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5分钟，我坐在了办公室里，面前是一张适合于发号施令的办公桌，所坐的椅子有如王座一般。我将脑袋扭向一边，对房间里其他两个人说：“现在我把话挑明了，你们想把一个侏儒带来这里，让他在交易室里被抛来抛去？”
他们一致点了点头。
在我正对面，坐在一张深红色皮革太空椅上的正是丹尼·波洛西。这一刻，他似乎没因刚吃下金鱼而有什么不适，现在，他正在向我极力推销他最近头脑风暴的产物，即以5 000美元请一位侏儒来交易室，让经纪人们玩“抛侏儒”游戏，这绝对是长岛历史上首次“抛侏儒比赛”。这件事听起来够古怪的，我产生了点儿兴趣。
丹尼耸耸肩，“这并没有听起来那么疯狂。我是说，我们不会将这个小浑蛋随意乱抛的。我的想法是，我们在交易室前面摆放一排摔跤垫，给马登交易中表现最好的5位经纪人每人两次抛侏儒的机会。我们会在垫子一端画一个靶心，然后放下一些维克罗搭扣，这样侏儒能够粘住。然后我们选几位热辣的销售助理来举牌——就像潜水比赛的裁判一样。他们可以根据抛的方式、距离、难度系数等来打分。”
我难以置信地摇摇头。“这么短时间你到哪儿去找个侏儒来？”我转过头看着屋里的第三个人，安迪·格林。“你对这事怎么看？你是公司的律师，你肯定有话讲吧？”
安迪谨慎地点点头，仿佛他在酝酿适当的法律措辞来答复我。他是我一个值得信赖的老朋友，最近被晋升为Stratton公司的财务部总监。安迪的工作职责是，审查Stratton每天收到的几十份商业计划，决定哪些（如果有的话）需要送给我看。本质上，公司财务部充当了一个生产工厂的角色，即提供以股票和IPO认购权证（华尔街的说法是“新股发行”）为形式的制成品。
安迪身着Stratton标志性的制服：一套完美的吉尔伯特西装、白衬衫、丝绸领带。另外他还戴着一头糟糕的假发，看起来就像是有人拿了一条煺了毛的驴尾巴，拍击着他鸡蛋形状的犹太人头骨，往上泼虫胶，再往虫胶上扣了一个谷物盘，然后再在谷物盘上放一个20磅的贫化铀盘，让它静止一会儿的样子。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安迪在Stratton得到了一个“假发佬”的绰号。
“呃，”“假发佬”说，“就保险问题而言，如果我们有侏儒签字的弃权证书，并有一份免责协议，那么，如果侏儒摔断脖子的话，我们是不负有责任的。但是，我们需要非常谨慎，这是在诸如这类情形下做出的明确的法律声明……”
天哪！我可不想听他对抛侏儒一事的法律分析，我只是想知道，“假发佬”是否认为这有助于提升经纪人的士气！因此，我转过头，一只眼睛盯着办公桌上电脑显示屏里滚动着的绿色数字和字母，另一只眼睛则瞟向落地平板玻璃窗，看看交易室里的情况。
“假发佬”和我以前是同窗。那时，他长着一头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金发，宛如玉米穗丝。但遗憾的是，到17岁生日时，他那头漂亮的金发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了，头发稀疏得快连大齿的男士梳子都用不上了。
面对着小小年纪（还在读高中）便要完全秃顶的命运，安迪把自己锁到了地下室里，抽了5 000卷廉价的墨西哥大麻，玩着电脑游戏，一天三顿吃着Ellio冷冻比萨，等待着自然之母来跟他开这个残酷的玩笑。
3年后，他终于从地下室里走了出来，俨然一个50岁的猥琐的犹太老头儿，脑门上仅残留着几缕头发，大腹便便，并形成了新的性格，即《小熊维尼》里那个无趣的小驴屹耳与小母鸡潘妮（童话故事中的角色）的综合体，总认为天快要塌下来了。此后，安迪被逮到在学术能力评估考试 （SAT）中作弊，由此被“发配”到了纽约北郊弗里多尼亚小镇上一个当地的教育学院——弗里多尼亚州立大学，在那儿，即便夏天学生们也冻得要死。但他还是想办法通过了这所优良学校严格的学术要求，并于5年半后毕了业——他智商是一点未见长，不过明显比以前狡诈多了。后来他进了南加州某个名不见经传的法学院，而他所获得的法律学位毫无含金量可言。
当然，在Stratton Oakmont这样一家投资公司，平时的一些琐碎事务并不是那么要紧。重要的是私人关系和忠诚。所以，当安德鲁·托德·格林（即安迪·格林）听到风声说他儿时的朋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时，他和我其他的儿时伙伴一起来找我，向我发誓会忠诚于我，从而搭上了这辆顺风车。这不过才一年多的时间。从加入那天起，他便一直打压、排挤、使阴招儿、欺骗或挤走任何一个敢挡他路的人，直至站到了Stratton“食物链”的最顶端——这在Stratton可谓屡见不鲜。
他对Stratton式企业财务的微妙做法——寻找刚起步、急需钱、愿意将大部分所有权卖给我的公司——毫无经验可言，所以我一直在培训他。“假发佬”那张法律学位证书连给我的宝贝女儿擦屁股的资格都没有，但我还是给他开了50万美元的基本工资。
“……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个，认为可行吗？”“假发佬”问。
我突然意识到他在向我发问了，但除了知道这与“抛侏儒”有关外，他在讲些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我也懒得理他，扭过头去看着丹尼，问道，“你打算去哪儿找侏儒？”
他耸耸肩，“我还不太确定，但你如果同意的话，我会首先打给玲玲兄弟马戏团（Ringling Bros.Circus）。”
“或者世界摔跤协会（WWF）。”我忠心耿耿的律师补充道。
天哪，我心想，我简直快疯了！我深吸了一口气说，“伙计们，听着，抛侏儒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在同样重量的情况下，他们可比熊强壮多了，知道吗，他们就曾把我吓得半死。因此，在我批准这个抛侏儒游戏之前，你要给我找到一个游戏监督员，如果侏儒莽撞从事，他能及时控制住。此外，我们还需要一些镇静剂、一副手铐、一罐催泪瓦斯——”
“假发佬”插话道：“一件紧身衣——”
丹尼补充说：“一根电牛棒——”
“没错。”我大笑说。
我们大笑起来。我说：“不过还是要非常谨慎，如果事情上了报纸我们可是得受罚的。”
丹尼耸耸肩，“这我可不知道，我认为我们可以从积极的方面看待这件事。我是说，想一想，侏儒能有多少工作机会？这好比是我们在回馈社会，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他又耸了耸肩，“不管怎么样，没人会关心这种事情。”
这一点他倒是说对了。事实上，没人会以积极的态度来关注我们。他们总会使用那些一成不变的负面术语来报道我们——Stratton员工都是狂野的异端分子，而为首的就是我，一位超级年轻的银行家，在长岛上创办了我自己独特的天地，在这里你找不到任何正常的行为。在媒体的眼中，Stratton和我就像是连体婴一样密不可分。即便我在向受虐儿童基金会捐款时，他们还是挑我的毛病——仅用一段来写我的慷慨之举，而其他三四页则扯些别的东西。
媒体的“大屠杀”始于1991年，当时《福布斯》杂志一位傲慢的记者鲁拉·卡拉夫（Roula Khalaf）将我描写成一个另类的罗宾汉——抢劫有钱人，然后将钱财分给自己以及手下那群快乐的经纪人。当然，她的确是个聪明绝顶的人。说实话，这篇报道让我吃了一惊，至少刚开始看时是这样，后来我才得出结论，原来这篇文章是在赞美我。毕竟，有多少个28岁的年轻人能在《福布斯》杂志上曝光？不可否认的是，文章中所讲的有关于“另类罗宾汉”的事绝对是在凸显我慷慨大方的本性！这篇文章火起来后，又有一大群人在我门口排起了长队应聘。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是在为一个几乎无恶不作的老板效力，Stratton员工却自豪无比。他们会在交易室跑着高唱道：“我们就是你快乐的手下！我们就是你快乐的手下！”有些人会穿紧身衣来上班，还有人则故意把贝雷帽歪戴成俏皮的样子。
所以，这样看来丹尼说得没错。没人会在乎所谓的报道，但“抛侏儒”这件事会有怎样的反应呢？我现在没有时间去想这个。就史蒂夫·马登股票认购一事还有一些重要问题需要解决，而且我还得对付一下我的父亲，他就在附近“潜伏”，一只手上拿着一叠50万美元的美国运通账单，另一只手则毫无疑问拿着一杯冷掉的Stoli（俄罗斯的伏特加品牌）。
我对“假发佬”说：“你先去找下马登，跟他讲些鼓励的话。告诉他讲话时一定要简短、体贴，不要讲他如何喜欢女鞋的话，否则他们会直接砍了他的。”
“没问题，”“假发佬”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这个‘笨鞋匠’肯定不会讲女鞋这个话题的。”
他还没走出门，丹尼就说起他的假发。“他这头破假发是怎么回事？”丹尼咕哝着，“看起来就像一只死了的松鼠，真恶心。”
我耸耸肩。“我觉得他一直得戴着这个东西。或许这假发需要干洗一下了。得，现在说正事：我们还是要处理一下马登这笔交易，现在时间不多了。”
“我记得纳斯达克说过他们会让它上市吧？”丹尼问道。
我摇摇头。“会倒是会，不过他们只会让我们保留我们所持股份的5%，就这么多。开始交易前我们需要把持有的剩余股份出让给史蒂夫。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现在就签署协议，今天上午就得签！此外，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相信史蒂夫在公司上市后会做出正确的举动。”我抿着嘴唇，开始缓慢地摇着头。“我不知道，丹——我有一种感觉，他在和我们耍手段。我不确定他在最后的紧要关头能否做对的事。”
“你可以信任他，他绝对忠诚。我了解这个家伙，相信我，他比谁都清楚要保持缄默。”丹尼把拇指和食指放到嘴边，扭转着指头，仿佛在说，“我会让他闭嘴的！”他接着说道，“看在你为他所做的一切的分儿上，他不会出卖你的。史蒂夫可不是傻瓜，他给我当代理人（Rathole）赚了这么多钱，他可不会冒这个风险，小心他血本无归。”
“Rathole”是Stratton的术语，指的是“代理人”，即持有纸面股票，但充其量不过是个名义上的代理。作为代理人而言，只要合法纳税，并且代理人协议不违犯证券法，那么这本身并没有什么违法的因素。事实上，代理人的使用在华尔街是一种常见做法，那些大的金融机构会指派代理人建立一家公司的股票头寸而不惊动其他投资者。只要你对任何一家公司所购入的股份不超过5%，则完全合法，如达到5%这个点，你就需要填报13D表格进行备案，披露你的所有权和购买意图。
然而，我们使用代理人的方式——秘密地大量购入Stratton新发行的股票——却大大违犯了证券法，以至于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努力制定新的法规来制止我们。问题是，目前已出台的各项法律法规漏洞太多。当然，我们并不是华尔街上唯一一家钻法律漏洞的公司；事实上，每个人都在这么做，只不过我们做得更过火，更厚颜无耻而已。
我对丹尼说：“我知道他是你的代理人，但用钱来控制一个人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相信我吧。我做这一行比你久。重要的是，你如何满足你的代理人未来的期望，而不是过去你为他做了什么。过去的利润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而且这或许会起到反作用。人们并不喜欢总是感觉亏欠别人，尤其是好朋友之间。因此，过一段时间，你的代理人就会开始恨你。我已经因为这样失去一些朋友了，你也会的，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不过，我想说的是，用金钱换来的友情并不长久，忠诚亦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像‘假发佬’这样的老朋友在这家公司会有这样重要的地位。你不可以靠金钱来换别人的忠诚，你懂我的意思吗？”
丹尼点点头，“是的，我懂，我和史蒂夫之间也是这样做的。”
我郁闷地点点头。“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在贬低你和史蒂夫两人的关系。但我们现在说的是800万美元，至少是这个数。基于公司的发展状况，这一数字有可能飙升10倍不止。”我耸耸肩，“谁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我口袋里可没有水晶球，预测不了未来！平心而论，我告诉你，我对这只股票感觉很好。我觉得这家公司会有大的成就。如若果真如此，我们持有200万股，伙计，你算一下：按1股100美元，我们会有2亿美元。这一巨额数字会驱使人们做出奇怪的事情。不仅是史蒂夫·马登，每个人都可能会。”
丹尼点点头说：“我懂你的意思，毫无疑问，你是这方面的权威。但我告诉你，史蒂夫很忠诚。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如何从他那儿拿到钱。他付钱可一向不爽快。”
这倒不假。使用代理人的问题之一就是想办法无须发出警告便可拿到现金。说永远比做容易，尤其当交易金额以百万美元计算时，这更是难上加难。“总会有办法的，”我自信满满地说，“我们可以弄一份咨询合约，但如果金额达到了千万以上，我们就需要考虑动用一下我们的瑞士账户了，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尽可能保守住秘密。话说回来，可能出问题的不仅仅是史蒂夫·马登鞋业，其他15家公司和马登一样，也都正在做着上市准备。如果史蒂夫都不能守住秘密让我失望的话，那么其他大多数我不了解的人就更谈不上信任了。”
丹尼说：“只需告诉我你希望我怎么处理史蒂夫这笔交易，我会照办的。但是，我还是要说，你不需要担心，他对你的赞美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人。”
我可是太了解史蒂夫是如何赞美我的，或许了解得过了头。事实很简单：我对他的公司进行了一笔投资，作为回报，我拿走了85%的股份，这样说来，他欠我什么？事实上，除非他是圣雄甘地再生，否则他肯定很恨我——多多少少会有些怨恨——我竟然将他名下的份额拿走了这么多。
有关史蒂夫的事，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困扰着我，这些问题我没法跟丹尼讲，那就是，史蒂夫曾向我做过很微妙的暗示，他希望能够直接跟我做这笔交易，而不用通过丹尼。毫无疑问，史蒂夫只是想和我“分这杯羹”，而他的策略也始终围绕这一目标。这一点表明，史蒂夫是个非常狡猾、有手段的人，最重要的是，这说明他一直在寻找“更大更好的交易”。如果他发现了一笔“更大更好的交易”，一切努力都会付诸东流。
不过现在史蒂夫还需要我。然而，这与Stratton为他筹得700万美元基本没什么关系，这与作为丹尼的代理人丹尼可以为他赚到约300万美元就更没有关系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向前看，我对史蒂夫的掌握基于他的股票上市后我操控股价的能力。作为史蒂夫·马登占主导地位的做市商，事实上所有的买入与卖出全产生于Stratton的交易室——这让我有机会让股票随着我的心意上涨或下跌。所以，如果史蒂夫不受控制，我就会让他的股票价格大跌，使其交易价降到几美分。
事实上，这正是对付所有Stratton Oakmont客户的撒手锏，我凭借它来确保他们始终忠诚于Stratton的规矩，即以低于现行市价的价格向我发行新股票，然后我将其出售，凭借交易室的威力赚取巨额利润。
当然，我并不是这个聪明的“金融敲诈”游戏的发明者。事实上，华尔街最负盛名的公司均采用这一做法，例如，美林、摩根士丹利、添惠、所罗门兄弟以及其他一些公司——如果某家资产达10亿美元的公司不遵守游戏规则，那么它们就会给予这家公司迎头痛击，而且毫无歉意。
我心想，这可真够讽刺的，美国这些最知名、看似最遵纪守法的金融机构竟也曾操控过政府债券市场（所罗门兄弟），曾让加州的奥兰治县破产（美林），曾从老爷爷老奶奶们手中骗取了3亿美元（培基证券）。然而，它们仍然还处于经营状态——事实上，在新教上流社会大伞的保护下，它们的业务正蒸蒸日上。
而在Stratton，我们主要做微型市值股票投资银行业务——媒体则喜欢将其称为“penny stock”（市值在1美元以下的股票、低价股票），因此我们就少了这样一把保护伞。实际上，我们所有新发行的股票价格均在4～10美元之间，并非所谓的低价股票。证券监管者完全忽视了这个区别，这可够让他们懊恼的了。事实上，正是基于这一原因，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笨蛋们——尤其是其中两个笨蛋现在就在我的会议室门口安营扎寨了——搞不清楚他们对我提起的2 200万美元的诉讼。证券交易委员会将Stratton当作一家低价股票公司而提起诉讼，但事实却是——Stratton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公司。
低价股票公司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特点，即权力下放——在全美各地开办几十个小型办事处。Stratton仅有一个办事处，由此，如果证券交易委员会提起诉讼后，控制负面因素在销售人员之间的扩散就容易一些；通常，负面因素在全美各地扩散足以让一个低价股票公司破产。低价股票公司通常会把目标锁定在相对简单的投资者身上，即净资产极少或根本不具有净资产的投资者，说服他们拿出几千美元进行股票投机。相反，Stratton则将目标锁定为美国最富有的投资者，说服他们拿出几百万美元进行股票投资。由此，证券交易委员会不能像以前那样得逞，即无法断言Stratton的客户不适合将钱投资于投机性质的股票上。
但在提起诉讼前，证券交易委员会并没有想到这些。相反，他们错误地假定，负面的评价足以让Stratton破产。但Stratton只有这么一家办事处，因此，让整个销售团队保持士气极为简单。而证券交易委员会在提起诉讼之后才终于开始审查Stratton的新开立账户表格，这让他们吃惊不小——Stratton的客户竟然全部都是百万富翁。
我所做的就是，揭开未被认知的中间地带，即向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有组织地推销市面价值为5美元的股票，而不是向其他根本不具有净资产或净资产极少的99%的人推销低价股票（即市值在1美元以下的股票）。华尔街上有一家公司，名为DH Blair，这家公司围绕这一理念已经营了20多年，但实际上它却并没有真正做到点子上。尽管如此，公司老板莫顿·戴维斯（Morton Davis）还是赚到了万贯家财，成了华尔街的传奇人物。
但是，我却直接抓住了要害，并且凭借运气，在恰当的时间击中要害。股市刚刚开始从“10月大冲击”中复苏，但仍处于混乱状态。纳斯达克已经“长大成人”，不再被看作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红头发继子”，从而摆脱了受歧视的历史。每张办公桌上都摆着一台飞速运行的电脑，在各地间进行着信息传递，从而使公司无须位于华尔街上。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发生剧变的时代。随着纳斯达克业务的逐步兴盛，我也开始对年轻的Stratton员工们进行每天3小时的培训项目。从“10月大冲击”令人窒息的灰烬中，Stratton Oakmont投资公司诞生了。还没等证券监管人搞清状况，它就以原子弹般的巨大威力横扫了整个美国。
正当这时我突然有了一个很有趣的想法。我问丹尼：“证券交易委员会来的那两个白痴今天都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他回答道，“他们今天相当安静，基本上在谈论停车场里那些车，没什么特别的。”他耸耸肩，“我告诉你，这些家伙现在是完全摸不着头脑！他们甚至不知道我们今天要做一项交易。他们肯定还在看1991年以来的交易记录。”
“呃……”我若有所思地摸着下巴。对于丹尼的回答我并不吃惊，毕竟一个多月来，我一直在窃听会议室的情况，每天都在收集针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反情报。围绕证券监管人我首先了解到的事情（除了毫无个性外）就有一条，他们总是摸不着头脑。尽管华盛顿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笨蛋们正在签字同意史蒂夫·马登的IPO（股票首次公开发行），纽约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笨蛋们却坐在我的会议室里，完全不知道即将要发生什么事。
“会议室里面的温度是多少？”我饶有兴趣地问道。
丹尼耸耸肩，“我估计最高50华氏度（相当于10摄氏度），他们穿着大衣。”
“我的天哪，丹尼！为什么把温度弄得这么高？我跟你说过，我希望马上把这些浑蛋冻得滚回曼哈顿去！是不是我得打电话让卖电冰箱的人过来把这事儿做了？丹尼，我的意思是，我想看到这两个笨蛋的鼻涕冻成冰柱！你懂我的意思吗？”
丹尼笑了笑，“听着，JB（乔丹·贝尔福特的英文缩写）：我们既可以把他们冻得半死，也可以让他们热得半死。我可以在天花板上安装那种小小的煤油炉取暖器，可以使那个房间热得不行，他们得吃盐丸才能存活下来。但话说回来，如果我们把会议室弄得很不舒服，他们可能就会离开，这样我们就再也听不到他们在讲些什么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地吐出，心想，丹尼这样做是对的。我笑着说：“好吧，就让这两个笨蛋在这儿老死算了。但马登的事我打算这样做：我想让他签署一份协议，不管未来价格多高，也不管创办计划书中是怎么说的，上面写明股票仍然是我们的。此外，我希望史蒂夫能将股票进行转让，这样我们能够很好地控制。我们会让‘假发佬’担任转让代理人。这事不需要向别人谈及，只是朋友之间的事，一定要保持缄默，老兄。这样一来，除非史蒂夫想背叛我们，否则一切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丹尼点点头，“我来负责这件事，但我不理解这样做如何对我们有利。如果我们要违犯的话，我们也会碰到和他一样的麻烦。我是说，如果史蒂夫独吞这些股票，他会和我们一样，违犯上万部不同的法律”，尽管办公室刚进行了窃听器清除，丹尼在说到“违犯上万部不同的法律”时还是没有出声。
我举起手来，温和地笑着，“哇噢！放心！首先，30分钟前这间办公室已经进行了窃听器检查，所以，如果有人又重新安装了窃听器，那我们也活该被逮住。而且，我们并不会违犯上万部法律，也许也就是三四部，顶多五部吧。但不管怎么说，没人会知道这些。”我耸耸肩，然后转用一种惊奇的语调，“丹，不管怎么说，你的问题让我吃了一惊！持有一份签字的协议当然对我们有不小的帮助，即便我们用不上它，这也是一股强大的震慑力量，让他不敢背叛我们。”
正当这时，珍妮特的声音从对讲机中传来：“你父亲正在往这边走。”
我迅速回答说：“告诉他我正在开会。”
珍妮特马上回话说：“要说你说，我可不帮你说！”
什么？！她真是太无礼、太胆大妄为了！沉默了几秒钟后，我哀求道：“噢，珍妮特，拜托了！你就跟他说我在开一个重要会议或是正在接一个会议电话或编个别的理由，拜托了，好不好？”
“不行，绝对不行。”她冷酷地回答道。
“谢谢你了珍妮特。我必须得跟你说，你可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助理！这倒让我想起来，两周后的今天好像该给你发圣诞节红包了。”
我停了下来，等待珍妮特的答复。一句话都没有，死一般的沉寂。简直难以置信！我接着问：“他现在离办公室有多远？”
“大约50码，并且走得极快。我从这儿都能看到他头上暴起的青筋，他在吸至少一根，噢，或者至少是两根香烟。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喷火的龙，我向上帝发誓我没乱讲。”
“珍妮特，谢谢你的这番鼓励。就算不帮我说，也至少能帮我创造点分散注意力的事吧？比如拉响火警或别的什么？我——”这时丹尼开始从他的椅子上站起身来，仿佛试图要离开我的办公室。我举起手，大声地说：“伙计，你要往哪儿走啊？”我开始用食指朝他椅子的方向猛戳。“现在，你给我坐下来，放松一下。”我把头转向黑色话筒，“等一下，珍妮特，哪儿也不要去。”然后，我把头又转向了丹尼，“伙计，我跟你说点儿事：那些美国运通账单中起码有五六万是你的，所以你也得跟我一起受罚。另外，人多力量大。”我又把头转向话筒，“珍妮特，让肯尼马上来我的办公室，他也逃不掉。过来把我的门打开，我得让办公室里产生点儿噪音。”
肯尼·格林是我另外一位合伙人，和丹尼不是一家的。事实上，这两个人的差异可是大得不能再大了。丹尼比肯尼要聪明些，虽然外表不行，但绝对更有智慧。而肯尼冲劲很足，对知识也有一种永不满足的欲望，可知识和智慧恰恰就是他最为缺乏的东西。是的，肯尼是个笨蛋，虽令人难过，但这却是真的。他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才能，那就是，敢在商务会议，尤其是最重要的会议上讲出最愚蠢的话，因此我再也不敢让他参加这类会议了。事实上丹尼这家伙总能令人感到愉快，每次都能让我想到肯尼的诸多缺点。因此，我手下就有了肯尼·格林和安迪·格林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我似乎被格林们给团团包围住了。
这时门开了，交易室里巨大的咆哮声涌了进来。那就像是充满贪欲的风暴，而我却深爱不已，百听不腻。那巨大的咆哮声——是的，它才是最强劲的药物。它比我太太的愤怒来得更为猛烈，比我腰上的伤痛来得更为猛烈，也比在我的会议室里瑟瑟发抖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笨蛋们来得更为猛烈。
它甚至比我父亲的疯狂——这一刻他正要进来发出他巨大的咆哮声——来得更为猛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