人本來已經心灰意冷，而且又是監視中的「保外就醫」，因此不願再「入彀」。但經不起陳獨秀幾次三番的盛情邀請和催促，勉強「入閣」了。陳獨秀終於建立起比較健全的五人「常委會」：陳仍為書記，委員彭述之、羅世藩、濮德志、宋逢春、秘書謝少珊。
老年彭述之
極左派提出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或「國際解決」與陳獨秀「常委」的矛盾，前者當然不現實，對於後者陳獨秀自認為可以。所以，在6月15日以中國托派中央的名義致托洛斯基，報告了中國托派重整組織的情況，以及「九．一八」後採取與左傾的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及中共領導的蘇維埃紅軍、義勇軍「建立聯合戰線」（「共同行動」）的策略、還有托派內部的爭論，請求指示。
9月22至26日和10月3日，托洛斯基認真地給托派中央寫了兩封長信。[29]之所以花這麼長時間和精力寫這樣的長信，一是由於對中國情況不甚瞭解，他只能謹慎地根據俄國革命的經驗，從戰略上表示意見，並作出種種可能，提供給中國托派同志參考。二是，也是主要的，對陳獨秀在抗日反蔣運動中的政策和策略，很難表態，從他的思想原則出發，恐怕很難表示完全支援，但他又不願讓他喜歡又十分脆弱的陳獨秀及其中央受到傷害。寫這兩封信頗費心思。
首先他為中國托派中央的重振表示高興，並抽象地肯定陳獨秀在「九．一八」後抗日民主運動中的政策和策略：「隔了許久，我們收到了六月十五日的信。中國左派反對派經過了最殘酷的破壞之後，又復活與復興了，我們的歡樂是無需要說的。雖然我們所得到的消息極少，就我們在這裏所能下的判斷說，你們信中所表示的立場是和我們的立場相合的。」
信中重點談了三個問題：
一、如何對待中共領導的農民蘇維埃紅軍問題。托氏根據俄國革命的經驗，大談這種策略的危險性，並提出警告：工人與農民結合時，會發生嚴重的衝突。托洛斯基寫道：
「農民運動已經創造了它自己的軍隊，奪取到很多的地域，並且有了它自己的制度⋯⋯這一運動將要和城市大工業中心聯繫起來，而且經過這一個事實，它將和工人階級直接接觸。這個接觸將是怎樣呢？是不是一定和平而親密呢？不幸，問題並不是那麼簡單。讓我且說到俄羅斯的經驗：在俄國內戰那幾年中，國內各地的農民創造了他們自己的遊擊隊，這些遊擊隊時常發展為整個軍隊。」「國內戰爭的痛苦與經驗，指示我們在紅軍佔領一個地方消除了白軍，必須立刻解除農民遊擊隊的武裝，大部分的遊擊隊，都要維持自己獨立的存在，時常與蘇維埃當局引起直接的武裝衝突⋯⋯有許多農民隊伍，為了反對地主的復辟，作過充分而輝煌的戰鬥，在勝利之後卻變成了反革命的武裝。」
這的確是俄國的情形和經驗，但他直接教條地用到中國。他說，在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在國內大部分的地方奪得了政權，鬥爭領導權是握在一個堅強的精練的黨的手中，中央集權的紅軍的全部指揮機關，是在工人手中」，「在中國情形根本不同，且完全不利於工人。中國最重要地域的政權，是在資產階級軍閥手中，另一些區域是在武裝的農民之手。無產階級的政權還沒有⋯⋯其結果是中國的革命農民，經過它的統治層的仲介，似乎預先取得那在本質上是應該屬於中國工人之政治的與道德的價值。所有這些價值，在某一個時候會轉成反對工人的東西。」
托氏的這個意見，意在提醒陳獨秀托派中央對中共紅軍的聯合政策，要採取十分謹慎的態度。
「那末，結論應該怎樣呢？」托氏自問自答道：「我們必須大膽地公開地照着事實的原來樣子來看它。農民運動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因素，因為它是反對大地主、軍閥、農奴制和高利貸者的。但是在農民運動本身，是有着很強的私有性與反動傾向的，並且在相當階段，它會仇視工人的，因為早已有了武裝，會更增加這種仇視。誰忘記了農民兩重性，誰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二、如何對待容易被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利用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問題。托洛斯基意見的立場：當然是托派代表工人階級；中共代表農民、小資產階級；國民黨代表資產階級和反革命。這個立場與中國托派的立場完全一致。在當時，他們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出發，都自以為這樣的立場是正確的、真誠的。
托洛斯基認為資產階級、特別是東方資產階級是絕對的反革命，所以，他是不會贊成陳獨秀的與左傾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的策略的，但是，為了保護陳獨秀，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直接談，而是借題發揮，旁敲側擊地講了這樣一句話：
「在日本進攻上海的事件上，國民黨提出了『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這是著名的史太林和馬爾丁諾夫的『四個階級聯盟』」；「現在，這是很明顯的，我們有實在的根據，來表示一個希望——在正確的政策之下——工人及城市運動，和農民戰爭打成一片，是可能的，而這將構成第三次中國革命的開始。」
關於目前的鬥爭策略和口號，托洛斯基基本上支援陳獨秀。他認為日本的侵略和農村中進行的土地革命證明，「再沒有比革命的民主的口號更適合於中國革命前夜的政治形勢了」，再加上國民黨「軍事獨裁的無力和軍閥集團的分裂，在議事日程上提出了政治的民主口號」。於是，他根據俄國許多年革命中匯合的兩個口號——「打倒沙皇！」「立憲會議萬歲！」肯定了陳獨秀托派中央實行的「打倒國民黨，國民會議萬歲」的口號。這無疑是對因不同意「打倒國民黨」的方針而堅決反對陳獨秀常委《政治決議案》的極左派最大的打擊。
三、關於日本侵略引起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問題，托洛斯基的觀點也是與陳獨秀的「反蔣抗日」立場一致的。他強調說：「布爾什維克以革命的方法擁護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是用其全力來援助民眾的民族解放運動；不僅是反對帝國主義，而且反對民族主義的國內的資產階級剝削者，如國民黨。」這顯然與中國托派極左派鄙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相對立。所以，作為一個偉大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托洛斯基和作為一個偉大愛國者、革命家和思想家的陳獨秀，二人的心是相通的。
托洛斯基的這兩封信，可以說是繼《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中國布爾雪維克——列寧派（反對派）底政綱》之後的第四個給中國托派的綱領性文件。它的基本精神，不僅規定了中國托派與國民黨以及資產階級的永遠對立，也規定了被他們視為「農民黨」的中共的永遠對立。其極左的色彩十分強烈。儘管它在表面上是支援陳獨秀的比較靈活的策略和積極進行革命工作的精神。
有意思的是，這兩封信的極左精神被陳獨秀以後的托派領導所繼承。因為在這兩封信寄到中國以前，包括陳在內的托派中央全部被捕，陳獨秀也因此永遠離開了托派領導崗位，於是他在擺脫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以後，又擺脫了托洛斯基及極左派的羈絆，更加天馬行空，特立獨行了。
注釋
[注1]《火花》，第1卷，第2期，1931年9月28日。
[注2]《火花》，第1卷，第4期，1931年10月28日。
[注3]《火花》，第1卷，第3期，1931年10月8日。
[注4]《訪問劉仁靜談話記錄》（1980年7月12日），唐寶林訪問整理。
[注5]三戶：〈直接談判之途徑〉，《熱潮》，第1期，1931年12月5日。
[注6]頑石：〈國聯第三次決議後的局勢〉，《熱潮》，第1期。
[注7]《火花》，第1卷，第7期，1932年1月28日。
[注8]頑石：〈真正的危機〉，《熱潮》，第3期，1931年12月22日。
[注9]頑石：〈由反日到反國民黨〉，《熱潮》，第7期，1932年1月23日。
[注10]頑石：〈談談「越軌行動」〉，《熱潮》，第5期，1932年1月7日。
[注11]三戶：〈「一二一七」與改組派及國家主義派〉，《熱潮》，第4期，1931年12月29日。
[注12]《熱潮》發刊詞。
[注13]頑石：〈真正的危機〉，《熱潮，》第3期，1931年12月22日。
[注14]頑石：〈中國民眾應該怎樣救國即自救〉，《熱潮》，第6期，1931年1月13日。
[注15]〈常委對於北方問題的決議〉（1932年1月7日），《校內生活》，第2期。
[注16]《火花》，第1卷，第7期，1932年1月20日。
[注17]「常委」為公佈〈法南舊區委同志答覆常委的信〉加的按語，《校內生活》，第4期，1932年8月1日。
[注18]《火花》，第1卷，第4期，1931年10月28日出版。
[注19]〈羅漢致周恩來等一封公開的信〉，漢口《正報》，1938年4月24、25日。
[注20]獨秀：〈被壓迫國的無產階級應不應領導愛國運動〉，《校內生活》，第1期，1931年11月28日。《校內生活》是托派中央辦的內部機關刊物，手刻油印件。托派把自己的組織視為學校，團是中學，黨是大學。1948年建黨前，由於成員太少，沒有成立團組織，只有週邊組織「讀書班」。
[注21]列爾士：〈中國前途〉、〈對於政治決議案的意見〉，均載《校內生活》，第3期，1932年5月20日；另轉引自獨秀：〈反極左錯誤〉，《校內生活》，第5期，1932年9月1日。
[注22]《校內生活》，第5期，1932年9月1日。
[注23]〈法南區區委擴大會議對於常委最近政治通告——目前局勢與我們的任務的意見書〉及3月14日法南區委給常委的信，均載《校內生活》，第3期。
[注24]〈常委通告第6號——為小陳及法南區委破壞組織原則〉，《校內生活》，第4期。
[注25]兩個文件均載《校內生活》，第4期。
[注26]〈常委對於北方問題的第三次決議〉（1932年6月27日）；〈伯莊對北方問題的報告〉，均載《校內生活》，第4期。
[注27]〈常委給北方特委的信〉（1932年7月25日），《校內生活》，第4期。
[注28]法南區委陳岱青等5人：《致常委的信》（1932年6月22日），《校內生活》第4期。
[注29]托洛斯基：〈再給中國左派反對派的信——論無產階級與農民戰爭〉；〈是行動的戰略不是揣測——給中國同志的信〉，均載《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01–306、307–312。
十六
在獄中（上）（1932–1937）
最後一次被捕
陳獨秀進行反蔣抗日鬥爭，沒有給敵人任何打擊，精力卻消耗在內鬥中，同時又暴露了自己。堅持在城市中進行革命活動的托派組織終於遭到了難以復興的毀滅性打擊，這是陳獨秀始料未及的。
許多大人物有神奇的「免害」力。陳獨秀一生多次遭遇被捕甚至槍斃的命運：1913年在蕪湖被反袁部隊逮捕，幾乎誤殺；1919年在北京被捕，震動全國；成為中共領導人後，1921、1922兩次在上海被捕、短暫羈押；組建托派以來，托派中央已有兩次被破獲，唯獨他倖免；1932年平生最後一次被捕，並被判刑八年之久。
1932年10月15日，新的托派中央「常委」四位委員彭述之、羅世藩、濮德志、宋逢春在上海虹口區有恆路春陽里201號秘書謝少珊家開會。被國民黨中統機關偵知後，與法租界巡捕一起聯合行動，五人全部被捕。
這次事件，必然中又有偶然。說必然，城市是國民黨統治的中心，當時特務機構已相當健全。共產黨在城市中難以進行革命活動，除秘密工作者以外均退到農村；而托派囿於原則，死守城市，成為甕中之鼈，早晚成為盤中餐、俎上肉。此其一；其二，在大革命高潮中入黨的年輕黨員和未經考驗的留莫生大批回國，很容易成為出賣組織和同志的叛徒；說偶然，是由於這次托派中央被破獲特別是陳獨秀被捕，有許多意外的因素。
濮德志保外就醫並參加「常委」後，實際上仍處於國民黨特務監視之中。有一天，他的夫人張穎新在路上碰到了過去在莫斯科留學時的同學費克勤。不料想，此人回國即被捕。接着經不起酷刑折磨，便如當時中統負責人徐曾恩所說：「寫了一張效忠保證書」——叛變了。但她不知黨內機密，無可出賣，於是與已叛變的原托派小組織「戰鬥社」骨幹徐乃達、解叔達等人加入中統組織，專門搜捕共產黨人，包括托派分子。張約費到家裏來玩，那天正好陳獨秀借濮家約見友人，讓費見着了。事後濮批評夫人粗心大意，第二天就搬了家；但是，情報很快傳到徐曾恩手中。10月15日，濮到謝少珊家中開「常委會」，特務跟蹤而至，來了個緊急搜捕。[1]
與前兩次托派中央被破獲一樣，這次陳獨秀又因病未出席，本可再次倖免。但是，由於唯一知道他住址的謝少珊叛變，晚上陳終於在家中被捕。1998年，陶希聖的女兒在香港《爭鳴》雜誌上發表回憶父親的文章說：陳獨秀「遭中共整肅後，一直在上海隱姓埋名，躲避國民黨政府的追捕。後來中共黨內反對派把陳獨秀抓起來，送到國民黨政府治安機關去。」[2]——這就完全搞錯了，以下是當時上海市長吳鐵城給南京政府的兩個密電：
香港《爭鳴》雜誌
筡日（即17日），陳獨秀被捕後的第三天電報稱：「⋯⋯共產黨首領陳獨秀在滬活動，前經與租界當局特別交涉，協同捕房偵查月餘，茲咸日（即15日）在虹口破獲共黨常委會議機關，捕獲共黨謝少珊等五人，按謝供地址，將陳獨秀捕獲。」[3]
19日的代電講得更詳細：「⋯⋯據共犯謝少珊稱甘願自首，並可將共產黨首領陳獨秀拘捕到案等語，即於當日下午7時，帶同該犯至岳州路永興里十一號樓上將共黨首領陳獨秀拘捕⋯⋯」[4]
不僅如此，謝少珊還供出了五名常委（包括陳獨秀）的真實姓名和身份以及托派中央另外幾處機關，其中有與外地組織的聯絡站、《火花》印刷所等。於是，這些機關又相繼被破獲，並逮捕了另五名托派骨幹分子。謝少珊叛賣有功，免於起訴；感恩戴德，加入「中統」（後轉入軍統），並改名「謝力功」。1938年9月30日，他奉命與兩位軍統同事以買古董名義，在上海法租界武康路一幢花園別墅內，用利斧劈殺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唐紹儀。唐在上海「八．一三」抗戰爆發後，原擬避居香港，因得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戴季陶、居正之囑，暫留滬上試探日方要求和談的條件，故而與日本大特務頭子土肥原、原田有所接觸；而另一方面，大漢奸梁鴻志、溫宗堯也的確在拉攏他，企圖組建傀儡政府。軍統利用謝力功（當時用名謝德盤）與唐的「同鄉好友」關係，錯殺了這位78歲的民國元老。由於拿不出有力證據，引起國民黨內部極大不滿。為平息風波，蔣介石下令撥付唐的家屬5，000元喪葬費。安葬時，向國民黨所有元老都發了唁電，並命國史館褒揚其功績。法租界巡捕房很快偵知謝德盤等三人是兇手，想方設法搜捕。謝惶惶不可終日，精神失常，被秘密送進重慶一家醫院。又因疑神疑鬼，總覺得有人跟蹤他，住院還帶了一把手槍自衛，引起醫院懷疑，向警方報告了情況。重慶衛戍司令部派了另一位共產黨叛徒、偵緝隊長王克全前往觀察。不料謝以為「仇家」已到，舉槍瞄準，卻被王先發制人，一槍擊斃。
視死如歸，轟動一時
國民黨仍把陳獨秀看作「共黨首領」。雖然已從偵獲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和1929年12月10日的《告全黨同志書》中得知陳組織了「反對派」，但將此視為共產黨內部矛盾。當局把陳在「九．一八」、「一．二八」時期進行的「反日反國民黨」活動看作與共產黨在農村進行的蘇維埃運動一樣，對托派的定性則是：「該黨專事赤化」，「嚴令警務人員密查拿辦」。[5]「久緝未獲之共產黨領袖」陳獨秀被捕，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廣東省黨部、湖南清鄉司令何健、新疆省主席金樹仁以及全國許多縣黨部、軍隊師黨部等紛紛致電黨中央，列數陳的各種「罪狀」，「懇請嚴辦」，「迅予處決」。[6]陳獨秀等人被捕後，在租界捕房法庭上進行反對引渡失敗後，10月18日就被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拘押。次日晨八時，即被押解到南京，並經國民黨中央黨部接洽，拘押在軍法司，準備「按軍法處置」。
陳獨秀在各界有廣大的朋友、學生和敬仰者，援救的力量比要求「嚴處」的勢力似乎更大些，而且檔次更高。如翁文灝（著名地質學家，國際地質學會副會長，受蔣介石敬重並欲聘為準備設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秘書長）、胡適、羅文幹（外交部長兼行政司法部長）在22日致電蔣介石：「請將陳獨秀案付司法審判」，不由軍法從事。次日蔡元培、楊杏佛、柳亞子、林語堂等八人更以快郵代電致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營救陳獨秀，曰：
此君早歲提倡革命，曾與張溥泉、章行嚴辦《國民日日報》於上海；光復後復佐柏烈武治皖有功；而五四運動時期鼓吹新文化，對於國民革命尤有間接之助⋯⋯顧其反對暴動政策，斥紅軍為土匪，遂遭共黨除名，實與歐美各立憲國議會中之共產黨議員無異。猶望矜惜耆舊，愛惜人才，特寬兩觀之殊，開其自新之路。[7]
此外，柏文蔚等人也進行了積極的營救活動。甚至當時被全國人民敬為「國母」的宋慶齡，還專為陳獨秀事，由滬抵京，旋飛武漢，拜訪蔣介石夫婦。[8]
於是，在「嚴懲派」與「營救派」以及中間派之間，又發生一場激烈的爭鬥。如陳獨秀在北大時期的學生傅斯年（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兼北大教授），雖是「擁蔣反共」的堅定分子，卻公開發表文章，稱陳是「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主張處置陳案應「考慮陳氏一生的行跡，及近二十年來中國革命歷史」，建議：「能夠（一）最合法；（二）最近情；（三）看得到中國二十年來革命歷史的意義；（四）及國民黨自身的革命立場。我希望政府將此事交付法院，公開審判，⋯⋯不妨依據法律進行特赦運動。」[9]
《大公報》發表的短評《營救陳獨秀》，則比較瞭解陳獨秀的性格：
陳獨秀是一個領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風格，所以只須給予他機會，叫他堂堂正正地把主張意見，向公眾公開申述，這正是尊重他愛護他的道理。如果用哀懇式的乞憐，感情式的緩頰，在法律以外去營救他，倒反轉辱沒了這位有骨氣有意識的老革命家。
短評認為蔡元培等「矜憐耆舊，愛惜人才」的話，是「多此一舉」；主張「大家應當成全陳獨秀」，即作為「領袖」，「有真誠信念，不變節，不改話，言行始終一致」。[10]
「嚴懲派」在如此強大的營救聲勢面前，有人變得瘋狂，不僅要求嚴懲陳獨秀，而且要求懲辦營救派人士。11月1日，國民黨南京市黨部以書面警告蔡元培、楊杏佛等，謂其「請寬釋陳獨秀」之電，「徇於私情，曲加庇護，為反動張目，特予警告！」廣東省黨部也電請中央「嚴辦陳獨秀，並請懲辦出名保釋之人」。湖南清鄉司令何健甚至連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稱「共黨首領提倡赤化，麻醉青年⋯⋯連日報紙所載，竟有不顧大義者曲為庇護」，仰懇「當機立斷，迅予處決」。有的則提出另一個條件：只有陳獨秀「繼續反共」，才能赦其不死。國民黨中統局主辦的《社會新聞》發表與《大公報》對立標題的署名文章《清算陳獨秀》稱：陳獨秀是「近代政治怪傑」，但「陳雖是共黨取消派，然而他是赤匪的創造者、首作俑者⋯⋯照現行法規，似應正法，而無活命之可能。反轉來說，陳雖是共黨，卻是反對共黨現行暴動政策者，而且還是一個學者，只要他繼續反共，似可不至於死。」
在托派及共產黨那邊，陳獨秀的被捕卻引發另一場爭鬥。
未被破壞的托派北方地區最大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北方區委」呼籲共產黨營救陳獨秀。在其機關報《先鋒》上發表《致中共河北省委一封公開信》稱：「審察其過去對陳獨秀同志所加一切非議誣衊之錯誤，接受反對派的政治路線，並為援救陳獨秀同志而鬥爭。」同時號召各界掀起一個「援陳運動」，口號是「起來！起來！援救中國革命領袖陳獨秀！」「中國的革命群眾和一切左翼的社團，一切革命分子都應立即起來，遊行、示威、通電、開大會，堅決不拔的為援救陳獨秀而鬥爭！」[11]
殊不知，此招正中當時心胸狹窄的中共領導下懷。瑞金出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發出一系列評論，充分表現出幸災樂禍、落井下石的心態。該報第37期先以《取消派領袖亦跑不了，陳獨秀在上海被捕》為標題加按語稱：「蔣介石不一定念其反共有力網開一面許以不死」，接着又說：「或者還會因禍得福做幾天蔣家官僚呢！」[12]陳被捕後，一度謠傳他要晉謁蔣介石，第38期又以《不幸而言中，陳獨秀要當蔣介石的反共參謀了》為標題，進行抨擊。蔡元培、蔣夢麟等以其是中共反對派為由營救時，第41期又以《陳獨秀——取消派》《叛黨！反共！》為標題，報導評論說：「陳獨秀叛黨以後，投降到資產階級去作走狗，充當『反共』先鋒，這個我們並沒有誣衊他，他的老同事蔡元培、蔣夢麟都替他老實不客氣的說出來了，這就叫取消派。」
陳獨秀本人卻安之若素。到租界巡捕房看守所，看到先行被捕的彭述之、宋逢春等人時，還玩笑說：「嗨，原以為就我一個人被捕，沒想到你們都來了。這下我可有伴了，可以鬆快鬆快了。」談到謝少珊叛變時，陳獨秀卻表示了與上次馬玉夫不同的諒解態度，說：「這孩子膽子小，上一回逮捕，他就表現出來很慌張，很不成熟。」[13]然後，他們開展了反對由租界「引渡」給國民政府的鬥爭。由於當局早已與租界勾結好，鬥爭自然失敗。10月19日，乘夜車被押解南京，在滬寧列車上，陳獨秀「鼾睡達旦，若平居之無事者然」，到南京時，還未醒來。[14]處危不驚，置生死於度外，一時傳為佳話。
陳獨秀等人被拘押到軍法司待審。十餘箱抄沒的文件則交國民黨中央黨部檢查。22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派員赴武漢，「報告捕獲陳獨秀經過，並攜去幾個捕獲的各種文件，呈蔣審核」。[15]時已深秋，天氣漸涼。被捕時帶的衣被不多，「函請當局添購衣被」。中央黨部准請，撥洋一百元。25日，全國援救陳獨秀的輿論已入高漲，國共合作大革命中還沒有資格與陳對話的軍政部長何應欽不敢造次，在軍政部會客室以「半談話，半審問」的方式傳訊陳獨秀。
陳獨秀據實表示自己與湘鄂贛等省暴動行動「毫無關係」，只是要求召開「國民會議」決定一切國是；對於抗日問題，「仍須聯俄方為有利」。傳訊畢，一個奇怪的現象出現了，在肅殺氣氛嚴重的軍政部內，竟有「許多青年軍人紛紛持筆墨和數寸長的小紙條」，四面圍着陳獨秀，「索書紀念」。陳也提起精神，欣然揮毫，草成數書：
「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注：據包惠僧說，這一條是寫給何應欽的。）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
最後，「幸而墨盡，才得解圍」。[16]
陳獨秀借此既抒發胸懷和威武不屈的氣質，又勉勵青年做抗日英雄。此情被報紙廣泛傳播後，更在社會各界人士中獲得廣泛同情和尊敬。
蔣介石、何應欽、陳立夫通過研究搜獲文件，調查叛徒，傳訊陳獨秀本人，確證陳與湘鄂贛各省武裝暴動的共產黨沒有聯絡關係，並且「反對史大林派在中國現況之下採用紅軍策略」。蔣於是在輿論壓力下作出將陳獨秀案「交法院公開審判」的決定。國民黨中央討論蔣來電時認為：「陳等所犯之罪，係危害民國之生存，國家法律對於此種罪行，早在法律上有明白的規定，為維持司法獨立尊嚴計，應交法院公開審判」，並為此作出決議。[17]何應欽即據此宣佈：「陳等雖屬危害民國罪犯，但以其非現役軍人，且犯案地點，又核與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七條前段規定不合」，「本司無權管轄」，遂令軍法司備文將陳等轉送江蘇省高等法院，公開審判。[18]
「援陳派」取得了第一場勝利。陳獨秀、彭述之等一行轉到江寧地方法院看守所拘押。
這是1932年10月30日《大公報》刊登的陳獨秀與彭述之在江寧地方法院看守所的照片，旁邊的文字寫道：「共產黨陳獨秀、彭述之解送江寧地方法院，在候審室攝影。左為陳獨秀，右為彭述之。時陳、彭態度，均頗從容，二人皆着灰色棉布長袍，黃皮鞋，棕色布褲，頭戴青灰色半舊呢帽。陳面容憔悴，兩鬃已斑。彭雙目赤紅，眼疾頗重。」
在江寧看守所的陳獨秀與彭述之
此後，11月14日出版的《國聞週報》在〈時人匯志〉專欄中截取左邊半張照片，介紹了陳獨秀的簡歷。可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社會調查科(中統局前身)辦的《社會新聞》雜誌，不知為何，卻截取了右邊半張照片——彭述之，作為「陳獨秀」刊出，介紹說「囹圄中之共產黨取消派領袖陳獨秀仲甫氏」。[19]
於是，彭述之的照片，就作為「陳獨秀」的照片訛傳下來。1965年，台灣中共黨史專家王健民先生在他的巨著《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一編編首的照片「中共第一次大會代表之一部」及「中共之五代首領」中，把當年《社會新聞》截取的這張照片兩次誤為「陳獨秀」，赫然列出。1977年5月，台灣最大的近現代史資料及研究雜誌《傳記文學》第30卷第5期，封裏刊登的陳獨秀各個時期的照片中也出現了這張以訛傳訛的照片。
在大陸就更怪了。1982年2月，中國學術出版社翻譯出版的載有400餘幅珍貴歷史照片的大型精裝本著作《斯諾眼中的中國》第68頁，把右邊半張照片單獨列出，說其是「陳獨秀」。1991年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中共中央組織部與中央電視台聯合攝製的大型紀實電視片《中流砥柱》第6集，也把這張假照片作為「陳獨秀」介紹給觀眾。筆者當即寫信指出錯誤。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呂楓很重視，特別派人到我處索取資料，第二次放映時進行了修改，並告訴我在錄影帶上也作了修改。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幾十年來那半張一直被埋沒的真正的陳獨秀照片，這時終於出現時，卻又被當作為「彭述之」，刊登在當時為紀念中共成立70年由中國革命博物館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巨型豪華本《中國共產黨70年圖集》第164頁上。真是假作真來真亦假。事情到此還沒有結束。1997年《炎黃春秋》第1期刊登辛平寫的《陳獨秀秘書黃玠然談大革命前夜的陳獨秀》一文時，又一次以彭為陳，將照片放大刊出。
對以上訛傳情況，儘管筆者曾一再作出糾正，後來各種媒體上還是一再出現，真是糾不勝糾。
堪稱傳奇的審判與辯護
一方面不少軍政要員要求嚴辦陳獨秀，另一方面相當一部分開明人士和社會名流紛紛營救陳獨秀，法院對此頗感棘手。直到12月31日，才由江蘇高等檢察官提出起訴書，稱陳獨秀、彭述之等人「組織以危害民國為目的之團體或集會，均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六條⋯⋯合依『刑訴法』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一項，提起公訴」。這個起訴書直到第二年4月法庭開審時才公佈。可見為審理此案頗費心思，慎之又慎。
「營救派」蔡元培、胡適等在取得交付法院審理的鬥爭勝利後，紛紛向陳獨秀推薦著名辯護律師。摯友章士釗自告奮勇擔任陳的義務律師，陳接受了。轉向托派後，陳本來就主張「合法鬥爭」。因此對這次法庭鬥爭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才有以上在巡捕房、滬寧列車、軍法司時的特殊表現。在接受法院傳訊時又表示：「願尊重國家法律，望政府秉承大公，不參加個人恩怨，法律判我是罪有應得，當亦願受。」[20]
1933年4月14、15日，陳獨秀等被捕半年後，江寧地方法院第一次開庭審理此案。先是法庭調查，陳獨秀不亢不卑、光明磊落地宣佈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在回答為甚麼被中共開除時說：「因意見不同。」主要在紅軍問題上，「先要有農工為基礎，等有政權，才需要有軍隊」；「照現在狀況尚用不着紅軍」。因此「與皖湘閩贛等省共黨不能合作，是因政策不同」；同時毫不隱諱地宣佈其根本主張是：「推翻國民黨政府，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並申述三點理由是，國民黨政府：一、刺刀政治，不合民主政治原則；二、軍閥官僚只知集中金錢，人民則困苦到無飯吃；三、人民主張抗日，政府步步退讓，不抵抗。「根據以上三點，人民即有反抗此違背民主主義與無民權實質之義務」，宣稱托派最終目的是「世界革命，在中國需要解放民眾，提高勞動者生活。關於奪取政權，乃當然的目的」。在法庭要求他檢舉別人時，以不作「政府偵探」為由，拒絕指認其他被捕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