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篇
五生命的风景卫河
对于北方的这片大平原来说，水是最伟大的造物主。
首先是源自西部山地的河川搬来了大量的泥沙，堆积在这片古老的岩层上，这在地质学上称为山麓洪积平原。随着平原逐渐向东推进，海水也参与进来了。海水本来是以抵抗者的身份出现的，它用澎湃的潮头阻击河川的入侵，然而也正是这种抵抗孕育了新的陆地，正如女人对男人的抵抗孕育了新的生命一样。西部的河川和东部的大海，还有太阳、雨水和风，从遥远的时间和空间联袂而来，在冰川期的处女岩上一点一点地进退，一层一层地涂抹。河水挟带的泥沙在海水的阻击下步步为营，沉淀为淤泥，淤泥又风化为绿洲。经历了创造的冒险和爱的妥协，最后，河川以其锲而不舍的韧性战胜了大海，大海在退却中留下了一大片冲积平原，就像情欲和爱慕消褪以后，剩下的只有理性的后果。沧海桑田的变迁，由数百万年前的古生物用遗骸写在那厚达一千多米的堆积层里，地质学家们把它们称为化石。
这则古老的故事大致从新生代第四纪就开始了，而且至今还在延续下去，它是属于华北平原的。
现在，大运河就沿着华北平原的南部边缘迤逦而行。从临清到德州，这一段称为卫河；自此以下到天津，习惯上则称为南运河。对于大运河的整个生命来说，现在刚刚走过了三分之二的历程。和黄河那一段欲生欲死的纠缠有如梦魇一般，想起来还令人后怕，当然也免不了有几分惆怅。过了南旺水脊，它就进入了另一条大河的领地海河流域。海河不像黄河那样乖张任性，因为它只是几条河流松散的联邦。联邦制的最大弱点是各行其是，很难产生统一的意志，等到它们在天津附近抱成一团时，却已经离大海不远了。走在它的视线里，大运河尽可以笃悠悠地信马由缰。海河有如一个失去了激情的忠厚长者，它给予远方客人的是那份有如秋阳一般的温煦和安宁，却无法给予它多少新鲜奇崛的刺激。在这里，连远近的风景也是千篇一律的，质朴得近乎单调，有一本县志里这样说：
其地无高山危峦，其野少荆棘丛杂，马颊高津，经流直下，无委蛇旁分之势，故其人情亦平坦质实，机智不生。北近燕而不善悲歌，南近齐而不善夸诈，民醇俗茂，悃幅无华。
这一幅卫运河沿线的乡土风情画，大抵出自当地的那些耆宿名流之手，如果他们不是太谦恭，就是因土生土长而熟视无睹，没有看到在那“平坦质实”的表象下，同样跃动着生命的风姿和壮彩。真正的华丽和丰富都是以最朴实的面貌出现的（所谓“大象无形”就是这个意思），这里一切的诗意和美，都像土地那样，以一种素面朝天的形态袒陈无遗。即使是一支贫穷的歌谣，也深植在土地的根部。大运河从这片土地上流过，流走了野花和萤火虫的梦，还有一代又一代关于乡土的传说；流不走的是两岸那欢快而忧伤的灵魂，坚韧执着的生活信念。如果你具备了诗人的慧眼，你就会看到，在故乡寥廓的天空下，所有的生命都像庄稼那样，憋足了劲向高处迎接阳光，向深处倾听土地的声音，出落得那样鲜活饱满。一年四季，大自然不同的动静声色，各种生命个体独特的生存智慧和表演，还有大平原上欢快的谣曲和梦幻气息，所有这一切都属于上苍导演的一幕大剧，而永恒不变的背景则是北方的村庄。运河上的风帆掠过村庄的土布衣衫，村庄像怀着希望的少妇，在旷野的晚风中，默默地守望……
北方的夏天和江南没有多少区别，只不过多了几分干爽，少了那股沤水田的腐烂气息，蝉噪虫鸣也一样的热闹，它们是夏的吹鼓手，而且总是那样乐此不疲，若以单位体积所能发出的音量而言，蝉在动物界应当是名列前茅的。人们有理由相信，它那旺盛的生命力是来自能够蜕壳的特异功能，当衰老的生命影响了它自由自在的吟唱时，蝉就把它变成一只壳甩在了身后，而飞出去的则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新的生命。在徐州狮子山的汉墓中，我曾看到那一摊腐骨中有一只玉蝉，解说员介绍说，这是下殓时含在死者口中的，死者生前享尽了荣华富贵，到了另一个世界还忘不了要像金蝉脱壳一般获得新生。蝉是能够在蜕壳中再生的，这极大地诱惑了孩子们的好奇，于是，每年的夏天他们都要重复这样的童话，在某个月色很好的夜晚，他们躲在瓜棚下或高粱地里，企图偷看金蝉脱壳的秘密。但结果总是不能如愿，原因是他们缺少足够的耐性，等不了多久就睡着了做一个散发着草叶香气的清凉的梦。第二天早上醒来，摸着一头雾水打量四周时，却见不远处爬着一只亮晶晶的蝉壳。新脱下的蝉壳，有一种温柔似旧的光泽，惟妙惟肖地保持着一个歌唱家谢幕前的姿态，连翅膀上的纹饰和脚上的茸毛也纤毫毕现。它爬在一张叶片上，似乎冷不丁还会叫起来。孩子对着它呆看了一会，把它摘下来，作为守夜的副产品带回去。在整个夏季，他们都要把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在寻找蝉壳上。到了秋后，那蝉壳积了满登登的一蚕匾（也可能是竹篮或木桶），就拿到镇上的中药铺去卖掉。药铺的伙计让你自己把蝉壳每十只拢成一堆，他是论堆儿付钱的。于是，在剩下的那个冬季里，母亲的针头线脑和父亲的旱烟钱就差不多了。
在《本草纲目》中，蝉蜕用于解热镇静，而且还能治疗音哑，只要联系到蝉的生存环境和它那歌唱家的秉赋，你就会觉得，中医的药理其实是相当朴素的，吃什么治什么，如此而已。
小镇上的中药铺不光收购蝉蜕，还收购很多小动物的遗骸，例如蜈蚣。蜈蚣俗称百脚，有极强的毒性，不小心被它叮一口，虽无性命之虞，但也要让你疼得一昼夜合不拢嘴。蜈蚣平日里很少见到，但成心要捉也不难，那捉法很有意思，其中所体现的某些物种之间冤冤相报的古老情结，或许会让人们为之惊悚的。谁家的公鸡被黄鼠狼咬死了，主人将它烫烫洗洗，斩斩剁剁，香喷喷地烧了一盆。有了菜，汉子自然还要喝点土烧酒的。吃完了，酒壶一推嘴一抹，对着满地的鸡骨头丢下一句话：别扫，逮百脚哩。便兀自睡觉去了。夜里灯一熄，四面八方的蜈蚣果然闻“风”而至，因为公鸡是它们的天敌，天敌的气味是深入骨髓的，对天敌的仇恨也是深入骨髓的。在这个美好的夜晚，它们要围着满地的公鸡骨头通宵狂欢，举行盛大的庆典。第二天早上，汉子便削一把两头尖尖的篾片，一根根弯成弓形，牵着蜈蚣的头尾绷紧了，挂在屋檐下慢慢地阴干。当然，过些日子也要拿到小镇上的中药铺去的。蜈蚣的遗骸在瓦片上焙干研碎，可以治疗蛇头疔、搭背之类的恶疮。万物相生相克，这是自然界无所不在的哲学，它们是乡村中最伟大的教父。生存竞争对于物种繁衍的意义，并不是从达尔文才开始的，达尔文只不过用论文的形式把它定格在科学史上，但他的发现肯定要比乡野村夫们晚了好几个世纪。
当夜色降临的时候，运河两岸所有的生命都像植物的叶片一般在月光和露水下舒展开来，即使是一只不起眼的癞蛤蟆，也忍不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风从河面上吹来，如同光着脚板的孩子，在布满车辙的村路上走走停停。夜泊的航船上有人在吹奏一种什么管子（不是笛子，也不是洞箫），那声音贴着水面滑过来，朦胧如烟，幽怨如诉。月亮像铜锣掉在水里，招引得萤火虫上下乱飞。就在这时候，那盏刮蟾酥的灯笼有如鬼火一般飘过来了。若是在远处，你很难从萤火虫中把它分辨出来。癞蛤蟆都是蠢货，被灯光一照便不动了，一副束手就擒的可怜相。那提灯笼的汉子便伸手稳稳地捉住，用小刀刮破头顶最大的一颗瘊子，刮出里面那滴白色的乳状物，装入瓶子里。那白色的乳状物就是蟾酥，也可以入药的，内用药理不详，乡民们只知道外用时能引起溃烂。有的人家牲口病了，十服八服草药灌下去还不见效，眼见得是不行的了，就狠一狠心，用蟾酥，这是以毒攻毒的意思，也是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意思。方法是在牲口身上选一处不大要紧的地方一般是耳朵划破，塞进几滴蟾酥，那地方便开始溃烂，直到那只耳朵烂光了，又在另一只耳朵上如法炮制。待两只耳朵都烂得差不多了，牲口内里的毛病反倒轻松了不少。原因是五脏六腑的病毒都从那溃烂的地方“发”掉了。病毒憋在体内总要生事作耗的，找个由头让它发，发掉就没事了。这叫恶疗，用于某些慢性病时，往往有奇效。但牲口肯定是活受罪，特别是大热天，创口生蛆发臭，惨不忍睹。主人只好一边用蟾酥让它“发”，一边用黄豆给它补。黄豆用儿童当然是男童的小便浸泡过，童尿是大补，这在中医上是有说法的。这样个把月下来，牲口的毛病也好了，精气神也恢复了，照样耕田拉车。运河上的艄公若看到岸上的某头牲口没有耳朵，样子有点怪异，往往大惑不解。他们是南方人，对北方大平原上这种朴素的智慧是无法理喻的，如同他们无法理喻北方那能够熊熊燃烧的烈酒和总是攥着拳头生长的高粱一般。
大平原上的日子是平静的，这平静是一种默默的孕育和沉淀。高山大海可以给予你性格，平原给予的则是生命的乳汁。简朴的大地上，雨水顾盼耕耘的斗笠，打谷场上的连枷和碌碡克制着欲望，木轭牛车筚路蓝缕，蜜蜂的酿造和夜莺的歌唱也从来不图报酬。村头的老槐树高大而威猛，却一点也不张扬，它的使命只是为了帮助村民们度过饥饿和灾荒，或者为运河里的航船提供航标，透过它的树桠，你看到的是一片苍老而又平静如水的天空。一只鸡婆在村路上狂奔，它尾巴上绑着一支高高的彩旗，有如招魂的灵幡，鸡婆被那怪物吓得张皇失措。猛跑了一阵，蓦然回首，却见那怪物仍旧在身后招摇，又惊叫着开始新的一轮狂奔，连平日里不可一世的黄狗也只得退避三舍。它就这样在村子里狂奔不息，直到从做母亲的憧憬中清醒过来。这是它为自己的浪漫情感付出的代价，因为它想抱窝做母亲，孵育新的生命，而主人却不愿意浪费这个产蛋的季节，于是就用这种法子把它吓醒。如果吓不醒，那就只好用红带子捆在长凳脚上，几天不给吃喝。毕竟温情脉脉的憧憬敌不过生存的欲望，它只得放弃爱的权利，去做一个平庸的产蛋婆，没有期盼也没有欢乐。当然也有的人家会成全它的梦，一般的做法是和邻居家凑份子，一方出抱窝的鸡婆，一方出色蛋（指公鸡交配后所生的蛋，这个词很有意思），孵出来的小鸡各得一半。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那只鸡婆便沉浸在做母亲的温馨中当然还有几分矜持一举一动都不胜娇贵，完全是初为人母的作派。有时候，顽皮的孩子会偷偷在孵桶里塞进两只喜鹊蛋，那是他们从大槐树上的喜鹊巢里掏来的，到时候就会孵出两只小喜鹊。但这种小插曲不常见，常见的是，当老鸡婆领着一群毛茸茸的小生命出游时，其中或许会有几只扁嘴阔蹼的另类，那是小鸭。因为鸭是不负责任的浪荡子，要靠母鸡给它孵育后代的。母鸡对小鸭并不歧视，照样会教给它们生活的常识，为了护卫它们也照样会奋不顾身。在它看来，那也是自己的子女，只不过长得丑一点罢了，但那又有什么要紧呢？老鸡领着小鸡（有时还有小鸭），在草地上自由自在地徜徉，从它们叽叽喳喳的议论中，你可以体味出不同的情绪：疼爱、撒娇、训斥甚至争吵，生命的赞美诗像阳光一样，铺陈在这片洋溢着幸福感的草地上。四处静极了，连蒲公英也收起了小花伞，这时候，似乎整个世界都在倾听它们的声音。
日子安然如常，在平淡中一天天逝去。窗格上的生肖图案，陈年草垛上升起的月亮，磨坊里梦呓般的吆喝声，篱笆墙上风干的葫芦和屋檐下红得耀眼的辣椒串，老人孩子捧着烤得焦煳的红薯，满脸都是夸张的甜蜜。这些琐屑细碎的情节栖息在大平原的每个角落，千年万载地永不褪色。
大概只有那难得一见的给牯牛去性的场面，才勉强算得上一次惊心动魄的体验。
骟牛都在秋后，田净场空，牲口没有多少活了，剩下的那个冬季又足够它将息的。骟法分生骟和熟骟，区别在于对刀口的处理，生骟是用麻线一扎了事，熟骟则是用烙铁慢慢地烫。生骟利索，但容易感染，一感染牛就败了力，从此吃不得重活。熟骟的时间长，牛也遭罪，但比较保险。
一般都是熟骟。
那场生命的洗礼交织着血与火的残酷。牛是有灵性的，先前拴在场边时已在默默地流泪，全没有平日那种雄赳赳的气概，让围观者伤感得唏嘘不已。等到小火炉上的烙铁烧红了，骟牛的汉子便扳倒酒壶，仰天猛喝一口，却并不咽下去，只潇潇洒洒地喷在刀刃上，然后将那柳叶尖刀衔在嘴里，口齿不清地指挥人们用粗麻绳套在牯牛的腿上，拍着牛屁股喝一声“驾”，牛的前腿刚刚抬起，人们便发一声喊，将绳子往后一拉，那两条前腿当即齐齐跪下；于是再发一声喊，将后腿如法撩倒，那牯牛便一堵墙似的扑下来，任凭人们把它的四只脚捆在一个点上，像一只倒在地上的陀螺，再也挣扎不起了。
操刀的汉子却并不急，先绕着那畜牲审视一圈，一边和围观者开着粗俗的玩笑，完全是一副大将风度。插科打诨之间，突然一把抓住那雄性象征物，一道白光闪过，另一只手果断地一握，那两块内囊便冒出来了，随手往地上一扔，但立即有血从刀口喷射出来。汉子也不打话，只是紧紧握住，一边接过火钳往刀口上一靠，只听得嗞的一声，先有一缕轻烟弥漫开来，随即便闻到一股带焦味的腥臭。牯牛的哀叫渐渐变成了呻吟，那声音有如老妇在粗砺的砂石上磨刀一般，断断续续的，越发凄楚可怜。
熟骟讲究的就是烫的功夫，只见那汉子斜睨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瞅定那一处，慢条斯理地运动手腕，或平平地滑行，或定定地旋转，举止之间总有一种韵律感，似乎他手下不是一块血肉之躯，而是一块没有灵性的坯料，任他精雕细琢的。烫一阵，换一块铬铁，必要将那刀口烫成皱巴巴的一撮，像包子褶一般，且滴血不见了，才肯罢手。
接下来便让人拉出去遛，若遛不到那功夫，血淤住了，牛的筋骨便亏了。
一个雄性的生命就这样被活生生地阉割了，剩下一个只知道出力流汗的驯服的工具。经过阉割的牯牛空长得一身好膘，但它的生命中是没有激情和色彩的，它已经没有资格称为公牛，那么就给它一个暧昧点的名字吧：犍牛。
每年的秋后，卫河两岸总不少了几次这样的仪式，就像每年开春总要举行迎种赛会那样。
十六永乐的气魄与迷失
德州是大运河上的四大粮仓之一，其他三座分别是淮安、徐州和临清。称之为粮仓并不是说这里出产的粮食多，而是囤集的粮食多。选择德州建仓，是明代永乐年间的事。
永乐是个暴君，又是在历史上很做了几件大事的，其文治武功对整个明代影响甚大。自元朝初年南北大运河开通后，经过元末的战乱，加之明初定都江南，大运河在山东境内大多淤塞，到了永乐年间才重新疏浚通航。德州的崛起，大致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在德州，与大运河有关的遗迹，除去那些屯粮的“仓”、“厂”和驻兵的“营”而外，就是城北的苏禄国东王墓。
苏禄国东王是永乐年间来到中国的。永乐是一个眼界高远的帝王，他执政期间的一个重要举动，就是取消了洪武年间“一片木板也不准出海”的闭关锁国政策，并派遣郑和率领庞大的武装船队游弋西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在于通商，而在于炫耀王朝国威，以取得沿途小国对明王朝的臣服和进贡。苏禄国东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中国的。一行人在北京住了二十七天，然后沿着新疏浚的京杭大运河回国，途中东王病逝，葬于德州。这位来自南洋岛国的亲王枕着大运河的波涛安息在异邦的土地上，大运河浩荡南下，一直流入大海，这波涛与他的祖国是相通的，他在这里不会太寂寞。
东王病逝后，当时留下来守陵的人便世代居住于此，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国籍，朝廷赐以“温”“安”二姓，这除去含有“温饱”和“安居”的意思外，恐怕还体现了希望与邻国温良和睦相安无事的对外方针。确实，除去在少数几个时期而外，中国的历代政府一般是不大喜欢对外生事的，这个性格内向的农业王朝，既缺少一种广阔的想象力，也并不感到外部世界有多大的诱惑，只要别人承认他天朝上国的至尊地位，隔三差五地来朝觐进贡，让他们面子上好看，这就够了。
德州郊外北营村那些温姓和安姓的居民，现在已传到二十代以后了。他们生活得很平静。离东王墓不远还有一座清真寺，是他们做礼拜的场所。时间可以同化他们的血统、语言和生活习俗，但宗教信仰的旗帜却不会轻易因时间而黯淡，因为，那是潜藏在他们血缘深处最神秘的母语。
郑和的宝船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消失之后六十年，西方才有了哥伦布的远航，而且船队的规模与郑和也不可同日而语。但就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而言，哥伦布却要大得多。这种错位使我们想到爱伦堡的一句名言：“在决定性的时刻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幸福的。”十五世纪末期的欧洲正处在文艺复兴的前夜，方兴未艾的淘金热加速了原始资本积累的进程，这种赤裸裸的利益驱动，使得哥伦布的远航充满了贪婪和冒险精神，在他们野蛮征服的背后，恰恰折射出一种远离传统秩序的强悍的生命力。而郑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历史上的明王朝是一个暮气日增的时代，郑和的举动，只是某个帝王例如朱棣个人的胆略和性情使然，但对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来说，这时已开始从烂熟走向衰落，失去了生气勃勃的进取精神。朱棣死后，他的孙子朱瞻基勉强主持了最后一次远航，终于敌不过手下那一班儒臣的鼓噪，下令把历次远航的所有重要档案（包括航海图）付之一炬，以防后人仿效。
所有的史书对此都一笔带过，根本没怎么当回事。中国历史上烧的东西太多了，几张航海图只是毛毛雨，根本算不上什么。那么就烧吧，烧它个片纸不留。这真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太监郑和是无后的，他的航线上也不会有后来人了。
事情很简单，郑和下西洋纯粹是一场政治示威，其支出亦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这种一味消耗国力，摒弃了商业利益的远航注定了是难以为继的。虽然郑和的船队也带回了西洋的香料、珍宝、油膏、药材及珍禽异兽，但这些花花绿绿的玩意只能点缀宫廷生活的色彩，不可能进入大众市场，当然也不可能产生利润。因此，一旦决策者的政治趣味发生了倾斜，远航便寿终正寝，顺便还要掷过来一顶“暴政”的帽子。政治上的争论有时很无聊，孰是孰非全凭专制帝王个人的好恶。这场延续了将近三十年的轰轰烈烈的远航，最后就这样化作了几缕轻烟，消失在中世纪的沉沉夜色之中。
稍稍开启的国门又关闭了，中国错过了一次迈入海上强国的契机，一个面向内陆的农业王朝与海洋文明失之交臂。从此以后，一直至十九世纪末期，历代的统治者不敢再向大海迈出一步，他们的生命精神如此萎顿，甚至连只能算半个男人的郑和都不如。在四百余年的漫长岁月中，中国基本上无海军可言，它那新月形的海岸线如同一块冗坠的软腹部，只等着西方列强的舰队来随心所欲地宰割。
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也许，一切都是从朱棣的迁都开始的。
苏禄国东王来到中国时，明王朝正在为迁都忙得焦头烂额。鉴于漠北元蒙残余势力的侵扰，朱棣将大本营进抵长城脚下，无疑可以震慑北部边关。况且北京是他的肇迹之地，一切都是肌肤之亲的。“靖难”之役后，他又在南京杀人太多，新鬼烦冤旧鬼哭，心里总觉得不那么踏实。因此，迁都北京自有他的道理。一般的史家也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以迁都为标志的军事上的战略北移势在必行，包括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那封面上的两句广告语是：震撼的史观，不一样的史笔），也称之为是“一次进取性的措施”。加之南北大运河的疏浚贯通，自秦汉以后又一次大规模地修筑长城，组织文化精英编撰煌煌巨帙的《永乐大典》，明王朝似乎很有一点开天辟地的气象。
但如果把视野扩大到东西方世界冲突的广阔背景之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在十五世纪以后之所以逐渐落伍于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自明代以后长期停滞不前，都或多或少地与这次迁都有关。
为什么要把都城安放到北方去呢？不错，北方那灰色的没有层次的世界更适合于大规模的战争和帝国的统一，那里刻板的精神范式与权力话语也与主流文化有一种天生的亲和。但中国的历史到了明代那个时候，已不光需要登高一呼和金戈铁马，它更需要一种高远的眼界，而封闭且贫瘠的北方却不可能具备这种眼界。迁都，不仅是把先人留下的坛坛罐罐搬到北京，而且是从根本上改变王朝的风水由脚踩长江面向大海转为背靠长城面向内陆。南京是一座多么理想的都城啊！所谓虎踞龙蟠六朝金粉且不去说它，更重要的是它那开放的处势。从南京沿长江顺流直下，不多久就是大海，你的风帆不管驶向哪里，迎接你的都是海阔天高的世界。自南宋以来，东南沿海就一直是商品经济比较活跃的地方，那里的手工作坊和从事海外贸易的商船中最有希望滋生出新的经济形态。南方有嘉木，这“嘉木”首先体现为一种精神上的特立独行甚至一意孤行，那是一个有利于人们在面对世界时产生丰富的憧憬和想象力的地方。定都于此，正可以雄视东南，呼吸海洋文明的气息。南京西北的沿江地带古称龙江，十五世纪初，这里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就是在这里建造的，那些宝船的规模即使现在看来也相当可观，旗舰和主力舰长达一百二十米，宽四十米，可载一千多人。而在那个时候，执欧洲造船业牛耳的威尼斯王国还造不出吨位很大的船，因为他们对巨舰下水前往往因不胜负荷而破裂感到束手无策。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学者在龙江发现了一根宝船的舵杆，经过估计，其舵叶的高度当在五米以上，可以想见当初的宝船是何等崇宏伟岸。那些艨艟巨舰本来应该航行到更远的地方，把我们这个封闭的农业社会带向一个崭新的世纪。可是没有，恰恰相反，船厂附近人们祭祀郑和的静海寺，后来却成了《中英南京条约》签字的地方，在航海英雄郑和的塑像下，清政府的代表战战兢兢地画下了近代中国屈辱史的第一笔。
永乐十九年，朱棣力排众议，把都城迁到北方去了。随着王朝的中枢北移，大运河又焕发了它的第二青春，而郑和下西洋却终止了。一个东方古国的血脉在自己的身体内开始了新的一轮循环，有如一个晚景不错的老人，它心宽体泰，血气饱满，很自足也很滋润。但它与一个更大的母体大陆或海洋另一边的世界的联系却被剪断了，长此以往，它将在漫天沙尘的北方因封闭而僵死，因僵死而成为化石。
南京成了陪都，这个“陪”是安慰的意思，也是装点门面的意思。虽然六部九卿的体制还在，但衙门上灰尘日厚，没有多少事可干。明朝人所撰的《紫桃轩杂缀》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小故事，很能说明陪都的清冷。
陪都的各大衙门大多无所事事，其中尤以专司祭祀大典的太常寺最为闲寂，终日里只知醉眠坐啸，所谓太平官是也。某日，忽传门柝甚急，询之，乃是南直隶的宣州送来一道公文。究竟有什么大事呢？原来是今年春季多风，吹坏了当地梨花，地方官深恐有妨秋间太庙荐新之需，所以报请太常寺及早另觅供应之地，以免临时误事。萧闲岑寂的冷衙门，一年中难得有几件大事可办，得此点缀一番，总算也不致使人完全忘记南京城中还有这么一个衙门在。当时担任南京太常寺卿的某公看完公文，不由得拈须一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便吟诗一首以纪其事，诗云：
印床高阁网尘沙，
日听喧蜂两度衙。
昨夜宣州文檄至，
又嫌多事管梨花。
南京冷落如此，除去春风吹坏了梨花，还有什么值得打扰的呢？
但朱棣冷落的不仅仅是南京，而是整个南方，他把南方的子民和土地都拴在大运河上，让它们连半点自由的呼吸也没有。从杭州到德州，大运河已经很疲惫了，再往北去，河道更加逼仄。它负载着南方的青山绿水向北方进贡，虽步履踉跄却不敢稍有懈怠。
下雪了，北方的雪有一股狂野的气势和覆盖的天赋，起初还能听到它在落叶上的飒飒声，那是两个苍老的季节之间礼节性的问候。但转眼间已是漫天皆白。四野茫茫，朔风萧萧，大运河像大地母亲身上的一道创口，只有它的颜色是清晰可辨的那是一种可以称之为“菜色”的苍黄。
十七沧州雪
沧州在漫天风雪中接受一个南方游子的解读。
真好！记忆深处的沧州就该是这种氛围，那是定格在风雪中的一派肃杀之气，有一种冷冽的凝固感，就像苍劲的北方汉子，脸上满是沧桑和沟壑。记忆中的事情并不一定都是亲身经历的，其实我以前从没到过沧州，这记忆来自中学语文课本上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至今还记得在林冲去草料场的路上，那一段关于风雪的描写：
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四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
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大都很简约，如果让现在的哪位仁兄去写，这么一段关乎情节走向和人物命运的大背景，不知要怎样洋洋洒洒地铺陈呢。但现在想起来，还是施耐庵那种看似很不经意的笔法来得传神，只寥寥数句，气氛就出来了。
这就是沧州。在宋代，这里是流放犯人的地方，自然是很荒凉的。荒凉是因为水的缘故，这里是九河下梢，又濒临大海，海潮来时则洪荒遍野，汪洋恣肆；海潮退去又遍地盐碱，古漠苍凉，不然施耐庵怎么会把这里称作“远恶军州”，又怎么会把林冲发配到这里来呢？要说历经沧桑，这里才是最有资格说的。林冲看守的那个草料场，我想大抵就是海滩上生长的茅草和芦苇，茅草是军马的饲料，芦苇则是军队的柴草。沧州古称长芦，著名的长芦盐场即因此而来，从这名字中，我们可以想见当初那海潮进退，芦荻萧萧的景况。为什么要把草料场放在这里呢？因为在那个时候，这里是北宋王朝和辽帝国对峙的前线，沧州南面的东光，原先叫定远军，西面的肃宁和蠡县，原先叫平虏军和宁边军，这些地名都是杀气腾腾的，带着浓重的军事色彩，分明有撩打的意思。事情也正是如此，宋太宗两次北伐，都和辽军在这一带反复厮杀，打了二十多年，却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这样到了真宗时，就只好坐下来和人家讲和，签订了“澶渊之盟”。仗不打了，地名也跟着改，定远军改曰永静，平虏军改曰肃宁，宁边军改曰永定。地名改了以后，宋辽之间大约有一百余年相安无事。所以那管营叫林冲去守草料场时，说是“抬举”他，因为边关无战事，那草料场每月只是纳草纳料，还有些常例钱寻觅，是很闲散的差事。
沧州水多，便有了镇水的铁狮子。我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用铁铸的兽类来镇水，是不是在八卦中兽为坤象，坤为土，土胜水的缘故。我说不准。最常见的是铁牛，也有虎、羊、犬，甚至还有鸡，我怀疑那是用于贿赂龙王的，给它准备的牺牲。据说沧州的铁狮子体阔近丈，重约四十吨，铸于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是全国现存铁狮中最大的一座。我在前面说过，中国有资格被称为“最大”或“最早”的东西太多了，什么东西多了就掉价，因此，那座“最大”的铁狮子至今仍被遗弃在乡下的旷野里。人们遗弃它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在沧州已没有水了，那曾经滋润了元明清数代历史的南运河也干涸了，成了鸡飞狗跳的舞台或尘土飞扬的大道。既然没有水，还要那镇水的劳什子干吗？再镇下去，可就连人畜的饮水都成问题了。在沧州的大街上，我一路目睹了沧州人在风雪中狂欢的景象，那是一种对水的激情礼赞。毕竟生命是离不开水的，没有水，还说什么根深叶茂蓬勃亮丽？还说什么春风杨柳雨露滋润？还说什么男人的英气俊朗女人的温婉可人？在这漫天飞扬的大雪下，所有的生命都像接受洗礼一般舒活绽放了。男人们多少还不失矜持气度（不然他们就不是男人了），他们只是在雪地上走来走去，双手插在口袋里，把衣领拉得老高，很有风度地作哲人般的沉思，一边欣赏着自己脚下那很好听的节奏和响声；或者仰起头，让雪花抚摸着自己粗糙的面孔，那目光中有一种令人感动的温柔。男人的温柔是很少流露的，除非是在把头埋在母亲的胸前时，现在这些男人就有这种感觉那是做儿子的感觉。女人们呢？她们是天生的水性，没有水，她们就整个儿蔫了。光说“蔫”也不对，有时候她们会表现出一种男性化的浮躁和专横，甚至霸悍，其实，那正暴露了她们心灵深处的渴望对水的渴望。现在，一场大雪让她们重新找到了做女人的感觉。特别是女孩子们，她们在雪地上大呼小叫地追逐，一个个疯婆似的，几乎可以用纵情声色或无法无天来形容。有一个穿大红滑雪衫的女孩子甚至即兴制作了一块简易雪橇，让同伴们拉着她在雪地上奔跑，一路意气风发，完全是叱咤风云的气概。等到那雪橇翻倒了人们才发现，原来那是一只画夹，里面有几张关于春天的水彩画，绿肥红瘦地散落在雪地上。时间已是下午五点，在冬天，该是暮色低垂了，但是有雪映衬着，四处还不见黑，反倒有一种回光返照的明亮。下班的人流从各个路口涌出来，加入了这狂欢的庆典。自行车碰撞的概率明显增加了，但即便是撞得人仰马翻，纵横捭阖，双方也照样嘻嘻哈哈，一点也不介意的，大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侠义风范。要是在往常，这马路上不知又要收获多少掷来掷去的脏话。大雪把所有人的心灵都洗涤得无比洁净，使他们一个个都那么大度、乐观、善解人意，既富于童心又不失绅士风度。
大雪真好！
沧州已有好几年没有下过像样的大雪了，在这座北方城市，雪，竟然成了大自然难得的馈赠，偶一施舍便让人们亢奋不已。久违了，这正宗的燕山雪花；久违了，这轻蹈于天地之间有如诗人笔下的狂草一般的北国之雪。
在沧州的旅馆里，我对着地图寻找古运河的踪迹，却突然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地图上的大运河有一种中国美学中传统的对称美。你看，它的最高点南旺水脊恰恰处在中点的位置。以南旺为对称轴，那么，与太湖平原对应的自然是河北平原，与钱塘江对应的则是海河。而南北两个端点上的杭州和北京，都是香车宝马型的古都，在历史上也差不多是等量级的，只不过在时间上有些错位罢了，从端点过来一点，同属于暴发户的那种，散发着近代商业气息和殖民气息的，是上海和天津。再过来一点，色调变得古朴了，有点斑驳的意味，在南端的是苏州，在北端的则是沧州。
沧州能与苏州相提并论吗？
能，至少有一点它们是可以匹敌的，那就是，它们都是自明清以降状元出得最多的州府。
苏州出的是文状元，沧州出的是武状元。
如果说苏州是江南的诗词坊，那么沧州就是北国的演武厅。
沧州武风腾蔚，这里所说的“武”是属于冷兵器时代的，即所谓舞枪弄棒、弓马骑射一类。其实，说起中国的武术，人们自然便会想到沧州的。
先说几个人给你听听。
清朝初年的义军首领，以“盗御马”而名动四方并成为传奇小说素材的窦尔敦何许人也？沧州人。
在京师擂台上力胜不可一世的沙俄拳师，受到康熙题匾嘉奖的武师丁发祥何许人也？沧州人。
“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江湖知己，人称“大刀王五”的义士王子斌何许人也？沧州人。
光绪年间著名的盛兴镖局掌门人，曾任清廷武术教头的双刀李凤岗何许人也？沧州人。
这几位都算得上是武林中风云一时的高手，但遗憾的是，他们都不曾中过武举，更不用说武状元了。
就像苏州状元中绝少有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或学者一样，沧州状元中也绝少真正意义上的武林高手。状元这玩意其实也就是玩个技巧罢了比别人更善于应付那一套考试的游戏规则，究竟有多大的本领实在难说。但捞一副顶戴倒是实实在在的。不过往往也就是这一副顶戴阻碍了他们走向更高的境界。想想看，就算你原本有一身好力气，几套拳脚功夫，可一旦中了状元，赏你个乾清宫带刀侍卫之类，每天仪仗似的跟着皇帝走来走去，进门一个喏，开口一声喳，长此以往，膝盖也软了，嗓门也细了，功夫上自然不会有什么长进，终因缺少某种精神而走向平庸。真正的高手其实都在江湖上。江湖风波险恶，是高手们竞争和决斗的生死场，没有几手真功夫是很难立足的。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尚武精神在这里粗砺的阳光、土地和风沙的背景上根深叶茂。沧州地瘠民贫，这种地方不出产财富却出产舞枪弄棒的壮汉，而膏腴脂丰的地方只能出产弱柳扶风和风流俊朗的小白脸。穷则习武，这是沧州人世世代代的生活信条。
习武一为自卫，二为谋生。
谋什么营生呢？要么当强盗，要么到镖行去当镖师。
强盗和镖师其实是在同一口锅里讨饭吃的。镖师以武功为资本，但光凭武艺高超还不能保证走镖的安全，还必须善于同匪盗周旋，笼络江湖感情，甚至送礼买路。遭遇劫匪时，他们总是首先以温言好语攀交情，当面承认保镖这碗饭是盗贼给的，因为如果没有盗贼劫掠也就不会有人雇武士保镖了。于是口上要说“穿的朋友衣，吃的朋友饭”，尊称对方作“当家的”，请求对方“高高手”。实在交涉不通或遇到不理会江湖义气那一套的劫镖者，才不得已“以武会友”。当然到了那时候就看真功夫了。江湖尚武，当镖师非得有几手看家的真本事不成。著名的秘宗拳第六世传人霍恩第（霍元甲之父），当年就曾为富商充当镖师。镖行树大根深，他们不光受雇为商旅服务，还为朝廷和官府运送皇杠饷银。清代咸丰以后，江南漕粮实行改折征收，也就是把实物折合成银子解送京师，那些巨额银两也往往请镖局护送，运到北京珠宝市熔化以后，铸成银锭交库。说起来很有意思，大内银库那些搬银子的库丁上下班竟然也都是跟着保镖的，因为库丁是一个很肥的差事，他们可以从银库里偷带银子。尽管防范很严，例如下班时要脱得赤条条的翻一个跟斗，但他们还是可以把银锭藏在肛门里偷带出来（作家邓友梅在小说《烟壶》中写过此类情节，不妨参看）。由于他们的银子来得容易，京城的那些青皮混混就专门盯着他们绑票勒索。这样，下九流的库丁便也堂而皇之地用起了保镖。
干哪一行有哪一行的行规，喊镖号便是走镖的行规之一，这是堂堂正正地亮出旗号的意思，也是威慑匪盗的意思。但每逢省会城市或镖局所在地时，却是不得喊的。不光是不得喊，而且镖师还要下船（或下马）步行，待过了这座码头方可重新登舟策马。
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不管是哪一路的镖客，途经沧州时都不得喊镖号。
这是出于崇拜呢，还是惧怕？说不清，反正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江湖上的事，有好些原本就是说不清的。
镖船偃旗息鼓，诚惶诚恐地驶过沧州地界。如果是由南往北去的，那么，你现在开始闻到一股海水的腥味了。
津门在望。
十八杨柳青
北方大平原的精气神有一多半是拴在车把式那鞭梢上的，长鞭一甩，胶皮轱辘大车跑出一路天高地阔的轻捷和自在。牲口脖子上的铃铛神气活现地响个不停，有如饶舌的政治家在发布宣言一般。再加上车把式那洋洋自得的作派，便很有点甚嚣尘上的气概了。路边的老杨树孤傲地守望着，鞭梢时不时地会撩下几片残存的树叶，让人想到“百步穿杨”那样的绝技。牲口的汗息弥漫在空气中，透散出一股热烘烘的力量。快过年了，北方的年节比南方要隆重得多，每一辆大车上都捎带着年货，而且都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上，鱼肉菜蔬，糖果糕点，花布鞭炮，服装鞋帽，大大咧咧地一览无遗，带着某种炫耀的意味。这中间，最撩人的还是那大红大绿的年画。
当然，是杨柳青的年画。
“南有桃花坞，北有杨柳青。”这两个地名都有点乡气，恰恰应了桃红柳绿的说法，一听这两个名字，给你的感觉就是与艺术生产有缘的有些地名天生就具有某种气质，或者说渗透着某种魂灵，就像大泽乡和浣花溪这样的名字天生就带着草莽或才女的气息，而一提到普陀山人们就会感到浓烈的宗教氛围一样。而且这艺术是民间的，带着股乡气，有点艳俗，富于色彩和情调的那种。它就是年画。
年画是一种说不上有多么精致或深刻，却很赏心悦目的东西。创作过程中的随意性加上艺人们那张扬着世俗趣味的想象力，使它在稚朴、厚拙和清浅可爱的本性中，蕴含着某种巫气。这种巫气常常体现为对经典美术里透视关系的反叛，你可以说它原始，也可以说它前卫，反正它是属于民间的。所谓民间，是相对于宫廷和文人圈子而言的，但它无疑比宫廷或文人的东西在民众中具有更大的亲和力。就题材而言，年画大多离不开镇宅禳灾，纳吉求福，祈子延年，因为生命、财富和平安是世俗生活中永恒的主题，千年万载也不会过时的。就表现手法而言，它也体现了一种将天机浅显的智慧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相互渗透的境界。西方美术中常用不同的人体象征大自然的瑰丽多姿，例如，用丰腴的女人比喻丰收、以少女娇嫩的肌肤象征春天等等。中国的民间美术恰恰相反，往往用一种符号来隐喻羞于见人的人体和性，例如中国年画中有一种鱼儿闹莲、莲里生子的传统题材，在这里，莲是地阴的象征，在画面中被比作女性或女性的性特征，鱼儿闹莲象征两性的和谐结合，而莲又可以生子，这是一种原始的生殖崇拜的符号，体现了对生命繁衍的关注。当然，它也是千年万载不会过时的。
桃花坞是苏州的一条街，而杨柳青则是大运河畔的一座小镇，指出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苏州是江南名城，其文化积淀有如一幅色调古朴且花形繁复的软缎，几乎可以让人陷溺的。桃花坞的年画只是这幅软缎上的一个点缀：在阊门附近，有这么一条制作和出售年画的小街，每年的腊月里季节性地牵动着游人的脚步。但杨柳青就不同了，一座弹丸小镇，“家家点染，户户丹青。”杨柳青从头到脚都是属于年画的，年画既是它的全部行头，又是它的全部生命。这就是说，没有年画，苏州还是苏州，但杨柳青就不是杨柳青了。
苏州又是文人的苏州，阊门一带不仅是旧日的商业中心，而且是有名的“红灯区”（《红楼梦》第一回中就说到这个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文人骚客自然会更多地留连的。因此，桃花坞年画那民间情调中便更多地融入了文人画的风格。中国的文人画特别是吴门画派崇尚的是一种笔意娟静的艺术趣味，这种趣味体现在年画中，就像有人说的，桃花坞年画好比江南少女用樱桃小口品咂的梅子，越品越有味。而杨柳青地当天子脚下，宫廷画风作为一种强势文化不能不对民间有所渗透。宫廷的时尚是艳俗，北方人的口味亦偏好浓墨重彩，再加上清代有不少宫廷画师专门画妃子，甚至画春宫的那种被精简下来以后，为生计所迫，不少人也加入了年画创作的行列。于是又有人说：杨柳青年画是北方炕桌上大红大绿的果脯，越嚼越甜。
也就是说，桃花坞耐品，杨柳青好看。
当然，杨柳青也不全是一派大红大绿，因为艺人们表达的自由并不是无限的，即使是民间艺术，也同样会受到种种限制，例如政治和风俗。然而也正是这种限制，有时却会催生出某种新的艺术风格。清嘉庆四年，太上皇（乾隆）驾崩，这是国丧，举国上下都要戴孝的，年画上自然不能涂抹大红大紫的喜庆色调。杨柳青的艺人便制作出了一种素彩年画，画面上不染艳丽，只用蓝、绿、黑等冷色，艺人们称之为“撒蓝”。但这种技法是选择题材的，有些情节火爆的年画，用“撒蓝”设色，情节和色彩便显得很不协调。我曾在一本小册子上看过一幅《四艺雅聚》，当然是杨柳青的出产，以琴、棋、书、画集于一堂；又以盆景、文玩为衬景，色彩浅淡，大有文秀典雅之趣。女人的神情也是旧日的温润，看了让人有一种很熨帖的感觉。这样的题材用素彩，实在是选对了。普通百姓遇有丧事亦忌红紫，用“撒蓝”制作的年画，冷雅兼具，用来装点居室，可以增强哀悼的气氛。所以，“撒蓝”便成了丧事人家专用的素彩年画。就像今天追悼会上的死者遗像，一般用的都是黑白照片，习惯了彩照的人们，猛一见这样素面朝天的形象，似乎有一种哀思从那黑白世界中静静地渗出来，不能不让你低头肃穆的。这就是素彩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