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上常有這樣的事：有人為了某種需要，揣摩大眾心理、捕風捉影編一些真假難辨的「史料」，混淆視聽。在學術界要求實事求是，恢復陳獨秀歷史真相的強大潮流下，不少出版物流傳着1938年8月周恩來到獄中探望陳獨秀的故事。
故事的最早來源是這樣的。1979年上海社科院挖掘出一位叫黃理文的老人，知道早期中共中央及陳獨秀一些鮮為人知的資料，於是就請他寫了一份回憶錄，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上述他陪同周恩來等人去獄中探望陳獨秀的情況。接此材料後，我們難以判斷真偽，[38]就由延安時期與胡喬木有交情的另兩位同志出面寫了一封信，請其向葉劍英求證，信的全文如下：
喬木同志：
您好！好久沒見到您了，身體好吧，念念。我們在現代史研究所[39]的革命史研究室工作，最近收集研究陳獨秀問題的資料中，接觸到黃理文的一篇談話記錄（黃原是陳獨秀的交通員，「四一二」前後給周恩來同志當交通員，後被捕，叛變），其中談到這樣一件事：
1937年8月，周恩來同志和朱德、葉劍英同志由廬山到南京。一天上午，恩來同志約黃理文（當時黃在中蘇友好文化協會當秘書），陪同他和劍英同志去看望「反省院」中被關押的同志；下午，又要黃陪同去南京老虎橋第一監獄看望了陳獨秀。恩來同志對陳講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後，陳表示：「黨的路線完全正確，我完全同意。」陳還表示：「我願意到延安去接受教育。」恩來同志聽了很高興：說：「這樣最好，親屬也可以帶幾個人去。」臨別時，周說：「我和蔣介石交涉，你就可以出來。你出來後，家裏如沒有別的事，可以到延安去。」但在周請示報告延安後，中央不同意陳獨秀去。為此，陳痛哭流涕。
另據其他一些資料，陳出獄後，他本人及羅漢曾同葉劍英、博古等同志多次商量「回黨工作」或「合作抗日」問題。但由於王明、康生回國後極力反對，康生並發表了文章誣陷陳獨秀、羅漢是領取日寇津貼的「托派漢奸」，挑起一場論戰，關係由此破裂。
我們認為，黃理文所述事實如何，對研究陳獨秀晚年思想、政治動態，對搞清陳晚年同黨的關係，是重要的。這件事，現在只有葉帥可以證實了，但我們無法去請示他。我們也知道您很忙，但此事只好向您求助，請您在便中請葉帥核實一下這件事，即：1937年8月，葉帥是否曾和恩來由黃理文陪同去獄中看望過陳獨秀？黃理文所述有關陳獨秀可去延安的談話情節，是否基本屬實？謝謝。
敬祝
健康!
附：黃理文的回憶錄
（簽名）
1981年1月21日[40]
此信發出不久，胡喬木回話說：問了當時任周恩來秘書的童小鵬，黃理文的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因此我與林茂生教授共同編著的《陳獨秀年譜》（1988年出版）沒有收入這條內容。
黃的回憶有編造之嫌。他分別做過陳、周的交通員，後因「叛徒」罪名，被摧殘得病貧潦倒。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以優厚的待遇把他請來做報告，寫回憶錄，於是順桿爬，把周恩來到反省院探望政治犯，陳獨秀出獄時到南京八路軍辦事處與葉劍英、博古等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態度等事，演繹成周到獄中探望陳，並把「合作抗日」偷換成「陳獨秀要求回延安」，還把因延安不同意而「陳痛哭流涕」等有轟動效應的故事。這既是捕風捉影，偷樑換柱，而且是醜化陳獨秀。
後來不知是誰把此故事捅到社會上，於是，許多學者和作家著文寫書，以訛傳訛，擴大開來。以至筆者主持的「陳獨秀研究會」會刊多次糾正，有人以陳獨秀在中共的名冊上始終列在黑名單之首為由，竟以童小鵬之否定有為周恩來洗刷之嫌，而對黃理文的說法採取「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態度。嚴肅的學者，對於屬於「孤證」的史料，應該慎之又慎。歷史上的許多千古之謎，大概這是產生的原因之一吧？
不舍托派觀點，深陷書生議政誤區
由極左派組成、以彭述之為首的上海托派中央，聞知羅漢上述行動後極為憤怒，並遷怒於陳獨秀，1937年10月1日專門發表一個重要聲明宣稱：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一貫地認為，要中國民族從帝國主義壓迫下徹底解放出來，必須無產階級起來，本階級鬥爭立場領導全國民眾，實行抗日。現在中國史大林黨所執行的「聯合戰線」政策，其本質就是階級合作，其作用是民族解放鬥爭的制動機。因此史大林黨本身已成了中國革命的巨大障礙物；今後匪特無與史大林黨政治妥協之可能，相反，不根本粉碎它的革命制動機作用，則中國無產階級與民族的徹底解放鬥爭，絕不會勝利。[41]
可見，托派與中共確是你死我活地對立着。雙方都出於一種狹隘的本黨派的功利立場，沒有把日本侵略危機和國家存亡放在最高地位。這是陳獨秀處境狼狽，在中共眼中始終被打入另冊的複雜原因之一。
《聲明》接着說到羅漢之事：
近有羅漢其人，以含糊的「托派」名義，在南京在西安，向史大林黨的上層分子接洽所謂抗日合作。按羅漢從前雖曾與左派反對派（本同盟的前身）有組織的關係，但五年以前早已脫離；既非本同盟的一員，自無代表之向史大林黨接洽合作的資格，其行動亦與本同盟毫無關係。至於其接洽內容之違背上述一貫主張，當然無加駁斥之必要。恐外界誤會，特此聲明。以後或今後，如有與此類似的任何個人行動，皆與本同盟全體無關，合併聲明。
羅漢當日就給彭述之一個絕妙的回答：
弟自仲甫同志與兄等被叛徒背賣，遭受縲絏之厄後，對於一些言論似左行為可疑的同伴就存戒心，一直警戒到他們陸續叛變出去，還未完全弛懈，因此五年以來自己事實上與組織脫離關係，且亦不悉組織之如何組織也。此次赴京，純本朋友之誼而圖援助幾位貞堅卓絕的革命老戰士出獄，而西安之行亦為此而抗辯一串無稽之謠誣，並申述吾儕老友，最早主張發動全國武裝抗日之事實，尚有「一二八」一役時三人簽名所提出之合作綱領可為考證。昨日在兄寓所，晤趙濟、獨清二位，說彭兄代表現在組織，因洛甫、澤東為商討聯合抗日問題致弟私電開列三條事件，決定弟寫一申明文獻刊佈，以免世人誤會上述弟一己經歷之事件，與現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者有纏夾不清之觀測。弟亦因與此一嶄新組織陌生到不曾知悉其何時成立。以故如此一節申明，亦惟有煩兄設法轉達也。[42]
蔡元培（前排左二）、陳獨秀（前排左三）、梁漱溟（前排左四）等合影
羅漢的信與陳獨秀一樣，不僅說明了他的活動與托派無關，而且表示了對其的蔑視，不知其為「何物」。
陳獨秀也在當時回信上海，予回痛斥：
羅漢為人固然有點糊塗，你們亂罵史國（即中共與國民黨——引者），尤其是罵史，雖然不是原則上的錯誤，政策上則是非常的錯誤。如此錯誤下去，不知將來會走向何處去！⋯⋯我對於史合作，在原則上是可以的，可是現在談不上，合作必須雙方都有點東西，而且同一工作的對象不得不互相接觸時，此時並沒有這樣的條件。「合作」自然是胡說，羅兄向我也未言及此，你們又何必神經過敏呢？至於互相造謠臭駡，自然都是混蛋。都為教派所限，不曾看見共同的敵人。[43]
陳獨秀在說這話時，實際上是十分悲哀與無奈的。當時中共已經是有幾十萬黨員並有軍隊的第一大在野黨，而陳身邊只有幾個人，甚至是孤家寡人。即使任托派中央書記時，也沒有幾個人能聽他的。這就是他說的「雙方都有點東西」，而他手中沒有「東西」，如何與人家「合作」？羅漢的奔走，自然是自討沒趣。至於他說的「同一工作的對象」，恐怕主要是指抗日武裝。當時除廣東和山東個別托派分子曾自發地拉起過一小股抗日武裝又很快被消滅外，連托派中央都無武裝，陳手中更無一兵一卒，如何與八路軍、新四軍合作，共同打擊日本侵略者。
這是陳獨秀離開中共後，第二次表示出要與中共和解，也是最後一次。由於種種主觀與客觀的原因，又沒有成功。其實，這原是陳獨秀一貫的思想，即在一定階段、一個特殊問題上（即抗日），雙方「共同行動」，而不是「全面的政治同盟」，更不是一個吃掉一個式的「回到黨內」。這是因為在革命的理論和路線問題上，陳獨秀堅持原來的托派立場（所以以上他說托派中央「罵史⋯⋯不是原則上的錯誤」），與中共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例如：
（一）仍然反對中共關於中國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論斷，認為中國「當然是資本主義經濟居領導地位」，「沒有甚麼一半一半」。[44]他的邏輯是：只有說中國是「初期資本主義國家」，或「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封建殘餘的舊國家，而企圖建立一個資本主義的新興國」，才能解說中日戰爭的起因及抗戰的勝利」；「如果中國社會真如共產黨所說，還是封建或半封建，則對於日本資本主義之發展，還沒有勢不兩立的衝突，對日抗戰匪獨不必要，而且不可能，以封建半封建的農業國之生產力，絕對沒有能力對工業國戰爭，尤其不堪比較長期的戰爭。」[45]
（二）仍然低估共產黨的力量，說「中共人數遠遠超過我們，然亦只是些知識份子和沒有一點工人基礎的武裝隊」。所以，他主張由托派來做「重新創造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心勢力」。[46]他沒有估計到佔人口80%的農民，一旦被中共有效地組織起來，其力量足以推翻政府。
出獄後，他口口聲聲自己是無黨派人士，實際是為了聯繫廣大群眾的一種策略，因為十幾年的黨派之爭，削弱了國力，招致日本的入侵，老百姓對黨派之爭十分厭惡，陳獨秀敏感到了這一點。況且在黨派之爭中他始終是一個失敗者，不管是對國民黨，還是對共產黨。但在給托洛斯基的信中，又暴露了他還是一個黨派主義者，還是一個忠實的托派分子，離不開那些主義的教條。
（三）反對中共「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還是從中國是初期的資本主義社會觀及政治經濟上「城市領導農村」出發，抨擊中共「沒有認真的瞭解和正確的把握住這一歷史條件所決定的時代性⋯⋯所以才有超資本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幻想，所以才鬧出『山上馬克思主義』的笑話，所以才有依靠農村攻取城市的錯誤路線⋯⋯這一大串頭腳顛倒亂雜無章的政策」，「遂至忽左忽右的亂跳，而進退失據」，並揚言：「必須把所謂『山上的馬克思主義』的昏亂思想從根剷除，因為近代的一切大運動都必然是城市領導農村。」[47]
在這個問題上，又表現了陳獨秀的教條主義的偏見。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及其指導下的各國革命來看，的確沒有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全國政權的先例，但是，中共原先的道路也是從城市到城市，如大革命時期的陳獨秀曾親自領導上海工人三次武裝暴動，在北伐軍的配合下奪取了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如所謂的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及其失敗後的南昌、秋收起義和廣州暴動等，並一度取得勝利。但是，中國畢竟是一個農業經濟為主的落後大國，由於城市中反動統治勢力十分強大，共產黨難以在城市取得勝利。
（四）反對中共的獨立自主的抗日遊擊戰方針。他說：「抗戰一年了，農民仍舊是隔岸觀火」；如果「跟着以最前進政黨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論』，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來，皇軍便要發抖的法螺』⋯⋯中國永遠還是農民無知、商人無恥、士大夫無知而又無恥的中國」。[48]他甚至說：「我們不能相信在新式兵器的現在，在今日的中國，現政府如果失敗，別的黨能夠支持一省或數省政權繼續抗戰。」[49]「唯武器論」與「城市中心論」相結合，使他得出一種荒謬的結論，改變了抗戰初期對遊擊隊和遊擊戰的評價：
幻想專靠遊擊隊來保護國家，便是天大的錯誤。就是正規軍的遊擊戰術即運動戰，亦不可濫用⋯⋯過去所謂「紅軍」及山上的「蘇維埃政府」為甚麼到處失敗，也正因為在軍器上，在經濟上，在文化上，農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夠獨立存在。在此次戰爭中，如果我們執迷不悟，過分的估計遊擊隊和遊擊戰術，無意識的幫助敵人更容易的佔據了我們全國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遊擊隊佈滿了全國的農村和小城市，甚至避開敵人的勢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憐的邊區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國！[50]
當時由於敵強我弱，再加上國共兩黨都想保存實力，以恢復或奪取全國政權，所以都採取了保守的戰術，等待國際和戰爭形勢的變化。國民黨代表國家，又有大量正規軍，抗戰後，被迫打了幾次大規模的陣地戰，但也都失敗了，最後也走上了遊擊隊和遊擊戰術為主的道路。陳獨秀反對遊擊隊和遊擊戰術，可是又能提出甚麼高明的辦法呢？在這裏，再次暴露出書生議政的弱點，顯然帶有托派的偏見。
最後一次救國實踐及其夭折
要說陳獨秀一點辦法也沒有，倒也不是。他在書生議政大寫抗日宣傳文章和講演後，決心要做一點書生從政的事，試驗一種新的救國道路。
陳獨秀決心要擺脫「合作抗日」中的無力、無奈與悲哀，使自己手中要有點「東西」。於是他與新來武漢的王文元協商，如何重新奮鬥？政府撤退、獄中人員作鳥獸散，王最後一個從無人看管的監獄中出來，歷盡艱難找到武漢陳獨秀處住下。他提出首先要在武漢辦一種刊物，被陳立即堅決地否定了。他認為：「不但無可能，而且無必要」；「舊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拋棄，今後如果還想在中國的政治鬥爭中起若干作用，必須採取新的方法，走新的途徑」；「坐在租界的亭子間裏喊抗戰，沒有在實際行動上跨前一步，沒有鄭重地投身於政治的乃至軍事的鬥爭。不論任何時候，任何條件，總是將革命之所有能事歸結於辦一張可憐的報紙。」[51]
那麼，新途徑、新方法、新出路在哪裏呢？陳獨秀起先也沒有想好，而是在與王文元的交談中，逐漸清理出一條道路來：
他說，抗戰失敗的結果是喪失了工業城市，潰散了無產階級。如果戰爭延長，西南一帶在美國支援下，可能發展點新工業，但無足以抵償東南沿海的損失。因此，在抗戰中，他以為決不能爆發我們所想像的革命，更不能以我們所設想的方式爆發出來。（農民的騷亂）只要國民黨一天抗日，這些騷亂便不可能生長成打倒國民黨統治的革命。將來，變化是多的，城市與鄉村的不滿也將日益增長，可是誰能領導這些運動呢？據他想，只有那些主張民主和自由，同時又擁有武裝實力的黨派。因此，舊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傳，藉此組織起來，實行革命的老想法，必須拋棄。唯一可行的辦法是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寬廣政綱去團結反國而又不阿共的政治流派，另一方面則積極跑進抗日的武裝隊伍去，為未來任何變化預先取得有利於革命的可靠保證。[52]
從以上王文元零距離觀察到的陳獨秀思想變化，反映出陳對托派傳統革命路線和共產黨農村根據地方針的否定。雖然與上海托派中央比，他的思想方法是正確的，不為任何教條主義所束縛。正如他對王文元常提到的，認為列寧最了不得的地方就是不被馬克思主義的現成公式所束縛，在不同的時間和環境，大膽地決定不同的政治口號與鬥爭方法。更可貴的是他的一顆愛國心強烈地跳動着，在當前熱烈沸騰的抗日怒潮中，「我們絕不該再以背誦『教條』為能事，必須設法實實在在地投身進去，積極地起作用」。但是一個致命的弱點是高估了第三種（中間）勢力即民主黨派的力量，而低估了國共兩黨反民主勢力的力量。
歷史真會捉弄人。當陳獨秀為以上思想急於尋找實踐機會的時候，機會竟然出現了。
當時陳獨秀認識了一位師長何基灃。此人原是宋哲元部下的陸軍第一二〇旅旅長。「七七」盧溝橋事件時，打響中國全面抗戰爆發第一槍的吉文星團便屬於該旅所轄。事後，何被擢升為一七九師師長。因作戰掛彩，在漢口養傷。所以，陳獨秀對該部的愛國熱情是很欽佩的。另外，這個軍人還有一些特點給陳獨秀很好的印象：他無任何不良的嗜好，更無軍閥的粗獷習氣，也沒有虛矯的架子。夫婦倆住一個廂房樓裏，連勤務兵都不用。更重要的是陳瞭解到，何堅決抗日，對國民黨領導無力深感痛心；半年來在華北的抗戰實踐使他深深懂得，不將部隊的政治認識提高，無法有效地抗日，更無法取得勝利。因此，在漢口養傷期間，他幾乎讀遍了漢口所能買到的全部有關抗日乃至一般社會科學的書籍，對陳獨秀的抗日圖書和演講，自然也十分欽佩。二人相處十分投緣。學習和思索的結果，何決心要從漢口邀請一些革命青年，去到他的部隊裏，對兵士進行政治教育工作。而這正是陳獨秀夢寐以求的好機會。
於是，二人很快就商定一個方案：以有限的土地改革來發動群眾，藉以增強軍隊的力量，謀取抗日的勝利。這也就把陳獨秀抗戰綱領中有關減輕人民負擔，以使人民支持抗戰，「有力者出力」的思想具體化了。但是，王文元及後到的濮德志對這種做法心有餘悸，怕重演大革命時期共產黨的政治工作人員替軍閥做「姨太太工作」的悲劇。陳獨秀則認為毫無理由把目前的行動當成「軍事投機」，批駁說：
「情形是根本不同的」；「我們是窮光蛋，不是第三國際，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讓人家欺騙。其次，我們進入他的軍隊，目的雖然不在『篡權』，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變成革命⋯⋯可能會真心轉向革命的，倘如此，則不難使這不小數量的武裝力量置於我們的政治領導之下；如果不然，那末我們既然一開始就坦白地表明自己的面目與行動方針，自不難進退隨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損害。」[53]
王文元、濮德志終於被說服。最後，陳獨秀與何基灃落實的計劃是：派王文元、濮德志和另一個河南青年馬某某到何的河南內黃師部去，王任秘書長，濮與馬為參謀。陳給他們的指示是：到軍隊中去的首要工作是兵士群眾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眾的革命環境，即在轄區內盡可能發動土地改革運動，以便使軍隊同時革命化。[54]
與此同時，陳獨秀也進行籌劃第三種勢力的工作。京滬戰線潰退之後，戰場西移，武漢成了臨時首都，一時冠蓋如雲，各種政治勢力的代表人物為抗戰事業所激發，彙集到這裏進行緊張的活動。同時，武漢的地理位置和戰爭形勢的迅猛發展，也時時提醒着人們，這種情況是短暫的。陳獨秀利用自己歷史上形成的個人威望，緊緊抓住身邊出現的這個特殊環境，積極和章伯鈞、章乃器等第三黨、救國會以及其他一些民主人士接觸，企圖組成一個新的聯合戰線，以在抗日陣營中獨樹一幟，不擁國，不阿共，為努力抗日，勝利後建立獨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為共同目標。[55]
這個努力又有一個特殊的背景。共產黨利用國民黨因抗戰連連潰退在國民中威望直線下降的時機，在武漢的中間勢力中大肆活動，並由孫中山夫人宋慶齡襄助，獲得了相當的成功。各民主黨派也對中共產生了愈來愈多的期待。陳敏感地覺察到這個形勢，認為：「我們（他表面上否認托派，而言談中卻仍以托派自居）必須參加這一運動，藉以擴大我們的影響；打破我們自建的與人築的圍牆，且使這個普遍而真實的反國民黨的群眾運動不為史大林黨利用了去。」
孫中山和宋慶齡
陳獨秀聯絡中間勢力，主要目的還是想通過他們去爭取群眾。但是，這個努力又遭到教條主義者王文元、濮清泉的堅決反對。他倆認為，要爭取群眾，首先要打破群眾對幾個所謂民主黨派可能發生的幻想。「要打破他們的幻想，我們必不可與他們締結聯盟，必須保持獨立。在具體問題上儘管可以和他們採取共同行動，但在思想與政治上，我們卻必須對他們進行批評。」為此，又提出要辦一張報，以便發表「我們」獨立的主張和對同盟者進行批評。
陳對此「非常生氣」。他覺得王、濮太重教條，太不懂政治，一點策略也不懂，與上海的托派是一丘之貉。而陳的性格特點是：一旦決心已下，就堅定不移，不容別人置喙，或者勝利，或者頭破血流也不悔。王、濮不得不讓步，試着走走看。於是，陳派王、濮代表他去出席第三黨、全國救國會、桂系反蔣派和陳獨秀派的「四派會議」。陳的考慮是進退自如，如果談判成功，他再進一步出面；如果失敗，他就不出面了。用的是進退自如的策略。可是王、濮是何許人也，人家看重的是你陳獨秀的名望，到這個時候你還拿架子。所以，「代表」二人先後被拒絕。接着，羅漢來到武漢，陳又派羅出席「四派會議」。羅去了兩次，也告退了。隨後，陳又派濮德志去開封請羅章龍，函招長沙的高語罕，希望這兩位比較著名的被共產黨開除又不投靠國民黨的老相識能支持他的「復興事業」⋯⋯為了開闢一條有效的抗日道路，真可謂煞費苦心。
可是，以上軍事謀劃與政治努力還沒有結果，在國共兩黨的夾擊下，很快就煙消雲散了。何基灃這位非嫡系軍人的活動，時時都在蔣介石特務的監控之中。當王、濮等人賣好車票，準備到何的河南內黃師部去的時候，蔣介石果斷地掐斷了這根線，免除何基灃的師長職，「着毋庸回任」，使陳、何的精心策劃頓時成為泡影。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陳獨秀對何基灃個人的看法沒有錯。國共「淮海戰役」中，1948年11月8日何與張克俠部隊戰地起義，致使蔣介石嫡系黃伯韜兵團被圍，從而輸掉整個戰役。至於去請羅章龍，遭對方斷然拒絕；高語罕接到函請，遲遲不予理睬。隨後，中共製造的「漢奸事件」則使民主人士對與陳合作視為畏途。
就這樣，1938年7月，在武漢失守之前，陳獨秀打發走王、濮、羅等，隻身一人，進入四川，度過他孤獨的暮年生活。這時只有他的思想閃光，不再有任何的政治活動。就是說，一生轟轟烈烈的政治活動家生命，隨着武漢努力的流產而結束了。
「漢奸事件」——與中共徹底決裂
抗戰爆發以後，王明、康生在巴黎《救國時報》上營造的「托派即漢奸」的輿論開始影響國內。除地方上軍閥利用這個罪名殘殺異己者外，共產黨內的肅托鬥爭也主要是在這年11月王明、康生回國以後開展的，不知冤殺了多少抗日精英！
王明、康生回國後，得知中共中央曾企圖與托派抗日合作、甚至傳說要讓陳獨秀回黨，在12月9–1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聲色俱厲地表示，我們和甚麼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斯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可以與蔣介石及其下屬的反共特務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王明、康生聲稱：「陳獨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有人當場指出：「陳獨秀與托洛斯基究竟有所不同；說陳獨秀是日本間諜，究非事實。」王明堅持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地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該說成是日本間諜。」[56]
早在「中東路事件」時，王明就在黨中央機關報上發表長文攻擊陳，陳未予理睬；1931年王明上台後，曾通過一個決議，說陳獨秀為中央的托派是「最危險的敵人」，陳也未予還擊。現在，康生在武漢公開發行的中共中央機關刊《解放》上發表長文說：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我們的東三省，同時，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經過親日派唐有壬的介紹，與由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當時唐有壬代表日本偵探機關，陳獨秀、羅漢代表托匪的組織。談判的結果是：托洛斯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貼，待有成效後再增加之。這一賣國的談判確定了，日本津貼由陳獨秀托匪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取了，於是中國的托匪和托洛斯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幫助日本侵略中國的雙簧戲。」[57]
如此有鼻子有眼的造謠陷害是聳人聽聞的，奇怪的是，受害最大的不是陳獨秀，竟是中共自己。因為，康生文章的發表猶如引爆了一顆定時炸彈，立時輿論大嘩。不要說反共人士，就是非共和親共人士，也群起為陳獨秀抱不平，質問中共造謠中傷的罪惡，並理所當然地把此文當作中共的主張，社會影響極其惡劣。
首先，為陳獨秀抱不平的最具影響的，是1938年3月16日開始，先後在《大公報》、《武漢日報》、《掃蕩報》相繼刊登的王星拱（武漢大學校長）、周佛海（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傅汝霖和梁寒操（均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會員）、高一涵（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張西曼（國民政府立法委員）、陶希聖（國防參議會議員）、林庚白（國民政府立法委員）九人聯名發表的公開信，指責說：
中國共產黨內部理論之爭辯，彼此各一是非，黨外人士自無過問之必要。近來迭見共產黨出版之《群眾》、《解放》等刊物及《新華日報》，竟以全國一致抗日立場誣及陳獨秀先生是漢奸匪徒，曾經接受日本津貼而執行間諜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獨秀先生平生事業，早為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中之言論行動，亦為國人所周知。且漢奸匪徒之頭銜可加於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己，此風斷不可長。鄙人等現居武漢，與獨秀先生時有往還，見聞親切，對於彼蒙此莫須有之誣衊，為正義，為友誼，均難緘默，為此代為表白。凡獨秀先生海內外之知友及全國公正人士，諒有同感也。
王明見了九人公開信，非但不思退守，反而更加進行反擊，從公開信後第二天（3月17）開始，指示《新華日報》連發數篇短評說：「陳獨秀是否為漢奸問題，首先應該看陳獨秀是否公開宣言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動以為斷。」[58]
陳獨秀再也不能保持緘默，立即在當天寫了一封《致〈新華日報〉的信》。信中敍述了出獄初期在南京和武漢與葉劍英、博古、董必武的接觸情況，指出：
從未議及我是否漢奸的問題，並且據羅漢說，他們還有希望我回黨的意見。近閱貴報及漢口出版之群眾週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週刊，忽然說我接受日本津貼，充當間諜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頃見本日貴報短評，乃恍然大悟。由此短評可以看出，你們所關心的，並非陳獨秀是否漢奸問題，而是陳獨秀能否參加反對托派運動問題。任何人發現漢奸，只應該向政府提出證據，由政府依法辦理。你們造謠誣衊的苦心，我及別人都可以明白了⋯⋯我明白地告訴你們：我如果發見了托派有做漢奸的真憑實據，我頭一個要出來反對，否則含沙射影血口噴人地跟着你們做啦啦隊，我一生不會幹這樣昧良心的勾當。受敵人的金錢充當間諜，如果是事實，乃是一件刑事上的問題，決不能夠因為聲明脫離漢奸組織和反對漢奸行動，而事實便會消滅。是否漢奸應該以有無證據為斷，決不應該如你們所說：「陳獨秀是否漢奸，要由陳獨秀是否公開聲明脫離托派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動以為斷」⋯⋯來武漢後，為避免增加抗戰中糾紛計，一直未參加任何黨派，未自辦刊物。我所有的言論，各黨派的刊物，我都送去發表。我的政治態度，武漢人士大都知道，事實勝於雄辯，我以為任何聲明都是畫蛇添足。你們企圖捏造漢奸的罪名，來壓迫我做這樣畫蛇添足的事，好跟着你們做啦啦隊，真是想入非非。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只要跟着你們牽着鼻子走的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這樣嗎？[59]
與以往愛衝動、發脾氣的陳獨秀不一樣，這封信寫得十分克制，入情入理，但相當有力。中共的報刊當然不敢刊登，於是，此信就在其他多種報刊上出現了。隨後，武漢各報圍繞着以上康文、九人公開信、新華日報短評和陳信，掀起了一場對中共的輿論討伐戰，多數在陳獨秀以上觀點及由此涉及的民主、人權問題上展開論述。正如當時一本小冊子的序言所述：
本編各文中有一個大體一致的意見，即是站在法律觀點上，道德觀點上與抗日需要上，要求原告共產黨提出「陳獨秀是漢奸」的事實根據，向政府控告陳氏。這辦法自然是最好的辦法，因為這可確實地判定到底是陳氏的人格破產，還是共產黨在有組織地誣陷異己。[60]
陳在武漢題字論「真理與強權」
這些為陳辯誣的文章內容主要如下：
（一）、認為中共此舉對抗日陣營的損害甚大。
日寇攻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後，矛頭直指武漢，全國人民正同仇敵愾進行武漢保衛戰最熱烈的時候，而王明、康生卻在抗日陣營內部大搞破壞，實際上他們才是真正幫助日寇侵略中國的「漢奸」。這在客觀上削弱了抗日陣營的力量。陳獨秀出獄後，已聲明以無黨派的公開的身份出現，到處發表抗日演講，連續發表抗日文章，再加上他的歷史影響，已經成為具有重大影響的抗日人物。現在一下子把他打成「日本間諜」，使人們幾乎不假思索地認定這是中共對陳明顯的栽贓和誣陷。這不僅是對陳獨秀的嚴重傷害，也是對整個抗日陣營的損害。
陳的抗戰文集
正如當時一份國民黨的報紙社論所說：
過去慘痛的事實，我們不堪回憶，以後的事體，我們也不希望再會重演，要避免這種危機，只有大家能顧全大局；在這個國難嚴重的今日，我們還有甚麼可說？我們認定只有大家衷誠團結，只有民族利益高於一切，融合各黨派的勢力集中救國的力量，大家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奮鬥努力，始足以救亡圖存。到現在倘使還不曉得覺悟，竟日終年的潛心於內部的摩擦，並且由內部理論的鬥爭而反映到外面來，我們覺得異常的無謂，異常的可惜；關於黨派問題，最近中央宣傳部有個通知，希望大家少談，以免影響社會人心惶惶不安，而現在又把這一套提出來討論，這也是不應當的；關於目前這樣嚴重關頭，大家認定只有抗戰才是死裏求生的出路。今天一個刊物，明天一篇文章，汗牛充棟，書鋪充斥，掛羊頭，賣狗肉，破壞抗戰陣線，混淆國家思想，這也不是抗戰時期中所不應當有的現象。
該文最後驚呼：
我們認定大家既然許身黨國，應當大家徹頭徹尾的加以反省，「應該痛定思痛，認清敵友，待罪立功；萬不可稍存意氣，重蹈以往的覆轍，骨肉相殘」而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時急矣！寇深矣！華北數十萬方里之土地，已經被敵人侵佔；東南富庶的資源，也已經被敵人攫奪；無數萬的民眾被敵人殘殺；大好河山，瘡痍滿目，我們還有甚麼心腸來鬧內部無謂的糾紛！我們希望大家「以大局為重」！[61]
中間人士敢於仗義者也不少，最早研究馬克思主義者之一、親共的張西曼教授就是。他簽署九人公開信後，在共產黨壓力下，曾給《新華日報》一信，補充說明「為甚麼敢負責為獨秀先生辯護」的理由，並說明在簽署時曾有過「將內容酌加修改」的要求。但《新華日報》在發表此信時，竟然昏頭昏腦地發表一短評，對張極其責備、教訓和諷刺之能事，[62]氣得張生病一場。這樣親共的人士都團結不了，真是太昏庸了。此外，長沙著名人士吳國璋也公開發表文章向共產黨呼籲：
從前有些人因為暴日侵略日亟，曾向國民政府提出停止剿匪的請求。現在日寇業已深入我國，我敢大聲呼號，希望中國共產黨不要再製造「托匪」新名詞，來增加國內糾紛！在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書報雜誌中，時常看到「托派匪徒」一詞，說他們是漢奸，首領是陳獨秀先生。我以為很懷疑，以為陳氏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任首領，現在中共骨幹許多重要分子，都是他介紹入黨並提拔訓練而成的，如果他也做了漢奸，那麼中國共產黨還有人靠得住嗎？如果事出誣陷，則中共幹部分子在道德上言，既屬負義不仁；在政略上言，又徒造人人自危的恐怖；在抗敵上言，則又未免陷於自相殘殺的絕境。大敵當前，為甚麼他們要開這樣大的玩笑？[63]
（二）、中共此舉在道德上對自身損害最大。
王明、康生的誣陷果然使陳受到重大傷害，如使其爭取中間勢力的努力付之東流。這些「不擁國不阿共」的民主黨派，雖然明知是誣陷，但也不願得罪正在坐大的共產黨，紛紛離陳而去。但實際上，中共本身在人們特別是民主黨派中的威望受到的損害更大。當時周恩來正利用國民黨當局的腐敗和潰敗做統戰工作，已經取得很大成效。王明、康生反為國民黨贏得幾分。簽署公開信的九人多數是國民黨員，他們首先出來為陳抱不平，表明國民黨的黨格正氣猶在。正如以上雷宇同的序言所述：
陳獨秀是中國並帶世界性的文化與政治的偉人，而原告共產黨則是中國並帶世界性的大政黨，至所涉及的問題又是民族抗戰中的最嚴重的道德問題。以如此兩造所引起的如此問題，自然有其重大的意義。因為這不僅關係一個人的道德，而且關係一大政黨的道德。假如陳氏果真是證據確鑿的「漢奸」，則他的歷史人格即最後破產；假如事實並不如共產黨之所攻擊，則中國共產黨便無法卸脫其有組織地迫害與誣陷異己之罪。
國民黨報紙《大漢晚報》發表署名文章，理直氣壯而帶有輕蔑的口氣教訓中共說：
「凡人作事，應當光明磊落，不可鬼鬼祟祟，玩弄手段，然後才能得到人家的同情；否則絕對不會不失敗的」；「我們是具有幾千年文明的中國國民，我們作人，尤應有泱泱大國的風度⋯⋯切不可學習落後民族那種狹隘、殘忍、刻薄、兇狠、尖刻、毒辣等非文明人類所應有的胸襟——以恨為出發點的胸襟；否則，人類社會只有一天天的開倒車，而仍然回到野蠻的原始社會去。」[64]
兩天後，該報又發表短評說：「夫尊重他人，即所以尊重自己。如政見之爭牽涉人我之爭，或竟不擇手段，肆意誣衊，此則不足以言政治，徒損一己之政治道德而已」；「以自詡革命黨人出此下策，言之痛心，良深浩歎！」[65]
（三），此舉在法律上使中共變成了被告。
王明、康生當然知道，一旦「日本間諜」「漢奸」罪名成立，在戰時立即要處決的。在蘇聯，他們親眼看到許多著名人士，甚至那些與列寧在一起戰鬥過的老布爾什維克，一旦被誣陷就處決了，而且根本不要甚麼證據。在中國，他們也知道抗戰初期的王公度、張慕陶也並非托派。王公度在桂系反蔣獨立運動中曾立下汗馬功勞，被稱為桂系中的「第四號人物」。桂系轉向「聯蔣抗日」，王公度不識時務，堅持原來的立場，再加上在內部爭權奪利鬥爭中遭妒被殺。但是殺了之後如何向外解釋，桂系煞費苦心，最後決定給按上「托派」的帽子。[66]張慕陶原是中共骨幹，只因執行第二、第三次左傾路線遭到必然失敗被開除黨籍，與托派風馬牛不相及。之後投奔山西軍閥閻錫山，表現出相當大的活動能力。中共統戰組織「犧盟會」曾想爭取他「歸隊」，張因對共產黨絕望而拒絕。於是，中共竭力造謠中傷，說他是「托派漢奸」。晉系出於桂系同樣原因，要把張甩掉。後來轉到蔣系手中，終因他堅持「反蔣抗日」立場，被以「托派漢奸」罪名處決。所以，在中國也存在着無需證據，誣陷其「托派漢奸」罪名就可槍斃的事例。這是蘇聯「肅托運動」再加上王、康在巴黎《救國時報》上反復宣傳在中國造成的惡劣影響。
1938年2月，在康生國內拋出《鏟》文同時，巴黎《救國時報》同時拋出一篇報導式的文章，以陝甘寧特區政府公審大會的名義表示：「我們要求政府當局效法廣西槍決王公度及延安公審三匪徒的辦法，用槍決韓復榘的毅然手段，以鐵一般的國法和軍律，來搜捕、公審和槍決陳獨秀、葉青、徐維烈、張慕陶、梁幹喬等漢奸匪徒。」[67]
當時陳獨秀真是命懸一絲。要是在延安或其他中共的根據地，早就成了康生負責的「鋤奸部」刀下鬼了。幸虧陳當時在武漢國統區，又有那麼多著名人士仗義相救，不僅倖免一死，而且進行了勝利的反擊。正如當時輿論所指出的：
今日共產黨的行為⋯⋯不與政敵作理論上的討論，憑真理來戰勝別人，而用造謠的辦法罹人於罪，誣之為「漢奸匪徒」，企圖借國民黨的刀去殺自己的敵，這是多麼陰險，多麼卑鄙，多麼無恥的勾當呵！這實在是他們十年來盲動的結果，以致政治破產，理論破產，道德破產技窮力竭的表現。[68]
而有的報紙更是提出了陳獨秀可以「反坐」中共，變被告為原告：「指人為漢奸，固為一時快意，不知此舉不惟有違政治道德，更觸犯法律森嚴⋯⋯吾不知法庭相質，攻訐者又將何辭以對？」「法律應予反坐。」[69]有人也明確地指出：政府有「懲治漢奸條例」，現在各報所討論的陳獨秀事件，「若他罪證確實，自當處以應得之罪；否則說他是漢奸的日報雜誌等，自亦構成誹謗之罪」；「陳獨秀自可依刑法第三百十條起訴於法院」。[70]
（四）此舉洩露了中共「民主」的虛偽性：
抗戰開始以後，共產黨一直打着「民主」旗號，反對國民黨獨裁，號稱要建立獨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並以此吸引全國有為青年投奔延安，籠絡人心，曾收到很大效果。可是，善良的人們卻沒有注意到，早在這個時候（1935–1938）的《救國時報》、《解放》、《群眾》、《新華日報》時期的中共，把陳獨秀等人和整個托派誣陷成「漢奸」並要求槍決時，已經洩露了其草菅人命的本質。
有人從中共印刷機關「解放社」出版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一書及《群眾》雜誌、《新華日報》的文章中，列數出國民黨和在野黨、無黨派著名人士中，被中共加上「漢奸」、「托匪」、「賣國賊」、「親日派」四項罪名的有17人之多；[71]如果加上《救國時報》、《解放》雜誌上被點名的人數，達到約30人左右。但是，這些人竟然全不是「漢奸」，全是中共的誣陷。其中一位大學教授鄭學稼，在其給中共黨員的一封公開信[72]中，說到自己在1927年後，從未參加任何黨派，只因「要求中國共產黨停止無出路的暴動，將『紅軍』交給政府改編」等主張，卻被中共屢次罵為「托匪」、「漢奸」。但他從未予以答辯，並說：「我不徒能容恕中共的造謠，我還希望唾棄者，也容恕『中國共產黨』。因為，一個政黨不用光明正大的政治道德作政治的鬥爭，而用陰謀詭計和造謠的手段，後世之人，會給他以一個公平的評論。」陳獨秀事件發生後，他不再表示沉默，寫了這封公開信，用更深刻的思想指出：
中共今日的政治道德系建立於陰謀詭計及造謠欺騙之上，這給中國共產黨黨員諸君以一個反省的良機。所謂共產黨也者，是推動人類歷史的政黨，不是造謠欺騙的集團。所以，真正的共產黨在政治鬥爭中，用着給大眾批判與接受的政綱，在對政見不同者論爭中，用理論去克服，決不會如今日中共之所為。暫不言中共的行為，無補而有害於中國的歷史發展，而且她的政治道德，將收日後不良的結果⋯⋯這種生活，給我們證明：中共的上層人物，已失去政治領袖的資格，中共在此輩領導之下，已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派別，而且也不成其為政黨了。
當年的《救國時報》
接着，公開信徹底揭露了中共的所謂「民主運動領導者」的假面具：
中國共產黨之失去政治道德，給她的黨員以及國人的教訓是如此：中共系今日中國民主運動的敵人及阻礙者。為甚麼呢？所謂民主也者，是指自由平等而言。真正民主主義者，不僅為大眾爭民主，自己還以民主待人——也就是對於政見不同的人或政黨，取着自由與平等的態度。現在，自稱「共產黨」者，對於政見不同的人，用「托匪」與「漢奸」之「莫須有」的污名，侮辱其人格，蔑視其人權；對於非己同類的人，任何出版與言論的自由，都剝奪殆盡——誰能夠在中共勢力的延安中，發見一本關於批判中共主張的刊物或書籍呢？與中共政見不同的人，誰能夠安步於膚施市街之上呢？但它卻樹立民主的大旗號召國人！世界上有一個不知民主為何物，而且極力濫用其文化力量視民主如草芥的政黨，會充當民主運動的領導者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