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篇
十与黄河的纠缠
这是一片雄性的旷野，而雄性历来总是与苦难纠缠在一起的，苦难激活了生命中最富于抗争活力的原始基因，经过世世代代的沉淀，成为一种地域性格。尚武、好勇、轻死易发、慷慨有壮士之风，是这里的人们最常见的生命表达方式，甚至连这里的土地和牲畜(例如毛驴)也比别的地方具有更强的再生和负重能力。黄河和淮河是这里共同的主宰，它们滋润了它又蹂躏了它，从而最终也塑造了它——这就是黄淮大地。
沿着夫差和杨广的运河向北，一路水阔天长，风华旖旎。到了淮安，该扭头向西进入中州大地了，因为汉唐的宫城在洛阳和长安，杨广开挖的汴河也是朝着那个方向去的。历代诗人关于“汴河怀古”的题目做得很多，那是一条寄托着黍离之思和兴亡之慨的感伤之河。而现在这条经由山东北上京师的运河则属于另一个人物。
过了淮河，从色调上讲就有点北方的味道了，四处的景物变得单纯起来，村落不像南方那么稠密了，苍茫的天幕下是大片的庄稼地，阡陌是横平竖直的大手笔，显出一种不由分说的霸悍之气。鸡鸣狗吠遥远而朦胧，给四近平添了几分古典的静谧。阳光因风沙而呆滞，枯草下的土层有一种松燥的质感，那是渴望被滋润被撕裂的神情。大运河也变得清瘦了许多，那是因为水流加快的缘故，仿佛运动消耗了多余的脂膏，反显得清癯洒脱，更有活力了。在这块土地上，一切都是富于激情的，连地下的墓窟中也埋着千年不绝的呐喊，不信你去看看徐州狮子山的兵马俑，那是何等气势!像刘邦、项羽、樊哙、周勃之类的男人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他们叱咤风云的气息至今还回荡在这块土地上。但大运河并不是奔他们而去的，历史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它见得多了，那些都犯不着去趋附，它没有那么浅薄。它向往的是另一个更伟大的生命——黄河。
哦，久仰了，黄河!
大运河几乎是带着神圣的崇拜走向黄河的。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是怎样一种北方大汉式的桀骜不驯呢?如果说钱塘江是一簇朝晖映照下的浪花，长江是一轴气象万千的壮阔画卷，淮河是一首质朴本色的乡土诗，那么黄河就该是一支洋溢着生命质感的船夫号子吧?但崇拜有时是一种很危险的感情，过分的崇拜往往伴随着过分的牺牲。也许大运河那南方淑女式的柔情使它显得过于谦恭；也许黄河从来就是个没有责任感的浪荡子，喜新厌旧是它的天性；也许两个伟大生命的碰撞就像一场战争，遍体鳞伤是最寻常的景观，大运河与黄河的牵手不像与先前几条大河牵手那样一见倾心，相濡以沫，它们之间的纠葛和冲突，几乎贯穿于大运河的全部历史。而其中的几次错位，更是牵动了整个民族的神经，激起了长久的颤栗和剧痛。
它们的第一次牵手在洛阳附近的板渚，杨广开凿的通济运河就是从那里起步的。此后的五百多年是它们相安无事的蜜月，这段蜜月哺育了从隋唐到北宋好几代王朝的繁荣，史称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这几代王朝的都城从长安逐渐东移，最后落脚开封，也都是为了迁就运河。中国的大一统和繁荣现在已离不开运河了，就如人们常说的瓜儿离不开藤一样。“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杜甫的诗中说的是唐代，当时的漕船从江南启航，沿着大运河可以一直抵达河北，然后再从海路转棹辽东。漕运的通畅还使得运河沿线的城市也一荣俱荣，例如扬州的崛起，就完全受益于运河的惠顾，以至扬州人就轻狂得不知斤两了，自说自话地以天下的老大自居(“一扬二益”嘛)，把东西两京也不放在眼里。相比之下，六朝金粉的建康却因无运河之利而一度韶华不再，从一个“市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的大都会沦为润州一县，连一个州的治所也轮不上。对此诗人王勃很发了一番感慨：“霸气尽而江山空，皇风清而市朝改。昔时地险，实为建业之雄都；今日太平，即是江宁之小邑。”因为建康是政治军事形态的，而扬州则是经济形态的，在承平年代，经济的法则超越了一切，暴发户的华彩盖过了老贵族日益黯淡的光环，他们喘口气也是硬的。扬州和建康的这种盛衰对比很有意思，而且在以后的历史时代，类似的现象我们还会看到，从中我们总会发现那个如影随形般的第三者。不用说，它就是大运河。
这段五百余年的蜜月像光影一样滑过黄河的生命历程，然后，它选择了背叛。南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黄河在阳武决口，它以这种极其粗暴的方式宣告了和大运河的分手。放荡无羁的黄河水一路南下，挤夺了淮河的水道，从云梯关注入黄海。而流离失所的淮河则走投无路，形成了苏北大地上多灾多难的洪泽湖。从这以后，除江南运河外，大运河的主体渐至湮废。宋金分治，山河破碎，大运河也只能像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一样，“直把杭州作汴州”了。直到蒙古人的铁骑捣碎了江南的残梦，元世祖忽必烈开凿京杭大运河时，它才得以在徐州附近和黄河重续前缘。虽然经历了离弃的屈辱和痛苦，大运河仍是一如继往的虔诚。它是深明大义的，也是委曲求全的，它知道，黄河是中国北方的主宰，这种主宰不光是指水系和地域而言，也是一种主流文化的象征。没有与黄河的牵手，自己就不可能走进北方的旷野，也不可能真正称为南北大运河。因此，不管对方薄情也罢，暴戾也罢，朝三暮四也罢，或者它们的交汇是苦难的十字架也罢，有如旧式婚姻中的贤妻良母，它总想着用自己的温柔贤淑去感化对方。但黄河已经放荡成性了，它不能忍受相安无事的厮守，那种庸常岁月会憋得它发狂的。这就注定了从他们牵手的那一天起，双方的摩擦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在明清两代被列为基本国策之一的“河务”，其实主要就是指大运河与黄河在徐州附进的摩擦；历代的封建帝王忧心忡忡地巡视河工，着眼点也主要是在这一段。在这里，大运河对黄河的迁就几乎到了忍气吞声的程度。起先，从淮阴到徐州这一段，它借助于黄河河道运行，但事实证明，这种过分的亲近并没有好处，纠缠得太紧反容易产生厌倦以至仇恨，有如一个顽劣的孩子喜欢做人来疯一样，黄河的坏脾气越发有恃无恐，让运河苦不堪言。那么，或许双方保持一种适当的距离是必要的吧?于是从明代后期开始，运河又另辟河道，自淮阴向北与黄河并行，到了徐州附近再过河进入山东。但即便如此，双方的摩擦仍旧愈演愈烈，无论是大打出手还是相拥而泣，都意味着黄淮大地上的一幕惨剧。特别是每年的夏秋季节，黄河对运河的侵淫和蹂躏更是肆无忌惮，令京城的衮衮诸公们寝食难安。当然，在他们遥望南方的目光中，对漕运的忧虑远远超过了对黎民苍生的关注。
但大运河那种固执的温柔几乎是不可抵御的，那是一种母亲般的包容之心，而且又是坚韧、沧桑、精于世道的，能沉着地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背叛和离弃。在和黄河经过整整六百六十一年的纠缠后，黄河终于屈服了。当然，以它的性格，即便是屈服，也要弄出塌天动地的声响，其表达方式也是极其粗暴的。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随着它在兰考铜瓦厢的又一次决口，它重又回到了北方的河道，它和大运河的交汇处又移到山东境内的张秋附近。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它们真正做到了相安无事，因为黄河到了下游，已经疲惫不堪了；而到了清朝末期那个时候，由于漕运的衰落，大运河也失去了原先浩荡的激情。去过张秋的人都知道，那里的黄河和运河平静得近乎忧伤，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无奈。
从淮阴到临清，是大运河整个生命中最艰涩的一段，它那带着南方风情的亮丽青春大都消磨在这段流程中，它的激情也在与黄河的这种婚姻名义下的近身肉搏中被一点一点地撕得粉碎。有道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现在，它终于跨越了黄河，走进了那灰色的缺少层次感的北方大地，也走进了那曾被契丹和鲜卑等少数民族的马蹄践踏得血光迸溅的古战场。但是，它为之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昂贵了?
十一生命的风景——中运河
这里的一切生命其实并不生存在它们原始的土壤上，原始的土壤已被深埋在地层以下。曾流经这里的黄河，带来了上游黄土高坡的黄土，每一次黄河泛滥时，洪水又把黄土涂抹在大平原上。年复一年的涂抹，有如一个粗劣的泥水匠所干的活儿那样，泥灰起层了，蜕皮了，但涂抹仍在没完没了地进行。然后是漫天肆虐的风，把黄土扬弃到大平原更远的角落。因此，这里的土地上积淀着一层厚厚的黄土。人、牲畜、庄稼、红花绿草、飞鸟虫鱼，当然还有大运河，全都生存在这黄土中。这就是黄河故道。它的范围西起兰考，东经徐州以至淮阴一带。黄河搬来了黄土高坡，却无法搬来《信天游》和《兰花花》，生命的根系透过黄土，仍然固执地深扎在祖先的地层上。黄土太厚了，使得它们的生存环境极其艰涩，也使得他们的生命意志在艰涩中磨砺得愈见强悍。他们从来没有匍匐在黄土上，而是永远高昂着阳刚的头颅。
这不甘匍匐的阳刚的头颅，习惯上被人们称为“侉子”；“侉子”不光是指山东人，在南方人的眼里，从淮阴向北，无论是自然风貌，生活习俗还是人文气质就开始“侉”起来了。所谓“侉”，无非是粗疏剽悍的意思。刘邦项羽都是“侉子”，有人说，刘、项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流氓当政的先河。但流氓也是有档次的，鼠窃狗偷的街头阿混是一种流氓，政坛上翻云覆雨的巨擘铁腕也是流氓。刘、项都是带流氓气质的大英雄，前者有市井无赖气，后者是匪气加霸气，在这方面口碑都不大好。但话又得说回来，中国历史上成大气候的政治家，不带流氓气的，也有，但不多。北方是厚重的北方，北方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力”，不信你去看看徐州城南的戏马台。“戏马”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性格取向，村姑戏蝶，恶少戏鹰，家奴戏狗，戏马的当是壮士。马是追风踏月的乌骓马；戏马者，霸王项羽也。“项王熊豹姿，气欲吞天下。大呼渡河来，山岳如崩瓦。”那是怎样一种拔山掣日般的伟力!叱咤风云的项羽是如此，小民百姓们也同样有着他们的英雄梦，那是在庸常岁月中所表现的犷直好勇，尚侠仗义。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只要话不投机，抡起老拳就开打，没有什么废话说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痛快得很。这样的性格我们在《水浒》中见得多了。其实梁山泊离这里并不很远，从徐州向北，运河上的大码头首数济宁；过了济宁，就是梁山泊了。如今，那“聚义厅”、“忠义堂”、“黑风口”、“断金亭”之类的遗迹还在，只是其中的真伪就难说了。老实说，我一般不大相信遗迹，所谓遗迹，更多是传说的产物。传说的过程就是附丽的过程，众口铄金，人云亦云，说的人多了，也就成了遗迹。但我还是喜欢游览遗迹，不是为了凭吊什么，而是那中间积淀的沧桑意味和生命精神可以让你得到某种升华，至少也可以让你的想象力伸展到不曾生活过的以往岁月。如果说南方的遗迹多才子佳人的书卷脂粉气，那么北方的遗迹则更多地抖擞着壮土好汉们的凛凛雄风，这些都是后人附丽的结果。如今，梁山好汉们啸聚的八百里水泊已成了阡陌连绵的旷野，大运河从这旷野中流过，也播扬着旷野上雄性的传奇。
“牧童拾得旧刀枪”的古战场，楚霸王项羽的戏马台，汉高祖刘邦的歌风台，渐渐在大运河的视线里淡下去了。河堤上的白杨树多起来，成为运河两岸的主体色调。那同样是一种有着北方大汉式的挺拔剽悍的植物，特别是它的叶片，有一种很华丽的光色。当然，在一年四季中，那光色是不同的，那是它们流露感情的重要方式。我们与其说季节创造了植物的神态，还不如说植物流露的感情创造了季节。例如在春天，树芽顶开树皮的声音是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有如云雀从麦田或乡村的屋顶上起飞，扑向高远的蓝天；夏天是激情的季节，风、雨和阳光是激情的仪仗，白杨高大的树冠波涛一般动荡不已，尽情享受着生命自由舒展的快乐；一到秋天，它们当然也有萧瑟的伤感，但即便是抖落身上的枯枝残叶，它们也是飒然爽利的，仿佛征战归来的壮士，抖一抖身姿卸下沾满征尘的衣甲，不失伟丈夫的豪迈气慨；冬天是威严的雕塑，白杨那银灰色的树干和队列式的姿态是这威严最好的写照。而在地表以下，它们的根系则在向着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伸展，它们不光在等待春天，也在悄悄地孕育春天。除去白杨树而外，河岸上的灌木丛和杂草则要显得更敏感也更脆弱，有时候，它们身上缀满了野花，阳光激发了它们的诗意，使它们充满了烂漫铺展的欲望。但在更多的时候，它们则充满了忧郁，像秋风在农夫的衣衫上留下的皱褶一般。河水侵蚀着它们的根系，露出崭新的泥土和石头。偶尔有崩塌的土块或石头落在水里，激起不大的涟漪，那是一种委婉的抗议，却又不伤情面，因为它们从根本上说是相依为命的关系。大运河顾盼一笑，然后扭头仰视白杨树梢上的天空。天空像一块洗旧了的布幔，阳光是—双布满皱纹的手，它的温柔来自北方那宽厚的母性，而那大度的灰褐色，就是北方的肤色。
现在你可以见识一下北方的河滩了，为什么不称河流而称河滩呢?那是因为河的主体是“滩”而不是“流”。北方的河，阔大的是河床，萧索的也是河床，你几乎须得极目一望才能抵达对岸。这样宽阔的河床原本就是有水则“流”无水则“滩”的意思，是为大汛期间行洪作准备的。洪水只是偶尔才会光顾一下，因此，在大多数时间里，它总是以滩的形态呈现的。河滩中间有一脉水流，那是真正的河，是河中之河。滩上布满了碎石，长着稀稀落落的小草，村民们早上把羊拴在那里，傍晚再来牵回去，在他的身后，那浅草被啃出了一个相当规整的圆。而在稍高一点的滩地上，农民已经种上了庄稼，那都是些生长期不长，当然收获也不丰厚的作物，例如荞麦，或者是不需要下多少功夫去调理的豆类和红薯，明摆着是聊胜于无，随时准备交付给洪水的意思。长桥架在无水的河滩上，显得空空荡荡的有几分滑稽。一个穿月白土布衫的女人在高处的滩地上浇红薯，红薯秧刚刚成活，正是最娇贵的时候。女人一瓢一瓢地从木桶里舀出水来，用心细细地点在每棵红薯的根部，那动作中带着几分虔诚，也带着几分卑谦。桶里的水不多了，她就把桶倾过来，把水倒在瓢里，却舍不得直接泼在红薯上，似乎那样会有失公平。然后，她提着水桶，穿过那些弯弯曲曲的小路和布满碎石浅草的牧羊滩，到河边去取水。河道被滩地挤压得越来越窄了，水底的藻类和石头上的青苔历历在目。提着水往滩上去时，女人的身体因用力而侧过去，侧过去，火辣辣的日头下，那羸弱的身影在一点一点地向前蠕动。水桶是提把很高，腰身带着鼓形，放在新娘嫁妆中的那种，当地人不叫桶，叫梁子，只是眼下已和它的主人一样，没有任何光泽了。从河边到滩上，这一段路她要歇上好几次。在撩起衣襟擦汗时，她会愣愣地看着远方的什么地方，大概正在想：今年又该求雨了吧，这次会轮到谁家的娃儿去请龙王呢?
是啊，该求龙王了。在这一点上，一个卑微的村妇和知府县令们的思路是相通的。而那些从来不屑于向别人屈膝弯腰的北方汉子们，到时候都得齐刷刷地跪在那两条从野外请回来的蛇虫面前，用额头在大地上磕得山响。在严酷的自然力面前，他们别无选择。
求雨啰——
一大早，四乡八村献祭的乌猪白羊就摆上了祭台，香烛插得篱笆一般稠密。乡民们粗糙的脸上带着愁苦，也带着期盼，那是一种和干旱的土地同病相怜的气色。求雨是一方大事，连知府县令那样的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也来了。天公作难，这些官老爷们也只得轻装简从，比往日少了几分排场和骄矜之气。戏台早在几天前就搭好了，生旦净末正准备粉墨登场，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那一对童男童女的归来。
此刻，那一对扎着羊角辫、穿着红肚兜的童男童女正在向旷野走去。他们都是七八岁的孩子，七八岁的童心会觉得这一切很有意思，甚至希望每天都有这样新鲜有趣的事。但他们又是懂事的，太阳像火盆一样烘烤着大地，大片的庄稼枯死了，热风吹过去，一片哭泣似的低语。土地上到处是横七竖八的裂痕，有如垂死的老人张着大口。这些日子里，他们已听惯了长辈的叹息，那是一种有着极大感染力的成年人的叹息，它不光黯淡了每个农家的庭院，也黯淡了他们稚嫩的童心，使他们过早地懂得了忧患。他们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这责任冲淡了事情本身的滑稽意味。为了土地，为了庄稼，也为了长辈们那忧伤的叹息，他们向旷野走去，把一路上遇到的第一条蛇奉为龙王，又把遇到的第一只蚂蚱奉为龙王的大将军，将它们恭恭敬敬地请回来，让四面八方的乡民们对着它们烧香上供，磕头膜拜。就连知府县令也得夹在人群中，跪在灼热的土地上，向龙王和他的大将军行礼如仪。然后，知府大人手持戏单，跪在龙王面前，慢悠悠地念那一出出戏的名目，只要那蛇的头稍微动一下，大家就认定龙王要听这出戏，于是便紧锣密鼓地开场。戏唱得很热闹，可这样的热闹恰恰是人们最不愿经历的，就像再热闹的丧仪，也只能唤起灵魂的哭泣一样。如果可以选择，他们宁愿一辈子不看戏，而只要有水。
这样的求雨仪式几乎和这里的土地一样古老。而在久雨成灾时，人们求晴的场面也和这差不多，所不同的只是，他们不是跪在灼热的地面上，而是跪在污浊的泥水里。一茬又一茬的童男童女变成了壮汉健妇，又变成了老翁老妪。他们年复一年地跪倒在这块土地上，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后辈走向旷野，去寻找龙王和大将军。他们的叹息也和祖祖辈辈一样，充满了极具感染力的忧伤。
水、水、水啊!
在风调雨顺的年头，这里土地中繁衍生命的雌性因子也相当活跃，半高秆的棉花、狗尾(谷子)、芝麻、豆类；爬藤类的红薯和花生，都在这里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生长的土壤。农民在世世代代的耕作中早就掌握了它们的习性，例如哪些作物须得轮作，哪些可以间作，哪些则越是重田越好。在这中间，高粱和玉米这样的高秆作物理所当然地充当了主角。它们都是旱地作物中的伟丈夫，高傲、挺拔、英气逼人。它们那大刀一样的叶片顾盼生风，似乎从来没有忧郁的时候。若仔细看去，那上面的叶脉经络就如同大地上的江河一般，自成一套生命的灌溉体系。再看看它们那如爪如须的根，紧紧地攥着泥土，几乎就是一尊力量的造型。特别是在成大片地种植时，风过处浩浩荡荡，极富于气势。这就是北方的青纱帐。古往今来，这神秘的所在从来就是产生传奇的温床。“山东的响马东北的贼，河南专出溜光锤。”有多少山东响马最初是从青纱帐里走出去的呢?恐怕不会少。当然，在更多的时候，这里通常是乡村男女们偷情寻欢的绝好去处，就像电影《红高粱》中所展示的那样，那种张扬着生命光色的野性的艳情，在红高粱澎湃如潮的背景下被演绎得轰轰烈烈。我无法想象，如果失去了这一背景和标题性象征，那种抗战加爱情的故事还有多大意思。成熟的高粱有一种喧哗欲和燃烧感，它具有的煽情效应最能让人心旌摇荡的，即使是收割，也倒得很齐整，根是根，梢是梢，在旷野上坦陈一片壮烈。等到几个好日头晒过之后，刚收割时那种苦涩微甜的气息越来越淡了，这时候，运秸秆的小驴车就来了。
在北方的收获季节，你常常会看到一大垛秸秆在村路上缓缓移动，那上面躺着个赶车的汉子，信腔野调地哼着梆子戏，很投入也很自足。拉车的毛驴就隐身在草垛里，那么不起眼的身躯，真令人难以置信它竟有那么大的能量。秋阳懒懒地照着，四处弥漫着一股亲切的让人心头隐隐灼热的气氛：这一幕乡村小景几乎集中了北方大平原上最富于典型意义的因素：温驯而负重的毛驴，火辣辣的梆子戏，垛成小山一样的庄稼秸秆，当然还有驴车驶过的那布满了巴根草和驴粪蛋的大道。历史上的好多哲人都从这大道上走过，包括墨子和孔子(他们的老家都离这里不远)。但当时他们坐的是牛车，鲁迅因此断定年迈的孔老夫子坐在牛车上颠颠簸簸，肯定有胃病。驴车取代牛车是一种进步，它体现了一种以最小的付出实现最大效益的思想。毛驴实在是很可爱的，它的任劳任怨是北方的自然环境造就的。《全唐诗话》中说：“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那是有闲者的奢侈。北方的农民养驴子，当然不是为了骑着去寻觅诗意。八仙中的张果老喜欢倒骑毛驴。为什么要倒骑呢?因为毛驴性情温驯，走而不颠。要不，你让他倒骑马试试看。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叫它毛驴，想来想去，这“毛”大概是“小”的意思(就像人们管小孩叫毛孩子一样)，是指驴子的体格，但人们有时还要在前面再加上一个“小”，谓之“小毛驴”。小毛驴的忍辱负重几乎是无可替代的，虽然牛也具有这种品格，但牛的食量太大，小户人家养不起，也用不着。小户人家养头毛驴足矣。有了它，耕田耘地，运柴运粪，以至走街串村全有了。而且它又是带有风情意义的，“细雨骑驴入剑门”，骑驴的是才华横溢的大诗人，那是他怀才不遇中的浪漫消受。刘备三顾茅庐时，碰上诸葛亮的岳父，口中念着梁父吟的诗：“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骑驴的是乡村中有点知识的老者。小户人家呢?新媳妇回娘家，挽一只花布包袱，花枝招展地坐在驴背上，田螺髻梳得油光水滑的，绲着宽边的衣袖下露出锃亮的银镯子，千层底的绣花鞋在驴腹的一侧并拢得很得体，自是北方农村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驴子的后代当然还是驴子，但也不全是，例如它和马野合，生出来的后代叫骡子。骡子的体格比它那僭越种族偷情的父母都要雄壮，那实在算得上是凛凛一躯，器宇不凡，连脚步声也是地动山响，底气很足的。块头大，力气也大，一头骡子通常能顶两头黄牛使。而且它又耐得粗料，耐得劳累，抗病力及适应性强，寿命亦长于驴和马。这些都得之于杂交优势。骡子又分驴骡和马骡，分类是以母系为根据的，前者为母驴与公马交配所生，体形略小；后者为母马与公驴所生，体形较驴骡大。可见在繁殖后代时，母系基因更具有决定意义。遗憾的只是，这么优秀的骡子一般却不能生殖后代，即使成功了，原先的优势也丧失殆尽。这是生命繁衍史上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某些特别优秀的生命个体，其后代往往并不见佳。例如那些叱咤风云的伟人，好多人的后代都平庸得很。就像天才不能世袭一样，伟人也是不能世袭的。对于这种现象，我老家的乡民们有一句说法，叫“都被他一个人凶去了”。这里的“凶”是个褒义词，有胆识过人甚至雄才大略的意思。这实在是一个值得遗传学家或者还有社会学家们研究的问题。
在北方天空那辽阔的苍穹下，驴车缓慢、从容、习以为常地走着，它有时和大运河并驾齐驱，有时逆向而行。在它的前头，是大运河永不疲倦的浪花。
十二两位老人的目光
大运河流到济宁，行程正好过半。现在，它要稍稍休整一下了。这休整是瞻前顾后的意思，也是养精蓄锐的意思。再往北，就进入鲁中丘陵地区的南旺水脊了。南旺是大运河全程中海拔最高的地段，说是最高，其实也高不到哪儿去，顶多不过四五十米，但对于一条河来说，要逾越这样的高度却是相当艰难的。从济宁到南旺，河道一步步往高处去，每升高一步，都几乎是背负着整个齐鲁大地一般沉重；从南旺到临清，河道又顺势下行，仿佛脱缰的奔马，一发而不可收。这就是南旺水脊。元代采用“闸化运道”的方法控制水位，从济宁到临清一百多公里的航道上，竟设闸三十余处，背负青天朝下看，那一道道闸坝就好像琴弦上布局和谐的品位一般精确有效。三十多道品位共同创造了运河的音色——那种张弛得很有韵律的激情和不尚浮华的叙事风格。琴弦的鸣奏声中，大运河翻过南旺水脊，进入了另一条大河的领地——海河流域。面对着这张以昊天广地为琴台的大制作，我们不由得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人类的智慧虽不能违悖规律，但确是可以化僵死为神奇的。
有两位老人的目光在济宁附近注视着大运河，他们都曾深刻地影响过大运河的生命。当然，那是两种不同的目光，一种有如天上的太阳和月亮，无所不在却又无可抓挠，你只能感受它却不能占有它，因为它是氤氲在古老大地上的精神之光；一种却是实实在在的智慧的赠与，也是温情脉脉的关顾，它是举目可见伸手可及的，犹如祖父在村头的老树下目送你远行，破旧的衣衫扑满了秋风。从济宁向东不远，就是孔子的家乡曲阜。要认识中国的封建社会，看看孔府也就差不多了，它的价值不在于建筑本身的艺术风范，而在于它那超稳定状态的内在结构，所谓权力和地位就体现在那一木一石的布局之中。在那里，每一道门基的形制和门环上的饰纹都很有讲究，甚至连文字也有别出心裁的写法，例如孔府正门的那副对联中，“安富尊荣”的“富”字上面就少了一点，那叫“富贵无顶”。确实，一个家族能保持差不多二千年的安富尊荣，这不光在中国，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孔子的学说，说到底是维护既得利益的学说，因此也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学说——至少在历代统治者那里是被这样诠释的。他主张一切都要缘理而行、循序渐进。因此，他注视大运河的目光也很符合他的标准神态——“威而不猛，恭而安”，是那种看似无可无不可，其实城府很深的样子。大运河就在这目光中流过，它知道自己不管流得多远，都不可能流出圣人的目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大运河生命中这些带有终极性的问题，都与中国的稳定和统一维系在一起，它是为王前驱的角色，也是荣辱与共的宿命。圣人一般是不大多讲话的，但只有这一句也就够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平白得不能再平白的话，却说尽了天地人寰最本质的道理，可见平白的深刻才是最大的深刻，这是圣人对大运河的勉励吗?那么就“不舍昼夜”地向前赶路吧，且抛却一路上的浮躁和幽怨，大运河谦恭如仪地从圣人的目光下流过，仿佛接受洗礼一般。
另一位老人的名气就没有这么大了，但他对大运河的影响也许更直接。可以这样说，没有他，大运河就不会是现在这般格局。正是他七百年前一次智慧的闪光，在大地上定格为鬼斧神工的南旺分水工程，大运河才跨越鲁中丘陵，进入了燕赵大地。即使在现在看来，这位汶上老农的构思也仍然称得上是石破天惊的大手笔。名曰分水工程，水从何来?当年的工部尚书宋礼和济宁同知潘叔正为此差点丢了脑袋，因为河已开成，如果找不到水源，皇上定然要雷霆震怒的。宋礼布衣微服，夜访白英于彩山之阳。这一访不仅保住了两颗品级不低的脑袋，更重要的是给古老的运河注入了新的活力。不用说，这活力来自于水。水是汶河之水，将汶河拦腰切断，在南旺注入运河。这就是说，本来东流入海的汶水，现在也成了大运河生命的一部分。又在汶运交汇的丁字口建分水石，靠石破的偏差度调控水量，以三分向南达于淮泗，七分向北达于漳卫。1958年，毛泽东巡视山东，在与山东省负责人的谈话中曾提及这项工程。他当然是信手拈来随便说说的：
汶河分流南北，北会黄河，南入江苏，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
好一个“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完全是帝王口气。毛讲历史总是这样妙趣横生，没有一点附庸或卖弄的味道，他是把中国历史读得烂熟，也是真正读懂读通了的。
南旺小镇上的分水龙王庙现在已经圮毁得不成样子了。尽管分水工程是白英老人天才的创造，但人们还是习惯于把功劳记在龙王的头上，在这里建龙王庙以承香火。有资格在这里承受香火的有：龙王、禹王、关公、观音、蚂蚱(龙王的大将军)、工部尚书宋礼和辅佐他治河的济宁同知潘叔正。在后面的配殿内，也有白英老人一尊小小的塑像。反正千只馒头一锅汤，杨柳水大家洒洒，沾得上边的都请进来。在这些塑像中，除去神仙皇帝，就是当官的，只有白英一个人是布衣之士，但后人总算没有忘记他，这也就不错了。
一个中国水利史上杰出的天才，最后被请进了神殿。其实他并不需要香火，因为常年的香火会把他熏得面目全非。而且，香火和膜拜又往往是和灾难联系在一起的，至少是和人们对灾难的恐惧联系在一起的——愚昧产生崇拜，恐惧也会产生崇拜。作为一个从乡野间走出来的智者，他更愿意和人民讨论治河中的一些问题；或者布衣麻鞋，风餐露宿地把足迹撒遍荒原和草泽，在大地上收获田园诗一般的创造灵感。现在，让他在这里站班陪侍，为神仙皇帝们充当配角，实在是太难为他了。好在这里离运河不远，运河的呼吸是那样令人神往，流水的鸣奏也永远都是动听的。老人的目光透过缭绕的烟雾和檐角上的风铎，注视着运河上的风景。分水石激起的涛声如雷鸣狮吼，那是一个强健的生命不堪重负的呼喊。船工号子响起来了，缓慢、单调而沉重。白色的帆篷鼓得满满的，如同男性青春的胸脯。船队过了水脊，驶向下一道闸坝，高高的桅杆在阳光下化作一道优美的弧线。他知道，在船队的前方，等着他们的是上好烧酒、女人和繁华的市镇。
如果老人把目光从运河上稍稍移开，他还会看到，在作为背景的那菘青色的土丘之间，是大片的棉田，几个穿花布衫的农妇掩映其间，她们侍弄棉花的神态和动作体现了一种东方式的细致。那是比其他作物都更难侍弄的娇客，从初夏到深秋，她们几乎一直陪侍在棉田里，从播种、移植、褥萆、松土，到施肥、灌溉、整枝、捉虫，那娇客的每一寸茎秆、每一张叶片都不知要被抚摸多少遍，其中的种种温柔和期待，是完全可以用“哺育”这个词来形容的。最后是在明净的秋阳下拾花、分拣，一大包一大包地送到附近市镇的收花站去。她们当然还要留下一点，上了点年纪的女人总舍不得丢下那祖传的纺车和织机，她们固执地认为自己织的土布更厚实耐穿，特别是用于做被里和衬衣时，有一种无可比拟的亲和感。收花是考验耐心和意志的等待，买主趾高气扬地在大厅里踱来踱去，鹰一样的目光中充满了挑剔。一边用铁钎子在棉包上到处乱扎，然后根据铁钎勾出来的纤维的成色，吆喝着论价。据说有一个农妇为了增加分量，竟把自己六岁的儿子藏在棉包里，想等过了秤再偷偷放出来。于是悲剧发生了，买主的铁钎子扎进棉包，勾出来的纤维却红得怕人，那上面蘸着一个六岁男孩生命的血浆——铁钎子正好扎在孩子稚嫩的胸脯上。这样的传说到处都有，但一般不是真的。传说的起因大抵由于常常有人在棉花里夹带砖头之类的杂物。目送着棉花进了收购站的库房，女人的眼神中有一种淡淡的惆怅。男人则把卖棉花的钱摊在宽大的手掌里，叮叮当当地数来数去，他知道，其中的大部分马上就要落入债主手中，余下的也不会在口袋里捂上多长时间。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比种粮食合算一些。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商品意识的觉醒是从大面积的棉花种植开始的，它扩大了农民的眼界和生存空间。而那一大包一大包的棉花几天后就将被船队运走，送进运河沿线更大的市镇——例如济宁和聊城——的工场和作坊。乡村里延续了千百年的土制织机正在悄悄地消失，让农妇们感到既轻松又失落。而这一切都是大运河带来的。
注视大运河的不仅有两位老人那穿越时间隧道的目光，还有沿线大大小小的口、闸、店、铺，这些都是地名，犹如常青藤上麇生的葫芦一般，在运河沿线一溜排开。这中间，最早出现的当是“口”和“闸”，它们原先都是运河上的工程设施。在南旺附近，民间有所谓“一溜十八口”的说法。有了这些设施，昔日荒芜的土地上才有了人迹和炊烟。人类的文明史首先是一部追逐江河的迁徙流动史，考证这一带运河沿线诸姓的家谱，发现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元末明初的山西移民，暴政的皮鞭和生存的渴望把他们从故乡的大槐树下驱赶到这块土地上，生命的色彩沿着运河两岸浸润开来。这时候，店铺也随之出现了。“铺”本是最早出现在运河岸边的修造作坊，而且是以修船和造船为主要营生的。随着运河航运和经济的发展，以“铺”为中心的其他产业亦应运而生。南来北往的漕船、兵船、官船、商船，呼唤着服务业的繁荣；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都需要一个休憩和释放生命热情的空间，即便是在旅途中，吃、住、玩、乐也是不可或缺的，“店”的兴起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人气带来了商机，大批的外籍商人蜂拥而至，如山西商人即遍布汶上济宁等地，而济宁著名的“玉堂酱园”即苏州人戴玉堂所创办。我们可以想象，当初那位苏州人是如何怀揣着他的发财梦一路北上的。古运河上的舟船络绎如流，在投资者眼里，那都是流不尽的财源和商机。从江南到淮北，扬州过去了，淮安过去了，徐州过去了，都是很不错的市面，但航船仍然固执地向北方驶去。终于，他到了济宁。航船靠岸了，船缆在岸边的石缆柱上挽了个活络的梅花结。他提着长衫的下摆走上河埠头的石阶，以南方人特有的精明打量着这座运河中段的水陆码头，甜糯的吴侬软语撒遍了石板街旁的店铺馆栈。苏州人的心热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溢满胸际。于是，在其后的某一个黄道吉日，“玉堂酱园”的填绿招牌挂上了沿河小街一家店铺的门楣，这一挂就是好几个世纪……
我不知道“玉堂酱园”落户济宁具体是在什么年代，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济宁，在投资者眼中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关于这座运河重镇历史上曾有过的繁荣，我们不妨听一段有趣的小故事。
这段记载在《济宁直隶州志》中的小故事，讲述了一个老先生在济宁选择居住地的过程，一波三折的情节中带着几分黑色幽默，很有意思。
旭窗陈先生，祖南阳人，与高姓祖同来卜居。
这是一个引子。接下去作者采用了类似于现代的影视手法，镜头随着陈老先生择居的目光依次摇过去，济宁的社会风貌和市井人情亦展现无遗：
至济州关南侧，百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高氏祖遂居之。先生之祖曰：此地可致富，非吾志也。
城外没有合适的居住地，那么就进城吧。再看：
观东南隅，多有子弟效梨园者，曰：后日子孙必有度曲忘学者，去之。观西南隅，多有子弟聚赌博者，曰：后日子孙必有博簺废学者，又去之。观东北隅，多有子弟乐酣饮者，曰：后日子孙必有沉湎荒学者，又去之。至西北隅，见其地人罕，曰：此可以居矣，遂卜居焉。
这位陈老先生真是个迂腐得可以的老夫子，他念念不忘的是子孙的学业和功名，跑遍了当时的济宁城关和城内四隅，却处处都是工商业者的花花世界，以他那满脑子的封建信条，自然会感到无地容身的，因此“去之”者再三。最后只得在西北隅一个所谓“其地人罕”的地方定居下来。
究竟是什么迫使陈老先生退避三舍呢?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工商业者制造出来的城市世界的繁嚣，但归根结底，老先生其实是在一步一步地躲避大运河。翻开济宁市的地图，大运河流经城关南侧，然后穿城而过。陈老先生不屑于居住的几个地方，都属于运河经济带的范畴。只有西北隅，离运河较远，居者多为地主、士绅和文人。不难看出，这些被陈老先生引为同道的，恰恰都是寄生于传统经济形态的“最后的贵族”。大运河曾给他们带来了梦幻般的诗意，夕阳下的帆影和月色下的桨声是不着铅华的流丽，那种中世纪的恬静和安谧产生了东方式的休闲趣味和优美的田园诗。但与此同时，大运河的通达也带来了沿线城市的繁华，新兴的商品经济正在封建的母体内潜滋暗长，这些自然是让陈旭窗那样的遗老们无地自容且深恶痛绝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居住在济宁城西北角那一群“最后的贵族”中，肯定有不少人也曾经历过一步一步地躲避大运河的迁居过程。
这是清代乾隆年间的济宁，那时候，大运河正值容光亮丽的风韵年华。
十三东昌
大运河在理智的平静中完成了与黄河的交汇。从淮阴到张秋，千里风尘，数代沧桑，它们曾在一个阔大的时空背景下互相纠缠，其中的种种恩怨情仇曾化作滚滚浊流漫遍黄淮大地。它们的纠缠是堂堂正正地写在旗帜上的，每一次冲突和离异都有一种开天辟地、重整河山的气魄，连哀怨和仇恨也毫不矫揉造作，要哭便哭，要闹便闹，一招一式都是真性情。在这种生死以之的纠缠中，它们走过冲动的青春和多灾多难的中年。现在，它们不再有那么多浩荡的激情了，这不光是由于衰老，也不是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而是更多地懂得了责任。是的，它们吵闹过，争斗过，甚至互相撕扯得遍体鳞伤。但在更多的时候，它们也曾相濡以沫地厮守过。从根本上说，它们的冲突只是双方的性格使然，其实它们都并不讨厌对方，或者说都把对方当作一个等量级的对手来欣赏。这样，经过反复的痛定思痛之后，它们终于走向了大度和宽容，过往的恩恩怨怨也不去过多计较了。到了张秋，黄河不再是李太白气冲斗牛的诗篇，大运河也不再是易安居士哀哀怨怨的词章，它们都变得平和从容了，甚至变得委婉娇媚了，有如温庭筠的一阕《更漏子》或《菩萨蛮》。它们交汇了，交汇在北方清朗的晴空下，没有喧天激浪和忘乎所以的拥抱，也没有黯然神伤或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总之是一种很理智的平静。它们默默地对视着，轻轻地拉一拉手，互道珍重，然后又分道扬镳。当然，在它们各奔前程时，免不了还要频频回首的，因为，此一去，它们便不再有牵手的机会了。
过了黄河，就标志着进入了更遥远的北方。仍然有大片的棉花地，但大路上的驴车正在被大青骡子和架子车所取代。北方苍茫辽阔，在整个漫长的夏季，旷野是坦荡无垠的绿色；而一旦进入秋后，便只有满眼铅灰色的厚重与浑朴。村庄与村庄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远，所谓鸡犬之声相闻一般是很难做到的。人们需要运载量更大的工具，骡子的耐力和爆发力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而且它又是虚荣心很强的家伙，这与它在性生活方面的低能恰恰形成反差。它总爱追逐前方航船的帆影，是不用扬鞭自奋蹄的那种兴致，似乎那帆影挑逗了它的竞争欲望。待到超过去了，便骄傲地打一个响鼻，再追逐更前面的。在骡子趾高气扬的脚步声中，航船却放慢了速度，帆篷像大鸟一般落下来——要过闸了。光是从南旺到临清，这样的闸坝就有十七座。
其实不是航船，而是大运河最先感到了闸坝的临近。原先那种叙事风格的节奏被破坏了，有两种感觉——郁结感和空洞感——轮番折腾着它，就像一支中规中矩齐步走的队伍，在一连串神经质的口令下忽而一路狂奔，忽而立定稍息。四处笼罩着一股惴惴不安的气氛，这不安中又带着某种兴奋，某种期盼的成分。航船在慢节奏中亦步亦趋，鱼贯而行，那蹑手蹑脚的步态中也是交织着不安、兴奋和期盼的。这时候，前方开始传来嘈杂的喧闹声，其中还夹杂着粗暴的呵斥。随着第一道闸门在绞关的牵引下轰隆隆地升起来，水闸那巨大的阴影逼近了。水闸不光是水和闸门的互相制约与冲撞，还有权力意志的较量。为了防止大船搁浅堵塞运道，按规定只准一百五十料的船只通过。但规则从来就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说到底是一种制定者本身并不执行、却要强制别人执行的东西。权贵大贾们总是有恃无恐，五百料以上的大船照样横冲直闯。守闸官员们无奈权贵何，只会利用手中掌握的开启闸门的权力，向中小散户们发威刁难，索要钱物。大运河对这些已经见怪不怪了，在北上的一路上，权力话语的噪音几乎随处可闻。它现在只有一种挣脱束缚的欲望。束缚它的是闸槽两端的闸门。首先是下游的闸门缓缓地落下了，切断了河水的去路，闸槽内的水位开始上溢，不知不觉中就漫过了石驳墙上深色的水迹。但情绪却是欢欣鼓舞的，有点嬉戏打闹作人来疯的意思，也是随大流地跟着赶热闹的意思。航船挤挤轧轧，争先恐后地驶入闸槽。它们从来没有这样互相接近过，也从来没有这样互相亲热互相嫉妒甚至互相仇恨过。他们能清晰地看到对面船上的一切细节：船舱里品茶的官吏和文士们脸上那悠然自得的神情，船娘用肩头抵着竹篙用力时，那布袋一样下垂的乳房，以及船舷上某个地方修补过的痕迹，或者舵柄的木质和年轮。待到闸槽内填满了航船，上游的闸门又落下来。与此同时，前方的闸门开始启动，闸夫们大汗淋漓地推动绞关，绞关上的粗麻绳拽动了闸板，发出沉重的呻吟。流水挤压着闸板，大大增加了它上升的摩擦力，又迫不及待地从它启开的缝隙中仓皇逃逸，在另一边翻起欢呼的水花。闸夫们操纵绞关的动作越来越快了，在船上的人看来，他们那披着阳光或星斗的身影有如天神一般，他们是水的主宰，也是运河和航船的主宰。这其实是一种肤浅的误解，在这里，一方面是不甘于被驯服的水，一方面是人的意志和智慧，人和自然在这里兜着圈子彼此较劲，谁也不能完全征服谁。也正是由于这样，它们才有了服从于某种游戏规则的合作，只不过这种合作是在互相抗拒的名义下进行的。这有点像暗地里互相倾慕的少男少女，所表现出来的往往是无休止的攻击和抬杠，他们都乐此不疲地用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并从中得到乐趣。终于，闸板离开了水面，河水大呼隆地浩荡下行，在被束缚了一段时间后，它们终于又自由了。船工们的脸上开始舒展起来，他们潇洒地站在船头，操着竹篙左指右点的，很有点曹孟德横槊赋诗的气概。船舱中的官吏或文士们仍在从容地品茶，他们或许在心里计算着：过了这道闸，下一个码头该是东昌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