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倒并不忘恩负义。主要的被告拉姆津被判极刑，但改为徒刑。很 快，被全国咒骂的拉姆津获得释放，最后还官复原职，甚至还获得了崇高的 奖赏——斯大林奖金。还有几个“恶毒的破坏分子”也成为受他恩宠的科学 家。但是，他还是努力使流血不致停下。无血就无恐惧。对各经济领域搞破坏活动的知识分子的审判马不停蹄。几名细菌学家被指控造成牲畜倒毙，审 判后，枪决。一批食品工业干部被指控造成饥饿，48 人被枪决 在布蒂尔 监狱的水泥地上蹲了不少教授和工程师，每间牢房关 60—80 人。民间早就把 这座监狱叫成“工程技术人员休养所”。斯大林孜孜不倦地指挥这些“相当重要的措施”。1930 年 9 月 13 日，他给莫洛托夫写信：“应当立即公布在鱼、肉、罐头和蔬菜上搞破坏的人的 所有供词，一周后再报道，这些恶棍已被枪毙，这种人全都该毙了。”这真是神话：他自己策划审判，自己宣布无辜者为罪犯，同时对他们的罪状发自内心地感到愤怒。演得很投入。 于是事故越来越频繁，他的人民委员们敲了警钟。 精通业务的干部全没了。但是，他总有办法：从监狱里把工程师拉到事故现场或没人顶班的车间！晚上再送回监狱。没正经工作可干、闲得难受的 犯人把这看作幸福。
嘱 托
1930 年 7 月在党的十六大上，他的确获得了加冕。 他在报告中很坦诚直率：新经济政策是一种策略手腕。在这期间他积蓄了力量，知道“时候一到”，就会消灭旧农村，实行工业化。 “党正确地选择了时机，转入全线进攻。如果我们听了布哈林集团右翼反对派的主张，如果我们放弃了进攻，放慢工业发展速度，推迟发展集体农 庄和国营农场并依靠个体农业，那会有什么结果呢？那就一定会断送我们的 工业，没有粮吃 会落得一场空 如果我们听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 左倾反对派的主张，在我们尚无任何可能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取代富农经 济的时候，于 1926—1927 年就发动进攻，那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就一定会 失败，没有粮吃 会落得一场空。（掌声）一味向前冲就会使进攻失败。 国内战争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 党在现阶段的基本方针是，使社会主义从 各别经济战线上的进攻，转为全线进攻。”可是，他从一开始就有了进攻的秘密意图。
究竟是谁的意图？
我回忆起 70 年代。清晨，莫斯科列宁图书馆刚开门，就常有一个细脖子 的小老头儿进去，令人奇怪的是他戴着当初沙俄时代夹鼻眼镜。不过，当时 列宁图书馆的读者都认得这副夹鼻眼镜和这张脸。那就是莫洛托夫。
有一次，我同他相识了。那是在莫斯科叶尔莫洛娃剧院的一次首演式上。 演出结束后我就到剧院经理室取大衣，因为我把大衣留在那儿了。在经理室 门口我看到一个戴夹鼻眼镜的老人在踱步。这就是莫洛托夫。我进了经理室。经理问我：“看见莫洛托夫了吗？他把大衣脱在我这儿了。只好请小老头儿等一会。我们今天有贵宾——本区的党委书记。让书记 先取大衣吧，不然多难堪啊！”难堪的是，莫洛托夫是在同赫鲁晓夫发生冲突后被开除出党的。现在，当初那个战后欧洲命运决策人却要让一个区委书记先穿大衣。这真是“人世 荣辱如浮云”！我拿起了莫洛托夫的大衣和套鞋，还有他的女伴的衣服，到门外交给他。他是跟一位老年妇女一同来的。他的妻子已去世，看来，这是女管家。我们 就这样相识了。他住在格拉诺夫街，离剧院很近，所以他才那么珍惜这个剧院，怕给经理带来不愉快。 我提议送送他。那是个安静的冬夜。我很傻，性子急，立即就谈起了斯大林。我感觉得到，他马上就紧张起来。我先提了个无关痛痒的问题：“为什么斯大林夏天也穿皮靴？有好几种奇怪的说法。” 他答得很有礼貌：“请讲讲，哪怕只讲一种。” 我说：“军便服和军靴是暗示要为世界革命而战。列宁也穿那种军便服。” 他笑了笑表示怀疑：“很有诗意。不过，斯大林只在少年时代写过诗。至于世界革命，的确，我们当初并没有忘记对世界无产阶级的义务 但是， 同嚷嚷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不一样，我们是干世界革命。而且，我们干 成了，建立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我们不像托洛茨基分子那样嚷嚷工业化， 但实现了工业化。同样，他们讲集体化，而斯大林把农民引到了集体农庄 虽然起先，他似乎曾保护过富农。顺便说一句，列宁似乎也相信过新经济政 策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并不响亮的嗓音和带有嘲讽意味的“似乎”。 这时，我这个笨蛋打断了他的话：“他‘似乎也相信过新经济政策’，是为了稳住‘聋哑人’？” 我记得，他停了一会儿，然后干巴巴地问：“我不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是《列宁遗嘱》。是这样的，听说好像有过一份内容更全的遗 嘱 ”
“根本不存在内容更全的列宁遗嘱，”他的语调依然平淡沉稳。后来， 我读过诗人丘耶夫关于他同莫洛托夫多次长谈的书。我在那儿发现了一个细 节：丘耶夫问莫洛托夫：“是否存在关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秘密协议？”协议的起草人莫洛托夫答：“不存在任何协议。” 我想，他当时用的也是那种冷冰冰的语调。那天，一直到家他都没吭声。后来，我给他去过电话，但却始终未能说要再次见面。也许，我触犯了某种 禁忌。
我们还是“很有诗意”地假设有这份遗嘱。当时，斯大林在列宁办公室 弄到了这份遗嘱，心里的感受就如同找到了藏宝图一样。无怪乎加米涅夫如 此评价列宁：不论我同列宁争论多少次，列宁都是对的。他们大家都相信， 指南针在列宁手里。如果伊里奇在遗嘱里吩咐“长久地、认真地”实行新经 济政策，那么，当时缺乏领导经验的科巴肯定会满腔热情地带领全国沿着这 条路走到头。但是，伊里奇没有留下别的遗言。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只 不过是用来送宇宙飞船上天的火箭而已，随后应当消失。也许，斯大林在十六大上以自己的话转述了列宁遗嘱里的经济计划？ 计划的主旨是：用革命方法在十年内走完百年的路。为此需要工业化和
集体农庄。还要建立一个不在反对派身上浪费时间的、严格执行领袖计划的、富有行动能力的党。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彻底驯服被革命唤起的整个国家，建 立一个统一的、温顺的社会。然后就可以转而实现伟大的梦想了。他把“右派”领袖们留在中央，但把托姆斯基逐出了政治局。政治局最终成为领袖手中的驯服工具。对了，那儿还留下一个认了错的，常喝得醉醺 醺的可怜的李可夫。党内把伏特加称作“李可夫酒”。领袖要他不断忏悔。
影 子
党代会后，秋天，他同往年一样，前往南方。同往常一样，把“家业” 留给莫洛托夫。
在党的上层干部聊天时，现在把党和国家称作“家业”。民间和党内越来越经常地尊称他为“当家的”。 莫洛托夫成了国内的第二号人物，成了“当家的”的影子。“当家的”记得：莫洛托夫当初最先尊重那个在彼得格勒冒出来的没有多大名气的麻脸格鲁吉亚人，毫无怨言地把《真理报》让给了他。 当科巴被任命为中央书记时，莫洛托夫已经是那儿的责任书记了，手里掌握着中央机关，但他又毫无怨言地把中央机关交给斯大林支配。 聪明过人的托洛茨基认为莫洛托夫是笨伯。布哈林向加米涅夫抱怨：“笨伯莫洛托夫竟然教我马克思主义，而我们把他称作‘石头屁股’。” “列宁叫您‘石头屁股’，是真的吗？”丘耶夫曾问莫洛托夫。 “他们还不知道列宁把其他人叫做什么呢，”莫洛托夫笑答。 不，他不是笨伯“这是一个尽心尽职的、不出色但却非常能干的官僚 殷勤、好心，”前斯大林秘书巴扎诺夫是这样评价他的。 对，莫洛托夫就是一个好官僚，一架极有工作效率的机器，立即就能完成“当家的”下达的一切吩咐。有什么办法呢，革命早已不是金发碧眼、称 心如意的情人，而是年华老大的妻子了。才华横溢者的时代已过，现在是搞“家业”的时候了。 同鞋匠卡冈诺维奇、钳工伏罗希洛夫和斯大林搜罗到政治局里的其他无产者一比，戴旧式夹鼻眼镜、彬彬有礼的“石头屁股”，就是真正的知识分 子了。已经到来的时代是“绝对服从”的时代。
“当家的”
“当家的”在南方休假时，每天给莫洛托夫下达任务：
1930 年 10 月 22 日，索契：“我认为，需要在秋季彻底解决苏维埃上层 的问题 第一，要解除李可夫的职务 解散他们的整个机构。第二，你 要取代李可夫担任人民委员会及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主席 这一切都不要外 传，到秋季再详谈，暂且光在好朋友的小范围内斟酌此事。”
他在迅速地调动重要棋子，整顿“家业”。1930 年底，他把李可夫赶出 了政治局。“当家的”让莫洛托夫成了政府首脑。“当家的”——现在这是他的正式名称。 卡冈诺维奇致奥尔忠尼启则，1932 年 6 月 12 日：“我们从当家的那儿依然定期得到经常性的指令 他实际上在休假期间不得不继续工作。只能 这样。”对，只能这样，一直到死。“当家的”将插手一切事务。“当家的”领导一切。人民亲切地称他为“当家的”，虽说苏联历史上白纸黑字地写道： “1917 年，人民推翻了一切主人，自己当了家。”这就是柏拉图所写的民主的结局，这是革命的结局。
“当家的”在第十六次党代会上歼灭右派时对顺从的与会者说了几句俏 皮话，全场居然欢声雷动：“我们这儿某些地方出了些困难，小小的困难，他们就惊慌失措了，担心出乱子。某些地方，有几只蟑螂还没爬出洞，弄出点响声，他们就吓得往 后躲，惊恐万状，大喊救命，说是苏维埃政权要完蛋了。”（全场大笑） 他们哈哈大笑，他却知道，要发生“右派”警告过的灾荒了。
饥荒来得正是时候
集体化和消灭富农势必造成这场空前的大饥荒，他和他的契卡机关对此 作了准备。对破坏分子无休止的审判、契卡和从不停止的恐惧、力不胜任的 繁重劳动、吃不饱、牛马般的生活条件，已经摧折了这个国家。看着职业介 绍所里毫无怨言、俯首贴耳地排长队的人，一位西方记者惊呼：“难道搞革 命的就是这些人？”
1931—1932 年之交，前海军准尉费奥多尔·拉斯科利尼科夫——革命的 喀琅施塔得的英雄，后成为一帆风顺的外交官——回国休假。他的妻子写下 了观感：“所有的食品店都空空如也。只有几小桶酸白菜。从 1929 年起实行 了面包凭证供应制。居民在工厂食堂里吃饭。”但是，最可怕的情景她是在 街头看到的：“有一天，在尼基塔大门旁，我看到一个农民突然像从地下冒 出来似的，旁边还有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个婴儿。两个稍大点儿的孩子牵着 母亲的裙子。这些人脸上那种绝望的表情令我吃惊。那个农民摘下棉帽，气 喘吁吁地哀求：‘看在上帝的份上，给点吧，快点，给人发现了就会把我们 抓起来 ’”著名革命家的妻子奇怪地问：“你们怕什么呀？谁会把你们抓起来？”她把皮夹里的钱全倒出来了。农民边走边说：“您在这儿啥都不 知道。村里都要饿死了。”
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和哈萨克斯坦发生了特大饥荒。成千上 万的饥民想跑进城，可是，那儿的面包凭证供应，只卖给市民。瘦得皮包骨， 饿得脚步蹒跚的农民到城郊求告：给点儿吃的吧！他们都没有活人样儿了， 像幽灵。他们被民警或是穿民警制服的格别乌特务带走。 城里的孩子向他们扔石头，学校里教育他们要仇恨“万恶的富农”，还要仇恨“富农崽子”。所有的学校教员都给孩子们讲少先队员帕夫利克的故 事。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一个农村的孩子，14 岁，他 向格别乌机关告发了富农父亲，于 1932 年被富农们杀死，当时正是大饥荒的 岁月，根据“当家的”下的指示，为了他而出卖了父亲的那个孩子，在整个 宣传运动中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他记起了教会学校中的一段课文：“凡爱 父母甚于爱我者，不配受我庇佑。”全国各地都立起了帕夫利克纪念碑。 他做到了别人无法做到的事：禁止谈论饥荒。“农村闹饥灾”这句话被宣布为“反革命宣传”。 几百万人在死亡，而全国为集体化唱赞歌。红场上举行游行，只字不提饥荒，不论在报纸上，还是书刊里。农村不声不响地死亡。
在饥荒闹得最凶时，格别乌和亚戈达非常成功地让来到俄国的肖伯纳在 全国转了一圈。他是同南希·阿斯托夫人一起来的，后者是有影响的政治家。 她打定主意要向斯大林问问迫害之事，但是 没敢问。肖伯纳写道：“斯 大林把我们当老朋友接待，先让我们尽情地发表意见，然后才谦逊地说了几 句。”其实，“当家的”已经摸透了老头儿的脾气：爱说话。他一点儿也不打断。于是，老头儿在文章中说他“心地纯净，刚正不阿，赤诚坦率”，说他 “之所以青云直上，全是靠了这些品德，决不是搞阴谋耍诡计”。苏联被他描写成未来之国。有人问：“那你为什么不留在这个国家呢？”
“可爱的说谎精”（这是女演员帕特里克·坎贝尔对肖伯纳的昵称）嗔笑着 回答：“的确，英国是地狱，可是，我的责任就是下地狱啊！” 西方可爱的激进分子们多么希望乌托邦变成现实啊！ 肖伯纳信心十足地写道：关于饥荒的传闻纯属谣言。不知道饥荒到底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大约是 500 万到 800 万。
他同饥荒作斗争的办法很简单——搞恐怖。1932 年 8 月，他亲自起草了 一个有名的法令：“侵犯公共财产的人应当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
他对任何盗窃国家财产的行为规定了极其严厉的惩罚。民间称之为“五 穗法”，因为饥民偷集体农庄几穗麦，就可能被枪决，起码是 10 年徒刑。司 法人民委员克雷连科 1933 年 1 月在中央全会上大发雷霆：“有人公然抵制严 格执行这项法令。有个人民陪审员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为四穗麦判刑 10 年，我实在下不了手。’这是一种从娘胎里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似乎判 刑不该根据党的政治指示，而该根据‘最高正义’。”只应“根据党的政治指示”判刑。 克雷连科很快会亲自尝到这条原则的滋味。到 1933 年 1 月 1 日，根据新法令给 5.5 万人判了罪，其中 2000 人被枪决。人都快饿死了，可是不敢碰集体农庄的粮食。尽管发生饥荒，粮食却源 源不断地出口欧洲。他需要资金，不断造新工厂。1930 年出口 4800 万普特，1931 年出口 5100 万普特，1932 年 1800 万，连大饥荒的 1933 年，还出口了1000 万普特。 他以恐怖、流血和饥饿把断了脊梁骨的国家领上，不，拖上了工业化道路。
这场饥荒是他预见到的，来得正是时候，是棋盘上的一步棋。饿得有气 无力、苟延残喘的农村，只好听任集体化施暴。越坏越好，这个革命者的老 公式发挥了作用。
他还在继续制服全国。又是饥荒帮忙了。根据格别乌的统计。有 150 多 万农民为躲避饥荒和对富农的剥夺，逃到了城里。他把农民死死地钉在了土 地上，说是为了保护城市不受饥民威胁。国内实行了身份证制度。但在农村 地区，身份证不发到农民手里。民警就在城里抓没有身份证的人。身份证使 农民无权迁移，格别乌和民警局就能严格控制全体公民。这真是历史的嘲弄： 沙皇俄国有身份证制度。取消身份证是革命的主要口号之一。十月革命曾幻 想打碎国家机器，结果，国家这个大怪物依然存在。在建立国家的同时，他不倦地关怀意识形态。
创作界知识分子的朋友
在这个问题上，他的主要助手是格别乌。亚戈达不仅善于逼知识分子招 供。在监狱外，他也出色地做知识分子的工作。在他的好朋友中，有最知名 的作家。亚戈达想出了一个惊人的方式，来表达对作家朋友们的信任。
侦查员现在经常请作家到格别乌旁听审问。作家站在另一个房间里听如 何恐吓不幸的人，精神被摧垮了的知识分子如何同意诬陷朋友。连才华横溢 的作家伊萨克·巴贝尔以及彼得·帕夫连科也到格别乌“旁听”审讯。娜杰 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写道：“1934 年，帕夫连科告诉别人的一些情况传到了 我和阿赫马托娃的耳中。帕夫连科出于好奇，接受了一位侦查员的邀请，悄 悄地旁听了一场夜审。他说，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在被审讯时，可怜巴巴， 六神无主，裤子也掉了，他老是提裤子，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忙得团团转， 活像一条煎锅里的鲫鱼。”最可怕的是，帕夫连科并不明白他这样说别人是多么惨无人道。在那个时代，多数人的心变态了。 亚戈达的继任，斯大林最可怕的刽子手叶若夫的妻子很坦率地问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 “作家皮利尼亚克走我们的门子。您走谁的门子？” “走门子”就是受伟大的格别乌庇护。
亚戈达在教育、在驯服作家，让他们同格别乌合作。让他们了解侦查工 作的秘密，以后就可以要求他们投桃报李，帮助并参与秘密警察的工作。亚戈达最善于完成“当家的”交代的任务。是他让高尔基返回了苏联。从 1928 年起，组织了一连串电报和信件从祖国发往索伦托，工人们在电报和 信件中抒发对无产阶级歌手的思念之情。
就在 1928 年，“当家的”策划了规模空前的高尔基 60 寿辰庆典。他善 于颂扬赞美。高尔基像、有关高尔基的文章塞满了各报版面。“当家的”通过亚戈达，提议让高尔基当苏联的精神领袖，国内第二号人物。我们已熟悉 的提法又出现了：“我们俩是喜马拉雅山。”
高尔基在国外已不习惯于原先那种旷世无二的荣誉，但同意到苏联看 看。他对集体化很有兴趣。高尔基向来仇视“半开化的、愚昧迟钝的俄罗斯 村夫”（农民）。他们现在将变成高尔基所喜欢的农村无产者，国营农场和 集体农庄的劳动者，这使他很受鼓舞。高尔基回国后，亚戈达始终不离他的左右。 他昵称秘密警察头目为“小亚戈”，“小亚戈”陪他周游各地 格别
乌的劳改营。他们给高尔基看昔日的妓女和小偷，如今成了劳动突击手。他 们不断肉麻地吹捧高尔基 “当家的”深知凡人的弱点。高尔基在劳改营 里对再教育的成果心服口服，感动得涕泪交加，盛赞契卡工作人员。他是在 审讯知识分子和顿巴斯矿井案的年代回国的。这位人道主义作家在《真理报》 发表文章，提出了一个后来成为斯大林时代口号的公式：“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当家的没看错高尔基。他请高尔基回来后，让他在制服知识分子方面起
一种特殊的作用。
制服知识分子
从 1929 年起，与审判破坏分子同时，一直在搞反对“意识形态歪曲”的 运动，让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发表言论要小心谨慎。如果发表的言论同官方观 点略有出入，就会被指控歪曲马列主义，起码要丢掉饭碗。生物学家、哲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都受批判。各个知识领域都汇报发现了“歪曲马列”的现象，倒霉的科学家乖乖地在大会上忏悔。 渐渐地，他使人们忘了耻辱，恐惧压倒了耻辱。 现在，昔日的残酷岁月显得像自由王国。就在不久前，1926 年，莫斯科艺术剧院还曾获准上演布尔加科夫的《图尔宾一家的命运》。 那是奇异的成功。观众们惊讶地看到，在那出戏里，敌人——白军军官被塑造成善良的人，而不是大家熟悉的恶魔。这出戏的上演，使党员作家怒不可遏。但是，这出戏有一位奇怪的忠实观众和保护人。“当家的”看了无 数次。奇怪吗？不，这出戏表现的是原先的帝国的残垣断壁。他在镇压十月革命领袖的同时，已经看到了未来的帝国。
但是，他是不可能长久喜欢一个人的。1929 年，当他在制服知识分子时， 艺术剧院接到了布尔加科夫的一部新剧《逃亡》，讲的是白军的末日，讲他 们从俄国出逃。主人公、主题思想同《图尔宾一家的命运》一样。但此一时 彼一时也。“当家的”在政治局会议上议论了这出戏。国家决策机关议论一 部尚未上演的戏！
但是，在他的帝国里，这将成为正常现象。他知道，没有比意识形态更 重要的东西了。他熟记列宁的教诲：意识形态上稍稍放松，党就会丢掉政权。70 年后，戈尔巴乔夫的教训证实了列宁的正确。
《1929 年 1 月 17 日政治局会议纪要：关于布尔加科夫（逃亡）一剧的 决定》“接受政治局特别委员会的建议，此剧不宜在剧院上演。”
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凯尔任采夫在纪要上又补了一段结论：“作者的倾 向昭然若揭。他在为我们的敌人辩解。”
所有的报纸就同听到口令一样，开始齐声批判布尔加科夫。中央宣传鼓 动部令行禁止，《图尔宾一家的命运》也不再上演了。富有经验的凯尔任采夫显然想在艺术界里揪出“右派”。 但是，“当家的”对布尔加科夫另有考虑。
艺术的庇护人
我父亲曾同尤里·卡尔洛维奇·奥廖沙是好朋友，他俩曾一同在里舍列 夫中学求学。20 至 30 年代，奥廖沙是最年轻的作家之一。但后来 倒没 有把他关进狱中，只不过不发表他的作品罢了。他每天在小纸片上写点怪诞 的格言，喝得烂醉，把写出的格言扔进垃圾箱。
50 年代，他留着一头蓬乱的灰白长发、脖子上裹一条肮脏的围巾，伸出 尖尖的鹰钩鼻，招摇过市，人见人躲。晚年的培尔·金特大概就是这副尊容。 他常上我父亲那儿借钱。他俩一聊就是半天。当时他告诉我父亲，受迫 害的布尔加科夫是如何决定给斯大林写信的。这是一个被许多人怀疑为告密 者的人给他出的主意。当时布尔加科夫身无分文、求职无门，就下了这个决 心，给斯大林写信，孤注一掷，请求把他驱逐出国，送到西方。当时，在审判知识分子的时期，这无异于自杀。
奥廖沙对父亲说：“事情发生在 4 月，当时是旧历 4 月 1 日，愚人节， 我们都彼此开玩笑。我知道他给斯大林写了信，就给他打电话，拿腔拿调地 装首长秘书：‘斯大林同志有话要对您说。’他听出来了，骂了句：‘见鬼 去吧！’然后就躺下睡觉，他有午睡的习惯。电活铃又响了。耳机里说：‘斯 大林同志马上要跟你说话。’他以为又是我捣蛋，骂了一句，扔下了听筒。 可是，电话铃马上又响了。斯大林的秘书严厉地责问：‘别放电话，我想您 明白了吧？’另一个带格鲁吉亚口音的声音立即发话：‘怎么，我们让您不 耐烦啦？’”“布尔加科夫很难堪，同斯大林寒暄后，后者问：“您想出国？’ 布尔加科夫当然答得很得体：‘一个俄国作家在祖国之外是无法创作的。’” “斯大林说：‘您说得对，我也这么想。您想到艺术剧院工作？’‘对， 想，可是人家不要我 ’‘我想，他们会同意的。’说完就挂断了电话。马上，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艺术剧院请求布尔加科夫去上班。”
整个莫斯科都在传颂领袖的救命电话。还诞生了有关法力无边的艺术庇 护人以及他周围的坏官僚的传说。布尔加科夫写了话剧《莫里哀》，讲的是一位国王，只有他一个人保护莫里哀，以防宫廷屑小的迫害。凯尔任采夫立即给中央打了小报告： “作者有政治意图。布尔加科夫 在剧中想表现一个意识形态因政治体制背道而驰、戏被禁演的作家的命运 只有国王一个人维护莫里哀，使 他不致受迫害 莫里哀有这样一段独白：‘我一辈子舔他（国王）的马刺， 生怕被踩死。也许我马屁拍得不足？也许，我自贬人格不够？’剧终时高呼：‘我仇恨为所欲为的暴君行为’（我们改为‘国王的暴行’）布尔加科夫作 品的政治目的很清楚 ”
“当家的”同意了凯尔任采夫的建议，禁止排演《莫里哀》。但他却记 住了这一点：只有国王一人帮助莫里哀，并注意到了莫里哀准备为唯一的庇 护人——国王尽职的愿望，虽说他仇恨暴君行为。老党员凯尔任采夫将于 1936 年被枪决。 而布尔加科夫将幸免于难。
被活埋
当时，他让人们明白，“当家的”什么都知道。凡是重要一点的事，都 会有人向他报告。1931 年出了一个棘手的情况。当时在议论要拆掉达尼洛夫 修道院，这样，名人陵墓也要平掉。但是，那儿葬有俄国大作家果戈里的遗 骨。“当家的”作了决定：果戈里的遗骨从达尼洛夫修道院陵墓迁到新圣母 公墓。但是，迁墓后产生了奇怪的，确切点说是可怕的谣传：挖开坟墓时发 现，果戈里是被活埋的。
文学研究家们慌了，想起了果戈里遗嘱中的一段文字：“ 在尸体出 现明显的腐烂迹象之前，我的遗体不要下葬。我之所以要提醒这一点，是因 为在我生病期间就出现过长达几分钟的假死状态，心脏曾暂时停跳。”“当家的”接到了报告。亚戈达就公墓里发现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
1931 年 5 月 31 日
在这一带有神秘色彩的日子里，准备迁葬遗骨。新圣母公墓的经理邀请 作家参加迁葬仪式。到公墓去的有奥廖沙、散文作家利金、诗人斯韦特洛 夫 经理的朋友也来了，就像来看演出似的。当然没有请神职人员。但是， 那个部门的“同志们”也来了，他们是不用邀请的。棺盖被打开，人们很惊奇：躺在棺村里的骷髅侧向一边。
移放遗骨时有人顺手牵羊。利金拿走了果戈里背心上的一块碎片，缀到 作家在世时出版的一本《死魂灵》的封皮上。经理的一位朋友捞走了一只靴 子和一块骨头。“当家的”对此大为不悦。亚戈达接到指示。
几天后，被偷走的东西全放回墓中。报上发表了官方的解释：“死者的 头转向一侧，并无神秘之处。棺材的侧板先烂，棺盖在泥土的重压下开始坍 塌，压到了死者的头，头就被压得侧向一边。这是常有的现象 ”他感到满意，因为他不愿引起联想。那时，他刚活埋了革命艺术——先锋派艺术——伟大的乌托邦。
80 年代初，我坐在皮聪大的海滩上，旁边是维克托·鲍里索维奇·什克 洛夫斯基。他是左派艺术的大理论家、马雅可夫斯基的朋友。他的头全秃了， 在皮聪大的骄阳下熠熠发亮。不过，早在 20 年代他就是这模样：全秃。我的 童年同他密切相关，因为父亲曾同他一起写剧本。后来我才知道，他是 20 年代伟大的先锋派艺术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他的秃头曾在 20 年代历次重要辩 论的讲坛上晃动。现在他已 90 岁，是当初辩论参加者中唯一的幸存者，其余 的人早已躺进坟墓，而且大部分都是在斯大林恐怖时期被枪决的，连坟在哪 里都无人知晓。他说话时，思想像核裂变一样快。我细细地记下了他的话： “高尔基是个冬烘先生，对先锋派一点儿也不懂，认为那是欺骗。难怪 斯大林决心铲除革命艺术时，想到了他。高尔基根本不懂绘画艺术。先锋派 艺术的所有主要人物全是在革命前形成的 马列维奇、塔特林、梅耶霍尔 德、马雅可夫斯基、赫列布尼科夫等人都仇视‘库房艺术’——他们是这样 称呼宫殿和画廊的，认为艺术在那儿会冻僵。十月革命后，我们把艺术搬到 街上。左派艺术的伟大世界来临：塔特林、马列维奇 塔特林有一次上您 父亲那儿去，您不记得了？对了，您当时还是个小不点儿。当时塔特林很可 怜。蔫了。在 20 年代他可是救世主。他同马列维奇是死对头，但又相互崇拜。
他在画室里支起一顶小帐篷挡着画稿，为的是不让马列维奇偷走他的构思。 “他很严肃，没有幽默感。十月革命后，他设计了‘第三国际塔’—— 新时代的象征，在他的设想中，这是新的巴比伦塔。推翻了上帝的无产阶级在塔里盘旋而上，直达新天国，世界革命的天国。 “共产国际将在塔内办公。这座塔是绘画、建筑、雕塑等方面一切新意的结合。当然，这种塔谁也造不出来，只是个理想。随后，他又设计了无产 阶级制服，可是谁都缝不出来。接着他又根据赫列布尼科夫的长诗编了个剧， 可是谁都看不懂。再往后，他又设计了一种飞行器的模型，可是它不会飞。 他认为，艺术只应当对技术提出任务，一切都是为了未来。”
他看到了这一未来。弗拉基米尔·塔特林——伟大的乌托邦天才——1956 年死于莫斯科，默默无闻，一生提心吊胆。
他们在数家合用住宅的小房间里争议新艺术。都市化的幻想是在落后的 俄国诞生的，还有无数的文艺流派。房间里原有的家具，都在 1918 年的寒冬 烧火取暖了。家具被认为是市侩习气。他们的妻女都不屑谋职或做家务，屋 里到处是烟头，剩饭剩菜用报纸盖着。地板一天比一天厚，因为他们每开一 次晚会就增加一层报纸。他们就在这种报纸铺成的地铺上同那些相信新艺术 的姑娘寻欢作乐，玉腿就伸展在党内争论的报道和世界革命的口号上。我问过什克洛夫斯基：“当斯大林同布哈林以及‘右派’斗争时，为什么左翼知识分子同他一起走呢？” “‘右派’是一群饱汉：新经济政策分子、小商贩、富裕农民。不，我们的希望不是这个。斯大林宣布工业化，我们就高兴，认为都市化和新艺术的时代到了。难怪塔特林在 1931 年被授予当时最荣耀的称号——功勋美术 家。”可是，第二年他就被宣布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者。
我听着他的讲话，心想，他们那时相信吗？或是宁可相信？当时全国可 是一片恐怖气氛，这种气氛迫使爱森斯坦不知羞耻地改编影片《十月》，这 种气氛有助于“当家的”太太平平地扼杀伟大乌托邦的艺术。先锋派领袖之一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遵循俄国诗人当预言家的传统。如同在他之前的叶赛宁一样，他预知未来。在可怕的 30 年代的前夕，预 感到左派艺术的末日将临，举起左轮枪，结束了生命。他的鼓动性诗句“生 活美好，生命同样美好！”成了对这个饮弹毙命的不幸者的嘲笑。
同他一起咽气的是先锋派艺术——伟大的乌托邦。
他们想在艺术中搞革命，但是新政权要的是革命艺术。对左派艺术的首 次攻击是列宁计划的。设总书记职位后，他立刻就建立了“拉普”——无产 阶级作家协会。“拉普”及它的一批党员批评家，成了一个公开管理艺术的 组织。
但是，“拉普”里有许多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当家的” 做得很巧妙：1932 年，他下令撤销“拉普”。这当然使多数作家欣喜若狂。 大家以为这是放松控制。然而，他在同一项决议中又解散了所有文学团体。先锋派就这样被一纸决议封死了。 但是，在公布决议前，他希望作家们能主动解散“拉普”和埋葬先锋派 “我们需要的产品是人的灵魂” 关于那次有名的会见，我在不同年代听不同的人讲述过，其中有彼得·帕夫连科、文学家叶夫根尼·加布里洛维奇和科尔涅利·泽林斯基。 解散“拉普”的前夕，许多名作家在住宅里都接到电话：请上高尔基的小洋房去。没说原因。于是，作家们都去了。 高尔基神秘兮兮地站在台阶上迎接客人，请大家到客厅。随后，作家们在客厅坐了很久，等着某个人来到。最后，贵宾进了屋：斯大林及其主要战 友。
加市里洛维奇告诉我，他当时直愣愣地盯着独裁者。他是个小个子，穿 一件深绿色的薄呢军便服，身上发出一股汗臭味。一头浓黑的头发直压到低 平的额头上，由于长期在室内工作，麻脸略显苍白。像所有的小个子一样， 他很好动，常在小胡子底下迸出笑容，这时，脸上就有一种格鲁吉亚人特有 的狡诈表情。可是，他不作声的时候，上挑的浓眉给他的脸增添了一种生硬 的、固执的表情。
他很有礼貌地听作家们发言。但从他只言片语的对话中，大家惊奇地明 白了，他支持党外作家反对实力雄厚的“拉普”。随后，他讲了话，狠批“拉 普”的前领导人。他赞扬在座的作家：“你们生产的是我们需要的产品，比 机器、坦克和飞机更需要，那就是人的灵魂 ”他把作家称作“人类灵魂 的工程师”。他很关心人的灵魂，所以才喜欢这个用语。他在休息时同作家 闲聊，又重复了一遍这一用语，而且手指顶到了一位作家的胸口。那人吓得语无伦次：“我？我怎么？我不反对。”
“什么叫‘不反对’？得执行，”没心眼的伏罗希洛夫说道。那个作家 连连点头，他并不知道究竟要执行什么，但准备去执行。在场的有名著《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当时已有谣传，说他是从一名被镇压的哥萨克军官那儿偷到这部小说的。大家不相信这么个年纪轻 轻、智力不高的人能写出这部巨著。肖洛霍夫是斯大林的作家，是在他当政 时发迹的。他禁止传播这一谣言，威胁要逮捕传谣的人 可是谣言照样传， 因为谁都不理解，肖洛霍夫本人为什么这么可怜巴巴，这么反常，不去辟 谣 《静静的顿河》原作者是谁，这成了本世纪文学奇谜之一。其实，一切都很容易说清。可怜的肖洛霍夫不敢提供任何证据，因为在该书第一部问世前不久，有一个人被捕了，而那个人的一生就是这部小说的 基础。
本世纪文学之谜
摘自公开了的原秘密档案：“1927 年 6 月 6 日，格别乌局务委员会听了 控告叶尔马科夫公民的 45529 号案件 决定：对叶尔马科夫，哈尔兰皮·瓦 西里耶维奇执行枪决。”
档案里有一张一个长小胡子的年轻哥萨克的照片，还有叶尔马科夫的履 历。这也就是格里戈里·麦列霍夫——小说《静静的顿河》的主人公的履历。 同麦列霍夫一样，叶尔马科夫也是 1913 年应征入伍的，打过仗，同小说中写 的一样，获得过四枚格奥尔基十字勋章，被升为少尉。他也站在红军一边同 切尔涅佐夫上校的匪帮打过仗，在韦申斯卡娅村暴动中的表现也是这样，等等。
看了档案中一份非常有意思的文件，一切都会明白。这是当时还不太出 名的年轻的肖洛霍夫写给叶尔马科夫的信：“莫斯科，1926 年 4 月 6 日。尊敬的叶尔马科夫同志，我希望能从您那儿获得有关 1919 年时代的更多情况，请勿拒绝我的请求，望拨冗介绍情 况 我初步打算在 5、6 月份到您那儿，顺致敬礼。肖洛霍夫。”肖洛霍夫无法拿出最简单的证据——主人公的姓名来证明书是自己 写的，因为这会葬送这部书：苏联最优秀的小说的主人公哈尔兰皮·叶尔马 科夫是人民公敌，是被格别乌枪毙的。叶尔马科夫是在肖洛霍夫死后，1989 年才被平反的。所以，肖洛霍夫只 好沉默到死，喝酒喝到死。
以党为样板
现在，所有的作家，不论是党员作家，还是党外作家，都聚集到“作家 协会”里，那是一个完全以党为样板而建立的组织：同样有书记，同样有全 会，有代表大会。斯大林安排高尔基这个不喜欢左派艺术的名作家当“文学 党”的领袖。他把高尔基请来并不是平白无故的，全都考虑好了。高尔基的 名字对欧洲激进派来说，要压倒已被扼杀的先锋派。
他委托布哈林去组织作协。这项工作使布哈林离开了党的生活。他派了 干练的伊万·格隆斯基去监视布哈林。此人同时担任《消息报》总编辑以及《新世界》和《红色大地》两杂志的主编。
这位三料总编当然将于 1937 年被捕。但奇怪的是他竟然逃脱了被枪决的 命运，在斯大林死后走出了劳改营。
爱戴高帽
人们对格隆斯基的评价是：不很聪明，但很善良。
但是，这位善人 1963 年在会见高尔基档案馆工作人员时说了这么一段 话：“有一次我到高尔基那儿去，碰到一个中等个儿的男人。高尔基说他是‘特等公爵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那是沙俄最出名的望族之一。
他们坐下来吃饭。格隆斯基感到奇怪的是，“这位公爵喝得越多，说话 越小心”。他很不喜欢公爵的这种谨慎，回去后就请求格别乌“搜集有关公 爵的材料”。据查，他曾毕业于贵族军官学校，认识邓尼金和弗兰格尔，回 俄国前在英国住过。警惕性很高的格隆斯基立即“打听到英国有情报机关”， 就报告了亚戈达和斯大林本人。随后，不幸的公爵就在集中营里消失了，虽 说他是被人硬劝到苏联居住的。现在，格隆斯基平白无故地在地狱般的劳改营蹲了 15 年之后，居然自豪地说起自己的警惕性。 所以，善人格隆斯基在那失去理智的年代里，是他们的“自己人” 格隆斯基在目击者中也许是第一个说出“当家的”“对高尔基的真实态度的人：“我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议论：‘高尔基是什么东西？’斯大林就 开始列数高尔基的反布尔什维克言论。但是他知道，高尔基是政治资本。” 在作家协会成立前夕，他以高尔基命名了作家出生的城市、莫斯科市内的一条主要街道和著名的艺术剧院。 格隆斯基曾小心翼翼地提醒：“斯大林同志，这个剧院上演的剧多半是契诃夫写的呀 ” 斯大林答：“没关系。高尔基虚荣心强，我们应当用粗绳索把他拴到党身上。” 格隆斯基不知道，“当家的”眼光远大。在他当时已有所考虑的血腥的未来，高尔基对许多事只好睁一眼闭一眼。所以他预先用种种荣誉把他捆住， 让他高兴，让他知道，如不听话，会失去许多东西。“当家的”深知，可怜 的知识分子都有虚荣心这个通病，并加以利用。
法国名作家亨利·巴比塞来到莫斯科，出席了高尔基的寿辰庆典。他写 过一些亲托洛茨基的文章，因此受到法共和共产国际的攻击。
斯大林对格隆斯基说：“一群笨蛋。这是一笔政治资本，他们却随便挥 霍掉。”他把这笔政治资本接了过来，用同样的钓饵抓住了巴比塞。 在大剧院举行高尔基寿辰庆典时，巴比塞不声不响地坐在场内。“当家的”做报告赞扬高尔基，讲到一半，让格隆斯基把巴比塞从台下请到台上。 “当家的”郑重其事地起立，带头鼓掌。主席台上的人当然跟着斯大林慌忙 起立，全场都莫名其妙地起立。他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请万分感动的巴比塞 坐到自己的位子上，自己则谦逊地坐到了第三排。
巴比塞将满怀激情地颂扬斯大林：“不论你是谁，你命运中最大的幸福 就是这位有着学者的头脑和工人的模样，穿着士兵的服装的人给的。”
格隆斯基写道：“他是个伟大的演员。他同人谈话时既亲切又温和，推 心置腹。把那人送出门后，就会说：‘真是个王八蛋！’”“你们的破烂我们用不着了”
意识形态领域的组织整顿工作在继续。在作家协会之后，整个文化领域 都如法炮制：音乐和绘画领域的先锋派被消灭。建立作曲家协会、美术家协 会，照样有书记、全会、代表大会 照样是党的翻版。在艺术领域，今后 不会有任何非官方团体。格隆斯基把美术家都集中到莫斯科，在全场的一片 起哄声中宣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伦勃朗和列宾。” 场内一片嘘声，昨天取代了资产阶级艺术的所有新派艺术家大哗。但格 隆斯基说：“先生们，你们暴跳如雷是徒劳的。形式主义的破烂我们用不着了。”“当家的”重新起用原先的御用美术家。 现实主义画家列宾当初画了一幅作品来表现沙皇国务委员会会议，被人看不起。现在他被宣布为典范。恢复了美术研究院，特列季亚科夫画廊重新布置，把先锋派赶到一个很小的展厅里。 从今以后，所有的文化工作者都获得了统一的创作方法。 以党为样板。只有承认这一点的人才有权成为创作协会成员。任何背离这一方法的行为，都要受惩罚，就像当初惩罚党内派别活动一样。这一创作方法是布哈林和高尔基制订的。 它的名字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主要宗旨就是党性。只有为党服务的作品才有生存权。构成这个方法的要素——现实主义和人民性彻底禁止了先 锋派的胡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