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能保证这种局面的“可持续发展”吗?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到了大业六年这个时候，隋代的历史基本上还是一幕正剧，威武雄壮，堂堂正正，没有多少插科打浑的噱头。但任何正剧一旦进入盛大之极，高潮之巅，鲜花着锦之至，就不大好把握了，因为这时候演员们大抵已进入了忘我之境，他们有太多的即兴发挥和自我卖弄，而这种发挥和卖弄稍一过头，便容易偏离理性的河床，掺杂进闹剧的成分。毕竟在那种场面下，谁不想出彩呢？我们看看大业六年元宵节发生在东都洛阳的那场闹剧。
且说杨广打通西域之后，作为“通”的表现，前来朝贺的各国酋长和使节络绎不绝，再加上带着“方物”，为了赚钱而来的商人，一时洛阳道上摩肩接踵，东西两京冠盖如云。在这种情况下，又是那个鬼精灵的裴矩向杨广建议，他说现在到两京朝贡的“蛮夷”已是盛况空前，我们何不再来个空前盛况，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期间，大设戏台，大演百戏，以显我华夏繁荣昌盛，吾皇英明伟大呢?
裴矩的这一建议自然又正中“上”怀，一场堪称旷古盛极的闹剧就此拉开了帷幕。
不是说隋代没有文学艺术，没有夜生活吗?你看现在京师的舞台是多么红火!从全国各地晋京汇演的戏班子，带着他们最拿手的绝活儿，花技招展地来了。十里长街之上，通宵达旦，歌吹入云，真是个人如海，歌如潮，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次艺术节整整热闹了一个月，把那些各国的首领和使节看得一愣一愣的：毕竟天朝大国，气象到底不同!是啊，谁曾见过这么阔大的舞台，谁曾见过如此阵容的文艺队伍?谁又曾见过这么百花齐放的“繁荣”?皇帝老子一诏令下，全国各地，四面八方，“凡有奇伎，无不总萃”，据说晋京的艺人总计达三万之众。可怜这些平时从不被人放在眼里的戏子，耗尽了全部家当，风尘仆仆、舟车辗转，就是为了到京师的舞台上露一下脸，演完了，恐怕连回家的盘缠也很成问题。当然，对于他们来说，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有了这么一次也就够了，毕竟这是京师的舞台，说不定连皇上都曾看过他们的演出呢!
这是文化专制之下的虚假繁荣。
当然，与“繁荣”同时展示的，还有昌盛。
文艺搭台，经济唱戏，这本是古已有之的名堂。本届艺术节同时也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商品交易会，只不过搭台唱戏的目的并不在于招商赚钱，而是为了夸富逞强死要脸。中国的当权者往往把自己的脸皮看得比老百姓的肚皮更重要，为了脸皮上的风光，自然少不了玩些弄虚作假的鬼把戏。艺术节期间，东都的各大商贸市场结绮临春自是不必说的，更出彩的是，连大街两边的树木都缠上了绸缎，人行道上铺着精致的龙须席。老外们可以随便走进任何一家店铺大快朵颐，吃饱喝足了，抬起屁股一抹嘴，走人就是。因为朝廷有指令，他们的消费一律不付账。店主还要解释说：“中国富庶，客人饮酒吃饭概不收钱。”这下又把老外们唬得一愣一愣的：毕竟天朝大国，简直是神仙世界!
但老外也不全是好糊弄的，有人便指着缠在树上的绸缎问道：“中国也有衣不遮体的穷人，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给他们，缠树干什么?”
这一问可就问住了，市人皆“惭不能答”。
为什么“惭不能答”?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应该由皇帝佬儿而不是小民百姓们来回答。中国到底富庶到什么程度，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至少还没到吃饭不要钱或者把绸缎往树上缠的程度。其实，小民百姓们是用不着为此羞惭的，真正应该羞惭的是最高决策者杨广。盛世尽管是盛世，但一旦到了弄虚作假死要脸的地步，说明正剧已经开始悄悄地向悲剧演化了。而当事人如果不是出于糊涂，就是人格精神发生了畸变——浮躁，焦虑，奢侈的热情，其中还潜藏着某种深层次的虚弱。
这是大业六年元宵节的一幕闹剧，也是隋王朝在盛世峰峦上的一次带有附丽气息的欢舞。
杨广现在的自我感觉好极了，南北大运河翻涌着盛世的波澜，北巡和西征的功业直逼秦皇汉武，一系列改革措施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国力的强盛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万方乐奏，四海升平，接下来就剩下一件大事了——
征高丽，然后在江都的宫殿里被部下用红丝巾勒死。
13江都
以后的事情就不堪回首了。对高丽的战争有如一场噩梦，人们总是不能理解，杨广御驾亲征，以百万精锐之师去对付一个小小的高丽，居然会那样一败涂地。不能说隋军的统帅部无能，隋朝立国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一大批久经战阵的将领大多还健在；也不能说隋军的动员不够，当时，连宇文恺这样的人都被调到前线去指挥架桥修路了；借助于大运河的通达之功，后勤保障也是没有问题的。战争中充斥着诸多偶然性事件——恶劣的天气；杨玄感的叛乱；甚至在一次总攻发起前，宇文恺设计的浮桥短了一截——致使隋军一次又一次地功败垂成。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打成这种样子，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也许隋王朝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吧。
隋王朝的末路说到就到了，它几乎是一触即溃的，省略了通常会有的对峙和相持。如同那种硕大而艳丽的花，盛开得快，凋谢得也快，它那斑斓的色彩在一夜之间就零落如泥了。这与杨广人格上的缺陷有很大关系。对高丽的战争引发了原先潜藏在社会肌体内部的各种矛盾，这些本来并不一定是致命的，如果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完全是可以从容应对，挽狂澜于既倒的。但杨广是一位诗人气质的帝王，他习惯于用写诗的浪漫情愫来治理国家，用艺术家的思维去处理政务，用桀骜不驯的想象力去挥霍权力。这种人在顺境中容易忘乎所以，似乎自己一举手一投足都是神来之笔。而一旦遭遇挫折便堕入颓唐，在一片苍白的绝望中自暴自弃、自哀自怜，心理渐至变态。这种病态人格在他对叛将斛斯政的处置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高丽国最后交出斛斯政，是隋帝国三次征辽的唯一收获，也让杨广好歹挣回了一点面子。现在，他要好好地受用一下“胜利”了。
怎么受用呢?在这方面，杨广并不缺乏想象力。且看：
行刑的这一天，兵卒先把斛斯政押到金光门外，然后将其捆绑在木桩上，并用车轮箍住脖子。
这似乎并没有什么新意。
杨广又诏令京师九品以上文武百官全部到场，他们不光是看热闹的观众，而且每个人都要剑拔弩张地充当刽子手。这样既体现了重在参与的原则，又渲染了场面气氛。——开始有点意思了。
那么就动手吧。
最先是一批人持箭对准斛斯政猛射，使斛斯政满身中箭而不得立死；接着又一批人持刀近前，一阵猛砍，直把斛斯政砍得肢体零碎，但尸身仍被箍在车轮中。
完结了吧?且慢。
杨广还不过瘾，又下令：“烹其肉，使百官啖之。”人肉有什么好吃的?好吃，这是一种“胜利”的心理感受。奸佞者为了取悦杨广，竟有“啖之至饱”的。
这仍然不能算完。吃完肉后，又“收其余骨，焚而扬之”。
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在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为什么要这样惩治一个叛将，报复乎?发泄乎?恐吓乎?当然都不排除，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绝对没有向谁挑衅的意思——杨广已经丧失了挑衅的精神力量，他太虚弱了。他因虚弱而疯狂，又因疯狂而愈见虚弱，如同一个强打精神的手淫者，包围着他的是挥之不去的恐惧和沮丧。
如果说屠杀斛斯政还算得上是一次表演的话，那么从此以后，杨广连这样的表演也没有了。大局已经靡烂得不可收拾了，他索性破罐子破摔，一头躲进江都的宫城，抓紧时间享乐去了。
杨广的车驾是在纷飞的泪雨中驶出洛阳的，那些被留在东都的宫女似乎有一种预感，皇上这一去就回不来了，因此呼天抢地有如送葬一般。更多的宫女则攀着车辕不肯放手，哭哭啼啼地劝阻。车驾且走且停，宫女们牵衣顿足，有些人的手指都抓破了，血染红了车辕和马鞅，有一种凄楚的美丽。皇上也很伤感，本来，有那么多大臣曾劝阻过他，但一个也没有得到他的好脸色，有几个还被他砍了脑袋。但现在面对着这些作秀的女人们，他也不由得悲从中来，泪湿罗巾。他很为自己能够流出几滴惜别的眼泪而自豪，是啊，男儿有泪不轻弹，谁曾见过他这样多情的帝王呢?他在手帕上写了几句诗赠给宫女们，这几句诗后来成为人们研究杨广思想脉络的重要资料：
我梦江南好，
征辽亦偶然。
但存颜色在，
离别只今年。
他是想着明年开春以后再回来的，但他自己也知道，这一去恐怕就回不来了。
又要登上龙舟了。龙舟是新造的，以前的那些水殿在杨玄感叛乱时被烧毁了。新造的龙舟比原先的更豪华。时值农历七月上旬，正是一年中最繁茂的季节，西苑的花开得正妖娆，形成撩人的堆砌效果，但细细看去已没有什么激情可言，只有繁茂的悲凉，因为它们在盛开的时候，也在拼命地凋谢，这是红颜易老、盛极易衰的暗示吗?大运河也失去了往日的万种风情，只是懒懒散散地恍惚着，龙舟的影子倒映在水里，有如孤寂的怪物。从南方吹来的风撕扯着水面，造成破碎而乖张的视觉冲击，很能引起一些放纵无度的联想。风中捎带着花香和蝉鸣，以及烈日下的大地那种倦怠的气息。所有这一切，都弥散着一种宿命般的自恋和天长地久的绝望。别了，洛阳；别了，洛阳宫里那些懂得感情也懂得作秀的宫女们。龙舟启航了，往南去，一路都是逆风，殿脚们的身影更见佝偻了。汴河被蛮横地剖开，那水波也像无法复制的梦魇一般。
从大业十二年八月抵达江都，到第三年三月被杀，在这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内，杨广没有离开江都一步。国家的事他已经懒得去管了，除了纵情声色外，他想得最多的就是两件事：一个是死，一个是运河。
关于死，他倒是很豁达的。在江都的宫城里，他曾揽镜自照，自言自语地说：“好头颈，谁当斫之。”那种冷静和淡漠，听起来仿佛在说一样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他预先准备了一瓶毒酒，等着到最后的时刻派用场。这些都想通了，也就什么都无所谓了。那么就抓紧时间享乐吧，还有什么可操心的呢?大不了就是一死罢了。现在他觉得连写诗也是一种奢侈，因为一写又要落到那个“愁”字上。愁有什么用?“昔年种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桓大司马的那种黍离之悲够水平的了，可他最后也免不了一死的。人生自古谁无死，得快活时且快活，管他呢!
但是一想到大运河，感情就比较复杂了。作为平生最得意的一件大事，他当然知道这件事的意义所在，那不是滔滔五千里的长流水，而是流不尽的大米、丝绸、美人和诗歌，是千古流不尽的王朝福泽，它足以让以后的任何一个王朝享用不尽的。一想到这些，他就有一种为人作嫁的嫉妒和不平。他也曾幻想沿着运河，张着锦帆，让龙舟一直驶向天涯。天涯何处?那里大概就是天国吧。也只有他这样的帝王才会有这样的浪漫情怀。现在想起来，为了修这条运河，老百姓是苦了点，也死了不少人。但死几个人有什么大不了的?秦筑城，汉开边，他们的哪一项功业不是用白骨垒成的?五千里长河贯通南北东西，开旷古未有之局面，是耶?非耶?功耶?过耶?后人总要给个说法的。不管怎么说，三七开总是有的吧，当然功劳是大头。生前身后事，千秋万代名，这个三七开就这样一直死死地纠缠着杨广，伴随着他生命的最后岁月。
江都的一年半是漫长而短暂的，这是杨广留给大运河最后的顾盼。杨花落了，李花开了，运河涨水了，带着青草和春泥的气息。这是桃花汛，一听这名字，就该想起那流水落花的春事，很让人伤情的。桃花汛一过，梅雨就来了，这是江南最难消磨的季节，红木器物上总浮着一层水气，丝绸失去了飘逸的质感，黏乎乎潮滋滋的，坏心情一样纠缠着你，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运河畔的景物却总是可观，烟雨迷蒙中，有莺飞鱼跃；云卷云舒间，看满城飞絮。深巷里传来村姑叫卖杨梅的声音，嫩嫩的很好听。杨梅的光色总是那样生动，有如处女的羞容，不由人不生出怜香惜玉的情愫。就在这嫩嫩的叫卖声中，天气倏然放晴了，暑热铺天盖地而来。夏天是百无聊赖的日子，也是最宜夜生活的，杨广叫宫女们把萤火虫收集起来，在晚上一齐放飞，刹那间无数光点在夜空中舞动，微雪般映亮了宫城内外和运河上空，那种近乎绝望的美就这样恍惚在他的视野里，有如置身于梦境。萤火虫飞远了，四周又沉寂于永恒的黑暗，这黑暗比先前又更浓了几分。不知不觉地，蟋蟀和纺织娘在濡湿的草丛中叫开了，秋风萧瑟，吹落满地的枯枝败叶，一切景况就更加不堪了。然后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起来，运河上结冰了，艄公用竹篙顶端矛一样的铁尖敲打着冰层，那破碎声一波波传得很远,仿佛打碎了整个世界……
碎了，碎了，一切都碎了，航船在破碎中辟开航道，艰涩地向前驶去……
杨广最后被叛将缢死于温室，时年五十岁。萧皇后令宫人用床板钉了一副棺材收殓了他——幸亏那时再豪华的床榻上用的也是木板，而不是席梦思。
几年后，他被部将葬于江都北郊的雷塘。这位部将很理解他，让他留在了生前魂牵梦萦的江南。关中老家他是不愿去的，秦川自古帝王州，自己这辈子已经被王冠所累，何必再去看人家为了一顶王冠而演戏呢?从气质上讲，杨广更像一个南方人，甚至他的口音中也沾染了吴侬软语的味道。在这里，他不会有异乡之感的。问题是，雷塘离运河太近了，那翠堤烟柳、桨声帆影本来是很有诗意的，但每天看着别人受用自己开凿的运河却又一点不领情，反而口口声声地诅咒他的暴政和荒淫，他能安息吗?“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从长远看人类行为的动机，归根结底总是逐渐显露在他们的后果之中的。杨广的奢侈和妄为是前无古人的，但他的胆略和才情也不应被忽视。同历史上的其他帝王相比，他没有给自己留下一座像样的陵墓，却为我们民族留下了一条受用不尽的运河。没有像样的陵墓固然与他最后的亡国有关，但至少在生前，他对这种事没有多大的兴趣。中国历代的帝王都特别看重自己的后事，几乎从他们登基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张罗“千秋山陵”，好像稍微耽搁就来不及了，好像自己使出浑身解数才挣来的这份风光就是为了有一块葬身之地。而那些因为帝陵的质量问题丢了乌纱帽以至被砍了脑袋的大臣也不在少数，可见兹事体大。这种人生理上虽然还活着，但在人格精神上已经走进了阴森森的墓穴。很难想象，一个热衷于大兴土木为自己营造陵墓的帝王，他从此还会有多大的作为。在这一点上，杨广体现了他反潮流的勇气，年纪轻轻的就造那劳什子做甚?他看重的是活，怎样活得潇洒，活得快活，活得轰轰烈烈无法无天，咋会无端地往“死”里想呢?他很自信——至少在他执政的前期是这样的。自信不是狂妄无知，虽然他们在浅层次上有着某种相似之处。自信是一种生命力的笑容，它辉映着意志、才略和人格精神的光芒。正因为有了这份自信，他才能在执政的十三年中，干出了那么多——泽被千秋和遗臭万年——的大事情来。
好在二百多年以后，有一个叫皮日休的诗人站在运河边，为杨广说了几句公道话：
尽道隋亡为此河，
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
共禹论功不较多。
皮日休写这首《汴河怀古》时，代隋而兴的李唐王朝也已经日薄西山了，前朝散曲又化入了今宵残梦，政治这东西总是过眼烟云，没有什么说头。只有当年杨广主持开凿的大运河仍然丰韵鲜活，成了中华大地上千秋万代的风景。不管以后的帝王们如何改朝换代，也不管各派政治力量如何争锋论战，但无法改换亦无须争论的是，他们的文治武功都离不开大运河的滋润，甚至在他们辩论得口干舌燥时，捧起一杯清茗，那大抵也是——来自大运河的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