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底，第一屆托派中央五個常委之一王文元出獄到上海，瞭解此情況後也致函劉家良、史朝生呼籲：「在目前中國這樣黑色的氛圍中，我們這點點快等於零的力量，應該要相當加以珍惜的」；與陳獨秀的意見不謀而合，提議將不同意見提交全體討論，大會解決，特別是「請國際解決」；在解決前，「不要進行組織分裂和制裁。」[46]
但是，被極左思潮沖昏了頭腦的新中央，根本聽不進陳獨秀的這些逆耳忠言，王文元的意見自然也不被理睬。而且在上述開除陳其昌、尹寬的決定中指出，如果陳獨秀不檢討「聯合戰線」等「重大的機會主義錯誤」，也要開除。據王文元回憶陳獨秀當時的確是被「開除」了：史朝生、劉家良、王耀華、扈煥之與李福仁「組織了一個臨時領導機關，在理論上，這幾位新出山的青年領袖受着劉仁靜的指導，所以他們一經登台，立刻就來清算監獄中的陳獨秀，把他早已由托洛斯基為之刷清的甚麼『機會主義』、『侮辱紅軍』⋯⋯舊罪名，統統搬將出來，加以鞭笞，而且還通過決議，列舉罪狀，要南京監獄裏的『老頭子』承認，否則『開除』。陳其昌和當時剛出獄的尹寬等，見了此種狂妄可笑的行為，竭力反對，史朝生和劉家良等便將他們也一併『開除』了」。[47]
但是後來，王文元在美國哈佛大學遵照托洛斯基遺囑（死後40年開放）開放的托氏檔案中，發現一份《勞勃茨同志——（即伊羅生——引者）向國際書記處提出的備忘錄》（有關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現狀的口頭報告——限於事實方面）。這個備忘錄於1935年8月3日寫於巴黎，王當即將其翻譯出來。其中有關陳獨秀被「開除」部分，與王的回憶有出入：
去年，陳獨秀在他讀過托洛斯基同志《蘇聯與第四國際》那本小冊子之後，否定了蘇聯的無產階級性質，這是陳獨秀同志所做的許多事情的最後一件，表示出他基本上與中國的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毫無共同之點了。他的關於資產階級和關於紅軍的立場，他對組織事項的態度以及他對蘇聯的意見，這一切加在一起，充分表明出：在政治上，陳獨秀正如美國的俗語所說，是“washed out”（完蛋）了。他是精疲力竭，已經完場大吉。他是一位具有大勇與極度忠實的同志，作為戰後（第一次大戰後——譯者）中國年輕一代的領導人，他將被人民永遠紀念的；但是，他始終保存着當年幫助中共扼殺中國革命的那些思想而不能自拔，今天他是落在我們後面了。去年，組織開除了陳其昌及其一夥之後，新的中央委員會給陳獨秀寫了一封相當長的信，說明他與目前的組織之間存在着的鴻溝。那封信乾脆對他宣佈：除非他徹底改變立場，我們的組織與他之間不可能再保持任何關係。這封信始終不曾交到陳獨秀手中，因為當時原擬前去送信的人始終不曾去成。以後也再沒有機會，跟着不久，便發生了（二次）被捕事件。[48]
與上述根據當時托派的油印刊物（文件）所敍述的歷史比對，伊羅生備忘錄敍述的情況是符合事實的，並填補了一些空白。就是說，新中央對陳獨秀的「開除」決議，來不及執行（未及送達陳獨秀），所以說陳獨秀這一次是差一點被托派組織所開除。而且，備忘錄提供了另一個重要線索——陳獨秀晚年思想的一個偉大的轉捩點。
陳原來只是反對「保衛蘇聯」或「擁護蘇聯」這個口號，1934年讀了托氏的《蘇聯與第四國際》小冊子後，認定蘇聯不再是「工人國家」，這是他晚年思想的一大轉變。由此將得出一系列重大的論斷，從而形成「晚年思想」，呈現出他一生中最偉大的思想光輝。
還需指出的是，「聯合戰線」所以成為陳獨秀與青年托派爭論和決裂的根本問題，是由於托洛斯基對大革命失敗教訓的總結，引起了太多不同的解讀。托洛斯基一再譴責大革命中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方式—即一黨服從另一黨的綱領，並混合組織，受其領導和宰割，是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聯合戰線」。對此，陳獨秀、陳其昌等人認為，如果兩黨獨立，在某個問題上「共同行動」的聯合戰線，並不違反托洛斯基主義；但是正如陳獨秀所說，劉仁靜及許多托派成員，從托氏的話「走向另一極端」，否定與資產階級左派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集團作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線或「共同行動」。
如上述，伊羅生在給托派國際的《備忘錄》的同時，還提供了列爾士（劉仁靜）這位陳獨秀的「反對派」寫的《五年來中國的左派反對派》報告，伊羅生在備忘錄中敍述了1935年1月13日的「上海支部代表會議」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員會」。「新的中央委員會立即行動起來⋯⋯情緒高漲，因為終於擺脫了那件與資產階級結成聯合戰線的累贅的行李了。新中央開除陳其昌、尹寬；「陳獨秀寫了一封怒氣沖沖的信給上海的人，斥責那次代表會議」，並對開除陳、尹二人「表示非常憤怒」；「並且他做得如此過分：竟提出一張自己假定的名單，要大家接受作為新的中央委員會。他提的新名單包括組織內所有敵對的人，一種無法成立的雜湊。」
——這個情況，在托派留下的檔案中，沒有記錄。但因為伊羅生是當事人，陳獨秀當時又主張維持組織的團結，因此他提出這樣一個「新中央委員會」的名單是可信的。
伊羅生寫完這個《備忘錄》後，把劉仁靜寫的《五年來的中國左派反對派》報告提供給了巴黎的第四國際書記處東方部負責人Sneeviet（荷蘭托派領袖），然後就到挪威奧斯洛拜見托洛斯基本人，宣講他的上述《備忘錄》，以爭取托氏對他、劉和極左派青年托派的支持。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托氏與陳獨秀卻從未謀面，但從這次聽伊羅生的彙報托派內部鬥爭後的態度表明：托氏與陳真是靈犀相通，而對劉仁靜這位自稱的「真正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卻一直很不以為然。
1935年8月8至13日，托洛斯基讀了伊羅生寫的《備忘錄》和他帶來的劉仁靜寫的《五年來的左派反對派》後，四次接見伊羅生，暢談中國托派內部的這場鬧劇，特別談陳獨秀問題。根據伊羅生的筆錄，有關內容如下：
他對於劉仁靜自命為中國運動中布爾什維克傾向的代表的那種驕傲態度，頗覺有趣；關於同資產階級聯合戰線問題：對於劉仁靜所說的陳獨秀機會主義，托氏絕不相信，他覺得把問題說得太不辯證了，太傾向於不加分別地使用含渾的名詞了。例如他覺得必須把（混合組織的）「聯合戰線」和「共同行動」區別開來；假使我們這樣地採取一個呆板的公式那我們就有趨向於教派與機會主義的危險。他着重地說：「共同行動」，純粹插話性的共同行動，一定得同向資產階級投降，混合組織，或不為任何具體任務而建立一種永久組織的「聯合戰線」分開。
——這恰恰是陳獨秀在與劉仁靜極左派爭論時的觀點。托氏立場鮮明地站到了陳獨秀一邊。
關於紅軍問題，托氏只說：「它的發展證實了反對派的一般的預言：如不得工人階級運動的領導，則它的命運就會依賴於其存在區域中的上層民眾（商人與中、富農），即被國民黨及帝國主義的優勢兵力所壓服。」——這個觀點也是與陳獨秀一致的。
關於國民會議問題上的爭論，伊羅生介紹：「劉仁靜說群眾把國民會議和無產階級專政『當成一個東西』（即國民會議是無產階級專政之通俗公式），托氏就打斷了我的話，他說：倒不如這樣說更對些，就是劉仁靜把他自己心裏的東西和群眾心裏的東西『當成一個』了。他接着說，在英法等國的發展中，民主主義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長時期，是延長了幾世紀的時期⋯⋯在中國，『民主』時期極短，也許完全不存在。這都是完全可能的，但這不是說，群眾把國民會議或民主的概念和無產階級專政『當成為一個東西』。」
——這個觀點也是與陳獨秀批判劉仁靜的觀點一致的。
最後，關於因這些爭論，中國托派新中央決定開除陳獨秀，托氏鮮明地表示：
我現在還沒有完全瞭解這些爭論，所以還不能表示意見。不過有一點我可以說的。我想即便陳獨秀具有某些機會主義的成分，但他畢竟多活幾歲，有更多的經驗。他把這一切都在生活中體驗過了。他比別人能在更為具體的形式下去知道這些。他能貢獻我們許多好的意見。而劉仁靜可怕地把不同意見誇大了⋯⋯我相信和陳獨秀的分裂是不允許的。我們絕對需要留他在第四國際總委員會中與我們合作。[49]
托洛斯基深深信任和倚重陳獨秀，就在與伊羅生第三次談話後，即8月10日，他立即給在上海的李福仁寫了一封信，堅決防止再出現「開除」陳獨秀的事件。首先不得不默認中國托派組織的變化，「中國支部也已成立其自己的中央委員會，與陳獨秀及其一派不相干了」，「那些思想分歧，我暫時不表示意見」。而對陳獨秀態度卻十分鮮明，毫不掩飾地竭力推崇陳獨秀「是知名的，而且業已證明為絕對可靠的」。「他是國際的人物，他現在被監禁在牢內。他不僅仍舊忠實於革命，而且仍舊忠實於我們的傾向。」
——這裏，與伊羅生的談話一樣，實際上已經明確表示了對兩派爭論的意見。托氏也不顧這種自相矛盾的現象，最後甚至以「你們不要我要」的態度說：
左起：史沫特萊、蕭伯納、宋慶齡、蔡元培、伊羅生、林語堂、魯迅
陳獨秀可以而且必須有其位置在第四國際領導機關之中；我們現在正在創立第四國際，以總理事會為領導國際的理論機關和諮詢機關⋯⋯我認為，無疑，陳獨秀同志是應當加入總理事會的，不管他和中國支部有甚麼重要分歧；我們如果拋棄了陳獨秀的合作，那對於第四國際的威權將是一個嚴重的打擊。[50]
這表明，托洛斯基在陳獨秀最困難和受屈辱的情況下，給了他又一次最大支持和「榮譽」。二人之間相互尊重的關係，一直繼續到托洛斯基1940年遇刺身亡。
托洛斯基在挪威聽取了伊羅生的有傾向性——讚揚劉仁靜而批判陳獨秀——的報告後，還能對遙遠的中國發生的情況作出這樣的反應和與陳獨秀一樣的判斷，可見他與陳獨秀一樣，的確具有同樣的偉人品質。而且，這件事發生在上次托氏與陳獨秀的托派中央失去聯繫近兩年以後，顯得更加難得。
雖然二人這時在思想理論的總體上來說，依然是左傾的，即中國經過短暫的民主鬥爭，就應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實際上中國需要的是漫長的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在這一點上，陳獨秀後來的思想，終於擺脫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變相的托洛斯基主義的羈絆，超過了托洛斯基，即超越了教條主義而回歸理性，從而使他成為不朽的偉人。
晚年思想轉變的濫觴
陳獨秀被托派開除所以沒有成為事實，主要原因是因為托派中央在1935年3月又一次被全體破獲。中國托派從陳其昌時期的穩健保守（實際上是無所作為）型，轉變為極左派新中央的激進型，急於佈置各地組織，在日本蠶食華北的嚴重形勢下開展革命宣傳和擴大組織，宣稱：「不應該像史大林派那樣誇大，但亦不應該成為尾巴主義。」在六個月工作計劃中，規定做八項工作：（一）《火花》至少出六期，應作一次募捐運動；（二）進行黨內教育的《校內生活》至少出四期，並寫出新的《政治綱領》，重要原則問題，對過去作一個初步的結束；（三）通俗小冊子至少出三種（1、國民會議運動；2、過去革命教訓；3、國際「左派反對派」十年鬥爭史）；（四）上海黨員至少應發展一倍；（五）上海至少應發展三個群眾團體，參加三個群眾團體；（六）派人整頓廣東組織，恢復北平、青島組織關係，準備全國代表大會；（七）國際通訊至少有兩次；（八）成立青年團委員會。
如此大膽行動，其結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實際上，托派的動向已經被特務所掌握，正如伊羅生向托洛斯基彙報提綱中所說：特務曾向劉仁靜表示：他們「幾時要他來」，便幾時可以捉他。劉仁靜如此，實際上整個托派的處境也如此。伊羅生在托派新中央成立後認為工作走上了正軌，於是僱用劉仁靜當翻譯，一起去北平搜集資料，以便寫一部真實的《中國大革命史》。劉仁靜化名為柳鑒明，每天到伊羅生住的東城大羊宜賓胡同一號收集各種報紙上關於政治、經濟、農村共產黨和國民黨等新聞譯出供伊羅生使用，重要的還做成剪報資料。1935年3月22日早晨，劉仁靜攜妻陸慎之及幼兒二名回湖北應城縣原藉省親。到達前門火車站，警探也隨之而來。搜查行李時，正如伊羅生所說：劉仁靜「表示出惶恐緊張。因為非常緊張，竟致將一些可以入罪的文件帶在身邊。」這裏說「可以入罪的文件」，就是托派內部關於「推翻國民黨政府」的刊物、傳單和如何「推翻」的討論集。警探於是認為抓到了共產黨，把劉仁靜一家人帶到局裏審問，然後移送到河北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拘押。北平市黨務整理委員會得訊，立持公函把劉仁靜調到該會審理稱：「貴院寄押共犯柳鑒明。在偵查期間經敝會提出詢問線索關係，傾奉中央電令為柳鑒明即共產黨托派領袖劉仁靜，案情重大，着敝會負責押解送京辦理。」[51]劉夫婦先轉送北平市公安局，5月8日直解南京。黨務整理委員會函稱：「貴局之共犯劉仁靜、陸慎之一案，現奉中央電令解京訊辦，茲特派員赴貴局將該劉陸兩犯提回。」[52]
劉仁靜在與陳獨秀爭論時，本來就認為只有經濟復興後才有條件搞革命，後來受陳反復批評和譏諷及青年托派極左派的壓力，才勉強放棄觀點。在政訓人員的開導下，重撿中國現在應該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觀點。轉入南京反省院後，以其理論知識做別的犯人「開導」工作。出院後投奔原「我們的話」托派骨幹梁幹喬主持的訓練班，該班是包圍延安的胡宗南所辦，專門從事反共宣傳並對投奔延安的青年進行「政訓」。然後再把個別「政訓」過來的人派赴延安。據此，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中共「鋤奸部」負責人康生在毛澤東支持下，借「抓特務」之機實施黨內清洗，迫害大量從國統區投奔「革命熔爐」延安及各地根据地的知識份子，造成無數冤案。不少人自殺或被殺，還美其名曰「搶救運動」！
劉仁靜在北平被捕四個星期以後，在上海的托派組織由於一個混進水電工人托派組織的國民黨特務告發，史朝生等四名常委在一次開會時又被一網打盡。[53]托派中有人說兩個外國人李福仁和伊羅生也同時被捕，因為他們的「洋人」身份，打了一頓後放了。筆者曾把這個情況寫進由台灣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出版的《中國托派史》。現在看來有誤。新發現的伊羅生向托派國際提出的備忘錄中說：「G同志（即李福仁）與警方之間也發生了一點糾葛，警方早知道他和我們組織有關係，不過直至目前（即1935年8月）為止，他們不曾對他採取任何行動。」
伊羅生在北平的活動由於劉仁靜的被捕，北平員警多次上門盤查，現在北京檔案館裏還有多件盤查記錄，但沒有逮捕的記錄。一是伊羅生持有美國護照，中國不敢輕易冒犯，二是可能聽信了劉仁靜的口供：「伊羅生當日曾輔助共產黨工作，出刊《中國論壇》，現在已早與共產黨脫離關係⋯⋯現在的思想及其論述對各共產黨之工作情形不當之點，均有批評，故其現在只可云同情共產主義竟不滿意於國民黨，在客觀地作一學識上之探討。」[54]他不久離華，回國寫了一本《中國革命的悲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托洛斯基十分具體的幫助、指導、審閱和修改，這是一本比較客觀的、貫徹托洛斯基思想的中國大革命史，與蘇聯及國際代表竭力掩蓋和歪曲真相的中國大革命史觀形成鮮明對照，一時成為轟動世界的暢銷書，尤其為反蘇的西方國家所歡迎，也是中國托派竭力推崇的一部經典著作。
中國托派再次受此重大打擊，使新中央重振組織的一系列計劃和努力又付之東流。組織又陷於一片混亂之中。李福仁找到陳其昌，問至少為了恢復一些實際工作（出版《火花》等），是否願意合作。李對陳的態度很奇怪，「對他聲明：這是為了共同工作把組織搞活；但在政治問題上，他（陳其昌）的被開除仍舊有效」。[55]這哪是甚麼合作，簡直是侮辱。於是自然不歡而散。
幸虧這年夏天，王文元在鄉下養病後又回到上海。他看到：
此時劉仁靜劉家良們合演的悲喜劇已經收場。易洛生走了。李福仁還在。領導機關根本沒有，那時全上海大約只有二十餘個反對派同志。大家覺得非重新組織不可。[56]獄中的獨秀對組織很關心，他寫信出來，主張由陳其昌、趙濟和我，暫時成立一個三人委員會，着手整理工作。
李福仁也從這次事故中汲取教訓，似乎瞭解到一些中國國情和鬥爭的特點，主動前來與陳其昌及尹寬和解，經常與他們見面，也極盼組織能夠儘快恢復，以彌補過去冒失造成的損失。但是，開始時，陳其昌因受了太重的打擊，不太願意出山。尤其是陳獨秀，撫摸着「老毛子」史大林及其來華代表們強加的傷痛，對「毛子」外國人李福仁的惡劣作用更加不可原諒，甚至「萬分厭惡」，「接連寫出信來，力阻我們再和『毛子』合作。」王文元瞭解這種情況後，與李福仁推心置腹地談了一次話。結果發現：「這是一位很忠厚老實的同志，絕非官僚，亦非冒險之徒。他只是一心要想參加工作，希望趁他在華之機，能給組織以多少幫助。可惜的是，過去他的熱心卻讓劉仁靜的野心給利用了，以致未能成事，抑且敗事。」
通過這次談話，中國托派還弄清了李福仁的真實身份，即並不是劉仁靜等一向所說的「國際代表」，只是一個國際朋友。李向王鄭重聲明，他只因職業關係來中國，因為是托派一分子，就要找組織參加，他從不曾向誰說過他是甚麼「國際代表」。所以，他得知劉仁靜等一向把他說成「國際代表」，抬在肩上，在中國同志中招搖撞騙，「非常氣憤」。
經過這次溝通，以及伊羅生與托洛斯基見面後，托氏與李福仁及中國托派重新建立了緊密聯繫，李福仁與中國托派的關係得到了改善，對今後工作的進行取得了一致的意見。王文元就決心推動恢復組織的工作。他說：「不久，從一次上海現有同志的代表會議上，推出了一個臨時中央委員會，其中包括陳其昌、尹寬、蔣振東、李福仁和我。此時獨秀方面，因得其昌、趙濟和我的不斷解釋，總算對『毛子』的合作也諒解了。」[57]
王文元以上的回憶，與1980年解密的托洛斯基檔案中發現的一份會議記錄有點出入。這份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臨時委員會會議記錄」[58]的檔案表明：這次會議召開於1935年12月3日晚，出席者除上述當選的中央委員外，還有原臨委成員賀希、邵魯。
這年8月伊羅生向托派臨時國際和托洛斯基彙報時，曾按照托派中央決定，推薦列爾士（劉仁靜）、史朝生二人參加將要成立的第四國際領導機構——「總理事會」。由於托氏堅持陳獨秀參加，變成了三人。現在劉、史二人已經被捕，又傳來劉已經自首，進入「反省院」的消息，而史朝生又是大家痛恨的人物。於是，會議着重討論了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是否合适的問題，出現了兩派激烈的長時間的爭論：
李福仁指出，托洛斯基雖然知道陳獨秀與中國托派其他同志之間存在着種種分歧，但「仍然堅持提名陳獨秀」。
尹寬堅決反對地說：「陳獨秀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假如我們考慮選他基於他的威望和影響力，我們就歡迎他做候選人⋯⋯但是我們應當討論他的政治意見，判定他是否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陳其昌說：「中國同志中沒有一個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要把這兩個問題分開，第一個問題：我們能否選陳獨秀同志進總理事會。第二個問題：陳獨秀是否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現在我們應當只討論第一個問題。」
蔣振東說：「陳獨秀的政治意見不能代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因此聯繫到他夠不夠當代表。兩個問題一定得合起來討論。」
李福仁指出：「創建第四國際的任務，不止包括布—列派，應該包括所有那些見到第二和第三國際破產而需要第四國際的人們⋯⋯現在的目的是聯合所有贊成建立第四際的革命派到一個組織裏來。」
李福仁正式提議：本組織贊成托洛斯基的提議，即陳獨秀由國際書記處提名參加第四國際總理事會。
尹寬提出了如下的方案：我們接受托洛斯基的提議，同時我們告訴托洛斯基：我們（中國布—列派）不承認陳獨秀的政治領導。
陳其昌說：「我們接受托洛斯基提議陳獨秀作為總理事會候選，不管陳獨秀與我們政治上有多少分歧。我們必須僅僅從第四國際的大原則來考慮這個建議。」
李福仁說，我們還不能說我們不接受陳獨秀的政治領導，我們立場的方案尚未做出。這決議案只能簡單的贊成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的提名，無任何保留。我們不希望為了未來的工作先疏遠陳獨秀。接受建議不需要加上甚麼保留。
雙方爭執不下，最後投票表決四票贊成，三票反對，通過決議案：「我們贊成托洛斯基的提議，提名陳獨秀參加總理事會。」尹寬還是保留說：「如果委員會舉行投票，那得讓全體同志們批准。」
然後，會議正式選舉了新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委員會：李福仁為書記兼司庫，宣委王文元（包括出版理論機關報《火花》；另出一份政治機關報《鬥爭》（週報），主編為陳其昌，組織委員尹寬。
尹寬為甚麼說「陳獨秀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強烈反對陳參加第四國際的總理事會呢？因為以前就反對陳獨秀1933年9月為托派起草的綱領。在托派中央被破獲後，1935年7月10日，陳在獄中又為即將成立新的托派中央機構起草了一份綱領式的文件《現局勢與我們的政治任務決議草案》，又遭到尹寬的強烈批判。尹寫了約一萬五千字的長文《評雪衣的〈現局勢與我們的政治任務決議草案〉》[59]和兩封《給雪衣的信》。[60]文章開宗明義地說：陳獨秀的草案「代表史大林派的極左主義之另一極端的右傾機會主義。」這是史太林、共產國際、中共及史朝生們給陳獨秀戴「右傾機會主義」帽子後又一頂新帽子；而且這個給他戴帽子的人是與陳獨秀一起渡過大革命、轉向托派、被黨開除、促使托派由小組織走向統一的老戰友、老下級。對於陳獨秀來說，自然是刺激很大的。
陳獨秀的許多政治主張，多從實際出發，較少考慮將來的估計，因為將來到來時，他又會拿出新的對策來。但是尹寬卻指責說：「在我們，蘇維埃是目的，國民會議是鬥爭的策略和方法。但右派的愚蠢是把策略和方法當作根本路線，把國民會議本身當作唯一可寶貴的東西。」他甚至還說陳獨秀「專門擴大反動的局勢」，完全抹殺革命發展可能的條件，因而「根本取消了革命的鬥爭，只剩下空洞的『民主的國民會議』」。
問題的嚴重在於，這份1935年9月4日寫的「萬言書」與陳獨秀的草案一起，以鉛印小冊子的形式散發，表明了新臨委的整個態度。實際上，這是整個托派中央的觀點。甚至與陳獨秀關係最密切的原臨委書記陳其昌，也以一貫謹慎的態度保持沉默。這就意味着，陳獨秀的思想正在與托派新臨委乃至整個托派醞釀徹底的分裂。
陳獨秀看了這份萬言書後的氣憤和厭惡，是可以想像的，並且他認識到他與托派內部佔優勢地位的極左派之間在革命性質與任務及「國民會議」口號問題上長期的爭論，焦點逐漸明確地集中到民主的問題上。於是他對自人類由氏族社會以來民主主義發展史作了系統的研究，以「孔甲」筆名發表《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61]一文。
這篇文章又在執着於托洛斯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托派內部發生軒然大波。被陳獨秀譏為在莫斯科「蔑視民主主義」的空氣中薰陶出來的青年之一王文元回憶說：
在我第三次入獄之前（即1935年夏至1937年5月——引者），我們新建的理論機關報《火花》，記得只出了兩期⋯⋯值得提出來的是陳獨秀的一個提綱，關於民主主義的。它表示出這個中國啟蒙大師思想上的新轉變，他在不斷躍進後的倒退。他比較鄭重地研究了民主主義的歷史發展。結果他達到了這樣的一個結論：人類的歷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發展史⋯⋯民主是社會進步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標，它本身並不含有階級性，更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社會主義者若在民主頭上扣上某某階級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則是反動而非進步的。他認為一個真正的工人國家絕對應該比任何資產階級更加民主。
1936年陳民主思想昇華到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起始文章（署名：孔甲）
鑒於這種情況，托派臨委決定在機關報《火花》上，針對陳獨秀的文章，開展一場「關於民主主義的討論」。編輯部在前言中說，孔甲的文章登載以後，「已引起許多同志的迴響。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為使同志們和一切革命者對它有清楚的認識起見，我們認為應該進行一場廣泛而公開的討論」。[62]在這一期《火花》上，發表了四篇討論文章。第一篇文章題為《思想上的重新武裝》，署名「學文」，對陳的觀點進行了闡述與發揮。「學文」很可能是陳獨秀的又一個筆名。因為，當時他在托派刊物上用的「頑石」、「雪衣」、「鳦兒」，大家已經知道是陳獨秀，再用一個新筆名也是無所謂的事。況且以此可以造成還有人同意他的觀點的影響，而不是大家認為的那樣「沒有一個人同意」而被冷落。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陳獨秀在與劉仁靜、彭述之、史朝生等青年托派爭論的同時，還在多篇文章中點了商起士（即尹寬）的名，批判他把「國民會議」的民主口號與奪取政權的「蘇維埃」口號對立的思想。尹寬也有上述「萬言書」應戰的表示。所以，上述「學文」文章，越看越像是陳獨秀所作。王文元說陳獨秀的民主觀點，在當時托派中「沒有一個人同意」，也許是事實。還因為當時能批判尹寬者，除了已經入獄的史朝生等外，只有陳獨秀一人。
在以上關於民主的理論層面上，陳獨秀與托派開始分裂外，在政治層面，即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也醞釀着分離。由於侵略東北後日本又企圖蠶食關內的「華北事件」，全國反日運動又趨高潮。托派中央多少改變了以前陳其昌臨委的保守做法，較積極地參加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來。特別是這年冬天發生的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北平學生為中心的反對日本侵略華北的「一二．九」運動，席捲全國時，華北的不少托派學生也參加了南下要求國民黨政府抗日的請願。此外，他們以「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名義，散發了大量鉛印的傳單，提出他們的主張。
所以這時有條件進行「鉛印」，是因為他們設計奪取了原伊羅生主持《中國論壇》用的印刷機。據王文元說：新領導機關成立後，「第一件工作是建立一個自己的印刷工廠。伊羅生本來留下一架小印刷機給組織的（這架印刷機本來是中共的，用於印刷《中國論壇》報的，伊轉向托派時，帶了過來——引者），但在史朝生等當權時出賣了，換來的一筆錢，也當作工作經費花去了。」
那時他們沒有能力買機器，就憑幾個印刷工人的智慧，製作了最原始的「木架鉛印機」，單單買一些鉛字來，就能夠印出兩種顏色的漂亮報紙來，以致魯迅見了誤會托派是拿了日本人的「骯髒的錢」來辦報的。從此，中國托派組織擺脫了「油印時代」，進入了「鉛印時代」。為了維持這個「印刷工廠」，還發生過一個小插曲：這個工廠起先由兩個工人管理，後來一個姓粟的叛變了，企圖霸為己有，對組織實行要脅。於是，臨委來了一次突然襲擊：李福仁化裝成租界裏巡捕房的「三道頭」，邵魯與另一個同志扮成「包打聽」（上海話，即便衣偵探—引者），直入粟寓，將木架鉛印機搶出。[63]
有了這架鉛印機，托派的宣傳效果大大地提高了。在一張1935年12月22日以上述托派組織名義散發的《告革命學生書》[64]中，在總結了五四與五卅運動的經驗後，他們向學生提出了「到民間去」的口號，「從事群眾的革命運動，做工人和貧農的訓練員」（請注意：這個口號，與當時中共口號完全一致），並明確指出：「你們的運動只是群眾的革命運動之發動，如果不把你們的運動與工農大眾結合起來成為一種真正群眾的革命運動，那你們的運動一定要失敗的」；還指出反日鬥爭必須與推翻國民黨統治相結合：「中國的命運取決於中國民眾之解放的鬥爭。為能自由地做民族解放的鬥爭必須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的軍事專政。」為此，向學生供獻三點意見：一是「各校組織真正代表群眾革命意志的學生會，並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以統一指揮」；二是「鬥爭對像是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三是「把你們的運動與工農大眾結合起來」。最後提出15條口號，除「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和「第四國際萬歲」，表示托派特色外，還有一條——「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等人提出的「八一宣言」開始的中共正在醞釀的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生對抗。陳獨秀開始也是這個立場。
托洛斯基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流派，與史太林派沒有本質區別。陳獨秀參加托派內部討論的基本立場和觀點，批判極左派，還是用的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目標是暴力革命推翻國民黨統治。這一點集中表現在1936年應茅盾《五月二十一日》徵文寫的文章《中國的一日》中。文章宣稱：
在階級的社會裏，一個國際主義者的頭腦中，所謂世界，只有兩個橫斷的世界，沒有整個的世界。⋯⋯若有人企圖把整個的世界這一抽象觀念，來掩蓋兩個橫斷世界之存在，而和緩其鬥爭，這是反動的觀點；如果有人相信這利害不同的橫斷世界及橫斷社會，可以合作，可以一致，這不是癡子，便是騙子。不要做癡子，而受騙子的騙。[65]
他的意思是世界上只有階級的對立和鬥爭，沒有民族的對立和鬥爭。因此也沒有甚麼階級合作的統一戰線。以此批判共產國際和中共提出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及正在形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陳獨秀一貫的方針是，雙方保持獨立的前提下，在某一問題、某一事件上的「共同行動」或「聯合戰線」，反對一個屈服於另一個或一個政黨加入另一個政黨的「聯合」。
然後，7月1日，他以一個奇怪的筆名「鳦兒」寫的又一個綱領性的文章《我們在時局中的任務》，[66]用更明確的語言闡述上文的思想。他猛烈地指名抨擊「八一宣言」和朱德、毛澤東聯名發表的《為兩廣出兵北上抗日宣言》提出的「聯合陣線」的策略是與各種反動派合作「欺騙民眾」，而不是民族解放與國家獨立：
心胸狹小的馬克思和列寧，當然在醉夢中也想不到如此高明的革命戰略（據他們自己說是戰略）！然而，在這一丟醜的文件中，丟醜還不徹底，因為還有「南京賣國政府」、「人面獸性的敗類蔣介石⋯⋯出賣我領土」和「蔣賊」這些不合時代的詞句，還是一個缺憾；果然不久以後，這一缺憾便彌補起來了，在朱德領銜的中國紅軍致全國各省軍事長官要求團結一致的快郵代電中，「南京蔣總司令」的頭銜，也赫然列入了。
可見，經過「九．一八」、「一．二八」、華北事件，日本瘋狂侵略，民族矛盾已經明顯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情況下，陳獨秀的思想在這一方面還是相當落後的，落後於正在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轉變的中共。同時也說明，這時的陳獨秀的左傾思想與他批判的托派內部極左派思想，不過是程度的不同。
據濮清泉說，陳獨秀的這種思想，直到這年年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才開始轉變。開始傳來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扣蔣消息時，他的表現是：
簡直像兒童過年那樣高興，他託人打了一點酒，買了一點菜，對我和羅世凡說，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為了國仇家恨，我要痛飲一杯。他先斟滿一杯酒，高舉齊眉說，大革命以來，為共產主義而犧牲的烈士，請受奠一杯，你們的深仇大恨有人給報了。於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嗚咽起來說，延年啦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淚縱橫，痛哭失聲。我們見過他大笑，也見過他大怒，但從未見過他流淚。
陳為上海托派臨委起草的革命文件，企圖繼續遙控
1937年春陳在獄中自題的照片
當蔣介石獲釋回到南京時，「他又一次像兒童一樣發出奇談。他說，看起來蔣介石的統治，是相當穩固的，不像我們分析的那樣脆弱」。[67]實際上，陳獨秀真正開始感覺到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的確是民族矛盾壓倒了階級矛盾。這一次，他的政治敏感度雖然慢於中共（實為共產國際），但卻遠遠快於托派其他人。結果陳獨秀終於走上了由反蔣抗日，向擁護蔣介石領導抗日的一個轉折。
被打成漢奸及魯迅評托派
1936年，對於中國托派來說，還有一件致命的事件，就是被史太林策劃的陰謀誣陷為漢奸，同時也殃及陳獨秀。
1934年12月1日，時任聯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的基洛夫在斯莫爾尼宮走廊裏公開被刺殺，兇手當場被擒。但是，接着在審訊過程中，包括兇手、知情人，一個一個被殺死，使此案成為千古之謎。以此為開端，蘇聯當局實施了歷時數年的大逮捕，大清洗，大屠殺。
據當事人回憶，外國共產黨在莫斯科的代表絕大多數被殺，中共的王明、康生為了自保，在陳獨秀和「托派即漢奸」的問題上大做文章。根據聯共編造的托洛斯基宣稱「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的罪名，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巴黎的機關報《救國時報》上連篇累牘發表文章多達40餘篇，指「托陳派」為「漢奸」，短則千字，長達半版，如「肅清日本漢奸陳獨秀」之類。對此，國內無人相信，包括長征後到達陝北的中共中央。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特別點名提到「中國托洛斯基主義者同盟」，呼籲共同「創立抗日的人民陣線，以抵禦日本帝國主義盜匪們的長驅直入」；「互派代表同我們與我們的地方組織共同協商具體進行辦法⋯⋯」[68]
政治鬥爭的骯髒就在於為了需要，可以不擇手段。陳獨秀不是漢奸，雖為國內各界所共識，但「托派即漢奸」的輿論卻很快被國內各派所利用。於是，不僅托派受害，其他一切政派都以「托派」為罪名加之於與托派毫無關係的一切政敵，甚至魯迅也捲入其中。
隨着日本侵華步步深入，共產國際開始調整政策，王明奉命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於1935年8月1日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號召全國各黨派包括國民黨特務組織「藍衣社」在內，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魯迅剛剛從「局外人」轉到同情與支持共產黨的革命立場上來，自然難以接受，於是就與翻筋斗似地跟着王明一起轉過來的上海文化界共產黨領導人周揚等人發生了一場「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之爭。
內戰起因，是周揚在1936年春天按莫斯科王明的指示，突然解散「左聯」，另組一個包括上海文學界各種頭面人物的「文藝界協會」，並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取代原先的「無產階級文學」。問題是他們事先竟不與身為「盟主」的魯迅商量，只是派茅盾將這個決定通知他。魯迅對如此粗暴無禮的做法，有一種被利用的感覺，實在難以接受。於是他對茅盾說：「對他們這班人，我早已不信任了！」[69]
托派臨委負責人陳其昌瞭解到魯、周的爭論之後，誤以為魯迅也是反對聯合戰線的，就以陳仲山假名給魯迅寫了一封信，並送上托派中央機關報《鬥爭》、《火花》等刊物，企圖爭取魯迅。
陳其昌有點一廂情願。因為，魯迅與周揚關係弄壞，只是他與共產黨王明派的幾個人關係不好，特別是創造社、太陽社中的幾位「宿敵」。而他與整個共產黨，特別是他與身邊以馮雪峰為代表的共產黨蘇區毛澤東派的關係，依然良好。二是，他與周揚的關係，畢竟是「盟友」，大敵當前也不願徹底翻臉。而且魯迅對他們的尚有「自行改正」的期待：「事實會證明他們到底是甚麼人，但倘使他們真的志在革命與民族，而不過心術的不正確，觀念的不正確，方式的愚笨，那我就以為他們實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70]三是，王明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其在上海的執行者，初期雖有右的缺點，但大方向是正確的。魯迅畢竟是一個愛國者，對此基本上是擁護的；他與周揚們的分歧，只是策略性的，並不是反對不反對聯合戰線的分歧，而是魯迅擔心「國防文學」的口號太含糊，會在聯合戰線中失去領導權，像大革命中那樣再次被人「吃掉」，所以他提出「民族解放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來補充。
另外還有重要的一條是，陳其昌的信是站在連陳獨秀都不屑的極左立場上寫的。信中首先攻擊中共的「抗日民族聯合戰線的新政策」，「放棄階級的立場⋯⋯要求與官僚、政客、軍閥，甚而與民眾的劊子手『聯合戰線』」。信中承認現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無不歡迎中共的「新政策」，但又說新政策「越受歡迎，中國革命便越遭毒害」。進而又說：「我們這個團體，自一九三〇年後，在百般困苦的環境中，為我們的主張不懈的鬥爭⋯⋯幾年來的事變證明我們的政治路線與工作方法是正確的」；信中要魯迅支持他們：「先生的學識文章與品格，是我十餘年來所景仰的，在許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個人主義的坑中時，先生獨能本自己的見解奮鬥不息！我們的政治意見，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評，私心將引為光榮。」[71]
魯迅是一個原則性很強的人，對如此不顧大局、赤裸裸地攻擊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共，又吹捧、拉攏自己的信，他的厭惡是可想而知的。而中共繼瞿秋白走後，為爭取魯迅對處在極端困難中的共產黨的支持，又派胡風、馮雪峰等人長陪在魯的周圍。如紅軍到達陝北時，促使魯迅與茅盾聯名拍電報祝賀；馮甚至自作主張以魯迅的名義買了火腿，作為禮物送去陝北，事後告訴魯迅，魯表示同意。所以，接到陳信後，1936年6月9日，馮雪峰趁魯迅病重不能執筆的機會，代寫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進行報復性反擊。信中一面以托派刊物印刷品質好為由，懷疑托派「下作到拿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一面竭力吹捧共產黨：「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着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72]過去，此信一直被稱為魯迅「病中口授」。後來，親歷此事的胡風發表回憶錄《魯迅先生》一文披露真相如下：
口號問題發生後，國防文學派集全力進攻。馮雪峰有些着慌了、想把攻勢壓一壓。當時魯迅在重病中，無力起坐，也無力說話，連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謠言，竟以為這是可乘之機，就給魯迅寫了一封「拉攏」的信。魯迅看了很生氣，馮雪峰拿去看了後就擬了這封回信。「國防文學」派放出流言，說「民族解放戰爭的大眾文學」是托派的口號。馮雪峰擬的回信就是為了解消這一栽誣的。他約我一道拿着擬稿去看魯迅，把擬稿念給他聽了。魯迅閉着眼睛聽了，沒有說甚麼，只簡單地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