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到大都去了，后来他荣际五朝，官做得很大，艺术成就亦登峰造极。那是他的造化，因为他遭遇了一个文化心态比较健康的王朝。
大约就在赵孟頫北上不久，大戏剧家关汉卿却沿着运河从大都往江南去了。
他为什么要南下呢？大都的梨园很热闹，他创作的《望江亭》和《救风尘》等剧目早已风靡京师，最火爆的时候，所谓半城车马为君来也一点不是夸张之辞，照理说他在大都的生存环境还是说得过去的。但一个有作为的艺术家不应该老待在一个地方，平淡无奇的庸常岁月会一点一点地腐蚀艺术灵性，就像植物的叶片在看似懒散的秋阳下日益枯萎一样。这些年，从江南来大都的文化人着实不少，他们给大都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春风杨柳般的清新气息，这不能不激起关汉卿对南方的向往。在这之前，京都名优珠帘秀已经到南方去了，先是在扬州，而后又到了杭州，听说在那边仍然很走红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自己酝酿了多年的《窦娥冤》一直没有写。没有写不是因为才力不逮，而是因为太看重。他有一种预感，这个戏写成了，如果不是他最好的一个戏，也肯定是他最好的两三个戏之一。有了这样的定位，下笔便颇为矜持，生怕糟蹋了一个好题材。而窦娥的传说就产生于江淮一带，为了写好这个剧本，他也应该到传说的发源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好在大运河已经开通，来去并不太难。那么就上路吧。
淮安的窦娥巷东西不过百米，寻常巷陌，极是清静。这里离最繁华的运河码头河下镇相去不远，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关汉卿从河下镇登岸后，一路寻访窦娥巷的身影。孤篷瑟瑟，青衫飘零，一个北国书生走进了淮安城北的这条小巷，谁能估量那彬彬弱质的身影究竟有多大的能量呢？但传说中的一个底层劳动妇女的苦难和抗争，点燃了他山呼海啸般的创作激情，撼天动地的《窦娥冤》就是从这里走进了中国文学史的长轴画卷，而这位书生也当之无愧地走进了大师的行列。在关汉卿的六十多种杂剧中，《窦娥冤》无疑是最具社会批判精神和艺术震撼力的一部。听听窦娥最后在法场上的呼喊，谁能不为之惊心动魄呢！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这样尖锐地揭露黑暗和腐败的作品，并没有听说当时有哪一级政府来横加干预，这也说明了元代的文网是相当松弛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田汉先生在他创作的名剧《关汉卿》中，说关汉卿和珠帘秀因创作和演出《窦娥冤》双双触怒朝廷，被处以极刑，且在法场上互诉衷肠“相永好，不言别”云云，这纯粹是凭空杜撰的情节。其实，历史上的戏剧大师关汉卿并未死于文字狱。
关汉卿最后终老何地，史无记载。但一代名优珠帘秀确是死于杭州的，这是杂剧走向南方的一个信号。大运河的清波不仅激活了一个多民族国家的雄健体魄，而且疏通了全方位的文化交融，将元代的文化史从蒙汉冲突的烟尘提高到创造性的清澈之中，这中间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戏曲中心的南移和元曲的勃起。我总觉得历来的文学史对元曲有些轻慢，这实在是很不应该的。如果说在元曲之前，艺术审美有所创新的话，那么这种创新最终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范畴之内的创新。而元曲则从根本上对原有的审美规范进行了一次颠覆。这种颠覆张扬着北方游牧民族固有的生命精神犷悍、洒脱、自由的心灵和奔放的思想。作为颠覆的成果，元曲的那种自然朴质，雄浑刚健，俚曲新声完全冲破了传统的“雅正”之美，开辟了新的审美维度。且看看元曲中的这条《大鱼》：
胜神鳌，卷风涛，脊梁上轻负着蓬莱岛。万里夕阳锦背高，翻身犹恨东洋小，太公怎钓？
何等的气势非凡！一点也没有那种瑟缩在文网下吞吞吐吐地看别人脸色的味道。元代的文化人真够放肆的。
但大运河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或者说并不在意这些，它是大智若愚的做派，只知道由着自己的性子向前流动。巨大的漕船压迫着它，风帆和橹桨撩拨出昏眩的快感，两岸是充满生机的旷野和新兴的城市，生命的密度在不知不觉中稳步增加这些都将成为后代历史学家们研究的课题。现在，它从杭州流到了通州，离大都只有一步之遥了。
19通惠河
到了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忽必烈已经七十八岁了，这样的高龄在他的家族中是少有的，雄健如牛的祖父成吉思汗活了六十六岁，接过祖父的旗帜完成西征大业的伯父窝阔台活了五十六岁，而骁勇伟岸的父亲拖雷只活了四十来岁。一个七十八岁的老人是到了考虑后事的时候了。在忽必烈的“后事”中，最让他牵挂的还是大运河。他决定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最后完成京师漕河工程开挖由通州到大都的通惠河。
从至元十九年开济州河到至元二十九年开通惠河，这中间整整经历了十年时间。济州河一百三十里，会通河二百五十里，通惠河五十余里，加起来也不过四百多里。人们不禁要问，以忽必烈那样的雄才大略，这几项工程为什么不能一鼓作气却要拖延十年之久呢？其实这也正体现了忽必烈性格中值得欣赏的一面。他不是那种好大喜功的君王，凭借着自己可以役使千百万人的无上权威，视民生如草芥，大呼隆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是清醒的、审慎的，量力而行的。对于一个雄视八方的马上天子来说，这一点尤其难得，也是忽必烈不同于秦皇汉武或隋炀帝的地方。历史证明，再好的事情，如果不能量力而行，只凭领袖人物头脑发热，就闹哄哄地大干快上，也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好大喜功穷折腾也是一种暴政，有时甚至会比其他形式的暴政更加祸国殃民。几十年以后我们就会看到，同样是为了治河，忽必烈的子孙将以亡国的代价来验证这条并不深奥的定理。
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大都还是一片冰封雪锁的世界，官僚贵族们大都闭门扃户，窝在家里围炉煮茗，或就着煊羊肉喝酒。皇上的圣旨下达了，命太史令郭守敬兼领都水监事，全权负责大都漕河工程。这项任命体现了皇上一贯的办事风格，有点举轻若重的意思，即使是一项不算太大的工程，也还是要让郭守敬这样第一流的专家来主持。同时又考虑到通惠河要穿越京师，天子脚下，冠盖如云，随便扔一块土圪垯说不定就会砸着一个王公贵族，施工中必然要牵涉到各方面的矛盾。为了防止权势对科学决策的侵凌，在扯皮中耗费过多的精力，忽必烈又下令，凡遇重大问题，“咸待公指授而后行。”这等于给了郭守敬便宜行事的尚方宝剑。只有在这时候，忽必烈才真正感到了科学家的宝贵，他手下有那么多适合当官或者适合侍奉他的人丞相、尚书、御史、将军、诗人、僧侣，甚至驯马师和营养师，但郭守敬这样的科学家却找不出第二个（其实，在任何时代，科学家的比例都远比官僚或仆役的比例要小得多）。因此，即使贵为天子，他也不去对工程上的事指手画脚，而是让郭守敬放手去干。这是一种大度。他知道，只有权力服从于科学，科学才能像行吟诗人那样自由地迸发出灿烂的灵感。
以太史令兼领都水监事，说明这两个职务都非郭守敬莫属。作为国家天文台台长兼科学院院长，太史令往往是终身的，因为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的就那么几个。但它并不是一个闲差，这些年，郭守敬的精力主要用于天文历法方面的研究，很多成就都是具有开拓性的。例如，他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大赤道仪，比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发明的使用赤道坐标环组的仪器早了三百多年；他创立了我国独特的球面三角学，用以计算黄赤道差和黄赤道内外度，比欧洲的三次差内插法早了近四个世纪；他还主持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恒星位置的测量和地球纬度的测量，在中世纪的科学史上也是前无古人的创举。这是他创造力最活跃的时期，他像一只冬眠的熊，日复一日地吮吸着自己的脚掌那里贮藏着他生命的精华。太史院的工作是枯燥而清苦的，但快乐也会不时来撞击他的心扉。人类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最终都是在快乐中才得以解决的，就像上帝用追求性快感来吸引人传宗接代一样。在追求中获得快乐，科学发现也是如此。现在，他只得放下太史院的工作去主持开河。这是他第二次担任都水监了，第一次是为大运河作战略性的规划，这次则是为了最后完成运河与大都的牵手。历史似乎有意要把大运河这项伟大的功业与一位科学巨子联系在一起，因此从开场到闭幕都让他来主持。
都水监是废而复置的机构，暂时还没有衙署，郭守敬仍在太史院办公，从表面上看似乎一切如常，连“走马上任”也省略了。但往日的清静却说不上了，他必须亲自进行野外的勘察测量。大科学家的灵感也不是信手拈来的，他只不过比常人更敏锐，更善于从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孵化出智慧罢了。首先是对事物的深入和独立的观察，为什么要强调独立呢？因为只有独立的观察才不至于重复别人的结论，也才会产生独立的思考；而有了独立的思考，大抵也就离创造的门槛不远了。为了解决通惠河的水源问题，郭守敬从考察大都周围的山经水脉入手，苦苦求索了八个月，最后确定了从白浮泉引水济运的方案，其大致构想是：从昌平东南的龙山引白浮泉西行，然后大体沿着五十米的等高线转而南下，避开河底低地，沿途拦截沙河、清河上源及西山山麓诸泉，入注瓮山泊（今昆明湖前身）。再沿古高梁河流至大都西水关入城，往南汇为积水潭。往东南出文明门，经大通桥入旧运粮河，至通州高丽庄接通北运河。这样，一条五十多里的通惠河，为之配套的引水河道却有一百一十多里，从西北蜿蜒至东南，仿佛一条闪光的玉带，若接若离地佩在燕京古都的腰际。而规划在河道上的二十座复闸，则有如镶嵌在玉带上的宝石一般。对于喧嚣浮躁的大都来说，那是一道清凉的注视和温情脉脉的抚慰。它更加使我们坚信，真正天才的创造都是以美的形态体现出来的，不管它是一条河、一座城，还是一架玲珑剔透的天体观测仪。
八月底，朝廷征调禁军、工匠、水手等两万余人，通惠河工程正式上马。在忽必烈看来，大都军民为运河服役只是暂时的，而换取的却是运河千秋万代地为大都军民服役。因此，对工程怎样重视都不为过分。开工不久，他便仿效汉武帝“塞瓠子决河”的故事，命令自丞相以下的百官皆亲操畚锸去工地参加义务劳动。皇上这么一号召，接下来的热闹可以想见。车辚辚、马萧萧，满朝文武一个不落，浩浩荡荡地来到开河工地，融融的秋阳下，那场面简直如同一次有组织的郊游。所谓义务劳动其实是相当形式主义的，实际上干不了多少活；再加上工地上的茶水费和往返的车马费，从经济上核算实在划不来。但干多少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姿态：这些本来不应该劳动的人也亲自来劳动了（多么令人感动的“亲自”）!足见上边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那么多达官贵人站在那里，服饰斑斓，冠冕堂皇，本身就是一道风景。他们“亲自”拿起铁锹，装模作样地挖了几块土，这一幕便载入了史册。但在他们的身后，那些世世代代挖土的人有谁曾注意过？理由很简单，因为那本来就是他们应该干的事，而达官贵人们的本职却是坐在衙门里摆布别人的命运。这至少揭示了一条真理，谁如果想载入史册，就去干点不属于自己本职的事情，例如那些世世代代挖土的人杀进衙门，干起了摆布别人命运的勾当，青史上就不得不记上一笔了。
达官贵人们象征性地挖了几锹土，又浩浩荡荡地回城去了。回去了好，这些人在工地上反倒碍手碍脚的，郭守敬还得趋前避后地在一边侍候着，唯恐礼节上有不周到的地方。但只要还存在着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和役使，存在着官方文件中对一部分人的劳动必须用“亲自”来表达，存在着政客们以作秀来哗众取宠的社会氛围，这样的镜头就不会绝迹。
通惠河及相关的引水河道激活了大都城的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水是一座城市的动态雕塑，著名的“燕京八景”中的“芦沟晓月”、“琼岛春荫”和“太液秋风”，原先都是大都漕运系统的产物。这似乎是一则关于水的美学寓言，后人谁会想到，那些优美典雅的名字，最初的起因只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呢？
通惠河的竣工，标志着南北大运河的全线贯通。从此以后，庞大的漕船编队从江南启航，扬帆三千五百余里，可以直抵大都宫墙后的积水潭。这个长度尽管比隋代运河缩短了一千八百多里，但它仍然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中国历史上的世界之最太多了，平心而论，并不是所有的世界之最都有多么了不起的价值，有的“之最”只能在极有限的时空范围内供人们津津乐道；有些“之最”则纯属雕虫小技，根本没有多大意思。但大运河这样的世界之最却绝对是惊世骇俗的，从现在开始，它至少影响了此后六百余年中国政治经济的总体格局。一条影响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长达六百余年的运河，无论如何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同时，大运河的改道也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东西部的发展历史，像汴梁、洛阳、长安这些曾在中国历史上镂金错彩的名字，却有如被遗弃的半老徐娘一般，从此韶华不再，失去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号施令的资格。它们那神圣的光环和风华绝代的优越感，只能成为博物馆里孤独的陈设。人们在惊叹它们当年那盛极一时的辉煌时，不得不为它们江河日下的衰落而感叹。而得益于大运河的惠顾，东南沿海的商品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它们当之无愧地成了执中国经济之牛耳的新贵。而这种经济格局对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我们以后将会看得越来越清楚。
作为荒漠上的游牧民族，蒙古人从小习见的是骁勇的马蹄，而不是浩荡的风帆。他们那悠远辽阔的长调牧歌也和南方水淋淋的吴歌有着绝然不同的质感。他们当然知道水的重要，一个在茫茫荒原中寻找水、追逐水，为了争夺一块有水的草地不惜厮杀得昏天黑地的民族现在来到了南方。从深层意识上说，他们也是为了追逐水源长城以南那湿润的农耕文明而来的。他们定居了，定居在辽金的故都，从逼仄的蒙古包住进了金碧辉煌的宫殿。他们不再追逐水，而是把水从更远的南方引过来消消停停地受用。南方的水的确与荒漠的水不同，荒漠的水只凸现它的物质性，它装在牛车上的木桶和骑手背上的皮囊中，在骑手们眼里，它从来不是风景，仅仅是对“渴”的消解一种没有任何诗意的、纯粹生理意义上的消解。渴了，抓过背上的皮囊抿几口（却不敢猛喝），撩起宽大的蒙古长袍一抹嘴角，扬鞭策马又向前方去了。而南方的水，充沛、清纯、优雅，带着香草美人的芬芳、烟雨楼台的风韵和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情致。它洋洋洒洒，伸手可及，不仅可以解渴，而且可观、可品、可鉴。大运河来了，好大一脉水啊！背负着南方的富庶繁华，南方的满腹诗书，南方的降臣新贵和铜驼铁碑浩浩荡荡地来了，甚好！那么就兼收并蓄吧，一个新的王朝就这样在大运河的北端定居下来。这个原先在饥渴时能狂饮马血的民族，现在也开始学会了水的审美和挥霍。他们从马背上跳下来，登上海子里的龙船，一边用心细细地品茶，一边摇头晃脑地静听欸乃如歌的桨声那划船宫女的身姿据说来自扬州瘦西湖上的船娘。他们觉得这样生活也挺不错。有时候他们会暗自思忖：究竟是他们倾慕汉文化才去梳理运河，还是南来的运河之水滋润得他们这样“文化”？这样的问题很难想出什么所以然，那么就不想吧。还是品茶听水，随手翻开一本词臣新近推荐的线装书。
在公元1292年的中国，除去大运河全线贯通而外，说得上具有世界影响的事件，还有马可·波罗回国。
我相信世界上有很多本来可以演变为大事件的情节，却湮没在其中的某一个链环上。马可·波罗如果终老于东方，那么他最多只会在稗官野史中留下一笔，绝对不会有后来那么大的轰动效应。他来到中国已经十七年，这期间他曾游历过不少地方，印象最深的是沿大运河南下，一直抵达泉州和福州，甚至还在扬州当过几年的地方官。一个既在大都的皇帝身边待过几年，又在扬州这样富于东方情调的地方担任过父母官的人，相信他对中国的事情也算了解得差不多了。现在，他要回国了。思念故土是人之常情，忽必烈也不好强留。正好伊尔汗国遣使向元室求婚，忽必烈便派他送阔阔真公主出嫁，然后顺道回国。这次他选择了海路，四桅大船从泉州启航，出南中国海，穿马六甲海峡，越印度洋，一路上备尝艰辛，两年以后才在波斯登陆。完成使命后，他又取道小亚细亚辗转回到威尼斯。
至此为止，这位意大利旅行家的故事似乎应该结束了。
但地中海人的探险精神却注定了故事还要延续下去的。马可·波罗天方夜谭式的经历引出了另一名探险家更具史诗意义的远航，这中间，起决定作用的似乎只是马可·波罗那喜欢夸夸其谈的性格。
回到威尼斯的第二年，马可·波罗在一次海战中成了热那亚人的俘虏。在那里，和他关在同一监舍的恰恰是一位小说家。
一位经历丰富而又喜欢吹牛的旅行家遭遇了一名小说家，其结果是，旅行家夸大其辞的口述，加上小说家笔下生花的记录，一本《马可·波罗游记》诞生了。
《游记》一旦问世，其影响就远远超出了马可·波罗个人命运的范畴。书中描述的那个人间天堂般的中国和遍地黄金的日本（马可·波罗其实根本没有到过日本，有关的描述都是得自传闻），引起了西方淘金者狂热的向往。一位出身于热那亚的犹太人在很小的时候就熟读过《游记》，就像当年柳永描写杭州的《望海潮》曾诱惑金主完颜亮生起投鞭渡江之志一样，寻找东方那取之不尽的财富也成了这位犹太人远航的一大诱因。他就是哥伦布。
1492年8月，哥伦布率领“圣玛丽亚”号等三艘帆船从巴罗斯港启航。他相信地球是圆的，而且海洋要比陆地小得多，由欧洲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东方的印度和中国。这是一次充满了艰险、内讧、残杀和指鹿为马的远航。哥伦布自以为是的性格使这次探险只取得了部分成功，他的船队最终未能到达东方，因为他把中美洲的加勒比海地区误认为是印度，故称当地人为“印度的居民”（印第安人）。但即使是错误，这也是伟大的错误，谁能否认他寻找新大陆的远航曾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呢？
那已经是马可·波罗身后差不多二百年，也就是十五世纪末期的事。那时候，东方的明王朝正在最腐朽而封闭的专制灵床上酣睡，“汉唐一路传下来的中国，万家灯火，在更鼓中渐渐平静了下来。”（张爱玲）而新世纪的曙光已经随着哥伦布远航的帆影喷薄欲出了。每每读到这段历史，我们这些大运河的子孙就痛心疾首，恨不得大哭一场。
20贾鲁的悲剧
元代的大运河和刚刚从大漠深处走出来的蒙古骑兵一样，有一种开天辟地之初的气魄。这种气魄的全部内涵是：充满了原始野性的生命活力，慷慨大度的奉献精神和放荡无羁的恣意作为。元朝立国的时间不长，从忽必烈开始，历代帝王都很重视对水的驯服和治理。但重视有时也并不是好事，重视什么往往说明那个“什么”没有解决好。元朝最后灭亡的导火线不是别的，恰恰是他们一直耿耿于怀的治河，从这一点看，这些来自北方荒漠的骑手最终也没有真正熟谙水性。当年从临安运到大都的那些宫廷礼器，又被朱元璋的大将军徐达运回了江南，来去走的都是水道，所不同的只是，北上的时候走的是海路，南归的时候走的是运河。一个马背上的王朝曾把自己的命脉系于盈盈一水的运河，等到气数已尽日落大都时，大运河又为他们唱了一支最后的挽歌。
一个重视治水的王朝，走出几个水利专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元朝的水利专家，开始的时候有郭守敬和马之贞，最后一个则是贾鲁。不管什么人物,成为最后一个总带着几分悲剧意味，确实，无论是在元代政治史还是中国水利史上，贾鲁都注定了是一个悲剧人物。
贾鲁的悲剧在于他是一名专家型的政府官员，这种人的特点是，有比较精深的专业知识，但社会管理的经验和能力相对较差。他们在内心深处其实是相当高傲的，并不怎么把那些官场政客们放在眼里。对自己专业知识的过分自信，再加上强烈的表现欲，使得他们往往喜欢钻牛角尖，缺乏从政治上看问题的大局观。作为元朝末年最杰出的工程技术专家，贾鲁的工作无疑是富于创造性的。但可惜的是，这样难得的专家偏偏生不逢时。到了他那个时候，元帝国的大厦已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科技成果已不可能被有效地吸纳和消化，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也就是说，仅仅靠科技已是无力回天了。在这种时候，作为有头脑的政治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社会的稳定，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在不稳定因素蓄势待发甚至积重难返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口号，若是海晏河清天下太平，谁会吃饱了撑的，整天把稳定像口香糖似的放在嘴里嚼？那是怎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啊！吏治的腐败已是公开的秘密，公开得人们都懒得去说它，贪污受贿犹如一张时髦的名片通行无忌。私囊中饱，国库空虚，中央财政近乎崩溃，只能靠滥发钞票来勉强维持。加之灾荒连年，民生凋敝，邪教麇生，盗贼蜂起，哪怕一点小小的火星，也有可能引起燎原大火。因此，干什么事都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唯恐突破了社会可承受的临界点。就连反腐败也只能悄悄地进行，生怕把娄子捅大了收不了场；或者把黑幕揭得太多，让民众看到了那一摊烂污，对当局更加失去信心。强化专制，钳制舆论，虚言矫饰，打肿脸充胖子，这些都是不必说的，最重要的还是不能让老百姓扎堆儿，扎堆儿能有什么好事？就像元杂剧《陈州粜米》中所说的：“柔软莫如溪涧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不满和牢骚一摩擦，就会生出动乱的火星，只要谁振臂一呼，大局就不可收拾了。
但贾鲁偏偏忽视了这些，他太相信自己的专业技术，以为天下的坏事都是黄河泛滥造成的。黄河一泛滥，不光使沿线的农村经济雪上加霜，赋税收不上来，饥民流离失所，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而且还直接影响了漕运，因为黄河和大运河有一段是抱在一起的，黄河一感冒，运河也跟着打喷嚏，弄得京城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因此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治好了黄河，使流民回归本土，一切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样的思维从逻辑上讲或许并不错，但他恰恰是在社会承受能力这一点上超越了现实。对此，工部尚书成遵就曾指出：山东河南一带“连灾饥馑，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人于此，恐日后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
这是一个具有政治头脑的老官僚发出的警告。
这样的警告后来又不幸而被言中。就在贾鲁大规模地开工治河，并且以他那天才的创造取得了相当了不起的成就，差不多就要大功告成时，饥饿的民众却等不得了，一个经过精心预谋的独眼石人“挑动黄河天下反”，元王朝的丧钟最先在治河工地上敲响了。
所有的愤怒都冲着治河而来，贾鲁成了一切的罪魁祸首。且看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
丞相造假钞，
舍人做强盗。
贾鲁要开河，
搅得天下闹。
但贾鲁并没有看到元朝覆亡的那一幕，他在这以前就死了。他出生的时候，主持朝廷水利的是大科学家郭守敬，他自己最后担任的也是这个职务。大运河成了两个水利奇才之间最有力的纽带，但它的一头是庄严的正剧，一头却是有始无终的闹剧。贾鲁死后，他的职务也就不再有人接任了，因为漕运已经瘫痪。
贾鲁肯定是带着诸多委屈和困惑死去的，治河有什么过错呢？在这样一个天灾人祸大大超过了社会承受力的时代，无论是治河还是不治河，老百姓揭竿而起都是迟早的事。以自己的殚精竭虑和在工程建设方面的大手笔，却没有能像预期的那样让灾民安居乐业，反而是在治河工地上汇聚了数十万民工，给大规模的起义准备了条件。呜呼！此天亡大元，非贾鲁之过也。自己在水利方面的满腹才华和杰出贡献，恰恰都被民众与朝廷之间的对立彻底抵消了，这实在是一个优秀的工程技术专家的悲哀，也是让他死不瞑目的。
贾鲁死后十五年，元朝灭亡，作为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它在历史上存在了九十三年，只比嬴政的秦朝和杨广的隋朝稍长一些。但它却为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大一统的黄金时代拉开了序幕。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黄金时代到来之前，都曾有一个统一而短命的王朝存在过，它们分别是：秦之对于两汉，隋之对于盛唐，元之对于明清。在这几对冤家组合中，前者有点类似于一次浓缩了剧情的彩排，但又更像是充当了一个报幕人的角色。他们在历史的聚光灯下匆匆登场又惨然淡出，却也绝对有声有色。而且这几位“报幕人”还有一个共同的嗜好，他们都把自己的名字和中华民族的两大文明工程定格在一起。秦始皇在中国的北部修筑了一堵纪念碑式的高墙；隋炀帝用五千里长河在版图上书写了一个面向苍天的“人”字（当然他也修筑过长城）；忽必烈倚天张弓，几乎是比照羽箭的轨迹最后修正了大运河的北端走向。长城，运河，王朝兴衰，暴政与文明，还有那千古流不尽的苍生泪和英雄血，我总觉得这中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淮安梁红玉祠的墙角里扔着一块“古末口”的石碑，我曾站在那里好一阵发呆。古末口是邗沟入淮处，也是汴河与元代运河的交汇之地。为了大运河，夫差、杨广、忽必烈曾在这里神圣地交接，这是南方与北方的交接，是暴政与强权的交接，是耀武扬威与好大喜功的交接。一个伟大的生命让亡国之君与开国之君走到了一起，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了文明的代价。犹如生命的分娩总是在血海中喷薄而出的，总要伴随着剧烈的阵痛、挣扎和呼天抢地的叫喊，文明的进步往往来自强权和暴政，这几乎是一条丑陋的定律。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开国之君和亡国之君在精神品格上脱颖而出。他们都是心雄万夫、虎视八荒的强者，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他们看来，天下事了犹未了，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并非不可逾越。人生在世，玩的就是心跳，轰轰烈烈地活一回比什么都值得。于是他们走到了一起，在这里神圣地交接。或许他们知道，人们诅咒强权和暴政，却从来不诅咒成功。
如果把大运河比作一条时间之河，那么夫差、杨广和忽必烈则分别站在它的上游、中游和下游，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以大运河作为对手的。一个共同的对手，成了这几个强者之间最有力的纽带。如今，古老的邗沟还在奔流不息，元代运河那风尘垢面的轮廓尚在，而汴河和当年那植满了柳树的隋堤则早已湮没无痕。无边落木萧萧下，透过时间，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了一个生命的苍古与强健，仿佛不是自己在运河上旅行，而是运河在浩浩茫茫的历史中顾盼生姿。
面对着大运河这样的对手，历史上任何人的点滴成功都应该被记取，而任何人的失败或失误都是可以心平气和地对待的。
元朝灭亡了，大运河还在。在它的视野里，有着比王朝的兴衰更替更值得关注的风景。它被征服过，但最终是它成了征服者。它正处于这样一个最值得夸耀的时期，如果从吴王夫差算起，它已经走过了差不多一千八百年，早该现出迟暮了；如果从隋炀帝杨广算起，它也走过了差不多七百年，正值生命的壮年；但如果从忽必烈的京杭大运河算起，它还不到一百年，尚未跨进青春的门槛。现在，这些经历都化为一种哲学和宗教汇聚在它的生命中，有如智慧老者一般的沉着，中年壮汉那山一般的体魄，再加上天真烂漫的热情和幻想，即使在以后的岁月里不再有任何馈赠，它也足以应付一切了。
仍然是淡淡妆，天然样，带着日月星辰的顾盼和四时不衰的传奇，大运河流进了它的黄金时代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明清大一统时代。
史诗掀开了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