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5周后）
“笨鞋匠”此刻坐在办公桌旁，脸上一副“仿佛已拥有了整个世界”的骄傲表情，我心想，这并无不妥。1996年，我们的营业额将飙升至5 000万美元，各个部门也将齐头并进。我们的百货商场业务业绩斐然，我们的自创品牌业务正蒸蒸日上，我们的史蒂夫·马登商标许可业务也超过了预期，我们的零售店——现在已开设了9家——亦日进斗金。事实上，每逢周六、日，零售店门口总会排起长队，史蒂夫·马登逐渐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品牌，成为了所有小女生们的首选。
但他接下来对我说的这番话却极为不妥：“我认为现在是时候把‘说教者’踢出局了。如果现在甩掉他，我们仍能从他那儿拿到股票期权。”他冷淡地耸耸肩，“而如果让他继续在这儿干下去，他的股票期权就收不回来了，那我们就亏了。”
我不敢相信地摇了摇头。最具讽刺意味的地方是，“说教者”手中持有的股票期权少得可怜，对任何人（当然，“说教者”本人除外）都构不成什么影响，如果他的雇用合同上慷慨的书面条款就这么被赖掉，如果他的股票期权就这么凭空消失的话，他肯定会疯掉的。
我说：“你不能这样对加里，过去一年多来这个家伙可为我们卖了不少力。我必须承认，他有时候真的挺惹人烦的，但你还是不可以这样对待你的员工，尤其是像加里这么忠心耿耿的员工。史蒂夫，你这种做法大错特错。你想想看，你这么一来向其他人发送了怎样的信号。这么做绝对会有损公司的士气。每个人都很看重股票期权，这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公司的主人，这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安全感。”
我疲倦地叹了口气，然后补充道：“如果我们一定要踢走他，那也行，不过我们一定要把他应得的部分给他，另外再稍微加上一点额外补偿。史蒂夫，这是唯一正确的做法，其他任何一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笨鞋匠”耸耸肩说：“这我就搞不懂了。是你最先取笑‘说教者’的，你干吗会这么在意我收回他的股票期权呢？”
我沮丧地摇摇头，“首先，我之所以取笑他，只是想让每天的工作充满笑声。史蒂夫，我会开每个人的玩笑，包括我自己，也包括你。但事实上，我很喜欢‘说教者’，他是个好人，是个绝对忠心的人。”我大大地叹了口气，“听着，我并不否认，加里可能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或许的确是时候找个有行业经验、能够直接与华尔街对话的重量级人物来接任了，但是我们不可以夺走他的股票期权。他是在我们创业阶段，在我们还在工厂往外运鞋的时候来为我们工作的。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为公司做了不少好事的，背弃他是会遭报应的。”
“笨鞋匠”叹了口气，“我想，你说他忠诚这根本不靠谱。如果他逮着机会肯定眼都不眨就背叛我们的。我——”
我打断了“笨鞋匠”，“不，史蒂夫，他不会背叛我们。加里是个正直的人，他和我们不同，他是个言而有信的人，他永远不会背信弃义。如果你想炒掉他，这可以，但是，你应该让他持有股票期权。”我意识到，刚刚使用了“应该”这个词，我等于是给了史蒂夫更大的权力。虽然在书面上，他仍是公司的多数股份拥有人，但通过我们之间的秘密协议，我才是公司的真正掌控者。
“让我跟他谈吧，”“笨鞋匠”说道，眼神中充满了邪恶，“如果我能说服他平静地离开，那你也就犯不着担心了。”他耸了耸肩，“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能要回他的股票期权，那么我们就对半分，好吗？”
我挫败地瘫在那儿。现在是上午11点半，我却感觉疲惫不堪。我心想，可能是嗑了太多的药吧。而家里的日子……近来也不算顺。女公爵仍对卡特担忧不已，而我的背痛也到了一个极点，现在一天24小时全天候折磨着我。我已暂定于10月15日接受脊柱融合术，距离现在仅剩3周时间了，一想到这个我就头皮发麻。届时我将全身麻醉，在手术刀下躺7个小时。谁知道手术结束时我会不会醒来？即便醒过来了，谁又知道会不会瘫痪呢？只要是接受脊柱手术，风险总是会有的，即便是由格林医生这位最优秀的专家主刀亦不例外。手术后我将休息至少6个月的时间，不过之后，我将对我的背痛永远地说声“再见”，我的生活又能恢复正常了。是的，1996年的夏天一定会很不赖的！
当然，我也一直将此作为毒瘾升级的托词，我向马登和女公爵保证，一旦背部康复了，我就会彻底地戒掉毒品，再次向他们呈现“真正的乔丹”。事实上，此刻之所以没有嗑药，原因只有一个，我正要离开办公室去老布鲁克维尔接女公爵。我们将前往曼哈顿，在广场大酒店（Plaza Hotel）共度一个浪漫的夜晚。这是她母亲的主意——自从卡特心脏发现问题以来，种种焦虑快让我们吃不消了，所以我们两个应该远离家中的烦恼出去散散心，这是一个恢复活力的绝佳机会。
“听着，史蒂夫，”我挤出笑脸说，“我手上已经有足够的股票期权了，你也一样。如果想要的话，我们还能继续为自己多印一些出来。”我打了个大哈欠，“不过，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我现在太累了，不想和你争辩什么。”
“你脸色看上去够恶心的，”史蒂夫说，“噢，我这可是在关心你。我真为你担心，你的太太也是。你必须把安眠酮和可卡因停了，否则你会把命搭进去的。我也是过来人。当时我的毒瘾几乎和你差不多。但我没你有钱，所以不可以陷得太深，或者，我陷得和你一样深，不过我戒的速度很快。但对你来说，你这么有钱，估计一时半会儿也没法说戒就戒。我只是恳求你赶紧戒了，否则没有什么好下场的。吸毒的人永远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我懂你的意思，”我诚恳地说，“我向你保证，背伤一治愈我就戒掉。”
史蒂夫赞同地点点头，不过他的眼神仿佛在说，“还是眼见为实。”
当我脚踩离合器，将手动挡换至4挡时，全新、洁白、12汽缸、450马力的法拉利特斯塔罗萨发出了F–15战斗机在加力燃烧时的尖叫声。就这样，我嘴里叼着一卷优质大麻，在跨岛公路上穿梭着，车子以120英里/小时的速度在昆士区西北部又行进了1英里。我们的目的地是广场大酒店。尽管卡特最近一直很健康，但女公爵仍然紧张不安。或许在广场大酒店住两个晚上对我们很有好处。
刚过7点，我们走进了广场大酒店的旋转门。这是纽约我最喜欢的一家酒店。不过，不爽的是，刚进房间没多久电话就响了。
我们看着电话，心里一沉。除了正在照看卡特的珍妮特和娜丁的母亲外，再没有人知道我们现在在哪儿。天哪！肯定有坏消息。这再清楚不过了。响完第三声后，我说：“或许这是前台打来的。”
我将手伸过去，抓起了电话，“你好！”
“乔丹，我是苏姗娜。你和娜丁必须马上回家。卡特烧到40.5度，他现在已经一动不动了。”
我看着女公爵。她看着我，等我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过去6周来她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从未见过她如此紧张不安过。如果我们刚出生的儿子不幸夭折的话，这对她将是致命的打击。“亲爱的，我们需要现在就离开这儿。卡特发烧了，你妈妈说他现在一动不动了。”
我的太太并没有哭。她只是紧紧地闭上了双眼，抿着嘴唇，开始点着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两人都知道，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反正上帝就是不希望这个无辜的孩子留在这个世界上。至于原因，我想不出。但现在不是流泪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家对我们的儿子说声“再见”。
眼泪就先留着，到时注定会泪流成河。
穿过昆士区—长岛边界时，法拉利的时速已到了125英里了。“求你了！再快一些！我们必须赶快送他去医院，再晚就来不及了！”女公爵说。
我点点头，踩了下油门，车子像火箭般迅猛向前方冲去。不到3秒钟，时速已到了140英里，而且还在继续上升——超过时速75英里的车子时仿佛它们都在原地静止不动。至于为什么我们告诉苏姗娜不要将卡特送到医院，我不是很确定，不过这应该与“我们想在家中见到他最后一面”有关吧。
很快，我们就上了车道；法拉利还没有停稳，女公爵就冲向了前门。我看了看表：晚上7点45分。从广场大酒店到橡树街开车通常需45分钟，而我只用了17分钟。
从曼哈顿回家的路上，女公爵用手机和卡特的儿科医生通过话，预断结果非常可怕。在卡特这个年龄，伴有全身不动的极度高烧很可能是脊膜炎。脊膜炎分两种——细菌性和病毒性的。这两种都是致命的疾病，但区别在于，如果他成功挺过病毒性脊膜炎的初期，那么他就可以完全康复；然而，对于细菌性脊膜炎，他极有可能在失明、失聪和智障中度过余生。这太令人难以接受了。
我一直在想，父母该如何学着去爱身患这类疾病的孩子。我偶尔会在公园里看到智障的小孩子。这真是件令人揪心的事——看着父母尽其所能，为孩子创造哪怕一点点的快乐。我一直对他们向孩子展示的深深的爱心存敬畏——尽管他们可能会感到尴尬，尽管他们会感到愧疚，尽管这对他们的生活会造成明显的负担。
我真的能够做到吗？我真的能够应对自如吗？当然，“我能够”这种话很容易说出口，但说着容易做着难。去爱一个你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你永远没有机会建立感情的孩子……我只能祈求上帝能赐予我力量，让我成为这样的人——一个好人——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人。毫无疑问，我的太太可以做到。她似乎与卡特有一种极不寻常的亲密关系。这就像是从钱德勒懂事起，我和她之间的关系一样。事实上，即便现在，当钱德勒极为伤心谁也安慰不了时，总得靠爸爸救场才行。
而卡特，不足两个月大，却已经以这种奇迹般的方式向娜丁做着回应。仿佛只要娜丁一在他身边，就可以让他安静、舒服，感觉一切都本该如此。总有一天，我也会和我的儿子如此亲密，是的，如果上帝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做得到。
走到前门时，女公爵已经将裹在蓝色毛毯中的卡特抱在了怀里。值夜班的洛科将揽胜（Range Rover）开到门前，做好了飞速将我们送至医院的准备。向车子走去时，我将手背放在卡特小小的额头上，我完全惊呆了——他真的是快烧焦了。他仍有呼吸，不过已经很微弱了；全身也十分僵硬，已经一动不动了。
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和女公爵坐在车子后排，苏姗娜坐在前排副驾驶座上。洛科曾做过纽约警察局侦探，所以他对红灯和限速根本不放在心上。而且，鉴于目前的状况，这样做也合情合理。我拨了佛罗里达州格林医生的电话，不过他不在家。接着，我打电话给我的父母，告诉他们在曼哈斯特北海岸医院碰面，那里比犹太医院近5分钟。此后，大家一路沉默不语，不过此时仍没人流泪。
之后，由抱着卡特的女公爵带头，我们冲进了急诊室。卡特的儿科医生已经和医院通了电话，所以他们正在等着我们。我们从坐满面无表情的人的候诊室跑了过去，不到一分钟，卡特就躺在了检查台上，医生正用一种闻起来像外用酒精的液体擦拭着他。
一位眉毛浓密、长相年轻的医生对我们说：“这看起来像是脊膜炎。我们需要你们授权做一个脊髓抽液。这是一个风险很低的程序，不过这始终存在感染或——”
“快他妈的给他做脊髓抽液！”女公爵迅速说道。
医生点点头，我太太所用的语言似乎丝毫没让他感到羞辱。毕竟，她有权这样讲话。
之后就是焦急的等待，也不知是过了10分钟还是两个小时，他的烧稍微退了些，降到了38.9度，接着，他开始控制不住地大哭起来。那是一种极尖利叫声，很难用语言描述。我心想，这是不是婴儿即将被剥夺最基本的能力时的哭声，仿佛他本能地意识到即将降临到他身上的命运而在痛苦地放声大哭着。
我和女公爵坐在候诊室浅蓝色的塑料椅上，相互倚靠着，紧张地等待着结果。我的父母和苏姗娜陪在一旁。麦克斯先生来回踱着步子，尽管墙上贴着“禁止吸烟”的标志，他却照抽不误，我真同情哪个敢让他熄灭烟头的人。我母亲满面泪水地坐在我身边，我从未见过她如此惊慌过。苏姗娜坐在她的女儿旁边，不再谈论政府阴谋之类的话语。宝宝在心脏上有个洞是一回事，这是可以修复的；而如果一个孩子在失聪、智障和失明中成长就要另当别论了。
这时，医生从双层自动门走了出来。他穿着蓝色的医院手术服，脸上没有表情。我和女公爵立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向他跑了过去。他说：“贝尔福特先生、太太，很抱歉，脊髓抽液结果呈阳性。你们的儿子患有脊膜炎。这……”
我马上打断了医生的话：“是病毒性还是细菌性？”我抓着太太的手，紧紧地攥着，祈祷是病毒性脊膜炎。
医生深吸了口气，又缓慢地吐出。“是细菌性，”他很难过地说，“我非常抱歉。我们都非常希望是病毒性的，但抽液测试已经得出了结论。我们将结果核查了3遍，不会有错。”医生做了个深呼吸，接着说，“我们将他的烧降到了37.8度，所以看起来他好像已经没事的样子，不过，患有细菌性脊膜炎将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巨大损伤。现在我们还无法准确说出损伤程度与位置，不过这通常会导致失明、失聪以及”——他停顿了一下，仿佛在寻找着适当的措辞——“某种程度上会丧失心理机能。我很抱歉。他一旦脱离了急性期，我们将召集部分专家估测实际的损伤程度。不过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是向他注射大剂量的广谱抗生素来杀灭细菌。现在我们甚至还无法确定是什么样的细菌，这似乎是一种罕见的生物体，在脊膜炎中并不常见。我们已经联系了传染病科主任，他现在正在前往医院的路上。”
我难以置信地问道：“他怎么会受到细菌感染呢？”
“目前还不知道，”这位年轻的医生说，“不过他现在正被转移至5楼的隔离病房。在我们查出具体病因之前，他将一直被隔离。除您和您太太外，其他人不能见他。”
我看着女公爵。她张着嘴巴，似乎冻僵般一动不动，呆呆地看着远处。接着，她晕了过去。
5楼隔离病房内一片混乱。卡特正胡乱地挥动着手臂，双脚不断踢着，尖叫着，女公爵来回走动着，歇斯底里地哭着。泪水奔涌而出，脸色极为苍白。
其中一位医生对她说：“我们正试着对您的儿子进行静脉注射，但他一直在动，怎么也停不下来。像他这个年龄我们是很难找到静脉的，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在他的头顶上扎针。这是唯一的办法。”他的语气极为冷淡，毫无同情可言。
女公爵马上就冲他来了：“你这个浑蛋，你知不知道我先生是谁？你现在马上给我回去，在他的手臂上进行静脉注射，否则不等我先生花钱找人灭你，我就先动手杀了你！”
医生吓傻了，惊恐万分地张着嘴巴。他可绝对不是来自贝瑞吉的女公爵的对手。“你还愣在这儿干吗？快去！”
医生点点头跑回了卡特的病床旁，抬起他小小的手臂接着寻找静脉。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你好。”我无精打采地说道。
“乔丹！我是巴斯·格林，我刚刚收到你的留言。我为你和娜丁的事感到难过，他们确定是细菌性脊膜炎吗？”
“是的，”我回答道，“他们确定。他们正试着给他进行静脉注射，给他打大剂量的抗生素，但他现在像发疯了一般。他不停地踢着，尖叫着，挥动着手臂。”
“等等，等等，”巴斯·格林打断了我，“你刚刚说他挥动着手臂？”
“是的，他像发疯般一直在闹，就连这会儿还是这样。他的烧一退就一直在闹，怎么哄也不行。听起来就像是被邪恶——”
“噢，乔丹，你可以放下心了，因为你的儿子并没有得脊膜炎，不管是病毒性还是细菌性的。如果他真的得了脊膜炎的话，这会儿他肯定还是40.5度的高烧，而且身体会非常僵硬。他很可能是得了重感冒。婴儿很容易发高烧。明天一早就会没事的。”
这番话令我大吃一惊。巴斯·格林怎么可以如此不负责任，编造这种无谓的希望呢？他甚至都没见过卡特，而且脊髓抽液也下了最终结论，他们将结果核实了3遍。我做了个深呼吸说：“听着，巴斯，我很感谢你这样安慰我，但是脊髓抽液表明他的确有某种罕见的生——”
他又一次打断了我，“我才懒得理会什么检查结果。事实上，我敢打赌这是样品出现了污染。这是这类急诊室里的常见问题：他们擅长治疗骨折或枪伤，但仅此而已。但这个结果，这个结果他们绝对是误诊了，绝对是让你过度担心了。”
我听到了他在电话那头的叹气声。“听着，乔丹，你知道我每天都在和脊髓分析打交道，所以我无奈地成为了一名向人们宣布坏消息的专家，但这个结果绝对是一派胡言！你的儿子只是感冒。”
我惊呆了。我从未听到巴斯·格林一口气说这么多话。或许他是对的？又或者，从他在佛罗里达州家中的客厅他就能比这些站在我儿子床边使用着世界上最先进医疗设备的医生们做出更准确的诊断，这可信吗？
这时，巴斯以尖锐的语调说道：“让娜丁接电话！”
我走过去，把电话递给了女公爵。“给，是巴斯打来的。他想跟你讲话。他说卡特没事，这些医生说的都是疯话。”
她接过电话，我走到卡特的病床旁，低下头看着他。他们终于在他的右臂上进行了静脉注射，他稍稍安静了下来——现在只是呜咽着在床上不舒服地翻着身。我心想，他长得真是很英俊，看看他的睫毛……即便是此刻，他的睫毛仍那么显眼，那么漂亮。
一分钟后，女公爵走到了病床旁，俯下身子将手背放在了卡特的额头上。她迷惑不解地说道：“他现在似乎不那么烫了。不过，这些医生怎么会诊断错了呢？脊髓抽液怎么可能会出错呢？”
我伸出手臂搂着女公爵，紧紧地抱着她。“我们轮流在这儿值夜吧。这样钱德勒就会一直有人陪了。”
“不，”她回答道，“我不会把儿子留在这儿我自己离开的。我不在乎我是不是要在这儿待上一个月。我不会离开他的，永远都不会。”
接下来3天里，女公爵一直在卡特的床边睡，一次也没离开过病房。第三天下午，我们坐在了驶往老布鲁克维尔的汽车后座上，卡特·詹姆斯·贝尔福特就坐在我们中间，“这是样品出现了污染”，这句话仍在我们耳边快乐地回放着，这时，我对巴斯·格林医生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先是亲眼见证了他将艾略特·拉维尼从昏迷中摇醒；现在，18个月后，他又一次创造了奇迹。这让我感到更加放松与欣慰——下周我的脊柱手术将由他主刀。手术之后，我就可以重获新生了。
之后，我就可以彻底地戒掉毒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