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冬，陳獨秀利用「優待」條件，通過經常到南京軍人監獄探望鄭超麟的劉靜貞（鄭的妻子，當時化名吳靜如），與「臨委」建立了聯繫。陳委派劉為他與臨委之間的交通員，一、二個月來一次，傳進臨委的文件、刊物和書信，帶出陳的文章、意見和信函。陳原本想以這樣的方式遙控獄外的托派組織。但是他任中央書記時，尚且未能有效領導組織，現在又有誰能聽他的遙控呢？於是就出現了更加混亂的狀況。
1933年9月29日，陳獨秀在獄中為臨委起草了一個名為《目前形勢與反對派的任務》的綱領性文件，遭到獄中彭述之和獄外劉仁靜等人的強烈反對，更有許多更左的托派分子反對陳、彭、劉的主張，並把歷史上的爭論也扯出來，於是爆發了一場時間很長很激烈的爭論。各人都以托洛斯基「不斷革命論」的權威解釋者自居，罵別人是「機會主義」。臨委原想整頓已經癱瘓了的組織並積極開展活動，現在思想這麼混亂，怎麼整頓組織？又怎麼能開展活動？不得不先集中力量組織討論，把思想統一起來。
這場討論首先從1933年11月23日出版的《校內生活》第7期「組織問題專號」上開始。這時任曙離職不久，陳其昌等人還未上台。這期內部刊物刊登了陳獨秀以「雪衣」為筆名寫的《目前形勢和反對派的任務》，同時登出陳其昌等三人寫的《我們對於目前工作的意見》和陳其昌個人寫的《一年來上海組織現象的教訓》，還有四篇署名文章《反對派危機和同志間應有的覺悟》、《目前應該做甚麼》、《一個提議》、《我們怎麼幹》。可見這一期的全部內容是檢討托派目前（包括過去）的危機和尋找新的出路的。就在這一期的署名「昔冠」的文章《一個提議》中，明確提出：「一切關於某些根本問題及策略問題上因解釋或主張不同而發生之分歧，則應容許在內部討論，最好是每個有意見的人對某幾個要點簡潔明確地寫出來，一面交內部公開討論，一面彙集某幾個不同的要點請國際指示。」
此前11月20日發生了一次重大事件——因「一．二八」抗戰被蔣介石排擠到福建去「剿共」的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鼐、陳銘樞與李濟深等反蔣勢力聯合，發動「福建事變」，成立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與共產黨、托派進行聯絡。如何認識和對待這個事件，引起托派內部的熱烈討論。臨委採取陳獨秀提出的「與向左盤旋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的策略，派委員嚴靈峰參加了福建政府。
臨委特請陳獨秀起草了一個「宣言」——《福建事變之原因與其意義》。[9]在「一．二八」事變中，他以常委名義作出與「向左盤旋」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並聯合中共紅軍、首先推翻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決議案失敗後，再度表現出「反日反國民黨」的亢奮。這個宣言，完全是「一．二八」事變時起草並通過的「常委決議案」的翻版。
臨委派出宣傳委員嚴靈峰參加「福建人民政府」。共產黨為了擺脫被「圍剿」的困境，也派去了代表潘漢年表示支持。托派的目標只在於想利用這兩方面的勢力來壯大自己的影響而擺脫孤立的困境，推動城市革命運動復活起來，各方並無合作誠意，成為這次事變失敗的內因之一。不過，三方能夠走出這一步仍然帶有歷史的進步性。特別是托派，在陳獨秀不再主持中央的情況下，能接受陳的思想，改變不能與資產階級有任何「共同行動」的策略，走出自己組織的小圈子，值得肯定。
彭述之借助陳獨秀與獄外建立的聯繫，也積極寫文章，為托派如何應對「福建事變」出謀劃策。開始時，對「福建事變」的評價與陳獨秀及臨委相似，相當之高。劉仁靜起初也表現得相當的樂觀和積極。但是筆鋒一轉，批判陳獨秀（以筆名雪衣）發表的去年九月政綱，斥問「雪衣是否堅持它（指蔣政權——引者）是在穩定？」[10]
陳獨秀對這次事變的態度，如上述他給臨委起草的宣言那樣，是全面的，既有樂觀其成的一面，又看到其根本的弱點而會失敗的一面，因此提出了幾條促使它向成功方面轉化的主張。其實，當時的托派臨委，由於力量和影響的極度衰微，除了派嚴靈峰去發表一些大家不能接受的極左言論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作為。即使陳獨秀來親自指揮，也不會兩樣。「福建事變」的失敗，沒有出於陳獨秀的預料，反而更證明他的九月政綱的正確。各派都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劉仁靜更擺出一貫正確的架勢，猛烈批判臨委的觀點和策略，同時又批判陳和彭，從而導致臨委的再一次改組。由陳其昌等人組成的新臨委點名批判了各方對於「福建事變」的意見（包括前臨委）。陳獨秀受到特別的重視，而成為新的討論焦點。
3月15日新臨委以「中共左派反對派宣傳部」的名義，編發了《福建事變與反對派——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一》，把各種意見都彙集起來，並加以評論。到這年10月，除了《校內生活》七、八、九、十期之外，還共出了三個討論集（均是手刻油印件），共計46篇文章。陳獨秀以「雪衣」、「頑石」筆名撰寫的有10篇之多。
這場大爭論，又是圍繞着陳獨秀在上述《目前形勢與反對派的任務》一文進行的。這篇文章主要觀點如下：
1、國際形勢：「以現在國際關係，各強國間一有戰爭，遲早必然國際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機未成熟前，簡單兩國間的戰爭是很難想像的，況且歐洲進攻蘇聯的聯合戰線已經解體，美俄之日漸接近，日本未必敢於單獨向蘇聯武裝進攻。」
2、國內形勢：陳獨秀認為經過「九．一八」、「一．二八」和華北事件三大危機後，「大資產階級已一致擁護國民黨消極對日讓步，積極依賴英美的政策⋯⋯工人群眾在消沉狀態中。農民除少數特別區域外，最大多數除悲歎駐軍、土匪及苛稅雜捐之厄運外，還沒有別的舉動。」
3、托派的近期目標：「在這樣的國際和中國的形勢之下，至少在一九三五年以前，世界上幾個主要國家如果沒有意外的大的事變發生，這二三年中，還只能是反革命抬頭，革命低落時期。在此革命低落期下，不應該採用過高的自欺的口號，如『蘇維埃』等。」
應該說，陳獨秀的這個政綱除了「國民會議」是空想外，比較切合當時托派組織的實際情況，同時又是托派在極度衰微的狀態下無可奈何的選擇。這個政綱寫得既簡明扼要，又全面具體，表現出他遙控托派領導工作的殷切心情。因此受到臨委的極大重視，首次發表在《校內生活》第7期後，又在1934年5月12日出版的《政治問題討論集之三——國民會議與蘇維埃》中重新發表。
而且，從1933年9月到1934年10月出版完三集《政治問題討論集》為止，臨委像走馬燈似的換了幾次，但對陳獨秀的意見都十分重視。為了發揚民主，劉仁靜（筆名「列爾士」）、彭述之（筆名「區白」）的文章也較多。對此情況，托派內部也不是沒有意見，如蔣振東曾寫信給臨委批評：
「反對派內部討論問題之傳統錯誤——即只是少數幾個同志說話，大家處於旁觀者地位。黨完全忽視下層同志的反映。因此一切問題雖討論經年，下層同志的領會程度實是很有限」；「國際只有託同志文件介紹，國內只轉來轉去發表少數同志的舊皮襖之文章，因此前者尚不過使人感覺偏枯，後者簡直使人討厭。」[11]
新臨委為此辯解說：
如果有同志對於少數政治認識高的同志的意見，因其常發表便覺得「討厭」這種情緒是應當制止的。直到現在，內部討論的各問題，都是必須解決、或將來在事實上要遇到的。這些討論任何同志都不該輕視。
對於常委，原則上當知道常委有權：（1）不發表無教育意義的文章；（2）先發表重要的文章。[12]
由此可見，陳獨秀的文章在當時托派領導者眼中的確是「政治認識高的重要文章」，因此得到了臨委的重視，從而總算起到遙控托派的作用。
其實，這場大討論早在1933年9月陳獨秀提出托派新政綱《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之後第9天就提出了。10月8日陳以「雪衣」（獄中文章多以這個筆名發表，無非是說明清白而蒙冤）筆名寫的文章《幾個爭論的問題》[13]實際上已提出了討論提綱和托派內部長期爭論的五大問題：
（一）民主運動問題
（二）「民眾政權」口號問題
（三）國民會議問題
（四）經濟復興問題
（五）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問題
托派內部油印的討論集之三下冊
此文發表後如同引爆了一枚炸彈，連同九月政綱，受到了被他點名的劉仁靜、彭述之及其他極左派猛烈反擊；陳也進行反駁。同時，劉與彭以及極左派之間，也互相批判，形成了一場大混戰。每人都說自己是「真正的托洛斯基者」，罵對方是「可恥的機會主義者」。1934年1月16日，陳在一篇文章末尾為托派的發展總結出三條路線：
（一）「胡年的路：經濟復興，主要的是抵制日貨以開闢國內市場。」
（二）「區白的路：反蔣就是執行民主民族鬥爭任務。」
（三）「雪衣的路：國民會議鬥爭，在這一鬥爭中打擊國民黨軍事專政以至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發展中國經濟。」
「我們走哪條路呢？」[14]
彭述之等還是不服，27日撰萬言長文，猛烈抨擊陳獨秀的《國民會議與蘇維埃》一文「將蘇維埃儘量說成一文不值⋯⋯而用刷子將國民會議刷成最光輝美麗的顏色」；[15]劉仁靜也回擊陳獨秀，批評陳對資產階級的估量是動搖的，一到資產階級向左盤旋時（如十九路軍之抗日），「就對它不免發生幻想」；而對形勢的估量，「比我更不如」。[16]同時，劉又完全同意陳對彭的「單純倒蔣」策略的批評，但又說陳過去也犯有彭同樣的錯誤（如反蔣問題上與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表揚彭「已承認了一九三二年的錯誤」（指主張「組織蘇維埃」——引者），而陳堅持錯誤。[17]
對於這種無聊的爭論，陳獨秀實在感到厭惡，2月10日，他以《應該這樣答復嗎？》[18]為題，指責彭述之只會「亂造謠言和亂抄革命文件」，避而不提辯論的中心問題，而「滿紙的題外遊詞，這樣的答復只是他表示自己沒有爭辯能力」。然後，反駁劉仁靜，堅持認為「一．二八」時「路線是正確的」，「福建事變」時自己起草的宣言也是如此。[19]
此後，這種名為「討論」，實為錯誤思想之間互相「攻擊」的爭吵，一直持續到1934年7月份。陳獨秀最後聲明自己的基本觀點是：「打倒國民黨、國民會議萬歲」，「不但是我們的基本路線，並且可用為在現時的宣傳口號。」[20]——陳以這一簡單的界線，劃清了他與劉、彭及托派中一切極左派的立場。
這種「爭論」，由於沒有一方掌握着完全的真理（陳獨秀只在民主問題上掌握着部分的真理），皆沒有說服力，因此不可能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只有更加離心離德。於是，一個旁觀者——尹寬致函陳獨秀勸阻結束這樣的「爭論」。信抱怨「五、六年來，反對派尚停滯在小團體的狀況中，尚未得着發展」，現在是「不僅還沒有鬥爭的基礎，並且還沒有端正方向，還在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之中」。尤其是「一．二八」事變及「福建事變」中所存的一些幻想遭到失敗，完全陷於「消極狀態」；表示自己不願「加入現時爭論的漩渦」，因為這種爭論「太濫費了，急待結束」。[21]
實際上，由於兩個外國人和北方一批年輕托派分子到滬，這場爭論早在4月份就開始轉向了。
極左派發動內部政變
陳獨秀這次被捕入獄和托派中央再次被破獲事件，引起僑居在土耳其進而轉移到法國巴黎（1933年7月）的托洛斯基和托派國際的嚴重關切。但直到1934年，他們通過在上海《密勒氏評論》週刊的副主編和《達美晚報》編輯格拉斯（C. Frank Glasse，中文名字李福仁，在《密勒氏評論》週刊的地位僅次於親共的斯諾），與中國新的托派臨委取得了聯繫。
李福仁是英國人，曾去南非做新聞記者，加入共產黨，旋又轉向托派，後來到美國，參加美國托派組織。據王文元說，他早在1931年初就從南非來過上海，想參加中國革命，特別想參加托派活動；但因當時托派組織一再遭受破壞，因此在1933年11月離開上海到紐約，與美國的托派同志會晤，同時和蟄居在法國的托洛斯基通信，討論如何辦理由美國人伊羅生（原名Harold R. Isaacs）在中國主持的《中國論壇》，並取得了與中國托派聯繫的地址。因此，1934年2月他來到上海希望幫助重振中國托派組織。
恰巧與此同時，原任中共中央週邊報紙《中國論壇》（表面上是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機關報）主編的伊羅生，由於不同意中共中央宣傳部指示的辦刊宗旨——在白色恐怖下宣傳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以及莫須有地批判所謂托派罪惡（即中共中央要他寫一篇批判左派反對派的文字，他認為是誣衊而拒絕），也轉向同情托派。[22]這兩個外國人首先結識劉仁靜，受劉的影響較大。與陳其昌為首的新臨委接觸後，格拉斯首先認為陳因中央連續破壞，推行的工作方針太保守，建議增加年輕成員。於是，把未遭破壞的北方托派組織骨幹史朝生（又名施頌德）、劉家良、扈煥之（又名胡文華）、王樹本（又名王耀華）等，先後調到上海。他們首先控制了上海滬西區委，作為他們的據點。
陳其昌為首的臨委比較傾向於陳獨秀的九月政綱，主張運用民主口號與廣大群眾發生聯繫，反對中共組織「赤色工會」與國民黨的「黃色工作」對抗的「盲動主義的工運策略」；充分利用一切公開的、改良的甚至反動的工會，作團結群眾及反國民黨反資本家的鬥爭。行動口號是：召集普選、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的國民會議。認為正確的「聯合戰線」是「布爾什維克的策略」。[23]因此他們曾要求參加宋慶齡主持的上海「反帝國主義戰爭和反法西斯大會」，[24]表示：「同意這個會議，我們特地為這個會議準備了一個宣言。我們熱誠地動員我們的一切組織，去執行這種工作。」但同時又聲明：「我們在會議中必需堅持我們對於參加的一切黨派的理論、政策、行動之討論和批評的絕對自由！」[25]對這個在白色恐怖下進行的反帝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示威的會議，他們要求對「一切黨派⋯⋯批評的絕對自由」，這不是去吵架，去分裂嗎！而大會又是共產黨佈置的，自然他們不可能獲準參加。
但是，格拉斯和北方來的年輕托派是一批更加極左的份子，也影響到劉仁靜在思想和行動上更加左傾起來。他們聯合起來，反對陳其昌為首的臨委及其支持者陳獨秀。他們從政治和組織上同時發起進攻，早在1933年12月，劉仁靜和史朝生曾為托派臨委起草關於「福建事變」的決議和意見，就認為軍閥內部有無戰爭是民眾運動漲落的標誌，福建獨立是老蔣完結的開始，並認為如果在此時運用國民會議策略是幫助蔣介石政府，並且反對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線和「共同行動」。同時，由於自感力量太弱，中共的紅軍運動又在第三次左傾路線領導下日漸衰落，因此他們又把革命再起的希望寄託在國際突然事件上，如爆發世界大戰。所以，他們又反對國際上和國內宋慶齡領導的「反戰運動」、「反戰大同盟」等。
於是，在當時開展的內部理論與策略的討論中，他們一方面支援討論，以便統一認識，產生一個比陳獨秀九月政綱更左的新政綱，另一方面，把主要的興趣卻放在組織的改造上，企圖奪取托派的領導權，甚至組成一個「新政黨」。因為1933年由於史太林指示德國共產黨支持打着「社會主義」旗號的希特勒上台，托洛斯基宣佈共產國際已經「死亡」，改變了「挽救」共產國際及各國共產黨的方針，號召各國托派另立新黨。這些青年托派就提出放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名稱，提議組織新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格拉斯、史朝生、劉仁靜等人，從政綱和組織兩方面，同時發起攻擊。
鑒於目前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陳獨秀也認為1931年托派統一大會上通過的綱領，已經不適用，應該起草一個新的綱領。他1933年提出的九月綱領，就是為新綱領的誕生作參考的。所以，陳其昌臨委委託劉仁靜起草了一個《政治決議草案》，並在1934年2月20日臨委會上通過。這個草案又受到史朝生為首的滬西區委、彭述之、羅世藩等人的嚴厲批評。但陳獨秀看了這個草案後表示：
政治草案我讀了一遍，覺得大致可以用得。我老早即認為民眾運動的開始抬頭而又低落下去的現在，正需要適合現狀的這樣一個政治決議案。我去年第一次向臨委建議就是這個意思。或者有人就不能退卻和消極，消極固然不可，依客觀的形勢，退卻有時是必要的，而且有時是革命的。退到我們能夠站住腳的地帶，能夠積極的為準備進攻而站住腳的地帶，比任何激烈的詞句都要革命些。
同時，他也對臨委通過的《政治決議草案》提出了幾條重要的修改意見，如：「滬西區委的意見，頗有價值，應該值得注意，有許多地方很可以採納的。」
他提議，在決議案中，「應該說到——明確的說到國際運動的總口號應該是『打倒法西斯蒂的工人聯合戰線』，而不是『擁護蘇聯』（『擁護蘇聯』是某一時期某一環境的特殊口號）；中國運動的總口號，應該是『打倒國民黨，實現徹底民主的全權的國民會議』；而不是『倒蔣』。『倒蔣』只能是某一時期某一環境一種特殊的臨時行動口號，等於『打倒資產階級的十個總長。『打倒十個總長』若用為中心政治口號，豈不荒唐！」
對於國民大會，由於劉仁靜熱衷於他的「經濟復興論」，所以「草案」沒有提及。陳獨秀認為「草案」不應忽略：「在沒有革命運動的現在，國民黨準備召集國民會議頒佈憲法，這些現象，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問題。一個革命的政黨對此置之不理，那便是自己表示不存在了。如果應該不理，亦必須向群眾指出應該不理的理由。草案對此太過疏忽了。」
陳獨秀的最後意見是希望托派內部思想儘早能統一起來：
《火花》最好自然是又不缺又不濫，然目前只應「寧缺不濫」，集中力量發行討論集及《校內生活》。因為主要的意見不一致，誰都無法在《火花》上做文章；因為它必須是集體的意見，不應各人說各人的道理。我早已對同志們說過，沒有集體的意見，一切工作都無從進行的。特別是政治宣傳呵！[26]
史朝生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集中攻擊「常委對總的問題——特別是重要的政治問題，準備得太緩慢和太不充分」，「常委在政治上沒有代表全體同志的意見明白規定我們目前的政治路線，且沒有作經常的政治分析和指導；在組織上則日漸失去同志的真正信仰或期望」；這是因為「過去五個月之久一切問題幾全由常委三人決定」，[27]因此要求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儘快召集代表大會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4月12、17日，史朝生發起突然襲擊，分別致函陳獨秀和陳其昌，前信批評陳被捕後的托派中央只注重上海的組織，忽視全國的工作，而且沒有及時組織討論，統一思想並召集全國代表大會；「只把眼睛往上看」，「單純的仰望幾個『老成』和『有能力』的同志」「挽回危局」，弄得上海的組織「幾乎潰散」，各地的組織「極無生氣」；主張在全國範圍上去集合一切優秀的堅決分子，召開臨時大會，推舉「特別委員會」，代替「臨委」，以籌備全國代表大會並擔負過渡時期中全國性指導工作；還提議臨委做一個關於目前爭論問題和組織工作的草案和大綱，發到各地及下級討論。[28]後信則直言譴責陳其昌為首的三人常委「工作方式好像是個保姆或教授，一切重要的工作問題不能儘量用民主方式⋯⋯來解決」。要求「常委自身應速將各種重要的政治問題作一扼要的總的討論和大致的決定」；「在最短期內（大約一二個月）」召集廣東、北平、山東這三處的代表「來滬共同討論，並決定幾個重要的任務（如籌備全國代表大會及幫助推動目前工作）」。[29]
與此同時，當陳其昌常委準備修改政治草案時，他們又急忙拋出一極左的《提綱》，要求代替《草案》，理由是「修改太麻煩，提綱比草案好」。但提綱「經過常委多數反對後，他（朝生）又攻擊常委不修改草案」。[30]
5月15日，史朝生列席「常委」會議，提出事先準備好的《當前推動組織的步驟》，重複了以上二信中的意見，強烈要求常委與各地代表「成立一全國反對派大會籌備會」，「建立比較滿意的領導機關」；「一切消極、悲觀乃至對組織採取絕望的情緒或傾向，必須和它堅決鬥爭，並予肅清（用說服和紀律制裁）」。[31]真是氣勢洶洶，咄咄逼人。
一向以穩重著稱而被大家尊為「大哥」的陳其昌，受了這些抨擊，也跳了起來，被迫撰長文予以反擊，逐條批駁史朝生的指責後指出：「應該絕對排斥無計劃的急進主義——如主張盡可能的多開活動分子會、臨委擴大會等⋯⋯而應盡可能的少用大會或小會，不要引進可懷疑的群眾」；文章無情揭露了朝生在修改常委提出的《目前形勢與任務》草案問題和等待國際來信問題上出爾反爾的兩面派手法後，斥責朝生的「民主」，「實際是搗亂組織的辦法！無政府主義的辦法！小資產階級傾向的表現！」「只能使組織更加混亂！」[32]——陳其昌的這種思想和工作作風，正是汲取了陳獨秀時代的經驗教訓。
同時，對史朝生、胡文華、王振華三人起草的《提綱》，陳其昌也斥之為：「不但文字技術拙劣，使它許多地方辭不達意或意思含混或顧此失彼，而且到處都是內容的錯誤，甚多前後矛盾。而對於一個政治決議所負的中心任務，即指示形勢和鬥爭策略，一點也未告訴我們⋯⋯不配代替草案。」[33]
陳其昌的反擊，正中蓄意奪權的極左派之懷。史朝生又連續寫出長文逐點批駁陳其昌的文章，斥責陳其昌：「官僚主義受人批評時，常不肯虛心考慮問題，而企圖用威名來抵制下級同志⋯⋯這種家長或上司或史太林粗暴的態度，實際是剝削階級對被剝削階級之某種意義上的反應」；「天曉得這些『計劃』或『辦法』！！政治上怎樣發展？計劃哪裏來？怎樣使計劃完善？水準怎樣提高？計劃怎樣才能整齊？」
最後他提醒說「數月前某次宣委會上不但我堅決主張另行起草『提綱』，即仁靜同志也明白的答覆：『我贊成老施的意見，另草提綱，不必修改我們起草的草案』」，並「改變等待國際來信四個月」召開代表大會的主張，要求儘快籌備大會，[34]稱與陳濟棠、胡漢民、馮玉祥等「反蔣」政派建立「首先推倒蔣介石」的「聯合戰線」，「那是最大的機會主義幻想。決議案上如果這樣補充上去，只有斷送共產主義同盟的生命」。[35]
馮玉祥，民國時期著名軍閥、軍事家
陳獨秀在「聯合戰線」問題上，明確站在陳其昌一邊，來信表示：
只要有接近群眾的機會，不但急進的小資產階級之運動應該參加，即反動的資產階級機關（如基督教青年會）亦應該參加。如果因為毫無力量與運動，空口和福建獨立的政府黨去談判合作這種無聊的政治之失敗遂盲目向左邊跑，跑到拒絕與幹部派（指中共——引者）、第三黨的社會運動（並不是建立政權）合作，即是禁止同志參加孫夫人的某種運動，這顯然是一個錯誤。這種錯誤不用說，是中了劉仁靜反對任何形式共同行動之毒。這種危害於我們的運動，將不在機會主義之下！[36]
因此，史朝生他們照樣按他們的既定目標急進。在組織上進攻的同時，政治上也發起攻擊。他們以「滬西區委意見書」的名義，在12月5日，發表了《我們目前必須確定的幾個重要問題》，強調「有幾個極嚴重的政治問題或原則問題，必須馬上作一個明確的解決」：
甲，「根本反對『與上層（無群眾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政黨建立反帝反戰反蔣反國民黨聯合戰線』的思想」（着重號為原文所有——引者）。
文件特別認為宋慶齡、胡漢民等的「抗日」或「反蔣」完全限於口頭的、紙上的虛偽的作用，「所以誰如果希望這些政派和上層分子會接受我們的政綱，能和我們共同行動⋯⋯那只是在我們內部散佈十足的機會主義幻想，替胡漢民宋慶齡李杜等軍閥政客作說客」；如果自己不「努力與下層群眾找聯繫」，「而將希望寄託在上層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集團上面，這樣悲觀的右派路線，我們要堅決的反對和徹底的肅清。」
乙，「贊成國民會議策略」。
文件稱：「國民會議口號是我們在目前的中心策略。」但指出：有的同志（暗指陳獨秀——引者）認為除了喊叫『打倒國民黨，召集國民會議』的口號」外，不能有別的方法，「是不利於革命運動的發展的」。我們在實際行動中，亦可以發動群眾罷工示威，向國民黨政府要求，立即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
丙，「確定我們對目前革命形勢的認識及我們的革命工作的中心」。
文件指出：目前革命消沉主要原因，除了客觀因素外，「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正確而努力的領導，亦是必要和主要的因素之一」。因此主張規定新的基本綱領，「原來的《反對派綱領》（即陳獨秀中央時的綱領——引者）已經不夠了」；對外要用一切方式與工人群眾發生聯繫，發表重要的綱領及宣言等。
丁，「實現黨的民主」。
格拉斯、史朝生、劉仁靜等人，圖窮匕見，終於亮出殺手鐧，說：「這一年來，上海的組織是一個民主的和有充分準備的擴大會議都不曾召集過，一切政治問題及組織問題的決定操在二、三個常委的手裏。假使他們把政治路線和組織工作弄得很糟，我們將怎麼辦呢？那除非全體或多數同志起來幫助它糾正它。這就叫做實行黨內民主。」
⋯⋯
就這樣，雙方矛盾終於不可調和，到1935年1月2日，格拉斯、史朝生、劉家良、劉仁靜等人，盜用「常委」名義，向全國各支部發出了《臨委緊要通告——關於召集上海代表大會》的文件。[37]
通告一開始便稱：「目前我們面前擺着許多嚴重的政治問題和工作問題，解決的辦法⋯⋯就是召集上海的代表會。」接着提出了幾個「必須解決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批判「聯合戰線」（「共同行動」）問題，認為「政治上最嚴重的就是所謂『聯合戰線』的問題，這個問題不但關係於我們的策略問題，同時關係於我們的階級立場。現在組織內以及我們臨委內顯然存在着兩個絕不相容的思想和路線，並指出是「雪衣、商起士、莊、昌」的觀點——「認為我們可以和自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政派共同行動，首先推翻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或『在抗日、反戰、或倒蔣這一點上共同行動』。他們因此主張『為了提高反對派的政治地位，我們應該正式參加宋慶齡、胡漢民及史大林派所發起的武裝抗日大同盟』、『反戰大同盟』和他們『合作社會運動』、『合作機關報』等等。」而他們（史朝生、劉仁靜、滬西區委等）「根本反對這種意見」。因為「中國任何的自由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政派都與帝國主義及軍閥勾結，他們不會實現反戰、抗日或與民眾共同舉行政治革命，推翻蔣介石的軍閥政權。」通告還提出「國民會議的策略、革命形勢的估計及我們工作的重心、『反戰』『抗日』是中心口號與否等重要問題，我們都必須提出來予以明確的決定」。
通告的中心問題是指責臨委故意拖延召開代表大會和臨委的改組，說「臨委原十人，現只剩四人，常委亦只剩下二人，且常委本身關係甚薄弱，支部生活只靠臨委或區委中個別同志領導等」，因此，「現在臨委決定十日內召集大會」，要求各支部限於十日內選出代表一人參加。
事後，陳其昌揭露此《通告》出籠的不光明的情況是：「自從老何同志失蹤以後，常委二人幾乎事事對立。我曾主張由我和胡（即胡文華，代表北方青年托派參加臨委常委——引者）同志各提出二位候選人，交各同志選補一常委。但胡同志不同意，他要召集上海活動分子會議改選。我同意了他，並規定了議事日程，由他負責妥找開會地址。我正在等待着找好地址開會，忽然發現了《臨委緊急通告》。這通告不但把活動分子會議名稱改為上海代表大會，並且所規定的議事日程和討論的內容，也完全和以前規定者不同，極大部分是我素來所堅持反對的。」[38]
陳獨秀知道陳其昌派是擁護自己的，但的確也有史朝生派指出的某些缺點，因此他不想袒護任何一方——把組織推向公開的分裂。於是，他如同以往，把反對自己和擁護自己的兩派，都視為同志，出於組織統一和愛護同志的善良願望，企圖調解雙方的矛盾。在1月5日，他復函陳其昌和史朝生等，首先要求「暫時停止爭論，立即召集代表大會來解決」；「我在《校內生活》上觀紀施（即陳其昌和史朝生）二人的爭論，未免太瑣碎了，像這樣爭論下去，有甚麼好結果呢？我認為草案和提綱同樣不高明」；尹寬起草的另一《政治草案》「簡直是中國的『近代史』或『黨史』」，「陳詞濫調，毫無生氣⋯⋯決不能在同志中發生必須讀完的興趣」。他認為「指導政治行動的決議案，永遠不宜做從昆侖山發脈的政治經濟大文章」因此，他主張「草案」與「提綱」都不用，「由代大另行起草。我並且現在寫了一草案貢獻於代大」。
這裏，除了史朝生與陳其昌兩派外，陳獨秀無意中又提到尹寬也有一個《政治草案》。加上陳獨秀的「草案」，當時只有幾十人的托派竟有四個政綱，可見思想混亂和分裂到甚麼程度。轉而，陳獨秀批評了昌兄「濃厚的實際工作派的觀點」，指出：「我們的政治鬥爭的中心口號和日常鬥爭的口號不同，有時不能遷就群眾的政治水準，實際工作派往往根據某些群眾的見解來觀察批評先鋒派的政治理論，有時很容易走到機會主義，史大林就是實際工作的大將。」但是，陳信的重點是批評史朝生起草的「滬西區委意見書」中關於聯合戰線、國民會議、革命形勢、黨內民主四個重大問題上的錯誤，警告史朝生等人：「至於整紀和清黨，應該『行之以漸』和『去之太甚』，並且必須於代表大會後舉行之，目前萬不可操切！！！」[39]——陳獨秀用三個警嘆號表示對這個問題的嚴重關切。
這封信表明，陳獨秀這時還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在托派「總書記」的位置上，他的政治水準無疑是高出於各派之上的，但他沒有意識到，他的威信和地位卻早已不如往昔了。
差點被托派中央開除
但是，史朝生派對陳的信和他提出的綱領不予理睬，甚至認為陳獨秀的綱領和「指定名單命令他的人召集全國代表大會」的主張，感到非常可笑，認為陳太不識時務了。1935年1月13日（《臨委緊要通告》發出後的第十一天），史朝生們終於緊急召開了「上海代表大會」。會後發出的《中常委通告第一號——關於最近上海代表大會及決議》[40]承認，由於某支部代表因故缺席，法南支部及書記其昌等人棄權，只有七人參加。又稱大會由S（即史朝生）同志和W（胡文華）分別作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後，全體代表熱烈討論一致通過十項決議，而第一個最重要的決議就是所謂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共同行動」問題，點名批判陳其昌、尹寬等持此主張的同志，是「徹頭徹尾史大林的國民黨政策，是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說客，大會認為只有與這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及分子作無情的鬥爭，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才能前進」。
不僅如此，此決議還全面攤牌，把陳獨秀、陳其昌、尹寬等有意無意中表達過的思想或根本沒有的觀點，全面批判並威脅要作組織處理——開除。宣稱：「目前一切公開或秘密的保留與自由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共同抗日倒蔣，反戰反帝，說『紅軍』是『土匪』，說『黨的民主現在談不上』，說蘇聯不是工人國家而且日以『和平』轉變為資產階級的國家，以及認為新黨在中國不一定必要，將來也許仍舊用『反對派』方式改良史大林派等原則上意見錯誤的分子，應作最後一次的談話，假如他們重新考慮之後，放棄這種意見，我們是同志，否則立即開除出黨。」這裏例舉的「說法」主要是陳獨秀的，有些是他原來的觀點，有些則是新的，如「蘇聯已經不是工人國家」的觀點，嚴重違背托洛斯基的教誨，因此托派特別不能容忍。據王文元回憶說：
總的來說，除了蘇聯國家性質之外，陳獨秀在1936年以前基本上還是一個典型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即使蘇聯國家性質問題，陳獨秀的思想也只停留在口頭上，還沒有見諸於文字。如王文元所說：「進了南京監獄，離開了實際鬥爭，陳獨秀的思想開始發生了一種後退的醞釀。最初是對蘇聯的國家性質發生了疑問。他覺得當時的蘇聯已經不再是工人國家，也不能像托洛斯基所說的是甚麼墮落的工人國家。他以為，工人階級一旦被逐出於統治機構——即國家機關以外，這個國家便不是、也不可能是工人階級的。因之，他認為史大林的蘇聯只能稱為官僚國家，決不能被描寫為任何種類的工人國家。不過陳獨秀的這樣的意見，那時也還只是感情的，直覺的，未嘗深思的，他不曾為此作歷史的與社會學的研究，也沒有明確的自己意見，因之不曾正式用文字寫下來。」[41]
決議的另一個內容是：「應立刻改變『左派反對派』的名稱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對國際而言則為『國際共產主義同盟（布列派）中國支部』」。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這是中國托派繼「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之後的第三個名稱。如上所述是為了響應托洛斯基指示各國托派獨立建黨號召的。
大會還決定「改變全國領導機關名稱為中央委員會，不復用『臨委』名稱」，並推選劉家良（書記）、史朝生、胡文華、邵魯[42]、李福仁、（格拉斯）等九人和香港一位（空缺）共十人組成中央委員，前三人為常委。
這次代表大會，對於中國托派來說，無疑是一場小小的政變。因為緊接着發出了《中常委第二號通告——常委為撤銷陳其昌、商起士（即尹寬）黨籍及要求其他同志表示最後態度事》，宣稱：「中央委員會根據上海代表大會的決議案（一），已與陳其昌同志作最後談話。陳正式表示：原來的路線主張是完全正確的，一點不能更改。中央認為陳其昌犯下列各種嚴重錯誤，三五月來經過多數同志口頭的努力說服，始終沒有效果，因此決定將他開除。」
接着列舉陳其昌三大錯誤：「（a）陳其昌完全保持過去史大林派出賣工人階級的孟什維克路線，主張聯合宋慶齡等資產階級左派『在反日反帝推翻南京政府的民主綱領底下共同行動』，組織或參加『武裝抗日大同盟』，『合辦不批評三民主義的報紙』。」（b）陳其昌的思想和行動是一個十足的跋扈的官僚資本主義者⋯⋯(c)「陳其昌對『紅軍』及『新黨』等原則問題始終保持自己的取消主義成見⋯⋯」
陳其昌然後發表聲明，說史朝生們造謠，他們主要以「聯合戰線」問題為藉口，綁架臨委，藉以打擊與他們意見不同的同志。
第二號通告為甚麼還要開除尹寬呢？因為，「中委認為經過同志們多次口頭的和文字的說服以後，他仍保留⋯⋯在『抗日、反戰、反軍閥或援助農民暴動等一般民主任務綱領底下建立聯合戰線』，合辦《中國論壇》式的機會主義報紙，及成立『國民黨』式的『大同盟』，因此，本決定取消他的黨籍。」
通告還點了原中央委員趙濟、朱崇文、賀希、孫後之、秦鑒、蔣振東、念茲和陳亮的名，指出他們或同情陳獨秀、陳其昌的路線，或表面上同意新中央的路線，私下又同情陳其昌等，「中委不過藉口政治問題，排除異己」等，「現在首先撤銷其中央委員的資格」。
與此同時，劉仁靜由於公開放棄了眾所反對的「經濟復興論」得到了史朝生派的歡迎。劉的聲明說：「我已決定放棄過去所說經過民主鬥爭以實現經濟復興的前途。因為這個前途是最不可能了⋯⋯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愈見衰弱，自動的經濟復興愈少可能」；「因為在國際方面還有許多有利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因素。⋯⋯革命也會隨着爆發戰爭（假如不是革命）必然鬆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束縛而有利於革命運動。」[43]——國內悲觀後，寄希望於世界革命和戰爭。這是當時托派與中共一樣的心態。
劉仁靜談會見托洛茨基的經過
可見，他們開除陳其昌、尹寬的主要理由是一樣的，就是陳獨秀在「一．二八」和「福建事變」中提出的與左傾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戰線（共同行動）的思想。因此，這個開除陳其昌、尹寬的通告，對於陳獨秀來說，雖然沒有點他名，卻是「殺雞給猴看」，即要陳獨秀「表示最後態度」。
陳其昌為此特意趕到南京向陳獨秀彙報了這一嚴重事件。陳聽後悲憤已極，立即寫信給陳其昌、尹寬、史朝生等人：
一切不樂觀的現象殊令我不安！一月二日所發臨委通告內提的聯合戰線問題並且說到我的意見，後一半都非我的意見，而亦混合一起，這是甚麼用意呢？這一問題及其他問題，都急需召集全國性的代表大會解決，不宜草率決定，尤不可由少數人搗亂後，盜用組織威權來解決，尤不可採用開除人這種滑稽手段。我們學史大林不可學得這樣快！你們兩方面都不應該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發起分裂運動，一切候代大及國際解決。⋯⋯大家的不同意見，應公開的辯論，切勿希圖利用組織威權來箝制異己，像這樣破壞組織的行動是不能容許的！
鑒於他深切痛感大革命失敗於俄國人和共產國際的干涉，他特別痛恨李福仁的插手，指出：「外國同志倘在中國鼓動分裂運動，如果他算是國際代表，最後國際必須負責（望你們將我這句話明白告訴他！！！），分裂運動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兒戲的，特此提出警告！」[44]
陳獨秀的這封短信，也中了史朝生的下懷並被他們所激怒。他們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立即在25日給陳寫了一封長達九千字的類似文件性質的極其嚴厲的長信《中央委員會給雪衣同志的信—關於表示政治立場及怎樣解決組織問題》。[45]信中除了說陳獨秀的錯誤路線是「組織內一切機會主義思想和分子的發動機」之外，列舉了「五大錯誤」，並說：「你的這些意見，不斷的引起組織內部機會主義思想或分子的發生」，然後列舉1932年陳其昌、趙濟等；1933年舊臨委劉伯莊、嚴靈峰等；1934年陳其昌、尹寬等的主張和行動，得出結論：「你的這些嚴重錯誤，無疑的起很大的影響。幾年來『反對派』可以說是在你的路線之下工作」，「許多機會主義的路線和分子不斷的藉你的『權威』和藉你的這些錯誤發展起來。」最後威脅說：「上面幾個重要問題請你明確的答覆我們。在你未決定最後態度以前，我們願和你繼續討論，並供給你一切材料。我們希望我們仍能在一個布爾什維克的（而非中派主義的）組織內一起工作。」
這是陳獨秀自從遭到史太林共產國際和中共攻擊開除、托派小組織攻擊、「一．二八」事變中托派劉仁靜、陳岱青及法南區委等極左派攻擊以來，第四次最嚴厲的攻擊，而且是引述陳獨秀的文章、文件，有計劃、有步驟的精心策劃的攻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