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镇江，终于泊船，起岸。
林则徐要在这里盘桓几日，无论对于自己还是自己的民族，现在都处于一个大生死和大抉择的紧要关头，这时候，他更加渴望与魏源和龚自珍的相会。什么叫挚友?除了心灵之间的倾诉和倾听，理解和慰藉，相濡以沫和相映生辉而外，他们在人格和精神上也大体是同一档次的，这样，他们的交往才能不断撞击出思想的火花和创造的快乐。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彼此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说彼此都是情感和意志的延伸，因此，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排除临难受命拍案而起甚至两肋插刀赴汤蹈火。他与魏、龚就是这样的挚友，这两位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奇男子，许身家国，快意恩仇，举世皆昏，唯我独醒。他们随口甩出的几句牢骚也远远胜过朝堂上衮衮诸公们的竟日高谈。现在，魏源在扬州赋闲，龚自珍在丹阳教书，林则徐选择了镇江——在扬州和丹阳中间，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来完成自己庄严的托付。
镇江以它吞天吐地的胸怀迎接林则徐的到来。吞天吐地是镇江的位置决定的，运河在它臂间浩荡，长江在它脚下雄浑，一个力重千钧的“镇”字写出了它的壮夫本色。“地雄吴楚东南会，水接荆扬上下游。”这里襟带江海，提挈吴越，永远总是艨艟连翩的浩大景观。但吞天吐地不一定就表现为喧嚣浮躁，相反，只有浅薄的小溪才喜欢神气活现地大声呼喊。镇江恰恰是一座不事张扬的城市，它甚至有点灰头土脸的，全不似苏州和扬州那般招摇，因为名分都被它们占尽了，出头露面作人来疯的是它们，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也是它们。镇江只有劳碌的份儿，而劳碌者总是沉默的。但沉默的精神不在于享受沉默而在于积聚力量，如果把沉默惯性化恰恰是背叛了沉默的精神。于是便有了梁红玉击鼓战金山和辛弃疾“何处望神州”那样的大声音。镇江要么沉默，要么就发出振聋发聩的大声音，因为有了这大声音，它平日里灰头土脸的沉默才不是一种无奈,而显出了比喧嚣更有力量的大气。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当主战派和主和派在金銮殿上沸沸扬扬地争论时；当清朝水师在沿海要塞收集妇女的尿盆和月经带，置放在木筏上用于御敌时；当道光皇帝和满朝文武都相信夷人没有膝盖，一打就倒，一倒就爬不起来时；当大英帝国的舰队连破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一路势如破竹时，几个忧国忧民而又肝胆相照的挚友相会在镇江。直到若干年以后，人们在翻阅近代史时才会注意到，在那个多事之秋，决定中国命运的巨擘其实既不在京师，也不在广州，而在镇江的一处不起眼的庭院内，几个朋友一次不事张扬的晤谈之中。风清尘不到，潮带海声来，那座小小的庭院，连蝉噪和茶香也是令后人怀想的。
这次聚会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是：由魏源执笔，编写一本介绍世界各国的百科全书。
北固山下，没有响起梁红玉那样驱策千军的战鼓，也没有发出辛弃疾那样壮怀激烈的豪语，只有几个朋友晤谈之后的执手一握，但中国的近代史却感到了那一握中的热情和力量，在蒙昧和苦难的中国，那热情和力量足以托起一颗新世纪的太阳。林则徐给魏源带来了他收集的大量关于西方、关于世界的资料，其中包括他在广州作钦差大臣时组织人翻译的西方地理书、地图册，以及澳门出版的英人报刊，还有关于鸦片战争的重要文件。在看到自己的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时，能意识到需要知识和思想，而后才能言及战略和策略，这是那一代思想家了不起的觉醒。
长夜沉沉，大野寂寂，一派朦胧的天光射向镇江，一部划时代的煌煌巨著就要诞生了。
《海国图志》。
哦，海——国——图——志!
我们对大海本来是不应该这样陌生的，因为我们身边就依傍着世界上最浩翰的大海，历代的帝王也无不宣称自己“富有四海”。“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诗人的笔下，大海从来就是激情的渊薮，充满了浪漫的诱惑力。可是我们走向大海的云帆却很少升起，可怜的几次远航，一次是徐福，目的是为帝王寻找长生不死之药；一次是郑和，那只是炫耀国威的政治游行，顺带着为主子寻找一个流亡在海外的政治上的对手。除去自己手中的权杖和那一副贪得无厌的臭皮囊，他们还能关心什么呢?大海是帝国的屏障，幸甚，幸甚!至于大海另一边的世界，他们从来懒得去想。一个依傍着大海的民族，关于大海的激情和想象力却日益枯竭，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
我们对海外诸国同样不应该这样陌生的，因为我们曾失去了多少次与人家交往的机会。作为“天朝上国”，我们从来总是把自己以外的国家称作“蛮夷”，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屑。本来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要和人家交往什么呢?远的且不说，最近的一次，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特使率船队远涉重洋访问中国，带来了包括毛瑟枪和榴弹炮在内的六百箱礼品，要求与大清帝国签订贸易协定。但傲慢的乾隆不仅拒绝了人家的要求，还在敕书中老实不客气地把人家教训了一顿，说“中华万物皆备”，无需这些左道旁门的玩意。结果，才过了不到五十年，人家就带着当年作为礼品而不被主人笑纳的枪炮打上门来，把“天朝上国”打得一点脾气也没有。
那么，我们难道应该对一张展示外部世界的地图陌生吗?历史上的张骞西行、鉴真东渡、甘英出使古罗马帝国(据说此行曾一直抵达巴勒斯坦)，都曾是我们走向外部世界的大举动。但那些只是汉唐遗事，随着汉唐大帝国从历史舞台上的消失，中华民族那种雄视四方的气魄也逐渐衰退，连同当年留下的那些地理图册亦散佚殆尽。既然已经下定决心闭关自守，不再需要对外进取和交往，还留下这些劳什子何用?最后一批地图是被烧毁的，十五世纪三十年代，明宣宗朱瞻基下令将郑和下西洋的所有档案付之一炬，其中就包括航海图，目的很简单：为了防止后人仿效。我们当然也拥有不少勉强可以与地图沾边的东西，有些甚至被作为国宝藏之秘室，例如历代的《宫苑图》、《京畿胜迹图》、《江山万里图》等等，却唯独没有一张可以把东西方各国一览无遗的世界地图。
说到志，那就更加令人尴尬了。中国古代的志书真可谓浩如烟海，国家大事就不必说了，连道听途说的神怪符瑞之类都一一记录在案。自西汉以始，宫廷中还有一帮人专门负责编撰《起居注》，整天像特务似的盯着皇帝的日常起居，连哪天夜里“幸”了哪个妃子都写得清清楚楚。一部二十五史，每个朝代都列有《礼乐志》、《食货志》、《五行志》、《艺文志》、《地理志》等等，在那些汗牛充栋的记载中，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关于外部世界的介绍，例如在明代的志书中，英吉利被列为“朝贡国”，要知道，对于那些“蕞尔小夷”来说，准许他们向中国进贡已经是一种“恩典”和“表彰”，只有进化了的“蛮夷”才能有这样的荣幸。在几乎所有的志书中，我们就是用这样近乎无知的目光打量外部世界的。
哦，海——国——图——志!
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我们才发现，中国迫切需要一本了解世界的——《海国图志》。
镇江的约会聚散匆匆，林则徐的行期转眼就到了，挥别之际是最令人伤怀的，孤帆远影，青衫飘零，天各一方的离愁有如古运河上的晨雾一般缠绵。这几位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以后再也没有相期之日了——三个月之后，才华横溢的龚自珍客死于丹阳。“云梯关外茫茫路，一夜吟魂万里愁。”他留下的压卷之作是两首怀念故人的《咏史》诗。
时局越来越吃紧了，大英帝国的舰队步步进逼，而当时中华民族唯一能与之抗衡的只有扬州挈园里的一支书生之笔，《海国图志》的编撰与战争的进程几乎是同步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英军攻陷吴淞口，陈化成力战殉国；六月，英军攻陷镇江，切断了江南漕粮的进京运道；七月，英舰陈兵下关，中外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中国赔偿白银二千一百万两，并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九月，《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完成初稿；十二月，完成修订及序言，不久即刊刻问世。
而差不多就在同时，在深宫里闭目塞听的道光皇帝在谕旨中提出了一系列很幼稚的问题，让大臣上奏：
英吉利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里，其至内地者，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今译克什米尔)距该国若干路，是否有水路相通……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但欲图财，抑或另有诡谋?
这些现在看来都是常识性的极为肤浅的问题，竟然出自堂堂天朝大国的皇帝笔下。从道光那迷茫的目光中，我们可以想见当时整个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无知达到了何种地步。
好在我们已经有了一本《海国图志》，并且已经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师夷长技以制夷！
25美丽的脆弱
这里有一个问题，英军为什么不直接从大沽口进攻北京，而要沿长江溯流而上呢?早在两年前，他们的舰队就曾北上大沽口，亦深知大沽炮台形同虚设。在晚清历史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大规模入侵一共有三次：1840年的鸦片战争、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进京。在后两次入侵中，列强都是从大沽口入津门，然后直捣京师，从军事上讲，这无疑是效率最高的。那么，在道光二十二年夏天，英国人为什么要迂回到南方，选择长江下游向清王朝发难呢?
答案很简单：他们是冲着大运河来的。
战争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用自己最小的痛苦换取对手最大的痛苦，对于清王朝来说，还有什么比切断运河漕运更让他们痛苦的呢?果然，扼守在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镇江一失陷，清王朝就如同被对手点中了命门一般，整个地瘫软了。在侵略者的战争指南里，大运河成了这个古老王朝肌体上的一条优美的软肋。而自咸丰中期开始，因河漕逐渐停止，大运河亦失去了作为清王朝生命线的价值，到了那个时候，侵略者便只能陈兵大沽口虎视京师了。
最美丽的往往是最脆弱的。大运河太重要了，它也因重要而饱经蹂躏。从隋炀帝开通运河那一天起，历代的封建帝王也就把自己像人质一般交给了大运河。一千二百多年来，有多少次战争是围绕着对运河的争夺而展开的，我没有统计过，我只记得唐代安史之乱中的那次睢阳之战——不仅因其惨烈，更因其留下的那些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的严峻命题。睢阳当汴渠冲要，又是江淮门户，对睢阳的争夺实际上是叛军与唐王朝对运河和战略后方的争夺。唐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安禄山之子安庆绪以十三万大军围攻睢阳，守将张巡、许远以不足万人死守。战事历时十个月，孤城碧血，惨绝人寰。到了最后，城中所有能下咽的东西——包括茶、纸、树皮、草根——都吃光了，守军的战马也吃光了，连麻雀、老鼠也吃光了，张巡就杀掉自己的爱妾，让士兵们分食。许远亦杀掉他的仆人。此风一开，守军从此以人为食，先是将城中的女人全部搜出来杀死吃掉，接着又杀死老弱病残的男子充饥。前后“所食人口二三万人”。睢阳最后还是没有守住，张巡、许远皆壮烈殉国，但他们为唐军的战略反攻赢得了时间。朝廷感念其功，除追封了一大堆金碧辉煌的头衔外，还下令将二人书图于太极宫凌烟阁，在唐代，这是对功臣至高无上的表彰。《新唐书·忠义传》中亦对睢阳之战大书特书，赞张、许二位为“烈丈夫”。
面对着这两位气薄云天的“烈丈夫”，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张巡、许远的生命精神无疑有着相当的震撼力，但他们那种生命精神的实现，却是以蔑视生命作为代价的。这是真正的人吃人，三万多个无辜的大活人被另一群以正义自诩的大活人宰杀分食了，而且这种“吃”并不是手起刀落地一次完成的，而是零打碎敲细水长流，有如分批分期地宰杀大棚里的牲口一般，眼看要断炊了，就拉几个出来“做”掉。我们很难想象，那种场面中的吃人者和被吃者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一群以食人为支撑的将士，在浴血奋战中张扬着报效国家的忠勇——我实在不愿用“忠勇”这个词，怕玷污了它应有的圣洁——这就是睢阳之战。也许有人会说，那些妇女和老弱病残如果不被守军吃掉，城破后也要被叛军杀掉的。这话从逻辑上讲并不错，但我们怎么能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发落高贵的生命呢?就正如说既然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要死的，那么又何必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样。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过程，生命过程的每一步都是神圣的，对生命的尊重和爱护，应该是一切美好的情感——包括正义和崇高——的底线。也曾有人为张巡、许远辩护，说吃人这种事，“为己则不可，为国何害?”意思是说，为自己的口腹之欲而吃人，不应该；为了国家利益则无可非议。又说，“图大事者，不顾其小。”为了“伟大的事业”，死几个人算什么?可是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你们所说的“伟大的事业”最终不是为了保护生命，反而要以吃人为代价，那它又有什么“伟大”可言呢?“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口而实行。”这是法国大革命时的一句名言。君不见，那些独夫民贼们不就是借口某个“主义”，某个“原则”，或者“国家利益”，把人民当作垫背，来实现一己私欲的吗?
睢阳之战只是争夺大运河的诸多战事中的一幕，类似的情节一再演绎，成为中国战争史上独特的篇章。我想，迟早会有人把那些战事编成一本大书，题目就叫《美丽的脆弱》。大运河的历史无数次验证了这种美丽的脆弱——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大运河的鲜活与亮丽，苦难与无奈、血雨腥风与忍辱负重。经历了鸦片战争的道光皇帝就目睹了这种脆弱，夷人只要用几条兵舰在运河上游稍微晓以颜色，京师里就惶惶不可终日了。已经步入老年的道光经此变故，精神上已完全垮塌了，像许多老人一样，他变得越发胆小怯懦，终日里只图耳边清静，“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但他心里还是有数的，在临死之前，他曾力图有所振作，又一次下诏试行海运。一条衰老的运河是不足恃的，在万方多难的时局下，不能把一个庞大的王朝总是拴在运河上。
但这次试行也仅仅是试行而已，道光的生命精神已不可能再承载一次对祖宗成法的变革，最后自然又是例行故事，不了了之。
道光死于1850年，他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其遗嘱词气谦逊，也透着浓重的悲凉情绪。清朝祖宗有规定，丢失国土的皇帝死后不得建神功碑，因此，他的墓陵是清代帝陵中规模最小的一个。斜阳惨淡，墓陵萧萧，一个自感愧对祖宗的庸懦之君瑟缩在龙泉峪的一隅，孤独地注视着清王朝走向最后的谢幕。
道光帝旻宁去了，咸丰帝奕詝来了，他接过了老爸手中的那一副烂摊子。作为一个既雄心勃勃却又才识平平的十九岁的青年，他只得倚重自己的恩师杜受田。杜受田是一个信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统士大夫，虽然他在帮助奕詝谋登帝位的宫廷角逐中显示了对中国政治的深刻理解，但他最大的缺陷恰恰是缺乏对当今世界的了解。鸦片战争时，这位老先生曾上奏建策：用中国传统的木簰，火攻突入长江的英国舰队。这是书生论兵的典型，表现出对前线战况以及近代军事技战术的无知。他那些源自儒家经典的治国方略，也基本上是与“木簰火攻”相类似的食古不化的一套东西。但咸丰没有办法，他只能倚重杜受田。这里且说一桩小事，道光帝死于圆明园慎德堂，按照清代制度，新皇帝奕詝当日下午护送大行皇帝的遗体至紫禁城乾清宫停放，而这位新君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
以上书房为倚庐，席地寝苫。
这道谕旨很有深意。“倚庐”是居父母大丧时所住的房子，紫禁城里有上万间房子，奕詝为何不选择别处，偏偏选择上书房呢?他显然不是为了房子，而是为了向杜受田讨教的方便。因为杜的身份是“入值上书房”，每天均可到上书房值班，但不能去宫中别的地方。奕詝若选择别处为倚庐，召见杜受田须由御前大臣带领，不仅手续烦杂，而且十分招摇。以上书房为倚庐，师生见面就顺理成章很平常了。
杜受田是山东滨州人，出身于官宦诗书之家。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觉得，中国到了十九世纪中叶，需要的不是被传统浸泡得烂熟的齐鲁大地和孔孟之乡的山东人，而是思想更开化的广东人和湖南人。在每次社会变革的大潮涌动时，总会有一些带有地域特征的风云人物走上前台，晚清和民国历史上的广东人和湖南人就是这样的群体，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在中国政坛上起主导作用的几乎都是他们的湖广方言。从曾国藩、左宗棠到康有为、梁启超，再到孙中山、毛泽东，湖广方言成了这一时期最富于号召力的声音。有时候，某个历史人物之所以走进了这个房间而不是那个房间，在冥冥之中决定他命运的仅仅是他那带着乡土味的方言，他一生的蹦达其实都没有超过故乡村头那棵最高的老树。例如像袁世凯那样的一代枭雄，你不能说他没有才干，也不能说他没有干过一些顺应时代潮流的好事。但他最后为什么一定要穿上那件丑陋的龙袍呢?他那个大总统其实已拥有了和皇帝差不多的绝对权力，他通过操纵约法会议通过了《总统选举法》修正案，不仅将总统终身化了，而且实际上也世袭化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如果让残存的一点“共和”、“民主”的形式存在下去，当一个西装革履的“皇帝”岂不很好?可他不干，偏偏为了一个皇帝的名分弄得身败名裂，这样的昏招似乎与他的智商相去甚远。现在看来，根子就在于他的方言，他是河南人，那个自古以来的帝王之州，帝王思想对他的影响就如同那一口红薯腔一样，几乎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这就是传统的力量。
咸丰初年的政事仍然在一条暮气沉沉的旧航道上运行，虽也时有雷霆之声、风云之色，但落到地上总是毛毛雨。本来，社会的各种弊端皆源于已失去了活力的儒家学说和祖宗制度，而咸丰和杜受田现在又以此去配制救世药方，这样能有什么效果呢?按照祖制，杜受田让咸丰接连三次下诏求言求贤。一般来说，求言求贤固然显示了君主的开明，但以中国当时的国情，什么事情到了大事张扬地提倡的地步，往往说明这件事本身已不大妙了，就正如提倡廉政，恰恰说明了腐败成风，提倡民主，恰恰说明了专制横行，提倡安定，恰恰说明了盗贼蜂起一样。中国的封建帝王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若公开求言求贤，则标志着统治已有些问题了；若到了公开下“罪己诏”的时候，那么也就差不多要亡国了。这期间，杜受田自己也推荐了两位老人：一个是林则徐，六十六岁；一个是周天爵，差不多八十岁。林则徐是众望所归，就不去说他了。周天爵是前漕运总督，作风苛猛果敢，在任期间很做了几件厘清恶弊的大事。重新起用周天爵似乎是一个信号，使人们预感到朝廷又要大刀阔斧地整治漕运了。
但还没等到朝廷动手，运河就出事了。咸丰二年夏季，黄河在丰县破坝决口，水漫山东、江苏，漕运亦为之阻断。大运河总会以它那美丽的脆弱，不失时机地提醒人们对它的注意，新皇帝的屁股还没有坐热，它就以这种特有的方式上了一道奏本。
咸丰几经踌躇，只得在奏本上下了一道朱批，派恩师杜受田亲自去处理。
也实在难为杜受田了，这么一个庞大的王朝，这么一副百孔千疮的烂摊子，都压在他书生的双肩上，而他偏偏又是个不肯拆烂污的人。他太累了。
盛夏溽暑加上心力交瘁，这一年八月，杜受田死于河工。
噩耗传到京师，咸丰声泪俱下，用朱笔写下了一段在谕旨中极为少见的富于人情味的话：
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春，懔承大宝，方冀赞襄帷幄，傥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
杜受田死于河工，这样的结局极富于象征意义。杜受田老了，他为之身体力行的那一套治国思想老了，大运河也老了，这些走到了历史尽头的事物，最后悲剧性地聚汇在一起。衰老是一个可怕的词，任何别的词一旦和它沾边，便立即失去了生命的鲜活。憔悴是可以恢复的，衰老却无法恢复。既然如此，那么死亡就是他们必然的归宿，他们聚会在一起，以死亡的形式完成了一次悲壮的告别。
杜受田的灵柩，通过大运河运往京师，沿途的地方官亲自照料护送，所有的漕船都为当今皇上的恩师让道。自山东向北，这也是杜受田当年进京赶考的路线，大运河见证了一个书生在古老航道上的奋斗和追求，最后又通过这条古老的航道把他送回京师去接受祭奠。从淮安到北京，千里运河线上灵幡似雪，哀声入云，这样盛大的丧仪，大运河以后再也看不到了。
咸丰二年的秋天，大运河已感到了几分带着寒意的孤独，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但作为一个伟大的生命，即便是死亡，也要和它的诞生一样伴和着纷飞的血雨，弄出惊天动地的大声音来的。
那惊天动地的大声音说来就来了。
26长河悲风
杜受田死于河工时，“长毛”正在江南闹得沸反盈天。“三十刀兵动八方，安排龙马接洪杨。”自道光三十年开始，“长毛”起事已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咸丰二年十一月，太平军由湖南挺进湖北，一举攻克华中重镇武昌。第二年三月又挥戈东指，沿长江顺流而下，五十万大军征帆浩荡，旌旗蔽日，一路势如破竹。三月二十八日，天王洪秀全在万军簇拥下进入虎踞龙盘的南京。南京是多好的地方啊，这里有世界上最华丽的绮罗和最香艳的脂粉。洪秀全不想再走了，他要定定心心地在这里住下来。京都的华冕又一次降临在石头城上，这座曾叫过建邺、建康、金陵、应天和江宁的古都，这一次的名字叫天京。
大运河最先感觉到了天京城里天翻地覆的声响，因为在天京下游不远，就是扼守运河要冲的镇江、瓜洲和扬州，历史的智慧告诉它，一场血战正在向它逼近，而这场血战也许将从此终结它的使命，把它从与生俱来的精神特权和世俗劳碌中解脱出来。它老了，是到了该解脱的时候了。但它生命中的每一次重要仪式都是以尸山血海作为铺垫的，这一次当然更不会例外，它已经闻到了刀光剑影中那股欲望的血腥味。
围绕着这几座运河重镇的攻守战惨烈而持久，从咸丰三年开始，太平军与清军在镇江争夺五载，在扬州三进三出，在古渡瓜洲更是杀得昏天黑地。清军的江南大营驻扎镇江，江北大营驻扎扬州，形成对天京的合围之势，而林凤祥所部的一支孤军却死死地钉在镇江与扬州之间的瓜洲。为了这座弹丸小镇，攻守双方都打红了眼，清军的攻势如同江涛一般潮起潮落，太平军的坚守如同磐石一般落地生根。双方都志在必得，也都抱定了孤注一掷的信念，他们像两只死死地撕咬在一起的巨兽，招招都是冲着最致命处去的，却又总是不能置对方于死地，于是他们在淋漓的鲜血中喘息、对视、怒吼，然后又开始新的一轮撕咬。他们仿佛不是为了胜利而战，而是为了死亡——怎样死得威猛、死得壮烈、死得让对手颤栗——而战。瓜洲血流漂杵，尸骸横陈，经历了小镇历史上最痛苦的洗礼。战争有时是没有理性的，瓜洲何辜?从军事战略上讲，瓜洲的得失对天京的攻守战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何至于遭此荼毒?但战争说到底又是绝对理性的，瓜洲的不幸在于它太招摇了，它不仅依傍着运河，而且是大运河四千里航程中最重要的渡口，无论是死缠滥打还是困兽犹斗，攻守双方都因那个古老且娇贵的话题——漕运——而热血沸腾，亢奋不已。漕运是清王朝的天庾正供，漕运一断，偌大的一座京师就没有日子过了。因此，对于太平军来说，守住了瓜洲，就等于扼住了对手的咽喉。为了这真正体现了战争精神的一扼，他们在江北的据点尽数失手以后，仍不惜代价死守瓜洲，在遍体鳞伤中也享受着让对手血脉枯竭的快感。而对于京师里的达官贵人们来说，升平岁月对那座南方的渡口并不怎么看重，至多只不过是关于闺怨和离愁之类的诗意想象。可一旦刀兵动地，瓜洲就像一座不吉的符咒压在心上，不把瓜洲揽在怀里，即便是玉堂金马，高枕锦裘，做的也全是噩梦。
太平军在瓜洲的坚守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自咸丰三年以后，江西两湖的漕米只得改折征收，折合成白银就地拨充军饷；而苏南浙江的漕米则改由海运，具体做法仍然是当年陶澍擘划过的那一套，在上海雇用商船海运至天津。从嘉庆年间开始，争论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海运问题终于尘埃落定。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三代帝王的殚精竭虑，六部九卿的慷慨建言，船工纤夫的痛苦呼号统统都白搭了，它们在太平军呼啸的刀剑下全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这真应了一位伟人的名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不管对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该如何评价，但沿袭了二千多年的漕运制度的最终废止却是由他们促成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在大运河的历史上，邗沟(里运河)和江南运河是最早形成的，现在，它们也理所当然地最先卸下了历史的重轭，回复到一种平民风格。它本来就应该是一条平民化的河，那些贵族化的光环是权势者强加给它的，就像他们把华贵的冠冕强加在一位民女头上，同时也强加给她无休止的屈辱和劳役一样，那无异于是一种巧取豪夺。解脱了漕运之累的大运河把优越感和使命感也扔给了历史，现在它是一条自由的河，仍然有江枫渔火的诗意，仍然有帆樯如林的壮观，也仍然有船工号子和纤夫的呻吟，却没有了运丁胥吏的呼喝和鞭挞，因此也就用不着总是那么行色匆匆。好风好水，并不都是为了皇室的差事而推波助澜，它们想吹送哪片风帆就吹送哪片风帆，甚至想滋润哪块农田就滋润哪块农田，用不着看权势的眼色。在生命的晚年，它落尽铅华，也洗却了总是被驱使的喧嚣浮躁，迎来了一段有如秋容一般的自在光景。
只有在京畿附近的山东河北一带，大运河仍然瑟缩在王朝的淫威之下，那里的漕粮仍然要通过大运河牵挽北上。
但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已经逼近那里了。
北伐意在“犁庭扫穴”，林凤祥和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军从扬州出发，一路望风披靡，五个月之后，兵锋直抵天津郊区的静海。京师里的王公贵族已经悄悄地收拾好细软开始逃亡了，咸丰帝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他甚至想到了煤山下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在华的外国人几乎都认定清王朝行将垮台。北京城里逃亡的脚步声和无可奈何的叹息，连远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埋头著书的马克思都听到了，他写道：
最近东方邮电告诉我们：中国皇帝因预料到北京快要失陷，已经诏谕各省巡抚将皇帝的收入送到其老祖宗的封地和现在的行宫所在地热河，该地距万里长城东北约八十英里。
其实马克思是过于乐观了，参加北伐的太平军总共只有两万人，孤军转战四千余里后，已成强弩之末，到了天津附近便无力继续向前，只能在静海县独流镇固守待援。时令已是严冬，往年的这个时候该张罗过年了。独流镇的战事除了见诸于那期间羽檄交驰的奏章和谕旨，还刻印在溢彩流光的杨柳青年画中，例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被称为“长毛年画”的《猴拉马》。作为这一历史大事件在艺术中的反映，猴拉马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今天的太平天国史家和民俗专家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民间俗语中有“猴拉马山石遛”的说法，“山石遛”的谐音是“三十六”，隐喻“三十六计走为上”，是太平天国撤退的信号。也有人认为，传统年画中的猴都是暗喻“侯”的，这幅年画无异于太平军的安民告示：我军到达，立即封侯。这些解释都说得过去，也都有点勉强。在我看来，猴，就是太平军，因为林凤祥和李开芳刚刚被洪秀全封为“靖胡侯”和“定胡侯”。而马则是他们的对手满清王朝，在南方人眼里，马原本是属于北方的，“胡马”向来代指北方的少数民族。你看，一支小小的北伐军，把清王朝搅得一惊一乍的，就像画面上那个顽皮的猴子拉着一匹不肯驯服却又无可奈何的大马一样。猴拉马，有玩的意思，他们是在玩自己的对手，玩得清王朝顾此失彼，昏头转向。如果认为这幅年画中的猴子和马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那么，这种意味就在于，正是一股自豪和乐观的精神力量，托起了太平军将士笑指沙场的使命感，让我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所体味到的就不仅仅是悲怆和沉重。
在独流镇，太平军最大的对手不是“清妖”，而是气候。如同四十年前拿破仑在莫斯科城下的遭遇一样，这些习惯于在温暖的山岭中赤足奔走的两广兄弟，在北方的冰天雪地中既没有保暖的衣被，也没有御寒的知识。再加上与南方的稻米相比，北方的玉米和高粱简直让他们难以下咽。他们在饥寒交迫中固守了三个多月后，只得沿运河向南突围，一路退却，一路遗尸。最后退到东光附近的连镇，以数千残兵面对僧格林沁最精锐的蒙古铁骑，居然坚守了十个月。战事的残酷，让连镇地方志上的那几页至今仍令人不忍卒读，据说夏日里尸壅运河，尸臭熏天，数十里之内乡民无敢用水者。太平军最后弹尽粮绝，全部壮烈战死，他们用自己飞扬的热血，在运河沿线这座不起眼的小镇上，写下了近代战争史上悲壮的一章。
咸丰喜出望外，为僧格林沁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庆典。乾清宫前的广场上卤簿如云，金声玉振，黄罗紫盖，翠华摇摇，庄严的礼仪中洋溢着开天辟地再造乾坤般的欢乐气氛。大清国已经二十七年没有举办这样的庆典了，上一次是道光八年平定新疆的张格尔叛乱，那时候，当今皇上还没有出生。按照清代制度，这种庆典是只有在大获全胜之后才可以举行的，当此南方军务吃紧之际，咸丰却铺排出这样一招一式皆如祖制的盛大仪式，实在有点强打精神的味道。长江流域的战局扑朔迷离，呈现出令人不安的胶着状态，将士无能，师老无功，据说江南大营的兵勇已娶了当地的民妇，过起了抱子赌钱做买卖的小日子。但咸丰已无力去顾及这些了，南方还远着哩，只要京畿无事就好。
孤军北伐的太平军覆没了，历史学家们说，这是太平天国的战略错误白送给咸丰的一个战略胜利，这我们不去说它。但历史学家们同时也注意到，封建的漕运制度也由此而终结，清王朝现在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北伐军兵锋所至，大运河北段的漕运也整个儿瘫痪了，黄河以北的漕粮也只能改折征收。改折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朝廷现在要的只是银子，至于京师军民的日用衣食，尽可以交给那些无孔不入的商人去操办。有了银子什么不能买呢，何苦总要自己揽在手里，成天为饭碗操心?这个简单不过的道理，他们想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想通。无论是鼓励商船海运漕粮，还是将漕粮改折征银，虽然都是清王朝为摆脱困境而实行的权宜之计，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赋税的货币化进程，有助于加强农民同市场的联系。漕粮的商运或鼓励民间商人运销粮食，更直接有利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自然经济的分解。有意思的是，这一巨大的历史变革却是在太平军急风暴雨般的打击下，迫使清王朝在无可奈何中最终完成的。
大运河现在被冷落了，这种冷落中透出一股历史的悲凉感和势利味，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庞大的王朝须臾不可缺却的生命之河，京师里的衮衮诸公也不再会因为它的决口或堵塞而忧心如焚，以至奏牍如云、申斥如雨了。但冷落有时只是为了促成某种角色的转换，它虽然不再是一条神圣的河，却仍然不失为一条有神采的河。失去了权势的青睐，也还是有热情的目光注视着它，那是来自民间的。民间的热情不像权势的热情那样云蒸霞蔚一般辉煌，它是家常式的、温润平和的。接连几年汛期过后，有些地方的河道开始淤塞了，但各级官府已根本不把这当回事，因为到时候自会有商人凑份子拿出钱来，请附近的民工来捞浅。捞浅不是疏浚，那是得过且过的意思，但通航总是不成问题的。商业的法则悄悄地取代了权势的法则，大运河最先感觉到了。在河北山东一带的运河两岸，传统的田园色调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异化，铺天盖地的青纱帐中间，摇曳着棉花和烟草娇嫩的叶片。到了秋后，小镇的运河码头上，收获的棉花和烟草被打成包，装上高桅深舱的航船。而以前，这些船舱里装载的却是漕米、青砖和各类奇货可居的手工艺品。
航船开走了，码头上空寂下来，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女孩子，提着一个小小的布兜，那里面是一捧鸡零狗碎的残花。秋风过了，棉叶落了，那遗留在棉秸秆上一瓣两枣的残花人家不要了，女孩子用心细细地剥下来，积在一起，想卖掉扯一块花布褂子哩。航船远去了，女孩子仍然站在深秋的晚风中，目送着大鸟似的白帆和航船后面“人”字形的波浪。
在那个季节里，河埠头上每天都会看到这样的女孩子，在她的身后，秋色在遍野的霜叶中冷寞地老去。
27最后的绝唱
咸丰六年秋天，六十三岁的魏源离开兴化，沿古运河前往杭州。这是在一个苍老的季节里，一个老人向另一个老人的告别之旅。
是的，魏源老了，大运河也老了。三十年前他在陶澍幕中鼓吹海运时，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意气是何等豪迈。如今，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秋天里，他又行进在这条因漕运终止而显得冷冷清清的旧航道上。孤舟寒水，天低云暗，芦花萧萧，满目凄凉，这景况正暗合了他的心境。尽管一本《海国图志》使他名满天下，但名气有时是不能当饭吃的，特别是在势利的科场和官场，名气更是一文不值。“惠抱兰怀只可怜，美人遥在碧云边。东风不救红颜老，恐误青春又一年。”这是何绍基为他鸣不平的诗，他就这样在屡败屡试中误了一年又一年，直到道光二十五年五十二岁时，才中了个三甲九十三名，这样的名次，对于一个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来说，简直是一种耻辱。我查了一下道光二十五年的登科录，那年的状元是一个叫萧锦忠的湖南人，此公是个平庸无为的孝子，夺魁后，在翰林院当了两年修撰，便回家奉养老母去了，直到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因喝醉了酒不慎被炉火烧死。但就是这个怎么看也不起眼的萧锦忠，当年在科场上的排名却要让魏源踮起脚尖才能看到。其实，就是把清代所有的状元加在一起，也肯定比不上一本《海国图志》的，仅从这一点看，科举的游戏规则也应该改一改了。
魏源在苏北的小县衙里坐了几年冷板凳，就辞官避居兴化，把佛经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大凡皈依宗教的智者都是有大痛苦的，魏源的痛苦或许在于他已经看出了清王朝不可救药的大趋势，既然无力回天，便索性横出三界，寄望虚无。于是，他把人生的最后一座驿站选在灵隐寺下的杭州。
小船从内河绕过战火中的瓜洲和镇江，在谏壁附近进入江南运河。北风吹送着孤帆，省却了一路上纤夫的辛苦。漕运的终止加上连年战乱，古运河上一片萧索，原先狭窄的航道也显得宽敞多了。船到苏州，魏源登岸小憩。苏州是人见人爱的地方，从表面上看来，这里仍然一如往常，小桥流水，幽静如梦，老圃秋香，金桂出墙。阊门的市肆仍然繁喧，山塘的仕女仍然靓丽，桃花坞的年画也仍然充满了俚俗和喜庆。但魏源已经感觉到，这座东南地区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正在走向衰落，随着漕粮改行海运，它的地位正在被邻近的上海所取代。从此以后，苏州只能作为上海的后院而存在了，这里精致的园林可以让冒险家们纵横四海的雄心得到休憩，这里的深巷小楼里为他们调教出一茬又一茬色艺可人的姨太太，而这里温丽的山水间则为他们准备了一方死后的墓地。一座曾在中国城市史上勃发出经济和文化原创力的苏州正在消失，它正在变成供人们休闲把玩的一把团扇或一曲评弹。秋风惆怅，美人迟暮，魏源叹息一声，重又登舟解缆。艄公扳动橹桨，搅碎了姑苏城苍老的倒影，旧日的繁华有如流水一般悄然逝去……
几个月以后，魏源病殁于杭州。
就在这之前不久，武英殿修书处奉旨将《海国图志》修缮贴锦进呈，但对于咸丰和他的清王朝来说，一切已经太迟了。
魏源的感觉没有错，不光是苏州，中国东部那些比较纯粹的运河城市都将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所谓纯粹的运河城市，是就它们对运河的依赖程度而言的，它们当初的繁荣就是运河滋润的结果，它们和运河是瓜儿离不开藤的关系，也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把这些运河城市和衰落联系在一起是很让人伤感的，这不仅因为它们的繁荣曾展示了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城市发展的骄傲，而且因为它们在历次战乱后所体现的那种令人惊叹的再生能力。例如扬州，铁血之剑曾一次又一次地把它犁为废墟，著名词赋家鲍照的《芜城赋》就是在这里写的，那种“饥鹰砺吻”和“崩榛塞路”之类阴森森的描写让无数后人不寒而栗，芜城也因此成为扬州的代称。可战乱一过，扬州从血泊和瓦砾中站起来，轻描淡写地理一理衣衫，将息好身上的创伤，照样平头整脸的，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一段时间以后，便又出落得丰容盛鬋，仪态万方了。扬州的故事属于大运河的历史范畴而不属于权力争逐的历史范畴，决定他命运的是大运河而不是任何一位帝王，即便是最残暴的将领和最平庸的帝王，也不能阻止扬州那凤凰涅槃般的再生，就如同饥寒交迫和风尘垢面不能阻止贫家少女出落得饱满鲜活一样。这些不因为别的，就因为它依傍着大运河，有艨艟连翩的漕运大观作为它生命的背景，从那里，它获得了生命中所有的色彩、思想和文明的声音。但现在不行了，随着漕运的终止，大运河已被冷落在一边，它生命中一个漫长的冬季降临了。
同治初年，随着太平军和捻军的相继失败，清廷内又发出了恢复漕运旧制的呼声。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当初改制只是在太平军兵锋之下的无奈之举。但同治初年已经不是咸丰初年，更不是道光初年，虽然当皇帝的还是爱新觉罗氏的子孙，但在剿灭太平军的过程中，以湘军和淮军为代表的各方诸侯已纷纷坐大，并分享了地方财政收入，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在正项漕粮以外的浮收部分，称之为漕折。这是一笔很大的财源。恢复漕运旧制的呼声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各方诸侯的反对，这中间以曾国藩风头最劲。清王朝到了这个时候，中央政府的权威已大打折扣，现在他们不得不看地方军阀的脸色了，既然各方老总们的脸色不好，那就只能不了了之。
北京的舞台开始式微，上海那边的好戏却迫不及待地开场了。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上海轮船招商局建立，这在当时并算不上一件大事。但如果联系到这一年发生的其他事情，你就会隐隐感觉到这至少不是一件小事。同治十一年发生了一系列具有终结性和开创性的大事。年初，曾国藩病死于两江总督任上，这位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中兴名臣的死去，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仿佛为了印证这种论断，这期间，由恭亲王奕领衔修撰的《剿平粤匪方略》四百二十二卷和《剿平捻匪方略》三百二十卷相继告成，那一幕让清王朝不堪回首的历史将从此被封存在厚厚的典籍之中，但愿不要被重新提起。不久，容闳率领三十名留学生踏上了开往美利坚的海轮，这是中国政府向西方世界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三十名拖着长辫子的青年才俊中，有一个叫詹天佑的，后来被称为“中国铁路之父”。再接着，就是上海轮船招商局的成立。
招商局起初只有三艘轮船，后来又陆续收买了几艘外国洋行的旧船。尽管貌不惊人，也不那么张扬了，但黄浦江上喧闹的汽笛声中，毕竟有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声音，这开天辟地的大声音立即改变了航运界的竞争格局，过去一直是美国的旗昌,英国的太古、怡和几家公司之间互相倾轧，现在他们全都抱成一团，齐心协力地要挤垮招商局。招商局倒也不怎么怯场，凭借着清政府给予的漕运专利及回空免税的优惠政策，在竞争中反倒渐渐地显山显水，羽翼丰满起来。而且，从这里还陆续走出了一批近代中国的实业巨子，其中包括那位后来名满天下亦谤满天下的盛宣怀。在早期中国的洋务实业中，轮船招商局无疑是办得较有成效的，而在它那巨大的轰鸣声背后，则是大运河日甚一日的冷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