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举事无成，而大节亦无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执，涉月逾时，就义寂寥，闻者惊惜。岂丞相尚欲脱走耶？尚欲有所为耶？昔东南全势，不能解襄、樊之围；今亡国一夫，而欲抗天下？……奈何慷慨迟回，日久月积，志消气馁，不陵亦陵，岂不惜哉？
读着这样的文字，我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悲壮乎？惊悚乎？酸楚乎？都有一点，可又不全是。这样张扬的文势和酣畅的笔墨，目的只有一个：敦促文天祥早点死。我绝不怀疑王炎午等人的真诚，也绝不怀疑他们都是热血志士，如果他们一旦陷身于文天祥这样的境地，大概也不会吝惜脑袋的。我所困惑的是，王炎午等人都是文天祥的朋友，对文天祥一向很崇拜，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成全他的气节呢？如果文天祥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砍头只当风吹帽，自然毋须他们以这种耳提面命的方式来提供精神资源；如果文天祥是一个意志薄弱者，那么写这样的祭文又有何用？问题还不光仅仅于此，我之所以心里不好受，是源于这些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对利用冠冕堂皇的信仰之类怂恿别人去献身的人，总有点不以为然。犹如父亲逼着自己的女儿殉夫全节，虽然那信仰和爱也许是相当真诚的，却因其血淋淋的残酷而失去了人性的温煦，缺少起码的亲和感。信仰当然是重要的，它是一面精神的旗帜，没有信仰，无异于没有脊梁的行尸走肉。但献身应该是一种生命的自觉，这种自觉与别人的宣传鼓动无关，它只体现一个人的生命质量。一个人以什么方式活着是他自己的事，流芳千古或遗臭万年也都是自取的，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指责一个鲜活的生命：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死？就像不管多么神圣的信仰都没有资格杀人一样。文天祥的那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由他自己讲出来，自然惊天地泣鬼神，可以当之无愧地永远镌刻在历史的巨碑上。但如果是别人操着教父的口气，以此来训导文天祥，要他舍生取义，味道恐怕就要大变了。从祭文中看，王炎午等人对文天祥的气节是不放心的，他们担忧“日久月积，志消气馁”，于大节有亏。因此，那语气便有点不客气了：你已经被俘好几个月了，为什么还没有听到你就义的消息呢？难道你还想逃跑，或者还指望有什么作为吗？这些显然都是不可能的了。祭文中用了汉代李陵的典故，意思是说，你如果还不死，时间一长，在人们心目中不是李陵也是李陵，那样就太可惜了。于是王炎午等人大声疾呼：“大丞相可死矣！”
文天祥没有看到这篇祭文，因为他一直被元兵锁在船上。也幸亏没有看到，如果他看到了，并且果真像王炎午等人所希望的那样，在去大都的路上就以死全节，那才真是太可惜了，因为我们将无法看到后来大都兵马司监狱里的那一幕正气磅礴、令人荡气回肠的大剧。南宋小朝廷临危受命的书生丞相文天祥之所以成为民族英雄和精神巨子的文天祥，并不在于他最后的死。死有何难？“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这样的人见得多了。每一次的改朝换代，总有几个忠臣义士慷慨赴死的。和文天祥同时期的人，像陆秀夫、张世杰、李庭芝、姜才等人也都死得很壮烈，但他们身上的光芒和对历史的影响力都无法和文天祥相比。最终造就文天祥的，正是兵马司监狱中的那三年又两个月零九天，在那场他和忽必烈的对峙中，一个南方知识分子所体现的生命精神和人格力量，使他站在十三世纪末期的历史峰峦上而光照千秋。
这是两个巨人之间的对峙，对峙的双方文天祥和忽必烈在各自的营垒里都是千年一遇的人物，他们都站在那个时代的制高点上。这场对峙不仅体现在意志层面上，也体现在文化层面上。因而对峙也就超越了简单的对抗，同时也包含着彼此之间的吸纳和融合。在一场平庸的灭宋之役后，历史终于在大都的监狱里展现了一场真正惊心动魄的南北战争。
对于文天祥来说，这是一场持久地面对死亡，同时也面对着生存世界的种种诱惑，却从容不迫、义无反顾的抗争和坚守。
对于忽必烈来说，这是一场纵然握有生杀大权，却始终无法使对手就范，爱亦无奈，恨亦无奈，无法体验攻掠快感的苦役。
在文天祥初到大都的那些日子里，兵马司监狱前冠带相索，车马不绝，着实热闹了一阵子。劝降者的阵容很大，规格也不断提高。像留梦炎那种狗尾巴草似的不倒翁来当说客，自然是自讨没趣。一个脊梁里缺钙的侏儒，有什么资格站在文天祥面前说三道四？就是做说客，他也不配，挨一顿臭骂是理所当然的了。那么就换一个有点分量的来吧。元朝的宰相阿合马登门了。也不行，马背上摔打出来的粗人，胸无点墨，只会吹胡子瞪眼地发狠劲。发狠劲有什么用？文天祥早就抱定了一死的决心，你以死相逼，不是正好成全了他吗？几个回合下来，阿合马只得骂骂咧咧地退场，一干人等爬上马背，在深秋的夕阳下绝尘而去。这些情节就不去说了，无非是威逼利诱的伎俩，用来对付文天祥，都太低级。让文天祥稍微感到有点难堪的，是面对着劝降阵营里的这样两个人：一个是昔日的皇上，九岁的宋恭帝赵；一个是自己的同胞弟弟，在惠州举城降元的文璧。
赵来了，这是文天祥预料之中的事。虽然都是阶下囚，但毕竟有君臣的名分，山河破碎，身世飘零，君臣两人在这样的场合相见，其心情是十分痛苦的。文天祥只是“北面号拜”。叩头加痛哭，本来是一种先发制人的策略。但哭着哭着，就不由得动了真情，国恨家仇，万般酸楚，一齐涌上来，竟悲声号啕长跪不起，一边哭一边喊着：“圣驾请回。”弄得小皇帝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一个九岁的孩子能懂什么呢？还不是为人所制，任人摆布？文天祥很理解这位亡国之君的处境，因此不让他有说话的余地，就把他打发走了。元廷本以为赵是一张王牌，你文天祥不是最讲忠君吗？那么你看，这会儿是谁来了。其实他们搞错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天祥现在的抗争和坚守，既不是为了国国在何处？自厓山一战，故国沉沦，谁也无力回天；也不是为了君君在何处？赵昺已死，赵被囚，忠君何用？他是为了一种“法天地之不息”的信仰，一种健全而高洁的人格精神。对于这一点，不光是眼下周围的这些人，恐怕连后人也未必能理解的。
对于文璧，文天祥并没有表现出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大义灭亲的姿态，他对这个当了汉奸的弟弟是很宽容的。文天祥曾对他的嗣子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兄弟两人，一个尽忠，一个尽孝，不过是各尽其职。他知道，自己尽忠固然要掉脑袋，但弟弟活着也并不轻松，正因为有了文璧的归顺，文氏家族才避免了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的厄运，在这一点上，文璧其实是为哥哥的尽忠负起了责任。正是文璧的投降，才多少减轻了文天祥对家族和亲人的责任感，使得他可以义无反顾地去死。对于文天祥来说，死并不难，而且他也知道，自己死后肯定要流芳千古的。而文璧的日子就难过了，文天祥越是流芳千古，文璧就越是要背千秋万代的骂名。可以想象，在往后的日子里，文璧将如何在哥哥的万丈光焰下猥琐地活着。英雄总是少数人，它的诞生是建立在大多数人贪生怕死的劣根性之上的。可历史为什么偏偏要把文家的弟兄俩置于这样尴尬的境地呢？以一个人的卑微衬托出另一个人的伟岸，这真是太残酷了。“兄弟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这是文天祥听到文璧来到燕京后，在一首诗中发布的政治宣言。但讲政治并不妨碍兄弟之间的手足情谊，就在同一首诗中，文天祥还抒发了“可怜骨肉相聚散，人间不满五十年”的叹息。他不忍心后人过多地指责弟弟，因为在他看来，文璧也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而文璧作为一个读书人，对哥哥的信仰也是理解的，只不过他骨头太软，做不到罢了。这种宽恕和理解使得弟兄俩的会见充满了悲剧感。忠孝节义之类的大道理都不必去说了，唯有相对无言，最多也就是说说童年时代的往事，那是一段足以笼罩天地人寰的苍茫岁月，很让人伤感的。临走时，文璧给哥哥留下了四百贯钱。据南宋遗民郑思肖记载，文天祥坚决不要，理由是“此逆物也”，如果收了，就是中了元廷的奸计。其实文天祥不要钱并不在于这是“逆物”，而在于他早就准备以死全节，一个等着上刑场的人，要钱何用？别说是四百贯，就是金山银山也无异粪土。在这里，郑思肖笔下生花，有意无意地拔高了文天祥，但就是这一点点拔高，反倒让文天祥显得假模假样的，不那么本色。越是精神强大的人，他的情感世界越是多姿多彩，比起那些只会背诵政治教条的槁木死灰般的腐儒，文天祥才是真正的伟丈夫。我们总是见惯了那些板着面孔慷慨激昂的英雄，因此，当这个不仅具有忠肝义胆而且具有情感魅力和人性光彩的文天祥走来时，便尤其感慨良多。
作为文天祥的精神对手，忽必烈却迟迟不肯出场。
他不出场是因为看重文天祥。自己手下的那些人都出过场了，而且都碰了钉子。碰了钉子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如同蒙古骑兵在战场上一样，发起冲锋时，一拨一拨地往上撞，前队撞不动，后队再撞，只等着对方阵脚一动，便四面八方一齐杀进去，把对方彻底摧垮。他知道像文天祥这样的对手，靠几次冲锋是难以奏效的。这时候要沉得住气，不能冒失莽撞，更不能意气用事。如果自己出场也碰了钉子，一时面子上挂不住就杀了他，那就铸成大错了。杀人算什么能耐？特别是杀一个阶下囚，手起刀落，血往上一涌，人头菜瓜似的滚下来，如此而已。难的是征服一个人的精神。而且，越是精神强大的人，越是具有征服价值。文天祥怕的不是死，而是活。既然如此，忽必烈就偏不杀他，让他活着，这是忽必烈的聪明之处。忽必烈以马上得天下，却不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介武夫，而今南方已定，你要统治南方，不知道南方是怎么回事不行，你的统治首先必须建立在对南方文化的吃透上。很好，现在来了一个文天祥，南方的状元宰相，典型的文人士大夫，有胆识亦有才情。真正的对手之间都不能排除欣赏，忽必烈是把文天祥作为一个等量级的对手来欣赏的。
忽必烈在宫城里按兵不动，这是不怒自威的姿态，也是心里笃笃定的意思。但他却时时都能感受到从兵马司监狱辐射过来的精神之光。他有时会在这种辐射下颤栗，如同树叶在久违的阳光下颤栗一样。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在一旁悄悄地欣赏。欣赏文天祥有如一次小小的探险：汉文化是如何把一个文弱书生塑造成为九死而未悔的勇者的。赵宋三百余年社稷，临到曲终人散时，出了一个文天祥这样的人物也该知足了。真正的英雄都负有承前启后的使命，上苍把文天祥赐给宋朝，让他殚精竭虑地阻止蒙古人的铁骑南下；现在，上苍又把它赐给元朝，让他引导一个草原民族在文化上进入南方。文天祥简直就是一座精神巨灵，虽蜗居斗室，却随时都能拔地而起，直冲天际。那种平静中的深邃，矜持中的傲岸，孤独中的崇高，坚忍中的血性，都给他的对手以巨大的压力。这大概就是对手感吧。忽必烈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体验过这种对手感了。一个六十五岁的老人面对着四十四岁的中年人，并不是欣赏他生命的饱满。这时候，所谓的生活经历和政治经验已没有多少意义，只有思想和人格的徒手搏击，骨骼峥嵘，险状环生，精神和意志光芒逼面，所到之处，似乎要把大地烧成一片焦土。这是多么残酷的对峙，又是多么痛快淋漓的较量！
不管文天祥如何以坚贞不屈来挑逗忽必烈的忍耐力，忽必烈就是不杀他。与此同时，北上归顺的南方文化人却络绎不绝，虽然他们的分量加起来还抵不上文天祥的一个脚趾头，忽必烈对他们同样很客气。他们写的不少诗词传进宫里，忽必烈偶尔也会翻翻，学着推敲其中的平仄韵律和用典。例如有人讥笑文天祥的弟弟文璧说：
江南见说好溪山，
兄也难来弟也难。
可惜梅花有心事，
南枝向暖北枝寒。
忽必烈近来汉学功夫大有长进，不用手下的那些御用文人帮忙，也能读得出诗中的意思。但他并不发怒，照样给他们官做。只要为我所用，不妨让你发发牢骚，甚至骂几句娘也没什么大不了，反正你翻不了天。这是一种气量，也是一种姿态一个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向汉文化送出的眼波。自定鼎燕京后，忽必烈特地从上都带来了几株北方的莎草，亲自执锹培土，移植在宫殿的丹墀前，起名“思俭草”。又让臣子们做了几首歌功颂德的诗。“数尺阑干护春草，丹墀留与子孙看。”几株莎草有什么好看的？无非是要让子孙后代不要忘记北方的荒漠，因为那里是祖宗的发祥之地。但与此同时，他的目光却坚定地注视着南方。
文天祥的坚守，到了后来完全是为了成就一种道德的完美。他忠于的王朝已经灭亡了，那是个从头到脚都烂透了的侏儒，朝野上下充满了昏聩、庸懦、荒淫和无耻。如果不是国难当头，他这样的狷介书生恐怕只能老死于州县小吏，终身碌碌无闻。而来自北方的敌人又是那样血气方刚，挟带着长风豪雨般的生命活力。在被押解北上的途中，他曾听到蒙古人高唱“阿刺来”之歌，甚是激越雄壮，惊诧中问道：“此何声也？”回答说是起于朔方的“我朝之歌”。文天祥不禁感叹：“此正黄钟之音，南人不复兴矣。”他从歌声中听到了一个民族飞扬凌厉的习尚和豪迈宏大的气魄，比之于西湖畔的靡靡之音，文天祥怎能不感触万端呢？大势如此，回天无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文天祥的大痛苦。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场精神对峙中，文天祥也同样对忽必烈有着某种欣赏，他的不屈服恐怕也与面对着这样高质量的对手有关。在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中，对方那燃烧的目光有如皮鞭一般抽打着你，激励着你的征服欲望；而从对方那粗重的喘息中，你似乎听到了他身体内部的坍塌和撕裂声。这是欲罢不能的纠缠，也是招招见血的搏斗，任何一方都不会轻言退却的。
这场对峙的双方最后都是胜利者。文天祥的胜利自不必说了，大都兵马司监狱中的三年成全了他生命的绝唱，一个南方书生的血渗进北国的土地，润物细无声，却是有色彩的，血光如炬，直冲九天，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史上留下了一道霓虹般的亮色。而忽必烈则从文天祥身上看到了汉文化的威力和魅力，加速了元帝国汉化的进程。他还以对待文天祥的种种礼遇和最后成全他的死节为自己的部下树立了一块“忠”的样板，这一点恐怕是文天祥本人始料未及的。
文天祥死后，他妻子欧阳夫人奉旨收尸装殓。三年前，在从广东押解北上的途中，文天祥曾在江西南安绝食求死，并且为自己的死安排了一个时间表：南安到他的家乡庐陵大约有七八天水路，这样，船到庐陵时，差不多也是他的命尽之时，死后可以葬于庐陵，不失“狐死首丘”之义。现在，他就义于远离故乡的燕京，归葬庐陵是情理之中的事。但由于当时南北大运河阻断于山东，从燕京到江西，沿途舟车辗转极为艰难，灵柩只得暂厝于燕京小南门五里道旁。由庐陵人张弘毅先将其齿、发及遗文遗诗送归故里。
顺便说一句，文天祥的诗写得不算很好，意象比较单调，好多都是关于死的誓言，所以能够传之千古的也就是那么几句。
关河梦断，首丘亦难，看来，文丞相的灵柩在北方还得再待些时日。
17水！水！！
就在文天祥就义前不久，孔子五十三代孙，衍圣公孔洙从浙江衢州来大都入觐。
孔府在山东曲阜，为什么这位衍圣公却来自江南呢？这牵涉到孔府内部一段历时一百五十余年的宗族纷争。原来靖康之难后，当时的衍圣公孔端友随高宗南渡，寓居衢州，后来子孙繁衍，代代相袭，称为南宗。南宗是相对于北宗而言的，北宗自然是在曲阜留守的那一脉金枝玉叶了。孔府历来的传统是对政治采取鸵鸟式的态度，不管什么人当皇帝，他们都举双手拥护，国事军事天下事，干我鸟事，只要有爵位世袭就好。问题是南北两个衍圣公是宋金两个王朝各自加封的，毕竟谁不想荣华富贵呢？即使是圣人后裔，也是不能免俗的。因此，在宋金分治的一百余年间，衢州曲阜各立门户，都以大宗主自居。算起来，从孔端友到孔洙已经是第五代了。南宋灭亡后，忽必烈决心推行汉化政策，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思想基石。儒学的老祖宗是孔圣人，而眼下圣人的后代却在为南宗北宗谁为正宗而窝里斗，这就很不体面了，长此以往何以服天下？于是忽必烈一道圣旨，令南宗衍圣公来京觐见。大约有关方面事先给孔洙打过招呼了，孔洙很知趣，来京后就表示了一个态度：以“曲阜子弟守护先茔有功于祖”，情愿把衍圣公的宗主地位让给北宗承袭。皇上也投桃报李，封他为国子监祭酒，兼提举浙江道学校事。虽然都是虚衔，但地位还是很高的。以孔府的影响和号召力，让他在南方做点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战工作，有利于收拾世道人心。
忽必烈是个很细心的人，他忽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衢州的孔洙和曲阜的孔浈，两位衍圣公的名字中都带着水。南方毕竟是南方，连名字也这样讲究，一点一滴中都蕴含着深文大义。水是什么呢？从表面上看，它是透明的、灵的，带着几分缠绵和忧郁；但它又是深邃的、坚韧的，足以浸漫一切摧毁一切的。孔夫子是水，那千百年前的水渍印记在从深宅朱门到柴门小院的每一块柱和石阶上，以一种固执的苔藓味支配着人们的生命方式；文天祥是水，那水清洌浩大得令人崇拜亦令人惊栗，纵然你铁骑如云长剑倚天，也只能徒唤奈何；南宋王朝也是水，那个柔若无骨的王朝虽然已沉沦于厓山附近的大水之中，但它那氤氲的气息仍然弥漫在南方的大地上。自己对南方的征服，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水的征服。目送着孔洙的背影在朝廊上远去，忽必烈觉得老先生的姿态还是难能可贵的，这么一把年纪了，一路上舟车辗转，来一趟京师实在不容易。于是又下诏对衢州孔府优免田赋及杂项差徭，以示嘉许。
名字中带着水的孔洙回江南去了，那如诗如梦，以大米和丝绸富甲天下的江南，此刻是那样遥远。对水的忧虑又一次涌上忽必烈的心头。
至元十九年前后的忽必烈，是在对水的恐惧和期盼中度过的。
首先是东征日本的再次惨败。出征时舰船四千艘，将士十四万，最后的生还者仅有三人。原因仍然是遭遇风暴。忽必烈雷霆震怒，下诏第三次东征。因江南各行省来不及打造战船，上书请求展期。皇上虽没有同意，但也没有执意出兵。对日用兵暂时搁了下来。
东征只是个面子问题，推迟几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另一个与水有关的问题却是须臾搁置不得的。
这个问题就是漕运。
每当皇上走向御膳房前面的餐厅时，就自然而然地会想到这个令人沮丧的问题，一种有如芒刺在背般的焦虑便挥之不去。御厨在为他排膳时，最先送上来的主食总是一碗小米饭，这是皇上自己定下的规矩。本来，在每年运抵京师的数以百万石的漕粮中，有上好白粳米和莎糯米五万石，就是供皇室和贵族受用的。但忽必烈知道，粮米从江南运到京师，沿途的种种辛苦难以尽说，陆路的挽输之艰和海运的风涛之险姑且不论，光是运费，说出来就令人咋舌。运米一石，支付的脚夫钱是中统钞八两五钱，在江南，这笔钱相当于三石米的市价。因此，皇上定下了每餐先上一碗黄粱的规矩。并不是说连皇上吃的白粳和莎糯也难以为继，这是皇上的一种姿态。小民百姓吃一碗小米饭算不了什么，可同样一碗饭放在皇帝面前就不同了，它立即被赋予某种意义，你说是忧国忧民也好，或者说殚精竭虑也好，反正是漕运问题让圣躬难安。这既有自警的意思，也是做给京师的权贵们看的。可以想象，当忽必烈端起那一碗小米饭时，心头会是一种什么滋味。
现在，我们不妨来看看元朝初年江南漕粮北上京师的行役图。
隋唐运河历经数百年的战乱，到了元朝初年如同一只破碎了的陶器，整体的雍容流畅已不复存在，只在每块残骸上仍可见出当初的纹饰和釉彩，证明它曾经有过的神圣性和日常功能。但残骸毕竟是残骸，因为它破碎的不仅仅是形制，还包括周围的环境。即便高明的工匠可以修旧如新，它周围的那种时代氛围却是无法修复的，因为王朝的中枢已经由关中和中州移到了燕京，原先以中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运道自然就不合时宜了。但天大地大，吃饭问题最大，即使是皇帝餐桌上的一小碗黄粱，也不是京师胡同的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既然京师官民都在眼巴巴地等米下锅，漕运暂时也就只能将就旧有的河道了。这种将就的代价是：江浙一带的漕粮先集中于扬州，沿古运河北上，在淮安由淮河入黄河，溯流到河南中滦。从中滦以下，则又改陆路北上淇门，再入卫运河（即当初隋炀帝开凿的御河）抵达通州。从通州又转陆路抵达大都。这是一条以河道为主，水陆联运的路线。由于河道迂回，水陆转运中又要装卸三次，一路上的周折可以想见。特别是淮安向西北到中滦、淇门，然后再转向东北的弓形运道，几乎在豫冀大平原的腹地兜了一个大圈子。漕粮沿着这把千里长弓的弓背迤逦北上，沿途樯倾楫摧，驴马倒毙，怨呼之声不绝于耳。看了这张行役图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运送一石米却要花费三石米的运费。
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差不多就在文天祥慷慨就义的同时，忽必烈挽起了豫冀大地上的这把千里长弓，这位马上天子要试一试自己的臂力了。
其实早在八年前元军出征南宋时，漕运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南征的旌旗还未在视线中远去，忽必烈就未雨绸缪，派都水监进行大运河穿越山东的前期勘察工作。他知道，从军事上解决南方是不成问题的，一俟临安方面尘埃落定，漕运就是当务之急。而当时担任都水监这一职务的，恰恰是大科学家郭守敬。
在中国科技史的星空中，郭守敬是少数几颗最耀眼的巨星之一。1970年，国际天文学会以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的名字来命名月球上的山脉，其中有一座环形山被命名为郭守敬山，在他的周围，是爱因斯坦、欧姆、焦耳、帕欣、迦罗华、赫兹斯朋、迈尔森……
看看他周围的这些名字，你就该知道郭守敬的分量了。这些名字都曾和人类科技史上一些最重要的发现、发明和创造联系在一起；只要提起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们就会想到有关的定律和定理，那是一道道穿越长空的闪电，轻蹈于人类从蒙昧迈向文明的漫漫长途，显示着智慧的力度与美姿，让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为他们超迈壮绝的才华而惊叹。
遭遇郭守敬，这是忽必烈和大运河的幸运；而遭遇十三世纪末期的中国，这也是郭守敬的幸运。一个百废待举充满了勃勃生机的新王朝对科学技术的渴求，使得他的才能被充分地吸纳和播扬，成为历史前进的助推力。郭守敬的科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天文学和数学领域，但最初却是在水利学方面显示出来的。一个旷世奇才，恰逢大运河这样的旷世工程，这就注定了将会碰撞出一些可以称之为创造的火花。果然，郭守敬小试牛刀，不经意地就让科学的殿堂颤抖了一下。在勘察河北山东境内的河道时，他绘制了济州、大名、东平等地及泗、纹诸水与御河相通的形势图，在这张图上，他以大都东边的海平面为基准，参较大都至汴梁地形的高低差别，在世界上最早形成和运用了海拔的概念。对于他，这可能只是心血来潮偶有所得；但对于地理学，这却是一种足以让后世受用不尽的智慧。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动工开凿的济州河，是南北大运河在山东境内的关键运段。河道起自济州任城，一路向西北延伸，止于东平境内的安民山，全长约一百三十华里。对于这项工程，郭守敬只是作了一些战略性的构想（例如在地图上划一条曲线），剩下的事情让马之贞去做，马之贞是一位实用工匠型的人才，汶上人氏，土生土长，对当地的每一条河汊子，每一块土圪垯都了如指掌。这个级别的人才对于开河筑堰来说十分匹配。战略科学家和实用工匠的结合，这是忽必烈用人之道的高明之处，他给马之贞的头衔是“汶泗都转运使”，参与开河筹划及施工。也就是说，给你一个大致的规划，你负责给我开河，河开成了还要负责这一段漕运的通畅。汶上这个地方历史上一直出水利专家，马之贞就不说了，继马之贞大约一百六十年后，这里又出了一个叫白英的老农，也是以布衣身分参与治河，很做了几件大事。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出山都有几分神秘色彩，都是在工程陷入困境，负责开河的官员要掉脑袋时，从某个山旮旯里走出个智慧老人来。其实，从根本上说，汶上一带正当鲁西丘陵，水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社会生活的需要往往胜过一百所大学。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造就了一大批实用型人才，从他们中间走出几个出类拔萃的专家也是顺理成章的。我不相信马之贞和白英他们真的是汶上老农，道地的老农没有那样的眼界。他们至少也是乡村里的小知识分子，有点文化底子，博古通今，能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问题。其家庭亦小有田产，大抵不会有衣食之虞，保证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学问。他们或许也曾有过金榜题名的梦想，而名落孙山的遭际恰好成全了他们，让他们从皓首穷经的樊笼中解脱出来，反倒获得了科举之外的蓬勃生命。中国古代的科学家有几个是金榜题名的呢？北宋的沈括大概算一个，他有没有科举功名我说不准，但估计是有的，不然他不会做到翰林学士。另外明代还有一个徐光启，大概中过进士。除此以外，我实在说不出第三个了。
济州河工程历时八个月，至第二年初秋全线告成。现在，江南的漕船用不着再从淮安向西北兜一个弓背形的大圈子了，过了淮河继续北上，由济州河进入大清河，再由利津入渤海至直沽。这样，除去从通州到大都一小段陆路外，沿途几乎全是水道，行程也比以前缩短了整整三分之一。
这个三分之一是什么概念呢？一千八百里。而从淮安到大都的直线距离也只有一千四百里。
现在，忽必烈大概可以心安理得地吃一碗江南的白粳米饭了。
这一年，还有一件值得一说的事情。为了漕运的需要，江浙行省新辟了一处造船基地，这个地方旧名沪渎。沪者，渔具也；渎者，水道也。是个不起眼的小渔村，当时仅有七八条街巷，百十户居民，家家门前张着捕鱼的网罟，左近小河浜上，横着几十条小船。所谓的渔村情调，也只是望不尽的芦苇而已，因此，当地人又称之为芦子城。
几年以后，随着漕运和造船业的兴盛，沪渎改名上海，为县治所在。“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明弘治《上海县志》）。设县是要经中央政府批准并备案的，当忽必烈批阅中书省的奏章时，他或许又会注意到，在新老两个地名的四个字中，竟然有三个字是带水的，南方的水，带着一股创造性的清澈和浪漫精神又一次在他心头流过，有如一本刚刚打开的大书……
当然，他现在还不会想到，这座吐纳江海的小渔村因其处势不凡，它的崛起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18会通河
一个来自西方的旅行者，成了忽必烈很谈得来的朋友。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到大都，马可·波罗整整走了四年。四年的沙尘、烈日和风霜雨雪，把一个十五岁的清俊少年雕塑成了满脸大胡子的壮汉。忽必烈认为，能走这么远路的人都是很值得尊重的，一是因为他们那常人难以企及的毅力；二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光是沿途的所见所闻，就是一本大书。马可·波罗又善解人意，长于辞令，虽然有时喜欢夸大其辞（这大概是西方人特有的语言风格），但忽必烈还是很欣赏他，经常听他讲一路上的见闻，从中了解到不少关于天文、地理、气候、宗教、物产以及风俗习惯方面的知识。有时，忽必烈也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其中涉及得最多的是航海。
威尼斯是地中海边的一座港口城市，如果说地中海是一把巨大的竖琴，那么，沟通世界三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罗马、古希腊的航线则是竖琴上炫光铮铮的弦索，他们之间的交流（当然也包括战争）都是通过地中海来进行的。在世界海洋贸易史和海战史上，古代最著名的一些大事件几乎都映照在这把竖琴优美而丰腴的背影之上。这里托举过亚历山大和恺撒东征的舰队，也行进过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驶往罗马的婚船。地中海蔚蓝色的波涛激励着人们将生命的热情化为对远方世界的征服欲望，他们的舰船快意地犁过地中海那恣肆浪漫的丰沃，犁过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被收拢得很优雅的激情，向着黑海和大西洋进发。如同蒙古人的眼睛是荒漠固有的黄色一样，他们蓝色的眼睛也是大海的色泽。应该承认，无论蒙古人还是地中海人，他们都是真正的骑手，真正的骑手总是坚定地凝望着远方，以至他们的眼神也染上了大地或海洋的原色。但遗憾的是，即使在风头最劲的时候，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骑兵也从未到达过地中海。其实他们已经抵达了西亚的边缘地带，在蒙古军队的战利品中，充斥着用装古兰经的箱子改造的马槽，精致的经卷常常被用来为牛车垫道，它们燃起的火焰照亮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下游平原。以蒙古马的速度，本来几天之内就可以望见地中海的，但他们却鬼使神差似的停止了进军的脚步，匆匆忙忙地建立了一个伊尔汗国便安顿下来，东西方世界最优秀的骑手因此失之交臂。现在，马可·波罗来了，他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一个在马背上征战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对海洋的向往，证明了他的自信和自尊，也证明了他仍然富于生命的活力和创造精神。马可·波罗的蒙古语已经操练得很地道了，他用蒙古语创作的西方海上帝国的传奇和史诗让忽必烈心旌摇荡，大开眼界。忽必烈把他留在宫廷中，随时顾问左右。他每年来往于大都和上都之间，也总要让马可·波罗随行。有时，忽必烈还派他去各地巡视，这正好成全了他的旅游癖。他把在各地的见闻收集起来，再加上自己的发挥，为他日后完成那本震惊西方世界的游记奠定了基础。
忽必烈对航海的关注，最直接的功用就是开通了东部沿海的海运。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中国东部虽然濒临广阔的海洋，但历朝历代并不注重海运，他们理所当然地把大海视为一道帝国的围墙，而不是通往外部世界的坦途，这与农业文明的封闭性有关。马可·波罗是至元十二年夏天来到中国的，第二年三月，元军进抵临安城下，接受了谢太后签署的降表和传国玉玺，宋王朝尘埃落定。征服者弹冠相庆自是不用说的，接下来该打点行囊班师了。但第一批遣送北上的不是归降的小皇帝赵和两宫太后，也不是临安府库中那令人眼花缭乱的金银珍宝，而是宋廷大内积满了灰尘的图书典籍和礼乐器皿，这些东西满满当当地装了几大船。因为当时大运河的山东段尚未开通，只能从海路运送。海运风涛凶险，艨艟巨舟装载着赵宋王朝数百年的兴衰痛史，也装载着一个农耕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向着北方驶去。这显然是一次试探性的举动。于是又过了几年，大规模的海上漕运便开始了。每年的春夏季节，庞大的遮洋船鼓荡着东南季风，编队行进在南起长江刘家港，北到渤海界河口的万里航道上，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壮举。虽然最初提出从海路运输漕粮的是两个海盗出身的南方人崇明人朱清和嘉定人张瑄，但从忽必烈几乎没有多少犹豫就采纳了这一建议来看，除去他本身具有的游牧民族那种宏大的气魄和广阔的想象力之外，恐怕也不能排除马可·波罗的影响。
接下来似乎要跨海东征了。
早在至元二十年，皇上就发布了征伐日本的诏书。这几年各方面的准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国和朝鲜的海岸线上都在抓紧打造战船，战争的动员早就开始了，而且动员的规模比前两次都要大得多，水手被征集，海盗被招安，军队和辎重从四面八方向辽东一带集结，连死囚犯也纷纷出狱报效。到了至元二十二年冬天，朝廷预备由长江口运送一百万石粮食前往朝鲜囤集，这显然是即将用兵的信号。山雨欲来风满楼，对日本的第三次攻势犹如箭在弦上，大战一触即发。
可到了第二年正月，忽必烈突然下诏：“以日本孤远岛夷，重困民力，罢征日本。”
我们无法揣度忽必烈当时的内心世界，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举动需要一种道义上的勇气，也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气魄。政治家的气魄并不完全体现在大刀阔斧的进攻，有时也体现在妥协。从某种意义上说，善于妥协比善于进攻更重要。即使在进攻时，妥协也常常是并行不悖的。合纵连横是一种妥协，封官许愿是一种妥协，甚至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也是一种妥协。妥协有时是向外部世界的退让，但更多的时候则是面对自我的心理调整，走出意气用事的误区。作为一种生命的激情，意气是个好东西，但意气用事就不好了，它一旦和睥睨天下的权威结合在一起，造成的破坏性足以祸国殃民。因此，意气用事常常是帝王们最危险的陷阱，特别是那些强有力的开国之君，他们在万方多难中拔剑而起，一路披荆斩棘，登上了无限风光的顶峰，面对着普天之下的赞颂和欢呼，他们便轻狂得不知斤两了，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因为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权威。这时候，所谓雄才大略和如日中天恰恰成了一种生命的负担，把他们拖入了一意孤行的怪圈。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同样作为开国之君的忽必烈体现了可贵的自省精神。客观地讲，头两次东征的惨败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以元朝的综合国力，在军事上解决日本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问题是，即使胜利了便又怎样？仅仅为了“天朝上国”的颜面，或者干脆只是为了赌一口气，就驱赶成千上万的将士去蹈海赴死，那么这种颜面和赌气又有多大价值？作为成吉思汗的子孙，忽必烈的每一根血脉里都涌动着征服的血性，但他同时又不失稳健温和的个性魅力。他是懂得妥协的，下诏罢征日本，并公开承认“重困民力”的错误，这种道义上的勇气不能不令人赞赏。
忽必烈的目光仍然坚定地注视着南方，一般说来，那里也是可以称之为京畿的。罢征日本，是为了集中精力开挖山东境内的会通河，那也是一种征服对水的征服。鲁西丘陵朴实而坦荡，像女人一样丰腴又像男人一样固执，那是一片只接纳牛车（当然还有驴车板车太平车）却不肯接纳风帆的土地，特别是从来不肯接纳南来北往的风帆，因为历史上的汶、泗诸水都是东西流向的。但王朝的中枢在北方，来自江南的漕船需要一条北上的航道。自济州河开通以后，漕运在山东境内的瓶颈状态虽然有所缓解，但连接济州河与利津出海口的大清河有如吝啬的老妇人一般，她枯竭的乳汁维持不了大运河壮硕的生命。由于水源匮乏，大清河不能承载大吨位的漕船，而利津港口又常常被泥沙壅塞，这条通道上的运量仍然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只得在大清河北岸的东阿建立水陆驿站，也就是让漕粮到了东阿便起岸装车，改由陆路运送到临清，再进入御河水道。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整个行程用不着再走淮安向西的那个弓背形，但陆路运道却长达二百五十里，较原先从中滦到淇门的陆运还要远七十里。光是这一段运道，每年就需役民一万三千二百七十六户。特别是其中的茌平一段，地势低洼，“遇夏秋霖潦，牛车跋涉其间，艰阻万状。”这样将就了几年，从中央到地方都感到不能再将就下去了，会通河工程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会通河从安民山到临清，全长二百五十里。这条运道也是当年郭守敬规划过的，只是水源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但郭守敬既然走过这里，就说明了在这里开河的合理性，那是一脉幽微的智慧之光，需要人们去寻找的；或者说他只是出了一个预言性的大题目，留待人们去求证和填充。开河这种事体就和打仗一样，高明的军事家在战役发起之前就已经胜算在握，包括战斗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细节问题都考虑得很周到了，才开始打响第一枪。这样，打仗实际上只是一个仪式，并没有多少悬念可言。开河也是一种仪式，在仪式进行之前，你得把方方面面的问题流向、水源、堰闸之类都落到了实处，才能启动开河的仪式。所谓水到渠成就是这个意思。开河本身并不难，会通河工程役民三万，大约用了半年时间。至于水源问题，还是让马之贞去解决，这位土专家用他脚踏实地的智慧丰富了郭守敬的构想。他在堽城建立了一座分水枢纽工程，简单地说，就是引汶水和泗水作为水源，再设置若干闸堰分水济运。其中技术上的细节几句话很难说清楚，不说也罢。这项工程经历代的不断完善，一直沿用到明清，并陪伴着大运河走向最后的衰落。单从这一点看，马之贞的创造就不仅是脚踏实地的，而且相当具有前瞻性。当然，会通河通航后，马之贞的官阶也随之水涨船高，由汶泗都转运使提升为副部级的都水少监，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土专家能有这样的前程，算是不错了。
《元史》中的马之贞，大抵到此为止，副部级以后就不见踪影了。一个没有任何官场背景的实用工匠，他的名字不可能在史书上留下太多的痕迹，更不可能记载在月球背面的环形山上。但提到山东境内的大运河，人们还是会想到他，另外还有一个明代永乐年间的白英，在民间传说中，他们生命中最微不足道的细节都是与水有关的，当然还有土地。
河的精灵激活了原始的鲁西丘陵，一道道闸堰把汶水和泗水导向会通河，它们原先那奔向大海的激情，现在都奉献给了运河。河水欢快地流动着，它看到两岸的阡陌人烟，繁花茂草，那是它创造的生命。小驴车在闸堰上优哉游哉地驶过，毛驴的脖子上用红布条系着一只小铃铛，让人联想到为它装备这行头的一双女性的手。而此刻，那双手正在河岸上采集槐花，作为小户人家艰难生计的一部分，那是预备晒干了掺在高粱和野菜里做饭用的。牧童牵着老牛在河边饮水，附近有老式的戽水器在戽水，河水被提升到岸上的水渠里，再沿着四通八达的支渠注入田垅，如同一条条皱纹在老人脸上爬行一般。当然，那必须是在河水比较充沛的季节。如果水位太低，朝廷是严禁在运河里取水灌溉的，因为达官贵人的享受比小民百姓的温饱更重要。漕船驶过去了，燕尾形的波浪冲刷着河岸下的树根，赤裸的树根张牙舞爪地盘踞着，呈现出一种怪异的惊险。目送着吃水很深的漕船鼓帆远去，乡民们不由得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皇上一年到头要受用多少好东西啊！
乡民们的感慨实在过于朴素了，其实，漕船运送的不光是皇上受用的大米和丝绸，还有南方那永恒的蓝天下所产生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作为诗歌母语的方言，红底描金的世俗生活情调，明月下的香艳故事，石板路上乌桕树的影子，浪漫而伤感的屈原，等等。也许大运河的初衷不在这里，但它既然开通了，便无法拒绝这股时尚的潮流，就像你无法拒绝春天花开秋天叶落那样。例如现在，这位名满江南的大才子便沿着大运河往大都去了。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宋太祖赵匡胤的嫡裔。虽是赵宋的金枝玉叶，却已经是失势了的，因此南宋灭亡之后，他并不恓惶，只是在他的封地湖州隐居静观，很无所谓地过着诗酒风流的小日子。十年以后，忽必烈招安江南的文化人，他并不曾经历多少思想斗争，就跟着朝廷的求贤大臣到大都去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过于珍惜自己的生命，做不出文天祥或者郑思肖那样的举动；另外，他似乎觉得新王朝也不错，特别是作为一个文化人，他觉得新王朝的文化政策相当宽松。这个起自北方的游牧民族风格犷悍，他们马上杀伐，像一股狂野的旋风刮过漠北和中原，暂时还没有学会那种断章取义、曲里拐弯地整人的病态思维。因此，他们的文化管理也是粗放型的，大大咧咧，百无禁忌。或许在他们看来，与其给思想打造镣铐，还不如打几副马掌，让它在天地间自由自在地奔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