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流过了它生命中最惊险而放荡的青春，也流过了历朝历代那些镇水的铁牛和记载灾难或功业的石碑，现在，它终于流到了淮安。
九清溪馆与清晏园
沿着大运河从南往北或从北往南走，这是一种跨越地理概念也跨越人文风景的旅行。南方和北方——树、土地、风和建筑物，还有阳光、河畔的野花，甚至人们脸上的神态都是如此不同。但这种不同，你只有站在她的一端遥想另一端时才会强烈地感受到。而在行程中，那些微小的转换你几乎很难觉察。这就如同季节的演变，总是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悄悄完成的。所谓“绿肥红瘦”只是一种情绪化的臆想，诗人百无聊赖，自己并不曾去细看。试问，同是杏花春雨，谁能说出它在两个江南小镇里的姿态有什么不同?但是若站远了看，地域的风景还是各有神貌的。南方毕竟是南方，那湿漉漉的青石码头和石拱桥；那划入水乡梦境的乌篷船；那油纸伞上极富音乐美的雨声；那宅基浸在吃水线以下的旧木楼(俗称河房的那种)；那弥漫着诗意的雨巷，青灰色的瓦檐有一种淡淡的惆怅意味；那村妇手臂上编织得很艺术的竹篮，还有竹篮里的芦笋、藕段、菱角和马兰头(关于它有一首很有情致的民歌)，所有这些都散发着江南特有的柔婉和温丽，当然也都在精致中略显逼仄。而北方的格局就粗犷多了。北方是枯水季节宽阔得可以跑马的河滩和远方又大又圆的落日；是坦荡无垠的大平原上排列得像哨兵一样的挺拔的白杨树；是尘土飞扬的大道上，小驴车优哉游哉的散漫情调；是冬日里冰糖葫芦的色彩和煊羊肉、老白干、烤红薯的香气；是坐在简朴而厚实的院落里抽叶子烟的老农的目光(远方是一望无际的澎湃着生命激情的红高粱)。南方和北方，是情致与气概，浪漫与质朴，月明画舫与长城浩歌，小桥流水与俊鹘盘云。大运河就从这风景中流过，她孕育着风景，自己也成为风景的一部分。
如果不满足于这种过于大而化之的划分，我们当然还可以看得更仔细些。于是我们便发现了河——不是大运河，是那几条来自高山峻岭的天然长河。它们才是真正的大师，它们本身的性格、气质，还有色调，如何温情脉脉地濡染了风景，又无可争议地界定了风景。在大运河的行程中，它曾先后与五条大河遭遇，除去首尾两端的钱塘江和海河外，其余的三条大河正好把她裁截成四段色调不同的风景。或者说，在中国的东部地区，每两种地域风景和色调的交界处，恰恰都有一条大河，它们分别是：长江、淮河和黄河。
这中间，最重要的是淮河。法国文艺批评家史达尔夫人认为，一条莱茵河把西欧的文化分割成南北两方。在中国，这条分割南方与北方——政治、文化、人物秉赋和自然风景的河流则是淮河。淮河——秦岭一线是我国气候、土壤与作物的分界线，以此为界，南方的温湿活泼与北方的干冷坚毅形成明显的对比，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仅是一个生物学命题，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哲学命题。哲学论争的背后往往是政治上尔虞我诈的争斗，晏子使楚时的这两句妙语名言，实际上是对急吼吼地要北上称霸的楚国人的一种警告：南方和北方是两码事，你们这些南方佬到了北方未必玩得转。春秋战国是生命、个性、人格的大觉醒时期，这种富于哲学思辨色彩的脱口秀几乎随处可闻，我们且不去说它。人们看得最多的还是历史上南北政治在这里的对峙，战国时期楚国霸权的衰落，首先是以丧失淮河流域的国土为标志的。嗣后的魏蜀吴三国的鼎立争雄，东晋与南朝扼守此线得以苟安，南宋与金一百余年的攻守战和，也都是大致以淮河秦岭为界的。人们往往只知道历史上的“划江为界”，其实不管就政治地理还是文化地理而言，从来都是“划河为界”的。淮河——秦岭一线，从来就是中国南方和北方既互相对峙又互相渗透的敏感区。
大运河与淮河的交会处在淮安。淮安旧称山阳，在一本叫《山阳遗志》的小册子中我看到有这样一段记载：
南来漕船……姻娅眷属咸送至淮，过淮后方作欢而别。凡随船来者，丛集于淮北馆水亭，解囊沽酒以饯北上者，故有清溪馆之名传布南北。
这是多么古典而又令人怀想的送别！在这些南方人的眼中，淮河就相当于自家的门槛，送别亲人，是必定要送到淮河的。他们当中，有的来自锦绣苏杭，有的来自江西湖广，有的甚至来自更远的云贵边陲。千里迢迢地相跟相伴，一路上的风涛之险和颠沛之苦且不去说它，但一旦到了淮安，便只有分手一途了。“数声风笛立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因为过了淮河，就进入北方了。北方，不再有杨花似雪，不再有落红如雨，不再有春江花月和吴姬荡桨。北方是一个男人的世界，那么就让男人自己去闯荡吧。于是，淮水北岸一座小小的酒楼，便成了南方人集体送行的长亭。可以想见，当年的清溪馆曾演绎过多少惜别的缠绵与洒脱。店家的生意总是很好，一拨人去了，一拨人又来了，操着软软的南国方言，带着一路的疲惫和风尘，脚步在码头的石阶上留下湿漉漉的水印。进得店来，临窗处坐下。粗大的手端起酒杯，喝出男人的豪爽；纤细的手端起酒杯，喝出女人的惆怅。作为北上的漕船，被送者大都是艄公纤夫，最高级的也不过是旗丁粮长之类的芝麻官，文化素养不会很高，因此送别时也只是喝几杯酒，把那些一路上不知说过了多少遍的话再说一遍。估计不会有诗文酬唱之类的风雅事，也不会有“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那种闺中怨妇式的情调。但其间类似于孟姜女和王宝钏那样有情有义的女子还是有的。小民百姓的悲喜情怀也一样的真挚动人，当她们挥别亲人转棹南归时，正值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漕运的行期有严格的规定，每年的十二月到次年的一二月间，各地漕船当次第渡淮)。“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南归的行程正伴着悄悄来临的春天的脚步，寒水依痕，春意渐回，航船不经意地撞碎了沉默的薄冰，也撞碎了冬的铠甲。先是河坡上茅草的根部泛出了些许绿意，狗和儿童在上面欢快地打滚；接着是柳枝绽出了毛茸茸的嫩芽，而性急的杏花已抢先开了几朵。一路南行，或细雨轻寒，或花团锦簇，每一程都是一道春的风景。春天是女人的季节，她们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在芬芳和畅的阳春气息中完美地舒展。但一想到北去的亲人，南国的春光便顿时黯淡起来，于是一次又一次地回首北望。北方，季节的脚步正在冬的雪地上蹒跚吧?在这些女人的情感深处，北方是她们永远的忧郁和凋谢。
淮安历来是运河重镇，古老的邗沟就是以此为终点的。“扬州千年繁华景，移向肖湖古渡头。”这是把淮安与扬州比美的诗句。原先，大运河从这里入淮；黄河改道夺淮以后，大运河又从这里入黄。自清代康熙以降，历任的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皆驻节于此。历史上的淮安和淮阴并不怎么分的，当时的总漕驻淮安，总河驻清江浦(淮阴)。两大衙门都是与运河有关的，在当时是淮上的第一等显赫所在。时至今日，人们所能看到的却只有淮安镇淮楼后面的一块“漕运总督部堂”的金字横额和淮阴城南的一座清晏园了。
清晏园无疑是取河清海晏的意思，但河清海晏永远只是一个梦。明清两代都以河务为大政之要，每年花在治河上的银子端的有如流水一般。那么多银子从手里流过，河道总督照例是很有点油水的。但老实说，肥差虽则是肥差，风险也很大。数千里长河上，每年或大或小总要出点事，一出事便京畿震动，总河难辞其咎。有清一代凡二百六十余年，河道总督就有八十八任，平均每三年就要走马换人，可见这位子不好坐。清晏园原先是清代的河道总督府，园内建有御碑亭和碑廊，那林林总总的碑文，就是朝廷为八十八任总河颁发的奖状。他们有的上任只有几天，有的在任长达十几年，有的因治河有功而受到皇帝的嘉奖，有的因出了纰漏被贬职放逐甚至差点丢了脑袋。这是一部形象的清代运河史。透过那些端庄和煦的文字，我们看到的却是皇上那阴沉冷峻的面孔：河道总督不好当哩，尔等都要给我当心才是。
清晏园中的御赐碑文至少有五方是与高斌有关的。高斌一生曾四任总河，从雍正十一年到乾隆十八年，前后达二十年。他又是乾隆的老丈人，照理说面子很大的。但即使如此，出了问题皇上也毫不留情，最后的下场也并不好。乾隆十八年，河署中下级官员贪污公款白银十几万两，案发后，高斌也被追究领导责任，那位正在后宫得宠的慧贤皇贵妃的面子也没用。皇上是不会以感情代替政策的，总河高斌、副总河张师载就地免职。同年九月又恰逢铜山县张家路河决，皇上雷霆震怒，令将高、张二人连同河决责任者——一知府、一同知，也是不小的官——押赴张家路附近河工处问斩。行刑的场面很有意思，监斩官当时奉有两道圣旨，先宣第一道：斩知府、同知二人。等这边刽子手干净利索地干完活儿，监斩官再看密旨，才知道地上跪着的另两位是陪斩。但刚才人头落地时，两位总河大人已吓得昏死过去了，只得用水喷醒再宣旨：命高、张二人原地留河工效力赎罪。于是连忙松绑整衣，拜舞谢恩。这种戏剧性的情节实在让人颤栗不已，杀便杀，不杀便不杀，何苦要这样摧残人的神经呢?专制者对人的掠夺，不光是一种生杀予夺的无上特权，更体现在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肆意侵凌，所谓“触及灵魂”便是最厉害的一手。皇上的意图或许在于让你经历一次生死惊魂的考验，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天威难测，什么叫皇恩浩荡，什么叫“第二次生命”，以后才会更加兢兢业业地为寡人办事。但皇上有没有想过，经历过这种场面的人，往后的日子大抵总是笼罩在死亡阴影之下的，精神的垮塌，智慧的萎缩，生命热情的黯淡，将伴随着他注定了已然不多的年华。一个整天战战兢兢的行尸走肉，哪里还谈得上干什么事业呢?
乾隆二十年二月，也就是在那次生死惊魂之后不到一年半，高斌死于治河工地。他其实是被吓死的。
又过了六年，高斌的侄子高晋又担任了河道总督。高晋比叔父要聪明些。高斌只知道忠于职守，踏踏实实地干事。高晋在这基础上又悄悄地糅进了逢迎拍马的一套。这中间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主持修撰了洋洋大观的《南巡圣典》，这实际上是一本为乾隆南巡树碑立传的报告文学，很让皇上称意的。因此，尽管他在河道总督任上前后犯过十多次错误，却基本上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人们总喜欢把高晋视为清代总河中弃瑕录用的典型，认为这体现了皇上惩前毖后的干部政策，又哪里知道在对官场游戏规则的把握上，高晋的绝顶聪明之处呢?
清晏园林林总总的御碑早已漫漶在历史的风雨之中，但诸如“绩奏安澜”“底绩宣勤”之类的文字还是依稀可辨的，从中似可看到皇上那炯炯注视的眼神和殷殷期望之情。河道总督这个位子确实不好坐，八十八任总河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那种履冰临渊的苦衷皇上体谅过没有?从高邮到徐州的这一段运河是放浪形骸的，黄淮之水，洪泽之波，都以一种男性的激情迷惑着它的本性，怂恿它作出离经叛道的惊人之举。作为河运总督，即使你能做到“底绩宣勤”，但谁能保证总是“绩奏安澜”呢?
大运河到了淮阴，曾在这里几度踌躇。当年夫差开挖的邗沟就是在这里与淮水交汇的，其后差不多过了一千一百年，才有一个叫杨广的风流皇帝从这里向西开了一条汴河，通往京都长安。那时候，由漕运形成的王朝格局是脑袋在长安，咽喉为长安与黄河之间的广通渠，而通达河北涿郡的永济渠和勾连江淮的广济渠(汴河)恰似两条巨大的胳膊。“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杨广为此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王冠落地和脑袋搬家，还有千秋万代的骂名。此后又过了六百七十多年，由于蒙元统治者定鼎燕京，大运河又从淮阴向北延伸，经过齐鲁苍原和燕赵大地直达京都，从而奠定了京杭大运河的最终走向。在大运河每一次新的生命开始的时候，淮阴都是一个端点，它注定了是运河上的一大关节，也注定了是一个供历史踌躇和思考的地方。
时间篇
7千秋功罪
一个身影走下龙舟，前呼后拥地踏上了江都的御码头。在他的身后，桅杆上的锦帆次第落下来，殿脚女和宫娥艳丽的服饰映在运河里，夕阳下有如晃动着满河胭脂、满河鲜血。斜晖脉脉，垂杨依依，色调是凄冷的，那人身后的影子因此比他的实际身量长出了许多，也扭曲了许多。他就这样拖着自己的身影，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江都的宫城。
这是一幕极富于象征意义的画面，在后来的千百年中,人们提到这个人时,大抵总会联想到这幅画面的：一种有如流泻在现代派画家笔下的浓艳而疯狂的意象；一种凄婉得近乎绝望的美丽；一种颓废的但又极富于挑战性的精神氛围。这幅画面中的人物叫杨广。他是隋朝的第二代帝王,死后谥号“炀帝”。“炀”是一个很生僻的词,何谓“炀”?“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反正都是不大好的名声。在中国历史上,得到这一谥号的皇帝本来还有一个人,那就是陈后主陈叔宝。有意思的是,陈叔宝的这一谥号正是杨广追赠的。但后世只称陈叔宝为“后主”。这样一来,“炀帝”便成为杨广一个人所专用的了。但此时杨广早已抽身局外,无所谓了,“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他是很洒脱的人。
在杨广死去二百年后，一个名叫李商隐的青年才子从长安来到了江都(当时已改名为扬州)，他当然是沿着运河南下的。留连在隋代宫城的废墟间，他想到了许多。李义山的诗一向是很晦涩的，但这一首《隋宫》却并不难读。读者一般都认为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而我却从中看到了一种美：华丽的宫殿掩映在烟霞当中；浩荡的锦帆接天而来，又向着天涯驶去；杨柳优美地垂挂在运河两岸，时不时地飞过不祥的暮鸦。背景是放荡的桃红色，充满了暧昧的情欲，从中似能感到香艳的脂粉气，绸缎滑腻的质感，还有武士腰间的刀剑那种冷冽的光泽。这就是杨广的那个时代。你可以说它浮躁，但你绝对不能否定它那充满了浪漫精神的想象力。你也可以说它颓废，但你也绝对不能否定它那唯美主义的光辉——美得像一件凶器，张扬，甚至嚣张。“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这是何等阔大的气象!简直可以与秦皇汉武相媲美的。因此，所谓“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恐怕就不光是讽喻，更多地带着对杨广的某种欣赏——他那浪漫派大师的气质和高扬着理想主义的心灵之帆，岂是陈叔宝之流可以与之等量齐观的?
李商隐走了，他为那个时代谱写了一曲最凄美的挽歌。在所有关于隋炀帝的咏史诗中，李商隐的这一首《隋宫》是写得最好的。他当然还是沿着运河走的，“锦帆十里，殿脚三千”早已成了史书上的一页奢华，但隋堤上的垂柳仍在婆娑弄姿，那是可以千年万载地繁衍的生命。王朝代谢，人事沧桑，这些都是过眼烟云，只有大运河是不朽的，它已成了中华大地上永远的风景，也成了历代诗人笔下永远的意象。光凭这一点，杨广即使不能称为伟大的帝王，也是可以走进有作为的帝王之列的。
8杨广的目光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十一月，隋炀帝杨广巡幸东都。
仁寿是隋文帝杨坚的年号，在老子的年号下，杨广以皇帝身份出巡，这似乎不大说得通。事实是，杨坚已在本年七月死去，由皇太子杨广即皇帝位，改元大业。但新的年号要等到第二年才开始启用。
“大业”这个年号本身就决定了杨广的命运。他是个不安分的人，而“大业”正好契合了他那种好大喜功的性格。中国历代帝王的年号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是一种写在旗帜上的施政纲领，如果把某一王朝的年号排列在一起，其中所折射的人格精神和心理趋向，与王朝盛衰的曲线大体上应该是吻合的。例如杨坚，当他从北周宇文氏手中夺过帝位时，“开皇”恰恰体现了他那踌躇满志的进取精神。在这个年号下，他确实干了不少具有开拓意义的大事，有些事情即使放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漫长河中也是很值得一提的。上下五千年，能同时留下那么多被历史认同的东西的帝王可能不多，而杨坚就是几个不多者当中的一个。但到了晚年，他的人格精神渐至萎靡，进取之心亦消弥在颐养天年的暮气之中。这中间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兴土木建仁寿宫，并改年号为仁寿。一个只想着“仁寿”的老人，其寿命大致也不会太长了，果然，三年半以后，杨坚就在仁寿宫一命呜呼，“仁寿”已矣，现在轮到杨广来擘划他的“大业”了。他自负，聪颖，富于才华和想象力，既有挥师疆场的勇武，又有运筹深宫的权谋。更重要的是，他才三十五岁，正值生气勃勃的年华，一切都还来得及，包括毁灭与重塑。他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大业”。作为年号，“大业”将伴随着他走过在金粉与铁血中恣意妄为的一生，直至最后走进扬州郊外的一座荒冢。
现在，杨广到洛阳来了。他对洛阳是如此多情，本来，从七月到十一月，这中间朝野发生了一系列大事：自己的登基大典自然是马虎不得的；汉王杨琼的叛乱更是搅得大家手忙脚乱；大行皇帝的葬礼也得像模像样地操办，那是做给天下人看的。但他在处理完这一切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洛阳。这是他第一次以天子的身份出巡，车驾出潼关，过渑淆，一路上那种翠华摇摇的威仪自是不必说的。深秋的寒风虽是有点凛冽，但这里的天空是明净的，山川草木也带着很抒情的成分，别有一番清灵之气。这些都和关中不同。关中是厚重的压迫，天地间一片混沌，连人们嘴里喷出来的也是一股浊气。这使得杨广很看不惯。他总认为，长期生活在那种环境中，是会压抑灵性的。他是有着诗人气质的帝王，而诗人总是崇尚灵性的。南朝的山水诗是充满灵性的，那是江南清丽的山水使然(哦，江南!)。曹植的诗赋也不错，他那首《洛神赋》叫人说什么才好呢?“轻袿之猗靡兮，翳脩袖以延。”简直让人心旌摇荡。美是一种诱惑，而杨广是从来不会拒绝诱惑的。对美的征服与挥霍，将使他的帝王生涯笼罩在一种近乎疯狂的艳色之中。
但眼下的洛阳已经破败得不成样子了，铜驼荆棘，废苑秋风，一片衰飒之景。遥望着这座五朝故都，杨广的胸中鼓荡着一股苍凉豪迈的情怀。“洛阳何郁郁，冠带自相索。”古诗中的洛阳是何等繁华!这里山河控戴、万方辐辏，形势甲于天下。更兼龙门壮伟，伊水中流，端的是帝王之州。但说来惭愧，历代的帝王虽然往这里跑的也不少，但他们大都是在长安的粮食接济不上时，才会想到“就食东都”；或是遇上了政治危机和兵燹之险，在长安待不下去了，到这里来避风头。因此，除西晋外，洛阳只能守着陪都或候都的名分，很少有机会充当正室的。
委屈你了，洛阳，以你的天姿国色，难道就只配躲在长安的身影下做如夫人吗?
于是，站在洛阳北部的邙山上，杨广和大臣苏威便有了以下一段对话：
/大运河传杨广：“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
苏威：“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
苏威的职务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尚书右仆射)，这个位置上的人都很会说话的，特别是对主子说话，更是滴水不漏：自古以来的帝王并非不知道洛阳是建都的好地方，只是没有能力，只能等着陛下了。他已经摸准了主子的心思，这么急乎乎地跑到洛阳来，显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就眼下这座破城有什么好玩的，在断垣残壁间喝西北风吗?那么皇上就是要在这里建都了。
苏威的猜测大致不错，杨广确实有一个营建东都的宏大构想，这种构想甚至在他进入洛阳以前就开始了。洛阳居天下之中，北界黄河有太行之险，南通宛叶有鄂汉之饶，东临江淮有渔盐之利，西驰渑淆有关河之胜。这么好的地方，历代帝王为什么不在这里建都呢?苏威的说法是他们没有能力，这是拍马屁的话。当年刘邦在大定天下后，就曾想过在洛阳定都。但这时候有一个叫娄敬的齐国人来见他，问他定都洛阳是不是想和东周王朝媲美。刘邦说是呀。娄敬说，洛阳四战之地，有德者，在这里定都易于王；无德者则易被攻击。周朝自后稷到文王、武王，中间经过了十几世的积德积善，所以东周可以在这里定都。现在你的天下是用武力打出来的，战后余灾，疮痍满目，情况完全两样，怎么可以与东周相比呢?还是定都关中较为稳妥。刘邦认为他说得有理，赏了他五百斤黄金，并封了他的官。在杨广看来，刘邦之所以不敢定都洛阳，归根结底，还是缺少自信。一个曾与英雄盖世的项羽争斗了半生，也曾在樽前慷慨高唱过《大风歌》的马上天子，这时候却成了一介侏儒，真叫人不敢恭维。“四战之地”怕什么?无非是说，哪里出了乱子，就很容易危及到洛阳。那么反过来说，若以洛阳为中枢，驻以重兵，岂不是可以震慑四方吗?一旦有事，向四面出击岂不是更加方便快捷?一个强盛的王朝是不怕出乱子的，出了乱子，你躲在长安就能安稳了?那也只能安稳一时，该怎样处置还得怎样处置。对娄敬的那一番说教，杨广很不以为然，引经据典，致君尧舜，一股酸腐的头巾气。“德”是个什么玩意?它是圆的，还是方的?是高贵还是卑琐?它尖锐吗?有杀伤力吗?能进攻或者防御吗?扯淡!在他们嘴里，这是一个比街头的茅坑还要多的词。其实说到底，只有“力”才是最终极的证明。成者为王败者寇，历史从来只对成功者顶礼膜拜。对这一点，杨广有着足够的自信。
第二章/杨广当然有理由自信，而自信者总是喜欢居高临下地俯视一切的，于是，他带着臣僚登上了邙山的最高峰——翠云峰。这里古木参天，苍翠如云，相传是老子炼丹的地方。现在，他的眼界更开阔了。西望云天，都城长安隐没在重重关山后面，那是父亲留给他的遗产，包括那里华丽的宫殿和如花美眷(其中有一个他垂涎已久的宣华夫人，也从父皇名下转到了自己床上)。当然，父亲留给他的不光是这些，还有一个统一的经过二十多年精心治理的泱泱大国，一群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文臣武将，以及一整套治国安邦的政治经验。这些都足够他受用的了。但杨广的目光并没有在那里留连太久，他不是一个甘于躺在遗产上过日子的荷花大少。他曾说过，即使不生长在帝王之家，他也会通过自己的奋斗而出人头地的。可见自视甚高，也并不把老子的那份遗产看得多重。因此，他西望长安的目光中便少了几分热情。长安有什么值得多看的呢?那里的一切已经属于自己了——在一场悄无声息的政变之后，没有抗拒，没有挣扎，甚至连呻吟也没有，如同得到了一个主动投怀送抱的女人，新鲜过后便觉得没有多大意思了。那么就转过身去，把目光投向东方的齐鲁大地吧。那里是汉王杨琼发动叛乱的根据地，如今叛乱虽然平息了，杨琼也已被废为庶人，但杨琼的余党犹在。加之那一带又是东魏和北齐长期统治的地区，每一次王朝更替都是一幕历史壮剧，其间必然伴随着人头落地和鸡犬升天，留下了理不清的孽债。各种宿怨和仇恨积淀在那块土地上，随时都会诱发出血色的动乱之花。而当今的国都在长安，府兵亦云集关中。一旦有事，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如何了得?杨广的目光变得凝重起来，一股忧患意识涌上心头。
杨广是十一月三日从长安动身前往洛阳的，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车驾在途中至少也要十多天，这样，到达洛阳的时间应该在十五日左右。二十一日，他便向全国发布了营建东都的诏书。
营建东都的工程总监是精明而阴鸷的元老重臣杨素，副总监是一位知识型的官员，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建筑大师宇文恺。还有一位副总监本来可以不说，但由于他与工程之间潜在的特殊关系，却又不得不说。最高检察长(纳言)杨达自己不会想到，他经手营造的这座宫城，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自己的一个外孙女准备的——若干年以后，他那个外孙女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女皇帝，在长安感到腻烦的时候，东都的宫门经常要为女皇的车驾而开启的。
这个班子应该说是比较理想的，体现了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司法监督的三结合，发挥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甚好!那么就大兴土木，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吧。
且慢!皇上不是有诏在先，说“务从节俭”吗?
这当然不成问题，因为皇上的“节俭”与平民百姓的“节俭”含义是不一样的。首先是双方的起点不啻天壤。对于皇上来说，山珍海味吃腻了吃几顿素净点的家常菜算是节俭，冠服上的波斯宝石换成了合浦珍珠算是节俭，让后宫佳丽们每月裁减几两头油脂粉钱也算节俭。当然，宫殿的廊柱上少刷了一道金粉更是大大的节俭。但对于平民百姓来说，青菜萝卜里多放了几滴油就算违背了节俭的原则。同样是“节俭”，这含金量能相提并论吗?再说，皇上的节俭有时只是一种姿态，别看他说得那么冠冕堂皇，其实并不是真的要你去实行。你若是拎不清，真的为他节俭了，他反倒不高兴了。好在像杨素那样的老官僚还是拎得清的，他当然知道皇上的节俭只是说给天下人听的，也就不怎么往心上去。事实上，东都的工程相当浩大，史称“每月役丁二百万人”。这恐怕还不包括到江南诸州伐运木料的工役。加之“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我们无法想象，这中间发生过多少像孟姜女那样的人间悲剧。正是专制者的暴政，驱使着工程一再加快，前后总共只用了十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一座作为大隋帝国东都的新洛阳便矗立在东周王城与汉魏故城之间的伊洛平原上。新城“北拒邙山，南对伊阙，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它不仅是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当时也堪称世界级的大都会。
宇文恺天才的设计加上杨素残酷的监工，共同成就了这座恢宏壮丽的宫城。宇文恺可能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宫廷建筑师，他将汉代大才子司马相如《子虚赋》、《大人赋》中华丽的摹写化为构思，借助于杨素暴政的皮鞭，洋洋洒洒地铺陈在大地上。在这里，美与残酷紧紧地勾联在一起，它使人们想到了远古以饕餮为代表的青铜纹饰——那种威严和狞厉之美。人类文化史上的大美总是带着股血腥气的，埃及的金字塔、古罗马的角斗场、中国的万里长城，无不建筑在奴隶和平民的累累白骨之上。这中间甚至还包括莫高窟中那些精美绝伦的壁画。前些时到敦煌去，我特地去看了莫高窟附近工匠们住的洞窟，那些洞窟十分低矮狭小，几乎只能藏身罢了。外面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一茬又一茬中世纪的艺术天才就蜗居在那些洞窟里。他们几乎是一群囚徒——艺术的囚徒，在永无尽头的孤独和苦难中，他们把生命的感觉涂抹在墙壁上，最后，自己则成为一具白骨，任凭风沙掩埋在那里。他们创造了那么多美的经典，让千秋万代的后来者在那一堵堵墙壁面前惊羡得目瞪口呆，但他们自己的名字却是千篇—律的——佚名。
面对着那座新落成的大隋东都，我们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是以人性的温煦去谴责那一将“宫”成万骨枯的残暴，还是以缪斯的多情去赞赏那鬼斧神工般的惊世之美?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美的历程践踏着千万具血骨；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中去创造和实现美。因此，我们或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洛阳宫城的营建难道不能稍微从容一点吗?它完全用不着那么急迫的，多用一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或者，负责监工的如果不是杨素那样的贪酷之徒，而是一个稍微有点仁爱之心的、懂得同情和怜悯的官员，不是可以做到两全其美吗?但这样的发问都是无济于事的，一切已经成了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岁月的过滤，其余的东西——包括那些血腥的残酷和尖锐的剧痛——都已淡化或隐去，而留下来的只有美。美是永恒的。
杨广现在可以在新落成的洛阳宫里消受些时日了。他是喜新厌旧的人，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包括那些操中州韵的宫女也是新选进来的。长安是用不着去惦记了，那里的宫殿代表着一种传统礼法，而他是最受不了那一套礼法的。洛阳当然没有长安那种森严而磅礴的气势，但这里是一个相对宽松的人的世界，一切总让你舒心惬意的。它明朗而不轻佻，是那种把华丽收敛得很得体的从容，也是略带一点沉思和伤感的美丽。从长安到洛阳，仿佛是一场突围，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现在，他终于突围了，突围的感觉真好!
其实对于杨广来说，营建东都并不在于一座宫城，而在于某种精神指向：把王朝的重心逐渐东移。关中太沉闷了，他要呼吸更广阔也更自由的空气。西望瑶池只是飘渺的神话，而东来紫气却是分明可以感觉到的，这就是自晋室南迁以后，全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和南方的觉醒。因此，洛阳并不是杨广精神指向的终点，此刻，站在新落成的洛阳宫阙上，他的目光又注视着那遥远而又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江南。
哦，江南！
9南方的诱惑
在北方的眼里，江南的崛起似乎是一个神话。“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仿佛在某一个早上醒来后，慵懒中轻启窗棂，却感到南风大渐，有排闼之势。开眼远望，目光越过重重关山和漠漠大野，见那里已不是旧日容颜，山温水软之中，有稻香鱼肥，有市肆繁嚣，有高车驷马，亦有衣冠人物。虽不及北方的雄浑，却也总胜它几分灵秀。江南，如同一个突然长大了的少女，带着满身珠玉和万种风情，正向你款款走来。
这就是江南么?
北方太自信了，自信得近乎昏聩。他们总是习惯于从太史公的《史记》中去认识江南。太史公笔下所描绘的，是一个榛莽丛生、地广人稀的蛮荒的江南；一个火耕水耨、饭稻羹鱼的原始的江南；也是一个苟且偷生，无积聚而多贫的瘠薄的江南。最后，他老人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是一幅原始共产主义的图景。司马迁曾游历过江南，他笔下的描写照理说是有根据的。但即便如此，也只是他那个时代——西汉前期——的江南。北方如果老捧着过时的皇历不放，那就大谬不然了。江南是中国的江南，它的经络血脉是与北方息息相通的，因而，每一个强盛的王朝在走上历史舞台之前，都是以江南的崛起作为序幕的。例如，秦汉大一统之前的吴越对江南的开发；隋唐盛世之前的六朝的繁华；明清大帝国之前的宋室南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南方的惨淡经营，等等。北方是政治的北方，是王者之气的北方，因而也是滋生理性与阴谋的北方；江南是艺术的江南，是祭祀和歌舞的江南，因而也常常是“一片降幡出石头”的江南。不错，江南是柔弱的，但那是一种有着足够韧性的柔弱。你可以一时忽视它，却终究总还是离不开它。当北方在为王冠的归属而厮杀得昏天黑地时，江南却在默默地兴修水利，垦殖耕耘，并悄悄地完成了由木、石和青铜具向铁制具的转变。这样，当北方的厮杀有了点头绪时，在废垒残垣中蓦然回首，江南却正是莺歌燕舞的好风景。
历代的帝王大都定鼎于北方，目光又往往关注着更北方的大漠边关。在他们中间，杨广是比较早地开始关注江南的——岂止是关注，简直是一往情深。这当然与他在江南的经历有关。开皇八年(公元588年)，晋王杨广率五十万大军浩荡南征，一举平定南陈。这场战争结束了自“永嘉之乱”以来将近三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秦汉之后的又一次大一统。而对于杨广本人来说，江南给予他的，不光是六朝金粉的艳丽和结绮临春的奢华，更重要的是一笔丰厚的政治资本，一个刚刚十九岁的少年，就统兵出征，立功于千里之外，雄姿英发，所向披靡，这是何等令人瞩目的风光!当然，哗众和出彩还不是全部，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皇子，平陈之役还给了他一次和军界重臣们沟通和牵手的机会，这一点亦不可小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杨广政治生涯的第一步，是在江南这块舞台上迈出的。随后，他便被封为扬州总管，在江都一住就是十年。
这中间有一桩事有必要说一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江南发生了士族土豪的叛乱，其时杨广恰好奉命出镇扬州，他实际上主持了平叛的政治攻势、先后招降了十五座城邑的叛乱分子，有力地策应了杨素的军事行动。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却没有说及此事，且将杨广去扬州写在杨素平定泉州之后，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杨广事后才受命赴任的。史家的笔头真是了得，一次悄悄的技术性处理，就把杨广在平叛中的作用抹煞得了无痕迹。这是司马光因厌恶杨广其人而做的一点手脚，对于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这是很不应该的。
在江都的十年，杨广正值二十岁到三十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性格形成中最具关键意义的十年。他后来对江都那么痴迷，既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深谋远虑，也体现了一个普通人感情上的偏爱。江南是女性的江南，这里的美似乎不是庄严神圣或国色天姿的那种，却绝对是温馨可人带着股肌肤之亲的。所有的艳色和风情都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滋润着你，有时也能让你为之惊栗甚至掉泪的。即使是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也是带着诗意的灯红酒绿和可供吟哦的纸醉金迷。因此，这里的一切——山水、风俗、衣冠、人物，以至清风明月、流水落花——都和杨广自身的性格有一种灵性的契合。杨广的性格中其实有着太多的女性成分，例如那种天然的艺术气质，那种情绪化但又极富于浪漫色彩的想象力，还有那种小肚鸡肠般的敏感和狭隘。这种性格的形成，可能与他母亲独孤氏在家庭中过于霸悍专权有关。女人往往容易平庸或害怕平庸，容易诱惑或被诱惑，这种性格膨胀到了极致便伴随着媚俗形式或自毁形式，这或许可以解释杨广后来为什么会那样恣意妄为地胡闹。
一个北方血统的青年皇子在江南的风花雪月中成长起来。成长是生命的又一次孕育，江南的风花雪月托举着他的灵魂，也摇曳着他的梦想，北方的粗犷与南方的柔媚在他的血脉里碰撞、融合，最终流出一个成熟的性格。从此以后，南方也成了他血缘的一部分，他不会再用一个北方人的目光来打量南方了。是的，一个泱泱大国既需要北方的气概，也需要南方的心灵。就有如男人和女人，是互为一半的关系，男女相得，才能达到最高境界的和谐。如果说北方是独立苍茫的长啸，南方则是分花拂柳的浅唱。一个没有北方的中国是没有思想也没有脊梁的中国，且看那个刚刚曲终人散的南朝，虽然文采风流，如满天云霞一般灿烂，可一旦强敌迫境，城堞下却找不出几颗血性刚烈的好头颅。同样，一个没有南方的中国是没有灵性也没有情调的中国，不管是清风明月还是草绿花红，也不管是笙歌鬓影还是莺飞鱼跃，南方都带着风情的眉眼，可以入曲也可以吟诵的。一个日益富庶和觉醒的南方，正以它精美而富于灵性的生活方式进入北方的视野，并终将影响他们的生命精神，就像中原的生活方式曾影响了更北方的鲜卑人和突厥人那样。但历代的帝王们都习惯于眼光向北，即使像汉武帝那样的一代雄主，他的不世功业也主要是在对北方的征伐中建立的。在这一点上，杨广有理由藐视他们。
谈论杨广的“江南情结”当然绕不开一个最为敏感的话题——女人，后人对这方面有着太多的关注，几乎把杨广渲染成了一个只知道在脂粉堆中厮混的花花公子，一个淫荡无度的两脚兽。不错，杨广对女人的兴趣确实比较过分，特别是对江南的女人。后来他一趟又一趟地往江都跑，对南国佳丽的钟情应是重要的心理动机。但我总觉得，这中间似乎还与一个女人有关，正是这个女人的影子诱惑着杨广，给他的“江南情结”笼罩着一层暧昧的色彩，这诱惑是牵惹心魂拂拭不去的，也是天长地久无绝期的。这个女人叫张丽华。
张丽华是陈叔宝的宠妃，据说陈叔宝在处理政务时也要把她搂在怀里的。“千门万户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可见这女人确是个天上人间的尤物。这些杨广当然不可能不知道，所谓心向往之也是情理之中的。但是这中间发生了一个错位，即建康城破时，隋将高颎竟自作主张把张丽华给杀了，杨广不但没有能得到这个大美人，而且连模样儿也没有能看到。于是问题就来了，以杨广那样的性格，想得到什么就一定要得到的，若得不到，心理上总不能平衡，从此以后，倾城倾国的张丽华便只能活在他的想象之中了。得不到的东西总是美好的；不但没有得到，而且连看也没有看到的东西更能勾起无限的想象，这是一种不着边际的美，有如梦中情人，又好似雾里看花。美所具有的那些特质——例如神秘、朦胧、挑逗力、新鲜感等等——都在想象中搔首弄姿，流光溢彩。归根结底，女人的美是要在男人的想象中实现以至增值的，因此，女人作秀的一个重要技法就是把自己遮掩起来，不给你太多。犹抱琵琶半遮面，花明月黯笼轻雾，小廊回合曲阑斜，千呼万唤始出来，这些都是遮掩，反正不让你一览无遗，留给你一点想入非非的余韵。但张丽华的这一手又似乎玩得太绝了，干脆赏你个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这样一来，在杨广的意识里，只具有抽象美的张丽华便注定成了绝色，也就是说，他后来生命中所有的女人与这位梦中情人相比，都是法企及的，甚至她们的总和也不能超越的，因为现实永远不可能超越想象。那位让陈叔宝痴迷得丢了江山的可人儿究竟是什么模样呢?她像西施那样常常皱着眉头吗?像赵飞燕那样纤巧且能作掌上舞吗?像王昭君那样明艳照人却又一帘幽怨吗?或者简单地说，她是玉树临风还是梨花带雨?是淡秀天然还是风情万种?可望而不可即是一种境界，那已经够撩人的了；而不可望亦不可即又是一种境界，那几乎是钟灵毓秀，集大成的美。这就是死鬼张丽华的魅力，也是她在一个好色男人心理上制造的审美效应。
其实，如果杨广得到了张丽华，恐怕热乎一阵子也就罢了。时间长了，一切的美都会变得熟视无睹的。例如那位宣华夫人，当初她还在杨坚名下时，杨广不也是想得快发疯了吗?以至在老皇帝弥留之际的病榻前就对她动手动脚，为此差点惹出一场塌天大祸。老皇帝晏驾后，他又不惜背负“乱伦”的骂名，当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把后母弄上了床。但以后怎样了呢?史书上没有说。但从宣华夫人一年以后就香消玉殒这一点来看，她不一定活得很开心。这或许可以说明杨广后来对她的态度。尽管杨广曾作《神伤赋》以悼之，但那恐怕也是做给人看的。男女之间的事情，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就如人们常说的那句话，鞋子松紧，只有脚趾头知道，别人说得再多也是扯淡。
死鬼张丽华的影子，就这样索命似的纠缠着杨广。在他的深层意识中，张丽华实际上就是南国佳丽的一种意象，他后来在江都选了那么多江南美女，日日红楼，夜夜笙歌，恐怕也可以视为一种心理补偿吧。
这些当然是以后的事。在当扬州总管的十年间，杨广是把声色之好收敛得很艺术的。他常常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手下的婢女也都是乱头粗服的那一类，再加上手面很大地给长安来的官员们塞红包，因此，反馈到京城的都是对他的赞美，很让他的父皇和母后称意的。这样，当他离开江都奉调入京不久，杨坚就把杨勇废为庶人，改立杨广为皇太子。杨广离梦寐以求的皇位只有半步之遥了。之后，他又在处心积虑中等待了四年，终于在一场宫廷政变中登上了皇位。
杨广是从江南永恒的蓝天和充满活力的生命情调中走进京城的，他的关中土语中已融进了些许吴侬音调，他自然不会忘记江南的。作为一个帝王，他不仅知道江南的美丽，更知道江南的富庶——他们比北方拥有更多的阳光和水，因此，当北方的乡村眼巴巴地盼望着收获的秋天时，南方却早就开始在蚕茧的草龙上收获，在手摇的缫车上收获，在村妇的土制织机上收获。当然，他还知道江南的不安定。自南陈覆亡后，失去权势的江南豪族不甘心政治上的落寞，一有机会就生事作乱。有鉴于此，杨坚曾下令：“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又诏令收天下兵器，有私造者坐之。这样的举措当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并非根本之计。在杨广看来，重要的是南方和北方的融合，并在融合中互相平衡，互相制约，让南方带着生命的绿色滋润北方，也让北方带着多情的眼波眷顾南方。江南塞北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个精神上足够强大的帝王，是能够包容天地人寰的。在大隋帝国的旗帜下，南北财货争奇斗胜，八方衣冠各竞风流，这才是泱泱大国应有的气象。现在，他已经把政治中心由长安移到了洛阳，离江南稍稍靠近了些，这于监视和威慑都是有利的。南方的稻米丝绸北上京都时，也省却了黄河的风涛和渭水的枯涩。但放眼南望，只见千里运道上车马劳顿，络绎如流，各种各样的车辆，或人力推挽，或老牛牵拽，怎一个苦字了得。当年张翰在洛阳的秋风中思念故乡的莼莱和鲈鱼，就是驾着这样的牛车回江南老家去的吧，他一路颠颠簸簸地要走多长时间呢?这黄尘滚滚的运道，有如一种柔软的暴力，蹂躏着人畜和车辆，也蹂躏着杨广深谋远虑的目光：中国太大了，江南毕竟还相当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