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這也反映了新文化運動發軔期陳獨秀篳路藍縷、孤軍奮戰的悲壯情景。如魯迅後來所描寫的：「不特沒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4]主要原因，是還沒有形成「新文化運動陣營」的核心——《新青年》作者群。不過，就一般情況而言，一本雜誌的影響總是慢慢擴大的。魯迅的感覺是從生活圈中觀察到的，其實《新青年》初期的情況沒有那麼糟。
《新青年》最初的作者們
《新青年》初期的作者，除了陳獨秀外，雖然還有幾個常著的作者和譯者，緊緊圍繞倫理革命和宗教革命主題的卻只有三個：高一涵、易白沙、吳虞。當時，高、吳一個在日本，一個在四川。
高一涵是陳獨秀主持新文化運動的第一位得力助手。高比陳小六歲，安徽同鄉，早年有與陳很多相同的經歷。幼年受過嚴格的傳統教育，中過秀才。後來進入安慶安徽高等學堂，接觸到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和同盟會的《民報》，親眼看到徐錫麟因刺殺安徽巡撫恩銘被剖腹剜心事件，產生反清思想。民國初年到日本留學，入明治大學政治系系統研究西方民主政治。在此期間被章士釗主編的《甲寅》所吸收，成為其編輯部主要人員，與陳獨秀相識。同鄉加同志，一見如故。正如吳稚暉所說：「把人物與《甲寅》聯想，章行嚴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陳獨秀。」[5]
陳獨秀回國後創辦《新青年》，便向其約稿，他總是按要求及時供稿。高當時生活困難，後來回憶說：「余時已到日本三年餘，為窮所迫，常斷炊。獨秀約余投稿，月得十數元稿費以糊口。」[6]陳對他寫的稿子則視為雪中送炭，總是安排在自己的主打文章下面。這裏還有一個小小的傳奇故事。李大釗相識高一涵，就是通過《新青年》。據高回憶：
「守常讀《新青年》，見余文，知在東京，訪問半年餘，終無人見告。迨帝制事起，東京有留學生總會之組織，守常見留學生總會中有余名，轉輾詢問，始得余之住所。一日房主持李大釗名片上樓，余覽片竟不知為何許人。及接談，始知守常已訪余半年矣，此為余與守常相見之始。因縱談國事，所見無不合，遂相交。」[7]
因為這個緣故，1917年8月，陳獨秀把高一涵和李大釗一起請進《新青年》編輯部，開創後來「南陳北李」的新篇章。
如果說高一涵注重於引進西方民主思想，那麼吳虞則注重於批判儒家倫理與佛老思想。「打倒孔家店」這一新文化運動中最富戰鬥力的口號，就是吳虞提出來的，所以胡適稱他是「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在倫理革命中，高與吳二人可謂是陳獨秀的左膀右臂，哼哈二將。1917年2月出版的第二卷第六號以後的連續五期，吳虞的文章都排在陳獨秀後面的第二篇的位置。截至1922年，新文化運動期間出版的九卷五十四號《新青年》中，如以上這樣編排高一涵、吳虞的文章是絕無僅有的。這充分表明了高、吳二人在陳心目中的地位。1916年、1919年，高、吳先後接受北大聘請，從事編譯或擔任教職。
易白沙是跟隨陳獨秀從日本《甲寅》回國助其創辦《新青年》的主要幫手。在《新青年》的初創時期，寫的批判儒家倫理和宗教迷信方面的文章也很突出。他對諸子百家都有較深研究和中肯批評，認為諸子中值得稱道的是墨子。易白沙非儒批孔比較平允，寫過《孔子平議》。這在當時包括陳獨秀在內的新文化派比較偏激的情況下，顯得十分可貴，對因偏激而遭到太多攻擊的新文化運動是一種保護。
陳獨秀一再申明，一是儒家倫理學說對國民素質有害，二是孔子思想不適合現代生活，並非全盤否定孔子。相反，他對儒家學說在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進化時期的歷史進步作用、反宗教鬼神思想、有教無類等教育思想等，都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以上這些，即使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吳虞也是注意到了的。如果無視這些，認為新文化運動全盤否定儒家學說，未免偏頗。還有一個原因，為推動倫理革命，陳獨秀把主要攻擊矛頭放在孔子學說消極面上，不可能同時去花許多精力闡發儒家學說的積極面。
對於新文化運動的「片面性」、「絕對化」，筆者同意陳金川先生的以下評議：對陳獨秀等五四新文化戰士而言，當時「反傳統」是有特定含義的，主要是指腐朽而頑固的封建傳統。因為當時正值民國初創之際，封建餘孽和封建幽靈仍在四處猖獗地活動，成為阻撓民主、科學精神傳播的最大障礙和社會進步的最大阻力。只有毫不妥協地與舊的傳統勢力徹底決裂並全力剷除它，才能為民主共和制度和民主、科學精神的確立掃清障礙。所以說，陳獨秀的這種反傳統主義不僅具有喚醒民眾的深刻的思想啟蒙意義，而且具有推動社會進步的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雖然當時個別新文化戰士提出過廢除漢字、取消中醫、改良種族之類的過激觀點，但有這種主張的人也並非他的本意，而是一種反封建的急躁情緒的隨意發洩和矯枉過正的激將法而已。陳獨秀本人並不贊成廢除漢字，只是主張漢字走拼音化道路；雖然他提倡白話文，但並不否認中國古代格律詩詞的藝術價值；雖然無情抨擊儒家「三綱五常」的封建禮教，但對作為學者和教育家的孔子，仍表示相當之尊敬，並沒有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罵倒。這些都充分表明，當時陳獨秀的反傳統主義有特定的內涵和指向，不可任意曲解。有人總是貌似「辯證」地挑剔其中全盤否定封建傳統所犯的「絕對化毛病」，其實這是最缺乏辯證眼光的庸人之見。如果對當時為害甚烈的阻撓社會進步的封建傳統，也持「公允」的、「一分為二」的含糊態度，還有五四精神和開啟中國現代化大門的新文化運動嗎！是否可以這樣講，在當時條件下，這種「絕對化毛病」是為了徹底反封建而在認識論上必然要付出的代價。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片面性，就沒有新文化運動。[8]
蔡元培三顧茅廬請出「總司令」
初期的《新青年》和陳獨秀是寂寞的，從嚴格意義上說，還沒有形成「運動」（這是細分而言。總體來說，所謂「新文化運動」，當然從1915年《青年雜誌》創刊就開始了）。走出寂寞，成為全國性運動的轉捩點，是《新青年》編輯部移到北京。此事的關鍵性人物就是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
蔡元培，這位曾受過清王朝恩寵的翰林學士，早就是其背叛者了。他是光復會的創始人，1905年還一度與陳獨秀等一起試驗炸藥，熱衷於無政府主義的暗殺活動。辛亥革命後，在孫中山民國政府中任教育總長。後赴歐留學、考察，着重研究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在更加堅定民主政治的同時，對西方的教育制度產生濃厚興趣，樹立起教育救國的思想。他認為教育是一國立國之本，教育發達與否，直接關係國家的強弱興衰。1916年9月，蔡在法國收到北京政府教育總長範源濂電報，促其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這為施展教育救國的抱負提供了機會。為此回國抵滬時，汪精衛、吳稚暉、馬君武等不少友人反對去北大這個是非之地。蔡答道：「吾人苟切實從教育着手，未嘗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9]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翻開一生中最輝煌的一頁。
建立於清末的京師大學堂，辛亥革命後改名為北京大學，是全國最高學府，但其腐敗也是最出名的。主要是學生把它視為「升官發財之階梯」，對研究學問不感興趣，多有常到北京前門外八大胡同（北京妓院集中地）嫖妓者，時稱「兩院一堂」（即嫖客多為參議院、眾議院議員和大學堂的教員和學生。在這方面，陳獨秀和理科學長夏元瑮也有不檢點的地方，後來成為保守派造謠中傷的縫隙）。學生對專業教員不歡迎，甚至反對；對政府官吏兼職的教員，即使不學無術，也熱情籠絡，以為將來仕途的靠山。蔡元培的教育救國首先從文科入手。文科教員中頑固守舊人物最多，崇尚宋儒理學的桐城、文選派佔優勢，亟需延聘革新思想的人物來主持和充實文科。蔡對於聘用文科學長一職特別慎重，請好友、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校長湯爾和推薦人才。
京師大學堂匾額
這時，陳獨秀正巧在為「亞東」和「群益」兩書社合併之事幫忙，幫忙起草合併協議，又與汪孟鄒到北京籌集股份。在琉璃廠偶遇老友沈尹默（時任北大教授），沈將此事告訴湯（與陳在日本成城學校相識）。沈和湯分別向蔡推薦陳出任北大文科學長，並告知陳獨秀就是當年的陳仲甫，還拿了幾本《新青年》給蔡。蔡對陳原本懷有「一種不忘的印象」，特別對於他早年編發《安徽俗話報》鼓吹民主思想很是欽佩。翻閱《新青年》，更贊同其主張，認為陳「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於是決定聘其出任北大文科學長（相當於文學院院長）。[10]蔡元培誠聘陳獨秀的經過十分感人，頗有當年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的精神。當時陳住前門一家小小的中西旅館。蔡從湯處打聽到陳住處後，親自登門拜訪。據汪孟鄒1916年12月26日日記：這幾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來看仲甫，有時來得很早，我們還沒有起來。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給他坐在房門口等候」。[11]
為甚麼談了好幾天呢？因為陳獨秀起初不答應。他回滬後對安徽老鄉、老友、鄰居岳相如說：「蔡先生約我到北大，幫助他整頓學校。我對蔡先生說，我從來沒有在大學教過書，又沒有甚麼頭銜，能否勝任，不得而知。」[12]陳又提出正編《新青年》，擺脫不了。蔡則說：《新青年》可以帶到學校裏來辦。沒有頭銜，不礙事，我瞭解你。我不搞論資排輩，只求真才實學的人。沒有教過書，可主要做教學的組織和管理工作。陳獨秀拗不過，最後答應：「我試幹三個月，如勝任即繼續幹下去，如不勝任即回滬。」[13]1917年1月13日，即蔡校長到任第十天，北京政府教育部發函稱：「貴校函開前安徽高等學校校長陳獨秀品學兼優堪勝文科學長之任，⋯⋯當經本部核准在案，除令行外，相應函覆。」隨附教育部令稱：「茲派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4]15日，蔡元培以校長名義發佈佈告稱：「本校文科學長夏錫祺已辭職，茲奉部令派陳獨秀為本校文科學長。」
這個佈告引起當年北大二年級學生馮友蘭先生晚年一個回憶：蔡元培先生到了，他當時先換文科學長。「新學長就是陳獨秀先生」；「他到校後，沒有開會發表演說，也沒有發表甚麼文告，宣傳他的辦學宗旨和方針。只發了一個佈告，任命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就這幾個字，學生們全明白了，甚麼話也用不着說了。」
二人一來，北大立即大變樣。「文科的教授多了，學生也多了，社會對文科另眼看待，學校是變相的科舉的觀點打破了」。學生開始覺得入大學的目的是研究學問，並不是為取得個人仕途的「出身」。就以學校的主題——教學而言，馮友蘭接着說：
各學門的功課表都訂得很死，既然有一個死的功課表，就得拉着教師講沒有準備的課，甚至他不願意講的課。後來選修課加多了，功課表就活了。學生各人有各人的功課表。說是選修課也不很恰當，因為這些課並不是有一個預訂的表，然後拉着教師們去講，讓教師們說出他們的研究題目，就把這個題目作為一門課。對於教師們說，功課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課，就是他的研究題目，他可以隨時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實到課程的內容裏去，也可以用在講課時所發現的問題發展他的研究。講課就是發表他的研究的機會，研究就是充實他的教學的內容。這樣，他講起來就覺得心情舒暢，不以講課為負擔；學生聽起來也覺得生動活潑，不以聽課為負擔。[15]
從北大檔案中看到，當時陳獨秀地位之尊，竟然居蔡校長之後排在第二位。1917年12月28日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傅增湘簽署批准溫宗禹代工科學長的教育部指令文件，蔡元培校長是第一名，文科學長陳獨秀第二名，下面是理科學長夏元瑮等。在領取薪金的簽名簿上，[16]第一名校長蔡元培月薪600元，第二名文科學長陳獨秀300元，第三名理科學長夏元瑮350元。更有意思的是，在這張表上李大釗是文科教授兼圖書館長，120元。毛澤東作為圖書館助理員，8元。近20年後，毛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對此耿耿於懷：「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助理員，每月給我不算少的數目——八塊。我地位這樣地低下，以致他們都躲避我，大多數人們都不把我當做人類看待。」[17]此表陳列在北大舊址（現北京市中心五四大街「紅樓」）舉辦的「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裏。這也從另一側面反映出當時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的地位。後來有人千方百計把毛澤東、李大釗放在陳獨秀之上，甚至「紅樓」東側五四紀念碑的浮雕頭像上有毛無陳。這是對歷史的無知和褻瀆。
幾乎與陳獨秀被任命同時，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以「記者」筆名，發表了兩篇蔡反對把孔教作為國教的演說。這期主打文章恰是陳獨秀的《再論孔教問題》，二人觀點完全一致。而這期通信中還有讀者建議邀請蔡元培為《新青年》雜誌的撰稿人。從此，蔡元培也與《新青年》發生密切關係，不僅精神上支持，而且思想行動上也支持。蔡改革北大的一個重要思想「以美育代宗教說」就首發在《新青年》同年8月號。次年5月號發表了他的「大學改制」文章。11月歐戰結束時的那期《新青年》，竟然發了蔡三篇文章與演說，其中一篇就是代表中國知識份子新覺悟的《勞工神聖》。這表明蔡元培與陳獨秀的結合，不僅有歷史情結，還有共同的思想基礎，而且是互為影響，共同進步的。
陳獨秀回滬後安排一下妻兒，隻身再到北京。本來是試幹三個月的（實際做了近兩年半），沒有長遠打算，也就不必遷家了。他只是把《新青年》帶到北京，編輯部和住宅合二而一，安排在北大本部附近即北大三院學生宿舍隔壁的箭杆胡同9號（現為20號）。
陳獨秀與蔡元培校長合影
陳在任北大文科學長時的住宅箭杆胡同9號
北大原有文、理、法、商、工五科，沒有重點，蔡元培到校後重點擴充文理兩科。與文科教員接觸後，陳獨秀很快就分辨出各人的政治態度和學識水準。他把志同道合者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陶孟和等都請進《新青年》編輯部。後來，又陸續增加歸國到北大任教的李大釗、高一涵、胡適以及魯迅、周作人等，正式形成以一校（北大）一刊（《新青年》）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陣營。1918年1月初，陳獨秀召集編輯部會議，作出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決定：
一，「本誌自第四卷第一號起，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公同擔任。」[18]
二，「採取集議制度，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19]於是從7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開始，由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輪流主編。總負責依然是陳獨秀。
這樣，《新青年》就由一「獨人雜誌」轉變為「同人雜誌」；編輯成員也不負眾望，結合自己之特長，發出一篇篇傳世之作，形成以陳獨秀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新文化運動由一人一刊為中心，變成一校一刊為中心，迅速向全國思想輿論界輻射。
新文化運動陣營是怎樣形成的？這些「幹將」是怎樣從1917年起陸續聚集起來的？簡單介紹如下：
4月，魯迅之弟周作人進入北大任文科教授、國史編纂處編纂員。同年，魯迅到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職，與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關係密切，1920年夏兼任北大教授。
7月，北大文科教授兼圖書館主任章士釗推薦李大釗接任圖書館主任（11月上任）。1920年，李大釗兼北大文科教授。
8月，在陳獨秀的推薦下，在美國尚未完成博士論文答辯的胡適出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學研究所主任。
9月，前一年進北大給沈兼士代課的錢玄同任文科教授，成為陳獨秀的得力助手。與此同時，前一年在上海投稿《新青年》的劉半農進入北大文科預科，任國文教授。
此外，北大教員中陳獨秀志同道合的友好，還有文科的沈尹默、沈兼士，理科的王星拱（後任武漢大學校長）、朱家驊（後任南京中央大學校長、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等職，去台後任總統府資政），法科的陶孟和（後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等，可以說網羅了北大各科的優秀人才。
自然，按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治校方針，在北大也有與陳獨秀新文化運動對立的著名保守派人士，如：辜鴻銘、劉師培、黃侃、陳漢章、崔適等。他們的存在和因此而來的鬥爭非但沒有阻礙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反而顯示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百家爭鳴、學術繁榮」的盛況。馮友蘭說：派別是有的，「但只有文鬥，沒有武鬥」。學生中也有左、中、右，並各有雜誌，相應為《新潮》、《國民》、《國故》，並且都發行全國。
總之，陳獨秀於1917年1月進入北京大學，是陳獨秀一生歷史的轉捩點，也是新文化運動的轉捩點。
文學革命中的「黃金搭檔」
就促進中國社會變革而言，新文化運動最有影響，成果最多的是文學革命，其中，最突出的是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新文學代替舊文學，以及使用標點符號（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明令採用新式標點符號）。這使得中國在語言文字以及印刷格式上，悉先跨入近代化大門。
關於文學革命，人們總是說胡適提出「文學改良」，陳獨秀把它上升到「文學革命」。其實，「文學革命」這個詞是胡適首先提出的。
1915年，畢業於康奈爾大學的胡適作為「第二次考取庚子賠款留美學生」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部。同年，在美中國學生成立「文學科學研究部」，他擔任文學股委員，與趙元任等着手研究中國文字的問題。胡在《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的文章裏，明確提出了古文是「半死的文字」，白話的文字是活文字的觀念。此後，幾位同學好友之間紛紛作詩相送，胡在給梅光迪的詩中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然而，他關於白話詩文和文學革命的主張遭到包括梅光迪、任鴻雋、楊杏佛、朱經農等幾乎周圍所有好友的反對。楊、朱甚至這樣說：「兄於文學界能自豎一幟，本為弟所傾慕。但願勿誤入歧途，則同志幸甚！中國文學幸甚！」[20]
胡適不為所動，堅持研究。與在美同學和朋友激烈爭論並幾乎遭到一致反對的情況下，在大洋遠隔的祖國找到一位知音——陳獨秀。胡適提出，文學革命的總目標在於創造「言文一致之語言」。這一目標被陳獨秀接受並推動，引出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改革：白話詩對古詩的挑戰、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標點符號的使用、文章自左向右橫向書寫和排版、中國文學改革和國語化運動，等等。
二人激進的革命思想都受到周圍親朋的反對。陳獨秀的思想和主張，不僅遭遇元配妻子和嗣父反對，反滿種族革命的朋友們的不理解，更有如章士釗、李大釗及給《甲寅》寫抗議信的「愛國者」們的批評；而胡適，連在國內的二位兄長也寫信來批評他說的「中國須第三次革命」的話是「喪心病狂」，「恐國中無一人贊成」。來信痛詆革命黨「間有一二才智之士，然有才無德，根器不固。兩次革命，底已暴露」。要胡適在思想上「痛與絕之，一意力學。否則為彼所染，適以自陷也。」兩顆心都是備受煎熬，孤獨無助，但又都決不妥協。因此，雖然一個是早已著名的革命家，又是北京大學的名教授（陳大胡12歲），一個是還在美國的留學生，但是一旦接觸，特別在文學革命上，立即成為一對「黃金搭檔」。
1915年8月，胡適把自己譯成的德國小說《柏林之圍》寄給《甲寅》，並致信章士釗。不料稿件遺失，只有信件刊登出來。信中提出了中外文明如何結合的主張，認為輸入之文明，需「經本國人士之鍛煉也。此意懷之有年，甚願得明達君子之贊助」。[21]陳獨秀覺得胡適之意與己甚合，可謂難得的知音，銘記在心。《青年雜誌》一創刊，就決定向他約稿。恰巧汪孟鄒與胡適是績溪同鄉，而且認識，就由汪首先與胡聯絡。
10月6日，汪孟鄒接手《甲寅》銷售工作。他致胡適一信，請其代催在美各大學寄售《甲寅》書款，順便寄贈《青年雜誌》創刊號一冊，並告稱「乃煉（即汪之名——引者）友人皖城陳獨秀君主撰」，轉達陳向他約稿之意：「擬請吾兄校課之暇擔任《青年》撰述，或論文，或小說戲曲均所歡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種。煉亦知兄校課甚忙，但陳君之意甚誠，務希撥冗為之，至禱感幸！」[22]
兩個月後，汪又寄上《青年》第2、3號，催促胡適：「陳君望吾兄來文甚於望歲，見面即問吾兄有文來否，故不得不為再三轉達，每期不過一篇，且短篇亦無不可，務求撥冗為之，以增該雜誌光寵，至禱至禱。否則陳君見面必問，煉將窮於應付也。」下一封信又說：「陳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雲霓。」
胡適忙於準備博士論文，又與梅光迪等爭論文學革命，無暇他顧。無奈年長老友（汪大胡13歲）特別是當時已頗有聲望的陳獨秀再三催促，就在次年二月初譯出俄國作家庫普林的短篇小說《決鬥》，寄給陳。因《青年雜誌》改名糾紛，陳對胡這封信的答復拖到即將出版《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的時候——1916年8月13日寄出。在苦等陳回信之時，8月21日胡又給陳寫信，鄭重推出其屢遭反對的文學革命八條主張：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陳套語；
三曰，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詩詞；
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
八曰，須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當時的文壇，正如胡適所說，有詩必律，有文必駢（駢四儷六，對偶排比），之乎者言，八股文獨霸。胡適的「八事」，從內容到形式，是對文壇傳統的一個全面否定。
陳獨秀當時的想法，據胡適後來說：「想文學改革，但未想到如何改革，後來他知道工具解放了就可產生新文學。」[23]看了此信，陳如獲至寶，立即回信，希望胡「詳其理由，指陳得失，衍為一文，以告當世。」[24]胡適遵囑照辦，立即寫了一篇後來被稱為「文學革命發難信號」的文章。但是，標題強調謹慎的試驗性，稱「改良」而非「革命」，叫《文學改良芻議》。陳閱後大喜過望，即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上發表。
同時，他考慮到當時中國舊文化傳統勢力之巨大，而胡適受閱歷地位等因素局限，「八條」尚有不尖銳和不徹底之處。因此，在下期刊物上又親自撰寫了《文學革命論》，為胡文呼號助威，並彌補其不足，恢復其「文學革命」的氣勢：「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他宣告：「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膽與十八妖魔宣戰者」，「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
在文中，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三大主義」：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親自撰寫的《文學革命論》印刷版
胡適後來說：陳獨秀的這篇文章可注意的是：
一、由我們的玩意兒變成了文學革命，變成了三大主義。
二、由他才把倫理道德政治的革命與文學合成一個大運動。
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學革命有了很大的收穫。[25]
胡適更在五年後用第三人稱對自己的行為作了這樣的解釋：「他的這種態度太和平了，若照他的這個態度做去，文學革命至少還須經過十年的討論與嘗試。但陳獨秀的勇氣，恰好補救了這個太持重的缺點。」接着，他用陳獨秀的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不容他人之匡正」的話，說：「這種態度在當日頗引起一般人的反對。但當日若沒有陳獨秀的『必不容他人之討論之餘地』的精神，文學革命運動決不能引起那樣大的注意。」[26]胡適的這段敍述是實事求是的。充分說明他求真務實、謹慎探索、實驗主義的精神，與陳獨秀的烈馬嘶鳴、狂飆席捲、摧枯拉朽作風的差異與互補效應。
一石激起千層浪。《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的發表，立即在中國文壇引起廣泛關注和強烈反響。反對者的聲音當然也不絕於耳，據陳獨秀所說，是「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最早的一篇反對文章就是被稱為「古文大家」的守舊派首領林琴南寫的《論古文之不當廢》。胡適由此得出結論：「林先生為古文大家，而其論《古文之不當廢》，『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則古文之當廢也，不亦既明且顯耶？」[27]
舉薦胡適入北大，創辦哲學研究所並任英文科教授會主任，是蔡元培和陳獨秀不拘一格用人才、伯樂相中千里馬的又一個實例。因為當時胡适才26歲，而且此事醞釀於胡適還未畢業之時。早在1917年1月，陳致胡信說到蔡先生已接任北京大學校長，「力約弟為文科學長，弟薦足下以代。此時無人，弟暫承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歸國，即不願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俱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28]
這年4月，胡適完成博士論文的寫作。5月博士論文最後考試（口試），杜威教授等六人組成的主試者沒有通過他的論文（此事當時知之者甚少，40年後，在袁同禮編輯的《中國留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中才披露出來）。胡適6月啟程回國，7月到滬即寫家信稱：「聞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先生可於一二日內到上海，且俟他來一談，再寫何時歸里。」[29]陳因何來上海？與胡交談甚麼內容？至今材料厥如。
胡回安徽老家後，9月北上到京，即任北大教授。21日，北大舉行新學年開學典禮，他作演講《大學與中國高等學問之關係》，給這個古老的學府吹進一股強勁的新風。接着，擔任英國文學、英文修辭學及中國古代哲學三科教學，立即成為北大最年輕最得力的教學骨幹。月薪定為280元，比陳獨秀僅少20元。胡欣喜地寫信給母親，表示今後大嫂、三嫂及侄輩的生活，「概可由適承擔」。由於倡議文學革命，他一回國就名聲鵲起，各處紛紛前來聘請演說，11月下旬就做了四次。12月，胡適創辦的哲學研究所成立，自任主任，同時兼任英文教授會主任。
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陳獨秀、胡適等人大力推動北京大學的改革：革新學校領導體制，改變權力過於集中的校長領導制，仿歐美大學實行教授治校（胡適是此案創議人之一[30]）。辦法是成立蔡主持的評議會，作為學校最高的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評議員由各科兩名教授組成，實際上是教授會，蔡校長和陳獨秀等各科學長是當然評議員；廢除年級制，實行選科制（胡適稱此為「中國學制上一大革命」，亦是他所建議[31]）；在預科首先實行白話文教學，等等。
怪才與幹將
說到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學革命，除了主將胡適和掌握帥旗的陳獨秀之外，還應提到兩位幹將：錢玄同和劉半農。
錢玄同在當時就被稱為「文學革命軍裏一個衝鋒健將」，又說他是「說話最有膽子的一個人」，後來則稱他是「在寂寞中奔馳的猛士」。在某些方面，他比陳獨秀還要狂狷和偏頗。
錢出身於書香門第，舊學功底深厚，信仰過康、梁維新主義，轉而贊成「排滿革命」。1905年赴日後，參加張繼、劉師培舉辦的宣傳克魯泡特金思想的「社會主義講習會」，深受無政府主義影響；後又與魯迅兄弟等一起聽章太炎講述中國國學，成為「國粹派」，堅決主張「師古」、「復古」、「存古」。這樣的守舊派，按常理說，必然竭力抗拒新文化運動。令人奇怪的是，錢玄同卻採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反過頭來全面批判傳統文化。許多學者探索過其中原因，不得要領。筆者認為這主要是由他的性格決定的。錢是一個感情富於理性、性格外向、沒有甚麼城府的坦蕩君子，與胡適的性格完全不一樣，倒與陳獨秀有某些相似。覺今是而昨非，他在某種因素的刺激下，能夠堅決而輕易地放棄過去曾經十分堅持的立場和觀點。
錢玄同給陳獨秀寫信，激烈攻擊了當時神聖不可侵犯的桐城、文選兩派，說他們是「選學妖孽、桐城謬種」。陳十分高興：「以先生之聲韻訓詁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學，何憂全國不景從也？可為文學界浮一大白！」[32]甚至在晚年寫的未完成兩章回憶錄中，還戲稱自己童年時是「選學妖孽」。
仿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錢玄同花兩個月時間寫出《論應用之文亟宜改良》，提出十三事：
（一）以國語為之。
（二）所選之字，皆取最普通常用者，約以五千字為度。
（三）凡一義數字者，止用其一，亦取最普通常用者。
（四）關於文法之排列，製成一定不易之「語典」，不許倒裝移置。
（五）書札之款或稱謂，務求簡明確當，刪去無謂之浮文。
（六）絕對不用典。
（七）凡兩等小學教科書及通俗書報、雜誌、新聞紙，均旁注「注音字母」，仿日本文旁「假名」之例。
（八）無論何種文章，除無句讀文，如門牌、名刺之類，必施句讀及符號之類。此事看似無關宏旨，其實關係極大。古書之難讀誤解，大半由此，符號尤不可少。惟濃圈密點，則全行廢除。
（九）印刷用楷體，書寫用草體。
（十）數目字可改用「亞拉伯」碼號，用算式書寫，省「萬」、「千」、「百」、「十」諸字。
（十一）凡紀年盡改用世界通行之耶穌紀元。
（十二）改右行直下為左行橫迤。
（十三）印刷之體，宜分數種。
從此內容看到，經錢玄同這樣一規劃，原來以白話文為中心的胡適文學改良主張，擴張到書寫、印刷、語言、文字改革等全面改革的方案。[33]陳獨秀見後表示：「先生所說的應用文改良十三樣，弟樣樣贊成」，[34]並很快在《新青年》和北大文科改革中試行推廣，其中大多數都已成為我們今天的習慣。
但是，錢玄同也的確具有比陳獨秀更多的書生氣與感情用事的成份。有人說：「新文化運動諸人大都具有比較強烈的反傳統思想，但其頂尖人物則是錢玄同。」確實如此。以錢玄同提出的廢除漢字主張而言，就成了當時和以後守舊派人士攻擊新文化運動最大的口實，也是使這個運動失去許多一般群眾的一個難以彌補的缺陷。此信發表時，陳獨秀附言表示贊成，甚至用進化論的觀點認為將來廢除漢語亦是必然的趨勢。
可見，在當時進化論和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下，陳獨秀的思想浪漫到甚麼程度。不過他畢竟已有較深的閱歷，特別是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時期進行改革失敗的教訓。在現實鬥爭中，他知道想的與說的、做的之間，應該掌握一定的分寸；更不應該把遙遠的將來可能實現的設想來干擾當前的鬥爭。所以，他沒有把文學革命引進廢除漢字、廢除漢語的死胡同，並且努力減少這種片面主張帶來的負面影響。
1918年8月，《新青年》公佈的任鴻雋致胡適的信中，批評了錢玄同廢滅漢字的主張「有點Sentimental(傷感)」。1919年1月5日，《時事新報》發表漫畫，又諷刺錢的這個主張。7日，藍公武在《國民公報》上發表給傅斯年的信，聲稱《新青年》有了錢玄同的文章，於是人家信仰革新的熱心遂減去不少。這些批評表明，錢的主張已經嚴重脫離群眾，不止是保守派，中間派和一些革新派也難以接受了。
陳獨秀不得不出來聲明：錢是「用條石壓駝背」的醫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贊成的」。同時也為錢作了最大限度的辯護：
「錢先生是中國文字音韻學的專家，豈不知道語言文字自然進化的道理？他只因為自古以來漢文的書籍，幾乎每本每頁每行，都帶着反對德、賽兩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許多老少漢學大家，開口一個國粹，閉口一個古說，不啻聲明漢學是德、賽兩先生天造地設的對頭；他憤極了才發出這種激切的議論⋯⋯但是社會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駡他，譏笑他，卻不肯發表意思和他辯駁，這又是甚麼道理呢？難道你們能斷定漢文是永遠沒有廢去的日子嗎？」[35]
中國文字的拼音化，一直是中國文字改革家關注的重大問題。1927年以後錢玄同進行反省時，對早年的激烈言論頗多後悔。但是對提倡「國語羅馬字」一事卻始終堅持，並提議從漢字注音或改用羅馬字拼音入手。陳獨秀深以為然，並在1927年後專心於此，寫出了《中國文字拼音草案》一稿。
從以上可看到，當時《新青年》同人中，對文學革命的大業無大分歧，但在具體做法上有急進與緩行之別。陳獨秀、錢玄同等確把這當作革命來幹，為達目的可以不講究方法和手段，對舊的落後的東西疾惡如仇。而胡適等人主要視為學理上的變革和創新，因此主張以充分說理取勝，行動上雖帶有很多的書生氣，但理性思考較濃。
錢玄同（1887～1939），原名錢夏，字德潛，號疑古，思想家、語文改革活動家
任鴻雋1918年致胡適信認為，錢玄同、劉半農演的「王敬軒」雙簧恐有失《新青年》的信用。胡適在給錢玄同的信中也對此不以為然。他說他找張厚載寫探討文學改良的文章，「也不過是替我自己找對方的材料。我以為這種材料無論如何總比憑空閉戶造出一個王敬軒的材料要值得辯論些。」。錢玄同對此卻十分不滿，回信說：張厚載的文章「實在不足以刊我《新青年》⋯⋯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有一點不以為然之處，即對於千年積腐的舊社會，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對外的議論，很該旗幟鮮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不知道外面罵胡適的人很多嗎？你無論如何敷衍他們，他們還是狠罵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們的氣呢？」[36]
受到保守派猛烈攻擊和陣營內部胡適等人批評，錢玄同，這位被魯迅稱為「在寂寞中奔馳的猛士」，很快就不幹了。他深深地陷入「寂寞」中，既不「猛」，更不「奔馳」了。1920–1921年到上海、廣州的陳獨秀與胡適等北京《新青年》編輯部同人分裂時，陳還想挽救，多次催促供稿，他始終怠工。1921年2月，在胡與陳討論《新青年》是「移京」辦還是北京「別組」一刊物時，錢在致胡信中聲明：「我對於《新青年》，兩年以來，未撰一文。我去年對羅志希說：『假如我這個人還有一線希望，亦非在五年之後不發一言。』這就是我對於《新青年》不做文章的意見。所以此次之事，無論別組或移京，總而言之，我總不做文章的（無論陳獨秀、陳望道、胡適之⋯⋯辦，我是一概不做文章的。絕非反對誰某，實在是自己覺得淺陋）。」[37]這括弧中的最後一句話，顯然是回敬胡適的。
劉半農也是一個怪才。四歲從父識字，六歲入塾。讀到中學因爆發辛亥革命，學校停閉而輟學。以後憑着自學，對中外文學的研究頗有功底。先後受聘為上海《中華新報》、中華書局的編譯員，從事翻譯和創作。他發表的《玉簪花》、《髯俠復仇記》等言情小說，當時很有影響，受到陳獨秀的注意。從1916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二號開始，為劉半農開闢《靈霞館筆記》專欄，連續刊登研究中外文學心得。陳進入北大後，邀請劉任北大預科教員。
胡、陳發動文學革命，劉立即回應，先後發表《我之文學改良觀》、《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38]他全面闡述了對散文、韻文、詩歌、小說、戲曲等方面的改革意見，並有不少創見，彌補其他人的不足。如贊成以白話文為正宗，但認為白話中應吸收文言的優點，同時提出不用不通之字，破壞舊韻重造新韻，增多詩體，提高戲曲在文學中的地位，注意分段等，無論對舊文學的批判還是對新文學的建設，都保持着較清醒的頭腦，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他還勤奮做建設性的基礎工作，如親自用傳統風格寫了不少通俗小說、白話詩文，還徵集大量民間歌謠。他寫的白話詩、無韻詩，語言明快，內容進步，頗受群眾歡迎，一度廣為流傳；數年內，他徵集了幾千首民間歌謠，經他親自整理發表了140首，開創了研究民間文藝的先河。他還創造了「她」和「它」字的用法，受到了魯迅的讚揚。魯迅很喜歡這位戰友，說「他活潑，勇敢，很打了幾次大仗」，儘管淺，有失之無謀的地方，但「要商量襲擊敵人的時候，他還是好夥伴」。對比陳獨秀與胡適講究「韜略」來說，魯迅更喜歡半農的「忠厚」，說：「半農卻是令人不覺有『武庫』的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39]
1918年《新青年》實行輪流編輯。3月15日，輪到劉半農編輯第四卷第三號。為了刺激輿論，擴大影響，他與錢玄同商量後決定演一齣雙簧戲：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當保守派，給「《新青年》諸君子」寫信，對文學革命提出種種責難；由劉半農出面作答，逐條進行批駁，嘻笑怒駡，激情噴發，並指名批判頑固派首領林紓。此舉果然在讀者中激起很大反響，大大改善了《新青年》初期贊成者不多、反對者也不多的寂寞處境，「固然近乎惡作劇，卻是現代中國報刊史上精彩的一筆」。[40]缺點是過分渲染了反對者的「無知」，有欠公道，因此也加深了劉半農與胡適之間的裂痕。胡適本來就看不起沒有上過大學、沒有拿過學位、更沒有外國留學背景的劉半農，現在更不屑於這種不光明的手段。
陳獨秀處理這個事件也不夠冷靜。當保守派以「崇拜王敬軒先生者」的名義提出抗議，說「王先生之崇論宏議，鄙人極為佩服，貴志記者對於王君議論，肆口侮罵，自由討論學理，固應如是乎」時，陳獨秀竟然這樣回答：本志對於「不屑與辯者，則為世界學者業已公同辯明之常識，妄人尚復閉眼睛胡說，則唯有痛駡之一法。討論學理之自由，乃神聖自由也；倘對於毫無學理毫無常識之妄言，而濫用此神聖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隱晦，是曰『學愿』；『學愿』者，真理之賊也。」[41]這就太意氣用事了，不僅刺激對方過度地反彈，也會失去中間群眾的同情。
當時在國外留學的張奚若給胡適的信中說：讀過《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後，「是贊成，是反對，亦頗難言。蓋自國中頑固不進步的一方想起來，便覺可喜，便覺應該贊成。然轉念想到真正建設的手續上，又覺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議論，不但討厭，簡直危險」；「但因社會不能停滯不進，而且我們總是帶有幾分好新的偏向，故到底恐是贊成之意多於反對之意」。他又指出，《新青年》等刊物的編者們，說話「有道理與無道理參半。因他們說話好持一種挑戰的態度，謾罵更無論了，所以人家看了只記着無道理的，而忘卻有道理的」。他甚至說：「你老胡在他們這一黨裏算是頂頑固了。」[42]
且看，連胡適這種在新文化運動中比較「溫和」的人都被稱為「頂頑固了」，那麼像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在中間派眼中會是怎樣一種形象，就可想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