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昌是聊城在元明清几代的旧称，这几代王朝的都城都在北京，以南北大运河为经济命脉。东昌正当“运河之咽喉，大都之肘腋”，位置得天独厚。但一个地方的位置太优越，有时也不是什么好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战争一直是这里最重要的主题。元朝末年，明大将军常遇春北伐，在东昌附近与元军激战，入城后，见各家门前都悬有一块“欢迎明军”的木牌。再看看，背面则写着“欢迎元军”，这种脚踩两条船的做法令常遇春大怒，一道屠城令，使得偌大的东昌府几无人烟。明初，燕王朱棣与他的侄儿争夺皇位，从北平南下“靖难”，与建文帝的守军大战于东昌，朱棣最宠爱的大将张玉战死，这是“靖难”之役中最为惨烈的一仗，朱棣只得绕过东昌而驱师徐州。每一次的改朝换代，东昌都要在血泊中浸泡一次，不因为别的，就因为这里是通达南北的运河码头。但一俟干戈止息，大运河又以它那繁育力极强的雌性因子，很快在这块土地上催生出蓬蓬勃勃的生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过了济宁、便是东昌。”大致到了明代的洪宣年间，东昌已跻身于运河沿线的九大商埠之列。从当地出土的墓志碑文中的记载来看，族谱追溯到明洪武以前的极少，大都是洪武以后从山西洪洞一带迁徙过来的，“洪洞县里无好人”，他们或是穷汉，或是罪囚，或是怀揣着发财梦的商贾，那傍河而立的“山陕会馆”最初的奠基者，大抵就是这些人。
在东昌的八大会馆中，以“山陕会馆”规模最为宏大，我们不妨走进去看看。
会馆本来是外籍商人以地域为纽带的同乡会，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企业家联谊会或俱乐部。山陕会馆自然就是山陕商人的联谊会或俱乐部了。为了体现这一主题，连会馆所用的木料也是从陕西终南山运来的，而营建会馆的木匠则来自山西汾阳府。当然，祭祀的神祇也是自己的老乡——关老爷。关羽这个人一生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最后的下场也并不好，死了以后，脑袋还被孙权当作政治礼物送给了曹操(我们还记得曹操对着那颗装在木匣子中的人头说的那句相当刻薄的话：“云长公别来无恙?”)。但老乡毕竟是老乡，“亲帮亲，邻帮邻，关老爷帮的是蒲州人。”山陕商人还是希望他能给自己带来福祉。除去祭祀神化了的死人，会馆的另一个功能是交际活人。戏楼和看楼是这组建筑群中最能体现世俗功用的部分，因此它们也有着一种世俗的华丽。戏名义上是祭神的，其实还是演给凡人看的。找一个由头，把政府官员和方方面面的关系户请来，品茶听戏，联络感情，这是一种极富于仪式感的公关活动。就在那宫商翕奏和袅袅茶香中，说不定一桩桩大买卖就成交了。中国人向来很重视感情投资，官场如是，商场亦如是。商人要借重于官员打通关节，摆平关系。官员们看中的则是商人的钱袋，乐得为之地傍大款。这样的戏在会馆里三六九地上演，大家都能品出其中的滋味。
明清两代的晋商富甲海内，他们的会馆当然也应该华彩纷呈。这华彩不是浮光掠影的，而是深深地烙印在运河帆樯的阔大背景上，每一个细部都是金碧辉煌的，透出十足的底气。却又并不张牙舞爪，该张扬的张扬得很到位，该收敛的也收敛得很得体。光是嘉庆十四年的一次重修，就耗费了将近五万两银子，这其中的绝大部分来自商业利润的“厘头”。当时规定的厘金为三毫，也就是千分之三，由此推算，亦可见当时山陕商团的经营规模及富有。我们可以想象，在大运河最繁忙的数百年间，那些手眼通天的富商巨贾们如何在这里搅动着运河码头上喧闹的商潮，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只须小试身手，就已腰缠万贯。而会馆则是他们交流信息聚会议事的场所，这里虽然没有吞金吐银的实物交易，但那些交易的主角确是经常在这里出入的。他们操着已经沾染了齐鲁腔的山陕方言，举止言谈都显示出中国一代巨贾的深谋远虑和从容干练。我曾看过一个材料，介绍山陕商人是如何把江南的瓷器运往西域的。瓷器是易碎物品，而通往西域的运道又是陆路，运输工具只有骆驼和马匹，万里迢迢，磕磕碰碰的，那些娇贵的青花或彩釉如何受当得起?他们的办法是：先通过水路把货辗转运到关中，卸下来，用一种草籽拌在泥水里抹在瓷器上，然后把瓷器一叠一叠地捆扎好。他们便在旅馆里住下来，潇潇洒洒地逛街访友，一边雇好了陆路上的脚夫。过了些日子，草籽发芽了，密匝匝地裹住瓷器，有如软毡一般。这时候再装上驼背和马背，沿着丝绸之路西出阳关。这样的智慧实在令人叹服。我总觉得这智慧从本质上讲是属于农民的，因为只有农民才会这样熟悉草的习性，并且把对草的驯服和利用作为自己生命艺术的一部分。但凭着一袋草籽就敢于闯荡广袤荒凉的西域，这样的胆魄又似乎不是属于农民的。
山陕会馆在封建时代的最后一次重修是在光绪二十三年，这次重修的费用在碑记中没有详述，只用“所费无几”一笔带过，大概花费不会很多。因为到了那个时候，随着漕运的终止，大运河已经衰落了，而强大的山陕商团也早已不复往日的风光。历经了几百年的风雨，会馆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剩下来的日子，只能作为运河边的一座古董供人们观赏和凭吊了。
与山陕会馆当年的热闹形成对比的，是海源阁藏书楼的清静。
这种清静源于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中国古代的私人藏书楼似乎都有这样的规定：秘不示人，不光是外人，连亲朋戚族也一律不得接近。清代作家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曾提及一件事，老残来东昌海源阁看书未成，便在旅馆的墙壁上留诗一首：
沧苇遵王士礼居，
艺芸精舍四家书。
一齐归入东昌府，
深锁琅嬛饱蠹鱼。
对海源阁这种不近人情的关门主义，老残是很有点牢骚的。从诗中我们可以知道，清代江南的四大藏书家——常熟钱曾、泰兴季振直、吴县黄丕烈、常州汪士钟——相继败落后，其书籍很大一部分流进了海源阁。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珍贵的宋元刻本及名人手抄本，当初正是通过大运河“流”进来的，因为海源阁主人杨以增的身份是江南河道总督。河道总督是个肥差，我们不知道杨以增其人的官德如何，但处在那个位置上，大概是不会缺钱花的。中央财政每年都要拿出一大笔钱用于治河，水过地皮湿，用不着很贪，就会有大把的银子进账。中国历史上的私人藏书向来以江南为中心，作为江南总河的杨以增自然有机会接触各种公私刻本的图书。杨家是书香门第，他自己又是进士出身，文化素养是不用怀疑的。这些条件都有可能成就一个藏书家。杨以增也当仁不让，他用自己毕生的努力，为我们留下了一座藏书楼——一座可以与江南任何一座私人藏书楼相媲美的海源阁。是的，江南的藏书楼已经够多的了，随口说说就有：天一阁、皕宋楼、嘉业楼、八千卷楼、铁琴铜剑楼，等等。而在杨以增之前，北方还没有一座真正像样的私人藏书楼。大运河给北方带来了一个诗化的江南，江南的园林、江南的丝绸、江南的美食，甚至江南那白如凝脂的美女，都已经进入了北方的生活，却单单缺少一座像样的藏书楼，他们似乎都在等待着杨以增的出场。有人认为，杨以增实际上是搜刮了南方藏书家之精华，并借主管河道之便，用漕船运到东昌，庋藏于海源阁。言下之意，说他是利用职权，巧取豪夺。我没有足够的根据质疑这种说法，但即便如此，在我看来，利用职权搜刮图书也比搜刮金钱美女奇珍异宝要好些，因为这不仅显示了一种文化良知，更重要的是，他的那种搜刮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抢救，让散落民间的残篇断简有了一个聊避风雨的归宿。他实际上是在为我们这个民族充当文化拾荒者。而且我还认为，一个把毕生的精力倾注于收藏图书的官员，大抵总不会太贪酷的，因为他的文化人格在那里明摆着。中国历代有那么多河道总督，但海源阁只有一座。试问，其他那数以百计的河道总督，他们都给历史留下了些什么呢?当他们利用大运河把成担的金银珠宝送往老家时，杨以增的船上却只有一摞一摞的书箱，这让我们注视他的目光多少有点感动。
和其他所有的私人藏书楼一样，海源阁的藏书后来也同样遭遇了悲怆而又无可奈何的散佚，它原先那些严格得几乎不近人情的规定只能阻止读书人的脚步，却无法阻止战乱和兵灾。1928年，海源阁遭到土匪王金发的劫掠，从此以后，清静的藏书楼便不再清静了，先后挂在这里的招牌有：韩复榘部队某旅的司令部，山东省流亡政府的“主席行辕”，侵华日军驻聊城司令部，伪顽合流的土匪部队司令部，等等。除去“行辕”就是“司令部”，都是些很有分量的招牌，丘八和政客们似乎都很看重海源阁，这实在是海源阁的荣幸。当杨以增最初制定那些几乎不近人情的规定时，当杨氏家人每年小心翼翼地把书搬到春日的阳光下曝晒，然后用白丝棉纸包着樟脑面装入锦函时，当一代又一代的杨家老仆给藏书楼关门上锁，并郑重地加贴封条时，他们决不会想到自己苦心坚守的这座藏书楼后来竟会有此等荣幸。文化有时是很脆弱的，在丘八和政客们粗暴的呵斥声中，杨家数代人的坚守顿时风流云散。这中间，有一批藏书被杨氏后人抵押在天津盐业银行，后来被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下令以二十亿法币赎出，归入国立北平图书馆，算是为海源阁保留了一点血脉。今天，我们在首都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或许会看到某本书上带有“字益之号东樵”或“陶南山馆”之类的印记，不消说，那就是当初海源阁的藏书，“字益之号东樵”者，杨以增也；“陶南山馆”者，位于肥城华跗庄的杨氏别墅也。
我到海源阁去的那次是个大雾天，从上午八点等到十点，才知道元旦放假，不开放。从外面大致打量了一番，房子很气派，显然是近几年新建的。总觉得想象中的私人藏书楼不应该是这种味道，似乎太赏心悦目了，简直有点惊艳的效果，缺少一种书卷气和沧桑感，还有那陈年樟脑若有若无的闷香。也难怪，原先那些善本珍本都不在了，想玩点深沉也难。不看也罢。
那么就走吧，顺便看了附近古运河的龙湾，那里是山东巡抚丁宝桢追杀大太监安德海的地方。作为晚清历史上一桩不大不小的政治事件，这段故事知道的人很多，当地人说起来亦头头是道。中国人历来总是对政治更感兴趣，相比之下，知道海源阁的人能有几何?
十四临清的砖
临清到了，落篷，靠岸。
不管是不是顺风顺水，也不管时间赶巧不赶巧，漕船到了临清，都得落篷靠岸。
靠岸是为了捎带一样东西，这是朝廷定下的惯例，到了通州卸船时，那东西要和漕粮一起检验交货的。
捎带的这样东西是临清的砖。
可不要小视了那一块块大青砖，偌大的北京城，从巍峨的宫殿到雄伟的城墙，还有郊外那明清两代的帝王陵墓，都是用它建造的。所以老辈子的人们说：“北京城是漂来的。”从哪儿漂来的呢?当然是临清。
在临清，大运河接受了它最值得夸耀的荣誉：为中国最庞大的皇家建筑群运送青砖。在它所有的荣誉中，这无疑是最骄奢浮华的。以往的那些荣誉大都从属于世俗生活中的日用衣食，即便是艨艟如风，帆樯如云，一俟进入京师，也很快就被消化得了无痕迹，不可能留下什么令人瞩目的场面之物。皇宫是皇权的象征，无论是外在形制还是精神隐喻都必须是坚固不朽的，临清的砖恰恰具备了这样的品格。这里的土胶中夹沙、细腻而无杂质，俗称“莲花土”；烧砖的柴草一律用的是豆秸，烧出来的火泛淡绿色。胶中夹沙的莲花土，在淡绿色的火焰中熔化、颤抖、澎湃，最后凝固为青黑色的临清砖。临清砖敲出来有一种悦耳的金属声，这种金属声也一直是检验其质地的重要手段。叮当，叮当，在明清两代的五百余年中，这种悦耳的金属声就这样从临清一路向着京师传递，带着某种庄严的仪式感。其实，临清的砖从一出窑就伴随着一种仪式感，烧制好的成品砖，经严格检验后，每一块都要用黄裱纸封住，用小拱车推到专门的皇砖码头，乘北上的漕船带走。船到通州后，要将砖全部卸下来，撕掉黄裱纸检验，然后再用黄裱纸封住送往北京。到了北京的工地上，还要一块一块地磨，磨得严丝合缝了，再放在桐油里泡，最后才会定格在大殿或城堞上。经过这样反复挑选的临清砖，它的视觉形态是老成且傲慢的，而所谓华丽，也是一种静穆中的端庄与持重。在我看来，它有点像老杜的诗，沉雄且流丽，表面上一点火气也没有，却蕴含着内在的历练和成熟。它的魅力就在于那点苍古的风尘气息。新出窑的临清砖肯定不会有那样的气质。
砖窑的烟尘在运河两岸傲慢地升腾着，如果是夜间，甚至在十里八里以外也能望见窑火的光焰，那是临清最醒目的标记。旷野上充斥着喧哗与骚动，窑工们的身影有如鬼魅一般，他们蓬头跣足，脸上总是带着长年不褪的烟火气。在临清，这样的窑场有数百座之多。如果你在别处犯了官司，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到窑场上找一份活干，在这里你不用担心官府的追捕。由于砖窑是直接为朝廷服务的，窑主和窑场拥有相当的特权，他们都有朝廷赐给的黄马褂，完全可以把地方官不放在眼里的。每座窑场门口还划有禁区，悬挂着朝廷赐给的虎头牌和水火棍，凡有私闯窑场或在窑内闹事者，用此棍打死勿论。因此，这一带流传着“打架上宫窑”的说法，意思是不论你闯了什么祸，只要往窑场一躲，就可平安无事。当然，前提条件是你必须有一身好力气，因为窑主并不是慈善家，他们看中的是从你肌肉和筋骨中能榨取的剩余价值。每一块成品砖，朝廷付给窑主工价银二分七厘；如挑出哑砖，每块折价一分七厘；不堪用者，每块折价一厘八毫。这些钱大部分落入了窑主的腰包，分到工匠手里的为数极少。工匠们只管牛一样地干活，他们其实比流放的苦役犯也好不了多少。每一块青砖都有枕头大小，五十来斤重，脱坯时必须是一次掼成的整块，不能添补的。这还仅仅是脱坯。从挖土、筛土、滤泥、踩泥，到装窑、搬柴、挑水、出窑，可以想见，一块成品砖中要渗入多少壮汉的汗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窑工就这样用当地廉价的泥土和豆秸，还有更为廉价的汗水和苦难，烧制了一座世界上最壮丽的宫城。我们无法知道，在成年累月的简单劳作中，他们会不会有某种艺术创造的快感甚至成就感。窑火映红了临清的天空，也熏红了窑工的眼睛，那是一种见了风就流泪却能穿透熊熊烈焰感受窑膛呼吸的眼睛，就像常年颠簸在大海上的水手，他们或许看到原野上盛开的鲜花会晕眩而在风暴中却镇定自若一样。燃烧的豆秸发出短促有力的爆裂声，那淡绿色的火焰有如锐利的刀锋。土坯一车车地送进窑膛，经过那刀锋的雕琢，推出来的是灼热的青砖，汗水滴在上面，腾起白色的烟雾，那烟雾中有一股带着咸味的男性气息。
夏天是窑场最繁忙的季节，在充沛而热烈的阳光下，砖坯很容易晒干。而且那日头总是不落，一天几乎可以干两天的活。在整个夏季，窑工们就那样打着赤膊，让汗水和泥土充当身体的保护色。为了补充汗水的消耗，他们要不时捧起水钵喝水，那是真正的牛饮，有如夸父饮于河渭。在那个漫长的夏季里，他们总共要喝下多少水呢?运河的水位一天比一天低了，码头上的石阶一级一级地露出来，石阶上的苔藓晒成了尘埃一样的浅灰色，航船也显得艰涩了。北方干旱的夏季，是被窑工枯渴的大口喝出来的吗?秋天是喜忧参半的季节，艳阳秋里，寒蝉声中，到处是成熟瓜果的香气。这香气是储藏在大地中的，现在它们被释放出来了。附近的农家开竿打枣了，“梆梆梆”，“梆梆梆”，爆豆子似的热闹。听着这样的声音，想象着枣林中落红如雨的壮观景象，窑工们干活时也多了几分兴致。但如果天公不作美，遇上连绵的阴雨，便常常十天半月的没个消停。脱坯的窑工们窝在工棚里，心情也像天气一样阴郁，因为他们一天不干活，窑户就一天不开工钱。为了养家糊口，天气一放晴，他们就得用加倍的劳动把耽搁的活儿补回来。等到窑工们脱下的砖坯足够烧制一个冬天，冬天也到了，西北风刀子一样刮过来，天地间一片萧索。这时候，脱坯就停止了。窑户当然不会让他们闲着，除去装窑和出窑，他们得抓紧运泥。窑场附近已经被掘地三尺，有如一块搜寻过细的考古挖掘现场，静静地敞亮在冬日的阳光下。窑工们要驾上大船，到远处把泥运回来。一船一船的莲花土堆在窑场里，有的像埃及的金字塔，有的像古罗马城堡的穹隆。它们在风雪中等待着来年春水的滋润，也等待着在豆秸那淡绿色的窑火中，变成具有金属质地的青砖。
青砖是让进京的漕船捎带走的，遥望着运河上漕船的帆影，窑工们会想到京师那些巧夺天工的宫殿和陵墓吗?在他们的想象中，那里的生活或许就像现代人在相声段子中引用的几句吕剧唱词：“听说包公要出行，忙坏了娘娘东西宫。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小民百姓想象中的奢侈，也无非是大饼大葱管够罢了。远方的帆影在视线中渐渐淡出，融入了北方那单调而高远的晴空。窑工们知道，那白帆下的每一艘航船上都载有他们制作的青砖，不会多也不会少，每船四十八块。砖的正面和反面都烧制着字迹，除去州府和年号外，还有一些人的名字。但那些名字从来不属于他们。
临清博物馆里陈列着不少这样的青砖。说是陈列，其实只是胡乱地放在一张长条桌上。我曾仔细拭去上面的灰尘，在昏暗的灯光下辨认过那些字迹。例如：
明临清厂窑户孙岳造，作头于其。
再看这一块：
大工，嘉靖十年秋季窑户高雄为登州府造。
这里的“大工”是指用于建造皇宫的，区别于建造皇陵的“寿工”。所谓“为登州府造”是指朝廷摊派给登州府的指标，由登州府出钱，请临清的窑户负责烧制后再运送京师。
还有：
丙申年窑户赵贤作头赵才造。
康熙十五年窑户畅道作头郭守贵造。
几乎都是一般格局，那上面只有窑户和作头的名字，而亲手制作青砖的工匠是没有资格把名字署上去的。中国历来的政治学说到底就是名字学，谁的名字取代了谁的名字，这一般叫做改朝换代或权力更替；谁的名字排在谁的前面，这是强势群体内部的利益分配；而什么人的名字该出现在什么地方，则体现了一种社会秩序。这些都是很有讲究的。出力流汗的窑工们自然不配有千古留名的资格，就像现在写论文的人，名字反倒排在最后，而写报告的人绝对不会享有署名权一样。
只有这一块是个例外：
嘉靖十五年窑户罗风匠人郑存仁。
这个叫郑存仁的工匠好生放肆，他竟敢僭越规格，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名字署在青砖上。该人是何出身?有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一贯表现怎样?社会关系都有哪些?所有这些可惜现在都无从追查了。其实也大可不必追查。他或许只是出于一个劳动者自尊意识的觉醒，因为他觉得那青砖中有自己的汗水和指纹，理应署上自己名字的。为什么窑户和作头可以署名，自己就不可以署呢?因为他们的财产、地位、名望吗?可那和署名有什么关系?署名只是体现了一种堂堂正正的负责精神，作为一个劳动者，他理应为自己的产品负责。但他恰恰忘记了，所谓负责也是要有资格的(不然为什么称官员叫“负责人”呢?)，而他根本不具备这种资格。因此，我怀疑那批署有郑某人名字的青砖后来根本没有运往京师，其原因就在于他所犯的“自由化”错误。据博物馆的同志讲，这块砖是从乡民的墙基下发现的，这就对了，因为那里才是他可以负责，也大致可以容许他署名的地方。
其实，即使是窑户和作头，他们的名字也不可能进入京师的大殿或地宫，因为在施工前的磨制过程中，他们的名字都要被磨得了无痕迹的。本来嘛，帝王的大院里要那些名字干什么?是树碑立传还是邀功请赏?反正都不合适。那里只容许一个人有名字，而且还只能用代号——“朕”或者“皇上”，其他人都只能合用一个名字——奴才。那么就统统磨去吧，包括那些州府名称和年号。但临清土那固执的坚韧，还有临清工匠那带着咸味和男性气息的汗渍是永远磨不去的。当然，磨不去的还有史书上这样的记载：
烧造之事在外，临清砖厂以供营缮。
(《明史·食货志》)
这里说的，就是临清的砖，也是临清几个世纪的疼痛和荣耀。
大运河过了临清的头闸口，就进入了卫河。卫河在古时候又叫清河，“临清”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我们还记得《水浒传》中有个清河县，就是武大郎卖炊饼的那个地方，也是潘金莲和西门庆发生奸情以及后来武松斗杀西门庆的地方。从这里到天津，习惯上也被称做南运河。北上的漕船扬帆启航了，它们因捎带了临清砖而加深了吃水，这不仅由于青砖的重量，还由于青砖所负载的情感和思想。临清往北的一段河道极其弯曲，这是人工作用形成的。由于受到黄河多次泛滥的影响，泥沙淤积，地势南高北低。开挖运河时，为了滞缓水流，便采取了延长河道以降低坡度的方法，也就是古谚所说的“三湾抵一闸”的道理。航船行进其间，便多了许多辗转艰难。但与会通河上过闸时的繁琐程序相比，这辗转还是值得的。有时候，他们会把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反复作为航标，你刚刚离它而去，不一会它又出现在前头，老朋友似的召唤着你。“河流曲曲转，十里还相唤。”走惯了这段水路，船夫们也不急不躁，反倒觉得不那么单调，有一种峰回路转的新鲜刺激。两岸是风吹雨蚀的河滩，牲口的蹄印有如刀耕火种部落的男人在土地上播种留下的。村庄悠悠地驶近，又悄悄地离去。青石碾子上残留着新鲜棒子或高粱的香气。老人站在村头的路口眺望什么，身边是忠实的黄狗。一排排的白杨树把旷野分割得很齐整，远方飘来忧伤的《小白菜》，那是北方大平原上最流行的民歌……
南运河的“南”，是以华北平原为坐标的。现在，大运河正沿着华北平原的南部边缘迤逦北行。
时间篇
14从上都到大都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九月，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返回大都。
自五年前大都宫阙落成后，皇上就确立了巡幸上都的制度，大体上是每年的三月从大都北上，到九月再从上都返回。去的时候走东路，回来的时候走西路，来去的路线形成一个不规则的椭圆。被围在这个椭圆中的荒漠和草原，曾无数次成为游牧民族血光迸溅的演兵场，这里孕育了世界上最剽悍的骏马和最骁勇的骑手。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祖父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铁骑就是从这里出发的，他们挥动着“上帝之鞭”，呼啸着越过广袤的中亚荒漠，一路向西、向西，一直抵达底格里斯河和伏尔加河，令整个欧亚大陆都在那疾风暴雨般的马蹄声中颤栗。因此，对于忽必烈来说，每一次巡幸上都都是一次生命的洗礼。天苍苍，野茫茫，遥望着无极无沿的北方大漠，你会感到自己的任何功业都是那样渺小。草原民族是一个以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面向天空和旷野的民族，所以，他们的性格中有一种旷达而高远的浪漫情愫。什么样的土地孕育什么样的生命，也只有在那样辽阔的土地上，他们那燃烧着征服欲望的目光才能到达旁人几乎无法想象的远方。作为蒙合黑家族的后裔，忽必烈的身上同样奔腾着先辈那强悍的血性，在他的心目中，祖父那颐指天下、仗剑西征的身影，永远是自己无法企及的史诗和丰碑，也永远是召唤自己扬鞭跃马的光荣与梦想。
草原上的风已带着凛冽的寒意了，季节的脚步从北方蹒跚而来，追逐着南下的车骑。秋天的萧索，是在大漠和草原上最先显示出来的。点缀在荒烟蔓草间的蒙古包，以其朴素的穹隆状造型，向天空奉献着一个民族的膜拜。长调牧歌舒展而辽远，那是骑手们在晚风中忧郁的吟唱。南飞的大雁大模大样地掠过銮驾的旄头，一点也不惊慌，它们显然把这浩荡的人流看成也和自己一样，是为了躲避北方的寒冷而作季节性的迁徙。銮驾且走且停，那种翠华摇摇的威仪后来有一位诗人曾描绘过：
日色苍凉映赭袍，
时巡毋乃圣躬劳。
天连阁道晨留辇，
星散周庐夜属橐。
白马锦鞯来窈窕，
紫驼银瓮出葡萄。
从官车马多如雨，
只有扬雄赋最高。
诗中写尽了途中的艰难以及那种扈从如云的声势，颔联两句尤为出彩：清早行进在高接云天的阁道上，车轮牵挽着熹微的晨光；夜晚驻跸时穹庐高支，有如星罗棋布。这首诗的作者叫虞集。我们还记得，南宋绍兴年间金主完颜亮南侵时，有一位在前线劳军的中书舍人临危受命，在采石大败金兵，这位叫虞允文的书生也因此一夜扬名，成为南宋小朝廷中难得的一位文武兼备的干才。但说来惭愧，虞集恰恰是虞允文的后人，他现在却站在异族的阵营里，用自己的才华为人家充当帮闲。事情还不仅仅于此，上文说到的最出彩的那两句诗中，“天”原作“山”，“星”原作“野”，虞集是采纳了另一位大才子的意见而修改的，这一改，果然境界不凡。帮他改诗的那位也是南方人，他叫赵孟頫，是赵宋的皇室成员。两位南宋遗民一位是鼎鼎大名的民族英雄的后裔，一位是赵家皇族的金枝玉叶联手在蒙古人的旄头下写出了这等好诗，真叫人不知说什么才好。但话又得说回来，到了虞集写这首诗时，宋王朝的历史早已尘埃落定，取代它的是大一统的元帝国，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们也是身不由己。
皇上一路上乘坐的是象辇，那是由经过专门训练的大象搭成的一种“象轿”，一般是在四头大象的背上架上大木轿子，轿子上插有旌旗，里面衬上金丝座垫，外面包着狮子皮。每头大象配一名驭手，很温驯也很平稳的。大象来自多雨且燠热的南方，是元军征服大理的战利品。它那巨大的身躯和温驯的性情恰好形成强烈的反差。忽必烈不由得想到，这庞然大物大抵就像南方的性格，你可以说它柔弱，但那是一种有着巨大内在力量的柔弱，犹如南方的水，柔弱得可以沉溺一切的，摧枯拉朽地占有它也许并不困难，但这种占有离真正的征服其实还很远。在马背上征战了大半生的忽必烈坐在象辇上，起初总有点不适应，安稳是安稳了，却很难体验那种长啸如风的豪气和奔驰腾跃的快感，这一直是他很遗憾的。銮驾到达大都已经是九月底了，留守的官员举行了盛大的郊迎仪式，同时报告了一则很让他振奋的消息，南朝丞相文天祥在五坡岭被俘后押解北上，现已到了保州，大约两三天之内就可以抵达大都了。
銮驾进入健德门时，皇上改为骑马，因为城内的胡同容不下四头并行的大象。马背上的感觉与在象辇上到底不同，虽然只是挽缰缓行，但马蹄在大地上的每一次磕击都会传递给你，恰好应和了你身体内在的某种韵律，这种韵律是蒙古人在娘胎里就形成的，是他们最重要的生命感觉。骑在马背上的蒙古人有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不是通常所说的情绪上的激烈或紧迫，而是身体当然还有思想在舒展中形成的张力，它是自由自在倜傥不羁的，又是力能拔山血气方刚的，它会让你想到大地的坚实和辽远，还有那史诗一般的冲锋。胡同里布了一层薄薄的黄沙，又洒了清水，南方的水渗进北方的黄沙中，铺就了迎接圣驾的御道。从健德门到厚载门，虽则是千骑万乘人马杂沓，御道上却纤尘不起。而皇上一路上想到的则是：文天祥来了，南方的战事也了结了，甚好！下一个该轮到日本了。
日本是与水联系在一起的，那个孤悬海外的小小岛国之所以不肯臣服，所倚仗者，四面皆水也。五年前，元军第一次远征日本，由于遭到暴风雨的袭击，元军和高丽联合舰队的八百余艘大小船只全部葬身波涛。这是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军队的第一次全军覆没，而失败的原因又并不在于将士们的刀马功夫，这实在是让人很沮丧也很无奈的。在亚欧大陆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只得止步于那一望无际的大海。
回到大都后，忽必烈发出的第一道诏书就是：敕令江南各行省督造战船，准备第二次跨海东征。
一个马背上的民族，现在要跨下他们心爱的蒙古马，小心翼翼地登上舟船了。
但那个苍老而威严的声音却有如沉雷一般在遥远的天边轰响：蒙古人啊，什么时候离开马背，你就完了！
这是成吉思汗札撒的第一句话。
15马背上的民族
跨下蒙古马，就是跨下神奇而旷远的蒙古高原。在亚欧大陆东部，东至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南达阴山，北至贝加尔湖的广阔地域内，亿万年的地壳运动造就了一片荒漠和草原。干旱的大陆季风，漫天的沙尘暴，秋天赞美诗似的阳光，冬季的冰封雪锁，还有游牧民族那激情澎湃的马蹄，又共同雕塑了它那苍槁坚毅的容颜，它就是蒙古高原。这里没有陡峻的高山，因为高山会挡住游牧民族瞭望远方的视线；这里只有一片坦荡，除了天，就是地，天造地设的坦荡，正好放缰驰马。中国历史上那些以强悍骁勇著称的少数民族匈奴人、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在这里长大的，又都是在这里度过了他们历史上的青春时代。他们一个跟着一个进入这个地区，走上历史舞台；又一个跟着一个地从这个地区消失，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中的杰出人物，例如匈奴的冒顿，突厥的土门、室点密兄弟，回纥的怀仁可汗等等，都是挥手作风云的一代雄主。如同日尔曼蛮族锲而不舍地侵略罗马帝国一样，南方的富庶繁华对那些寒冷荒凉地带的游牧民族是一个难以抗拒的诱惑，“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北风者，来自北方荒原的骑兵军团也。然而也正是他们以喋血的刀剑作为仪仗，促成了南方与北方的交流与融合。他们在一次又一次挥戈南征的同时，也把强悍的血液注入了汉民族的肌体，“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这是恩格斯的名言。他说得不错，自汉唐以来，那些以军功而名垂青史的将领卫青、霍去病、李广、岳飞，甚至包括传说中的杨家将无一不是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殊死搏杀中脱颖而出的。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游牧民族那张扬着原始生命力的撞击，汉民族将会怎样的萎顿，难道只让张角、黄巢、李自成一干人去体现阳刚之气吗？就战场态势而言，游牧民族呼啸的马蹄往往胜过汉人臃肿的步兵方阵，但就在他们为进入锦绣般的南方而弹冠相庆时，他们也陷入了一种强势文化的包围之中。他们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有的是因为面对着一个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在败退中遁向更北的荒漠，但在更多的时候却是由于被汉文化所同化，渐渐变得精致且儒雅起来，失去了原先那种气吞万里的骁勇。具有游牧民族血统的金哀宗最后说过一句话，他认为蒙古人之所以能在战场上把金朝打得一点脾气也没有，是由于他们“恃北方之马力”。他说得大致不错。只可惜到了这位倒霉皇帝讲这句话时，女真人已经由长白山南下一百年了，原先那在马背上练就的铮铮铁骨已经在南方的香风中软化，那曾经被他们倚恃过的战马也和主人一样在闲适中优游岁月，只有在偶尔的马球游戏或射猎中才能痛快淋漓地驰骋一回。因此，面对着更北方的蒙古铁骑，金哀宗只能发出这样的哀叹。说起来实在可怜，当蒙古人攻破城池时，这位女真皇帝却因为身体肥胖而不能骑马逃跑，只得解下腰带吊死在宫门口。当年他的先祖倚恃着不可一世的铁骑席卷中原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后代有朝一日竟然爬不上马背。有这样不争气的子孙，金帝国怎么能不走向败亡呢？他们实在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屈指算算，前后也就是一百年时间，一个强悍的民族就无可奈何地衰落了。
契丹人的辽帝国亡于北方的女真，女真人的金帝国又亡于更北方的蒙古，这是在公元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的一百余年间，由马背民族演绎的一幕大剧，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贯之始终的重要历史情结，那就是马的威猛与衰变。
游牧民族倚马而居，恃马而武，连他们的乐器也做成了马头的形状。马就是他们生命的方舟。他们的生活节律和战争谋略也都是根据“马情”来决定的，例如，“方春马瘦，宜俟高秋。”马瘦的时候切忌出战；秋高季节，马肥膘壮，才是出征的好机会。因此，中国历来北部边境上的战事都是在秋天，“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我不知道“多事之秋”的说法是不是由此而来的。再如，仗打得相持不下时，停下来观察一下对方战马的疲惫程度，“彼军马羸，可尾而进。”否则不得轻举妄动。在非常时期，骑手还可以依赖牝马的乳汁坚持好几天甚至十几天，这种战场生存能力再加上骑兵军团风驰电掣般的速度，为大规模的运动战和闪击战提供了可能，也使得他们在和汉人步兵方阵的对垒中占尽优势。因此，在冷兵器时代，战马的数量和优劣几乎是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就连操纵牧马的场所也与双方战力的盛衰至关重要。《辽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即使在和平时期的边境贸易中，辽方也禁止马匹出境，他们无疑是把马匹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来严加控制的。从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汴梁的大车都用水牛和黄牛拖拉，可见马匹之短缺，大概这也是在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南方一直处于下风的重要原因吧。南方当然也有马，只是受当地农业经济的限制，饲养马匹的耗费很高，而且在精耕密作地区所饲养的马匹，品质一般都较为瘠劣。我们可以想象，离开了广漠的草原和荒漠，离开了浪迹天涯的迁徙和自由自在的野牧，离开了日常性的骑射围猎和各种马背上的竞技游戏，那些在阡陌连绵的乡间小道上供拉车和驮粪役使的马匹中，怎么能走出追风逐日的千里马？马是有灵性的，一匹合格的战马，同样需要一种健康和谐的生命空间，它的每一次奔驰、腾跃、规避、隐蔽都不仅仅是体现了骑手的意志，而且还融进了自己的个性魅力和即兴发挥的才情。也就是说，好的战马有时是可以驾驭骑手的。它是善解人意的，又是高傲得目空一切的。它从来不把距离放在眼里，也从来不会躺下，甚至连睡觉都站着。它是骑手的思想和意志的延伸，这种延伸甚至能够进入骑手的潜意识。骑手所有的感情它几乎都具备，却唯独缺少一种恐惧，优秀的战马是从来不会恐惧的，你就是让它跃入万丈深渊，它也毫不犹豫。所有这些素质，绝对不可能产生于南方的庭院或农夫的皮鞭和叱斥之下。“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诗人杜甫笔下的战马是何等雄峻威猛，当然，那也是来自游牧民族的马胡马。
到了成吉思汗时期，大兵团的骑兵作战被发挥到了极致，对马的依赖和重视也是前所未有的。有人说，蒙古人是一种看到人受伤冷峻无言、看到马流血痛哭流涕的人。就像庄稼依赖于土地一样，马是依赖于草原的，所以成吉思汗规定，凡有破坏草原者，“诛其家。”他们还发明了“从马”制度，“凡出师，人有数马，日轮一骑乘之，故马不困弊。”配有从马的蒙古军队迫敌犹如天坠，退却犹如电逝。如果说马的数量是一个算术级数，那么它所产生的战场效率绝对是一个几何级数。蒙古人无疑是中世纪最优秀的骑士，无论是西亚的荒漠还是俄罗斯的城堡，都不能阻挡他们那狂飙般的冲锋。面对着这样的冲锋，西方的史学家们只能惊恐地呼喊
上帝之鞭！
上帝之鞭，谁敢与之争锋？
但是在进入中国的南方后，他们却遇到了麻烦。在那里，他们遭遇了水，蒙古骑兵开始失去了以往那种势如破竹的锋芒。南方的河网有如女人飘洒的秀发一般，那种温柔的羁绊使得剽悍的蒙古马几乎无所作为。事实证明，蒙古人一旦离开了马背就雄风不再，只能算是一支二流部队，他们不得不依靠金朝和南宋的降将作为前驱，看他们如何借助于舟船进行攻坚，而自己则像见习生一般在后面亦步亦趋。战事进行得相当艰苦，忽必烈的大哥蒙哥战死于长江上游的合州，而围绕着汉水边那座小小的襄樊城进行的攻守战也打了差不多六年，如果不是南宋方面的权臣贾似道忙于陪小老婆斗蟋蟀，不肯派援兵，最后的胜负还真难说。元军对南宋的军事行动是从长江中上游开始的，长江是中国南方的母亲河，这样的战略意图既折射出不可一世的高傲，也带有某种宿命的成分，那就是，从源头上掐断南方王朝的命脉。但蒙古人毕竟从来没有征服过水，面对着多水的南方，所谓“投鞭断流”只能是狂夫的豪语而已。
忽必烈一直难以忘怀他第一次面对长江时的情景，浩大的江水接天而来，汪洋恣肆，简直会让人产生一种宗教般的情感。在那一瞬间，大地似乎浮动起来，几乎挨上了苍穹。苍穹也不是北方的苍穹。北方的苍穹富于坚硬的质感，它和旷野的结合部永远是标准的圆形，带着一股禁锢和霸悍意味。而南方的苍穹轻纱一般，是云蒸霞蔚的虚幻，仿佛随时准备接纳你的飞翔。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水。水的浮动感使它具有了古老的神性，“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是南方特有的气韵和气势。从表面上看，南方的水和北方的大漠很有些相似，那一轮又一轮的波浪犹如荒原上月芽形的沙丘。但沙丘上是可以驰马的，蒙古马从来不惧怕沙丘，即使是沙海也毫不惧怕。飞沙如暴，热血如注，那是骑手们最乐于体验的壮观。但水却能阻止奔突的马蹄，再剽悍的蒙古马，也只能止步于沧浪之水．那仰天长嘶中该有多少英雄气短的无奈！也许就在那一刻，忽必烈领悟了南方的含义，在这里，水不光是大地的经脉，也是一种精神象征。如果说北方是驮在马背上的，那么南方就是漂在水面上的。水是柔性的东西，你用力击打一下，它漾开一点；可是你一收手，它又回复到原先的形态。这是一种柔性的坚韧，无法靠蛮力来征服的。你纵然有最锋利的钢刀，削铁如泥、吹毛立断、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可你也无法挥刀断水。这就是南方的水啊！它含蓄内敛，大度不羁，每一片浪花上都闪耀着一颗太阳。风是清新湿润的，如同南方的丝绸一般滑腻温婉。这水淋淋的南方激发了忽必烈的征服欲望，自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以来，先人扬鞭跃马，所建立的武功堪与天公比高。但他们虽然征服了那么多地方，却除了草原就是荒漠，他们还从来没有征服过水。现在，该轮到自己了。
几天以后，文天祥到达大都，羁押于兵马司监狱。忽必烈令好生看管，待之以礼，他有一种预感：这位南朝的状元丞相也是一片深不可测的水。
16巨人的对峙
文天祥是四月从广州被押解北上的，其间在建康停留了两个多月，八月二十四日又从建康登程，到达大都已是十月初一。前半程走的是水路，过了淮河以后，又改走旱路，因为自宋金分治以后，大运河的北段已经湮废。北方是文天祥没有去过的地方，时值中秋已过，满眼是萧瑟的秋景，一路上的感慨自然很多。“荒草中原路，斜阳故国情。”离江南越来越远了，国破家亡的剧痛却无时无刻不在心头。临行前，门客邓光荐曾和泪写下一首《鹧鸪词》，为他送行：
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驮。天长地阔多网罗，南音渐少北音多。肉飞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
天长地阔，江山如梦；鹧鸪声声，旧恨更添新愁。一路上文天祥也写了不少诗，诗中或怀旧友，或哭亡母，或伤中原凋残，或写北国风光。当然，涉及最多的，还是死。
对于死，他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五坡岭被俘后，张弘范要他作书招降宋将张世杰，他就抄了《过零丁洋》给张弘范，表明了自己的心迹。他曾多次求死，或服毒，或绝食，但都没有死成，因为一旦沦为囚虏，生既不能由己，死亦不能由己。江南的那些朋友们也希望他以死全节，甚至希望他早点死，省得夜长梦多，被元蒙统治者软化。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说起来真让人心里不好受，就是江南义士王炎午等人听说文天祥行役途中要经过江西，便写了一篇《生祭文丞相文》，誊录了数十份贴在沿途的驿站墙壁上。祭文本是写给死者的，所谓生祭，无非是促其早死的意思。王炎午等人的目的是让文天祥看到祭文，早日一死全节。这篇祭文意气纵横，写得相当漂亮，七百多年来一直被视为一篇不朽的名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