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臣子，这样的朝廷，这样的时代氛围，怎不让有识之士仰天浩叹!
道光七年秋季，江苏巡抚衙署的掖房内，一位青年书生正在为陶澍赶写一篇鼓吹海运的大文章。秋容惨淡，秋声飒飒，那是天地万物在衰老中不甘寂寞的演出，不是为了谢幕，而是为了铺垫出来年又一个灿烂的生命季节。书生条分缕析，议论纵横，正反推演，雄辩滔滔，经世致用的思想风骨借助于汪洋恣肆的才情，文势如长河飞瀑，奔流直下。写到得意处，他自己也不由得为笔下的雄文劲采而击节赞叹。在文章的最后，他大声疾呼：
天时人事，穷极变通，舍海运别无事半功倍之术!
这篇文章就是后来被人们传诵一时的《复蒋中堂论南漕书》。
蒋中堂即两江总督蒋攸铦，他刚从军机处外放江南。军机处实际上是个很闭塞的地方，也是容不得思想锋芒的地方，他开始并不赞同海运。但这个人比较正派，也并不固执，在陶澍的游说下，对海运的态度有所转变。因此，上任伊始，便着手研究来年河运与海运孰者可行的问题。他把这份问卷交给陶澍，实际上是想借助于陶澍的答卷上书朝廷，对道光皇帝的决策施加影响。而陶澍把这么重要的问卷放手交给一位青年书生，亦足见对他的了解和信任。
这位书生也是湖南人，他叫魏源，字默深。这一年，他刚刚进入陶澍府中做幕僚，在未来的三十年中，中国的思想界将会不断听到他那振聋发聩的声音。
22憔悴的老妇人
在入陶澍幕以前，魏源曾三入京师，其中有两次走的是运河水道，因此，他对大运河的了解就不光具有一个思想者的理性思辨，也洇染着人生经历中的感情色彩，数千里运道上的辗转之艰，艄公纤夫的风霜之苦和沿途关胥的盘剥之酷令他感慨良多。这条衰老的大运河实在已经不堪重负了，一个庞大的王朝拖累了大运河，大运河也拖累了一个庞大的王朝。
说不尽的漕运，欲说还休，却又不得不说。
那是怎样一种艰难卓绝的远征!每年数百万石的粮食(当然还有其他御前用物)从南方起运，千里迢迢地辗转北上，用以充实京师或供应军旅，抑或分储仓廒。漕船所过之处，江河大泽的风涛之险且不去说它，为了解决水位落差问题，光是沿途的那些堰闸就要费多少周折。像瓜洲和清江浦的那种磨堰，每一次通过时都要把船卸空，再用牛拉的绞盘把空船拽上去。木质的船底贴着石砌的堰坝，一点一点地向上“磨”，绞盘牵引的粗麻绳不堪重负地呻吟着，有如巨大的弓弦，期待着把痛苦射向天空。健壮的牯牛——它们是农耕时代无与伦比的大力士——在重轭下也显得步履艰难，全不像在场头地边那般优雅。那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幕，似乎每艘漕船都要以伤痕累累作为进入京师的印戳，都要体验一次绝望中的诞生。天空、太阳、流水、牯牛因用力而绷紧的后胯，还有船夫严肃的面孔，全都冷峻得有如生铁一般。这里几乎体现了那个时代科技发展的最高水平：绞盘的运用，人力与畜力的通力合作，杠杆原理与支点的转换，船底与石堰的摩擦系数如何控制在极限之内，等等。这时候，你可以闻到汗的气息，血的气息，甚至还有火的气息——是那种潮湿的、欲燃未燃的焦灼气息。木头与石头——它们都是阴阳五行中最古老的音符——之间的摩擦曾点燃了原始人类的文明之火。而在它们各自的生命中，它们也曾相依相偎过，那是在它们青葱饱满的年华，那时木头不叫木头，它因具有生命而被称为“树”。而石头也是原生态的，并不曾被人工砍削嵌砌成水坝。现在，它们却被安排在大运河上的一道磨堰前，让它们演示一出力学与美学的最高形式——在互相咬啮中痛苦，在痛苦中完成托举和升华。而这种咬啮一旦超出了极限，那艨艟巨舟就会在石坝上花瓣一般绽开，成为一堆积木漂流而去，最后又依偎在岸边的几棵老树根下——这种结局虽然带有某种宿命色彩，却并非大地的本意。
当年的瓜洲堰，用牛达二十二头之多。谁能想到，那最后云集在天子脚下的如林的帆樯，竟是负载在这些牯牛的重轭下，一艘一艘地“磨”上石堰的。
大运河最直接的功用在于漕运，就像牛的功用在于耕田拉车，骆驼的功用在于穿越沙漠一样，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来说，大运河就是忍辱负重的骆驼和牛。千百年来，人们对它的役使几乎到了贪得无厌的程度。历代的统治者无不把漕运作为立国之本，无论是雄才大略的明君还是抱残守旧的庸主，他们注视运河的目光都一样的殷切。漕运!漕运!这一惊一乍的幽灵时不时地就会出现在八百里快马送来的奏报中，亦时不时地闯入君王玫瑰色的梦境。北宋王朝定都开封，漕运仰仗汴河。每年夏季汴河发大水时，宋太宗赵匡义都要亲赴治漕工地视察。有一次车驾陷入了泥淖中，他就下车步行。九五之尊的帝王连同一班随行的近臣，一个个都弄得泥猴子似的。殿前都指挥使跪在面前叩头不止，恳请皇帝回宫，被他一番痛斥。其实，比之于后来的元明清几朝，宋代漕运的规模还不算很大，但已经弄得皇帝这样狼狈了。是呵，就这么一条纤纤弱质的运河，却担负着泱泱京师的日用衣食。数千里运河线上，关山迢迢，风险莫测，再加之洪涝、干旱、盗匪、战乱，还有种种弊政造成的人祸，这些都是它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只要哪一个环节上出了纰漏，京师里嗷嗷待哺的百万生灵将何以就食?
漕运，这纠缠了中国历史数千年的梦魇，面对着你苍古的风尘和含辛茹苦的哺育之功，我们该说些什么呢?
为你唱一首古朴而深情的颂歌吗?用青铜编钟和大运河边的芦笛伴奏，讲述一条河和一个民族的历史，那当然是应该的。作为农耕中国的生命线，漕运对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和巩固居功至伟。秦时明月汉时关，疆域辽阔的秦汉大帝国是以邗沟和鸿沟的开通为前奏的。而人们至今仍然津津乐道的盛唐气象，其源头应该上溯到隋代大运河的千里清波。元代最终形成的京杭大运河，则又无疑为明清两代的文治武功奠定了基础。长河千古，沧桑无语，从中我们却可以发现，专制社会有时确实可以办成一些大事，虽然那往往要以滔滔血海和累累白骨作为代价，但对于历史而言，那是值得的，因为我们赢得的是一个让整个世界都为之嫉妒的大中华。
但我们要说的不仅仅是这些。
我们还要说，大运河，你是不是对一个封建的中国过于娇宠了?你几乎把一切都准备得那么精细周全，然后焐热了，嚼烂了，喂到它嘴里。它用不着稍微运动自己的肢体，也用不着像原始人类那样不断强健自己的器官。久而久之，你突然发现，它虽然已经皱纹满面，白发苍苍，却仍然是个没有思想、更不会行动的软体动物。你那舳舻千里的供养太殷勤恭顺了，过分的溺爱和迁就使它在饱食终日中丧失了进化功能。这种爱的方式，福兮?祸兮?谁人曾予评说?
我们不妨看一看中国的漕运史。漕运大致肇端于春秋末期，那时正值中国的封建制开始挣脱奴隶制的桎梏，生气勃勃地走上历史舞台。而它的衰亡则是在清朝末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廷正式下诏废弃漕运。此后不久，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就寿终正寝了。也就是说，漕运是和中国的封建制度相始终的。这究竟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潜藏着某种深层次的历史必然性呢?
漕运对中国社会的渗透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经济方式和政治形态，它几乎深入到社会肌体的每根神经末梢，决定着那个时代的情绪、时尚、视野、风俗，以至生活节奏和生命精神。当农夫们在春天的原野上播下第一把谷种时，当村妇们在古老的织机上抛出第一梭纬线时，当镰刀、牛车和碌碡在跃跃欲试中等待收获时，他们想到的除了自己饥肠辘辘的肚皮，就是那有如家族背景一般古老的使命：漕供。为了自己的肚皮，为了官府的漕供，他们世世代代地劳作，这就是他们简单而质朴的生活信条。而京师里的达官贵人们则要潇洒得多，举凡日用衣食自有漕船送来，他们几乎伸手可及。当他们憧憬着民间的某种美食珍玩时，也只要在给各州府的“红头文件”中加几行字，所需的一切便会沿着大运河源源送达。即使是皇上有所赏赐，也总是真珠彩帛或女乐什么的，让他们拿过来就可以直接受用。这种舒舒服服的受用甚至闹出了这样的笑话来,据说宋朝的蔡京一日偶然问他的孙子，煮饭的米是从哪里来的,孙子回答是出自席包。因为开封的米都是漕船从江南运来的，漕船装米都用席包。——这位纨绔子弟似乎并没有说错。另一则笑话说的是，明代北京的官员吃惯了通过“快马船”从江南进贡的鲥鱼，由于路途遥远，那些娇贵的时鲜货送到京城时都腐烂发臭了。一官员调任南京守备衙门，时值初夏，厨师天天给他做新鲜鲥鱼。此君虽然吃得十分开心，却始终不认为盘中美味是鲥鱼，因为在他看来：不烂不臭，怎么会是鲥鱼呢?这种黑色幽默虽然荒诞，但折射出的社会世情却是相当真实的，由于被漕运喂养得太久了，京城的衮衮诸公们已经丧失了起码的心智。
在这里，产品的商品属性消失了，市场作用被淡化了，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一切都是以实物的形式提供的，一切都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之内。历史上的大运河曾多次改道，漕运方式亦时有变革，但有一点始终没有变，那就是，把南方经济中心和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连结起来，让南方供养北方。这种实物供养式的漕运制度，客观上压制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维护了乡村中以土地为纽带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格局。在这种体制下，小民百姓们固然丧失了走向市场的欲望，就是官僚贵族们，他们聚敛财富也不是为了用于投资和发展再生产，而是把银子堆在仓库里，每年夏天搬出来晒晒太阳，寻求一种心理快感。或者用于购置土地，好在晚年致仕后有一块优游休憩的田园。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银子和土地才是千年不败的“铁杆庄稼”。漕运就这样把一个封建的中国紧紧束缚在土地上，让它在自给自足中陶醉、僵化，直至腐朽衰亡……
其实即使在“康乾盛世”那个时候，大运河也已经显出疲态来了。只不过那时国力强盛，舍得把银子花得流水似的，大运河就像一个用了激素的病人一般，还能勉强维持一种富态相。但这种富态不是雍容，而是虚胖，所谓娴静优雅已远离它而去了。康熙乾隆前后十二次南巡，主要目的都是巡视河工，游乐倒在其次。特别是康熙帝玄烨，早在亲政以前就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三件大事，亲自书写了挂在宫中柱子上，以备顾视不忘，这三件大事中，就有两件是与运河有关的。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三藩既平，玄烨即首次南巡。这次因对治河心中无数，只能先为视察，故称“视河”。原计划先经山东祭奠泰山和拜谒孔庙，但当他祭毕东岳，刚刚在郯城驻跸，有河道总督靳辅向他奏报苏北大水，下河七州县一片汪洋。康熙闻报，随即改变行程，先行南下巡视河工，待回銮途经山东时，再拜谒孔庙。他不喜欢搞形式主义，在他的谕旨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实心任事”。他自己也是“实心任事”的，河务是基本国策，不实心任事不行。
康熙的这次南巡，还引出了一场关于治河方案的大辩论。辩论的一方是皇上自己，另一方则是治河名臣靳辅。这场辩论长达三年之久，其中有具体的方法之争，也有权力场中的恩恩怨怨。按理说，在专制时代，君臣之间是没有辩论可言的，更何况是康熙这样的一代雄主。之所以会“辩”起来，一方面是由于靳辅不屈不挠地据理力争，一方面也是由于康熙处理得很审慎，他并不意气用事，以势压人，相反倒颇有一点民主作风。事情虽有些曲折，靳辅也曾一度被罢官，但实际上的治河方案还是按他的一套去实施的。在这场辩论中，有一个叫于成龙的大臣也颇为活跃。于成龙是有名的清官(前些时因为一部《清官于成龙》的电视连续剧，让他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但他对靳辅有成见，一直站在反对派的阵营里。这个人清廉是清廉，治河却非行家，而且既以清官名世，就处处有点求名的味道。康熙曾一度派他督理里下河工程，结果发现根本不行。这说明，清官不一定就是好官，在一个清明向上的时代里，人们需要的当然是好官；只有在吏治日坏时，人们才呼吁清官，这是一种情绪化的表现，也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意思。
那么，靳辅是不是清官呢?这个问题不大好回答，因为只用清贪二字来评价官员，实在是过于简单化了。正好，康熙也曾当面向靳辅提过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回答的。
康熙问靳辅：“你手下僚属中有谁最为清廉?”
这是旁敲侧击的说法，名为打探僚属，实为打探你靳某本人。谁不知道“长河决口，黄金万斗”，总河是个肥得冒油的差事呢?
靳辅回答得很得体：“清廉二字，人所难能，为大吏者必定要法己率属，然后才可责人。臣起家寒微，蒙皇上隆恩任总河一职，但如果说一文不取，一文不与，臣也难以做到。”
为什么“难以做到”呢?听着，因为他在这个位子上也要开销，例如对手下僚属的激励赏赉，例如方方面面的应酬交际，例如各种名目繁多的公务和摊派，等等。这些都没有正项支出，只能打到河工经费中去。
然后他又声明：“不过若谈到贪图富贵，颠倒是非，贪赃枉法，妄取钱财，妨碍公务等事，臣则断然不敢做的。”
康熙听了，不禁哈哈大笑，对身边的侍卫和大学士们说：“他说的都是实话。”又对靳辅说：“如此足见你不骗朕了。”
也难怪康熙对靳辅的“实话”感到满意，因为他知道，河工向来是河官借以中饱私囊的好地方，要真正做到一文不取确实很难；河工又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人事关系，要真正做到一文不与也很难。靳辅是聪明人，他知道皇上也是聪明人，还是实话实说的好。
像靳辅这样的官，不光皇上满意，老百姓大体上也是满意的。中国的老百姓向来是最大度的，他并不是一定要你两袖清风地当苦行僧。你多吃一点、多喝一点、多拿一点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你吃过了、喝过了、拿过了，要为老百姓办事。最可恶的是有一类人，他们什么本事都有——吹牛拍马，卖官鬻爵，包二奶，养情妇，花天酒地——却唯独不为老百姓办事。靳辅虽然不能算一尘不染，但他为治河鞠躬尽瘁，最后死在任所，这样的官员即使放到现在，也还是值得称道的。
可怜的康熙，几乎从他亲政的第一天起就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大运河，长时间地注视某一种事物，要么使人昏昏欲睡，要么使人歇斯底里。康熙是精神上足够强健的帝王，但他的雄才大略后来也被消磨得婆婆妈妈的，特别是苏北里下河那一段，大运河与黄河、淮河、洪泽湖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年复一年的溃泛和修补，使那里成了大运河肌体上最顽固的病灶。康熙六次南巡，基本上都是冲着那块病灶而去的。
首巡视河，二巡谋河，三巡治河，后来的几次则是检查治河规划的落实情况。他对河工太看重了，因为看重而容不得丝毫的拆烂污，一旦听说有在工程上弄虚作假或经济上手脚不清的，处置都很严厉，有时甚至免不了意气用事。例如曾有人告发某河官亏空库银三十万两，康熙大怒，让九卿议他的罪，大家都说要“大辟”(一种酷刑，将人拦腰砍断)。但当时的礼部尚书韩菼认为，亏空的银子是康熙南巡时花在接待上，并非贪污，这种情况应该让皇上知道。韩菼是康熙年间的名状元，很受赏识的，但自从讲了这句话以后，他就不再被赏识了，反而经常因为一点小事被皇上斥责，到了后来连有病想辞职也不准，终于死在任上。康熙对河工太看重了，他这是恨屋及乌。讲真话不仅要看对象，也要看时候的，韩菼的真话讲得不是时候，他只能咎由自取了。
经过康熙年间的治理，大运河似乎又有点容光焕发的模样了，这容光是“康乾盛世”的一道底色，清代上升时期那一百余年的盛世风华，都是在这道底色上打理出来的。乾隆是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帝王，六十余年的太平天子，端的是天上人间，良辰胜景。他也曾六次南巡，而且打的旗号也是巡视河务，但他已用不着像祖父那样宵衣旰食、栉风沐雨了。他只是巡视，并不是去解决什么问题的，余下的精力都用在游乐上。帝王的出行本来就相当排场，若一旦与游乐有关，那排场就更加倾城倾国了。别的不说，光是御舟经过的地方给纤夫准备的便桶，每县动辄万千，而且都要是新做的。御舟一过，即破碎无遗。成千上万只破碎的便桶散落在运河两岸，成为乾隆南巡的一大景观，也成为康乾盛世最后的奢侈。感谢野史笔记中的这类记载，它让我们看到的南巡不光是流金溢彩鲜花着锦的香艳故事，也包括了一些不怎么起眼的小情节。
康熙的首次南巡是在1684年，而乾隆的最后一次南巡则是在1784年，这中间正好一百年。乾隆是不是有意在祖父南巡一百周年的时候来结束自己的盛典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在从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末的这一百年间，人类世界发生了一系列深刻而巨大的变化。
例如：
1689年(康熙第二次南巡)，英国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宣告了英国的专制政治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两年前，牛顿完成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提出了具有经典意义的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开辟了一门崭新的学科——理论物理学。
1769年(乾隆第四次南巡不久)，英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蒸汽机的轰鸣不仅打破了田园牧歌的宁静，而且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1789年(乾隆最后一次南巡后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愤怒的巴黎市民攻陷巴士底狱，发表了著名的《人权宣言》。从此，“天赋人权”便成了我们这个星球上最鼓舞人心的一面旗帜，也成了让专制者最忌讳的一道符咒。这一年，距英国通过《权利法案》正好一百年。
在这一百年间，欧洲人干了那么多了不起的大事，中世纪的坚冰被打碎了，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变革的热情和智慧的风暴席卷欧罗巴大地，从探究宇宙奥秘到发明避雷针、温度计、煤气灯、蘸水笔之类的小玩意，到处是五花八门的创造和生气勃勃的宣言，科学发现的欢呼和王冠落地的哀叹此起彼落，革命、权利、定律和定理成了一个时代最神圣的词汇。那么在东方呢？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两代帝王却把精力消耗在修补一条运河上，而修补的目的无非就是维持一个王朝的衣食温饱。相对于欧洲人轰轰烈烈的足音，他们精致的修补显得那样空洞而苍白，那一次又一次盛大的南巡也成了一种仪式化的滑稽表演。无论是雄才大略还是实心任事，他们的目光始终没有能越过大运河的堤岸和帆影，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境界。那期间，大运河的容光焕发实际上是一种回光返照，徐娘老矣，韶华不再，这是很无可奈何的，不管怎样强打精神巧梳妆都难以掩盖衰老的痕迹。而且这种强打精神恰恰加快了衰老的进程，乾隆以后，大运河如同那个危机四伏的盛世一样，从华彩的顶峰迅速跌落下来，从此一蹶不振，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妇人。
还是开头说过的那两句话：一个庞大的王朝拖累了大运河，大运河也拖累了一个庞大的王朝。
23道光十九年
道光十九年一月，钦差大臣林则徐离开京师驰赴广东。他没有走运河水道，运河水道是浪漫的消受，需要足够的耐性。林则徐是雷厉风行的人，他走的是旱路，随行的只有马弁一名，兵丁六名，厨丁三名。林本人乘坐大轿一顶，自雇轿夫十二名，所带行李自雇大车两辆。坐轿、大车等工钱均由自己开销。作为钦差大臣，这样的轻装简从本身就是一种姿态。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的出场，是以一种开风气之先的另类姿态走向前台的，他也因此走进了中国近代史的视野。
他是奉命去广东查禁鸦片的。这一查，就查出一桩石破天惊的大事来了。
清朝的历史到了道光十九年，各种矛盾和苦闷已渐趋饱和，各方面的忍耐也达到了极限，这一年是注定了要弄出点大事情来的。
各种修修补补的改革当然也在进行，例如试行海运、整饬盐政、裁撤梨园、宽弛文网等等。但所有这些都是隔靴搔痒式的，一碰到矛盾就赶紧打住。热闹了一阵子的海运早已偃旗息鼓，京师的漕供仍旧依赖运河，不为别的，只为保险。道光是个苛俭抠门的“老农”，四平八稳地守着一摊子家业。他的眼光也完全是老农式的，忧虑中带着几分苟且。他曾在给臣子的谕旨中打过一个老农式的比方，说国家目前的景况就有如一座破房子，梁柱已经大坏，只能修修补补地维持现状，断然动不得大手脚的。在这一点上，他似乎还比较清醒。于是房子一天天地破败下去，越破越补，越补越破，几乎到了风雨飘摇的地步。
林则徐离京三个月后，他的朋友龚自珍也离京南下，离京的原因是“因故罚俸”，这个“故”，就是他太狂傲了，不见容于那个时代。当时龚自珍在礼部当一个小司官，正六品，每年俸银六十两。一个才华盖世的思想家和诗人，在冠盖如云的京城厮混了整整二十年，才从从七品升为正六品，相当于一个为王府管家的“包衣大”，这实在是很寒碜的。冷署闲曹，俸入本薄，龚自珍又是朋友人，景况就更加窘迫。好友王元凤受谴戍边，又把家小托付自珍，寄居龚家。龚妻何氏为生计所迫，曾向王元凤的妻子潘氏借金钗当钱，再去籴米买盐，却久久无力赎回金钗，使自珍夫妇惭愧不已。罚俸后的景况自然就更加不堪了，房主叩门讨租，谩骂声不绝于耳。笔砚冷落，形影相吊，连心爱的藏书也难以保存，一个穷京官的潦倒之状，恐怕无过于此了。那么就回江南老家去吧，幸亏得到了一个同年好友的资助，他才得以离京南行，否则是连盘缠也无法筹措的。他的离京与其说是对官场的失望，不如说是对清王朝的失望。京师太压抑了，这里充斥着蝇营狗苟和敷衍塞责，还有权贵的呼喝和小人的谄笑。“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在一种世纪末的病态气氛中，醉生梦死便成了最大和最后的挥霍。这里根本不需要思想和才华，思想和才华如果再加上正直的品格，在这里是最不值钱的，它只能加重你的生命负荷，让你成为不合时宜的独行客，在无声无息的贫困中慢慢地窒息。书生之累，世代皆然，而在一个满目荒芜没有生气的时代里，就更加令人触目惊心了。
他不携家眷，只身南下，雇了两辆骡马大车，一辆坐人，一辆装载文卷书籍，缓缓出城而去。京师的高楼檐角，连同街市的喧闹声，一同被远远地抛在身后了，到这时，龚自珍心里才猛然涌起一股惜别之情，在他眼里，京师的山山水水都是有情义的，翠微山目送他摇鞭东去，西斜的夕阳也像是增添了几缕愁绪。原来京师不光有专制与媚从，贪婪与平庸，还有我见青山与青山见我，一种苍凉悲壮的情感拍击着心扉，他又要写诗了。从道光七年开始，他几乎有十二个年头没有写诗了，这是他的第二次戒诗。为什么要戒诗呢?因为诗是性情之物，真正的诗情总是藐视法理的，而他又是生性狂傲的人，一旦诗情勃发，胸中块垒排闼而出，少不得要指点江山，抨击时弊的，这当然为官场的游戏规则所忌讳。戒诗是为了“收狂”，对于一个天生具有诗人气质的人来说，这几乎是一种残酷的自宫。现在既然已经弃绝官场，还戒它作甚?那么就写吧，他的诗原是写得极好的，一出手就不同凡响：
浩荡离愁白日斜，
吟鞭东指是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别了，京师，少年的梦，青年的抱负和中年的勃勃雄心，都留在这里离他越来越远了。他已经四十七岁，此一去，以后恐怕就要老死江南了。但惆怅尽管惆怅，忧时济世的情怀并未泯灭，即便是飘零殒落，也要化作春泥催发新的生命。一路上，他每作一诗，便写在账簿纸上，搓成一团丢在一只竹簏中。写诗真是畅快——如果你是一位真正的诗人的话——告别了令人窒息的官场生活，他“狂言重起廿年喑”，再也用不着瞻前顾后看别人的脸色了。这一年岁当己亥，他涂抹在账簿纸上丢在竹簏中的那些诗，后来收为《己亥杂诗》。
车到通州，他又挽舟南下。在道光十九年那个时候，如果说有哪一种事物最能让你耳濡目染地体味到历史的苍老和无奈，那就是大运河；如果说有哪一种方式——或者说情节——最能让你切肤之痛地感受到国计民生的困窘，那就是做一个行吟诗人伴着大运河远行。现在龚自珍来了。真应该感谢京师官场中那一幕小小的“罚俸”事件，他让一个沉沦下僚的诗人走进了大运河，也走进了大运河痛苦的呻吟，从而留下了关于大运河的一组情辞并茂的诗行。清代中期的大运河有如一位不堪重负的苦役犯一般接待了龚自珍，它形容枯槁，步履蹒跚，无论自然界的四季如何转换，它褴褛的衣衫上都扑满了衰飒的秋风。行进在大运河上，诗人那宏远的抱负只能化作无言的歌哭和叹息，在他的笔下，大运河已剥落了风情意义上的审美愉悦，只剩下流不尽的苍生之泪：
不论盐铁不筹河，
独倚东南涕泪多。
国赋三升民一斗，
屠牛哪不胜栽禾。
他已经辞官了，没有资格再去谈论盐铁与河工之类的大事了。但国脉之艰，民生之苦，又让他忍不住泪洒青衫。在南下的一路上，这不是他唯一的一次流泪，在淮浦，纤夫们夜以继日的“邪许”之声也曾牵动过他的情怀，让他涕泪纵横。这里是大运河与淮河的交汇处，由于运道淤塞，水路狭浅，致使北上的漕船都得由人工一艘艘地挽牵过闸。前人在诗中曾描写过漕船过闸时那种“邪许万口呼，共拽一绳直。死力各挣前，前起或后跌。”的艰难。“邪许”为纤夫的吆喝声，夜阑人静时，运河上的这种“邪许”声自有一种悲怆的伤怀之美，它在一个关心国计民生的知识分子的心头激起的波澜是如此强烈：
只筹一缆十夫多，
细算千艘渡此河。
我亦曾靡太仓粟，
夜闻邪许泪滂沱。
从一艘漕船需要十个人拉纤，想到一千艘漕船北上京师将需要多少人的劳动，又想到自己也曾在京师中消费过官仓的粮食，于是诗人由内疚而上升为对国事的忧患。有人认为末句的“泪滂沱”是为了凑韵，感情上不够真实，夜闻纤夫的吆喝声，可以使他内心感到惭愧，何至于泪雨滂沱呢?似乎太过分了。这样的理解实在过于头巾气，因为人的情感方式是不能用定理来规范的，有的人可能死了亲娘亲老子也照样谈笑风生，而有的人即使看到一片凋零的花瓣或一缕夕阳下的炊烟也会流泪的，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少数人能成为诗人的缘故，以龚自珍那样的气质，亢奋激昂中又蕴含着低沉哀婉，这滂沱的泪雨既是一个诗人内心情感的个性化诉求，又体现了一个富于使命感的有识之士在大厦将倾时的苦闷和痛苦，一点也不矫情的。
五月中旬船过淮浦，过了淮浦就进入里运河了。
这里是大运河最多事的段落，也是最繁忙的段落。淮安是漕粮中途盘验的总站，各帮漕船过淮的日期都有严格的规定，超过了限期，不仅船主吃罪不起，而且沿途的官府也要被追究的。因此一路上胥吏催逼，如狼似虎。龚自珍乘坐的小船在漕帮的夹缝里且走且停，两岸是里下河凋敝的乡村。一个时代的衰败气象往往不是洋溢在上流社会的笙歌舞影中，那些人恰恰是最麻木的；而是渗透在平民生态的每个细部，例如灰暗的天空下荒芜的田野，破水车有气无力的呻吟，或者乡民们脸上的菜色和迷茫的眼神。五月的乡村本该是丰饶而欢悦的，但去年秋天的大水还没有完全退去，运河大堤上随时可以看到灾民搭建的临时窝棚，满目疮痍，万户萧疏，民众的疾苦有如乌云一般笼罩在龚自珍的心上，诗人禁不住又潸然泪下。
从饥民和纤夫的身影中，龚自珍又想到了去南方禁烟的林则徐。国势衰微，万方多艰，现在大清王朝面对的难题已不光是河务和漕运，还有那洪水猛兽般的鸦片。几个月前林则徐出京时，他曾写过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情辞慷慨地提出了自己对禁止鸦片贸易和杜绝白银漏巵的十项意见，对林则徐不仅托之以国家的重望，倾诉了惺惺相惜的挚友情谊，也表示了自己有风云际会、随之南下共商禁烟大计的设想。林则徐在南下的车轿中细读此文，深为感奋，在回信中认为“责难陈义之高，非谋略深远者不能言”，却又婉言谢绝了龚欲随他去广东的要求：“弟非敢阻止旌旆之南，而事势有难言者。”有什么“难言”的呢?当然是政治斗争的险恶，像龚自珍这样的狂生，听听他的意见是可以的，带在身边顾问左右却容易给政敌以口实。而一旦自己在政潮中有所闪失，就反而对不起朋友了。他毕竟久历官场，考虑问题不会光从朋友意气出发的。龚自珍可能会有点失望，但他仍惦念着林则徐在广东的作为，他的目光每每越过纤夫苦难的脊梁，跃跃欲试地遥望南方：
故人横海拜将军，
侧立南天未蒇勋。
我有阴符三百篇，
蜡丸难寄惜雄文。
道光十九年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就这样弥漫在一对挚友的往来书札和诗词中。
当龚自珍思念着远在广州的林则徐时，魏源已经在扬州迎候他了。
这三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风云人物——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却同时又是挚友，这真是中国的幸运。现在，他们中的两位相聚在二分明月的扬州。魏源在这里有一处名曰“挈园”的住所，“挈”者，衡量也，衡量什么呢?以魏源的学识和志向，我想如果把这个“挈”理解为经天纬地是不会太错的。在这期间，龚自珍除了出游以外，就是和魏源探讨关于广东的“夷务”。这是两个最富于生命热情和性格魅力的男人之间的晤谈，龚自珍豪情似火，言辞风发，亢奋时每每声震屋瓦，甚至手舞足蹈；魏源则深沉宏博，见识高远，纵横捭阖中时时闪烁着智慧的锋芒。两人各有怀抱而又同气相求，巨大的民族责任感激发了他们巨大的忧患意识。在他们看来，成败的关键乃在于朝廷内部的种种责难和牵制。这些年来，因循苟且之习，贪财好货之风，欺蒙瞒骗之术，已软化了一个泱泱大国的脊梁。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说的，说的不如吹的，吹的不如拍的，如此官场，他们既洞若观火又深恶痛绝。好在林则徐是个有胆识的血性男儿，“海到无边天作岸，山临绝顶我为峰。”从他少年时代吟出的这两句联语中，就可见志向之不凡。以他那举重若轻的才干和大刀阔斧的气魄，在广州当会有所作为的。至于“夷人”方面，他们几乎都一无所知，也几乎都不屑一顾，似乎那不过是一群左道旁门的乌合之众，只要朝廷振作精神，拒之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彼等“蕞尔小夷”何足惧哉!
在扬州小憩后，龚自珍又举棹南下。绿杨城外芳尘歇，红板桥头香草多，古城风韵和故人的友情，使他的满腔悲酸得到了宽慰，他觉得自己就像时下的扬州一样，尚处于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夏末秋初。在与扬州一江之隔的镇江，他写下了一首至今为人传诵、令人振奋的诗篇，发出了苦闷而又充满热望的呼喊：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好一个“哀艳杂雄奇”的龚定庵!书生意气，声情沉烈，挥手风雷，石破天惊。这是滚过令人窒息的江天的雷声，是封建社会长夜之末，近代社会即将破晓之际的第一声春雷。万马齐喑，一马嘶鸣，他是何等的孤独；我劝天公，大气磅礴，他又是何等的顾盼自雄，一位思想先驱者的孤独感和自豪感——当然还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愤怒、彷徨、期盼和痛苦——在这首有如《风雷颂》一般的诗篇中冲冠而起，化成了一座不朽的精神巨碑。
龚自珍不愧是中国古典诗史的殿军。
24血色中的曙光
在世界战争史上，发生在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实在只能算是“小菜一碟”，因为这场缺少对手感的战争几乎无法从战略战术的任何角度加以评判。
战争的过程就不去说了，说起来让人伤心。人们总是想不通，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和四万万人口的庞大的帝国，为什么在自己的家门口被几艘远道而来的三桅战舰打得落花流水。中国人历来总是习惯于把一切问题道德化，他们理所当然地把这场悲剧纳入奸臣误国的公式，用战和之争、忠奸之辨来演绎成败是非，于是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清王朝的失败只是由于以琦善为代表的主和派占了上风，使忠勇而果决的林则徐难有作为。奸佞弄权，壮士扼腕，这只是一个古老寓言的重演。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道光皇帝在性格上不那么懦弱，让林则徐继续打下去，这场战争能打赢吗?
不可能!
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中世纪与近代之间的战争，时间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无论是将帅的谋略、士卒的英勇，还是民众的鲜血、关塞的雄峻，都不足以填补这段时间的“代沟”。
电影《鸦片战争》中有这样一组镜头，在决定对中国用兵的内阁会议上，英国海军大臣趾高气扬地说：
昨天，有个传教士告诉我，一艘英国战舰能击溃十艘水师战船。我认为他说得不对，因为一艘英国战舰可以击溃全部中国水师。
电影中的处理是真实的，英国人一点也不是狂妄自大，他们有理由趾高气扬。
还是电影中的一句台词：“大清国的灾星到了……”
说这话的是那个名声不大好的琦善，但他说得并不错。
是啊，大清国的灾星到了。蓝色的海洋文明呼啸而来，用坚船利炮打败了黄色的大陆文明，海风中带着一股野蛮的血腥气。在亚洲东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黄河、长江——当然还有大运河——滋润了发达的农耕经济，这里是大陆文明天造地设的舞台，在它的北面和西面是连绵的高山和广袤的荒原，而东面和南面则是浩瀚无边的大海，一切几乎都是与世隔绝的，一切的哲学和生活方式也是孤芳自赏、固步自封的，千年不变的男耕女织，千年不变的春种秋收，千年不变的天朝上国，还有千年不变的之乎者也礼义纲常。由汉唐至明清，这种自给自足的大陆文明走过了它温润的青春和衰飒的中年，现在，它终于走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进入了枯槁僵化的生命形态。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边，由殖民地财富所产生的资本积累对工业革命的刺激，以及对海外贸易的依赖，使得大英帝国的海洋文明正处于向外开拓的进取阶段。他们的三桅战舰带着先进的望远镜和滑膛炮，也带着开辟海外市场的扩张欲望和勃勃野心，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划出了一道又一道尖锐的弧线。现在，他们终于进入了太平洋。当东方的大陆文明遭遇到这股生气勃勃的异质文明时，就像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美丽的锦帛一样，在新鲜的阳光和空气下顷刻间就破碎了，成为几缕令人惆怅的古典怀想。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林则徐孤独地离开镇海，踏上了万里谪戍的征程。
这次走的是水路，小船先沿浙东运河迤逦西行。太平洋的呼唤越来越远了，只有运河里水声喋喋，绵绵忧思化作老人的几滴英雄泪：
不信玉门成畏途，
欲倾珠海洗边愁。
临歧极目仍南望，
蜃气连云正结楼。
“边愁”在东南，而自己却要往西北去了，那回首南望的目光中该有多少壮志难酬的无奈!
过了钱塘江再沿大运河北上，小船在溽暑骄阳下兼程前行。江南的风是纯朴而迷丽的，吹送着六月乡村燥热的泥土味，也吹送着一路细致的风暴。杭州过去了，嘉兴过去了，吴江过去了，大运河脉脉无言，它实在有太多的悲愁无以言说。真正的大悲愁总是不屑于诉说的，每年进入京师的漕粮，有一多半出自江浙，千船万斛，千辛万苦，都压在它苍老的双肩上。可是这种殷勤的供养却没有让王朝鲜活起来。林则徐突然觉得大清国就像运河两岸那田间的稻草人一般，远望时摇曳生姿，张牙舞爪，其实那都是吓唬人的；走近一看，只是一副风雨飘摇的空架子。想起来真是羞愧，自己当了大半辈子封疆大吏，也自视勤于王事，所谓日理万机无非是河务、赈灾、钱粮、刑狱，何曾想到外面的世界竟如此大变。他已经五十七岁了，对于他个人来说，这种羞愧是迟了点，但对于一个民族，知耻而勇，奋起直追还不算太晚。
林则徐的这种羞愧并不是官场失意之后浅薄的自嘲，也不是在万里遣戍的百无聊赖中偶有所感，而是一个富于使命感的封建士大夫带有根本意义的觉醒，这种羞愧将他生命中所有的智慧、才华、良知和勇气都凝聚成一种欲望。他觉得自己老了，大清国也老了，而站在对面的夷人却很年轻，连同他们年轻的舰船和大炮，甚至他们那些神奇机巧的小玩意——比如来复枪、龙尾车、量天尺、千里镜等等——都是自己做梦也不曾想过的。世道大变，天外有天，不睁开眼晴看看外面的世界不行了，尽管这样会很痛苦。但既然你选择了责任，你就不能逃避痛苦。敢于面对痛苦也显示了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质量，痛苦的过程就是涅槃的过程，不经过痛苦，你便永远只能在痛苦中沉沦，因此，拒绝痛苦的最好方式就是体味痛苦。当然，以林则徐的性格，看世界也只能站着看，决不会跪着看。站着看是一种比试，既要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又不失去炎黄子孙的尊严。那是一颗不甘屈辱的灵魂在和对手较劲，“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咱们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他抖擞身姿，把意气和激情埋沉在心底——如同夕阳满面羞愧地埋沉于西方的山海，为的是第二天更加辉煌地升起来——即使退却也不失丈夫气。而跪着看则是奴才对主子的仰视，懦夫对恶棍的乞求。跪着看的结果是永远看不懂，只会越看越觉得自己卑微，精神会不由自主地瘫软下去，只恨自己这辈子选错了爹娘。他们当然不会有痛苦，至少不会有大痛苦，因为大痛苦只属于坚挺的脊梁——当它被强行按下去时，那挣扎的愤怒和忧伤便酿成痛苦。没有脊梁的人，既不配体味痛苦，也无缘体味痛苦。
那是一个在痛苦中思考和在思考中痛苦的时代，从道光十九年三月踏上广州天字码头，到二十一年六月离开战云密布的镇海，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林则徐的思考和痛苦超过了以往五十年的总和。现在他遭遇了遣戍，又在遣戍途中遭遇了大运河。大运河是柔性和诗意的，月色下的吴歌把夜晚拉得很长，几星雨点就打湿了所有的河埠头和石板桥，乡村的迎神赛会充满了浪漫情调，整个江南都飘散着新麦饼和土烧酒的香气。十八年前，林则徐曾担任过江苏按察使，后来又擢升江苏巡抚，江南的山水风情对他是有着肌肤之亲的。命运对他是如此苛酷却又如此多情，在他最需要宁静的时候，又把他从喧闹的官场解脱出来，并赐给他一段古运河上的孤旅，为的是让他将痛苦和思考沉淀为一种思想，野草一般在大地上疯长。思想如果仅仅是思想者个人的财富，那也就仅仅是“思”和“想”，而不是思想。只有像野草一般在大地上疯长的思想，才有资格最终被称为思想。六月的江南运河如同一阕性灵派的诗词，在它的两岸，平原古典地铺展又古典地向后退去，苏州过去了，无锡过去了，常州过去了，这些江南名城都是倥偬消逝的风景。小船兼程前行，风也匆匆水也匆匆，急切得有如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去赶一次盛妆舞会，那里的一切都是心仪已久的，她期盼着一次开天辟地般的牵手和托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