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是登堂入室的场面之物，这种场面之物又是深入到千家万户的，即使是升斗小民，过年时也要贴几张画片喜气喜气。而且越是柴门小户，年画的色彩越是热烈，这样至少可以求得一种视觉感受的丰饶和富足。古代生活的仪式感使年画的普及几乎到了铺天盖地的程度。在这一点上，任何一位美术大师的作品都不可能有这么广泛的影响力。这是一种真正融入了民众精神生活的艺术。想想看，每年腊月里人们选购年画时，在那琳琅满目和花团锦簇中，总有那么几幅最终贴切了买画人的心愿。因此，只要看看这户人家的年画，你大致就可以触摸到主人心底那点最隐秘的欲望。在天津，我听到这么一句说法：杨柳青年画每年要“凸”出一个来。这个“凸”是天津土话，意思是每年都要有一幅年画上的人物活出来，走进你的生活。这既是对杨柳青年画艺术水平的高度赞赏，我怀疑也可能是一种广告和促销手段。这样，买年画就具有了类似现在买彩票那样的意味，你心里想着什么就买一张什么花样的年画吧，说不定这张就“凸”出来了，变成了你梦寐以求的俊媳妇、胖娃娃，而且还捧着金灿灿的大元宝呢……
但从来没有真的“凸”出来的。不“凸”出来也罢，来年再贴。生活就是这样，总是在某种愿望的牵引下向前走的。
一进腊月，卖年画的摊贩就开始吆喝了，那吆喝也是一道令人神往的风景，自编的俚词俗调，张扬着一种平民化的诙谐和机智。当然，桃花坞的俚俗和杨柳青的俚俗也是不同的，我们不妨听上两段。
先听开场白。
我物事难得到，我物事顶细巧。九个九来勿连牵，个个要卖老白钿。
不用说，这是桃花坞的吴侬软语。
相比之下，杨柳青的开场白更富于气势。听着：
又来一个江湖汉，褡裢放下就排场。拿出花纸无其数，单子摊开卖画张。
开场白唱过了，接下来开始唱年画的内容。
胖阿大，胖阿二，吃饭吃勒三斗米，走路走仔三千里，跌仔跟斗爬勿起，卖画画人养不起，三个铜板卖脱俚。买转去，人人都欢喜，个个都中意。
这是桃花坞的《五子夺魁》。
再听杨柳青的《大美人》：
一张金姑娘搭银姑娘，一张龙姑娘搭凤姑娘，金银龙凤四姑娘，四位姐姐一样长。
过年的气氛就这样在叫卖年画的吆喝中拉开了序幕。小摊贩们的如簧巧舌是花红柳绿的，又是飞短流长的，市侩气融汇在天花乱坠的调侃中，反显得通情达理，知心会意。那逛画摊的呢？分明都有一种如坐春风般的舒活快意。这是真正的赏心悦目，尤其是那些蓬门碧玉，平日里从田头忙到灶头，一颗心被四季的尘土包得紧紧的，要想驰心旁骛也难，现在终于可以走出村庄的视线，结伴成群地逛一次街了。她们有如放飞的鸟儿一般，风姿绰约地游荡在画摊前，尽情地呼吸着已然到来的幸福空气。她们实际上是在预支年节的欢乐，而且这种预支又是无须偿还的，反倒是对欢乐的推波助澜。年节并不是在某一个早晨突然降临的，它需要铺垫，没有铺垫的高潮总是疲软无力的。掸尘、送灶、买年货、蒸馒头蒸糕，村头稀稀落落东一声西一声的爆竹声，还有大人小孩脸上明朗的笑容，都是一种铺垫。买年画更是有声有色的铺垫，这种风情意义上的彩排历时最长，也最具煽情效应。等到各方面都铺垫得差不多了，年节也到来了，嗬，千门万户、流光溢彩，怎一个亮丽了得！
杨柳青镇有名的石家大院，如今是“杨柳青年画博物馆”。石家大院是一座旧式的官僚宅第，其富丽排场远甚于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张艺谋当然还有巩俐曾在这里拍过电影，那张群星灿烂的照片就挂在门旁的售票处，很招摇的。确实，走进石家大院就如同走进了老谋子电影中的某种氛围：在高大的风火墙挟持下的森严和压抑，还有隐藏在背后的那种繁华易逝的伤感。好在这里展示的内容是鲜亮俏丽的，徜徉其间，会有一种心灵与艺术之间的亲近温馨的交流，这多少冲淡了大院内原有的沉重感。年画生产中的每一道工序从画样、雕板、印刷（先印墨线而后套印彩色），直到用手工填色晕染，描金涂银，再到最后的销售都展现得枝繁叶茂。在这里，你会由衷地体味到民间艺术特有的魅力。民间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创作的手工性。手工创作注重的是即兴发挥，因此，严格地讲，每一张年画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这就使它们具有了各自的神韵和个性光彩。如果我们是逆向巡视这道生产工序，就有点像欣赏一个丰容盛的女人如何一点一点地落尽铅华，这种落尽铅华并不是衰老和凋谢，而是为了还原出一种天机浅显的美。据我有限的阅历，这大概是全国最大的一座年画博物馆了。一种进了博物馆的东西，还能给人以这么活泼欣悦的感受，我想，也只有民间艺术。手工制作被机械和比机械更机械的电脑所取代，这是艺术的悲哀，而我们却正在意气风发地走进这个悲哀的时代。
我到杨柳青的时候，正值农历的腊月，也许是因为前几天刚刚下了一场大雪，街上冷冷清清的，没有见到一处卖年画的摊子。只看到在石家大院的巷口，有一家“杨柳青年画艺术研究所”，是专门制作年画卖给外国人的。
据说，那里有地道手工作业的杨柳青年画，纸是土制的“毛太”、“白管”和“本连史”，颜料也是自己调制的。当然，身价亦相当可观。
十九天后宫的钟声
北上的漕船过了杨柳青，就进入天津了。到了天津是必定要靠岸的，这不仅仅因为天津是京师以下的第一个大码头，更重要的是，船夫们要到天后宫去烧香叩头。
天后宫在天津著名的三汊河，三汊者，南运河、北运河、海河也。在大多数时间里，海河并不是一条惹人讨厌的河，它只是太懦弱，又没有多少城府它的躯干太短了，只有七十多公里，上游的大清河和子牙河一旦发怒，就牵扯着它浊流横溢；下游的渤海涨潮了，它也跟着推波助澜。有如一个夹在刁婆和恶媳之间的小男人，虽不乏息事宁人的善良，却总是没有主见，一切都由着别人摆布，到头来弄得自己灰头土脸的，里外不是人。这样的男人是没有魅力的。在大运河沿途遭遇的五大水系中，海河是最后一条，也是最缺乏气质的一条。大运河走南闯北，经历了那么多的感情纠葛和磨难，对海河这种没有深度的性格是不会产生什么“感觉”的。而且，老实说，它也闻不惯海河那股咸湿的海水味。于是在三汊河只是礼节性地拉一拉手，就满面风尘地奔京师去了。至于到天后宫去烧香叩头，那是船夫们的事。
老辈子的天津人有一句说法：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城。
这话不假。
天津是一座典型意义上的运河城市。有些运河城市原先就有一个底子，只是冷落些，运河开通了，带来了生气和色彩，让它蓬蓬勃勃地烂漫开来。而天津却是白手起家，连那点底子也是运河带来的。在天津城最初的发迹史上，每一页都湿漉漉地书写着“漕运”两个大字，而天后宫的钟声则一直是它的背景音乐。钟声清朗如风，又温柔如水，仿佛生命固有的召唤。钟声里，天津城从无到有，在芦荻萧萧的荒滩上年复一年地长大，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就像墨迹在宣纸上悄悄地浸润开来，成为惊世之作一样。天后是水神，本为福建海滨林氏之女，元世祖至元年间大致也就在开通南北大运河那个时期被敕封为“天妃”；清代康熙年间又被敕封为“天后”。一个传说中的庇佑航行安全的小女子，被不断褒扬晋封，反映了历代帝王对漕运的关切。关于天后宫和天津城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以下这张时间表：三汊河上的天后宫建于元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七十八年之后，朝廷才正式在这里设卫筑城，此即天津卫的由来。到了明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也就是天后宫建立一百六十五年之后，才设立天津道。天后宫附近有宫南大街、宫北大街、水阁大街、玉皇阁大街等，仅从这些街名看，也可知它们是晚于天后宫修建的。至于建天津旧城，则更是晚些时候的事了。
一座寺庙催生了一座城市，这样的情况至少我见得不多。
天后宫的钟声在运河上飘荡，苍凉而悠远，满天的阳光或星月也随之飞扬起来，又在那袅袅不绝的余音中诚惶诚恐地俯伏下去，仿佛远航者漂泊的心魂。现在，所有的航船不管是满载的，还是空载的；也不管是官船，还是商船都放慢了速度，在三汊河口泊定。这里不像别的码头那样，充斥着粗暴的吆喝和争吵，人们已提前进入了某种心境，互相之间都有一种会心的体谅。落篷、靠岸、下锚系缆，一切都显得那样庄严肃穆。然后，他们登上船埠头，一个个都把边幅整理得服服帖帖的，让人闻到一种灵魂深处虔诚的气味。他们当然是去天后宫进香的。而那些从天后宫回来的人，似乎已从神灵那里得到了某种许诺，从此可以一帆风顺，大吉大利了，因此举止便显得很轻松，他们潇潇洒洒地解缆、开船，扯篷的声音也如释重负一般那让出来的位置很快就被别的船只填满了。他们是带着满足启程的，天后宫那种宗教的神圣和世俗的热闹都让他们心满意足，天后娘娘是少有的端庄秀美，甚至可以说得上艳丽，她大概是所有神灵中最富于女性魅力的，尽管长年累月的香火把她熏黑了，但那眉眼仍然是很有风情的。让这样一位女性主宰自己的命运，朝圣者在庄严虔诚中自有一种很熨帖的感觉。这也毫不奇怪，既然神是人创造的，人们当然宁愿创造出一尊美丽的神，让他们在祈祷平安的同时，还能得到一份美的愉悦。
但对于那些曾在天后宫许过愿，或者曾遭遇风险而得以平安无事的船主来说，却是要在这里多盘桓些时日的，因为他们要到附近的作坊去定制一只船模格局和自己的船一模一样，只是要小得多然后连同供品进献给天后，以答谢娘娘的保佑。年年岁岁，天后宫里的船模越积越多，竟有如一座袖珍型的船舶博物馆一般。当然，它们也和四周的偶像一样，被熏成了寺庙里特有的烟火色。
这个叫刘万涛的船主献了两条大瓜蒌船。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献两条船，是他拥有两条船呢？还是前后许过两次愿？我们只知道他是山东人，而且可以想象，或许小时候算命先生说他五行缺水，就取了“万涛”这个名字。却不料命运偏偏让他一生和水打交道，这样一来，原先的名字就有点犯忌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测，他大抵属于那种典型的山东汉子，豪爽、义气、吃得辛苦亦冒得风险，当然钱也来得快。不管他拥有的是一条船还是两条船，反正这是私家船，而且跑的是海运这种大瓜蒌船都是走海路的。他还是个手面很大的人，南方北方，官府江湖，他都舍得花钱结交。他认为钱是个活物，种下去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因此，他从不吝啬播种。像他这种吃风险饭的，对神灵自然更加恭敬虔诚，但从深层意识上说，他其实也是把神灵当朋友看的，朝拜供奉，也“结交”的意思。他就是这种人：朋友人。
还有这个叫周通的船主，他献的是一艘对漕船，这种船船底较平，俗称浅船，《天工开物》和《漕船志》中都载有图样。因其底平则吃水不深，一般不得超过六拃大拇指与中指张开的距离为一拃，六拃不过三尺许这样便于通过堰闸。而且有意思的是，这种船的船体可分开合，当北运河上船只拥挤且水位不够时，它可以把一半停在天津卸仓，另一半开往张家湾或通州，卸空了再到天津与另一半合拢南返。明清时期的河漕都是官营，漕船的所有者是各级官府，因此，这个周通严格地讲并不是船主，只能算是给官府打工的船老大。因此他献的这只船模较小，制作也不是很精致。
天后宫的钟声渐去渐远，从三汊河往西北，就是北运河了，大运河到此已进入了尾声。但对于一阙磅礴宏伟的乐章来说，即使是尾声也是相当精彩的。北运河流经的地域是华北平原的北部，从燕山山脉带下来的淤泥是它最伟大的母亲，经过世世代代的沉积，淤泥抹平了海滨荒原上的湖沼，成就了平原的坦荡和辽阔。在这块土地上，生命的执著与坚韧，让人们想起犁铧、石碾和从地层深处出土的辽金时代的兵器，还有那卷起滔滔红浪的红高粱那是北方大地上历史的诗行，从中你可以闻到一股交织着血与火的粗犷气息。对于这片土地，作家刘绍棠和诗人艾青都曾在作品中一往情深地礼赞过。在刘绍棠的乡土情结中，这里是一个个卓然灵异，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少男少女，大平原是他们铺开的艳情与梦想；而在诗人艾青笔下，这里则是一位温情脉脉的老保姆，那种静美中的沧桑感与平淡中的热烈质朴，如影随形地伴着他生命的历程，于是诗人一生都在喃喃自语：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有了这样的诗句，任何人再想对着这块土地说点什么都是多余的了。
大运河是一条不甘平庸的河，它因不甘平庸而伟大，也因不甘平庸而劳民伤财。它从燕山山脉带来的泥沙把文明的故事写在大平原上，也给漕运带来了年复一年的麻烦。元明清三代，北运河屡疏屡淤。由于北运河的水源来自西北，因此，从天津往通州是逆水上行，加之河床浅狭，不少地方“浅渚涩滩，篙力屡竭”。清代道光年间有一个叫李钧的地方官从河南督运漕粮进京，他在《转漕日记》中记述了从天津到通州的大致路线：
天津—三汊河—北仓—杨村—南蔡村—河西务—土门楼—香河—石槽—漷县一崔家楼一卜河口一通州。
这一段航程总共只有三百余里，李钧当时却用了十四天，可见运道之艰涩。
通州是京门脸子，漕船到了通州，就可以交仓回程了。而那些进京陛见的官员，争名于朝的举子，以及五行八作的客商，到了通州也都弃舟登岸，换乘车马进京。
进京只有四十里，旱路是雍正年间修建的直通朝阳门的石道，水路是大运河的最后一段通惠河。
二十京师
到了通州，大运河也即将走完它生命的四季风景。如果说江南运河是它无忧无虑的儿时岁月，里运河是它浩荡澎湃的青春，那么中运河与鲁运河就是它命途多舛的中年，而南运河与北运河则意味着渐趋晚境了。只有到了这时候，你才有资格对它的性格说点什么。
都说大运河是一条女性的河，可我仍要说，在女性中，它更像一位亮丽而辛劳的少妇。
它当然不是豆蔻年华的少女。少女是母亲口中半是娇宠半是嗔爱的“疯丫头”，她们清纯、任性，无忧无虑，却又失之浮躁，有如翠竹顶梢摇曳不定的嫩叶，无论怎样弄姿作态，都是青春的风景。她们当然也有烦恼和忧郁，但那毕竟是属于她们那个年龄特有的烦恼和忧郁，一阵风就可以吹散的。她们还来不及学会什么是矜持和深沉，因此，那肆无忌惮的喧哗并不令人生厌。她们的名字叫小溪，是那簇拥在大运河周围的、浅得一眼就可以看清水底的苔藓和鹅卵石的小溪。
大运河也不是珠光宝气的贵妇人。平心而论，那些侯门贵妇本来也是相当优秀的女性（容貌、水色和教养）。她们都有着显赫的门第背景，往往一次陪嫁或者因夫君的光环而得到的一个封号，就足以让自己安富尊荣地受用一辈子了。但她们的一切原都是属于别人的，那些人首先占有了她，才挥金如土地包装她。说到底，那是一种高雅而堂皇的卖笑生涯。她们在无忧无虑中痛苦，在浓妆艳抹中憔悴，以至发出“悔教夫婿觅封侯”的叹息。她们的名字让人们想到一种金粉斑驳的富贵气：西湖、昆明湖、北海和中南海。
大运河的性格不是这样，虽然它的某些段落可能像少女或贵妇，但总体上决不是。它坦荡纯朴，端庄平和，虽有家室之累而终日操劳，却并不狭隘琐碎，也不见半老徐娘的晦黯。它当然不可能花枝招展，只是在偶尔有兴致时才稍稍梳理，浅浅作妆，这时候人们便发现，原先的蓬头垢面和荆衩布裙竟这般亮丽照人，其间流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风韵”的东西。那是一种经历了生活磨练的、劳动妇女的健康成熟之美；是身段、容貌、情态和气质的总和，当然也包括它的含蓄和宽厚。它从来不会讥笑少女的浅薄，也不会羡慕贵妇的光环。为什么要讥笑和羡慕别人呢？因为自己不够花容月貌或者没有一劳永逸的门第遗产吗？那些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想它作甚？因为自己付出了太多而获取太少吗？可那是自己义无反顾的责任。责任是一种多么崇高的拥有，富于责任感的女人，才是真正幸福的女人，才永远不会衰老。自己在劳作中幸福和美丽，并且让一个民族也在世世代代的操劳奔波中强健，这不是很好吗？它热情地接纳小溪的涓涓细流，博采众水蔚成洋洋大观；它也慷慨地接济侯门贵妇们强颜欢笑的画舫它不羡慕它们，但尊重它们用自己的生命之水，为它们抚平眉际的忧伤。这就是它母仪天下的大运河，被人们熟视无睹却又须臾不可离开的大运河。
女性的美丽还在于哺育，产妇的笑容是足以使天地间的一切灿烂和富有默然失色的。如果说大运河的河水是多产的雌性因子，那么，它在中国东部的土地上，恰恰找到了可以孕育生命的一切要素。历代的暴政、灾荒、战乱都不能摧毁它生殖力的蓬勃。谁能相信，它柔弱的身躯竟哺育了那么多壮硕的生命社会的、经济的、人文的、生态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她造就了我们今天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这么多人信奉同一种图腾，使用同一种文字，操着同一种语言倾诉愤怒或爱情，也用同一种音调呼唤母亲。
在大运河的全程中，通惠河恰恰是最没有性格的一段。
通惠河没有性格是因为北京没有性格，北京没有性格是因为它包罗万象的宏阔。辽金以前的遗迹就不去说了，那与大运河的关系不大。蒙古人来了，对于那些荒原上的骑手来说，城市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他们从蒙古包进入了城市，并用自己的语言把居住的街巷称作“胡同”。胡同是平民生活的一道底色，也是城市最细微的神经，这个城市的悲欢痛痒总是最先在胡同里感受到的。因此，元代的大都，最值得夸耀的不是辉煌的宫殿，而是如同青藤一般延伸的胡同。青藤结满了果实，果实又落地发芽长出青藤，向远处延伸。大都城就像摊大饼一样向四处扩展开来。不久，南方的朱家皇帝来了，胡同仍旧是胡同，另外又修建了不少宫殿。宫殿完全是南方式的，几乎是把南京的宫城原样照搬过来了，只不过稍稍放大了些。那是一个躲在宫殿里玩弄权术的王朝，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术被他们整合得天衣无缝，而那些等级森严的宫殿也从此成为北京的某种精神标志，虽王朝更替，主人只要换一块招牌就行了，那一套统治术已经登峰造极，再想玩出什么新花样也难。满清也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因此一切都是以便于骑射为底线的，通衢大道，满汉全席，男人的马褂和女人的旗袍，等等，这些不光是场面之物，也是一个时代的美学风尚。那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王朝，前朝的胡同和宫殿都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恰到好处的安排，就像他们刚刚进入京城时安排前朝的降官贰臣一样。北京几乎是集大成的，这里什么都有，因此又似乎什么都没有，京剧《游龙戏凤》中明武宗有一句台词说得很有意思，他说北京其实就是“大圈圈（外城）里的小圈圈（宫城），小圈圈里的黄圈圈（宫殿）”。武宗是个有名的浪荡子，但在乖张任性中有时倒能见出几分真性情。其实，就是这几道“圈圈”，还是大运河从南方运来的。大运河太殷勤了，南方但凡有什么能让皇上眼热心动的东西，都被它拾掇到这里来了。就像把所有的颜色都抹在一块画板上，几代王朝抹下来，最后看到的却只有一种颜色黑色。
这黑色标志着权力。
北京是权力的堂，或者说，是一个偌大的官场。“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的官小。”这是现代人的一句口头语，其实历来如此。官场里的讲究忒多，你若是初来乍到，真像是林黛玉初进贾府时那样，不可多说半句话，不可多走一步路的。大运河只得收敛起一路上的万种风情，蹑手蹑脚地处处留着小心。一般情况下，北上的漕船到了通州，便要放空回程了。但直接为皇室和贵族运送物品的却可以由通惠河直达北京东便门外的大通桥，甚至可以再转向北行，一直抵达皇城根下，那里从南向北依次排列着：禄米仓（听听这名字）、东门仓、北门仓、海运仓、北新仓。有些漕船还可以一直开进“海子”(积水潭)。从春天到秋天，通惠河的沿途虽也有花红草绿，市声人语，但两岸的城墙和宫殿阴影一般压迫着，每一程都像磕碰着权势的目光。因此，它似乎更盼望着冬的来临。
一进入冬天，通惠河和“海子”就封冻了。结了冰的河面上反倒多了几分热闹。这有古人的诗句为证：“唤取冰床载人去，顺成门外到前门。”这种冰床大抵是一种冰上的游乐工具吧？我无法想象它到底是什么样子，但肯定是很有意思的。这时候，有点身份的人家都闭门扃户，猫在屋里围炉取乐。即使是出门，那马车的轿门也用厚厚的棉帘子遮得严严实实的。朔风和严寒把他们禁锢在一个逼仄的小天地里，而把亲和大自然的广阔舞台留给了小民百姓。小民百姓是一个天性快乐的群体，他们其实比豪门纨绔们更会找乐子。现在，他们把胡同里的一应娱乐都移到冰面上来了，人们在这里溜冰船、抽冰嘎、放风筝、抖空竹。“冰嘎”就是陀螺，在冰面上抽陀螺用不着像在胡同里那样使出浑身解数，你尽可以像牧羊一般的优哉游哉，抽上两鞭子就拢起手看别处的热闹。而且因为冰面的平整度很高，那陀螺并不乱走乱窜，看起来仿佛静止在那里，把一圈薄薄的光晕投在冰面上。从民间文人的竹枝词中可以看到，当时还有在冰上踢球的，那比国外的冰球要早好几百年。人们只顾着自己玩得尽兴，却从来用不着去理会皇城里苍老的钟鼓声小民百姓们世俗的快乐，与它有什么相干呢？
当然，他们可以在通惠河上玩，也可在“海子”里玩，却不能到更远处的昆明湖上去玩。
昆明湖所在的颐和园是皇家园林，即使是贵戚勋臣，也不是随便可以进得去的。
一般人不能随便去的地方，大运河却可以自由自在地徜徉，因为昆明湖是作为通惠河的水柜而存在的，在这里，大运河惊叹于南方的造园工艺如何融入了北方的庭院，从而成就了皇家园林那华丽炫人的景观。
其实大运河是用不着惊叹的，正是它自己夙兴夜寐的辛劳，把南方那诗意的生活一点一滴地注入了北方，就连著名的北京烤鸭也是由苏州传至京师的（确切地说，北京烤鸭中的一些特别制作是苏式菜肴的工艺，例如在鸭的表皮涂蜂蜜和饴糖，等等）。关于南方那诗意的生活，邓云乡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说：
昆曲、黄酒、绿茶、园林，足以代表传统的南方文化。具体到苏州园林，那不妨再加一点评弹的叮咚弦索声。蒙蒙细雨中，走在长长巷子的青石板路上，隔着长满苔藓的高墙，从偶然中伸出墙头的翠绿的老树叉丫间，传出一两声叮咚弦索声……
最后的那几点省略号是原文就有的，其间盈漾着多少怀旧的情味！那悠长如梦的沧桑人事，那青灰瓦檐下水淋淋的江南……
是的，江南是离不开水的，江南的园林也是离不开水的，水之对于园林，有如美女的秋波，是最具神韵也最迷人的所在。颐和园有的是水，而且气象颇为壮阔，这就好办了。如果说南方园林是清雅婉约的昆曲，那么北方园林则是金碧重彩的京剧，京剧受昆曲的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是从昆曲演变来的。眼下的这座颐和园，正所谓北园南调，自是园中高品。从大处看，这里有气度雍容的湖光山色，湖曰昆明，山曰万寿，名字虽是后来的附丽，却也是真山真水。北方的四季转换较南方为甚，木叶摇落的时间亦较长，因此园中多以长绿树为主。烟树葱茏，与黄瓦红柱，牡丹海棠相映衬，烘托出一派皇家的富贵气却又并不庸俗。从小处看，也有粉墙黛瓦，竹影兰香；也有小阁临流，曲廊分院，文人的“文心”和匠人的“匠心”结合得恰到好处，这是南派园林的风姿。皇家园林的这种包容性体现了其主人的贪婪，他们是恨不得把天下所有的好东西都搬到自己园子里来的，例如，嘉兴南湖的烟雨楼被乾隆看中后，就被照样搬到了皇家后院承德的避暑山庄。还有扬州瘦西湖有一座和北海琼华岛上一模一样的白塔，那是老人家南巡时，又想把自己后院里的东西随身带着。反正他们是要把所有的好东西都圈养在自己身边，变成举目可见、伸手可即的玩物。离颐和园不远还有一座圆明园，那是被称作“万园之园”的，自然是集中了天下所有园林的精华，后来被洋人一把火烧光了，只剩下几根烧不烂的石柱指向苍天，千秋万代地作沉思状。大运河不敢往那边看，怕看了伤心，那是一个民族鲜血淋漓的伤口，永远也不会结痂的。到了颐和园那个时代，大运河已经衰老了，一颗衰老的心，承受不了那样铭心刻骨的伤痛。
那么就想些别的吧，例如，这些园林连同京师宫城里的那些大殿子大多是南方香山匠人的手艺。香山是多好的名字啊！香草美人，钟灵毓秀，词义和语感里天生就蕴含着某种艺术气质。正因为名字好，中国叫香山的地方太多了。这里所说的香山匠人来自苏州，他们中间包括：木匠、泥水匠、堆灰匠（泥塑）、雕花匠（木雕、砖雕、石雕）、叠山匠等。记忆中的很多场景都是过眼烟云，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湮没无痕，但有些场景却是流不去的。早在北宋末年，香山匠人就沿着大运河北上，来到开封给皇帝造园子。那带头的朱勔是个造园高手，开封著名的艮岳就出自他的手笔。天底下恐怕没有比那更大的人工园林了，周遭十余里，全用江南的太湖石堆叠而成，再加上楼台亭阁和各地搜集来的奇花异草，端的是人间仙境。连宋徽宗那样艺术素养很高的人都很赏识他，让他担任“苏杭应奉局”的官职，奉命采办“花石纲”。一个造园子的工匠当什么官呢？你只是有点技术和管理才能，老老实实地做个手艺人就是了，一旦沐猴而冠，命运的悲剧也开始了。后来国家危难时，朱勔与蔡京、童贯、高俅等人一起被斥为祸国殃民的“六贼”，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他这种没有什么根底的人自然只有杀头的份。他死后，家境亦一落千丈，但好在子孙都有一门手艺，吃饭还不成问题，他们“游走于王侯之门，俗称‘花园子’”。这比那些纯粹的政客可好多了。例如同为“六贼”的那个梁师成，也曾官至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但这种人除去投机钻营，皮囊里什么货色也没有。没有货色便只能千方百计地去附庸。他的附庸有点特别，竟到处吹嘘自己是大文豪苏东坡的私生子，说是苏东坡的侍妾带着身子嫁给了姓梁的生下了他。《宋史·梁师成传》中说：“师成实无文，而高自标榜，自言苏轼出子(被遣出侍妾之子)。”他说得可能不错，苏东坡在一再被贬的情况下，也确曾遣散过侍妾。但这种事若放在嘴上吹嘘，且大言不惭，就实在没有意思。梁后来被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行到半路，被押送人绞死。他是太监，自然没有后人，这样也好，如果有，也肯定不像朱勔的后人那样有一门手艺可恃。“六贼”中的其他几个人，一旦树倒猢狲散，后代竟有沦落街头为丐为娼的。所以奉劝世人，官场是靠不住的，还不如正经学一门手艺的好。
其实，也不是说工匠就不能当官，同样是香山匠人出身的蒯祥就当得很不错。他是北京明宫城的总设计师兼总工程师，说到底也是靠手艺吃饭的。从永乐到成化，蒯祥一生侍奉过六代君王，最后官至工部侍郎，食从一品。在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分别珍藏着一张《明宫城图》，图上画的是明代紫禁城建筑群，崇楼巍阙，金碧辉煌。令人注目的是，在画面左侧华表下有一位纱帽红袍的官员，器宇很轩昂的，他就是蒯祥。顾颉刚先生认为，这张图上蒯祥的“人形特大，与建筑比例不称，盖明帝重其人，所以纪念之也”。皇帝为什么看重他呢？因为他主持营造的宫殿是皇权的象征。宫殿和园林是有区别的，可以这样说，造宫殿是帮忙，而造园林则有点帮闲的味道那园林本来就是供帝王休闲游乐的。若是太平盛世，那倒没什么可说。若遭逢末世，万方多难，最后总要归结到“耽于安乐”这一点上。皇帝自然没有什么过错，那帮闲造园子的就难辞其咎了。也是朱勔活该倒霉，谁叫他生不逢时的 呢？
顺便想起一件不大不小的轶闻，说出来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当初英法联军进京后，在如何惩罚清政府这一点上，英国公使额尔金和法国公使葛罗曾发生分歧，英使主张焚毁圆明园，法使主张焚毁大内皇宫，后来考虑到若焚毁皇宫，清王朝有可能垮台，他们攫取的利益亦随之丧失，才最后选择了圆明园。可见在洋人眼里，宫城也是皇权的象征，非同小可的。现在想起来，像紫禁城那样举世无双的大古董能得以保存，确是不幸中的大幸。但一想到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中我们民族所经受的那些耻辱，我倒要狠心说一句：还不如让洋人烧了紫禁城的好，如果它能换取一个腐朽体制的提前垮台和一个古老文明在烈火中重建的话。
烧圆明园，痛；烧紫禁城，亦痛，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注定了是一部血与火的痛史。
流过了京师的胡同、宫阙和园林，也流过了元明清三代的盛衰兴亡，大运河无可奈何地衰老了。现在，它枕着昆明湖上的画舫，静静地品味着北方的京韵大鼓。京韵大鼓是可以和南方的评弹相媲美的，它似乎最适合于风尘女子演唱，因为那曲调中有一种揪人心魂的身世之感。人的身世与河的身世在感情上是相通的，回首南望，四千里风尘，六百载岁月，最终就流入了那份不绝如缕的伤感之中。大运河黯然无语。
黄昏悄悄地莅临了，树的影子拖得很长。大雁掠过长空，它们是大运河最忠实的伴侣，每年的春风秋月中，它们都要追逐着运河上的帆影从南方飞向北方，又从北方飞向南方。也只有它们可以作证，眼下这苍老的河床，当年也曾有过恣肆洋洋的青春，那史诗般浩大的船队，曾多少次让它们迷惘：究竟哪是天？哪是地？哪是白云哪是帆……
时间篇
21庸才时代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二月，江南已很有点小阳春的气息了，但是在北方，春天的脚步却总是姗姗来迟，京师的杨柳瑟缩在料峭的寒风中，枝头上还沾着薄薄的冰花。来自塞外的沙尘把紫禁城搅得浑浑噩噩的，一副灰头土脸不解风情的样子。谯楼上隐隐传来报时的钟鼓声，一声声沉闷而苍老，仿佛来自一个遥远的世纪……
道光帝旻宁一早就起床了，在清朝的历代帝王中，他是资质最差却又最勤勉的一个，一年到头宵衣旰食，因此眼圈上总是带着几分疲惫。盥洗之后，他坐到御案前，先读了一段先朝《实录》——这是他每天的例行功课，从来不敢懈怠的——但思绪却怎么也走不进先辈那辉煌的文治武功中去，他知道是昨晚签发的那道谕旨让他心神不定，便索性丢下《实录》，又把谕旨细细看了一遍，似乎还要作最后的定夺。资质差的人往往谨小慎微，又特别注重细节，总想把什么事都办得滴水不漏。这或许也和他十七岁就被内定为皇太子，直到三十九岁才登基即位有关，漫长的等待是在如履薄冰的拘谨中度过的，把一个帝王本该具备的胆略和气魄一点一点地消磨殆尽。况且漕运关乎天庾正供，兹事体大，不能不再三斟酌的。想到这里，他又提笔在谕旨的后面加了两句：
至江广帮船应否同江浙漕船一体转运海口，俟江浙等帮海运有所成效，再行归并筹办。
写完以后，又看了一遍，觉得很妥当了，才最后下定了决心，叫内臣拿过去用印，天亮后再送到军机处去。
这是一封关于漕粮试行海运的谕旨，确实不同寻常。
清代的历史到了十九世纪初叶，“康乾盛世”的余辉已日见黯淡，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华彩演出，几乎耗费了它全部的家底和行头，也耗费了它全部的生命精神。既然一切都已经登峰造极，那么等待着它的只能是人去场空的大悲凉。而曾经为那场演出殚精竭虑的大运河也一下子衰老了，如同一个早年操劳过度的村妇，一进入中年就过早地显出了龙钟之态。它蓬头垢面，步履蹒跚，原先健壮饱满的身躯变得松垮疲塌了，仿佛纸糊的一般，再也经不起风吹雨打。那日益枯瘦的运道是它白发下的皱纹，记载着与生俱来的劳碌和忧患。特别是苏北里运河那一段，由于黄河和洪泽湖的轮番侵淫，更是危如累卵，老天爷打个喷嚏也会引出一场塌天大祸的。虽然历朝历代都把河务和漕运作为头等大事，但每年四百余万石的漕粮转运，压迫得大运河连喘气的机会也没有，因此，所谓整治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结果是越补越破。就像道光黄帝裤子上的补丁那样，流感一般传染了满朝文武，弄得朝堂上一片破旧的气象。河漕积重难返，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于是，从嘉庆年间开始就有人提出漕粮改行海运的建议，但事关祖宗成法，每次廷议时都要吵得昏天黑地的。从表面上看，海运与河运只是走漕的形式之争，但实际上牵涉到一个根深蒂固的体制问题，即从传统的政府包揽向招标商办的变革。官办的河漕体制法久弊生，养活了一大批冗官蠹吏，上至中央大员，下至仓胥运兵，一个个都乐此不疲地营私舞弊，把漕运视为自己千年不败的铁杆庄稼。一旦变革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便如同掘了他们的祖坟一般，岂能善罢干休!加之嘉庆道光这两代帝王都是守成之主，缺乏敢作敢为的勇气，海运之议，遂一再搁置。
到了道光四年，机会终于来了。
这一年，由于南黄河水骤涨，高家堰漫口，自高邮、宝应到清江浦一线运道浅阻，挽输艰难，到了北方的漕船放空都回不去了。天大地大，吃饭问题最大，中国的好多事情不等到饿死人的时候是不会有人去解决的。如果光是老百姓没有饭吃倒也罢了，问题是运河梗塞，正供无源，若长此以往，恐怕连达官贵人也要喝西北风了。到了这时候，还死抱着祖宗成法有什么用?因此，当江苏巡抚陶澍重提海运时，道光只得同意让他试试。
陶澍，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壬戌进士。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湖南人是很干了一番事业的，咸同年间的几位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差不多都是湖南人，其中左宗棠是陶澍的儿女亲家，而胡林翼则是陶澍的女婿。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崛起，大致就是从陶澍开始的。
道光皇帝让陶澍试试看，但陶澍知道，其实用不着试，海运肯定比河运优越。
陶澍来到了上海。那时的上海，由于海运的发展，已经很有点模样了。自康熙二十四年开放海禁以来，往返于天津与上海之间的沙船日益增多，商家将关东地区的豆麦运至南方销售，每年的运量都在一千万石以上。然后再将布匹、茶叶等“南货”贩载北上。由于南货分量较轻，且往往不能满载，故称“放空”。为求船行平稳，常常不得不在吴淞口用泥土和石块压舱。现在正好利用这些北返的沙船运载漕粮，既然是“放空”捎带，运费自然低廉，反正空着也是空着，挣一个是一个。陶澍是个很干练的人，一切都办理得相当顺利，从接到圣谕到漕粮出海，只在兼旬之间。当他站在吴淞口外浩荡的春风中，目送着装载漕粮的沙船扬帆北上时，这位湖南人都想了些什么呢?后人不得而知。好在《清诗记事》收有他当时写的几首七律，从中可以窥见一斑。且看：“申浦重来策骑从，望洋镇日话从容。”何等的潇洒；“指点扶桑云五色，日边好路近长安。”又是何等的自负，那种躇踌满志的心态跃然在目。这里所说的“好路”恐怕不光是指海运漕粮这件事本身，而且也包括自己的官场仕途的。“日边好路近长安”，他说得很含蓄，但无疑又是满怀憧憬的，对眼下的事业和今后的前程都充满了信心。沙船从上海出发，经崇明十水滧而东，再沿南黄海北上，扬帆四千余里，十余日即达天津。接着回空再运一次，五月中旬即两运告竣。由于运期缩短，漕粮霉变损耗大减。加之商船“不由闸河，不经层饱，不馈仓胥”，省去了许多盘剥和周转，较之河运，不仅节约了十余万石的损耗，还少花了十余万两的运费。而对于商家来说，既能弥补北上放空之损失，可又增加收入，自然闻风鼓舞，乐得为之。道光六年春天的首次试行海运，可谓相当圆满。
这样看来，海运确是应当替代河运的了。
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随着海运的成功，反对阵营的鼓噪也随之甚嚣尘上，其中最厉害的一手就是危害耸听，以“稳定”来要挟皇上，说废除河运将造成数万运丁和水手下岗，这些人的饭碗被敲掉了，必然心怀怨愤，聚集滋事，成为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他们甚至故意制造谶语，神神鬼鬼地散布什么“木龙断，天下乱”。木龙者，漕船之连樯也，意思就是废除河运将招致天下大乱。这实在是很厉害的一手，对于任何一位统治者来说，最让他们耿耿于怀的就是“稳定”。既然稳定压倒一切，自然也就压倒了变革、压倒了民主、压倒了惩治腐败的正义呼声，也理所当然地压倒了老百姓的肚皮。为了稳定，什么样的代价都是可以付出的，只要自己还坐在权力的殿堂里，其他什么都好说。于是，维护稳定便成了贪官污吏们维护既得利益最堂皇的旗号，甚至成了一只藏污纳垢的大垃圾桶——他们可以“稳定”地贪污收贿，“稳定”地压制舆论，“稳定”地胡作非为，却唯独不能容忍稍微不那么“稳定”地变革旧有的秩序。他们捞了那么多的好处，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搞得民生凋敝，天怒人怨，从来不曾觉得有碍稳定。现在别人要触犯一下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就关心起稳定来了，认为天下要大乱了。他们这一鼓噪，软弱的道光果然就动摇了，他明明在先前的谕旨中说过，南方其他各省的漕粮海运事宜，“俟江浙等帮海运有所成效，再行归并筹办。”现在，成效明摆在那里，他却不认账了，反而下了一道言辞峻厉的谕旨，一开头便说：“朕思海运，原非良策。”
道光六年下半年的皇上，否定了道光六年上半年的皇上，而且理直气壮，一点都不脸红。这就是当皇上的好处——他可以说话不算数。
在洋洋洒洒地陈述了一通海运之不可行之后，皇上居然恶狠狠地反问那些支持海运的官员：“受国厚恩之人，其可不禀天良耶?”
究竟谁不禀天良呢?真是匪夷所思!
最后又是一番严旨切责：“倘明年河运不能通畅，贻误漕运，咎有攸归。朕言出法随，决不宽贷。”
这就是说，从道光七年开始，河运又一切如常。
当然，道光毕竟不是个太刻薄的人，他只是资质太差，分不清好歹。在停止海运的同时，他又想到对陶澍还是要安抚一番的，那就再发一道谕旨吧：
陶澍(在试行海运中)亲驻督办，深协机宜，著赏戴花翎。
一副花翎把陶澍打发了，也把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给打发了，他打发得相当得体。
但这种打发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在不久以后将会看到。试想一下，道光六年离鸦片战争还有十几年时间，如果当时就全面实行海运，并按照海运的要求着手中国的海军建设，那么，在十几年以后，英国人还能凭几条三樯战舰在我们的大门口横冲直撞吗?
一个平庸的时代是干不出什么有远见的大事的，道光本身是个很平庸的人，这就注定了他只能重用那些平庸的官僚，例如像谨小慎微而专坏大事的曹振镛那样的人。曹振镛的为官之道很简单：多叩头，少说话。他把仅有的一点智慧都用在揣摩皇帝的心思上。有一次道光上朝时穿了一条打补丁的裤子，曹振镛马上叫家人翻出箱子底下的旧官服，也打上补丁。此风一开，满朝文武竞相仿效，弄得京师估衣铺里的旧官服供不应求。道光六年左右，清廷内的河运派和海运派争论得沸沸扬扬时，首席军机大臣就是这个曹振镛，和他搭档的还有一个潘世恩，这个一脑子糨糊的老官僚同样因平庸而显达，从乾隆末年开始，居然一路青云，荣际三朝，到八十多岁时还赖在军机处不肯退休，连道光也有点讨厌他了，二十九年四月，一天大雨过后，皇帝下了一道谕旨：“本日又获甘霖，地面一片湿滑，潘世恩可毋庸进慎德堂，虽有扶掖之资，难抒眷念之意。”慎德堂在圆明园，是皇上日常召进军机的地方，皇上的这几句话说得很有人情味，但弦外之音却不怎么动听：你老潘这么一大把年纪，该致仕回家了。潘世恩知道赖不下去了，只得自请罢直，回苏州养老去了。苏州有名的大儒巷潘家，就是此公的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