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想到，這個倡議立即得到衝出家庭、婚姻束縛，團聚到《新青年》陣營周圍來尋找出路者的熱烈響應，陳獨秀、蔡元培、李大釗、胡適等人也給予支持。他們在《新青年》、《民國日報》上發表《工讀互助團募款啟事》，[4]為它的盡早誕生籌集經費。互助團規定：團員每人每日必須工作四小時；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團體供給；教育費、醫藥費、書籍費也由團體供給，惟書籍歸團體公有，工作所得歸團體公有。他們認為工讀互助團是新社會的胎兒，通過逐漸推廣，可以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理想。
當時北京互助團有四組，每組10–13人，分別設在北京大學、北京工業專門學校、法文專修館、北京師範學校、女子高等師範附近。團員多是來自這些學校的學生。所以，他們很便於得到陳獨秀、李大釗的指導。最可注意的是，毛澤東、何孟雄、施存統、俞秀松、羅漢、李求實、繆伯英、劉伯莊等後來中共的早期骨幹，都曾是互助團的成員。他們進入這個團體後，就宣佈脫離家庭關係、脫離婚姻關係、脫離學校關係，在這個團體內「絕對實行共產」。以後，上海、天津、南京、武昌、廣州、揚州等地，也先後成立或準備成立類似團體。上海的工讀互助團，就是陳獨秀到上海後在1920年3月，他與王光祈、左舜生、張國燾、劉清揚、毛澤東、蕭子璋等26人發起的。
互助團的進行，太理想、太脫離實際了，很快碰到種種不可克服的困難。首先是經費不足，收入難抵支出，紛紛面臨饑餓。接着就出現嚴重的意見分歧，最後就逐漸瓦解。大概到1920年6、7月份，這些互助團相繼失敗，個別的堅持到1921年初。正是在這個互助團試驗失敗的過程中，陳獨秀和這些青年人逐步轉向馬列主義，進而建立當時以為可以達到理想王國的共產黨。
接受列寧的馬克思主義
陳獨秀等人是怎樣轉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地說是「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前夕，馬克思主義已經分裂成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也即稍後成立的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兩大分支。前者執行馬克思晚年的思想︰通過議會鬥爭等和平手段，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後者則堅持馬克思早期的教條︰通過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奪取政權，消滅資本主義。
日本留學時期，陳獨秀接觸到包括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思想在內的體系龐雜的「社會主義」。他迷戀於民主、平等、自由的民主主義，擁護接近第二國際主張的階級調和政策。當有人把社會主義視為「近世文明之真諦」，要陳獨秀研究宣傳時，他斷然拒絕：
社會主義理想甚高，學派也甚複雜，惟是說之興，中國似可緩於歐洲。因產業未興，兼並未盛行也。[5]
當俄國發生推翻沙皇統治的民主革命「二月革命」，建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後，陳獨秀理所當然地表示高興，指出︰
俄羅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國皇族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義之命也。吾祝其成功。吾料其未必與代表君主主義侵略主義之德意志單獨言和，以其革命政府乃親德國派舊政府之反對者，而為民主主義人道主義之空氣所充滿也。[6]
十月革命把陳獨秀稱讚為「禦外敵」、「弭內亂」、不與德國「單獨言和」的臨時政府打翻了；代之以割地100平方公里、賠款60億馬克的代價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條約》與之單獨言和的蘇維埃政府。繼而，陳獨秀在難以理解的驚訝中還未醒來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又戲劇性地很快以德國等一方失敗而告終。人們稱讚十月革命對大戰勝利的影響。1918年秋，《新青年》編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專號。蔡元培發表《勞工神聖》，李大釗發表《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7]都是歌頌蘇維埃勞工新政權的。
陳獨秀的心情與大家完全不同。他在11月14–16日北京放假三天慶祝協約國勝利的日子裏，即15日，寫了一篇《克林德碑》。他關心的是︰
一、政治體制（德國因失敗君主體制倒了）
二、中國國民性的落後與專制統治︰由克林德碑，想起八國聯軍入侵時，義和團運動以愚昧落後的宗教和統治者專制的方式去抵禦外敵的入侵，結果得到了一個恥辱的「克林德碑」。現在，由於德國的戰敗，克林德碑很容易推倒，但中國何時進步呢？——現在世界上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我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8]
所以，1919年日本的《日日新聞》甚至評論陳獨秀對俄國的「布爾甚維主義的潮流」是取「防遏」態度的。那麼，陳獨秀後來為甚麼明確表示接受“Bolsheviki”——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呢？
首先，還是他的愛國主義的情愫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蘇維埃政府成立後不久，就發表了要放棄沙皇俄國過去在華掠奪的權利的宣言（雖然以後在執行時並不完全，如中東鐵路就以國民黨是「反共政權」為名，一直拒絕交還中國，這是後事）。這個宣言在中國人民中產生巨大的反響，全國三十一個社團發表感謝電。陳獨秀自然也就不能無動於衷了。他在1920年元旦出版的一期《新青年》中，首次以讚賞的口吻說到︰「進步主義的列寧政府，宣言要幫助中國。」[9]
其次，也是最主要的，就是相信列寧說的無產階級民主是比資產階級民主「高百萬倍」。晚年，陳認識到，列寧的「專政」比「資產階級民主」要罪惡「百萬倍」。關於這一點，以後再說。
東方吹來十月的風
過去，中國史學界反復引用毛澤東的一句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認定中共的建黨思想來自俄國。其實，在此前後，馬克思主義已經分裂為兩派，即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不能籠統而言。第二，從具體接受途徑來看，在中共創建過程中，陳獨秀等最早接受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卻是來自日本，隨後是美國。對中國而言，都在大海的東方。也就是說，不是甚麼「北方吹來十月的風」，「十月的風」其實是從東方吹來的。
在一個很長時期內，中國學者只能重複毛澤東的觀點。日本研究中共創建史的著名學者石川禎浩利用其在民主國家的方便條件，查閱日本、美國、俄國與中國的大量歷史檔案資料，進行研究，寫了一系列論文，最後總匯成一部代表性的著作《中國共產黨成立史》，[10]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新文化運動打開國外各種「新思潮」洶湧進入國門之閘，馬克思主義也隨之而來。通過日本書文介紹，比較系統瞭解「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首先對它建立起信仰。1919年1、2月，他在《新青年》第5、6號上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李大釗，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大陸無論官方或民間，一致公認李大釗是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第一人。但是細讀他的代表作《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卻發現，李大釗接受的是近似馬恩晚年的思想，即恩格斯領導的第二國際社會黨的思想——「社會民主主義」。所以他委婉地批評了馬恩在《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中「經濟（即物質生產）決定一切」、「階級競爭」（即階級鬥爭）是歷史動力觀點，忽視倫理、道德、人道主義、宗教等精神方面的作用。他宣告︰「我們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我們主張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11]
究其原因，一是他的這個「馬克思主義觀」，主要來自《晨報》上淵泉譯的日本河上肇作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福田德三的《續經濟學研究》。[12]當時的河上肇，一邊介紹馬克思的學說，一邊又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存有懷疑，認為不應該只進行物質方面的改造，還必須通過倫理解放人的靈魂。所以，有人評他的思想是「靈肉二元論」，帶有強烈的道德主義傾向。二是可能李大釗自己還未真切地看清蘇俄新社會初期的狀況，特別是蘇俄政府放棄侵華特權的宣言。
大陸論著公論陳獨秀接受馬克思主義晚於李大釗，官方與學界竭力「捧李抑陳」。因為，過早離世的李大釗對中共有功無害，而陳獨秀的後期和晚年成為中共的反對派。其實，在接受列寧的馬克思主義上，陳獨秀是中國第一人。
1920年，陳獨秀於上海在第三國際幫助下籌建中共時，有一個日本小組，其成員是施存統、周佛海。由於資料缺乏和施存統脫黨、周佛海後來成了漢奸等原因，該組在中共建黨史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它與陳的關係，中國學術界過去很少論述。實際上，它對陳獨秀接受列寧主義和建黨思想，具有特殊的貢獻。日本小組的工作特點，是把日文版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日本社會主義者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通俗文章及時翻譯成中文寄給陳獨秀，特別是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
俄國維經斯基1920年4月底來華後，對這個過程起了催化劑和轉折點的作用。他先到北京，然後到上海，帶來了大量的與共產主義理論及俄國革命相關的文獻資料，代替和補充了此前零星的日文資料。這充分反映在5月成立中共上海發起組後停刊、9月復刊，實際成了發起組理論機關報的《新青年》第8卷第1號上。這期不僅在首篇刊登了標誌陳獨秀徹底轉向列寧主義的文章《談政治》，而且開闢了專門介紹俄國革命的「俄羅斯研究」專欄。
這種變化，立即引起原《新青年》部分戰友的不滿，特別是胡適，他抱怨《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漢譯本。」這個《蘇維埃俄羅斯》的英文詞“Soviet Russia”，過去沒有引起大陸學者的注意，有的還譯成「布爾什維克」，並以此證明中共的指導思想來自俄國。其實，留學美國多年的胡適是實指美國紐約的蘇俄政府辦事處的機關刊物Soviet Russia（週刊）。後經石川楨浩在美國找到當時的幾期Soviet Russia核對，驚人地發現，《新青年》上「俄羅斯研究」專欄上的文章，絕大多數譯自Soviet Russia，內容都是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後的實際情況。而陳獨秀們從這份雜誌中第一次較全面正確地瞭解到俄國革命的真實情況和列寧、托洛斯基等布爾什維克領袖的革命理論。此外，《新青年》和《共產黨》上刊登的還有美國其他雜誌文章，從美國出版寄到中國，再譯成中文，時間相當的短，表明陳獨秀和發起組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
不僅如此，石川先生還注意到《新青年》第8卷第1號的復刊號新設計的封面上的圖案，也是模仿美國社會黨的黨徽。茅盾說︰「這一期的封面上有一小小圖案，是一東一西，兩隻大手，在地球上緊緊相握⋯⋯暗示中國革命人民與十月革命後的蘇維埃俄羅斯必須緊緊團結，也暗示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意思。」[13]
更有甚者，後來上海中共發起組創刊的黨內機關報《COMMUNIST—共產黨》，與當時在倫敦發行的英國共產黨黨刊—COMMUNIST，不僅在形式上完全一樣，而且在內容上，也有不少文章譯自該刊。簡直成了它的中譯本。
《新青年》第8卷第1號封面與當時美國社會黨黨徽
這本來沒有甚麼奇怪的，因為中國先進分子接觸馬克思主義太晚了，只得從模仿和借鑒開始。這可以說「西方吹來十月的風」了！但這也說明，「維經斯基為中國的先進分子帶來了大量文獻資料」，實際上是帶來了一筆經費，使貧窮的陳獨秀們能夠從美國和西方或美國在上海的代理機構購買這一大批英文的《蘇維埃俄羅斯》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和雜誌。這顯然比維經斯基從蘇俄直接帶來蘇俄的「違禁刊物」更為安全、方便和迅速。當時的陳獨秀們懂俄文的幾乎沒有，而英文的資料當即就可以翻譯。來自日本和美國的兩股列寧主義（即布爾什維克主義）影響，從此匯合了，陳獨秀們的思想得到了徹底的洗禮。
於是，在陳獨秀的思想中，過去的「國民」、「民眾」的觀念，逐漸被「階級」的觀念所代替，開始用階級鬥爭和階級分析的方法，觀察國家與社會問題。在一篇文章中，他說︰
一定又有人說︰資本主義在歐美是要崩潰了，是可以講社會主義了；我們中國資本主義制度並不甚發達，更沒有到崩潰的地步，如何能講社會主義呢？象這種似是而非的話，恐怕很有許多人相信；其實他最大的缺點，是忘記了現代人類底經濟關係乃國際的而非國別的⋯⋯各國資本制度都要崩潰，中國哪能拿國民性和特別國情等理由來單獨保存他。[14]
過去，他竭力鼓吹中國實行西方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認為中國根本出路是「建設西洋式之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現在，他宣佈︰「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即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已經造成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了。」[15]
過去，他宣揚耶穌的「寬恕」、「博愛」精神，現在他說︰「我敢說︰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來抵制勞動階級底利器。」[16]
針對當時有人用「德謨克拉西和自由」口頭禪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陳還責問︰「（一）經濟制度革命以前，大多數勞動者困苦不自由，是不是合於『德謨克拉西』？（二）經濟制度革命以後，凡勞動的人都得着自由，有甚麼不合乎『德謨克拉西』？」[17]
一個曾經對法蘭西民主主義思想狂熱擁護、竭力鼓吹、然後在巴黎和會和當時各國資本主義危機中看到其因虛僞而徹底破產的陳獨秀，接觸到列寧主義，能無動於衷嗎？從1920年開始，他把民主區分為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捨前者而取後者，把「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政權說成是「最民主」的政權。並且誠心誠意地按列寧的思想，從新文化運動的圈子中走出來，進入到工農群眾中去，建立共產黨。
脫下西裝和長袍，到工人中去
1919年9月16日，陳獨秀在北京被拘禁三個多月後，終因「警廳偵查結果，終不見陳氏有何等犯法之事」，被迫准予安徽同鄉保釋。[18]但當局對這位過激分子依然不放心，規定有重大行動須得政府批准，並且在他家附近增設崗哨，進行監視。從小就桀驁不羈的陳獨秀哪能受此拘束！1920年1月底，他乘南方政府籌辦西南大學，籌辦員汪精衛、章士釗邀請他也出任籌辦員之機，擺脫監視，奔赴上海。2月2日，又由上海到武漢，連續發表講演。演講內容，除主張教育改革外，鼓吹社會主義的《改造社會的方法和信仰》最引起注意。改造方法是︰一、打破階級制度（即不平等制度——引者），實行平民社會主義；二、打破繼承制度，實行共同勞動工作；三、打破遺產制度，不使田地歸私人傳留享有，應歸為社會的共產。信仰是︰平等，勞動。[19]
陳出獄離京後給北京警察總監吳炳湘的信
陳獨秀在武漢的活動和言論見報後，先是「湖北官吏對於陳氏主張之主義，大為驚駭，令其休止演講，速去武漢」。陳獨秀則「深憤湖北當局壓迫言論自由」。[20]他秘密回京後，京師警察廳也聞訊連續四天派出巡長王維藩等四人，來偵查陳的行蹤。2月9日，陳正在家中寫請柬約胡適等幾位朋友晤面一聚，警察即來敲門盤問是否出門，並說︰你如離開北京，至少要向警察關照一聲才是，然後要走了陳的一張名片。密探回去後稟告說︰「未聽說其（即陳獨秀——引者）出京及往南省」之事；而陳這時始知大事不好，那警察一定還會回來找麻煩，所以他請柬也不寫了，便偷偷跑到胡適家。但警察知道陳與胡的關係，所以覺得胡家躲不過，因而又躲到李大釗家，最後由李大釗護送天津，由天津乘船到上海。[21]
19日，陰曆大年三十，陳獨秀到達上海。當時北大學生許德珩正在上海等待去法國勤工儉學，接李大釗電報後，知道陳獨秀這次是到滬長期居住，就與在滬參加籌備全國各界聯合會的另一北大學生張國燾（五四運動中產生的北京學生聯合會代表）一起，幫助陳獨秀安排住處，最後定為原柏文蔚住宅——法租界環龍路漁陽里2號。這時的陳獨秀，思想上正在多種「新思潮」影響下，逐步轉向列寧主義；行動上則脫下西裝和長袍，接近工人群眾。他作為長期在留學生、大學教授等知識分子小圈子中奮鬥、倍感孤獨無援的革命者，所以有此覺悟，一是十月革命後「勞工神聖」的影響，二是總結他親自參加的以下兩個運動得到的經驗。
一、對於五四運動。他一到上海就發表談話，對北京的運動始終未能走出學生圈子，表示遺憾︰
北方文化運動，以學界為前驅，普通社會似有足為後盾者，然不能令人滿意之處，實至不鮮。其最可痛心，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覺。以二十世紀政治眼光觀之，北京市不能謂為有一市民。僅有學界運動，其力實嫌薄弱，此足太息者也。[22]
陳獨秀此話表明，以近代產業社會觀之，北京由於工業不發達，故工人階級基礎薄弱。所以，他這次離京到滬，不僅是工作和住址的變動，而是奮鬥方向將由學生和知識界的救國運動轉向革命的工人運動。
二、關於工讀互助團運動。到上海後不久，他就與王光祈、毛澤東等人發起籌備上海工讀互助團。在27日的籌備會上，他還提出具體的工作意見，如工讀互助團成員可以進行印刷裝訂、種菜等工作。可是，一個月後，傳來北京和上海互助團紛紛瓦解時，他終於放棄此空想，進一步認識到要進行社會革命，必須到產業工人中去。「失敗的原因，完全是因為缺乏堅強的意志、勞動習慣和生產技能三件事；這都是人的問題，不是組織的問題。」[23]
說幹就幹，陳獨秀一面學當年馬克思、恩格斯那樣，親自或委託朋友及受《新青年》影響的青年人，深入上海、太原、南京、天津、唐山、長沙、蕪湖、北京、香港、巴黎（華工）等地調查工人階級狀況，內容包括工人人數、工作時間、工資、家庭生活、受剝削欺壓程度、工人來源、文化程度、幫會組織等等。這些調查結果刊登在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號「勞動節紀念號」上。蔡和森認為，陳獨秀編的這期「五一」勞動節特刊，是他「由美國（即資本主義）思想變為俄國思想」，由宣傳資本主義變為「宣傳社會主義」的標誌。[24]
同時，陳獨秀又積極在工人中開展活動。4月18日，他參加了由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總會等上海各業工會代表發起的上海各工會慶祝「五一」節的籌備會議，提議當天大會定名為「世界勞動紀念大會」。最後，籌備會推陳獨秀為顧問及中華工業協會的教育主席。他還自願出任工人的義務教授，在各種工人集會上頻頻發表演講，發表通俗文章。
5月1日，上海工人在西門體育場舉行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集會，紀念勞動節，初有5,000人參加，後來人越來越多。軍警霸佔體育場進行阻止，群眾四次轉移場地，最後在靶子場舉行。會上提出了「三八制」的要求，抗議軍閥的壓迫。由於蘇俄政府對華宣言正式傳來中國，會上及會後，各團體還發表宣言，答謝蘇俄政府宣佈廢除沙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這次活動的口號和宣言，都是在陳獨秀的指導下提出的。
5月以後，陳獨秀開始了籌建共產黨的工作。工人運動納入共產黨的革命範圍，獲得了空前的發展。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傳說不實
在中國史學界，1920年「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幾乎成了共識。
據日本學者石川禎浩和中國任武雄（上海「中共一大紀念館」原館長）詳細考證，這是子虛烏有的事。[25]筆者同意二位學者的理性思考。此一傳說的唯一依據是1927年5月22日即大革命武漢時期的高潮中、在武漢舉行的追悼南北死難烈士大會上高一涵的演講《李大釗先生事略》，[26]說陳獨秀「返京後則化裝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則計劃組織共產黨事」。
陳、李二人在赴天津途中所說的事，高一涵並不在場，而且在國外——日本，[27]顯然是聽人所說。為了趕寫這篇演講，把聽說的材料寫進去。講後大概有人質詢或自覺沒有證據、道聽途說，所以，第二天他親手所寫的同樣內容的《李大釗先生傳略》，[28]立即把這兩句話刪除了。以至在中共掌權後，大樹特樹李大釗創建中共偉大形象的1963年，高所寫的《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出險》和《回憶李大釗》[29]二文時，還是不敢再說二人「計劃組織共產黨事」，說明已經三次修正了自己的演講中道聽途說的內容。但因為他的演講稿已經在第三天刊登在報上，於是為後世史家所誤用，也不排除有的人別有用心，將錯就錯，以證明中共不是「俄國黨」，早在維經斯基來華前，就有自主建黨的想法。
其實，李、陳當時所談的組黨不是「共產黨」，而是與無政府主義者建立「社會主義同盟」的統一戰線組織。而這個組織也是俄國人所策動的。
一個最有力的證據是當事人章志的回憶《關於馬列主義在天津傳播情況》[30]和眾多的佐證資料。章志當時是無政府主義組織「少年中國學會」會員，1919年9月開始擔任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駐天津特派員，並宣傳天津的新文化運動，因此與從事新文化運動的人關係密切。1920年1月，他搬到姜般若家中住，這裏還住着另一位無政府主義者山西人尉克水。恰好這時，李大釗陪陳獨秀來到天津。據章回憶：「陳獨秀先生住在租界客棧裏，李大釗同志在河北大馬路日緯路附近友人家中。次日晚間，李、姜、山西同志、南開學校的胡維憲同學連同我到特別一區某蘇聯同志家中集合商談京津地下工作情況約一小時。第二天天津《益世報》登出『黨人開會，圖謀不軌』的消息。李大釗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們防患於未然。」原來「姜先生」的行蹤是被政府監控着的。於是，他們紛紛離開了天津。「陳獨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參加集會」。
這裏的「蘇聯同志」就是鮑立維（又譯作柏烈偉）。大陸不少學者稱他是俄共派在天津從事秘密工作的專員、當時的重要任務是幫助中國的激進分子建立親俄的革命政黨。當時他住在天津，一周數次到北京大學去教俄語，因此與李大釗熟悉。但是在天津，他周圍的中國人，多數是無政府主義者。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在中共成立很早以前就在中國許多省市活動。
正如蔡和森所說︰
在馬克思主義輸入中國以前，無政府主義派在中國已有相當的宣傳（在廣東及各地都有組織且發行了許多小冊子），並且在知識階級中已有相當的影響了。⋯⋯因此我們開始工作時，在上海、廣東、北京等地均有與無政府主義者合作。[31]
如姜般若1919年在天津成立「真社」，出版《新生命》；尉克水1918年在山西成立「平社」，出版《太平》。胡維憲、周恩來等人在天津成立的「覺悟社」也有很大的無政府主義傾向。為了廢姓抓鬮，周恩來抓到5號，就改名為「伍豪」。
鮑立維主張各派社會主義者（包括無政府主義者）聯合組建革命組織。他和當時的中國都把無政府主義者視為「社會主義者」。實際上，這次集會陳獨秀雖未參加，是因為陳獨秀當時「逃亡」的特殊身份，但不僅李大釗把這次集會的內容告訴了他，還有材料證明鮑立維的活動很頻繁，這樣的集會不止這一次，而且陳與李曾秘密會見了鮑。所以，鮑在天津企圖組織「社會主義者同盟」的事，陳顯然是知道的。因此，後來解密公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檔案資料》，維經斯基的報告中，多次提到天津的建黨情況。但陳獨秀最初的建黨活動接受了與無政府主義合作方針，卻沒有天津的代表，中共「一大」代表中，也如此。這應該是陳獨秀由接受蘇俄的建黨方針（只要親蘇的就可以接受）最終轉變為自己的建黨方針（堅信無產階級專政）有關。
在《新青年》上曾與陳獨秀通信的無政府主義者鄭佩剛說︰「1920年3月，我接到黃凌霜（當時無政府主義者領袖——引者）的信，說他到天津與俄國朋友Broway（即鮑立維）接洽，並約同陳獨秀、李大釗等開會，成立了『社會主義者同盟』，推舉陳獨秀為領導，並說陳獨秀到滬活動，要我返滬相助。」[32]梁冰弦也回憶︰鮑立維希望俄共和無政府主義者聯絡，因此和黃凌霜等人相識。他說︰「黃氏約陳獨秀、李大釗與布氏（布魯威，即鮑立維——引者）在津在京敍話幾回，結果產生『社會主義同盟』，沒有派系壁壘，只要是傾向同一大目標的都先團聚起來，共推陳獨秀為領導人。北大和其他大學學生投身這旗下的眾多而熱烈。」[33]
綜上所述，陳獨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8月）組織的團體，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社會主義同盟」，即與無政府主義者等社會主義者聯合的統一戰線組織。
與共產國際互助建黨
過去傳統的說法，是陳獨秀等人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籌建中國共產黨。新近公佈的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表明，在某種意義上說，當時的蘇俄更需要中國出現一個推翻現政府的共產黨，而且在籌建過程中，不僅國際給了陳許多幫助，陳也給了國際許多幫助。一般說，建黨事件發生在1920年。然而有資料表明，早在此前，聯共、國際及其遠東機構就開始派代表在中國積極活動，尋找合作對象，創建親俄的革命團體。
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似乎使馬克思主義目標第一次成為現實，但也使蘇維埃新政權頓時陷於列強包圍之中，處於嚴重的困難和孤立之中。於是列寧利用馬克思關於世界革命的理論，於1919年3月成立共產國際，專門從事支持、發動、幫助和組織各國的革命政黨和活動，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所謂的民族解放運動，特別關注在遠東與俄國有漫長的邊境線的中國的動向，希望中國出現一個對俄友好、至少不敵視的中立的政府，更希望中國出現有利於己的革命，出現一個「兄弟黨」和「兄弟國家」。這是「紅色帝國主義」自保並向遠東擴張行動的一部分。
列寧1919年3月成立共產國際
可見，無論是蘇俄政府還是共產國際，對華工作的第一目標是自身利益。於是，共產國際、俄共（布）中央、俄國政府外交人民委員部以及1922年11月才加入俄羅斯聯邦的遠東共和國，各個系統的機構紛紛派出人員到中國來尋找這樣的政黨、團體和代表人物。可是，一是由於當時蘇俄遠東地區的內戰尚在進行，局勢不穩；二是共產國際、聯共、蘇俄中央政府及其遠東地區的黨政系統，不僅經常變化，而且各自開展對華工作，結果出現了十分混亂和有趣的情況，都因為沒有找到像陳獨秀這樣有威望的領袖人物，而無所成就。
連當時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副主席M．布龍斯泰因和中國科科長M．阿布拉姆松給聯共中央的報告都承認︰「從事東方工作的各個組織在行動上不一致、不協調和互不通氣」；「共產國際、中央、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局派出自己的工作人員（這些人不是都勝任其使命的）執行獨立的任務，沒有總的計劃，不瞭解當地的情況。」例如，共產國際信任旅俄華僑劉述周，派他去中國工作。但他雖是旅俄華工聯合會主席，並作為中國代表出席了共產國際「二大」，東方民族處卻認為，「此人不具備足夠的政治素養，而且就其思想和信仰而言，遠不是與社會主義運動休戚與共的人」。上述報告還指出︰「俄共（布）中央向東方派出旅俄共產華員局，其組成人員表現出黨性不強，政治素質差，根本不能在中國人當中組織革命工作。」[34]
而且由於把蘇俄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因為當時北京皖系政府追隨帝國主義推行反蘇政策，他們曾爭取直系軍閥吳佩孚。直到1922年，越飛還寫信給吳佩孚，稱其「給莫斯科留下了特別好的印象」，提議雙方合作。[35]同時，他們又對多年來一直要推翻北京政府而對俄國友好的孫中山寄予厚望，1920年曾派人與孫中山達成協議，雙方軍隊合作，從新疆方向「反對北方現時的反動政府」。[36]他們還稱福建督軍、粵軍總司令陳炯明、雲南督軍唐繼堯為「人民運動的領導人」。甚至稱讚「陳烔明是最傑出的軍人之一，是受到人民稱讚的共產主義者」。[37]
他們自稱與北京、上海、廣州、天津、漢口、南京等地的工人和學生組織聯繫，「為共產主義組織打下了基礎。」[38]其實，聯繫的絕大多數人是無政府主義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即改良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者。在俄共遠東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國處派維經斯基來華通過李大釗——陳獨秀建立中國共產黨以前，蘇俄以上這些代表的工作，除了提供五四運動後中國社會主義思潮活躍的情況外，尋找代理人以組織革命政黨的努力一無成就。
那麼，陳獨秀又是怎樣成為中共的創建者的呢？
如上所述，陳獨秀到上海初期（1920年5月至7、8月）組織的團體並非真正的共產黨，而是「社會主義同盟」，即與無政府主義者等社會主義者聯合的統一戰線組織。但是，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陳才最後真正成為共產國際和俄共（布）中央在中國建立共產黨所物色的對象。從新近公佈的檔案資料表明，關於陳獨秀發起籌建中國共產黨的史實，與中國學術界幾十年來的傳統說法有很大不同。比較真實的情況，應該是這樣的︰
1919年8月，維連斯基・西比里亞科夫向俄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個在東亞各國人民中開展共產主義工作的提綱，在得到批准後，他作為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的身份來到遠東。1920年3月，俄共中央正式決定建立遠東局（又稱西伯利亞局），負責領導遠東各國革命的工作。遠東局下設海參崴分局東方民族處，其成員有中國科科長阿布拉姆松及維經斯基、馬馬耶夫、埃爾傑列夫斯基、季托夫、謝列布里亞科夫等。維連斯基則繼續以外交部全權代表的身份，配合遠東局的工作。
遠東局一成立，維經斯基即帶領兩名助手——季托夫和謝列布里亞科夫到中國來（同來的還有維經斯基的夫人庫茲涅佐娃和翻譯楊明齋），正式開啟幫助中國建立共產黨的工作，並且考察在上海成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維經斯基既是俄共中央代表，又是共產國際代表。順便說一句，這個來華代表的名單，記載在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1920年12月21日寫的報告[39]中，可以糾正中國傳統所持的陪同來華的是波林、馬馬耶夫及其夫人馬馬也娃的說法。
1920年4月，維經斯基一行首先來到北京，經鮑立維和伊萬諾夫介紹與李大釗等接觸。一見面，就稱李大釗「達瓦里西」（同志）。李非常感愧，解釋自己不過是在學習，哪裏稱得上「同志」。維說讀了他寫的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文章，認為已達到了同志的水準。但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停留在思想上，為了實現革命的理想，就應該組織起來。一直敬佩陳獨秀思想境界和崇高威望的李大釗把他們介紹到上海，與陳獨秀聯繫。
陳獨秀到上海後不久，北京的《新青年》編輯部發生分裂，最後大家決定《新青年》「還」給陳獨秀，移到上海編輯。於是，除了要求北京的原編著者繼續供稿外，陳獨秀在上海重組編輯部，與時俱進，又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心，進而成為籌建共產黨的基地。維經斯基一行到上海後，首先會見陳獨秀，並由陳聯繫在上海新文化運動中熱心宣傳社會主義新思潮的人進行座談。與此同時，其他工作也進展順利。1920年5月，即與陳獨秀接觸後不久，就在上海建立了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並由維連斯基任臨時執行局書記。臨時執行局下設中國科、朝鮮科和日本科。中國科第一項任務就是︰「通過學生組織中以及在中國沿海工業地區的工人組織中成立共產主義基層組織，在中國進行黨的建設工作。」[40]
6月，維經斯基在給遠東局報告中較具體地講到在陳獨秀幫助下工作取得進展的情況︰「中國革命運動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動分散。為了協調和集中各個組織的活動，正在着手籌備召開華北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聯合代表會議。當地的一位享有很高聲望和有很大影響的教授（陳獨秀），現在寫信給各個城市的革命者，以確定會議的地點和時間。因此，這次會議可能在7月初舉行。我們不僅要參加會議籌備工作（制訂日程和決議），而且要參加會議。」[41]
這個報告反映出，當時俄方與陳獨秀之間在中國建黨思想上有一個重大的分歧︰俄方只求迅速建立起一個對中國現存政府不利的革命政黨，並明確認為可以容納無政府主義者，而且在天津、廣州、南京等地聯繫的主要是無政府主義者，在北京、上海聯繫的人中也有無政府主義者。參加上述李大釗等人天津「商討」建立「社會主義同盟」的著名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梁冰弦等，在北京和廣州都有無政府主義的社團和刊物，與鮑立維關係密切。陳獨秀則要建立信仰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所以，由鮑立維支持的「社會主義同盟」在北京、上海、廣州產生時，陳、李沒有參加。而參加這些同盟的也多是無政府主義者。
由於陳獨秀的抵制和不現實，維經斯基計劃在7月初就召開陳獨秀「寫給各個城市的革命者」派來的（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聯合代表會議」，「把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中心組織」的意圖，沒有實現。這個計劃和意圖，顯然是俄方不瞭解中國情況和好大喜功的產物。
維經斯基顯然聽取了陳獨秀的意見，變通辦法，採取在上海座談會的基礎上成立共產黨發起組的方式。他向參加座談會的人指出︰
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有工團主義，有社會主義，有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成為混亂局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都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42]
因勢利導提出了組織共產黨的問題，立即得到多數人的同意。也有人表示異議。張東蓀只參加一次座談就退出了。戴季陶最初表示同意，但醞釀建立共產黨時，說不能同孫中山、國民黨斷絕關係，也聲明退出了。
7月4日，東亞書記處臨時執行局書記維連斯基由海參崴趕到北京，5日至7日，召集在華工作的俄國共產黨員第一次代表會議。維經斯基、鮑立維和斯托揚諾維奇等10餘人參加。會議就以下問題交換了意見︰
1、我們工作的成果；2、即將舉行的中國共產主義組織代表大會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3、出版、報道工作；4、在日本的工作。[43]
會議認真討論了維經斯基來華的工作進展，提出了盡快促成建立共產黨的要求。7月，東亞書記處又在上海召開了「遠東社會主義者會議」。陳獨秀代表中國出席。會議再次強調在中、日、朝等國擴大共產主義宣傳，迅速組建共產黨的任務。7月19日，維經斯基在上海召開「最積極的中國同志」會議，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等出席，大家堅決主張建立中國共產黨。據8月17日維給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信，在這次會上或會後，他與陳獨秀等四名中國革命者組成了上海革命局，以全面領導建黨、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工會等。[44]
但是，這封信還表明，他們還沒有放棄在天津、廣州以及漢口、南京等地與無政府主義合作的方針，在這些城市也建立類似上海革命局這樣的領導機構。他們聯繫的都是無政府主義者，沒有別的選擇，這些努力是註定不可能成功的。此外，他們的胃口很大，要陳獨秀等一起在上海和這些城市中的學生和工人中活動，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工會中央局」，在這個基礎上「完成中國共產黨的正式建黨工作」。信中說︰「這一周，我們組織部（即上海革命局組織部——引者）要召開10個地方工會和行會各出兩名代表的代表會議，成立工會中央局。中央局將派一名代表參加我們的上海革命局。」對此，陳獨秀又進行了抵制。
陳獨秀長期住在上海，從這年2月到滬後就深入工人中間，與現有的由資本家代理人、政客、工頭、幫會控制的各種黃色工會打交道，深知在這樣的工會組織基礎上進行建黨工作是無論如何不行的。他說︰「像上海的工人團體就再結一萬個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會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裏出風頭，舊的公會公所一大半是店東工頭在那裏包辦。」他主張覺悟的工人另外自己聯合起來，組織真的工人團體，[45]而這樣的工人團體（工會）在共產黨成立以前是不可能出現的。維經斯基計劃中的各地工會代表會議和工會中央局沒有實現。
學生工作也是如此。維經斯基等和陳獨秀曾聯繫過當時在上海參加全國學聯成立會並被選為評議長的龔德柏（留日學生總會代表）、全國學聯會長狄侃、上海學聯會長程天放以及東吳大學學生代表何世楨和全國學聯在滬代表及有關省市的代表。維經斯基信中承認︰這些學生及其團體大多受胡適等「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人的影響，主張「依靠民主美國來反對日本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可以通過利用外國非侵略性資本（美國資本）發展中國民族經濟的方式來拯救國家。」[46]因此，對俄國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根本不感興趣。後來，龔德柏回憶與陳獨秀的接觸時說︰
我在上海開會期內，我個人可說是絕無活動，以為將來地步。但他人對我則設法納致，以為其黨。比如陳獨秀即其最著一人。陳氏這時住在上海，隱然以中國列寧自居。他託人約我談話。⋯⋯我們兩人談話約兩點鐘，我對他很不高興。因為他總離不開欺騙。我那時已是二十九歲，常識很豐富，他的欺騙話，我完全清楚。談過後，我對他左右的人痛罵他欺騙。後來他也不再找我，我也就此脫離他的圈套。[47]
奠定中共基礎工作
8月，以《新青年》（第8卷第1號）復刊為標誌，中國共產黨的胚胎組織上海發起組，終於成立。成員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沈玄廬、邵力子、施存統、俞秀松、陳公培、陳望道、趙世炎、李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李啟漢、劉伯垂、楊明齋等。除了大部分是上海的成員外，有些是維經斯基說的是陳獨秀寫信請來的外地同志。陳獨秀被推選為黨的書記，全面負責黨建工作。
上海發起組成立後，在共產國際上海革命局的指導下，互相幫助和共同努力，做了許多工作︰
首先，《新青年》復刊。陳獨秀發表了《談政治》一文，成了《新青年》變為黨的理論機關刊物後的第一篇政治宣言。文章堅定地表示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列寧主義，還用階級分析方法、無產階級專政觀點，指名批評了胡適、張東蓀、無政府黨人和上海資產階級。對於自己每一次重大的人生選擇，陳獨秀總能找到充足的理由。
《新青年》開闢了「俄羅斯研究」專欄，主要譯載當時各國報刊書籍中有關俄國革命的理論和蘇維埃政府狀況的資料，主要譯者多是上海發起組成員。發起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以「社會主義研究社」（又稱「新青年社」）名義，出版了一批馬列著作，第一批主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