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日内瓦联合私立银行占据着一幢熠熠发光、覆有黑色玻璃的10层写字楼，写字楼矗立于Rue du Rhone大街，这里正是日内瓦黄金购物区的中心地带，距离我最爱的喷泉仅一步之遥。
在美国银行，当你走进入口时，总会在防弹玻璃后看到面带微笑的柜台人员，而这里却完全不同，在这家银行大厅中，仅有一位年轻女士被约40吨重的灰色意大利大理石围绕其中，面无表情地坐在一张红木办公桌后，桌子大得足以让我的直升机在上面降落。她穿着一套浅灰色的西服，里面是一件白色高领衬衫。她金黄色的头发束在脑后，挽着发髻。我心想，又一个瑞士机器人。
我和丹尼往办公桌走过去时，她以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她肯定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她当然知道。这全写在我们的脸上了。年轻的美国罪犯想在这里将非法谋取的收益洗掉！向学生出售毒品发家的毒贩子！
我深吸一口气，原想向她解释我们只是股市骗子，我们有毒瘾，但我们不卖毒品，但我还是控制住了没跟她讲。
但谢天谢地，她选择保留自己的意见，没有道出我们所犯罪行的本质，只是说了句：“您希望我为您做点什么呢？”
希望？我的上帝！又是“希望”！“噢，我到这儿与吉恩·杰奎斯·索雷尔（化名）开会？我的名字是乔丹·贝尔福特？”我这是怎么了，说话都带上问号了。我都被这些瑞士佬给同化了。
我等着这个女机器人答话，但她一言不发，只是一直盯着我看，然后又看看丹尼，上下打量着我们。接着，她回答说：“啊，您是想说吉恩·杰奎斯·索雷尔先生？”啊，这名字从她嘴里说出来可真是优美极了，仿佛故意在强调我那糟糕的发音。“是的，贝尔福特先生，他们都在5楼等您。”她向电梯示意了一下。
我和丹尼上了红木装修的电梯，电梯操作员是一个年轻人，打扮得像19世纪的瑞士陆军元帅一样。我们站在他的身后盯着他的制服看。看到他的头顶时，我们两个的目光都定在了他头盔顶端挑起的那根紫色羽毛上……这时，我们交换了一下眼神，互相做着鬼脸。我悄悄对丹尼说：“记住我说的话。不管他们说什么，结束离开时我们都要说我们不感兴趣。记住了吗？”
丹尼点点头。
我们走出电梯，沿着铜臭味十足的红木装修的长走廊走着。走廊里非常安静，我感觉自己仿佛身处棺材之中，但我克制了冲动，不想就这个想法做出结论。相反，我深吸一口气，径直走向长廊尽头的那个高大、瘦削的人。
“啊，贝尔福特先生！波洛西先生！两位早上好！”吉恩·杰奎斯·索雷尔热情地说道。我们握了握手，接着，他诡异地朝我笑笑并补充道，“我相信自机场上的不愉快后您的状况好多了。喝咖啡时可得跟我讲讲空姐的事！”
他朝我眨眨眼。
我心想，这家伙不错！他可不是你想的那种瑞士法国佬，这点可以肯定。他绝对是个欧洲人，但他这么“温文尔雅”，绝对不可能是瑞士人。他有着橄榄色皮肤，深棕色头发，头发泛着油光，紧紧地贴在脑后，像个十足的华尔街人。他的脸及身材均较为瘦长，但搭配在一起却很不错。他穿着一套洁净的灰色细条纹的海军呢绒西装，一件双袖头的白色衬衫，一条蓝色丝绸领带，看起来价值不菲。他的穿着打扮看着真是赏心悦目。
我们在走廊里简短地聊了聊，谈话中我得知吉恩·杰奎斯不是瑞士人，而是法国人，只是临时从银行的法国分行调任过来。这倒说得通。接着他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话：他不希望加里·卡明斯基参加这次会议，不过由于是加里牵线搭桥安排这次见面的，所以不让他参加也不行。他提议我们会上只象征性地聊聊，之后今天下午或明天再私下面谈。我告诉他，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已经打算以否定的态度结束本次会谈。他抿着嘴唇，表示赞许地点点头，仿佛在说，“这倒不错！”我甚至不用看丹尼就知道，他肯定被震住了。
吉恩·杰奎斯将我们引入了会议室，会议室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男士吸烟俱乐部。6个瑞士法国佬围着一张长长的玻璃会议桌而坐，个个身穿传统的商务套装，要么手上拿着一根点燃的香烟，要么面前的烟灰缸中放着一根正在燃着的香烟。从上到下，整个屋子弥漫着巨大的烟云。
接着，我看到了卡明斯基。他正坐在这几个法国佬中间，头上顶着那头犹如动物死尸般恶心的假发。一张肥胖的圆脸上挂着谄媚的假笑，看着就是一副欠揍的样儿。刹那间我都打算请他离开会议室，但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最好还是要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我决定不在瑞士开展业务。
闲聊了几分钟后，我说：“我对贵国的银行保密法十分好奇。在美国时我从律师那儿听到了很多互相矛盾的条款。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贵行会与美国政府合作？”
卡明斯基回答道：“这可是在瑞士做生意的最大优点——”
我打断了他，“加里，如果我对你就此问题的看法感兴趣，那么我他妈的——”我意识到这些瑞士机器人很可能不喜欢我粗话连篇的讲话风格，所以我赶紧打住。
接着，我谦逊地说道：“很抱歉，各位——加里，等我们回纽约后我会洗耳恭听的。”
这些瑞士法国佬们笑笑，点点头，潜台词就是：“是的，这个卡明斯基真是愚不可及。”但此刻我想得更多。很显然，如果我决定与该银行做生意，那么卡明斯基就能拿到一笔介绍费。否则他犯得着这么急着来打消我的顾虑吗？起初我以为卡明斯基只不过是个喜欢显摆自己学识渊博的笨蛋罢了。华尔街上可不乏这类人，人送外号“半吊子”。但现在我坚信，卡明斯基此行是奔着钱来的。如果我真的在这家银行开立一个账户，那么通过介绍人费用的收据就能被得知。这就是问题所在。
吉恩·杰奎斯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他说：“卡明斯基先生对于此类问题一向急于表达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有点奇怪，因为您的决策对于他的收益或损失毫无影响。他将您带到本行，我们已支付了些许介绍费。不管您是否决定与我行合作，这对卡明斯基先生的口袋没有丝毫影响。”
我表示理解地点点头。我发现了有趣的一点：索雷尔讲话时并不用祈使句。他的英语十分地道，对习语、俚语等也运用自如。
索雷尔继续说道：“但就您的问题而言，仅当被起诉的犯罪行为在瑞士亦属犯法时，瑞士政府才会与美国政府合作。比如说，瑞士没有与逃税相关的法律，因此，如果我们收到了美国政府就此问题提起的请求时，我们是不会与他们合作的。”
“索雷尔先生所言完全正确，”银行副总裁说道，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削，戴着一副眼镜，好像叫皮埃尔什么什么，“我们对贵国政府可没有太大的热忱。希望您不要误将此话当成冒犯之语。还是那一条，仅当被起诉的犯罪行为在瑞士属于刑事犯罪——或者，按您的话说是重罪时，我们才会与美国政府合作。”
紧接着又一个皮埃尔插话进来，这个家伙更年轻些，但头顶上光秃秃的。他说：“您将会发现，与贵国相比，瑞士的刑法要自由得多。贵国的很多重罪在瑞士却远非如此。”
我的天哪！“重罪”这个词足够让我浑身打冷战的了。事实上，我事先设想的使用瑞士银行作为代理人的想法纰漏百出，这一点已非常明显了，除非……噢，代理人这一做法在瑞士合法吗？我脑海里盘算着这一做法的可能性。我强烈怀疑这一点，不过我得等到和索雷尔私下会谈时再问。我笑着说：“噢，对这类问题我可一点也不担心，因为我绝对无意违犯美国任何一项法律条款。”这可是句赤裸裸的谎言，但我就喜欢这种讲话方式。毕竟，谁会在乎我说的这一堆废话呢。不知为何，这使我更喜欢待在瑞士了。我继续说道：“我是代表我和丹尼两人讲这些的。您知道，我们之所以想把钱存在瑞士，唯一的理由是保护财产。我最担心的一点是，我的工作性质决定我会被起诉——我得补充一下，是错误地被起诉——的可能性很大。不过不管怎么说，我想知道，或者更直白地讲，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无论何时贵行都不可将我的钱，哪怕是一分钱，转给一位美国公民，或者地球上任何一个对我提起民事诉讼的人。”
索雷尔笑了，“我们不仅不会这么做，而且我们甚至不认可任何所谓的民事问题。即便我们收到了贵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这个民间监管机构的传票，我们也绝不会与他们合作。”接着，他想了一下又补充道，“即便所起诉的犯罪行为在瑞士法律中为重罪，我们也会这么去做。”他点点头，直奔主题，“即便这样我们也不会与他们合作！”他阴险地笑了笑。
我赞许地点点头，然后扫视了这个房间。除了我，似乎人人都对事情的发展方式很满意。但我可是一点兴致都没有。索雷尔最后一句话触到了我的痛处，我的大脑马上开始高速运转起来。事情很简单：如果瑞士政府拒绝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合作，那么证券交易委员会别无选择，只能向美国律师办公室提起犯罪调查请求。说来说去我都是死路一条！
我开始在脑海里设想可能的场景。证券交易委员会90%的案子都是在民事层面上解决的。只有当证券交易委员会感觉极其异常时才会将案子转至联邦调查局进行犯罪调查。但是，如果证券交易委员会无法展开调查——如果他们的工作遭到瑞士人的阻碍——那么他们如何能确定哪些属于异常情况，哪些不是？事实上，我正在做的事情中，大部分根本就没这么可怕，不是吗？
我做了个深呼吸，说道：“噢，这些听起来倒挺公道的，不过我想知道，美国政府怎么会知道该锁定哪家银行，我是说，他们怎么知道该往哪家瑞士银行发传票？这些账户均没有户名，只是以数字做代码。因此，除非有人给他们透露消息”——我忍住不看卡明斯基——“告知他们您把钱放哪儿，或者除非您太不小心，留下了某种书面上的把柄，否则他们怎么会知道从哪家银行开始查？他们犯得着猜您的账户号码吗？瑞士的银行有1 000家，每一家可能有10万个账户，加起来就有几百万个拥有不同账户代码的账户了。这就好比是大海捞针，根本毫无可能的。”我将目光直接对准了索雷尔。
沉默了一会儿，索雷尔回答道：“这又是个很好的问题。但回答这一问题前，我希望您允许我先给您简短地上一堂瑞士银行业的历史课。”
这倒不错。了解过去的历史非常重要，这正是过去我和阿尔·艾布拉姆斯早餐会谈时他向我灌输的思想之一。我点点头说：“请讲。我对历史着实感兴趣，尤其是当它与我面临的情形有关，即考虑在一个不熟悉的国度里做生意时。”
索雷尔笑着说：“代码式账户的概念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尽管作为保护客户隐私的方式之一，所有的瑞士银行的确都会为客户提供这一服务选择，不过每个账户都会与名字进行捆绑，并在银行记录中进行保存。”
说完后，我的心猛地一沉。索雷尔继续说道：“很多年前，那还在‘二战’以前，事情可不像现在这样。您知道，那时，瑞士银行家采取的标准做法是，开立账户，账户不与姓名挂钩。一切都基于个人交情与私下交际。很多账户都是以公司名称开立的。但和美国公司不同的是，这些公司没有名头。换句话说，谁真正持有公司的股票就被视为合法所有人。”
“但接着，阿道夫·希特勒和卑鄙的纳粹党来了。这是我们历史上很不幸的一章，也是我们极不愿提及的一章。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帮助犹太客户，但最终，我想我们做得还不够。贝尔福特先生，您知道，我是法国人，但我可以代表在座的诸位说一句话，那就是，我们多么希望当时还能多尽一份力啊。”说完，他停顿了一下，很严肃地点着头。
在座的每个人，包括小丑卡明斯基——他就是个犹太人——也同情地点着头。我猜想每个人都知道丹尼和我都是犹太人，我不由自主地想，索雷尔是不是冲着我们故意说的这番话。又或者他根本就没动这个心思？不管怎么说，他还没开口讲话，我就已经提前想得很远，很清楚他接下来要讲什么。事情很简单：在希特勒横扫欧洲，抓了600万犹太人并将他们关在毒气室中杀死之前，很多人都能将钱转入瑞士。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首次上台执政前他们就已经有了不祥的预兆。然而，把钱偷运出去可比把自己偷运出去要简单得多。事实上，除丹麦外，欧洲各国均禁止数百万走投无路的犹太人在该国寻求庇护。大部分国家都和希特勒秘密达成了协议，只要希特勒同意不袭击该国，他们就会将犹太人赶出本国。对于这些协议，一旦将所有的犹太人关进了集中营，他马上就翻脸不认账了。随着一个个国家相继沦陷，犹太人纷纷四处逃散寻找藏身之处。瑞士在接受犹太人金钱的时候动作如此迅速，而在接收犹太人时却如此不情愿，这真是个莫大的讽刺。
纳粹最终被击溃后，很多幸存的犹太子女前来瑞士寻找他们家的秘密银行账户，但他们根本无法证明自身的合法权利。毕竟，账户没有与姓名挂钩，而是以数字表示。除非这些幸存下来的孩子们准确地知道他们的父母将钱存到了哪家银行，与哪位银行家做的交易，否则他们是无权提走存款的。直到今天还有几百亿美元仍然无人认领。
紧接着我想到了更加黑暗的一面。这些瑞士人有多少人清楚地知道这些幸存的孩子是谁却不予理睬？我甚至有一个更坏的念头：那些全家被杀光的犹太孤儿中有多少人准确地找到了银行，找对了瑞士银行家，却遭到蒙骗。天哪！这真是悲惨！只有那些最高尚的瑞士银行家才会做到正直与公正，确保合法继承人得到他们应得的财产。这就是人性。犹太人的钱就这么永远找不回来了，转而纳入了瑞士银行系统之中。
“因此您就知道，”索雷尔说，“为何现在要求瑞士开立的每个银行账户都需要有一个受益人的名字。这是规定，不可破例。”
我转过头看看丹尼，他轻轻点着头，潜台词却是：“这真他妈的糟糕。”
回酒店的路上，我和丹尼一言不发。我盯着窗外，脑海中却一直闪现数百万死去的犹太人，他们仍在努力寻找他们的钱。此时，我的大腿内侧仿佛火烤一般。如果不是遭受着这么可怕的慢性疼痛的折磨，我或许就能戒掉吃药的习惯。此刻我感觉自己精力充沛，神采奕奕。至少已经24个小时没有吃药了，我的思路如此清晰，仿佛此刻不管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我都能想出对策迎刃而解。不过，对于瑞士的银行法我能怎么办？法律就是法律，而且看着阿尔·艾布拉姆斯出事更证明了一个不变的真理：绝不可将不懂法作为违犯法律的借口。事情再简单不过了：如果我要在瑞士日内瓦联合私立银行开立一个账户，我就要提供一份护照副本，接着银行会将该副本存档。如果美国司法部发出一份与股市诈骗——当然，这在瑞士亦属犯罪——有关的犯罪传票，那么我就完蛋了。即便联邦调查局调查员不清楚哪个账户是我的，或者我与哪家银行在做交易，这也并不会使他们放慢步子。他们的传票将直接发至瑞士司法部，司法部紧接着会向该国的每家瑞士银行发送一份函件，要求各银行提供传票中涉案个人名下所有的账户记录。
这是一定的。
天哪！我倒不如接着使用我在美国的那些代理人呢。至少即使他们被传讯，他们作伪证就是了。虽然这想法不地道，但至少不会留下书面把柄。
等一下！谁说我必须得向银行提供我自己的护照了？也没规定说我不能让我在美国的哪个代理人来瑞士用他的护照开立账户。联邦调查局在我的瑞士代理人中找到我的美国代理人的概率有多大？这是双重代理！双重保护！如果美国发出传票，要求提供与乔丹·贝尔福特相关的记录，那么瑞士司法部就会向银行发出函件却一无所获！
想到这儿我琢磨着，何必要用我现在的代理人呢？过去我筛选代理人的标准有两条，一是忠诚，二是能够在不惊动国税局的情况下快速赚取大量现金。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可不好找。我的首席代理人是艾略特·拉维尼——他迅速成了一个恶魔。他不仅是我的首席代理人，而且正是他向我推荐了安眠酮。他是美国最大的服装制造商派瑞·艾力斯（Perry Ellis）的总裁，公司总部位于曼哈顿市中心的服装区。但他高高在上的地位可稍有误导之嫌。事实上，他的疯狂程度可是丹尼的10倍。真的，看起来似乎毫无可能性，而实际上，跟他相比，丹尼可就是小儿科了。
艾略特每年从派瑞·艾力斯捞取几百万美元的好处——他与海外工厂进行秘密交易，海外工厂提高生产成本，每件服装派瑞·艾力斯需多付1～2美元，然后工厂把这部分钱再转给艾略特。当我通过发行新股票让艾略特赚钱时，他就会用从海外工厂收到的现金和我结算。这是笔完美的交易，不会留下丝毫的书面把柄。但艾略特对我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他的赌瘾和毒瘾让他忘乎所以，他对我的付款也越来越慢。到现在为止，他帮我代理新股票已欠了我将近200万美元的利润，但如果我完全跟他切断关系的话，毫无疑问，这笔钱也就打了水漂。因此，我选择慢慢地逐他出局，继续让他从新股票中赚钱，同时偿还债务。
尽管如此，艾略特的办事能力还是很不错的。他已为我赚得700多万美元现金，再加上另外的1 000万美元，现在已安全存放在美国境内的保险箱中和小心挖的洞里。尽管初步有了点眉目，但我还是不确定该如何把这些钱转到瑞士。等几小时后与索雷尔私下见面时再一起讨论一下。我一直在想，要想再找一个既能赚到同样多的现金又不会留下书面把柄的人来替代艾略特真是挺难的。但现在，有了瑞士这个主要代理层，赚取“干净”现金已不再是我担心的问题了。我只需将钱存在瑞士账户中等着收利息就行了。今天会上唯一没能解决的问题就是，根据银行的操作，我怎样才能使用我瑞士账户中的钱进行消费？洗钱之后我怎么能把这些钱再转回美国进行投资？仍有很多疑问有待解答。
但最重要的是，使用瑞士银行后，现在我选择代理人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忠诚。这使我一下子多出了很多代理人后备力量，我灵机一动，马上想到了我太太的家人。他们都不是美国公民，都住在英国，远离联邦调查局的视线。事实上，联邦证券法中有个鲜为人知的豁免条款，允许非美国公民投资上市公司，其条款比美国公民要优惠很多。这被称为《S条例》，它允许外国人购买上市公司的私募证券，并可避免《144规则》“两年的持有期”要求。根据《S条例》，外国人的证券持有期仅为40天。这个条例够荒谬的，竟然使外国人比美国投资者享受到更多的优势。由此，和大多数证券管理者愚蠢的“杰作”一样，这个条例也导致了大规模的滥用——精明的美国投资者们纷纷与外国人进行秘密交易，非法利用《S条例》对上市公司进行私人投资，无须（根据《144规则》）等到持有满两年后才出售股票。曾有许多外国人主动来找过我，只要支付适当的费用即可充当我的代理人，让我利用他们的非美国公民的身份钻《S条例》的空子。但我始终没有同意。我一直牢记着阿尔·艾布拉姆斯的警告。此外，我怎么能让外国人帮我做这种违法的事，我根本就信不过他们。毕竟，利用外国代理人根据《S条例》购买股票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肯定会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因此我一直采取规避态度。
现在，有了双重代理，有了太太的亲戚作为第二层保护网，突然间这一切看上去似乎就没那么危险了！
紧接着我将思绪定格在我太太的姨妈帕翠西亚身上，噢，不，应该说是我的姨妈帕翠西亚。对，她也成了我的姨妈！我和帕翠西亚姨妈初次见面时，我们就知道彼此志趣相投。想想第一次见到我时所看到的一切，这可真是太有讽刺意味了。那是两年前，在伦敦多尔切斯特酒店，她进来时刚好碰见我过量服用安眠酮，事实上，当她走进酒店客房时，我的脑袋正在抽水马桶里淹着。但她没有批评我，而是一直安慰我，陪了我一整个晚上，拉着我不让我脑袋往马桶里钻，任由我大吐刚吃下去的“毒药”。接着，她用手指捋着我的头发，就像小时候妈妈对我那样。第二天，我们一起吃了中餐，她丝毫没让我因昨天的事感到一丝一毫的内疚，并且说服我不要再滥用药物了。事实上，接下来连着两周我一直都很清醒。当时我正和娜丁在英格兰度假，我们两个人相处得从来没有这么融洽过。我心情极佳，甚至都想过搬到英格兰住，让帕翠西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分子。但在内心深处，我清楚这只是个幻想罢了。我得生活在美国，Stratton在美国，我的权力在美国，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待在美国。等我回到了美国，在丹尼·波洛西和艾略特·拉维尼以及我手下其他经纪人的“良好熏陶”下，我立马恢复了用药的习惯。随着后背愈加灼痛，我的毒瘾也比以前更强烈了。
帕翠西亚姨妈65岁，离异，退休教师，无政府主义者。她可是个完美的人选。她一向不屑于与政府相关的事，而且绝对值得信任。如果我开口让她帮我做事，她会露出最温暖的笑容，第二天就登上飞机到我这儿来了。此外，帕翠西亚姨妈没有钱。每次看到她时我就会给她一笔钱，可能一年都花不完，但她一直拒而不收。她内心太过骄傲了。但现在，我可以这样跟她解释：她为我做事，所以大赚一笔也是理所应当。她想花多少我就让她花多少。事实上，我会改变她以前的窘迫生活，让她过上有钱人的日子。这是个多么棒的想法啊！此外，她根本就不会花钱！她是在“二战”的废墟中长大，现在指望着少之又少的教师退休金生活。即便是想大把“烧钱”，恐怕她也不知道该往哪儿烧吧。可能她大部分的开销都会用在溺爱她的两个孙子上面。这倒挺好的。事实上，想到这个我的心都温暖得不得了。
如果美国政府有朝一日真的来敲帕翠西亚的门，那么她只需让他们滚蛋。想到这儿我忍不住大声笑了出来。
“你在乐什么呢？”丹尼咕哝着，“这次会谈可真他妈的浪费时间！而且我连片安眠酮都没有，真是郁闷。说说看，你在想什么呢？”
我笑笑，“几小时后我会与索雷尔见面，我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他，不过我很确信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一回到酒店就给珍妮特打电话，告诉她明天一早让一架里尔喷气机在机场等我们，并预订一下多尔切斯特酒店的总统套房。伙计，我们要去伦敦，我们要去伦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