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陳鍾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手稿，1947年7月，藏北京中央檔案館。
[注2]汪精衛致胡適信（1937年8月19日），原件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
[注3]國民政府司法院呈文，呈字第260號，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注4]國民政府指令，第1844號，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注5]國民政府司法院訓令，訓令第594號，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注6]上海博物館藏。該信原無標點，但近年來有些書刊（如上海人民出版社《陳獨秀著作選》）加標點發表時，往往把「⋯⋯是內亂罪亦無由周內。無罪而科以刑，是謂冤獄。」點成「⋯⋯周內無罪而科以刑」，是不知「周內」是「構陷」之意也。
[注7]馬蔭良、儲玉坤：〈關於陳獨秀出獄前寫給《申報〉的一封信〉，上海《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1期。標題上的「出獄前」，應是「出獄後」。
[注8]陳獨秀：〈抗戰期中的種種問題〉，《抗戰》週刊，第1卷，第6期，1937年10月16日。
[注9]陳獨秀：〈我們斷然有救〉，《政論》，第1卷，第13期，1938年6月5日。
[注10]陳獨秀：〈抗日戰爭之意義〉，《我的抗戰意見》（武漢：華中圖書公司，1938），頁5。
[注11]獨秀：〈從第一個雙十節到第二十六個雙十節〉，《宇宙風》，第49期，1937年10月16日。
[注12]陳獨秀：〈抗日戰爭之意義〉，《我的抗戰意見》（武漢：華中圖書公司，1938），頁5。
[注13]獨秀：〈抗戰中應有的綱領〉，《我的抗戰意見》，頁28。
[注14]獨秀：〈從第一個雙十節到第二十六個雙十節〉，《宇宙風》，第49期，1937年10月16日。
[注15]陳獨秀：〈抗戰與建國〉，《政論》，第1卷，第9期，1938年4月25日。
[注16]陳獨秀：〈抗日戰爭之意義〉，《我的抗戰意見》（武漢：華中圖書公司，1938），頁5。
[注17]陳獨秀：〈抗戰中的黨派問題〉，《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5集（廣州：亞東圖書館，1938）。
[注18]獨秀：〈言和即為漢奸〉，向愚編：《抗戰文選》，第3輯（武漢：戰時出版社，1937年）。
[注19]陳獨秀：〈抗日戰爭之意義〉，《我的抗戰意見》（武漢：華中圖書公司，1938），頁5。
[注20]〈黃理文談陳獨秀〉（吳信忠1981年訪問整理，未刊稿）；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二），《黨史研究資料》，1979年第5期。
[注21]陳鍾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手稿，1947年7月，藏北京中央檔案館。
[注22]陳獨秀：〈各黨派應如何鞏固團結〉，《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5集。
[注23]陳獨秀：〈抗戰中的黨派問題〉，《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5集（廣州：亞東圖書館，1938）。
[注24]獨秀：〈抗戰中應有的綱領〉，《我的抗戰意見》，頁28。
[注25]陳獨秀：〈準備戰敗後的對日抗戰〉，《我的抗戰意見》（武漢：華中圖書公司，1938年），頁32–33。
[注26]《我的抗戰意見》，頁31–36，華中圖書公司出版，1938年3月。
[注27]陳獨秀：〈怎樣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宇宙風》，第52期，1937年11月。
[注28]陳獨秀：〈致《新華日報》的信〉（1938年3月17日），《血路》，第12期；《武漢日報》，1937年3月19日。
[注29]參見：《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香港：士林圖書服務社，1994），頁262；羅漢：〈致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漢口正報》，1938年4月24、25日。
[注30]冰：〈陳獨秀先生到到何處去〉，《解放》，第24期，1937年11月20日。
[注31]羅漢：〈致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漢口正報》，1938年4月24、25日。
[注32]羅漢：〈致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漢口正報》，1938年4月24、25日。
[注33]張國燾：《我的回憶》(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1331。
[注34]轉引自：葉劍英、博古、董必武給《新華日報》的信，《新華日報》，1938年3月20日。
[注35]《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64。
[注36]高語罕：〈陳獨秀入川後》，南京《新民報》晚刊，1947年11月13日。
[注37]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三），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18期。
[注38]高語罕：〈陳獨秀入川後》，南京《新民報》晚刊，1947年11月13日。
[注39]當時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李新牽頭，準備成立「現代史研究所」（現代史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起點），公章和經費已經撥下，但因沒有房子，暫時留在北京東廠胡同的近代史所。後來由於與近代史所的種種矛盾，特別是近代史所所長劉大年與李新的矛盾尖銳複雜，在學術上，劉主張現代史以1949年10月1日為起點。結果劉大年勝出，「現代史研究所」胎死腹中。
[注40]打印件，未刊。
[注41]〈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緊要聲明〉，《鬥爭》（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機關報），第3卷，第9期，1937年10月2日。
[注42]羅漢致彭述之的信（1937年10月1日），北京中央檔案館藏。
[注43]陳獨秀：〈給陳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頁23。
[注44]陳獨秀：〈資本主義在中國〉，《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1集。
[注45]陳獨秀：〈我們為甚麼而戰〉，《告日本社會主義者》（單行本），廣州亞東圖書館1938年印行。
[注46]〈陳獨秀給托洛斯基的信〉（1938年11月3日）。大陸出版的最有影響的《陳獨秀著作選》，根據鄭超麟提供給何之瑜編的《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一書的日期，定為「1939年3月×日」。而在美國1980年開放的托洛斯基檔案，該信英文檔案顯示日期為1938年11月3日。經筆者查閱該信最早在托派多數派的小冊子《保衛馬克思主義》之一「附錄一」上發表時，未刊日期。而根據托洛斯基回信時指出李福仁在上海轉信給他的日期是1939年「1月19日」來推算，陳其昌在那抗戰風火歲月中繞道香港去四川，再從原路返回上海，那麼，「1938年11月3日」這個日期，應該說是正確的。所以，鄭超麟在筆者主編的《陳獨秀研究動態》第6期（1995年11月）上，進行了修正。
[注47]陳獨秀：〈五四運動時代過去了嗎？〉，《政論》旬刊，第1卷，第11期，1938年5月15日。
[注48]〈民族野心〉，《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6集，廣州亞東圖書館1938年發行。
[注49]〈抗戰一年〉，《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6集。
[注50]〈論遊擊隊〉，《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6集。
[注51]《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66、268。
[注52]《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66–267。
[注53]《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72–273。
[注54]《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73。
[注55]《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74。
[注56]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418–423；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2），頁191。
[注57]康生：〈剷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敵的托洛斯基匪徒〉（以下簡稱〈鏟〉文），《解放》週刊，第29、30期，1938年2月。
[注58]〈陳獨秀是否托派漢奸問題〉，《新華日報》，1938年3月17日。
[注59]陳獨秀：〈致《新華日報》的信〉（1938年3月17日），《血路》第12期；《武漢日報》，1938年3月19日；《掃蕩報》，1938年3月20日。
[注60]雷宇同編：《中國共產黨攻擊陳獨秀等的反響》（廣州：新東書局，1938），頁3。
[注61]〈以大局為生〉，武漢《大漢晚報》，1938年3月19日。
[注62]張西曼：〈致〈新華日報〉的信〉及《新華日報》的短評《不容含糊和小心上當》，均載《新華日報》1938年3月18日。
[注63]吳國璋：〈陳獨秀，漢奸？托派？〉，《民意週刊》，第15期，1938年3月19日。
[注64]漢生：〈「拉」與「打」〉，《大漢晚報》，1938年3月21日。
[注65]〈提高政治道德》，《大漢晚報》，1938年3月23日。
[注66]程思遠：《政壇回憶》（桂林：廣西人民出版社，1982），頁98。
[注67]〈托陳漢奸匪徒賣國通敵到大後方陝甘寧特區政府公審托陳匪徒〉，《救國時報》，第151期，1938 年 2 月5日。黃公度即王公度，如上述，他不是中共黨員，也與托派沒有關係。其實，張慕陶、徐維烈也都不是托派。梁幹喬是早期的托派，1931年5月托派小組織統一後不久，即投靠國民黨，這時也不是托派，更沒有當漢奸。
[注68]李武：〈九個人拆穿了一副西洋鏡〉，《抗戰嚮導》創刊號，1938年3月19日。
[注69]〈提高政治道德〉，《大漢晚報》，1938年3月23日。
[注70]徐樂如：〈最近陳獨秀事件的法律觀〉，《民意週刊》，第16期，1938年3月22日。
[注71]志痕：〈《指鹿為馬》——造謠耶？卑鄙耶？〉，《抗戰嚮導》，第4期，1938年4月15日。
[注72]鄭學稼：〈給中國共產黨黨員一封公開的信〉（1938年3月13日寫於珞珈山），《抗戰嚮導》創刊號。
[注73]羅漢：〈給周恩來等一封公開的信〉，《正報》，1938年4月25、26日。
[注74]《黃理文談陳獨秀》（吳信忠整理），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周欽岳談陳獨秀》（周祖羲訪問整理，1982年12月）。周欽岳抗戰期間任重慶《新蜀報》主編，在武漢和重慶，與周恩來及陳獨秀都有來往。
[注75]陳獨秀複楊鵬升的信（1940年6月12日），中央檔案館藏。
[注76]陳獨秀致賀松生的信（1938年4月8日），未刊。賀松生即何資深、何之瑜。
[注77]《關於嚴肅注意防止不適當地宣傳陳獨秀的通知》（中宣發文第13號，1984年3月19日）。
[注78]〈第四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局關於中日戰爭決議案〉，《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272。
[注79]托洛斯基：〈論中日戰爭致里維拉的信〉（1937年9月23日），《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51。
[注80]托洛斯基：〈伊羅生著〈中國革命悲劇〉序〉，《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64。
[注81]《「托派」對於抗戰的主張》（油印小冊子），頁13。
[注82]《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頁24。
[注83]〈臨委給國際的報告——關於D. S.同志問題〉，《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一，頁28，1946年托派多數派所印的油印小冊子。
[注84]〈劉家良致李福仁的信〉（1937年11月21日），《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69，譯註一個。
[注85]《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一，頁7。
[注86]陳獨秀〈給托洛斯基的信〉（1938年11月3日）。這封信最早刊登在1946年托派多數派油印的《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一的「附錄」上，取名為〈DS給國際的報告〉，但是沒有注明日期。1948年何之瑜把陳獨秀的部分遺著編輯成小冊子《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時，請鄭超麟回憶，註明為「1939年某月」。1993年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陳獨秀著作選》時，根據鄭超麟的回憶，註明為「1939年1月」。流亡在英國的王文元見後，告訴鄭超麟，他在托洛斯基被刺殺後40年開放的托氏檔案中發現：陳獨秀寫的原信，註明為「1938年11月3日」。於是鄭寫了〈陳獨秀致托洛斯基的信是哪一日寫的〉一文（刊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6期，1995年11月），進行了糾正。
[注87]仲：〈給陳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陳獨秀的最後論文與書信》，頁24。
[注88]《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頁264。
[注89]仲：〈給陳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陳獨秀的最後論文與書信》，頁23。
[注90]林庚白、張西曼致《新華日報》的信，分別載《新華日報》1938年3月16日與18日。
[注91]史斌、蘇晏整理：〈訪問劉仁靜談話記錄〉（1979年3–4月），上海《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4期。
[注92]唐寶林整理：《訪問劉仁靜談話記錄》（1980年7月22日）。
[注93]劉仁靜：〈讀《資本論》芻議〉，《半月刊》（南京反省院內部刊物，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第3卷，第11期；《讀〈西洋史論〉》，《半月刊》，第3卷，第21期。
[注94]可能為《讀〈資本論〉芻議》之誤。
[注95]《鬥爭》，第14期，1936年12月15日。
[注96]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74，註4。
[注97]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73。
[注98]《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一，頁10–20。
[注99]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74，註4。
[注100]片山潛（1860–1933）：日本社會民主黨主要創始人，曾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同情蘇聯十月革命，曾協助美國共產黨的建立，為共產國際做了許多貢獻。
[注101]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71。
[注102]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78。
[注103]王凡西譯：《托洛斯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頁28。
[注104]連根：〈托洛斯基與陳獨秀〉，《國際主義者》（手刻油印件），第3期，1942年6月25日。連根是王文元的筆名。1942年中國托派分裂成彭述之、劉家良為首的多數派；王文元、鄭超麟、陳其昌、樓國華為首的少數派。《國際主義者》是少數派油印機關報。
[注105]《保衛馬克思主義》，卷一，頁21。
[注106]連根：〈托洛斯基與陳獨秀〉，《國際主義者》（手刻油印件），第3期，1942年6月25日。連根是王文元的筆名。1942年中國托派分裂成彭述之、劉家良為首的多數派；王文元、鄭超麟、陳其昌、樓國華為首的少數派。《國際主義者》是少數派油印機關報。
十九
「終身反對派」與不變的人生追求（1938–1942）
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
1938年2月，陳獨秀有意離漢。陳鍾凡推薦他到武漢大學教書，被拒絕。陳說：「撫五（即王星拱，武漢大學校長——引者）與我至好，我所學亦無以教人」。[1]實際上有難言之隱︰一是離開北京大學時受到同行潑給的恥辱揮之不去。大學是知識分子集中之處，左中右雜處之地，像他這樣政治上多次大失敗的知名人物，若到大學去，不知會有多少人造出多少謠言來。尤其是「日本間諜」事件前，「托派即漢奸」的輿論已廣泛流傳。他雖然一再聲明「不再隸屬於任何黨派」，但歷史是抹殺不了的。在國共兩黨及其他各政治集團都在抹黑托派的情勢下，他在大學中是很難待得下去的。二是幾十年來已經習慣於搞政黨政治和革命運動，當領袖受人敬仰，怎麼能適應去當一個教書匠？
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的王星拱
陳獨秀也一再拒絕托洛斯基請他到美國創建第四國際的邀請。除了不願離開危難中的祖國、要為救國盡一分力和對中國托派的極左傾向表示痛惡並因此對「托洛斯基主義」產生懷疑外，還有具體的困難︰健康狀況不好，高血壓和胃病時常發作。國民黨一直監視着他的一舉一動，批准出國的可能，可以說絕對沒有。老朋友、老下級陳其昌，請汪孟鄒致書已到美國當大使的胡適，為陳在美國大學謀一客座教授職位。信發出後，未見回音。看來胡適也覺得不好辦，或是太瞭解陳獨秀是不會離開祖國的。抗戰初期，胡適擔心陳在國內會有甚麼麻煩，在美國聯繫了一家圖書公司，請他到美國寫自傳。當時許多人也有這個建議，陳不肯去。在武漢嘗試「新途徑」失敗後，王文元等建議去香港，他也不考慮，理由是：「我們擁護與參加抗戰，就無論如何得留在抗戰地區，利用人家不得不給我們的合法身份來作公開批評；一去香港便自動放棄這個身份了。」[2]
何之瑜陪徐特立到武漢調解所謂陳獨秀「日本間諜」事件後，陳應何之邀，打算去長沙嶽麓山下專心著述文字學。後來又改變主意，說︰「湖南非樂土，城市將難免為戰區，鄉間亦不無土匪侵害，故決計入川也。」[3]他送王文元回上海時約定︰至多半年後再到「大後方」相聚，「一起打開更有效的工作出路」。但他不願意王回上海後繼續原來托派那樣的活動方式，若那樣則是「『三個月活動，三整年長監』一定不會有好結果」。[4]這說明，他所以不願出國，還是希望在抗日和改造托派方面有所作為。
陳獨秀入川，可謂是一波三折。本來，他打算1938年2月動身。2月11日在給何之瑜信中說︰「弟一星期後，當可動身入川（羅漢、季嚴亦勸我往）」。但是由於發生飛來橫禍「日本間諜」事件，被迫停下來，打一場筆墨官司。6月16日，準備乘當時在國民黨做事的包惠僧為他安排的差船離漢，闊別三十年的大姐攜家逃難，突然到了漢口。姐弟患難相逢，悲歡交集。陳對包說︰「老姐姐來了，我怎能撇開他們，自己先行！」[5]這位「老姐姐」也是一個女能人，很受人尊敬。她嫁給了商人吳向榮，其兒子吳季嚴一直追隨陳獨秀，又一起轉向托派。陳獨秀一直與這位姐姐關係很好。這樣，就拖到7月初，和姐姐一家搭上了「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個銀行包用的專輪，上行四川。
陳獨秀受無端陷害，在民主人士中得到了廣泛的同情。這些人都是政治上要求民主，反對一黨專政，經濟上要求發展資本主義，反對國家壟斷的。陳獨秀在與他們的交往中，思想吸取不少營養，生活上也得到許多幫助。「不再隸屬於任何黨派組織」的他，現在只有依靠這些新朋友了。這次入川，他曾在一次宴會上徵求章伯鈞的意見，章當即問重慶《新蜀報》主編周欽岳︰「仲甫入川怎麼樣？」周表示歡迎並提供方便，「居住和其他生活方面的問題，我都可以負責」。
夾在國共兩大政黨之間的民主人士也有軟弱的一面。周欽岳為保持與共產黨的關係，根據共產黨的意見，希望陳獨秀入川後，「千萬不要活動，更不要發表甚麼東西」！[6]但是，陳獨秀是一個天馬行空，言論不羈的人。7月2日一到重慶，就在27日寫就上述《論遊擊隊》，[7]繼又發表《資本主義在中國》和演講，抨擊中共的觀點。這些思想在大後方的態勢下，言之有理。像《資本主義在中國》是在當時中國著名的民營企業「重慶民生公司」的演講，從理論上闡發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必要性，很受民主人士歡迎，也就顧不得中共方面的感覺了。
陳獨秀到渝，周欽岳、高語罕等前往迎接，暫時安排住在上石板街十五號川源公司樓上。[8]這是禁煙委員會李仲公辦事處。《新民報》、《新蜀報》的朋友張恨水、張慧劍、周欽岳等為他設宴洗塵。然而，重慶成為國民政府陪都後，特務橫行，國共角力，經濟上的重壓也很難讓陳一家長期生活下去。加上重慶天氣悶濕，很不利於他日益嚴重的高血壓病。而且大量沿海地區逃難民眾集中此地，已很難找到合適的住處。所以，陳在重慶只住了短短一個月時間，在名醫鄧初（仲純）和江津國立九中校長鄧季宣兄弟（均為陳的同鄉、同學和老友）幫助下，於8月3日移居距重慶上游水程約180里的江津縣城。[9]高語罕說，陳本不願意離開重慶，他關心時局，江津太閉塞。但是，「政治的和物質的條件不容許，他只好退居人事比較閑適、生活比較便宜的江津去做寓公」。[10]
江津當時約有80萬人，是川東大縣。沿海和中部地區的大批難民逃亡到這裏，原安徽國立第二中學由教育部批准立案後改名「江津九中」，遷到此地，收容淪陷區疏散到重慶的安徽教職員和學生。這樣的人員及其家屬不下數千人，形成一個「小安徽」的氛圍。陳獨秀因這種非親即友的關係，帶着潘蘭珍和老母親（即嗣母謝氏，陳昔凡之妻）及三兒陳松年一家幾口到此。靠朋友的照顧，陳松年在九中做了一名修理校舍的木工。起初境況十分狼狽，陳在給兒子的信中說︰「不但用具全無，屋也沒有了。」這是指原來說好到江津後住老友鄧初之宅，但因事先對鄧妻工作沒有做好，她竟「閉門謝客」。陳懊喪地說︰「倘非攜帶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慶矣。」幸蒙舊交方孝遠同情，才在一客棧暫棲下來；8月7日又得東門郭家公館（實為客棧）房東憐憫，挪出樓房一間住了進去，「聊以安身」。陳嘆道︰「出門之難如此。」[11]
過了幾個月，做通鄧初妻子的工作，再加資助鄧開設「延年醫院」的江津望族鄧蟾秋、鄧燮康叔侄的照顧，陳獨秀勉強住進鄧初開的「延年醫院」後院——「黃荊街八十三號」，與鄧家夫婦分住一宅。由於曾遭「閉門謝客」，陳獨秀精神上的不快與彆扭可想而知。很快，潘蘭珍就與鄧妻鬧起矛盾來。於是由陳北大時學生、江津縣長黃鵬基幫助，住到江津一中校長施明璋家「施家大院——延陵別墅」。月餘，因江津中學教員楊賓淑要求陳獨秀幫助整理其祖父楊魯承的遺著，陳又遷到距縣城約20里的偏僻山村——鶴山坪石牆院的楊魯承舊居「楊氏山莊」，直到去世。不過由於與鄧初情誼深厚，他仍常去鄧的醫院治病。石牆院可能不通郵或通郵困難，陳晚年通信的地址始終是「黃荊街八十三號」。上世紀80年代發現的1939–1941年間陳獨秀給楊鵬升的40封信，全是這個地址。
陳獨秀入川，可以說是受盡顛沛流離之苦，雪上加霜的事還不斷襲來。首先，在鄧宅時，他十分尊敬的嗣母謝氏去世。在給友人信中，他說︰「弟遭喪以後，心緒不佳，血壓高漲，兩耳日夜轟鳴幾於半聾，已五十日，未見減輕，倘長久如此，則百事俱廢矣。」當年反對封建迷信的旗手，在感情與習俗的壓力下，現在也表示要遵守「喪制」，以盡孝道︰「先母撫我之恩等於生母，心喪何止三年；形式喪制，弟固主短喪，免廢人事，然酒食應酬以及為人作文作書，必待百日以後。」[12]
陳晚年的住房「石牆院」
其次，1940年3月尊敬的師長蔡元培去世，使他「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觸！」在給友人信中說︰「弟前在金陵獄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無數傷痕中又增一傷痕矣！」並專門撰文《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13]文章敍述了他與蔡先生的歷史接觸和「四十年來社會政治之感觸」，精練地概括了蔡元培「令人佩服」的「兩大精神」。一是「大事堅決而又溫和」精神，「一般說來，蔡先生是一位無可無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時有關大節的事或是他已下決心的事，都很倔強的堅持着，不肯通融，雖然態度還很溫和。」二是「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在習於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文章還借題發揮，批駁了對五四運動「廢棄國粹與道德」的批評︰
凡是一個像樣的民族，都有他的文化，或者說他的國粹；在全世界文化洪爐中，合民族有價值的文化，即是可稱為國「粹」的而不是國「渣」的，都不容易被熔毀⋯⋯問題是在一民族的文化，是否保存在自己民族手中，若一民族滅亡了，甚至還未滅亡，他的文化即國粹乃由別的民族來保存，那便糟透了；「保存國粹」之說，在這點是有意義的。如果有人把民族文化離開全世界文化孤獨來看待⋯⋯在保抱殘守缺的旗幟之下，閉着眼睛自大排外，拒絕域外學術之輸入⋯⋯抱着國「渣」當做國「粹」；這種國粹家，實在太糟了。
再次，這年春天，得知大姐病倒在江津上游約40里的住地油溪鎮，立即去看望。手足同胞四人，惟其二人還在，但是都被老與病相纏，相見相別，兩情依依。不料想，6月果然傳來大姐去世的消息，使他懷念傷感不已，特作一首五言長詩。
重感情，重友誼，這是陳獨秀品性中的一個顯著特點。但是，一般人往往只看到他「固執己見」，疾惡如仇，如王森然所說，「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輒不見容於人」，[14]卻忽略了他重感情、重友誼的一面。正如程演生所說︰
仲甫和朋友要好的，歡喜隨便談談，或是說笑話。有些不知他的人，以為他是暴徒式或不近人情的人，其實他是極和藹極親切的人，又有熱情，不過負氣，好鬧脾氣，但事過也，就若無其事的。我見過他和朋友因說笑話或頑皮而致變臉而致相打，然過了一天又和好了。不過這是些極相好的朋友。[15]
親友一個個去世，給了陳獨秀極大的精神刺激。早在1937年，聽到被稱為「中國托派中最傑出的女革命者——黎彩蓮」逝世消息時，他就開始承認「老」了。給趙濟信中他說︰「彩蓮的死使我很悲傷。一生中我遭遇到這樣的事已不算少；可是我從來不曾如此難受過，也許是我老了⋯⋯」[16]這種無奈和無能為力的痛苦，又使他回到青年時代革命低潮時曾有過的志不遂願的「屈原情節」。1941年7月，聽說友人周光午、何之瑜、台靜農、魏建功等於屈原祭日聚飲大醉之事後，忽然也激動萬分，作了一首詩給魏建功曰︰
除卻文章無嗜好，世無朋友更淒涼；
詩人枉向汩羅去，不及劉伶老醉鄉。
但是，他還是慶幸自己一直保持着不願隨波逐流的獨特的風骨。一天，與早年留學日本時的同鄉好友葛溫仲的長子葛康俞相遇，又勾起濃濃的鄉情與從小就養成的秉性，贈詩曰︰
何處鄉關感亂離，蜀江如幾好棲遲。
相逢鬚髮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17]
1940年可以說是陳獨秀晚年的一個倒運年，大姐去世不到兩個月，「鄉下盜風大熾」，災難也落到他的頭上。大概盜賊聽說他是個大名人，一定有財，8月2日「竊去衣被十餘樣」。[18]盜賊所得無幾，陳獨秀損失巨大。在武昌時楊鵬升贈送的心愛之物篆刻陽文「獨秀山民」四字章，以及晚年專心研究的尚未完成的很大一部分文字學著作草稿，也隨之失去，使他十分痛心。後來失竊衣物大半追回，惟印章與手稿「去如黃鶴」。[19]
由於年老，加之他的名人身份，敏感的政治背景和戰爭的環境，不可能找到有固定收入的職業，入川後陳獨秀的經濟狀況變得相當的複雜。據現有資料記載，除了有時報刊上（如《政論》、《抗戰與文化》、《中央日報》、《民主與統一》等）發表一些文章有一點微不足道的稿費收入外，主要靠親友接濟，具體是︰通過原「無產者社」成員薛農山的關係，任《時事新報》名譽主筆，每月領一點少得可憐的津貼。北大同學會經常給一些生活費，有的說每月300元。大姐家在困難時也給一點幫助，因為姐丈是經商的，侄女是個中學校長，侄女婿是一個珠寶商，經濟較寬裕。此外就是好友蔡元培、鄧蟾秋叔侄、楊鵬升私人資助，連印有「獨秀用箋」和「仲甫手緘」的信紙信封，也全由楊鵬升包贈。
楊鵬升與晚年陳獨秀的關係密切。但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劫後倖存陳獨秀給他的40封信，人們不可能知道在陳獨秀眾多朋友中還有一位如此肝膽相照、俠義感人的好朋友。
楊鵬升，四川渠縣三匯鎮人，比陳獨秀小21歲。「五四」運動前夕，經北大校長蔡元培推薦，楊鵬升師從文科學長陳獨秀，結下深厚的師生情誼。此後兩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陳獨秀創建中國共產黨，楊鵬升留日歸國後在軍界任職。但是，黨派之見絲毫沒有影響兩人的情誼。
說來真巧，1937年陳獨秀輾轉流落武漢。稍後，楊鵬升也因得罪蔣介石被調往武漢任警備司令部少將參謀兼辦公廳主任。楊費盡周折找到陳，為其安排了固定住所，兩人過從甚密。1938年，兩人又一前一後來到四川。楊因對國民黨不滿，寓居成都修建「勁草園」沉溺於書畫，而陳獨秀內遷至江津。據史料記載，兩人雖同在蜀地，卻從未見面，只是以書信往來。1939至1942年，陳生命的最後3年，寫給楊信竟達40封之多。書信最長的有3頁，最短的只有幾十個字。雖然陳獨秀曾經為師且年長一輩，但每封信的開頭均稱楊為「老兄」，楊夫人為「嫂夫人」，落款均為「弟獨秀」。從信中看到，楊得知陳生活艱難，先後6次寄錢4，500元，這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最後一封信是陳去世前兩個月的1942年4月所寫，對楊多年的資助，陳表示「卻之不恭而受之有愧」。陳辭世後，楊悲痛不已，在其所寄信封的背後寫下「此為陳獨秀先生最後之函，先生五月二十七日逝世於江津，四月五日書我也。哲人其萎，愴悼何極！」[20]
到江津後不久，陳獨秀得到一個重要的朋友羅宗文。1940年9月，羅調任江津縣長。到任之初，照例拜訪當地知名人士。陳獨秀略事寒暄後，十分關切民生問題，問︰「現在米價飛漲，怎麼辦？」可能陳知道羅在鄰縣永川花費最大力氣，把米價控制住，從6月半到9月一直保持穩定，軍民相安。羅說︰「省府最近的命令是要各縣將當地糧價壓到7月半的水準，不許自由上漲。」陳說︰「壓也不是辦法。」大約半個月後，陳步行兩華里到縣府回訪羅。羅回憶說︰
陳老坐下後說︰「孫哲生又在放大炮了，你看見沒有？」我說︰「看見了。」孫哲生即孫科，孫中山之子，時任國民政府立法院長，在中央紀念周作《抗日時期的經濟政策》的報告，其中說到重慶的米價已漲到150元一擔。如果糧食由國家來經營，操縱囤積等弊端就會一掃而空⋯⋯。原報告在報上發表了。陳老接着說（大意）︰「這是行不通的，因為中國的農民很分散，生產規模很小，是小農經濟，每年秋收以後，自己就把糧食保存起來，連罐罐、罈罈，都是他們收藏工具，遇到需要錢的時候，就拿一部分出來，自己設法加工成米，或者舂，或者碾，或運到鄰近的水碾去碾。全家動員，肩挑背負，運到鄰近的米市去賣，然後買回所需要的油鹽、農具和其他日用必需品。這就是說，他們的家，既是倉庫，又是糧食加工坊；農民既是倉庫保管員，又是加工工人，又是搬運工人，又是銷售商人，是十分方便的。如全部由國家來包乾，既要修倉庫，又要修加工廠，又要組織運輸，又要設店銷售，要花多大的人力、財力、物力，哪裏是容易辦得到的啊！不比在蘇聯有集體農莊，美國有大農場，是機械化耕種，生產規模大，辦起來方便。」[21]
此外，近年從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中，還發現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保存的六封與陳獨秀有關的信。國民黨乃至蔣介石用朱的名義於1940年7月17日、1941年3月6日、1942年1月27日，先後三次向陳資助1，000元、5，000元、8，000元。六封信中，三封是朱致陳告有資助，並派張國燾送去。兩封是朱與陳佈雷的通信，陳佈雷告訴朱︰「日前所談仲甫近況艱困，經呈奉諭示一次補助八千元，以吾兄名義轉致。」朱則報告已派張轉贈。最後一封是陳給朱的回信︰
騮先先生台鑒：
國燾兄來津，奉讀手教，並承賜國幣八千元，遠道轉來，不敢辭卻，無勞而領厚賜，受之實深慚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簡單，去年賜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誠屬過分，以後如再下賜，弟決不敢受，特此預陳，敬希原諒，並謝高誼，餘不盡焉。
弟獨秀啟。一月二十九日卅一年[22]
在此之前，大陸學術界根據鄭學稼所說的話，認為陳獨秀晚年曾明確拒絕國民黨官方甚至蔣介石的資助。鄭說︰朱贈陳5，000元支票一張，他拒之；朱又託張轉贈，又遭拒之；張再託鄭學稼寄贈，還是不收。[23]所以，以上六封信的披露，引起大家的討論。
首先，5，000元的問題，到底是朱家驊和陳獨秀的信上說得對，還是鄭學稼說得對？發生了矛盾，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和考證。或者是兩者都說得對，可能還有另一筆5，000元的資助，陳拒絕了？因為陳回朱信中沒有明確說收到的款額數量。另外，還有一個直接經辦人也有與鄭學稼類似的回憶︰
抗日戰爭時期，我在四川省銀行總行省庫部收支課工作。一天，我收到中央銀行國庫局一件支付書，命在江津縣代辦國庫業務的四川省銀行辦事處付給陳仲甫一筆數目可觀的錢。這筆錢是由蔣介石匯給陳仲甫的。我想，陳仲甫是陳獨秀的號名，一般人都不甚知道，所以我特別注意這筆庫款的下落。
可是過了六七天，仍不見省銀行江津辦事處寄回陳仲甫的收據。國庫局派了一位襄理大員來查問，並催促儘快將這筆錢送交陳收。
又過了兩天，省銀行江津辦事處回電說：「辦事處主任張錦柏親自去見陳，他還是不收，只好將原支付書退回。」我們當即通知國庫局：已將這筆錢原封退回。[24]
其次，六封信中，1941年朱致陳告知資助5，000元的信、1942年朱致陳告知資助8，000元的信和同日致陳佈雷報告8，000元將「以弟名義」轉送陳獨秀的信，都加了「密」字，說明贈送者不願意讓陳和外人知道這兩筆資助款的來源。朱家驊是陳獨秀在北大的同事，以其個人名義資助，而且贈送時寫的信又極為誠懇，陳卻之不恭，才予接受。然而，陳可能不會一點也不知道這些錢的來源，所以收得很是勉強。
再次，朱家驊、陳獨秀信中所述的贈款數與何之瑜的記錄有出入。何之瑜在《先生逝世前後用費收支》表中記載逝世前的醫藥費收入部分︰第一位是蔣先生5，000元。這自然是蔣介石，看來何是知道這筆錢來源的，只是瞞着陳。陳既逝世，也就不必隱瞞了。對照朱家驊和陳佈雷的信，應該是8，000元，少了3，000元，又是一個待考的謎。第二筆是朱騮先先生5，000元。這就與朱信中的那筆錢對上了，也證明鄭家稼、許伯建說的那筆被陳獨秀退回去的錢是另外一筆錢。另外，何之瑜的記錄並不齊全，因為楊鵬升的贈款一筆也沒有記錄，看來有些贈款未經何之瑜之手。
有人認為，陳獨秀晚年得到這些「巨額贈款」，說明生活並不貧困。但是，當時物價特別是米價飛漲，這些贈款又像打水漂一樣飛去了。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後方辦過23個國立中學，收容敵佔區和交戰區的流亡學生。一位在四川國立六中讀書的學生回憶說︰當時的國立中學都實行公費制，學生有飯吃，伙食費隨米價漲而漲，沒有下落過︰1939年2–11月，每人每月6元，可是到1941年8月，漲到了每月133元，大漲22倍。[25]陳獨秀在致楊鵬升的信中也有不少記載︰1940年10月19日的信中說︰「此間米價30餘元一斗，每斗60斤⋯⋯前次歐戰中德國危機，乃物資天然不足，今中國人為居半，穀物暴漲則全屬人為。封鎖討伐又加奸墨橫行，此事無法解決也。」這年12月23日函稱︰「數月以來，物價飛漲，逾於常規，弟居鄉時，每月用二百元，主僕三人每月食米一斗，即價需一百元。今移居城中月用三百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寬裕（其時一斗米價只三元，現在要七十元）。長此下去，實屬不了！」1941年9月6日函稱︰「弟月用三百元（生平所未有，居城中當多一二倍），已覺駭然，兄在成都用度竟多至十倍，倚薪俸為生者，將何以堪！物貴由於幣賤米昂，幣賤乃自然之理，無法可設；米貴則大半由於人為，挽救之法甚多，政府何不急圖之以自救耶！」
同年11月22日信中又說︰「此時弟居鄉亦月需費用六百元，比上半年加一倍。兄竟至多我數倍，如何可支！」（其實早在這年1月26日的信中就說過︰「物價如此高漲，吾兄每月虧空如此之多，奈何？奈何？」）為此，陳獨秀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再連累朋友的生活，產生過「出川」的想法︰「黔、湘、桂之生活費用都比川省要少一半」，因此，雖然朱家驊的資助1941年增加到5，000，1942年1月增加到8，000，哪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和醫藥費的開支？俗話說︰救急不濟窮。因此有時親友接濟不上時，不得不靠典當度日。柏文蔚送給他的一件灰鼠皮袍就進了當鋪，還賣給房東楊魯承家一些衣物。他與潘蘭珍在石牆院的住房一為臥室，一為書房。二房上無天花板，下是潮濕的泥地；若遇大雨，滿屋漏水。
如此窮困潦倒的生活，又使他的腸胃病和高血壓更加惡化。1941年冬，正是米價大漲的又一年，他在向著名佛教大師歐陽竟無借《武榮碑》字帖時，以詩代柬，透露了他那十分清苦的生活︰
貫休入蜀唯瓶缽，臥病山居生事微。
歲尾家家足豚鴨，老饞獨羨武榮碑。[26]
教育家歐陽竟無
1922年歐陽竟無在南京成立支那內學院，抗戰時流亡到江津重建。此人對書法有很深的造詣，與陳獨秀過從甚密。「貫休」是唐朝高僧，稱禪月大師，善詩，兼工書法。其書人稱「姜體」（他姓名姜德隱），自成一派，得到後世許多名家的讚賞。他也曾入蜀，並有詩云︰「一瓶一缽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表示老年只有一瓶一缽的清苦。陳寫此詩，自比貫休，不僅被疾病折磨在床上（不能親自上門拜訪），而且「生事微」——家用匱乏。快過年了，家家都備足了豬肉和雞鴨，而我只得向你借《武榮碑》來解解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