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扬州人几乎已经把夫差淡忘了，他们记得的只有杨广、杜牧、王播、徐铉、欧阳修、王士祯、郑板桥、史可法，当然还有李香君、冯小青、林黛玉(她们倒是地道扬州血统），至于夫差，扬州人想不了那么远，二千五百年，那是哪辈子的事?他们家里挂着印刷品的扬州八怪的字画，紫砂壶上的铭文是“难得糊涂”。有远道的亲朋好友来了，带他们去看看史可法的梅花岭、欧阳修的平山堂，还有北郊隋炀帝陵的一座荒冢。然后在接待过康熙和乾隆的御码头附近点一席船菜，据说那菜谱的专利权属于清代的扬州盐商。夜色降临了，他们因微醺而显出放达，高谈阔论地走过街道两边古色古香的市招：绿杨春，菜根香，富春茶社，竹西佳处……
但扬州确实是由夫差奠基的，不仅是一座城市，还有一条运河。
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来说，扬州不过是一只嘹亮的音符，运河才是一首宏大的史诗。
在芦荻萧萧的江淮大地上，吴军挖开了第一锹土。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锹土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他们只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职责，也为了君王那虎视中原的炯炯目光，让长江和淮河这两个伟大的生命携起手来，迎送吴国水师北上的征帆。他们这一挖就挖了二千四百多年(直到前些时我考察大运河时，沿途仍不时要穿过疏浚运河的滔滔人流)。对于这片充满了野性的荒原来说，数万大军甚至也是微不足道的。多么广阔而丰饶的土地啊!这里有水，有阳光，有长空雁叫和秋虫的低吟，还有那一群群自在徜徉、高贵得有如王子一般的麋鹿。大自然给予人类的馈赠，这里一样不少。士兵们有时会挖到几件古老的陶器，他们把它和自己身边的水罐对比，差别只是形制和花纹，那是时间流逝的印记，但质地都是用水边那种黏性很强的黑土烧成的，它说明这里曾有先民居住过，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迁徙了。在陶器集中的地方，还有他们的墓葬，那装殓亡人的瓮棺上绘着一种“人面鱼纹”，这中间似乎潜藏着某种关于水、生命和死亡的哲学思想。水象征着生命的母体，而鱼则被视为生命的图腾，对于这些先民们来说，死亡乃是新一轮生命的开端，就像鱼在水里游来游去一样。在触及这些原始先民的遗物时，士兵们显得颇为矜持，这所有的遗留都标志着一种远古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而当那种方式和秩序存在的时候，大抵还没有国家，也没有国家之间这种动辄千骑万乘的争霸战争。那么，他们有生命的欢乐和痛苦，有对土地和财富的征服欲望，有自己的诗歌，自己的宗教吗?士兵们来不及想得这么多，他们只感到这里的水像江南一样充沛而恣肆，—锹挖下去，水就渗出来了。有时候，他们甚至挖出—只完整的独木舟，那已经炭化的木质中还能依稀看出当初的年轮。独木舟的形制有一种童话般的单纯和执拗，所谓大巧若拙莫过于此了，这是人类童年的见证，也是这块土地关于航行的最初记忆。这样的小插曲当然不会很多，却很精致隽永，在清澈而热烈的秋阳下，这远古的童话静静地呈示在荒原的风景线上，让人们想到关于时间和生命的一些原始含义。
据《汉书·艺文志》及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记载，邗沟的具体路线大致是从邗城西南角绕至东南角(今扬州市铁佛寺稍向南方)，经螺丝湾、黄金坝北上，穿过东西相距不远的武广与陆阳二地之间，北入樊良湖；再向东北流入博支、射阳二湖；出湖西北至末口(今淮安市北的北神堰)汇入淮水。全长约五百余里。这个长度只是大略的估计，因为吴国开挖邗沟时，为了尽量利用天然湖泊(其中最大的是射阳湖)减少工程量，河道向东北方向拐了一道弓背形的曲线。今天的宝应县境内仍有一座叫射阳湖的小镇，镇东湖荡尤在，这里距大运河相去八十余里，可以想见当初邗沟的走向。邗沟后来又经历代的疏浚改道，截弯取直，现在我们看到的从瓜洲到淮阴的里运河基本上是一道拉直了的弓弦，全长为四百里。据此推测，最初的邗沟不会少于五百里。
东西流向的长江和同样是东西流向的淮河在荒原上挽起了手臂，一个崭新的生命跨越两代君王的构想和期盼，也跨越了神话和传奇，诞生在江淮大地上。这是一项充满了创造的灵感和浪漫激情的伟大工程。而且，这种灵感和激情将随着它的浩浩清波流进以后历史的每一个章节，并渗透在我们民族的肌体里。邗沟的故事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而不仅仅是春秋战国的争霸史，它使两条大河成功地联结，进入了不朽的史诗的领域。历史无法记住那成千上万劳动者的名字，那么，就记住一个人的名字吧：吴王夫差——一位集浪漫与荒淫，才略与专横，意气风发与穷兵黩武于一身的人物。
现在,夫差立马邗城，就可以雄视北方的中原诸国了。
第二年，吴军沿着新开凿的运河北伐，大败齐军于艾陵：为了显示自己“国际领袖”的风度，夫差随手就把刚缴获的八百辆战车送给了鲁国，这种好大喜功的露脸事，他干起来是很潇洒的。
又过了两年，夫差再次北上，大会诸侯于黄池。吴军这次的进军路线是由邗沟到达淮上后，乃自淮入泗，自泗入沂，将沿途不相连接的水道一一凿通。这条东自今江苏沛县，经山东单县、曹县及河南兰考、封丘等地，西达济水的河道，历史上称为黄沟。至此，由江南到中原各国的水道已全面开通。
这是夫差的最后一次北上，但他身后留下的黄沟，其流泽却一直延续到秦汉以远。
6铁血残阳
邗沟开成后的第十三年(公元前473年)，越军攻进了姑苏，吴越春秋的历史尘埃落定。
大幕关闭了，但剧情中那凄恻哀婉的氛围却长久地挥之不去。这段历史，令人怀想的东西太多了。
大运河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人都与扬州有关，除去吴王夫差而外，另一个是隋炀帝杨广。而且这两位的名声都不怎么好，其实他们都曾是叱咤风云的一代雄主，从生命本体上讲并不平庸，只不过后来都做了亡国之君，亡国的原因据说又都和美色有关(注意，不仅仅是女色)。是的，他们不仅崇尚武力的征伐，也崇尚美的挥霍，所谓的吴宫花草和垂杨暮鸦成为凄美的一种典型意象，大概也是从他们开始的。但美也是一种力量。只有精神上足够强大的人才能面对它，夫差和杨广显然都不具备这样的分量、于是，他们都从正剧走向了悲剧，从美走向了毁灭。
正是这两位亡国之君的名字，和大运河的历史紧紧维系在一起。
为什么偏偏是他们呢?
那么，他们的亡国和大运河有关吗？或者说，是不是大运河把他们带上了一条铺花的歧路?
如果是，那我们将如何面对我们民族的母亲河——面对她独特的背景、人物、氛围、精神和哲学，从而讲述一个伟大生命多姿多彩的故事?如果不是，我们又将如何清理那似是而非的因果关系链条，从中审视历史的权威性和非权威性?
夫差最后的日子是在忏悔中度过的。从两年前开始，越军就包围了姑苏，城破只是时间问题。曾经给吴国带来智慧与谋略的伍子胥已在十年前被他赐了一把属缕剑自杀了，临死前，伍子胥叫人把自己的头挂在城门上，他要亲眼看着越国的军队是如何攻进姑苏的。这座悬挂过一颗永不瞑目的头颅的城门，至今仍叫胥门。姑苏城破后，勾践要把夫差迁到甬东去居住，夫差说：“我老了，哪能再侍候你呢?”就举起当年伍子胥用过的属缕剑自杀了。他知道阶下囚的日子不好过，勾践会把当初在吴国经受的一切全都奉还给他，而且还要附加高额的利息。像勾践那样饲马品粪的事他是不干的；而且，他老了，不可能东山再起了。夫差最后倒是很坦然的，经历了一生的轰轰烈烈和成败得失，这时候的思考往往可以触及到生命甚至哲学的某些本质。他一生追求成功，这并没有错。追求成功的人最后不一定会戴上成功的桂冠。现在，他失败了，吴国也灭亡了，但他至少曾经被成功关注过。巨大的成功和巨大的失败都是一种巨大，它们都标志着一种生命的强度。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就够了。
我一直不能理解，在吴越之间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姑苏势在必失的情势下，夫差为什么一味困守孤城，而没有选择迁都江左呢?就幅员而论，吴国在江淮那一块的面积要比江南大得多。以邗城为新都经略江淮，则南可据长江之险，与宿敌越国相持；北可恃运河之利，与中原诸国周旋。若假以时日，休养生息，也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夫差没有作出这样的选择，他与历史的机缘擦肩而过。这或许是因为吴国的根基在江南，民心、军心、君臣之心皆眷恋故土，不愿离乡背井地折腾了；或许是因为当时的江淮原野仍是一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经济上难以支撑国用。但从根本上讲，可能还是因为夫差老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伟大的选择需要石破天惊的爆发力，夫差已不具备这种爆发力了。这应该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们研究的问题。
与夫差的败亡联系在一起的是那个叫西施的女人，一个偏僻乡村的浣纱女，只因为长得漂亮，被勾践选了去，调教得可人了，作为礼物送给吴王。一般人都把西施视为一个女间谍，似乎吴国的事主要就是被她搞坏了，这实在是过分抬举了她。我不知道历史上是不是真有西施其人，反正亡国之君的身边，大抵总少不了一个女人的。那么就姑且信其有吧，但说她一介女流就颠覆了吴国的三千里江山，我不信。吴王与西施的关系，只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男人与女人之间那种灵与肉的游戏，他们也一样不少，但这些与亡国无关。“家国兴亡会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诗人罗隐是钱塘人氏，他的见解是有道理的。纵观中外历史，有几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不是好色之徒?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又有哪一个身边不是佳丽如云?好色是一种体魄的强劲和生命激情的旺盛，而这些正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的。拿破仑在攻打奥地利战役的隆隆炮声中，仍忘不了书写火热的情书，倾诉他渴望同情人幽会的相思之情，不如此他就不是拿破仑。相比之下，那些所谓的“道德伟人”要不就是庸常之辈，要不就是伪君子。对于政治家而言，关键不在于好色不好色，而在于是他们玩女人，还是被女人所玩。如果一个君王到了被女人所玩的地步，那即使没有女人，他也会亡国的。
关于西施的结局，《吴越春秋》的说法是：“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鸱夷大抵是一种用牛皮制成的小船，美人的死也是很美的，把她放在小船上随水漂去。青山碧水之间，蓝天白云之下，一个为了自己的祖国忍辱负重、作出了巨大牺牲的女人就这样在小船上随水漂去，一直漂向生命的尽头。真应该感谢刽子手这种别出心裁的创意，现在，她终于可以自由地呼吸大自然的气息，大自然也可以从容地朝觐她的美色了。轻舟逐流而下，满眼光色流荡，江风舞弄着她的秀发和衣带，环珮叮当，有如弹琴一般。她顾盼生姿，神清气爽，没有恐惧也没有忧伤，只有在这时候，她的美才毫无保留地奉献在天地之间。多么清静啊，没有灯红酒绿的喧闹，没有权势者藤蔓般的缠绕，也没有小人的谄笑。有的只是死亡的阴影——但那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想唱一首关于童年关于浣纱的歌谣吗?想临水为镜映照自己的面影吗?想对着苍天无所顾忌地叹息一声吗?想做个没有重轭的宁静的梦吗?多少年没有享受这种清静了，清静真好!江水越来越急了，两岸的风景——山峦、流霞、阡陌、野花——争先恐后地扑向她的怀抱。那么就让它们都来吧，绝代红颜本来就应该在它们的簇拥下走向归途。我想，设计这种行刑方式的官员肯定不是一位粗人，他几乎创造了一种经典：把浪漫和死亡组接在一起，让死神追逐美女，从而产生一种冷艳的诗意和惊心动魄的悲剧美。太美的东西，下场大抵都不会太好。因此，墨子说：“西施之沉，其美也。”这就是哲人的语言，精辟得令人颤栗。他也佐证了西施确是被投进水里淹死的。墨子生活在战国初期，离越国亡吴在时间上相去不远，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吴国灭亡了，夫差死了，倾国倾城的西施也漂逝在如诗如梦的江南烟水之中，吴越春秋的故事到此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吴国开挖的邗沟仍在默默地流淌，它流进了千秋万代的中华文明史。从开挖邗沟到站苏城破，其间只有十三年时间，就吴国而言,开挖邗沟北上争霸是一种战略性错误，这种错误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亡国。但历史评价不应该是势利的舞台解说词。有些浅薄的成功对于历史的大进程来说或许是种挫折；而有些失误却成就了傲视千古的巨大功业，让后世受用不尽，因为他们的失误中恰恰体观了历史的提前量。提前量是种十分重要的历史现象，思想的提前量，导致的是思想者当时的悲剧和身后被追赠的荣誉；而行动的提前量，则需要行动者进行过量的支付。我们当然还不能说夫差具有多少历史主动精神，但他确实为邗沟支付得太多了。他因邗沟而失败，也应该因邗沟而被历史记取；比之于大运河这样巨大的存在，王权的失落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如果我们的视野再开阔一点，我们将会看到，大致就在夫差开挖邗沟前不久，埃及法老启动了开挖苏伊士运河的工程。对于这条穿越六十英里地峡的地下工程来说，埃及人那曾建造过金字塔和方尖碑、底比斯庙宇以及尼罗河堤坝和运河可供水系统的智慧是足够了。但是工程在完成了一半后却停工了，其原因既不是流沙，也不是十二万名正施工中死去的奴隶，而只是因为传教士的—句简单的神谕。但那个法老却因这项半途而废的工程被人们记取，他的名字叫尼科。直到十八世纪的最后一年(公元1799年)，一位叫拿破仑的矮个子欧洲人仍为法老那富于创意的勃勃雄心所鼓舞，他曾冒着生命危险，骑马往苏伊士寻找古运河遗迹。当地人后来描述过这队勘荒者在荒漠中的狼狈相：每一个士兵的刺刀上串着一只面包，脖子上挂着一个皮水袋，刚刚走了五里，就丢了两匹马和一个向导。拿破仑当然也没能完成这项伟大的工程，但他坚信了穿过土地的狭颈地带同海洋连接的可能性。此后又过了七十年，另一个拿破仑(拿破仑三世)的妻子尤金尼亚用了一个象征性的手势——剪彩——才最终完成了地中海和印度洋的连接，也最终完成了一个关于远航和商业精神的神话。算起来，这条长度不过一百英里的运河，前后竟耗费了差不多二千四百年。
文明的进步，有时是在一次划破历史苍穹的瞬间闪爆中完成的，有时却要以多少个世纪来计量它的蹒跚之履。比之于苏伊士运河，夫差的邗沟真是幸运多了。
公元前470年，也就是吴亡之后的第三年，在灭吴战争中居功至伟的范蠡悄悄地离开了越国。当他出现在北方一处名叫定陶的地方时，已是一副地道的商人打扮。有一种传说认为西施并没有死，她跟随范蠡走了。他们当然是沿着邗沟北上的。一叶轻舟，载着一对虽历经磨难却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男女，橹桨声中，他们共同憧憬着平民生活的种种乐趣，还有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及投资环境和利润之类。
在他们的身后，运河水声喋喋，如诉如歌……
这是一个极富于象征意义的情节，流过了战争的血雨腥风和王侯将相们的权力争逐，运河又回归了它的平民本色——它本来就应该是一条世俗生活的长河。
看吧，江淮运河的清波迤逦而来，两岸是密密森森的绿色，芦苇、蒿草、刺槐和一丛丛的灌木交织在一起，它们试图用生命的本色来补偿巨大的寂寞。而野花一嘟噜一嘟噜的有如云霞一般——便在这恣肆蓬勃的绿色中显出了几分高贵和矜持。旷野上开始有了牛羊和炊烟的影子，耕作的农夫和牛远远地构成一幅力的雕塑。背着陶罐汲水的小女孩向河边走来了，头上戴着一顶小花冠，她那彩色的梦，也该像花冠上的蒲公英一般的飞扬吧。阳光照在新鲜的篱笆墙上，尚未干透的泥巴泛出一种油性的光泽。风傍着柳枝静默着，难道它也有等待的忧郁么?在这古老的静默中，江淮运河来了，它获得了沿途所有的色彩、气息和生活情调，抖擞精神流向北方的黄土地：它把青春和理想写住自己的旗帜上，带着古老的长江文明向同样古老的黄河文明呼唤，期盼着更加富于激情的牵手，更加恢宏壮丽的融合……
一部辉煌的史诗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