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就开一条运河吧。
于是，几乎就在营建洛阳东都的同时，杨广又发布了另外两项工程的诏书。
请记住这两项工程的名字：通济运河，由洛阳东下山阳(淮安)；邗沟运河，由山阳南下江都。
时在大业元年三月二十一日。我们大概还记得，就在四天前的三月十七日，营建东都的工程刚刚开工。杨广真是不简单，他凝眸一望，就决定了一桩令后世受用不尽，几乎影响了此后一千三百余年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大事，你说这是何等眼光!他笔尖一抖，整个中国都为之颤动，一个古老民族的创造力被激活了，长江和黄河挽起了热情的手臂，你说这是何等胆略！他振臂一呼，数百万民工有如羊群一般被驱赶过来，从洛阳到江都的千里旷野上，落霞与汗雾齐飞，苍原共人海一色，连空气的温度也升高了几许，你说这又是何等气魄!
所有这些，大概就因为这是在大业“元年”。如果我们翻一下历史年表，看一看每个皇帝登基“元年”的大事，肯定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新上台的帝王总是雄心勃勃的，总希望在几天之内多快好省地干完所有要干的事。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大业元年三月十七日到二十一日那几天京都的天气情况，但估计是很不错的。今天，当我捧读着故纸堆中那份尘封已久的诏书时，仍然可以感到其中澎湃跃动的自信和想象力，以及那种生命精神的高远和灿烂，一如北方高远的晴空和灿烂的阳光。正是在那个春光烂漫的三月，青春的杨广发布了一道青春的诏书，为正值青春期的中国封建社会迎来了霓虹满天的盛世风华。
10千里长河一旦开
西方诗人在描述沙俄修筑的西伯利亚铁路时，这样说：每一根枕木下，都呻吟着一个冤魂。
中国的诗人在论及杨广开凿的大运河时，这样说：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
中国诗人没有西方诗人那种悲悯的人道情怀，却多了几分历史的眼光。这源于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文以载道。道是什么?是一种泛政治化的说教，它的本质是实用主义的。大概因为中国诗人当官的多，遇事喜欢打官腔吧。其实，呻吟在运河下的冤魂，一点也不比西伯利亚铁路下的少。冤魂从来就是历史前进的润滑剂，这一点大人物都懂，因此他们敢于藐视生命、恣意妄为。
大运河下到底有多少冤魂，恐怕谁也说不清，小民百姓的生命从来上不了史书的，隔靴搔痒地说一句“隋民不胜其害”就够了，倒不如有些民间传说生动。例如淮北泗县东北有一个叫枯河头的小镇，原来的名字叫“哭孩头”。据说当年杨广命大将麻叔谋督催开河，这个麻叔谋是个名副其实的催命鬼，他特地制造了一种一丈二尺长的铁脚木鹅，用来测量河道深浅。遇有浅处，便将这地方的河夫及官骑尽埋堤下，谓之“生作开河夫，死作抱沙鬼”。河工上的这些事暂且不去说它，这位麻大将军偏又吃腻了大肉大鱼，单喜欢吃熊掌，每到一个州县，地方官和当地豪绅必要给他进献熊掌。当运河挖到泗县一带时，因为这里没有山，也逮不到熊，断了他的口福，麻叔谋竟叫手下人偷老百姓的小孩，剁下手掌烹来享用。如同爱一样，恨也是人类生存的理由之一，“哭孩头”的名字从此便成了附近乡民的一座恨碑。这样的传说确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但传说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毛骨悚然，它仅仅是为了传说。这座名为“哭孩头”的淮北小镇，一“哭”就是七百年，直到元代运河改道，汴河湮废，始称枯河头。
正史上其实并没有麻叔谋其人，他的形象只出现在《隋唐演义》中，可见是个小说人物。但是像“哭孩头”这样的传说，在小镇的地方志上却明明白白地写着，一代又一代的乡民们也是这样说的，想来即使有些虚构的成分，但督催官的凶残暴戾应是毋庸置疑的。传说之所以成为传说，是因为它沉淀了巨大的民众情绪，在运河全线，类似于“哭孩头”这样的传说又该有多少呢?我们完全有理由谴责专制者的种种野蛮和不人道。通济运河与邗沟运河全长二千余里，杨广于三月二十一日下令开工，同年八月十五日即乘龙舟来江都，前后只有一百七十一天，工期之紧，督催之酷，可以想见。饥饿、劳累、炎热、酷吏，构成了一座死亡的炼狱，数百万河夫就在这炼狱中挣扎。他们在绝望中一锹一镢地开掘，又在开掘中沦入更大的绝望。他们实际上是在开掘自己的坟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倒毙于斯，鲜血在土地上凝结为苔斑，尸体则长眠在河堤下，催生着新栽的杨柳。但运河在一点一点地向前延伸。这就是历史。
那个叫枯河头的地方，后来我也去过。当年踵事增华的汴河已经湮没无痕，只有一处马鞍形的高坡地，生长着庄稼和野草。阳光下寂寞着几棵老树的影子。远处有一个老农在用铁锹挖土。铁锹大体上还是千百年前的那种，历史在它身上并没有体现出质的变化，只有形制的改进。老农挖土的动作和当年的河夫也没有什么差别，只是神情显得很悠闲，气色也很饱满。此刻，他大抵不会想到那个关于“哭孩头”的传说，也不会想到一千四百年前在这里挖土的人。那与他有什么关系呢?所谓发思古之幽情，只是文人的自作多情罢了。当草根缠在锹刃上时，他会用瓦片刮一刮，或者在田埂上使劲剁几下，仍然接下去挖。他弯腰挖土的形象很具有经典意味，还记得，我小学历史书上大禹治水的插图，就是这副模样，这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农民的标准形象，它和土地结合在一起，也和苦难、沉默、坚韧结合在一起。他们至少已经挖了几千个年头；他们还要挖多少年呢?但挖过的土地上从来不会留下他们的名字，甚至连他们的坟冢也不可能留存很久。但有些人的坟冢却可以千秋万代地去招徕，那是因为他们高贵的身份。在距此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座虞姬墓，墓的主人是楚霸王项羽的小老婆。“霸王别姬”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英雄美人的悲剧故事，自然很富于情调的，加之这里历史上靠近运河，唐宋以来是京师通往东南地区的必经要道，过往的文人墨客都喜欢在这里拢一拢，发几句感慨，把一座荒冢渲染得贞节牌坊似的。诸如“贞心甘向秋霜剑”、“不负君恩是楚腰”之类，无一不是爱情的颂歌。我想，我们历来对“霸王别姬”的评价是不是有失偏颇呢?至少是过分美丽，也过分理想化了，都在那里摇头晃脑地吟咏爱情，有谁曾稍微探测过虞姬的内心世界，发出几声生命的叹息?因为我总觉得，那个可怜的虞美人最后实际上是被项羽逼死的。在穷途末路的项羽看来，自己完蛋了，其他什么东西——霸权、疆土、财富、坐骑，甚至包括自己的脑袋——都可以成为对方的战利品，唯独老婆不能。于是他一边喝酒一边不停地催逼：“虞兮虞兮奈若何?”言下之意很明显：我死了你怎么办?难道去给刘邦那老流氓做小老婆?在这样的情况下，虞姬除去死，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可见什么忠贞爱情之类全是扯淡。楚帐悲歌，芳魂零落，那实际上是一种男性的专制使然，它很容易让人们想到某些赌徒的德性：输光了便打老婆煞气，那是专制者最后的疯狂。
在这里，我不经意地又触及了中国社会中一根最为敏感的神经：专制。我们曾以最激愤的情绪抨击专制，但有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专制体制确也可以办成一些大事。在这一点上，它似乎比民主体制优越，至少专制者自诩是这样的。当民主体制在那里夸夸其谈地议而不决时，专制体制已经凭借朕即国家的无上权威和独断独行的铁血手腕，不惜以百万生灵的血肉之躯为代价把事情干完了。回过头来看看，事情确也干得不错，万众一心，多快好省。只不过黎民百姓苦了点，多死了几个人而已。但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伟大的事业造就伟大的人物，而伟大的事业往往总是蔑视个体生命和个体幸福的。
例如眼下的这条大运河。
这条以无数冤魂垫底的浩大工程曾被多少人诅咒过啊!但平心而论，你尽管可以说它是一项惨无人道的工程，也尽管可以说它是一项好大喜功的工程，甚至尽管可以说它是一项澎湃着黎民之怨和苍生之血的工程，却绝对不能说它是一项愚蠢的工程，因为它恰恰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大智慧。中国的封建社会到了杨广那个时代已经进入了青春期，青春期不光是欲望的眼波、嘹亮的胸脯和喷薄跃动的荷尔蒙，青春的体魄需要更为强健的血脉，一条南北大运河的出现无疑是历史的必然。在此之前，历朝历代已经为它做了足够的铺垫，春秋战国时期开挖的邗沟和鸿沟就不去说了；汉代开挖的蒗荡渠和汴渠也不去说了；即使在魏晋南北朝那样的大分裂时期，各方诸侯在忙于整武修文的同时，也从来不曾停止过地方运河网的建设。它们似乎都在等待着一个大一统的强大王朝，一个富于眼界和气魄的强有力的帝王把他们勾连起来，成为纵贯南北各大水系的大动脉。北魏孝文帝在历史上也算是一个有作为的帝王，当年他迁都洛阳后就曾雄心勃勃地表示：
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
可见，“移都伊洛”和“通运四方”的战略构想早在杨广一百多年前即已产生，只不过孝文帝元宏当时还不具备开凿大运河的条件——特别是南北统一这个大前提——便只能把这桩盖世功业留给杨广了，但他确实为大运河呼唤过。我们当然有理由这样说，如果杨广不开凿大运河，迟早也会有人去干的。蓬门今始为君开，千呼万唤始出来，大运河的诞生体现了一种历史的渴望。这种渴望又是理性的、睿智的、步步为营的，不是浪漫多情的少女，一任情怀地胡思乱想。因此，它不仅体现了需要，而且体现了可能。如果没有大业初年强盛的国力，大运河的开凿也只能是痴人说梦。隋帝国经过杨坚二十多年的治理，据说各级府库中的粮食和布匹都堆不下了，所以后人感慨道：西汉至武帝而盛，经过了四代帝王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隋则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这是农业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单一的农业经济，又不讲究交换，短时间的全国动员，确实可以解决温饱走向小康的。那是一个注定了要干出点大事业来的年代，隋朝的大一统几乎没有经过多少战乱，加之文帝一朝的励精图治，广袤的大地上仓廪丰足，科技的天空中则是星光灿烂，仅就与开凿大运河有关的领域，随便说说的就有：在数学方面，祖冲之在一百年前就已经把圆周率的有效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的第七位，这种精确在当时几近神话，在此后的差不多一千年中也一直无人超越。在地理学方面，近者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远者有西晋裴秀的《制图六体》和《禹贡地域图》，华夏大地上的山河广土尽在方寸之内，既可置之案头也可收入囊中的。在工程技术方面，我们当然不会忽视这样的事实，就在开凿大运河的同一年，河北有一个叫李春的工匠设计建造了著名的赵州桥，这座石桥后来成为中国和世界桥梁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杰作。以上所说的这些都是中国科技史上有名有姓的星座，此外还有更多无名氏的创造，历史虽然剥夺了他们本应拥有的冠名权，但他们生命的智慧也同样融进了人类文明的讲程。且看数千里长河上，沿途的那些复闸、堰埭、对旧有河道的利用、流水落差的缓解等等，无不匠心独运，体现了当时的最高智慧。杨广真是幸运，他遭遇了那个充满了青春气息的时代，老爸又给了他那么一份足够开销和挥霍的家业，他当然不会让历史的机缘擦肩而过的。
大运河的开凿充分体现了历史的渴望与杨广个人风格的统一：它既是宏大的，又是美丽的；既是实用的，又是富于诗意的；既是一蹴而就的，又是万代不朽的。金秋时节，通济运河与邗沟运河全部竣工，河、堤、树、道，一气呵成。杨广登上了新造的龙舟，翠华摇摇地巡幸江都。
时在大业元年八月十五日，距开工仅一百七十一天。
这几乎是一年中最适宜出游的季节，虽然没有杏花春雨，但初秋的阳光同样是明媚的，而且那明媚中有一种内在的恬静与热烈，是自在坦荡的消受，不像春天那种肤浅的大红大绿，让人心烦意乱的。时令才是八月，天地间的景况还未见萧索，天高云淡，好风好水，两岸的杨柳依依可人，花花草草也是很风情的。南下的船队从洛水入通济河，其中包括官船二千八百四十五艘，兵船二千四百艘，外加纤夫八万人，这八万名纤夫中，有“殿脚”九百人，专门牵挽皇帝的龙舟。你只要仔细体味一下“殿脚”这个词，就可以想见那龙舟该有多么高大崇宏。一艘龙舟就是一座宫殿，而纤夫则是这宫殿赖以行走的“脚”。这实在是个很独特的称谓，它是和巨大的龙舟，奢侈的排场，还有那种顾盼自雄、不可一世的心态联系在一起的。大概因为杨广在这几方面都已经登峰造极，“殿脚”也因此成了个昙花一现的词，以前没有这说法，以后也不曾再出现过，是空前绝后，非杨广莫属的；也是那个时代遗落在历史烟尘中的一点花絮。如此庞大的一支船队首尾相连，绵延二百余里，一路上旌旗蔽日，浩荡如云，这样的排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想，即使后人的记载有夸张的成分，但打一个折扣也仍然相当可观。而且以杨广那种好大喜功的性格，这样铺张招摇的事情他是完全干得出的。
这艘由数百名“殿脚”牵挽的巨型豪华龙舟，就这样行驶在大运河上，它成为大业年间一幕奇特的景观，后人在回望这一段历史时，恐怕很难忽视它的身影。龙舟乘风破浪，把杨广带向了事业的顶峰；也在最后的风雨飘摇中，成了他逃避现实的向往。从实体意义上讲，龙舟是一座流动的宫殿。杨广是天性不安分的“动物”，在他十三年的帝王生涯中，曾八次巡游，在京师长安的时间总共加起来还不到一年。这样，龙舟便为他在巡游中提供了皇宫里的一切享受(后来在北巡时，他又制造一种可在陆地上移动的宫殿，谓之“行城”，实际上是龙舟的变种)。对于有些人来说，享受已不仅仅是享受，而是一种身份的标记，例如，你不能说一个农民有几天没有吃棒子粥或窝窝头就不是农民，但皇帝如果没有山珍海味，没有六宫粉黛，没有翠华摇摇和山呼朝拜，恐怕就不是皇帝了。而龙舟恰恰为杨广提供了一座帝王生活的活动平台，让他走到哪里就享受到哪里。在这一点上，杨广只是一具沉湎于感官刺激的行尸走肉而已。从精神意义上讲，龙舟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归属，杨广总是向往着外面的世界，“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李商隐的诗句何等通透，他是理解杨广的，因为他们都是诗人。但“天涯”在哪里?它只是视觉中的一道地平线，你越是朝它走去它就离你越远。因此，所谓“锦帆天涯”之旅是带着梦游成分的。在这一点上，杨广又是一个浪漫骑士和寻梦者。龙舟的实体意义和精神意义就这样“搞掂”了杨广，对于他来说，龙舟既是开场白，也是谢幕，他实际上从来没有能走出龙舟。我们甚至只要细辨一下龙舟上朱漆剥落的程度和锦帆的成色，就大致可以知道王朝的盛衰和当事人的心态。
南巡的船队从洛阳出发，一路经荥州、开封，到了睢阳又折向东南，过永城、灵璧、泗州入淮河。这一段是通济河。后人认为通济河流经泗水，根据是《资治通鉴》中的一句记载：“入于泗达于淮。”这是搞错了。实际上，这里的“泗”系指“泗州”而非“泗水”。由淮水上溯到山阳，向南便进入邗沟了。隋文帝时为了对江南用兵，曾对古邗沟稍作疏浚，但由于时间短促，施工比较草率。这次开凿时，除对不少地段截弯取直外，对旧有河道又扩而广之。加之这一带湖沼密布，水势很浩大的，与通济河相比别是一番气象。从传统意义上说，现在已进入江南了。江南毕竟是江南，即便是秋色，也是滋润繁茂的。锦帆映着秋阳，如火如荼一般。船舷下的水波是欢欣跳跃的。湖面上的荷花开了，那是真正的花枝招展。而芦苇却仍然是苍翠的风姿。这满眼的金秋好景让杨广很开心，觉得都是迎候他的排场。六年前，离开江都的是一个处处都得留着小心的藩王，而今天回来的却是挥手作风云的天子，一种衣锦还乡的情怀不禁油然而生。
他问臣子：“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
答曰：“此其所以不能长世。”
其实用不着回答，杨广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种问答属于自说自话，带着炫耀的意思。于是，他传令沿途不必戒严，让两岸官绅百姓都来一瞻天颜。
龙舟到了邵伯，先头的陵波船已抵达江都，派快马送来消息：江都那边接驾的一应准备已经就绪，地方官奏请北上迎驾，请皇上恩准。
杨广哈哈一笑：不必了!
而这时，殿后的艚和八棹船才到了离江都二百里的高邮。
11雄视四方
江都是杨广魂牵梦萦的地方，这里的市井街衢都是旧时岁月，虽然有些沧桑意味，但骨子里头还是熟悉的。朱门红楼和夕阳芳草的那种哀艳，也是他原先就很欣赏的情调。如今皇帝来了，便每天都有花团锦簇的热闹。皇帝也很定心，有点宾至如归的意思。但虽则是热闹，杨广还是看得出江都比几年前憔悴了不少，像一个落尽铅华、素面素心的女人，显出某种困窘和无奈。他觉得很对不起江都，在他看来，这歉疚是只有多住些日子才能补偿的。那么就多住些日子吧，顺便到四处走走、看看。说是“听取舆论，考察风俗”，其实车驾出了行宫，仪仗警卫便“填街溢路”，往往长达二十余里。在这种场面下，不知他是如何听取舆论，又是如何考察风俗的。好在杨广是喜欢热闹的人，怎样排场也不为过的。既然来了，还得给江都的父老乡亲们一点见面礼。他大笔一挥，赦江淮以南所有的罪犯，又免除扬州五年的徭役，这些都是毛毛雨，乐得为之的顺水人情。当然，国家大事他也没少操心。草黄马肥，大漠穷秋，契丹骑兵进犯营州。杨广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以突厥军队讨伐。但他对突厥人也不放心，又令韦云起为监军。战事进行得还算顺利，契丹人稍一接触就引兵退去。这件事给杨广提了个醒：北方并不安定。在内政方面，他派出十名钦差巡视天下州县，以改变“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弊端。对拥戴他上台，并以世袭特权充斥于朝廊的关陇军人集团，他一直是耿耿于怀的。现在，他开始着手改革官制，并为一项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制度——科举选士制度——的出台作好了铺垫。
余下的精力就是游乐，当然还有写诗，且看：
暮江平不动，
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
潮水带星来。
文辞很华美，也有点雕琢，不脱六朝宫体诗的脂粉气，比之于《大风歌》那样即兴喊出来的诗句，总觉得少了点风骨，这或许就是杨广与前代那些成就一代霸业的帝王在人格精神上的差距吧。这首题为《春江花月夜》的乐府诗，令人想起一百年后张若虚的那首同题大篇。张若虚是“吴中四士”之一，在初唐诗坛上很有点名气的，《春江花月夜》亦是他的得意之作。后人认为，张诗的开头四句就是受了杨广的影响，他那四句是：“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流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比较一下，确实可以找出点痕迹的。
大业元年余下的日子，杨广都交给了江都，还连带着第二年那一段春暖花开的季节。
到了三月中旬，他又要启驾登程了。不是在江都住腻了——他和江都有一种天生的亲和感，永远不会腻的——而是想到了北方。这么大一个国家，皇帝也不好当哩，更何况是一个雄心勃勃，处处都要争强好胜的皇帝呢?在很多时候，杨广都处于被两种力量向相反方向使劲拖拽的感觉，这两种力量是：南方和北方。南方是一种诱惑，属于感官和灵性的；而北方则是一种责任，它更多地属于理智。在短短的十三年中，他三次南巡，四次北巡，一次西巡。如果说南巡还带有某种游乐性质的话，那么像青海那样的不毛之地又有什么可以游乐的呢?我们不应该忘记，杨广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曾亲巡河西的中原帝王。绝域苍茫何所有，平沙莽莽黄入天。深入到那样的地方，即使是巡幸，即使贵为天子，也仍然是要吃不少辛苦甚至冒不少风险的。好在杨广正值盛年，体魄还不成问题。他喜欢把精力释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里，这种生命方式至少是值得赞赏的。我们已经看惯了那些坐在深宫里病恹恹的老人，口角流涎，目光浑浊，连画个圈也要别人代笔。因此，远望着杨广在漫天风沙中西巡的身影，精神总会为之一振的。
从江都回程走的是陆路，自然又是另一番排场。先到洛阳看了新落成的宫城，很满意的。又到长安小住了几日，然后便下诏北巡。这一次去的地方是雁门关外的突厥。去年秋天的边境冲突使杨广有了一种危机感，那是些怎样骁勇强悍而又桀骜不驯的民族啊!他们仿佛天生就是为了征战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长啸如风，马蹄如雨，从来就是他们创造生活的光荣与梦想。曾经的金戈铁马接天盖地而来，将大漠边关踢踏出蔽天的征尘，那张弓搭箭的身影，只有以整个天幕为背景才能恣肆伸展，那草原民族特有的眼神，有如鹰隼一般，注视着南方的子女玉帛。千百年来，他们的马蹄曾多少次踏碎中原王朝的笙歌舞影，又有多少中原男儿在与他们的殊死搏杀中建立了自己的不世功业。“羽檄频年出凤台，边云漠漠战魂哀。”塞外的多事之秋，成了中原天子心中永远的忧患。那么，就摆开架势去怀柔一番吧。所谓怀柔，无非就是夸富逞强，耀武扬威，恐吓镇服而已。对这一点杨广有着足够的自信。
果然，杨广的东驾刚出了雁门关，突厥的启民可汗就带着隋朝的义成公主前来朝见，并上疏“请变服，袭冠带”，他说得很动情：
微臣今天已不是以前化外之地的突厥可汗，而是至尊(皇上)的臣民。请至尊可怜微臣的一片孝心，允许全体突厥人改穿华夏大国一样的服装。
杨广遂在临时搭建的“行城”内召开御前会议，令臣下就此进行会商。公卿们都认为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一致“请依所奏”。
但杨广却认为不可，理由是：“君子教民，不求变俗。”这当然是冠冕堂皇的说法，深层次的意思是：你光是让他们换一身衣服有什么用?关键还是要他们心存敬畏。况我泱泱大国、煌煌盛世，让各种不同的风俗共存共荣又有什么不好呢?在这一点上，杨广可要比满朝文武高明多了，他以自己的明智和豁达，表现出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风俗的尊重，他处理民族关系的这种度量和政策水平，可以说是具有历史高度的。在给启民可汗的诏书中，他说得很恳切：“碛北未静，犹须征战，只要好心孝顺就是了，何必改变衣服呢?”
应该承认，这时的杨广已是一位相当成熟的封建政治家了。
接下来是一系列热烈而友好的场面，互相宴请、互赠礼品，朝廷方面的赏赐更是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光是赐给启民可汗的锦帛就有二千万段，这还不包括下面的部落首领。慷国家之慨，杨广的手面向来是很阔绰的。在启民可汗的牙帐中，他曾洋洋得意地即兴赋诗，其中有“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的句子，把曾经大败匈奴单于的汉武帝也不放在眼里了，可见自我感觉相当不错。
这次北巡杨广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重修长城。但是也埋下了一个祸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祸根最后直接导致了隋王朝的灭亡。
事情的起因完全是一次很偶然的遭遇。
就在杨广这次北巡期间，高丽也派人出使突厥。高丽出于对隋帝国的疑惧，与突厥暗中通好，这也是很正常的。但问题是，这位使者来得实在不是时候。当杨广来到启民可汗的牙帐作客时，高丽的使者已先到了一步。这时的可汗已被杨广一路上大摆阔气、大扬武威的声势吓住了，他不敢私下“隐境外之交”，遂引高丽使者入帐拜见杨广。
这件事本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偏偏这时候有一个叫裴矩的大臣讲话了，他说高丽自古就是中央王朝的藩国，这些年却既不来朝拜，也不肯进贡，“藩礼颇缺。”以陛下这样亘古未有的盛世，怎能容忍它作境外之邦呢?他这么一怂恿，杨广就板起面孔给人家颜色看了，他要高丽国王马上到长安来朝见，否则，他将率领启民可汗的兵马——接下来他用了一句很含蓄的外交辞令——“巡行你们的领土。”
这话中的意思当然谁都可以听得出来的。
这里得说一说裴矩这个人，因为在杨广一系列对外政策的背后，我们总能看到他的身影。首先，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的聪明主要表现在善于迎合杨广的心理，这使得他很受杨广的赏识。其次，他还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他花费了半生的精力，跋山涉水地考察西域各国，写下了厚厚一本《西域图记》，书中不仅对西域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有相当详实的记载，而且文笔也很不错。正是这本书，后来激起了杨广的野心和冲动，“梦想仿效秦始皇和汉武帝的丰功伟绩征服整个中亚。”这话是《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说的。当然，作为杨广负责外交事务的大臣，裴矩本身也是一个力主扩张的人，因为他个人的权力欲望是寄生在君王对外开拓的事业大树上面的。
祸根就这样埋下了。高丽国王本来就对中央王朝心存疑惧，这样就更不敢来朝见了。他愈是不来朝见，便愈是燃起了杨广的征服欲望。对于隋帝国和杨广的命运来说，启民可汗牙帐中的这一幕，是在不适当的时候，不适当的地方，进行的一场不适当的会见。读到这段情节，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惊栗和无奈。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而历史进程总是隐藏在无数偶然性之中的。我们完全有理由发问，如果高丽使者不是正巧在那个时候访问突厥；如果启民可汗不那么多此一举，把他引见给杨广；如果裴矩当时不在场，或者不讲那一通极富煽动性的话，后来对高丽的战争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呢?而隋帝国是不是就可以不那么短命呢?历史关键时刻的关键之力，有时只是体现在一些随机性的小情节之中，它们的存在，不只是为历史斑驳的图像添上了几分神秘色彩，更重要的是显示出人类精神的某种本质。
但不管怎么说，祸根已经埋下了。一个欲望既然被点燃了，就肯定要烧出疯狂的火焰，这就是杨广。“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这是他后来对宫女说的悄悄话，他也把事件的发端归结于“偶然”，可见已有悔意，但那时的局面大抵已糜烂得不可收拾了。
杨广开始紧锣密鼓地为征辽作准备了。
大业三年春季，杨广第二次北巡，这次的主要目的是巡视长城，安抚漠北的少数民族，好腾出手来对高丽用兵。
大业四年正月，诏发河北诸军五百余万开凿永济运河，引沁水南通黄河，北抵涿郡。这样，杨广从他常住的江都乘龙舟入邗沟，转通济河，由板渚渡过黄河入北岸的沁口，再由沁口入永济河，循永济河可直达涿郡蓟城。自战国以降，蓟城就一直是北方的军事重镇，杨广对高丽用兵，就是靠永济河漕运军需物资，而蓟城则是他的前敌指挥部。
这是大运河与长城的第一次近距离相望，一次愚蠢的战争，将大运河延伸到了燕赵古长城的视野之内。
现在，中国版图上出现了一个硕大无朋的“人”字，它的一撇是广通河、通济河和邗沟，贯通关中、中州和江淮；一捺是新开凿的永济河，贯通幽燕河北。这个“人”的脑袋在长安，心脏在一撇与一捺交接处附近的洛阳，而落脚点则是南方的江都和北方的涿郡。它是如此雍容端庄，又是如此峭丽如割。它有着高贵的精神，又有着平民化的品格。它的美是安祥的，也是傲慢的。有了这个“人”，中华民族将更加坚实地站立在世界东方的这块土地上，连同他的黄皮肤、黑头发、方块字，还有那具有独特表现力的诗词歌赋。虽然在后来的千百年中，它的形态还会发生种种变化，变得不成其为“人”，但它的内在精神是永远不会枯竭的。
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建立什么样的功业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杨广遭遇了运河(请注意，是遭遇，而不是寻找)，并将自己的激情和才华附丽在运河身上。这激情和才华不可抗拒地漫过来，有一种厄运的味道。大运河的光环太炫目了，它几乎掩盖了作俑者的残暴、荒唐和骄奢淫逸，使得他们都有了某种堂皇的理由。而杨广本人也因此超越了政治动物的范畴，具有了更多的审美意义——在一种华丽的、紧张的、破碎且富于诗意的美丽中，流动着有力量的感伤，让人惆怅不已。这就是杨广和他的那个时代。
12盛世
到了大业六年左右，隋王朝无可奈何地到达了盛世的极顶。
之所以说“无可奈何”，就因为这个“极顶”实在不是什么太美妙的恭维。什么东西一旦到了“极顶”，接下来的就是风光不再，开始走下坡路。因此，这个“极顶”是分水岭的意思，也是衰落前的最后一次豪宴。这时候的场面最盛大，歌舞最华丽，杯盘也最丰盈。一切都是浓丽繁奢、光芒万丈的，仿佛一颗熟透了的葡萄，不用破皮就能感受那鲜嫩欲滴的丰沛。场面上是一律的狂迷和陶醉，有如梦游一般，梦里不知身是客，还以为这梦能千年万载地延续下去。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曲终人散的结局就要接踵而来。这时候，隋朝立国总共还三十年不到，而离它倾覆的日子只有六七年了。一个王朝，这样迅速地走向盛世，又如此急遽地沦入灭亡，在三十多年里就完成了它那虽然短暂却也相当精彩的盛衰周期，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特例。它几乎是带着盛世的余温就过早地夭折了，可惜!
历史学家一般都把这个盛世的“极顶”定格在大业五年，标志是杨广那次带有亲征性质的西巡，《隋史》中也认为“隋氏之盛，极于此矣”。这其实是就王朝的疆域而言。但我总觉得，隋朝鼎盛的标志性事件应该是江南运河的开通。费正清等人所著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那就是中国南方的真正形成，是在隋朝时期。当然，他们是从人口和经济的角度得出这一结论的，此时南方的人口与北方大致持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反映了这一地区蒸蒸日上的富庶。而南方形成的标志则是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南方的一切从此真正进入了北方的视野，他们的文化风习同时也影响了北方。江南运河是大运河最南的段落，也是最后完成的段落，它的开通，把永济河、广通河、通济河和邗沟一直延伸到钱塘江畔的余杭(杭州)。至此，南北大运河全线告成，江南塞北融于一体。时间是在大业六年。
哦，大运河，你流不尽的五千里波光，五千里风华!
一边是黄旗紫盖、翠辇金轮，如云的佳丽分花拂柳，前呼后拥的臣僚进退如仪；一边是黄泥村路、衰草牛羊，炊烟在茅檐上温暖地升腾，欢悦的水声中泼洒着极富于世俗情调的嬉闹，那是浣衣女子生命的风情。
大运河就从这中间流过。
这当然是一种意念化的想象，但我至少在不止一个地方看到过，当年皇帝停靠龙舟的御码头，成了平民百姓洗衣淘米的所在。石阶码头有一种陈年的苔藓味，米很白，捶衣棒是祖辈相传的那种式样，但女人的身姿很好看。
这是一条从皇帝佬儿到平民百姓都离不开的河。
大运河是天生的劳碌命，自开通的那一天起，它就从来不曾停止过操劳奔波。偌大一座京师，从富丽堂皇到衣食温饱都是它从南方背过去的，包括京师的城墙，城墙内的宫宇，还有郊外林林总总的皇家墓冢。至于大内的一应日用器物，只要随手拿起一件小玩意，都可以在南方的某个西风门巷或斜阳村舍找到它的出处。丝绸不用说是苏杭二州的了，云锦来自南京秦淮河畔的作坊，铜镜以扬州的为上品，而嫔妃和宫女们用的梳篦则与常州西门一条叫“篦箕巷”的小街有缘，那里生产的梳篦因此有“宫梳”之誉。甚至连达官贵人沏茶的水也要劳驾大运河送到京师。唐武宗年间，宰相李德裕喜欢喝无锡惠山的“二泉”水，要地方官派人通过运河水驿递送。这事乍一听有点像天方夜谭，但那位相爷在长安府衙中捧着一杯香茶送往迎来时，却从来也不曾觉得有什么奢侈。诗人皮日休因此写诗讽刺道：
丞相常思煮茗时，
郡侯催发只嫌迟。
吴关去国三千里，
莫笑杨妃爱荔枝。
诗中用了杨贵妃吃荔枝的典故，这就不仅仅是调侃，很有些尖刻的了。皮日休和李德裕大致是同时代人，且有诗为证，这档事看来不会假。
假与不假大运河知道，但是它不说。不说不等于没有思想，所有的思想者都是沉默的。千百年来的真假善恶，都埋在沉默的泥沙之下。长安、洛阳——后来还有汴梁、杭州和北京——都在它的前方饥肠辘辘地呼唤，它只有任劳任怨负重前行的义务，这是它与生俱来的性格。
大运河来了，五千里波光中掩映着云蒸霞蔚般的盛世风华。
关于隋代那曾有的盛世，我这里只要说一件小事。贞观十一年(637年)，有一个叫马周的御史在给唐太宗李世民的上疏中说道：“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也就是说，直到隋亡唐兴二十年后，仍有人吃着“杨家”的饭，穿着用“杨家”的布帛做的衣服。从贞观十一年仍在闪烁的前朝余光中，人们可以想见当初的盛世曾是多么辉煌。后人总喜欢怀念唐朝，连今天那些以先锋自居对历史不屑一顾的摇滚乐队也自命为“唐朝”，并大言不惭地高唱《回到唐朝》。其实，比之于盛唐，除去诗坛上少了几个大腕级的巨星而外，大业六年左右的隋朝也逊色不到哪儿去的。后人又总喜欢把隋朝的短命归结于杨广的“耽于享乐”，其实，他如果真的一门心思放在享乐上，恐怕就不会亡国了，老爸留下的那么一份家业足够他受用的，躺在深宫里怎样挥霍也挥霍不完，以无为而治完全可以达到统治的四平八稳。杨广恰恰是个既不安于享乐，也不安于现状的人，他的不少举动在历史上都算得上是石破天惊的大手笔(不光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艳情手笔)。他满面尘埃，一次接一次地北巡和西巡，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帝国的疆土，那种“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气象当时已初见端倪。大运河更是这盛世的华彩之笔，它是开创性的，也是终结性的；是让人心旌摇荡的，也是让人受用不尽的；是盈盈可握风神俊朗的，也是波澜壮阔吞天吐地的。我们与其说中国占有了大运河，还不如说大运河占有了中国。你看它将黄河、长江以及钱塘江这几条纬线方向的天然河道连成一体，从此“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人商旅，舳舻相继”。在它的两岸，农夫、商贾、官吏、妓女，当然还有文士(他们总是在诗酒和女人中放达，又总是一副不得志的样子)——都在自己的角色中从容自在地奔忙，那种敢于挥霍生命的豪迈中，洋溢着荷尔蒙的浪漫气息。其间还夹杂着几个穿长袍牵骆驼的西域商人。大运河的通达是全方位的，它一端延伸至明州港，舞弄着通往海外诸国的蔚蓝色的航线；另一端则从洛阳西出，摇曳着“丝绸之路”上孤寂的驼铃。西域商人的驼队越过中亚的茫茫荒漠和祁连山麓的河西走廊来到长安，然后沿大运河南下。而来自日本和南洋的商人、使节和僧侣则从宁波或泉州登陆，通过浙东运河转棹大运河北上。大运河通了，中国的血脉也通了；大运河活了，中国的精气神也活了；大运河容光亮丽，中国也在盛世中鲜活滋润。大运河是一张犁，划过黑黝黝的处女地，翻挖出呼啸的热情和原始的创造力，在阳光下欢快地舞蹈。一切都充满了欣欣向荣的气息，一切都有如神助一般，既有春风化雨的温润，又有开天辟地的气魄。现在我们知道了，就因为有了大运河的滋润，杨广才焕发出了那么充沛的才华，他好大喜功，好发奇想，好作惊人之笔，说到底也是一种才华的闪耀。他的所作所为几乎是有恃无恐的，所“恃”者，大运河也。才华是生命的一部分，它当然也是离不开水的，大运河就是这生命之水的钟灵毓秀。但才华又是一柄双刃剑，一个人才华横溢有时也实在不是什么好事，就像一个国家财大气粗不一定是好事一样。他太喜欢炫耀，太富于进攻性，太迷恋一意孤行。平心而论，杨广称帝期间所建立的那些开创性的功业，是足以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伟大的帝王相比肩的，他之所以没有能进入伟大帝王的行列，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富于才华且恃才自傲。一般来说，政治家只接纳才能而不需要太多的才华，因为才华这东西总是与理性相悖的，而才能恰恰体现了一种恰到好处的理性把握(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说过的一句话，当年他曾立志当作家，但发现自己写不过莫泊桑，就降一个档次而当总统。我觉得他的选择是理性的，这话也并不是矫情)。富于才华的杨广充当的是一个只会播种的农夫，至于收获，对不起，那是别人的事。他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例如复开学校，整顿法制，重设郡县制，改革官制，扩大均田制，强化府兵制等等，真正的收获者都是李唐王朝。特别是他创立的科举选士制度，几乎一直伴随着封建社会走向寿终正寝。某种制度能延续一千三百余年，其中肯定有它合理的东西。所以，后来的唐太宗在端门看着新科进士们鱼贯而入，曾得意洋洋地说了一句很流传的话：“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人们总是习惯于从这句话中品出一股势利味，其实，让那些具有统一文化水准和从政素质的人才源源不断地进入政坛，这对社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大抵也就从隋代开始，大运河上络绎不绝的士子，便成了中国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他们在运河边伫立的身影和眺望的眼神，流入诗歌、音乐、戏剧和话本小说中，成为最具煽情效应的题材。他们的种种遭际和艳遇，更是成了千古流传的佳话。我们只要翻翻盛唐以后的文学史，几乎随处可以见到他们在运河上的行迹和诗行，那真是风神俊朗，绣口华章，道尽了人生的千般况味。应该承认，不管他们是狂放也罢，凄凉也罢，淡泊也罢，牢骚也罢，那些诗大都写得不错，因为这时候他们的心态比较放松，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像应试时做的那些官样文章。真应该感谢杨广，他不仅开凿了一条大运河，而且创立了一个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官吏选拔制度，让那么多文化人趋之若鹜，成为他们终身性的诱惑并为之投入。他们把自己的风姿才华和人格精神，还有那被渲染得几乎不尽人情的悲喜荣辱都映在大运河的波光里，让后人回望之余，感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是的，我们该说什么才好呢?无论是那得意的朗笑还是飘零的青衫，那远年的浪漫都源自一个只有三十多年的短命王朝。那个昙花一现的隋代，给历史留下的遗产太多了。杨广真是一位辛勤的农夫，虽然他的播种和收获不成比例，但种子一旦播下，日后总要生根发芽的。
这中间潜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隋朝的鼎盛得益于经济上的放开搞活，而这些恰恰又是与强权政治以及对心灵的封闭并行不悖的。人们常常把繁荣昌盛连在一起说，时间长了，也觉得挺顺溜。其实“繁荣”与“昌盛”是两个概念，前者是对精神文化而言，后者则直接指向粮囤和钱袋之类。“昌盛”者未必“繁荣”，隋朝大致就是这种情况。精神文化说到底是一个心灵的自由度问题。我们都知道隋代没有文学，这固然与它立国时间太短有关，但最重要的还在于统治者对心灵的扼杀。由于严刑峻法(据说偷盗一文钱也要杀头)，搞得小民百姓们人人自危且不去说它，知识界也弥漫着一股玩知丧志的实用主义风气，文化人纷纷挥刀自宫，把心灵变成敲开利禄之门的石头。他们写诗作文是为了拍皇上的马屁。歌功颂德，献媚讨好，成为当时文学艺术的主旋律。这种主旋律实际上是一种大棒加胡萝卜的文化专制，作为政治专制的派生物，它当然也不会比政治专制宽厚和温柔。它使一切有尊严的人贱卖自己去摧眉折腰，沦落为招招实惠的文坛阿混；它给所有的作品都强行抹上“盛世”的油彩，在一片“吾皇圣明”的颂歌中搔首弄姿发羊痫疯。可以想见，这样的作品怎么能散发出激情的血温，怎么能燃烧起生命的光彩，又怎么能用来讨论深刻和崇高?在这种风气下，当然也说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学术，像宇文恺那样的建筑奇才，也只能把自己的智慧用于投杨广所好，建筑歌舞升平的楼台(哦，那是些多么壮丽堂皇，堪称独步一时的纯粹中国流的楼台!)。他是作而不述的，所以没有留下什么著作。观其一生，他始终与大师无缘，只能说是一个高明的工匠而已。没有诗歌，没有音乐(民间音乐当时是被禁止的)，没有学术，没有言论，也没有夜生活——人们都早睡晚起，生怕招致什么飞来横祸。朝野噤声，万马齐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但与此同时，由于经济上的放开搞活，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各级府库中的粮食和布帛都堆不下了，所谓天下丰足也并非过甚其辞。事实证明，在一个封建的国度里，经济上的放开搞活和思想上的封闭钳制双管齐下，在短时间内确实可以见到成效的，例如温饱小康之类，也确实可以一窝蜂地办成几桩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