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同鄉老友朱蘊山聽說了這件事，買了幾隻鴨子去探望他，見他胃病發作，痛得在床上打滾。朱曾勸他不要搞托派，後又受周恩來之託勸他到延安去，他都未聽從。所以，陳逝世後，朱寫詩曰︰
掀起紅樓百丈潮，當年意氣怒沖霄；
暮年蕭瑟殊難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一瓶一缽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
僵死到頭終不變，蓋棺論定老書生。
到去世的那年——1942年初，生活的窘迫和「川省地勢海拔較高」對病體不利的影響，終於使他作出了移居貴陽的決定。1月9日和2月12日給楊鵬升的信中，提到︰「川中生活，日益不支，弟病雖未好，或可冒險乘車往貴陽，以彼處生活比川中便宜一半」，但「終以病體不勝跋涉」而作罷。而在這兩封信之間，即1月27、29日，恰恰有了朱家驊贈送經蔣介石「諭示」的8，000元。於是，不冒去貴陽的風險，也暫時有了經濟上的支持，並且支撐到他逝世的那一天。
陳獨秀晚年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許多親友都來幫助他，資助他，但是，他並非一概都接受。第一，「素無知交者，更不願無緣受賜。」[27]第二，國民黨著名官僚或共產黨叛徒贈送的，即使出於同情而並非政治拉攏，他也堅決拒絕。如羅家倫、傅斯年等親自送錢過來，他不要，弄得二人很尷尬。臨走時，陳對他們說︰「你們做你們的大官，發你們的大財，我不要你們的救濟。」陳獨秀主持中共時期著名的共產黨活動家、後被捕，別人槍決時陪綁、嚇掉魂魄而叛變的任卓宣曾匯給他200元，被退回。陳說「你比我窮」，任不解。其實此話意味深長，乃指人格而已。第三，「無功不受祿。」他的音韻文字學著作《小學識字教本》，曾得两次預支稿費共10，000元，因與教育部長陳立夫的書名改名糾紛，未能出版，一直沒有動用。
對於朋友的資助，他也儘量寫一些字聯和詩詞贈送。陳獨秀的書法，特別是小篆，很有名氣，一般人是一紙難求的。「北大同學會」先後派羅漢（在1940年重慶遭日機大轟炸時喪生）、何之瑜照顧陳獨秀晚年的生活，還每月補貼300元生活費。這對於陳晚年生活的穩定非常重要。陳就把書稿《連語類編》贈給北大，以資報答。
對這種近乎靠別人施捨度日的狀況，給他這個早年提倡「獨立自由之人格⋯⋯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28]的自尊性極強的名人來說，精神上帶來無比的痛苦。如在致楊鵬升的一系列書信中，充滿着這樣的字句︰「由於醫藥費，曾與編譯館約過一稿，可以支取應用，不應以此累及友好」（1940年1月31日）；「接行嚴轉來匯票三百元，不勝惶恐之至⋯⋯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實慚惑無既，辱在知己，並感謝字亦不敢出口也」（1940年2月26日）。在接到印有獨秀名字的信箋信封時，又說「屢承厚賜，何以報之」（1940年4月7日）。還有在接到千元兌票一紙時說︰「屢承吾兄掛念鄙況，既感且漸，無以答雅意，如何可安」（1941年8月6日）。直到他逝世前一個多月給楊的最後一封信，還在說「復覺慚愧無狀」，「且感且漸」（1942年4月5日），等等。
陳獨秀畢竟是一個歷經磨難之人，屢受迫害、打擊之外，被捕、坐牢甚至槍斃的威脅也經受過。他卻善於苦中尋樂，對所處困境能泰然處之。在暫居郭家公館時，曾與早年同鄉好友胡子穆一家同居一宅，陳給胡寫詩一首曰︰
嫩秧被地如茵綠，落日銜山似火紅；
閑倚柴門貪晚眺，不知辛苦亂離中。[29]
在石牆院，除了老友鄧初常來外，還有一位為他看病的程里鳴大夫，時間一長，兩人相交甚篤，無活不談。有一次程笑問︰「陳老先生，我有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陳表示︰「有話直說。」程說︰「人們都說你老先生是半截子革命。」陳搖頭嘆息道︰「你行醫，不懂政治。你為我治好了病，無以答謝，給你寫副對聯吧。」於是，陳獨秀為程寫了以下一聯︰
美酒飲到微醉處；好花看在半開時。[30]
江津縣長羅宗文說︰「他的字寫得很好，我十分欣賞，我調離開江津時，求他寫了一副對聯，他寫的是︰『還師自西旅，祖道出東門。』並在邊上題雲︰『宗文先生，長斯邑年餘，今調赴銅梁，出紙索書，因集《散氏銘》以贈，即乞正之，獨秀』。」
下聯是為羅餞別的意思，但上聯之意甚深，在於近而求諸遠︰當時全國有志之士，都湧到西南，堅持抗日戰爭，艱苦異常，都渴望早日勝利，從西方班師回到各自的家鄉。羅說：「《散氏銘》共僅350字，要從中選出10個，集成一聯，既反映群眾渴望抗戰勝利、結伴還鄉的心情，又突出群眾為我餞行惜別的深情厚意，信手拈來，聯成妙對，足見陳老國學功底的深厚。」[31]
《小學識字教本》及其坎坷命運
陳獨秀對音韻學、文字學的研究有特殊的愛好。每當政治上受挫，他就專心致志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晚年在國民黨特務的監視下，又與各政黨脫離了接觸，對正在進行的抗日戰爭也無能為力，只是偶然對國、共、托三黨及戰爭形勢發表一點看法，此外主要精力是放在進行最後的文字學研究和撰述上。
1913年反袁鬥爭失敗後，他寫過一部《字義類例》的文字學稿子。在南京獄中，又以其二十年代常用的筆名嵌入書名寫了一部《實庵字說》。這部著作正式開始了他對漢字的逐個解析，但側重於有關聯誼詞的釋例。之後，全面研究每個漢字的形成規律與音、形、意的組合特點，以幫助人們「識字」。因為瞭解了這個字的形成歷史和特點，自然印象深刻，比不知其然的死記硬背好得多，所以，取名《識字初階》。但此稿在獄中只完成部分初稿，晚年就以主要精力修改、補充、重訂此稿，並改名為《小學識字教本》。
陳獨秀撰寫此稿的原意是想匯畢生研究音韻學和文字學的成果，致力於尋找漢字的規律，以解決漢字難認，難記，難寫的問題。此乃是他大革命失敗後竭力鼓吹漢字拼音化運動無人響應後的另覓蹊徑之為。陳認為，漢字的確存在着「三難」問題，但是只要找到漢字的規律，也就不那麼難了。從《字義類例》、《實庵字說》、最後到《小學識字教本》，終於找到了漢字的整個發展規律，形成了一個完整獨立的體系。
據何之瑜介紹︰「按仲甫先生於三十一年（即1942年——引者）五月十三日上午著稿至此『拋』字時，適人過訪，旋即臥病，到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乃成絕筆矣。」下篇計劃中的第2章，留下了空白。陳臨終前對何之瑜說︰「本書體系業已完成，即上篇亦可單獨問世。」對有人提議請代人續寫以完成書稿，他說︰「學力太差者，不能寫；學有深造者，皆有自己的見解，又不願意寫也。」[32]
這部書稿的命運與作者一樣坎坷，寫到「拋」字絕筆是意味深長的巧合。1939年，在國民政府教育部所屬國立編譯館工作的陳獨秀好友台靜農得知他在從事文字學的研究，就介紹該館約請陳編一部教師用的《中國文字說明》，並預支5，000元稿費。後來，陳把已經自成體系、可以單獨出版的《小學識字教本》上編交給了編譯館，囑先行出版。編譯館館長陳可忠見稿十分讚賞，在1940年5月13日，向教育部報請陳獨秀續編學生用的《中國文字說明》，並申請再預支5，000元。教育部長陳立夫在報告上批示︰「前稿（指教師用《中國文字說明》——引者）已否交來？照發。」[33]
陳的文字學著作《小學識字教本》油印本
陳獨秀的《小學識字教本》還未完成，已經得到了一萬元的預支稿費。但是，由於發生了他與陳立夫之間關於書名的爭執，去世前「教師用」的「前稿」卻不能完成和出版，「學生用」的後稿自然也未動手。陳囑家人不得動用預支稿費，並表示「若教部有意不令吾書出版，只有設法退還稿費，另謀印行」。[34]
陳立夫看了陳著，也讚揚備至，同意出版︰「大著小學識字教本揚古今諸家學說，煞費苦心，閣下己見亦多精闢，自宜付梓，以期普及。」但對《小學識字教本》這個書名（「小學」在學術上是音韻學與文字學的古稱，陳著總結了自己在這兩方面一生研究的成果，故用此名），認為「實屬程度太高」，要求改為《中國文字基本形義》。陳獨秀回信說：「拙著識字教本意在訓蒙⋯⋯以其內容高深，不便訓蒙者，朋輩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種乃為教師參考而作，兒童教本別有一種。」[35]
陳獨秀認為對於老師來說，這個書名應該是可以接受的，但陳立夫不予理睬。1942年2月，陳獨秀在堅持己意的原則下退而求其次，致函陳可忠說︰「拙稿雖未盡善而創始不易，弟頗自矜貴希望能於足下在館期間，油印五十份（弟需要二十份，分贈朋友）分寄全國。此時雖有原稿一份副本三份，一旦川中有亂，難免紛失也。區區之意請勿再過慮而忽之。」[36]
對此結局，熱情此事的陳可忠，也甚為遺憾。為有所彌補，很快遵陳之囑，把《教本》油印了五十冊，分贈學術界人士特別是對「小學」有研究者，包括陳獨秀的朋友章太炎、梁實秋、王撫五等。此事由當時寓居四川江津白沙鎮的台靜農和魏建功主持，使這部珍貴之作得以存留下來。
經過幾十個春秋的國共兩黨封鎖、凍結和壓迫之後，1971年梁實秋保存的教本油印稿在台灣首先影印出版並再版。書名改為《文字新詮》，趙友培題簽，梁實秋作前言，卻沒有「陳獨秀」的作者名，陳作的序自然也不用了。此事從政治上考量，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梁先生對此書的出版採取了十分嚴肅的學者態度。如他在「前言」中所述︰
影印本初印五百冊，較原稿縮小。其原來模糊之字跡經重描後雖已經清晰，但相形之下，原來清晰因係油印，反而模糊。且其中有若干處亦有因油印及重描而致訛誤者。為便利讀者經趙友培教授就影印本加以校閱改正，後請李立中先生費十個月時間將全稿重描，使之清晰無誤，並決定照原樣十六開本再行影印發行。
到上世紀80年代，章太炎在台後人把《教本》油印本交給陳獨秀的外甥吳孟明。到了1995年，才在大陸第一次出版《教本》，所據的是嚴學宭教授所抄存的王撫五收藏的油印本。但是，由於校訂者進行了「改換」和「刪削」，於是就出現了陳獨秀臨終時擔心的憾事︰「學力太差者，不能寫。」吳孟明把巴蜀版《教本》與油印本對照後發現，前者「從原書的『自敍』到全部正文，均有較大數量的改動⋯⋯」；「由於被改動的地方實在太多，從字句的改動，到內容的刪減或刪改，幾乎每頁都有。」全書300多頁，僅開始10頁的改動就達12處之多。
梁實秋為人誠實可敬．臨終前囑託女兒梁文薔，要在適當的時候把陳獨秀的這部重要著作捐贈給大陸著名的博物館。並說，台灣影印出版時，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未署作者陳獨秀的名，也未刊陳寫的序言，想必大家都能諒解。2003年8月，移居美國的梁文薔親自把其父保存的《小學識字教本》和影印本《文字新詮》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再加上上海魯迅博物館收藏的《教本》油印本，大陸學者研究《教本》原件，就比較容易了。
與蔣介石國民黨的「不合作主義」
國民黨甚至蔣介石本人屢次通過朱家驊給陳獨秀「巨額資助」「醫藥費」，表面看來是沒有政治用意的，純屬「人道主義」。陳獨秀逝世時，在何之瑜的《先生逝世前後用費收支》表中，還有這樣的記載︰
賻（殯）儀費收入部分︰
蔣先生 5，000元
陳立夫先生 2，000元
⋯⋯
這種現象，一方面不能不說明蔣介石有過人的「氣量」，對自己的政敵有如此的「仁愛」之心，同時也可能有蔣介石一廂情願的「報恩」因素︰因為畢竟在大革命中陳獨秀被迫執行的莫斯科政策，幫了蔣的大忙。特別是「四．一二」前後，陳曾答應蔣的要求，堅決反對過左派提出的「迎汪倒蔣」和「迎汪抑蔣」方針，《汪陳宣言》的簽訂客觀上幫助了蔣介石成就國民黨統一中國的大業。而陳卻因此被中共開除，最後又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不能不使蔣動一下惻隱之心。
另一方面，陳獨秀1932年被捕，1942年去世，這10年間國民黨在他身上下了不少功夫。獄中生活的優待，出獄時的重諾拉攏之外，還要其另建或與張國燾合作建立「新共黨」，並一直暗中監視着他的行蹤。陳晚年已經「躲」到石牆院這個偏僻山村，朱家驊等國民黨人還對他的病貧狀況瞭如指掌，及時地、想盡一切陳獨秀難以拒收的辦法提供數筆贈款，在當時黨派鬥爭如此敏感而激烈的時代裏，上述舉動乃有所圖，應該是可想而知的。但也不必完全排除「人道主義」的因素，世界本來是複雜的，非此即彼的簡單邏輯往往是不着邊際的。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1939年國民黨採取過的一個特殊行動。張國燾向蔣介石提議︰派國民黨知名人士公開訪問陳獨秀，將陳的抗戰言論編輯成冊，來對付共產黨在抗日宣傳上的影響。於是，蔣即派兩位心腹愛將胡宗南和戴笠帶上禮物，親自來到江津訪陳。而在「禮物」中，有一件特殊的東西——去年3月由傅汝霖、段錫朋等人在《大公報》上為陳的所謂「漢奸」事件辯護啟事的剪報。他們以為這是提供陳大罵中共的最好材料，可謂用心良苦。
正如1933年在法庭上表現的那樣，陳獨秀對共產黨的抨擊出於自己的立場和理論，與國民黨的「反共」完全不同。對國民黨的十年拉攏，他始終採取「不合作主義」，猶如當年蔡元培與北洋政府當局那樣。雖然當時站在革命左派立場上的陳獨秀並不贊成蔡的做法，曾寫文章進行抨擊，引起胡適的反擊與譏諷；現在，他自己卻被逼到這個立場上，真是歷史的諷刺。
陳與胡、戴一見面，第一句話就直捅二人的背後，問是不是蔣介石關照要他們來的。二人答是。陳原以為他們是來審查他的行動的，而自己自出獄後被國民黨監控，也早已察覺，所以，陳早有思想準備，當即表示，自己逃難入川，雖以國事縈懷，卻並不與聞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動。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然後就詢問他們的來意。胡宗南一面讓陳閱看帶去的「啟事」剪報，一面說︰
受到人身攻擊一事大家不平則鳴。傅汝霖、段錫朋諸先生是陳老的學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諸先生為陳老恢復名譽的辯護啟事，乃國人之公論，民心之所向。今天特來求教，請陳老談談對國事的看法。值茲二次大戰爆發，德軍席捲歐陸，波羅的海四國乃蘇俄前衛邊沿，被德軍閃電一擊，不一周而盡失，眼看蘇俄處於極不利之局。國內國共問題，由分而合，由合而鬥，大戰當前，如國策不能貫徹，前途實堪隱憂。當今之計，陳老意下如何？[37]
胡宗南的意思很清楚︰國際國內前途堪憂，你又受到中共的惡毒誣陷，還不起來大罵一番！這種場合下，應酬的話是要講一點的。於是，陳獨秀沉思良久後，慢吞吞地說出了這樣一番話︰
蔣先生的抗戰決策，是符合國人願望的。弱國強敵，速勝困難，只要舉國上下，團結一致，則任何難關都可渡過。延安坐井觀天，謬論橫生，我本人多遭誣衊，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報啟事一則，足可證明。列名為我辯者，乃國內知名人士，有國民黨的，有非國民黨的，有以教育家聞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訴，因見代鳴不平的公啟，乃作罷。先生等對我的關註，深致謝意。本人孤陋寡聞，雅不願公開發表言論，致引起喋喋不休之爭。務請二君對今日晤談，切勿見之報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形勢，大不利於蘇，殊出意料。史大林之強權政治，初敗於希、墨極權政治，蘇聯好比爛冬瓜，前途將不可收拾。蘇敗，則延安決無前途，此大勢所趨，非人力所能改變。請轉告蔣先生好自為之。[38]
「西北王」胡宗南
當時國際形勢錯綜複雜，英美等國竭力引誘德國東侵蘇聯，蘇聯則以與希特勒妥協對付之。這種政治手法的詭詐，直線思維的書生陳獨秀怎能理解？從個人經歷或托派立場出發，說出以上那些話，是很自然的。
囑「切勿見之報刊」，說明陳不願意為國民黨所利用。早在1938年4月23日，張國燾自延安逃武漢而未經國民黨安排與陳會見時，《新華日報》和親共的《大公報》就造謠說陳獨秀「會見叛徒張國燾」。當日，陳立即給在長沙的賀松生（即何之瑜）寫信闢謠︰「張特立到武漢事，你們想已在報上看見（今天的新華及大公），我並未遇見他，有人造謠他已來見我，真可笑！」[39]因為當時賀松生與長沙八路軍辦事處的徐特立有聯繫，所以，此信實際上是對中共的抗議。
蔣介石對陳獨秀這種軟硬不吃的獨立人格，既惱又尊。惱的是至陳死也未能把他爭取過來，助其反共一臂之力；尊的是，被其爭取過來的中共高級領導人物有的是，如張國燾、顧順章等，都曾為其獻計獻策。陳已劇烈反中共，為甚麼不能為其所用？除了他的人格比那些被中共稱為「叛徒」的人崇高之外，沒有別的可以解釋。所以，看了胡宗南、戴笠寫的訪陳報告後，蔣說︰「陳的見解深刻，眼光遠大。」讚嘆之情溢於言表，並認為陳與張、顧「過來」之人，不可同日而語。於是，不僅通過朱家驊和何之瑜向晚年的陳資助巨額醫藥費，陳逝世時，還資助殯葬費。但也許正因為如此，再加蔣畢竟是個多疑之人，恐其以後再被延安爭取過去，因此至陳死也沒有放棄對他的監控。
據1939年春至1943年春先後在重慶衛戍總司令部任第二科中校副科長和黨政組中校組長的易嘯夫說︰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後，各方人員湧入重慶，不久成立了重慶衛戍總司令部，其下設有稽查處。稽查處對各黨派的監視，分為「監視對象」和「注意對象」兩種。據易回憶，由軍統交下的監視對象黑名單約有百人之多。對監視對象要派專人跟蹤，並規定不准離渝。列入被監視的黨派人員有共產黨、救國會、職教社、生教社、鄉建派、平教會、福建人民政府、民盟、第三黨、托派、青年黨、國社黨、汪精衛系等方面的。列入托派的有陳獨秀、高語罕二人。[40]
陳也看透了蔣的心思，1941年3月5日，陳獨秀在給江津第九中學任教的何之瑜信中，談到國民黨密探到該校，囑何「不必謹慎過度」，「他們願探的三件事︰（一）我們與幹部派（指中共——引者）有無關係；（二）我們自己有無小組織；（三）有無反對政府的秘密行動。我們一件也沒有。言行再加慎重些，他能探聽甚麼呢？」[41]
最後的思想輝煌
陳獨秀對蘇聯和中共的批評，有些意見出於托洛斯基理論的黨派偏見，不盡正確，如中共發展的前途（能否奪取大陸政權），蘇聯最後與同盟國聯合打擊法西斯等，都沒有說對；對中國抗戰前途，由於當時處於最艱苦的時期，表現出悲觀，情有可原。當擺脫黨派偏見而獨立思考時，他的驚世之言和偉大預見就會大放光芒。這些思想，是在最後幾年與上海托派極左派領導集團的爭論中發表的。
陳獨秀入川後，國內外戰爭形勢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變化。國內，武漢、廣州相繼失守，國民黨軍隊大潰敗。蔣介石把重慶定為「陪都」，憑藉川、雲、貴天險，防守待變，其軍事實力受到嚴重削弱之後又繼續衰弱下去。而在各地與共產黨的摩擦事件如「皖南事變」等不斷發生，加劇了民族危機，並且不關心民眾疾苦，任物價特別是米價飛漲，逐步喪失民心。中共則深入敵後日佔大城市及交通線以外的廣大農村和小城市，實行減租減息又交租交息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權（共、國、中間勢力各佔三分之一的抗日聯合政權），利用「民主」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籠絡廣大中間勢力和知識分子，為它日後的壯大奠定了基礎。國際上，自稱社會主義的蘇聯為自保，對付英美的「慕尼克陰謀」，不惜與魔鬼握手，1939年8月和11月，先後與德國、日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而在這年冬天（11月30日）又藉口邊防安全（保障列寧格勒），大舉入侵小國芬蘭，引起國際公憤。[42]1940年9月，德日意結成軍事同盟。1941年6月，希特勒發動侵蘇戰爭。12月，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始終關心政治和人類命運的陳獨秀，在專心進行文字學研究的同時也不時發表議論，有時在報刊上直接發表，有時是他給表弟（時在雲南某師範學校教書）濮清泉（筆名「西流」）信與文章並由其轉給上海的托派朋友王凡西、鄭超麟等。這些後來被稱為「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的文字，爭論的焦點集中在戰爭與革命、民主與專政及與此相關的抗戰前途和蘇聯問題上。
第一、關於戰爭與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寧執行使本國政府在戰爭中失敗的「失敗主義」，從而引發統治危機，造成革命時機，奪取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托派中央堅持所謂列寧的「失敗主義」和「以國內戰爭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的路線和口號，宣揚在抗日戰爭中引發社會主義革命。
陳獨秀在給西流的信和《我的根本意見》等書信和文章中反復批判這種論調。意思是，不僅十月革命式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發生，「民主革命」也不可能發生。他列出以下幾條理由︰
（一）「不會在任何時間、任何空間，都有革命局勢。最荒謬的是把反動的局勢，說成革命局勢⋯⋯我們必須駁斥『人民愈窮愈革命』的胡說。『壓力愈大反動力也愈大』這一物理現象，雖然也可以應用於社會，而必以被壓迫者有足夠奮起的動力為條件。」
（二）「無產階級的群眾，不會在任何時間都傾向革命，尤其是大鬥爭遭到嚴重失敗之後，或社會經濟大恐慌之時。」
（三）「無產階級沒有適合於其社會條件的充分數量，沒有經濟的政治的組織，和別的居民沒有甚麼大的不同。（經驗）使我們不能把現時各國無產階級力量估計過高，使我們不能輕率宣佈『資本主義已到末日』，沒有震動全世界的力量之干涉，此次大戰自然不是資本帝國主義之終結，而是它發展到第二階段之開始，即是由多數帝國主義的國家，兼併成簡單的兩個對壘的帝國主義的集團之開始。」[43]
（四）「各國的革命力量，已為史大林派摧除乾淨」，「各國的資產階級有了一八七一和一九一七的經驗。」[44]
陳獨秀認為，中國抗戰只能寄希望於英美等民主陣營的勝利︰
「在今天——英美和德國兩大帝國主義互爭全世界奴隸統治權的今天，孤立的民族戰爭，無論由何階級領導，不是完全失敗，便是更換主人。」[45]「美國勝利了，我們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貪污，有可能恢復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46]
上海托派中央在1940年6月看到陳獨秀囑西流轉寄的上述書信時，火冒三丈，「覺得在政治責任上不容許再事沉默」，作出了「決議」，[47]指出︰「DS同志在三封信中所表現的根本思想是︰這次世界大戰決非帝國主義重新分割世界的戰爭。因此，他公開站在民主的英法帝國主義方面，反對革命的『失敗主義』，反對『以國內戰爭去轉變帝國主義的戰爭』」——這反而證明陳獨秀對他們的批判是正確的。所謂「失敗主義」和「在戰爭中引發革命」的策略既不現實，又違背全國人民的意願。
第二、關於民主與專政
陳獨秀在給西流信中說：
現在德、俄兩國的國社主義及格柏烏政治，義大利和日本是附從地位，是現代宗教法庭，此時人類若要前進，必須首先打倒這個比中世紀宗教法庭還要黑暗的國社主義和格柏烏政治。[48]此次（大戰）德俄勝利了，人類將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紀。若勝利屬於英法美，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眾民主。[49]
陳獨秀特別聲明︰「我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始決定了今天的意見。」這些意見是︰
一、民主是自從古代希臘、羅馬以至今天、明天、後天，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眾反抗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並非僅僅是某一特殊時代的歷史現象。近代民主制的內容，比希臘、羅馬要豐富得多，實施範圍也廣大得多，因為近代是資產階級當權時代，我們便稱之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其實此制不盡為資產階級所歡迎，而是幾千萬民眾流血鬥爭了五六百年才實現的。
二、資產階級的民主和無產階級的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實施的範圍有廣狹而已；如果說無級（即無產階級——引者）民主與資級（即資產階級——引者）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瞭解民主之基本內容（法院外無捕人殺人權，政府反對黨派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權利等），無級和資級是一樣的。
三、如果不實現大眾民主，則所謂大眾政權或無級獨裁，必然流為史大林式的極少數人的格柏烏政制，這是事勢所必然，並非史大林個人的心術特別壞些；史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展。試問史大林一切罪惡，哪一樣不是憑藉着蘇聯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而發生的呢？
四、所謂「無產階級獨裁」（中共稱「無產階級專政」——引者），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50]
五、以大眾民主代替資產階級民主是進步的；以德、俄的獨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間接有意或無意的助成這一退步的人們，都是反動的，不管他口中說得如何左。
六、民主國與法西斯之顯然限界，請看下列對照表︰
七、許多年來，許多人，把民主和議會制度當做一件東西，排斥議會制度，同時便排斥民主，這正是蘇俄墮落之最大原因⋯⋯俄國的蘇維埃，比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議會還不如。獨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便為用之殺自己。
八、第一個是莫斯科，第二個是柏林，第三個是羅馬，這三個反動堡壘，把現代變成了新的中世紀，他們企圖把有思想的人類變成無思想的機器牛馬，隨着獨裁者的鞭子轉動⋯⋯[51]
九、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
十、無產階級政黨若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遂並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虛僞、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甚麼社會主義。
以上見解，已被當時至今的中國和世界歷史所證明，是他一生思想發展的最高峰。用胡適的話來說︰「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這是1949年4月14日夜，胡適在共產黨奪取大陸政權而逃難在太平洋一隻輪船上、為推薦正式出版《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小冊子[52]而寫的長篇「序言」中的一句話。
《陳獨秀最後論文和書信》影印本
胡適的「序言」特別強調以下幾點︰
（一）在介紹陳獨秀關於大戰誰勝利與民主關係時，胡適說︰
「他這裏提出了一個理論︰『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才有道路走向大眾民主』——這個理論在一切共產黨的眼裏真是大逆不道的謬論。⋯⋯托洛斯基失敗之後雖然高喊着黨要民主，工會要民主，各級蘇維埃要民主，但他實在沒有徹底想過整個政治民主自由的問題，所以托派的共產黨也承襲了二十年來共產黨攻擊『資產階級民主』的爛調。」
（二）胡適特別注意陳獨秀提到的民主政治的「真實價值」，也不厭其煩地把陳四次所述的民主政治的基本條款，用陳的原話一一列出，有時歸納為七條，有時為三條，有時為五條。他評論說︰「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關頭。近代民主政治與獨裁政制的基本區別就在這裏。承認反對黨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獨裁制度就是不容許反對黨派的自由。」
「反對黨派之自由」是胡適和陳獨秀最大的共同心願。二人無論對於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是站在「反對黨」的立場上的。比較而言，從行動上看，陳獨秀追求反對黨派的自由最為堅決和徹底，最後甚至成為「托派共產黨」和「列、托主義」的反對派，所以胡適說他是「終身反對派」。
（三）胡適還注意到陳獨秀對於史太林罪惡的分析。眾所周知，胡適與陳獨秀一樣，是激烈反對和批判史太林罪惡的。但是二人又同時在這個問題上持冷靜的、實事求是的態度，這是非常可貴的。
大陸許多學者，受錯誤導向影響，認為陳獨秀晚年的這種民主見解，表明他回到了1920年建黨以前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時期，即「回歸五四」。這是對陳晚年思想的無知。陳晚年的民主見解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民主思想根本不能同日而語。它是陳一生艱苦奮鬥經驗教訓的思想結晶，也是包括中共和托派無數革命者和烈士奮鬥犧牲經驗教訓的總結，更是蘇聯及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的總結，還是歐美民主制度和法西斯獨裁制度發展歷史的總結。這樣的思想，在五四時期怎麼可能產生？再說，陳獨秀兩個時期的民主思想反對的對象也是根本不同的︰五四時期的民主思想是反對封建專制主義，晚年的民主思想升华到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對黨內、革命陣營內和人民內部不同意見者的專政。
在國、共、托圍攻中離世
以上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多數是1939–1940年發表的。一貫隨着「時間性和空間性」的轉移而與時俱進的他，生命最後一年半中，在基本觀點（主要是「戰爭不能引發革命」及以上的民主觀點）未變的情況下，有些意見（主要是戰爭形勢和前途及蘇聯方面）有所改變，因為世界形勢在1941年發生了重大變化。如在他最後第三篇論文所述︰「歷史決不會重演，此次大戰使各方面發生巨大變化，或已發生巨大變化之萌芽。」[53]
1941年6月22日，德國在橫掃歐洲大陸，謀取英國未遂（英國本土不斷遭到德機大轟炸）後，突然東侵蘇聯。7月，蘇聯終於改變對德妥協的方針，與英國簽訂對德協定，加入了英美等國的反法西斯陣營。12月7日，日軍偷襲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美國也被迫放棄「觀戰」——「不加入」方針，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天英美發表對日宣戰。接着中國國民政府也對日宣戰，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陣營。中共自然也進入這個陣營。
世界形勢如此巨大的重新組合，突破了陳獨秀原來的有些估計和論斷，於是，國、共、托三方都按照各自的政治需要，來攻擊陳獨秀的思想。
國民政府檢查機構針對陳獨秀1942年3月21日在重慶《大公報》上發表的《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一文下手。此文雖然沒有再把蘇聯列入德、意、日法西斯陣營進行攻擊，但因為那時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陣營尚處於下風，如陳文中所說「以現狀觀之，自然是德、日佔優勢」，所以，陳妄估此次大戰結果時，雖然「假定」了三種可能—一是雙方「不分勝負而議和」；二是「勝利屬於英、美」；三是「勝利屬於德、日」—但在闡述時，較傾向於第三種，並且說如果「勝利果然屬於納粹，它竟至支配了半個地球，這佔人類半數的人民，在政治上將受到整個時期窒息的大災難」。在這篇文章的續編《再論世界大勢》中，他更明確地說「我們估計此次戰爭德、日勝利的可能較大」；「則將來法西斯蒂專制會和以前的專制一樣，普遍的發展，而且形成歷史上一整個時期。」[54]這種觀點與後來的實際相比，太不着邊際。奇怪的是，他還說在這個法西斯統治時期，「在經濟上和英、美勝利一樣⋯⋯會有一大進步，例如由幣制統一減輕關稅壁壘、物資集中等等」；「這在客觀上為將來社會主義世界開闢寬廣的道路，加強物質的基礎，這本是資本主義在血的罪惡中產生進步的慣例」。
這種論調，與中共李立三、王明路線時期所說的世界大戰有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托派中央在戰爭中引發社會主義革命相比，何其相似乃爾！而其觀察問題的視角還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儘管他自稱要「跳出一切圈子」。
陳又說，若是上述第三種，則戰後將形成德、美為「領導國」的兩大集團圈對立的世界；若是第二種，則形成英、美「領導國」的兩大集團圈對立的世界。然後在這種對立中，醞釀下次的世界大戰。而其他國家都附屬於這四個領導集團，如「日本之於德國，蘇俄之於英、美」；「現在的蘇聯，不但他的生產力不能勝任領導國，它自身早已離開社會主義了。」而中國的前途，已如前述︰不是日本的殖民地，就是英美的半殖民地，不可能有更好的前途。
以上言論是在當時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陣營最困難的時期發表的。雖然不合時宜，但用意是好的。類似1914年寫的《愛國心與自覺心》，即正言若反，以激勵人們更努力地奮鬥。陳獨秀說︰
與其以樂觀的估計構成海市蜃樓來自己安慰自己以至鬆懈了事前的戒備；不如拿可能的悲觀的估計，以警策自己，以喚起別人，加緊事前之努力。與其閉着眼睛否認將來會只有帝國主義的天下；不如睜開眼睛，看清可悲的趨勢，承認將來還有法西斯蒂的帝國主義專制會普遍發展而形成歷史上一整個時期之危險。因此加緊主觀上之努力，在此次大戰中，徹底擊潰希特勒及其夥伴的勢力，而加以嚴厲的懲戒，以民主自由的巨大潮流，淹沒法西斯蒂的思想，使之不能在戰後勝利的國家內，以別種形式而復蘇，而蔓延，使人類近代的進化史，走向另一道路，即⋯⋯由資產階級民主制，直接走到未來世界更擴大的民主制。即令不可能，也要用「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影響下一代的青年，繼續努力縮短將來的法西斯蒂黑暗時期至可能的極限。
但是，第一，陳獨秀的這種思維太複雜，不僅脫離了當時各黨派的認識水準，也脫離了廣大民眾的期望，所以如1914年那篇文章那樣，引起了廣泛的誤解。因為無論是世界人民，還是中國人民，已經處於「五更寒」，受盡了法西斯的苦難。他們需要將走向光明前途的安撫和激勵，不能再用更加黑暗和漫長的法西斯前途去打擊他們的鬥志；第二，與1914年相反，那時他的觀點很快被事實（如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證明是對的，所以發生很大影響，成為他發起新文化運動的前奏；但這次他發出以上言論後，第二年（1943年），戰爭形勢就轉折了。法西斯陣營開始走下坡路，中國抗戰也出現黎明，戰後的世界格局，也不是陳獨秀所說的那種格局。這表明陳的這次預言是錯誤的。
其實，陳獨秀這次失言並不奇怪。1914年，他因參加早期民主革命的全過程，又較透徹地研究法蘭西民主主義學說，又在《甲寅雜誌》社工作，對世界與中國形勢特別是中國社會病根瞭如指掌，所以能一言中的。而1942年，他自己說︰「久居山中生事微」，在那偏僻的石牆院小山村中，不要說全國抗戰的形勢知之甚少，對世界大戰的形勢，更是「盲人摸象」，又帶着對蘇聯衰敗的某些偏見。在這種情況下，還做《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再論世界大勢》的大文章，自然是「自不量力」，「力不從心」了，哪有不錯誤的道理？於是，各方責難和批評紛紛襲來。
首先是國民政府，為維持與蘇聯的「盟邦外交」，禁止《大公報》刊登陳的《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下篇）。因為此文較長，故分兩次發表。有的鐵杆國民黨員就乘機打擊陳。同月29日，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紀念日，江津縣長羅宗文在江津東門外體育場舉行盛大的群眾大會，有學生、工人、機關職工、人民群眾約四千人參加。羅主持大會，號召大家學習烈士們的革命精神，不怕犧牲，在各個崗位奮發努力，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講畢，雙目失明的安徽大老凌鐵庵由其女扶到前台，厲聲譴責陳獨秀亂寫文章投稿，散佈悲觀情緒，大大影響群眾的抗戰積極性，應群起而聲討之，云云，言詞異常尖銳激烈。羅宗文回憶說︰
散會後，《江津日報》社長張西洛（進步報人，解放後任全國政協委員，《光明日報》經理，是我支持他在江津辦日報的）問我︰「凌鐵老的講話，上不上報？」我說︰「沒有必要。」後來，重慶衛戌總部派遣在江津縣稽查室的李主任（江西人），曾問我︰「羅縣長為啥偏袒陳獨秀？」可見特務還是時刻盯住陳老的。我聽後一笑置之。[55]
事不止此，4月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時新聞檢查局函告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根據四川新聞檢查處呈送的成都《新新新聞》緩登稿——陳獨秀的《輪廓》做出指示︰該文「內容乖謬，違反抗戰國策」，要求電飭各新聞檢查處室「注意檢扣」。次日，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即覆函，答應照辦，並已「通令各省市圖書雜誌審查處一體注意檢扣」。[56]這月19日，當得知陳獨秀撰寫續篇《再論世界大勢》後，竟然驚動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出來禁止刊登，理由是︰「顧慮對蘇外交。」
成都的《新新新聞》封面
共產黨在誣衊陳獨秀「漢奸」事件受挫、未承認錯誤、賠禮道歉的情況下，又把另一罪名「右傾機會主義」，上升為「右傾投降主義」。
1938年7月，剛入川的陳獨秀對中共餘怒未消，接連寫了四篇全面抨擊中共基本理論和路線的文章或演講稿︰《民族野心》、《論遊擊隊》、《說老實話》、《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在重慶民生公司的演講》。在延安的毛澤東秘書陳伯達，立即在中共中央理論機關報《解放》上發表長達12，000多字的重頭文章《評陳獨秀的亡國論》進行回擊。首先從批判陳的《說老實話》切入，因為陳在此文中一開頭便說︰
全民抗戰、各黨合作、全國精誠團結、民眾奮起、殲滅敵人、最後勝利，如此等等，成了抗戰八股大流行，而不容許我說我所應說的老實話。政府使人不敢說老實話，事情已經夠嚴重了；社會不容許人說老實話，則更糟。至於純潔的有志青年，也不願聽老實話，而樂於接受浮誇欺騙的宣傳，尤其盲目信從在野黨的胡吹亂道，那便是無可救藥了！[57]
《評》文批駁陳獨秀攻擊的所謂「抗戰八股」，「是中國民族從極苦痛的歷史教訓中得出的真理，中國的獲救，必將是因為堅決執行這些真理，而不是甚麼八股」；「中共黨人從來以『做實事，說真話』的德行為矜尚，而在民族危亡的時機更不斷地以此互相督責，以此互相勸慰⋯⋯」。
進而，批判陳獨秀在《論遊擊隊》一文中所說的「老實話」————「城市中心論」。針對陳說的「敵人⋯⋯佔據了我們全國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遊擊隊布滿了全國的農村和小城市，甚至避開敵人的勢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憐的邊區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國。沒有大城市，便沒有國家。」指出︰「在抗日戰爭一定時期中，由於本來敵強我弱，由於我方的進步還不夠，大城市的暫時陷於敵手，本來是抗戰中大家是預料到的，然而大家始終沒有認此即等於亡國；反之，卻認為是抗戰勝利、存國建國之不可免的一段艱苦過程⋯⋯如果說失掉大城市即等於亡國，這也就是等於說︰抗戰就不可免亡國，也就是抗戰亡國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