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寫作的引路人
胡適、陳獨秀發起文學革命時，都懷疑中國文學界有創造新文學的能力。《新青年》創刊後，也一直注重發表譯著。但是，後來發現「吾國無寫實詩文以為模範，譯西文又未能直接喚起國人寫實主義之觀念」。[43]於是陳獨秀又熱心推動本國新文學的創作，終於點燃起又一支文學革命的火炬——魯迅。
魯迅見《新青年》初期高喊「文學革命」，但內容卻長於議論，文學作品又只注重發表周邊的譯作，且全是文言文，沒有本國文學作品。所以，他不客氣地說自己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的發表，「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44]
經過從醫學救國到文學救國的痛苦摸索，魯迅看到辛亥革命及其後一系列鬥爭的失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寂寞就象「大毒蛇」，纏住了他的「靈魂」，使他「太痛苦」。「用了種種辦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自己「回到古代去」，辦法就是「鈔古碑」，以使自己的生命「暗暗的消去」。[45]要不是陳獨秀的喚醒，很可能如他自己所說，將在「昏睡中死滅」。
1917年到北大任教的周作人（啟明）不僅勤於譯寫，而且是陳獨秀與魯迅（周豫才）之間的牽線人。陳知道魯迅的才華後，即派周作人或錢玄同多次前去啟發尚處於極度悲觀中的魯迅，並一次次約稿，催稿。魯迅這才「一發不可收」。據周作人說：陳獨秀讀了魯迅第一篇小說稿《狂人日記》、《藥》後，就表示：「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認為這是真正的白話文，好極。他據此說，陳獨秀的「眼力是很不錯的！」後來又根據陳的意見，把魯迅這時期的小說「集攏來重印」，「等到《吶喊》在一九二一年的年底編成，第二年出版，這已經在他說話三年之後了。」[46]1918年1月起，陳獨秀特邀魯迅參加《新青年》編輯部會議。1919年「五四運動」及1920年籌備共產黨，新文化陣營分裂，《新青年》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後，胡適等人不寫或很少給《新青年》投稿，陳獨秀還是一遍又一遍地表示「很盼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47]其急切誠懇之情不亞於當年請在美國的胡適寫稿。1933年，陳獨秀因進行反蔣抗日活動被國民黨關在監獄裏。魯迅在談到自己怎樣做起小說來時，還這樣說：「《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裏我必得紀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着力的一個。」[48]
從1918年5月15日第四卷第五號開始，到1921年8月1日第9卷第4號止，魯迅在《新青年》共發表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風波》、《故鄉》五部小說，還有四部翻譯日本和俄國的小說，以及多則隨感錄、通信等，完全奠定了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文學巨匠的地位。1920年9月28日，陳獨秀給周作人的信中表示要為魯迅出版小說集：「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訂正，寄來付印。」[49]
魯迅也毫不掩飾自己對陳獨秀的崇敬心情。他把自己比作一個戰士，把自己的小說稱作「遵命文學」：自己是「遵命」而作，「吶喊」向前，一掃此前的那種消極悲觀情緒。他把陳獨秀視為「革命的前驅者」和「主將」。他說：「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50]
特別要指出的是，陳獨秀不僅推動魯迅寫小說，也帶動他寫「隨感錄」——雜文。當陳已經發表大量隨感錄的時候，魯迅還較少注意這種文學武器的形式。直到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才看到他寫的兩則隨感錄。新文化陣營分裂後，隨感錄的稿子少了。陳寫信對周作人說：「隨感錄本是一個很有生氣的東西，現在為我一個人獨佔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寫點來。」[51]
陳講的是當時的實情。從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開始，陳獨秀帶頭，創造了一種稱為「隨感錄」的時事雜文形式的短文，針砭時弊，嘻笑怒駡，似匕首投槍，極富時效性和戰鬥力。這是其他文章形式所不能代替的。但是，翻開1920年的《新青年》，共刊出28篇隨感錄，全部署名「獨秀」，好孤獨呵！所以才有上述呼籲。可是，他沒有想到，魯迅後期成了寫雜文的「專業戶」，而其風格完全是與自己的「隨感錄」一樣的。說魯迅的雜文受陳獨秀的帶動和影響，似不為過吧！
周樹人（1881～1936），筆名魯迅，文學家，思想家，評論家
從以上陳獨秀與諸位新文化運動幹將看，每位幹將都有自己特殊的才識，陳則充分發揮、運用、呵護每個成員的專長，起到了「總司令」的作用。
教育革命的呼號與實踐
到北大前，陳獨秀在安徽高等教育學校做過教務主任（1917年北京政府的任命中稱為校長）。因推行教育改革，為保守派所阻，最後甚至被其策動的學生所驅逐。在他和應溥泉後繼任該校教務主任的周越然，這樣生動地回憶說：
「溥泉先生的繼獨秀先生而為皖高等教務主任，不是安徽本省沒有人才，實在是本省人才不敢應召的緣故，陳獨秀是被學生趕走的。先是——在清末——先師嚴幾道（復）也是被趕而走的。清末民初安徽高校的學生真不容易『侍候』，真不容易對付，獨秀先生的離去高校，全為學生要求不遂。據說當時他與學生代表最後的對話如下：
（學生）：我們非達到目的不可。你答應麼？——你答應也好，不答應也好。
（獨秀）：我決不答應。
（學生）：你竟不答應，有甚麼理由？
（獨秀）：我不必對你們講理由。
（學生）：那末，你太野蠻了。
（獨秀）：我是野蠻，我已經野蠻多年了，難道你們還不知曉麼？
於是，喊打之聲四起；同時，全校電燈熄滅，變成黑暗世界。獨秀先生到底是活潑伶俐的革命家，在此『千鈞一髮』喊打未打之際，無影無蹤的脫離高校而安然抵家了。次日，獨秀先生辭職，教務由鄭某代理，不久，鄭某辭職而由溥泉繼任，暑假前溥泉又辭職，教務由我主任。」[52]
陳獨秀1911年因推行教育改革而被驅逐，只是第一次。以後一次是1919年離開北京大學，一次是1921年辭任廣東省教育委員長。教育革命是社會革命的一部分，社會革命不成功，單獨的教育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作為革命家又怎麼能不關注教育革命呢。所以，他一有機會就呼號、就實踐。
陳獨秀從小厭惡舊教育，抵制為了參加科舉、當官而讀四書五經，習八股文。科舉廢除後，為了升官發財而教育的狀況並沒有改變，北京大學就是一個典型的「官僚養成所」。所以，陳獨秀首先從聯繫教育與國家命運的關係、教育與青年成長的關係這兩個根本問題上，徹底否定舊教育，提倡新教育。
陳獨秀的教育革命思想與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學的思想吻合。蔡不拘一格聘用陳為文科學長，說是看了幾期《新青年》後贊同其主張，顯然是指雜誌上關於教育問題的見解。陳一上任，立即在蔡支持下對文科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首先，他糾正人們對舊北大的錯誤觀念：「培養官僚」——學生上大學是為了當官。強調大學的目的是「研究學理」。他在1918年9月北大開學典禮上公開發表演說指出：大學學生之三目的中，惟「研究學理」「始與大學適合」。為此，他主張方法有三：「一曰，注意外國語。」以最新學理，均非中國古書所有，而外國專門學術之書，用華文譯出者甚少。「二曰，廢講義」。以講義本不足以盡學理，而學者恃有講義，或且惰於聽講。「三曰，多購參考書。」校中擬由教員指定各種參考書之冊數、頁數使學生自閱，而作報告。[53]
當時，陳獨秀把北大當作教育革命和整個新文化運動的試驗場。所以，這些措施首先在他主持的文科實行，例如：
1917年春，組織劉半農等教員，首先改革北大預科課程，並且實行白話文教學。當時的北大，各科都分為本科和預科。本科大致相當於美國的研究生院。高中畢業生考入北大必須先讀三年預科，畢業後才能升入本科（三到四年）。1918年改為預科二年，本科四年。
1917年11月，多次約請胡適、沈尹默、錢玄同、陶孟和、章士釗等開會，討論改變文科課程。
1918年1月，加入蔡元培發起組織的「進德會」。該會入會標準是，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乙種會員：再加二戒，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丙種會員：前五戒外，再加三戒，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6月，進德會選舉評議員，蔡元培212票、陳獨秀152票、章士釗111票、王寵惠81票、沈尹默及劉師培31票當選。
1918年2月，支持胡適等人發起的「成美學會」，捐款120元。該會目的是「協助德智優秀，身體健壯，自費無力的國立大學生」，為國家增進人才。
6月，任北京大學入學考試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蔡元培），對入學考試制度進行改革。
9月，參加北大編譯處會議，加強宣傳法蘭西文明，推動北大的編譯工作。議定陳、胡代表該處辦理加入「法文學社」手續，籌劃法國名著翻譯事項。
又大力支持北大文科學生傅斯年、顧頡剛等創辦「新潮社」和《新潮》雜誌。這些學生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早在1917年秋就「純由覺悟而結合」，並想創辦類似《新青年》的文學雜誌，但因缺乏經費而陷於困難，求助於學長陳獨秀。陳給予了出乎他們意料的熱情支持，對他們說：「只要你們有辦的決心和長久支持的志願，經費方面，可以由學校負擔。」[54]
於是，1918年11月19日，他們先成立「新潮社」，後來請胡適任顧問。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也給予支持，撥出一間房作辦公室。1919年元旦，《新潮》創刊。由於該雜誌完全支持陳獨秀發起的新文化運動，實行三條指導原則：批評的精神、科學的主義和革新的文詞，很快成為《新青年》得力助手和夥伴。加入新潮社的學生，也就成為陳獨秀、《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直接培養的第一批「新青年」，成為後來「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和學術界、政治界的重鎮，如：
傅斯年（孟真）：歷史學家和通俗作家，後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台灣大學校長等職。
羅家倫（志希）：歷史學家、教育家、通俗作家。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校長；新疆監察使；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副主委、主委；駐印度大使；去台後任考試院副院長、國史館館長等職。
顧頡剛（銘堅）：歷史學家
毛子水（毛准）：教育家和歷史學家
江紹原（誠甫）：教育家、宗教史學家
汪敬熙（緝齋）：作家、心理學和生理學家
何思源（仙槎）：教育家；山東省主席、北平市長
俞平伯（銘衡）：散文作家、詩人、文學評論家
郭紹虞（希汾）：作家、考據史家
孫伏園（養泉）：作家、編輯家
馮友蘭（芝生）：哲學家
朱自清（佩弦）：散文作家、詩人
張申府（崧年）：哲學家；中共旅歐支部創始者、周恩來入黨介紹人。任北大助教時參加新潮社。
葉聖陶（紹鈞）：作家、詩人、教育家（並非北大學生）
此外，還有段錫朋、許德珩等沒有參加「新潮社」的其他北大學生。以上這些知識精英，後來政治態度和黨派不同，不少人先後還是陳獨秀和共產黨的對立面。黃侃在課堂上攻擊新文化時，傅斯年、羅家倫曾跟隨之。因此成立《新潮》社時，他們一度被陳獨秀懷疑是「奸細」，後來又成為國民黨的反共健將。這種在文化與政治兩個不同領域中的分分合合，是常見的現象。分有分的原因，合有合的道理，很難說誰是誰非。但是，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和現代化做出了重大貢獻。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
1940年蔡元培逝世，陳獨秀對此大發感言：
我在北大和蔡先生共事較久，我知道他為人也較深。一般的說來，蔡先生乃是一位無可無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時有關大節的事或是他已下決心的事，都很倔強的堅持着，不肯通融，雖然態度還很溫和；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點。自戊戌政變以來，蔡先生自己常常傾向於新的進步的運動，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長時，對於守舊的陳漢章、黃侃，甚至主張清帝復辟的辜鴻銘、參與洪憲運動的劉師培，都因為他們學問可為人師而和胡適、錢玄同、陳獨秀容納在一校；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在習於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點。
陳獨秀又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55]這裏講的「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就是新文化運動及其在北京大學的實驗。蔡元培、陳獨秀和胡適，年齡各相差12歲，都屬兔，所以後人戲稱這次實驗是「三兔鬧北大」。
關於蔡元培與陳獨秀改革北大、民主辦校，還有不少故事，這裏只舉一例。據當時在北大英文學門（即英文系）上學的許德珩回憶：
「陳獨秀來北大之前，雖然不認識他，但他的文章我早就在《甲寅雜誌》上讀過了，因為他是首倡新文化運動的人物，所以給我的印象很深⋯⋯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之後，和蔡元培一起，積極推動北大的改革，在整頓上課紀律當中，還與我鬧過一場誤會。
當時我們班上有一同學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經常缺課，並叫人代他簽到。陳獨秀不調查研究，誤聽人言，就把這件事記在我的身上，在佈告牌子上公佈我經常曠課，記大過一次。我當時是一個窮苦學生，冬天穿夾衣過冬，宿舍裏沒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講堂上，就是在圖書館裏。當我見到這個記過佈告時，十分驚異，並極端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佈告牌砸碎了。
陳獨秀性情一貫地急躁，他也大怒，對我的砸佈告牌又記了一過。我又把第二個佈告牌砸了，並站在他的辦公室門前，叫陳獨秀出來同他說理。此事立即為蔡校長所知，經過蔡的調查，才知道是陳獨秀搞錯了，叫陳收回成命，並向我進行勸慰，此事遂告平息。——這就是陳獨秀認識我的開始。」[56]
真是不打不相識，他們二人以後的關係很好，下面有所敍述。
傳統黨史為了政治需要醜化陳獨秀，往往把陳獨秀描寫成愛發火，拍桌子，訓人罵人那樣的「家長主義」，「兇神惡煞」。實際上，他是一個很講理，也很風趣的人。前述對沈尹默字的評論，都是如此。馮友蘭上文中也說過一個故事：
「在我們畢業的時候，師生在一起照了一張相，老師們坐在前一排，學生們站在後邊。陳獨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謹慎，把腳收在椅子下面；陳獨秀很豪放，把腳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來後，我們的班長孫本文給他送去了一張，他一看，說：『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腳伸得太遠一點。』孫本文說：『這是你的腳。』這可以說明陳獨秀的氣象是豪放。於是就『哈哈』大笑起來」。[57]
1918年夏參與北大文科哲學門第二次畢業攝影，陳獨秀把腳伸到梁漱溟腳前
沈尹默很有意思。陳獨秀對他寫的字，上門直率惡評，促使他狠練書法，對陳感激一輩子。胡適與他沒有交惡，卻把胡適說成是不肖之徒：「胡適這個人，因緣時會，盜竊虛名，實際他是一個熱衷利祿的政客，並非潛心學術的文士」。攻其一點，沒有看到胡適確有「大學問家」的一面，可見評人之難。在新文化陣營中，胡適除了陳獨秀這位「伯樂」之外，與他人如魯迅、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人的關係都不好。似乎在人際關係上，胡適有點傲氣和霸氣。自然，這裏也有中國文人的通病：文人相輕。但陳獨秀則相反，在文學革命上有「不容討論」的霸氣，卻能團結各種人。這是難能可貴的，也是新文化運動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這裏也暗藏着將來陳獨秀一走，《新青年》陣營必然分裂的危機。
在全國培育一代新人
1915年至1918年，以一人（陳獨秀）為首、一刊（《新青年》）一校（北京大學）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已經開展了四年。特別是轉到北大後，《新青年》在全國各大城市都有銷售處；教育部又以北大教育改革為試點輻射全國學校教育。於是，這個運動在全國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大批青年甚至中老年（如北大教授、毛澤東岳父楊昌濟等）受到它的啟蒙，人生觀發生根本性轉變，成為一代「新青年」。
這一代人，包括《新青年》編輯部成員（他們在發起和進行新文化運動的同時，自己的世界觀也得到了轉變）、《新青年》和後來《每週評論》的作者群。《新青年》雖然是一個同人刊物，主要文章多由編輯部成員撰寫，但也發表了不少編輯部以外作者的作品，其中在《新青年》一至九卷共五十四號上公佈的讀者來信，就有109封。扣除重複的21人，有88位不同的讀者。還有以學校集體或其他團體名義寫的信，那就不止88人了。此外，除了北大的學生直接受到教育的以外，像湖南的毛澤東、彭述之、湖北的惲代英、天津的周恩來（隨後留學日本）等，都受到《新青年》的洗禮。
據統計，《新青年》的發行量從創刊初期的一千冊，1917年以後發展到一萬五、六千冊。[58]而從以下毛澤東及周恩來的敍述中表明，一本雜誌往往不是一人閱讀，而是轉輾傳閱。那麼，全國各地有多少萬人受到《新青年》的教育和影響，可以想像是相當的可觀了。許多讀者稱陳獨秀、《新青年》為「思想界的明星」、「金針」、「藥石」、「良師益友」，「青年得此，如清夜聞鐘，如當頭一棒。」[59]說陳獨秀、《新青年》、新文化運動培育了整整一代「新青年」，決不為過。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勝利前夕的1945年中共七大預備會議的內部講話中承認：
「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那個時候學習作白話文，聽他說甚麼文章要加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又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他創造了黨，有功勞。」[60]
毛澤東說這一段話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他是這一代人中受陳獨秀培育和影響最大最深者之一。
早年毛澤東有與陳獨秀相同的思想歷程。從十七歲開始，毛澤東學習「新學」，閱讀《新民叢報》等維新派書報，對他們的思想主張贊佩不已，一度把康、梁視為自己人生的「楷模」。進入長沙第一師範後，該校教員楊昌濟早已受《新青年》影響，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三綱五常和禁欲主義。他主張德智體並重、反對偏重於智、德而輕體育的思想。這些對毛澤東影響極大。他還着意栽培毛澤東，曾致信章士釗特別推薦毛澤東和蔡和森，懇切勸他重視毛、蔡二君，說：「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61]
1918年，楊進入北大陳獨秀領導的文科當教授，教倫理學，與陳獨秀的關係更加密切，並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受楊昌濟的直接引導，毛澤東閱讀《新青年》，立即把最高的崇敬移到陳獨秀身上，並且從哲學思想到政治主張、文章風格，全面崇尚陳獨秀。他後來對美國記者斯諾說：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62]
毛澤東學習楷模陳獨秀的第一個行動，同時也是受楊昌濟的教育這雙重的影響，就是採用《新青年》提倡的文風，擁護陳獨秀、楊昌濟提倡的重視體育的主張，寫了《體育之研究》一文。用「二十八劃生」筆名（繁體字「毛澤東」三字筆劃數），寄給了心中敬仰的陳獨秀。陳獨秀立即將其發表，以表示對他的鼓勵和支援。1917年4月的《新青年》雜誌，出現一篇迄今為止發現的毛澤東一生中最早公開發表的文章，並不是偶然的。所不同的是，陳崇拜西洋教育，對中國傳統教育否定過多；毛則從中國傳統教育中，肯定清初顏元、李塨「文而兼武」的思想，贊同「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主張。這實際上否定了陳說的中國傳統教育中「惟有體育一門，從來沒人提倡」的說法。
1917年9月22日，張昆弟在日記中寫下与毛澤東一起在湘江游泳後說的一段話：
毛君潤芝云：現在國民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國人沉鬱閉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習性。安得有俄之托爾斯泰其人者，沖決一切現象之羅網，發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書，以真理為歸，真理所在，毫不旁顧。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毛君又主張家族革命，師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見，乃除舊佈新之謂。[63]
1918年4月，即《新青年》發表《體育之研究》一年後，毛澤東繼而採取第二個行動，與幾個朋友創立了湖南新文化運動團體「新民學會」，決心按陳獨秀提出的標準，引導大家做「新青年」。學會會章規定的宗旨是：「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會員守則也明顯仿照北京大學進德會的內容：一、不虛偽；二、不懶惰；三、不浪費；四、不賭博；五、不狎妓。當時，武漢、上海、杭州、天津等地，也受《新青年》影響出現了許多富有戰鬥精神的青年激進團體。
10月，毛澤東為送赴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來到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在這裏住了約半年的時間。為解決生活問題，由楊昌濟介紹，到李大釗為主任的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在這期間，不僅如饑似渴閱讀各種宣傳新思想的書報，還拜訪了陳獨秀、蔡元培、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們，一睹幾年來敬為「楷模」們的風采。直接接觸以後，對比之下，他產生了陳獨秀「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64]的感受。從此，與陳獨秀產生了不解之緣。雙方互相配合與支持，而陳給毛更多的關照和提攜，有待以下論述。
《新青年》也使周恩來的人生觀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1917年6月，19歲的周恩來以優異的成績從天津南開中學畢業，靠友人借一筆錢，到日本留學。這時，他也如第一次留學日本前不願意做「只知道吃飯睡覺」的平庸之人的陳獨秀一樣，要做一個立志救國的人。他在次年2月留學日本的一篇日記中寫道：「梁任公有一句詩：『世界無窮願無盡』，我是很贊成的。蓋現在的人，總要有個志向，平常的人不過是吃飽了穿足了便以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國，盡力社會。」[65]
但是，怎樣救國？當時十分茫然。他看到中國太弱，受前留日學生影響，流行的「軍國」思想的影響，產生過軍國主義救中國的想法。關於人生，又信仰過當時日本流行的佛教「無生」的思想，但殘酷的現實總使他痛苦。直到1918年1月，這個痛苦才漸漸的打消了。
怎樣「打消」，走出這個痛苦絕望的境地的呢？―閱讀《新青年》！
就在這「打消」「無生」道兒的同一天——1918年2月25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晨起讀《新青年》，晚歸複讀之，對所持排孔、獨身（指陳獨秀提倡的『獨立自主的人格』——引者）、文學革命諸主義極端的贊成。」
進而，他回顧道：「從前我在國內的時候，因為學校裏的事情忙，對於前年出版的《新青年》雜誌沒有甚麼特別的注意，有時候從書鋪裏買來看時，亦不過過眼雲煙，隨看隨忘的。」
與毛澤東一接觸《新青年》就像過電被磁吸一樣不同，周恩來受《新青年》的思想衝擊和影響，是另一種典型：開始沒有感覺，當摸索別的道兒着着碰壁，痛苦絕望時，猛回首，卻見她在燈火闌珊處⋯⋯終於，如癡如醉地投入《新青年》的懷抱中。
原來，從天津臨來日本時，有朋友給了他一本《新青年》第三卷第四號，上有第一篇陳獨秀的《時局雜感》，第二篇吳虞的《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周在赴日途中閱讀，「看得很得意。及至到了東京，又從季沖處看見《新青年》三卷全份，心裏越發高興，頓時拿去看了幾卷，於是把我那從前的一切謬見打退了好多。」該卷內容相當豐富而尖銳，其各期主打文章皆是陳獨秀、吳虞、劉半農、蔡元培所寫的攻擊孔教和佛、老消極思想，以及主張文學革命及讚揚俄國十月革命內容的。
以此內容，就可以看出來周恩來為甚麼受振動。首先，他在1918年1月15日日記的開頭，興奮地寫下兩句詩：「風雪殘留猶未盡，一輪紅日已東升！」第二天的日記寫道：
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上，隨着進化的軌道，去做那最新最近於大同理想的事情。修練了幾天，這個月開月以來，覺得心裏頭安靜了許多。這幾天連着把三卷的《青年》仔細看了一遍，才知道我從前在國內所想的全是大差，毫無一事可以做標準的。來到日本，所謂的「無生」主義雖然是高超了許多，然而卻不容易實行。總起來說，從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學者全都是沒有用的。從今後要按着二月二十一日所定的三個主義去實行。決不固持舊有的與新的抗，也不可惜舊有的去戀念它。我願意自今以後，為我的「思想」、「學問」、「事業」去開一個新紀元才好呢！
這裏講的「三個主義」（陳獨秀在《新青年》上常喜歡用「三個主義」這個詞），是周在這年春節寫的日記中為自己立的三條行動方針：
第一，想要想比現在還新的思想；
第二，做要做現在最新的事情；
第三，學要學離現在最近的學問。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實在，學問要真切。
青年周恩來
15日以後，周恩來完全像是變了一個人，他在17、18日的日記，完全沉浸在找到真理和前進道路的興奮和激動之中。當兩個月後，發生日本帝國主義與北京段祺瑞政府秘密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事件後，周恩來立即義無反顧回國，投入救國運動，由此逐漸成長為中國近代史上的傑出人物。
除了保守派和中間派之外，如以上這樣受到《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深刻影響的，不是少數人，而是相當廣大。最可注意的是一位叫崔通的讀者特別寫信給陳獨秀，表示他雖已56歲，但「生平趨於革新派」，對《新青年》極有好感，常勸人購讀，有時多買數冊以贈人。該刊在日本也有很大影響。正如當時去日本的陶孟和所說：去日途中及到日後，所遇人物皆極稱讚《新青年》。[66]高一涵1918年2月在日本寫信給陳和胡，更是十分激動地說，在日本一個紀念會上，他作了一個報告，「大家仿佛得了寶貝一樣的歡喜」。會後的情況更是熱烈：「此地有許多人對於北京大學和《新青年》社同人當作天使一般看待」；「這是你們鼓吹的功勞，也就是你們無窮的不可推脫的責任，還望你們快快努力，盡你們『天使』的責任才好！」[67]
通過新文化運動，陳獨秀從身邊的北大學生到全國的廣大青年，包括一部分海外留學生和中老年知識份子中培養了一大批革命者，為即將到來的「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和大革命的開展，準備了充分的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
創辦《每週評論》，指導五四愛國運動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出現了第一次從列強手中收回權利的機會。陳獨秀再也不能對現實政治保持沉默了。他與蔡元培、李大釗等人接連發表政治主張，投入積極爭取國權的鬥爭風潮中，從而與堅持只做文化運動方向的胡適等人發生分歧。
陳獨秀早就關注救亡。從18歲寫《揚子江形勢略論》和1904年創辦《安徽俗話報》，再到《甲寅》那篇《愛國心與自覺心》，都是有力的證據。救亡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在政治救亡遭到一系列失敗以後，才獨闢蹊徑，企圖從文化革命着手，尋找新的救亡之路。從事文化運動的目標還是要解決政治問題，而且企圖從根本上解決政治問題。從創辦《新青年》、發起新文化運動起，一天也沒有停止對現實政治的關注，與陳獨秀在北大國史編篡處一起做編篡工作的周作人回憶說，當時復辟的嚴重氣氛，是使陳重拾政治運動的一個原因。北京故宮神武門內仍有宣統小朝廷每天上朝，每天有拉玉泉山水御用的黃車，景山前街常看到戴着紅頂帽的舊臣上朝及黃車滾滾的街景。特別是1917年張勳復辟與段祺瑞「馬廠誓師」反復辟，北京城裏一會兒掛龍旗，一會兒掛五色旗，弄得人心惶惶。而有不少人是懷念清朝一統，過安定生活的。陳獨秀見此，與《新青年》同人議論，一定要寫反復辟的文章，講清批孔與反復辟的關係，要改變「不談政治」的初衷。[68]每期《新青年》都設有「國內大事記」欄目，就是一個明證。他發表《憲法與孔教》、《袁世凱復活》、《對德外交》、《舊思想與國體問題》、《復辟與尊孔》等文章，從文化視角出發密切配合政治鬥爭。
胡適卻不以為然。1917年7月他從美國回國在上海停留期間，「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勳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69]看來，他是下了死心要走從文化着手改造國民性這個根本上救國的道路的。而陳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思想與他一致，但具體實踐上有較大的靈活性。這就是二人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當初胡適加入新文化陣營，二人曾有「二十年不談政治」的約定。
11月14、15、16日，為慶祝協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北京各大學放假三天，在天安門外舉行演講大會。28–30日，在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舉行演講會。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等發表演講。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發表了蔡元培、李大釗、陶孟和三人的演講，他們開始注意俄國十月革命對戰爭勝利的影響。蔡的演講題是《勞工神聖》，李是《庶民的勝利》，認為德國失敗「是資本主義失敗，勞工主義戰勝」。同期還發表李的《BOLSHEVLSM的勝利》（即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文中高呼：「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蔡、李都朦朧意識到，將來的世界潮流是十月革命的道路。陳則敏感地感受到這股愛國熱情，認為《新青年》的出版模式已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要另有一個刊物更有力地推動形勢的發展。
11月27日下午，陳獨秀在文科學長辦公室召集李大釗、高一涵、張申府、周作人等，協商決定出版一份比《新青年》（月刊）「更迅速、刊期短，與現實更直接」的週刊——《每週評論》。12月22日，《每週評論》創刊。陳在《發刊詞》闡明本刊宗旨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提出兩大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
領導後來「五四」愛國運動的大旗，就在《每週評論》創刊這一天豎立起來了。而且，最為可貴的是，此刊一開始就把言論主題鎖定在當時全國注目的焦點——巴黎和會和山東問題上，即收回德國侵佔的我國山東的權利，實現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奪回國權的勝利。形勢強於人，與政治隔離的、純粹的新文化運動結束了。儘管如胡適和新潮社的骨幹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後來在口頭上還堅持新文化運動「不問政治」的方向，但在實際行動上還是捲進現實政治鬥爭的大潮。
陳獨秀的思想很明確，要鬥爭就要組織起來、行動起來。在《新青年》的啟蒙和示範下，各地學生中已經出現了不少團體和刊物。如毛澤東曾回憶：「這些團體的大多數，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的影響之下組織起來的。」[70]《每週評論》創刊後，如雨後春筍，影響更是擴大。胡適說：那時，「各地學生團體裏忽然發生了無數小報紙，形式略仿《每週評論》，內容全用白話。」所以用白話，就是為了啟蒙民眾的救亡覺悟。「有人估計，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71]
2月9日，巴黎和會表現出欺侮中國和弱小國家的態勢。陳在《每週評論》上立即發表《揭開假面》等文章，斥問和會「由五個強國秘密包辦」，將「按國力強弱分配權利」，「公理何在？」；更對威爾遜幻想破滅：「威爾遜總統的和平意見十四條，現在也多半是不可實行的理想，我們可以叫他做威大炮」而在前不久的《每週評論》創刊號上，陳還稱他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的「世界上第一個大好人」。這種幻滅情緒對國民特別是愛國學生產生極大的感染力，調動了他們鬥爭的積極性。
隨着中國外交在巴黎和會上的着着失敗和《每週評論》以及其他報刊的宣傳鼓動，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偉大的運動終於爆發了。首先起來的是三年來直接受《新青年》啟蒙的青年學生。由於日本以中日密約為由抵制中國收回權利，同時又開闢一個反對賣國賊的運動，陳獨秀公開批判日本寺內首相「扶助中國軍閥壓迫人民」，「真是世界第一惡人」，[72]點名譴責曹汝霖（交通總長）、章宗祥（駐日大使）、陸宗輿（幣制總局總裁、中華匯業銀行總理）[73]——實際上發出了「五四運動」的動員令。
4月30日，巴黎和會在大國操縱下最後作出決定，山東問題上滿足日本的要求，中國外交徹底失敗。消息傳到中國，人們震驚了，對「公理戰勝強權」的幻想徹底破滅。要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不僅屬於戰勝國，而且為勝利確實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與犧牲。英法聯軍前線曾一度告急，請求中國援助。於是，從中國的直隸（今河北）、山東、江蘇等8省招募了約14萬名勞工來到歐洲前線，擔負起修築鐵路、公路，架設橋樑，挖掘戰壕甚至掩埋屍體等重苦力勞動。後來，中國對德宣戰，許多勞工還直接上了戰場。所有這些，有力地幫助英法聯軍扭轉了危急的局勢。由於戰亂與疾病，共有兩萬多名華工的屍骨留在異國的土地上。可以無愧地說：中國的貢獻和犧牲不亞於任何一個戰勝國。關於這一點，每一個歐洲人都無法否認。因為在法國土地上，現在還建有許多中國華工的墓園，其中以法國北部努瓦耶勒市郊的諾萊特華工墓園為最大，裏面長眠着842位同胞，而且絕大多數是山東人，因為當時輸出華工人數最多的是山東省。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和軍事參贊羅伯遜從殖民者多年招工經驗中知道：山東勞工不僅能耐寒冷，而且強壯能幹，因而是「最好的招募區域」。巴黎和會的決定，不僅抹煞了中國是戰勝國的歷史，更是抹煞了中國華工在戰爭中的這種巨大貢獻和犧牲。這是中國人民決不能答應的！
北京大學學生首先行動起來。5月2日，蔡元培校長在學校飯廳召集學生班長和代表一百餘人開會，講述了帝國主義互相勾結在巴黎和會上犧牲中國利益的情況，「指出這是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號召大家奮起救國。」[74]當晚，一千餘名北京大學學生和各校學生代表在與陳獨秀住宅只有一牆之隔的北大法科禮堂集會，場面無比激憤。會議由對陳獨秀十分崇敬的學生、北大學生會和北京市學聯主席段錫朋[75]主持。兩天後，「五四運動」爆發。
「五四運動」爆發
陳獨秀在運動爆發的5月4日當天出版的《每週評論》上發出最強烈的憤怒與號召：「甚麼是公理，甚麼是永久和平，甚麼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與世界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76]
5月11日，針對北洋政府鎮壓學生和學生運動只注重罷免曹、章、陸三人的情況，陳獨秀列數政府從二十一條、中日軍事協定到參戰借款和濟順、高徐二條鐵路借款等一系列行為，再到禁止國民集會，拿辦愛國學生，逼走大學校長（蔡元培）的種種罪惡，指出：鬥爭矛頭不能僅僅指向作為政府「機械」的三個賣國賊，而更應指向造成這些「根本罪惡」的北京政府。[77]5月18日，針對北京運動總是局限在學生階層和有人把民族的鬥爭視為山東一省的問題的錯誤認識，陳獨秀又發表文章「敬告中國國民」：
現在日本侵害了我們的東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們的山東，這是我們國民全體的存亡問題，應該發揮民族自衛的精神，無論是學界、政界、商人、勞工、農夫、警察、當兵的、做官的、議員、乞丐、新聞記者，都出來反對日本及親日派才是。萬萬不能把山東問題當做山東一省人的存亡問題，萬萬不能單讓學生和政客奔走呼號，別的國民都站在第三者地位袖手旁觀，更絕對的萬萬不能批評學生和政客的不是。[78]
針對當局不斷鎮壓和逮捕學生，而運動中又出現妥協和厭倦傾向，陳獨秀在5月26日和6月8日又及時發出戰鬥檄文，指出：國民要有（一）不能單純依賴公理的覺悟；（二）不能讓少數人壟斷政權的覺悟。提出了鮮明的戰鬥口號：強力擁護公理，平民征服政府。[79]
他又諄諄告誡在運動中受盡磨難的學生：
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的有價值的文明。[80]
從此，「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就成為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的座右銘。毛澤東在指導湖南學生運動的刊物《湘江評論》創刊號中，就直接引用了這句話。
刊出此文第二天，即6月9日，為了推動運動進一步深入，也為了改變北京運動囿於學生圈子、目標只指向曹、章、陸的狀態，陳獨秀竟不顧大學教授的身份衝上第一線。他親自起草了內容，並請胡適譯為英文，印成中英兩種文字的《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到鬧市區香廠新世界屋頂花園向下層露台上看電影的人群散發，隨即被暗探逮捕。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宣言》明確提出五條「最低要求」。收復山東權利，「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表現了反日的徹底性；不僅免除曹、章、陸，還要免除當時的實權派徐樹錚（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實際掌握當時北洋政府軍權）、段芝貴（陸軍總長、京畿警備總司令）、王懷慶（步兵統領）官職，並「取消步兵統領及警備司令部兩機關」。這就把一般的愛國政治運動，導向革命的道路了。
據1923年12月的一份民意調查，被訪問者（大多數是青年學生）心目中國內大人物是哪幾位？結果以孫中山、陳獨秀、蔡元培三人票數最多。[81]這樣的歷史地位，充分說明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運動中的作用。八十多年來，不少人以階級和黨派的偏見，極力貶低或抹殺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的影響，甚至有人說他「不曾領導過、甚至不曾支援過五四運動」，是多麼的無知和妄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