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另外一个意义在于，善款的捐赠者应该具有某些权利，比如说要求如何使用的权利。很多时候我们捐赠完毕之后，这些钱到底是不是花在了应该用的地方、花了多大的比例在实际的工作中，都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实际上在国外运作成熟的体系里，有那种指定用途与运营基本条件的大宗捐款，也有小额捐助者指定的受益者，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保证了捐赠人的权利。
有时候我们的慈善组织在这方面做得不足，缺乏最起码的服务意识。慈善并不只是对被帮助者的救助与服务，也是对于捐赠者的服务，以善之名强制要求捐赠者不干涉具体事务的话，就像公交车以公共交通为理由在街上横冲直撞一样，或许确实应该保证公交先行，但基本规则还是要遵守的。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慈善机构或者其他NGO组织属于非盈利性的，但这样的机构也一样要遵从经营管理的规则。从某种意义上看，其实也可以把这样的机构视作一种公司，只不过他们的产品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商品，而是一种民间自我组织的社会服务。在一家公司经营的时候，降低成本、提高效能是最基本的要求。有意思的是，曹先生这次所使用的正是商业公司所应用的经营观念，效果就如同他所经营的企业一样良好。
但这种行为与公司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公司可以这么要求员工，而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往往都是不拿钱的义工以及地方政府，能够如此高度配合实属难能可贵。虽然这是在曹先生父子全程监督下进行的，也还是说明只要是想做好，原本会出现的那些滥用爱心的状态是可以被纠正的。
所以，这次苛刻的慈善所体现的，并非是苛刻而善，而是苛刻的要求才能到达“善”的效用最大化。
必须转换的思想
有些称谓或者称呼因为时间的关系，不是改头换面就是从此消失。鲁智深当年能够自称“洒家”，现在您要是到街上这么称呼自己，会被认为从事的是城市清洁工作。但一般来说，这种变化并不迅速，往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有所改变。
只是在现今的社会里，除了快餐文化、文化快餐之外，其他很多东西发生变化的几率也是大得多了。北京公交集团最近就做了一个近乎文化的事儿，他们近日印发了试行的“规范文明用语”，规定在公交车上司乘人员对女性乘客可用“女士”之类的敬称，男性有现成的“先生”之类的称呼，或者统用“乘客”亦可。而被沿用了多年的“同志”一词则排在所有敬称之后，为年长乘客所专用，如果可能的话，前面还有“老师傅”、“老先生”占位，看来这意思是实在不行了，“同志”才会上场。
关于这个新闻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说留存下来的敬称里有“小姐”这个曾经的年轻女性专属称呼，一个版本里则没有。没有“小姐”这个称谓的版本很详细，而且颇为符合当今称谓的主流，姑且相信这个版本的新闻更为符合实际。
“小姐”这个称谓之所以现在很少有人拿出来称呼豆蔻年华的女孩子，是因为其语义的内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大概与前段时间北京高调扫黄、查处了多家高档夜总会的意思差不多。在这个称谓成为一个特殊行业的代名词时，更多的人就相当注意其使用的范围了。但这也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因为目前还没有一个特别合适的词儿来称呼明显很年轻的女性，女士未免老气、叫大姐会挨白眼，结果从广东等地传来的风潮是称呼为“美女”。大概这算是文化与社会发展、转型脱节的一个例证，但有时候这个称呼未免有肉麻之嫌。
但“同志”的这次失势与“小姐”有相似处，也有不同处。相似之处很简单，就是语义也有了某种转换，或者说这个转换过的语义成为了主要的内涵、能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同志”被用作了男性同性恋的代称，可能是都有个“同”字，而“同志”这个词本身具有某种阳性的味道。同性恋的是非可以不做讨论，但既然社会文化认可了这个称呼，并且经常可以在大众传播媒介上不断强化这种印象，在短短的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这个最初被疑为原本在港台传播、转换语义的词汇，就已经把原意给颠覆了。
这个不是“同志”故事的全部。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同志”成为了最正确、最尊敬的称呼，甚至都不是“之一”。同志是所谓志同道合的意思，早在建国初年，为了表达整体意识形态对于建设一个美好家园的向往，也为了与资本主义、旧社会有所区别，当时还在大量使用的先生、小姐以及其他称谓，几乎全部被扫荡一空。
这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快速转型所发生的故事。在那个时代中，自觉还是不自觉地靠拢、转换自己的用词与思想，不但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一种甄别的需要。正如“同志”这个词当时所表现的原意一样，不是同志就是异类。全民同志的时代，应该说是一个挺特殊的时代，现在回想起来，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大家都去掉性别、年龄等维系社会关系的外在指标而互称同志的景象，多少有些滑稽之感。
改革开放以来，先生、小姐的称谓回潮。但在初期，关于这个在报纸上竟然有过一次正经八百的讨论。当时已经有港台人士来往两岸三地，有评论拿他们满嘴的“先生”、“小姐”说事儿，那种讽刺的语调本身就是一种黑色幽默，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很可笑的称呼，甚至电视上还以此为笑料，辅料是扭曲的港台腔。当然，像所有做出这种姿态的行为一样——批判喇叭裤、杯葛蛤蟆镜、封杀邓丽君——最终证明那是一种无知与白痴的行为。
经过了那个时代之后，应该说北京公交集团这次规范的下发甚至都有了一点行为艺术的感觉，也算是对这个时代变化的一种敏感性的体现。最终有些东西是会退出历史舞台的，尤其是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可能共同的志向已经并不存在，作为一种对于老年人的备选称呼，最多算是对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所作的最后一点妥协吧。
拼爹的时代
有个网帖被称为“最牛炫父贴”，题目叫做《我的父亲是一个收棒子的》。可能很多人城里长大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棒子，说不定以为是物资循环利用专业，实际上这是北方人的说法，棒子就是老玉米棒子的简称，也就是您有时候当做零食来吃的玉米。
这个帖子具体说什么您就自己去搜索吧，总之不是炫富，而是写出了一个踏踏实实赚钱养家育儿的父亲。中国人自古勤劳勇敢善良，这些褒奖的词汇放在庙堂之上就是笑话，放在这样的父亲身上才算是名副其实。
这样的文字在这个炫富与拼爹的时代如同大熊猫一样珍惜。我们这个社会拿出来炫耀的东西已经经过了几次变化，每次变化都体现了不同的社会风貌。
早在几十年前，贫农是值得炫耀的，越穷越光荣嘛。根红苗正、满脑袋革命思想的父亲是儿子不遭横祸的根源。后来则是父亲有钱值得炫耀，富二代是个好词儿，现在是父亲有钱、有权都行，反正可以使得某些人获得一种优越感。但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好的价值观始终没有消失，只是它们平时没有被人看到。这次被人写出来并且被人看到，我们才能欣慰地说一句：这个社会并没有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堕落。或许有人还是挺羡慕那些富二代、官二代，但他们心里知道什么才是对的。
有时候想起我父亲。他老人家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一生谨小慎微地过日子，主要还是“文革”把他这个国民党军官的儿子折腾惨了。以至于到现在他也很少读专业之外的书，免得有时候会胡思乱想。
我其实不喜欢他给我指点的道路，可以这么说，我这半辈子基本是按照他给设计的人生道路反向飞奔，至今过得也算是不错。前几年他有一次跟我说：你做对了，我错了。我想这是对我最大的褒奖。他一辈子就是个工程师与技术型的厂长，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但正如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有点儿小气、有点儿自私，但不会去坑别人，在自己能做到的时候尽量去帮别人，说出话要做到。后来我做生意的时候，始终不能做出拖欠货款之类的事情，想必得益于他老人家的言传身教，这也让我初期的生意比较艰难，扛过去也就越来越顺。以诚待人不是坏事，别人对你的底线其实也是你对别人的底线。我想我也有个值得炫耀的父亲。
追星族的进化
追星这件事大概从古到今从未消失过，中国古代最牛的一次追星大概要算“看煞卫玠”了，传说这位美男子被人围观而死，一帮女士手拉手把他围在当中。好像还有某人出行时满车都被水果给覆盖了，这些水果都是他的粉丝送的。幸好那时候没有西瓜，那东西扔上去就比较容易悲剧了。话说也幸好是在没有西瓜的时代，人们似乎还没有后来那么拘谨。这个习惯到了宋朝还有，苏东坡、柳咏等文学大腕也能享受这种待遇。与后世类似的是，那个时代能够被追星的基本上都是文化艺术方面的人士，但不如后世的是，企业家不在其列。现在嘛，马云与乔布斯等人的粉丝不会比演艺人士少。
但真正的追星要说还是晚清与民国时期，那时候追星追的都是所谓的“角儿”，也就是唱戏的明星们。梅兰芳老师以及“四大须生”之类的相信大家也算是耳熟能详，但实际上京剧发展成型并不算早，从“四大徽班”进京到成为全民爱好之间并没有多少年。
而京剧能够有这种成就，必然要提的是一帮八旗子弟，其中又以宗室为多。宗室就是指清朝皇帝的亲属，都是姓爱新觉罗的。清朝的八旗子弟本身就是铁杆庄稼，不用生产就能有俸禄，宗室更是了得。要是祖上做了官或者本身就有个闲职，就算是有钱有闲的一分子了。北京这地方最牛的就属这帮人，把所有能够玩儿的东西都玩儿到了极致的程度，养点儿鸽子都不仅仅拼品种，连鸽哨都制作得异常精美。
尤其是文化艺术等层面的东西群众参与性比较强，跟现在的卡拉OK似的，看别人唱自己就会唱上两段。这种人在戏剧界叫做“票友”，有时候觉得这个“票”是通假字，但通哪个字就不好说出来了。而宗室要是成为“票友”的话，被行内很专业的称为“龙票”，不是大龙邮票的意思，而是说这帮人是龙子龙孙们来票戏。
“票友”因为有钱有闲有文化，很多时候要是先天条件不那么糟糕的话，都还算票的有点儿样子。更为重要的是，凡是票戏就都是打算露一脸儿的，但“龙票”们总不能在台上当个匪兵乙或者小妖什么的，必然是主角才行。而最牛的就是要用真正的职业演员当配角而“票”，才算是没白辛苦一场。主角“龙票”们是权贵，配角演员们算是艺术，权贵加上艺术，一个社会风气形成就不是问题了，而追星追到自己上台演、星星们当做陪衬，也算是追星的最高境界了吧。
自晚清、民国之后，这样的追星盛况是见不到了，主要是文化程度不足以及根基不深，没有贵族就不能这么追星，最多也就是在台下每次都到捧场、鼓掌以及包养而已。
这样的临时工我也想做
曾几何时，在中国的语言当中“临时工”不算是个好称谓，大致相当于不靠谱的代名词。盖因在一个一潭死水的社会里，做临时工就证明你没有本事找到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后来情况多少有点好转，毕竟社会多元了嘛，找份临时的工作赚点小钱后再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已经成为某种时尚。但目前看来，“临时工”这个词的命运有可能像“小姐”之类的词句一样被转义，成为某种不堪的代名词。
前段时间有报纸爆料说，深圳市第二次保障性住房申请受理初审合格家庭公示期正式结束，在公示的过程中有细心者发现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扎推出现，至少有299户初审通过者在政府部门工作，而齐齐哈尔市驻深办主任也通过了申请——该人啥资产都没有，就是有个在法国读私立学校的儿子——同时，不少申请者甚至还拥有每平方米售价超过5万元的豪宅。
这件事出来之后，别说友邦惊诧了，我们这些已经生活在这个神奇国度很多年的人都惊诧莫名：咦，居然这样也行啊。鉴于舆论的心神不宁，这两天深圳的有关部门出来回应说，这些人都是临时工——“他们都是属于面向深圳户籍招聘的临时人员，扣完税后只有1616元，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公务员”。
这就造成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悖论：如果工资真的这么低而这些人又拥有豪宅的话，这个临时公务员所要求的就不单单只是业务能力，还有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类似于身为千万富豪而竞选成功的纽约市长、年薪只有一美元的那种。美国才有一个这样的市长，我们就一个小小的深圳至少就有了这么多人，深圳的精神文明建设可见一斑。
但如果工资只有这么一点而本身又不是具有献身精神的富豪，这些钱是怎么来的估计就值得探究了。当然，我们知道探究也不会探究出太多东西，毕竟喊了这么多年的官员财产公示制没有任何效果，这些被宣布的“临时工”甚至都不算在正式编制当中，恐怕就更是没有财产阳光制什么事了。只是这未免让人浮想联翩：要是政府的临时工都能这么有钱，那正式工会是什么样？
说实在的，关于“临时工”这件事我个人觉得实在算是没啥技术含量的辩护词了。自从不知道那次公共事件开始，“该人是临时工”的说法就成为了标准的辩护词之一，这次深圳只是创造了人数上的记录，比之其他地方“城管打死人是临时工干的、警察打死人是临时工干的”来说，除了一下子发现了这么多临时工之外，并无什么新意在其中。而这件事也没什么新意，只不过是借用权力为自己谋福利，没想到大家都心同此念，从而玩儿得过头儿而已，找其他借口也是掩饰不住这层真相的。北京最近被暴出机关单位的所谓集资房比周边的房产便宜太多，应该可以为这件事做一个备注吧。
顺便说一句，这些年总是听说精简公务员队伍，如果深圳关于“公务员临时工”的说法为真，这个精简到底是怎么回事？难不成当地的机构不但不需要精简，甚至还有人员不足的态势？如果不是这样，对于那些正式工的工作效率，恐怕要打上另外一个问号了。
您看，说谎就是这么麻烦，因为每次说谎都会让真相暴露得更多一些。
认可选择就是最大的尊重
近日，陕西省清涧县高杰村镇高杰村村委会主任的职位，被一个十九岁的小丫头“拿下”。这当然是引发了争论。支持者说，别看人家年纪小，说不定就能真的称职，年轻有活力总是好事。这个辩论的路子大致相当于“甘罗十二为丞相”，十八岁统帅千军万马之类的话头儿。而反对者自然也是从能力上入手，英明地指出年纪太小、承诺太多，将来做不到会如何如何。
关于这个小姑娘的能力问题，如果加入进去讨论就基本上变成举例大赛了。人类这么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如果想举例的话，基本上都能举出各种正反的例子，到最后就成了一锅例子糨糊汤，除了重温一遍历史故事以外，对于事情到底应该如何是完全没有帮助的。信息含量虽然未必为零，但《故事会》要是能解决《商业评论》的问题，这个世界倒是简单了。
如果世界上的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的话，这个事件就能告诉我们一些其他的东西，而这个东西与能力以及年龄并不相关，唯一相关的是我们是否有权利进行选择。
不知道支持与反对的两者注意到没有，这个小姑娘是通过村民选举而得到这个职位的。第一次选举中，原来的候选人都没有得到足够的票数，小姑娘加入选举，一共461票，她得到450票。在选举的过程中，她不但阐述了自己关于未来的想法，还做了现在很流行的才艺表演，能够得到这么多的票，恐怕并非偶然。
我们也是有选举的，不过，请回忆一下阁下曾经的投票经历，是否有候选人为您表演过任何才艺？是否有候选人曾经对你说过，如果他或者她当选，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变化？是否有候选人告诉过你，如果你的生活有了问题，他们会为你做什么样的工作？如果这一切都没有的话，选择一个能够这么做的人，难道有什么错么？
基层选举这件事往往被人所诟病，往往有人用“例子糨糊汤”的形式列举出各种各样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选举会出现的问题。但我们要明白的是，这绝对不是选举本身有问题，而是选举这件事没有完全地、真正地交给老百姓去做。如果这个权利是完整的，这次选上去，下次就能把他们选下来。只要真正的选举权利在手，所谓选举的弊端就是个伪问题。
总是有些人不相信老百姓对自己切身利益所做的选择，认为这些人目光短浅，蝇头小利或者一点威逼就能使之放弃有益的东西。这个概念是错误的，没人比自己更能了解自己本身的需求，所有这些不如意的地方，不是选举的公平没有到位，就是其中另外有隐情，这哪里是选择本身的错？错的是选择的权利不足罢了。
正是因为如此，当地民政部门认可这次选举的结果，最大的意义是体现了对于民意真正的尊重，因为他们并没有视百姓的选择为无物，而是尊重这种选择。这种尊敬的背后，是一个社会的权力部门对于公民权利的尊重，是难能可贵的开始。
这个小姑娘与前段时间二十五岁的地级市团组织副书记相比，官位是小了很多、年龄也小了很多，只是其中的意义倒是颇不相同。两者最大的差别只有一个：这个更小的村委会主任是当地村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而那位团支书是任命的。其他都可以不论，就这么一点差距，两者的意义一个是停留在了任命程序上，一个就上升到了社会整体的构架上。天壤之别啊。
一个政治儿童能够走多远
原本以为网上暴得大名的人士基本都是邪神一类，以凛然正气而出名的基本都是垂垂老矣或者在学术界浸淫有年的德艺双馨之辈，现在有件事证明，这还是对社会的复杂性估计不足。这件事是这样的：一位叫做黄艺博的13岁小朋友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坚持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如今，黄艺博已在全国重要报刊上发表过100多篇文章，并将其近3000元稿费和变卖废品赚来的零花钱都用在资助与看望孤寡老人，就读于华师一寄宿学校，小小年纪，身上就笼罩了“全国百名优秀好少年”、“武汉市首届‘十大孝星’”等太多光环。
而更为有意思的是，这位天才儿童肩头挂着“五条杠”——上过学的都知道，三条杠就是少先队大队长了，这位可是武汉市少先队的“总大队长”，所以能有五条杠的待遇，像是五星上将似的。
这大概也算是正面宣传的形象之一种，从小就又红又专的，看上去将来是个前途无量的苗子。不过这事儿也难说，就个人经验来看有啥啊，当年我看《中国可以说不》还能热血沸腾呢，现在看见什么《中国站起来》都当某人梦话。别当回事儿，等这孩子背上房贷就消停了。这里的房贷是个泛指，未必说人家将来真的需要去贷款买房，而是发现自己没有活在《新闻联播》当中，自然也会产生人生如梦的感觉。
更有可能的是，发现世界不是这样的，然后颓了、随波逐流；按照《人民日报》去要求自己与别人，没进官场就直接在心灵上上了梁山。另外再说一句：你见过从小拿红蓝铅笔琢磨世界革命形势，最后能爬上去的么？反正我是没见过。
其实对于这个孩子说不上有什么评价，这个世界上的人千种百样，有从小喜欢钢琴的，也就有从小喜欢政治的，要是没有这么千姿百态，社会也是挺无聊的。有人对这种现象进行批评，但似乎没人批评那些从小就让孩子学钢琴的人，谁把朗朗的父母弄出来批斗？丁俊晖大家也都觉得不错，姚明呢？
政治儿童其实并非是坏事，在国外的很多政治家族当中，都是从小就培养孩子的政治意识，所以才有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什么的政治世家出现。关注民生与时事并不是坏事，而是一件大好事。很多学校从小就培养孩子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他们作为一个公民的意识，以后寄望他们承担起延续公民社会的责任。
但对于这个孩子的负面评价之所以出现得如此迅猛，大致应该是两种原因。一个是政治这东西离我们普通人实在是太远了，尤其是在咱们这里。这些年来，虽然百姓的参政议政热情不断提高，但实际上参政议政这件事与当年庶民朝政的关系差不多，并未得到一条真正参政议政的通道。当看到一个孩子如此积极参与政治，未免让人觉得有所讪笑。政治这东西不但离得远，而且在我们印象里既离不开，又不是个好东西，与钢琴、体育运动不同，政治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又是最为龌龊的低下者。简而言之，我们对于政治与政治参与，并未形成一个良好的概念与心态。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虽然说这是孩子自己的兴趣与功劳，但这孩子的父母似乎并未善尽自己父母的责任，并未从一个更为宽广的空间与角度引导孩子。从新闻上看，这孩子读书看报看电视的领域还是比较窄，除了《新闻联播》就是《人民日报》，然后就是一些古书的政治言论，用这些东西观照现实的政治与时事，恐怕得出的结论最终会出现偏差，要是真有心投身于此，不妨多看点儿现代政治学书籍，那东西不会比《白话资治通鉴》难懂。当然，这也不怪他的父母，在我们这里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不多，有时候也不太敢储备这东西。
只要不是家长的政治投机，我看这样的政治儿童也没什么可怕的，也说不上有什么扭曲的地方。所有的扭曲都是现实环境投射在他身上的光影，爱好政治本身并不可怕。但要是用这个来投机、尤其是在咱这里投机的话，后果则未必很好，想必这些事情也是早有前车之鉴，也就不用多说了。一个政治儿童能够走多远？那就要取决于我们这里政治有多健康了。
斗狗比吃狗还让人别扭
有两句诗我是一直很喜欢的：斗鸡走犬过一世，天地兴亡两不知。这是说要是能天天耍点儿斗鸡什么的活动，生活在太平盛世当中，世界末日啥的咱也就不关心了。这是表明一种生活态度，实际上我看过一次斗鸡之后，觉得这事儿相当不靠谱，这不是一种我喜欢的活动，我宁可去喝鸡汤，也不愿意去看鸡打架。
话说咱们这里现在也是太平盛世，斗鸡我只看过一次，斗狗则通过《新京报》的一条新闻体会了一把。报载，北京现在有一些地下的斗狗场，就是把两条狗放进去相互撕咬，最后按照某些规则定输赢，比如说夹着尾巴逃跑什么的。而且这似乎有变成一种产业的可能，不但有专业的犬种，还有专业的饲养技术，连作弊手段都已然开始完备。《新京报》记者调查得知，斗狗赌博圈在北京悄然兴起。斗狗者们以每年超过万元的投入饲养、训练，跑步机、轮胎成为训练比特犬的工具。斗狗赌局上亦有千术，部分狗主人在赛前给狗注射兴奋剂，或在狗身上涂抹麻醉药。
关于这件事有两个层面的问题：法律、文明。咱们先说法律。赌博肯定是现行法律所不允许的，这点任何人都应该很清楚。但这种事儿往往属于那种民不举、官不究的事项，毕竟这是个小圈子的活动，不到某种程度不会招惹警方的干涉。人类这个物种大概是赌性最重的，平时我们其实都在赌博，你做任何决定时，都有不确定的成分，这也是赌博总是消灭不了的缘故。
而有些时候法律很难管得那么紧。比如说您要是去成都的麻将馆，桌面上放着现金也没人管。这就是某种约定俗成，只要是不涉及大规模的、以盈利为目的的赌博活动，连警方也睁一眼闭一眼，看守所毕竟空间有限。不过，新闻里报道说这已经形成某种产业了，想必警方这次该用心一些了。
我个人倒是对斗狗表现出来的文明程度更为感兴趣。
如您所知，我们人类不是吃素的，至少除了极少数人之外，人类不是吃纯素的。这就是说我们心中都有肉食动物的嗜血冲动。这种冲动根据文明进展的程度不同而有变化，当年那是角斗士在斗兽场里相互砍，后来是斗牛什么的，现在的拳击也算是某种冲动残留的痕迹。而美国的职业摔跤更为有趣，大家明明都知道是假的，但还是挺投入的。
但我总觉得这种事有个限度，那就是只要不是成心打死对方，人类自己有选择去格斗的权利，这事儿在我们人类自己之间干干也就算了，别让动物掺和进来，包括斗鸡、斗狗、斗牛什么的。无论是人与动物还是动物与动物，咱们最好都别干这种事儿。
这是因为人是有理性的，他可以选择不去擂台，但动物并没有这种选择的能力与权利，让人拨弄着去伤害自己的同类，大概算是人性之恶的一种了。
网络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进化了千万年才爬到食物链的顶端，不是为了吃菜叶子的。这话虽然比较极端，但也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对于其他物种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原本是爱怎么杀怎么杀、爱怎么用怎么用，随着我们自己的文明开化，动物权利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个人无论是自己点菜还是在我的饭馆里，都是不吃狗肉的，但却不干涉其他人吃这种动物。这是因为饮食环境各有成因，这方面说不上好坏。不但不吃狗肉，任何虐杀的动物基本都不吃，这是因为我可以因为生存或者口味而吃掉其他生物，但这并不是虐杀的理由。
根据这样的逻辑，我个人觉得哪怕是未来有一天在咱们这里赌博合法化了，也最好没有这样的赌博项目。你可以吃掉动物、用它来干活，甚至闲的没事让它们弄个赛跑、跳舞啥的，为了人类的健康拿它们做实验，这些都没有问题，让它们专门去打架而满足自己赌博或者嗜血的观赏欲望，这就有点儿不符合现代文明的基本走向了。
第三编 中国文化的前身与后事
文化的冰火两重天
小时候还有很多走街串巷帮人崩爆米花的，基本家伙就是那个放在火上不断旋转的密封炉子，上面往往还带着一块压力表。当时这种人来到附近，基本是周围孩子们的节日，往往大家都是自己准备着老玉米豆、大米去爆米花，等到慢悠悠地弄好了之后，我们都躲得远远的，好奇地等着那一声巨响。童年生活有时候蛮有趣味，比现在的微波炉爆米花有趣得多。
美国人拍了个纪录片打算重现这个过程，从中国进口了一个老式爆米花的炉子——这点我挺佩服老美，居然还能找到这种产品。往下就比较有趣了，做实验的那位穿上了防爆服，没错，就是美国军队或者特警用的那种拆炸弹的防护服。穿上这东西之后，爆米花这个工作看上去就很专业了，比当年我见过的那些穿着老棉袄的小贩强太多。搞笑固然搞笑，熟悉美国文化的人都知道，这绝对是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那就是遵守安全第一的原则。
当然，虽说美国人不太了解中国，但很多中国人还是挺了解美国的，这帮人对于安全有着相当偏执的重视，以至于他们的英雄都在电影上，实际上平日里循规蹈矩的人占了绝大多数。说好听点儿这是对于生命的尊重，说不好听就只能说是死板了。这方面美国人还比不上德国人、日本人，那是能把人逼疯的。
有一次我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去访学，中间有点儿私事少开了半天超级无聊的会，坐地铁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美国方面管接待的人士差点气疯不说，居然险些报警。在他们看来，倒不是说少开一个会有特别大的关系，而是觉得你人生地不熟的，万一走丢了会出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是完全哭笑不得，被当成道路白痴完全不好玩。
但这也正是他们厉害的地方，任何事情都不心存侥幸，按照各种规章制度走，起码出事的几率会大大降低。我这种无可无不可、自由散漫惯了的人，有时候反而适应不了美国人这种看上去自由散漫、无拘无束，实际上各种事情都有正规程序与做法的地方。
您看，这就是不同。我们这里是规矩挺多没人遵守，他们是规矩看上去不多，但大部分人都遵守。两个国家的差距，可能这是其中一项吧。
高考中的数典忘祖
考了659分的重庆高考文科状元何川洋被爆料说民族身份造假，而何川洋父母的身份更是令舆论对此事的注意升级：其父系巫山县招办主任何业大，其母为巫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办主任卢林琼。高考状元、身份造假、父母的官方身份，几者相加，想不引起关注都难。
造假当然是不好的，不论是作弊还是更改民族身份。更改民族身份不为别的，只是为了政策规定的加分而已。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我等不敢妄言，而且对少数民族的加分政策确实有帮助少数民族的作用在其中。但有意思的是，这种政策往往被利用来给强势民族身份的学生加分，这不知道是否是当年制定政策者能够想到的。而虽然现在不讲究慎终追远，对于祖先的崇拜也大不如前，但为了能够加上些分数竟然擅改自己从祖宗方面传承下来的民族印记，说是数典忘祖也不算过分吧。自古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家”，连自己的祖宗都消失在高考的战云当中，指望考出一批为百姓说话的忠臣恐怕也就是妄想了。
但此事的重点倒未必是众所关注的身份造假与父母皆官，而是一个重庆文科的状元竟然也为了区区一点的分数而造假，让人觉得颇为不可思议。我们可以先看看何川洋的班主任是怎么说的：“何川洋没有一科特别突出，也没有一科特别不好。”何川洋虽然一直是年级前十名，但一次都没拿过年级第一名。对于何川洋考了659分的最高分，班主任说是“爆出了冷门”。
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角度看：作为平日里学习不错的学生，对于高考也是心中无底的。正是因为这种心中无底，才导致了他的父母为了让孩子有个更好的前途而改换了他的民族身份。要是这次没有爆冷门夺得重庆的文科状元，此事未必会引发任何关注。冷门爆得不是时候而已啊。
在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同时，我们当然应该谴责这种行为，尤其是有某些证据表明，这次修改民族身份有利用职权的嫌疑之时。但是，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想一下，为什么对于一个学习尚可的孩子来说，依然需要那点分数作为一个“双保险”？
高考无疑是残酷的，提倡了这多年的素质教育与改革高考体制，其实质并无真正的改变，虽然不能完全说是一考定终身，但分数的一点差距就是冰火两重天。熟悉高考的人都知道，近些年里，或许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学生即使成绩差一点也是有大学可上的，但在其他地区，那种竞争的激烈与残酷是很难想象的。在这种背景下，无数考生的家长都患上了“分数恐惧症”，利用任何可能的手法，只要能提高最终分数就是好的。何川洋的父母固然有可能利用了官员的身份，其实他们在这个教育体制下依然是可怜的。
说这些并不是为这个学生以及他的父母乞怜，而是希望我们要反思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改换民族身份或者滥用权力的问题，这些东西是一个大背景下的枝叶，根源远不在此。至于如何能改变这种高考制度，也远不是一篇小文能够说清的。只是新闻里面说，何川洋已经跟北大重庆招生组签下预录取的协议，现在正在等处理的结果。孩子是无辜的，如果他的考试并无作弊的话，这就是他的成绩，不能因为更改民族身份而被抹杀。父母如何处理倒还罢了，祸及孩子总是不好的。如果能够把成绩与改民族身份的事情分开处理，倒是不失为两全之道。只是这个两全之道很是悲凉：孩子一纸文凭的代价是家长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理，这也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情之一吧。
千古忠奸未有知
所谓“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长跪在西湖岳王庙前的秦桧夫妇泉下有知，不知道是不是学会了上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能看到这条消息而感到欣慰：荆楚网转网友拍的照片，称自己在山东荣成成山头福海风景区旅游的时候，看到了一座当地旅游机构建立的“奸臣纪念馆”，里面列出了秦桧先生的同行们之大名与事迹，据说详尽得很。网友的说法是这个做法很“雷人”。
在还没有具体的消息与资料之前，讨论忠奸的问题似乎是远了点，更何况中国虽然有“盖棺定论”的说法，但只要是时世不同，这棺材板盖上了还是可以掀起来的，不论是弄出来鞭尸还是梳洗打扮一下放到圣人祠堂里陪祀冷猪肉，又或者是先陪祀然后鞭尸，更极端的是鞭尸也鞭了好几次，冷猪肉也吃了好多年，总是折腾个没完没了。到最后还有人打油诗云：周公恐惧留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是当时便身死，千古忠奸谁人知。谁人知？不学无术者反正是不知。
就我看来，这件事如果是真的，应该也不是为奸臣树立一座什么永不磨灭的丰碑之类的豪举，其后面的原因很可能简单到让人哭笑不得的程度：这“纪念”二字应该是某人不学无术的成果。大致的流程是这样：某人（很可能是领导）觉得自己这地方开发旅游要有噱头，也要有人文的景观。但自己这里没啥名人，风景虽好也不算出众，所以要出奇制胜地突出一个文化类别的东西，什么能够吸引眼球？结果就想起“奸臣”二字了。至于是不是对此物种有与众不同的爱好不好说。建了东西总要有个名头吧？关于人物的人文景观如果是新近设立的基本都冠以“纪念”之名，所以这东西就叫做“奸臣纪念馆”了。基本算是个没文化惹的祸。
这种事情算是屡见不鲜，当年曾有人征集过近年最雷人的标语口号，票选前十条基本都是让人以为出自能看文件的文盲之手。文化这东西虽然平日里似乎未必起眼，但在真到应用的时候，能够用好的确实不多见。
文字只是运用错误也就罢了，最多是出点诸如“宁可血流成河，不能超生一个”，以及这种“奸臣纪念馆”的笑话，但文字之后是文化的表现，而文化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往往是一种能够真正识别忠奸的能力。
正如上面那首打油诗里说的，不论是周公还是王莽，在他们还没把事情做完之前确实很多人都不能论断他们的行为是忠还是奸。能够判断这件事的，除了通过一般的常识，还要通过各种迹象与行为。后一种往往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而后一种的分析判断，没有文化作为底蕴，则根本就是不可能。
所以，或许我们的文明里有所谓“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反智主义说法，但终究还是很看重文化这件事的。因为没有文化的“忠”往往是愚忠，有了文化就有了真正的自觉性，那种对于国家或者正义的忠，远不是凭借朴素的感情所能比拟的。
顺便说一句，历代权奸当中，除了严嵩等几个异类之外，大多数还真是在文化上半通不通的人士。文化这东西学好不容易，学成个基本识文断字然后去祸害天下倒是很简单的事情。当然，这话我不是在说起这个“纪念馆”之名的人，而只是说出这么个现象，请勿误会。
故宫的金缕玉衣
大概上过学的中国人都知道“金缕玉衣”这个东西，那是古代丧葬制度中的一种器物，用金丝穿玉片，成盔甲状套在逝者的身上，看上去像个人形雕塑。据说玉有保持尸体不腐败的功效，这个理念是这种葬制的来源。当然，这是王侯之类人物专享的葬制，普通人是没有资格的。
古玩市场上有时候会有这种玉衣的残片出售，整件的东西相当罕见，也不是民间藏家能够得到的。但最近正在审理的一桩案子当中，原北京燕山华尔森实业集团法定代表人谢根荣，3年期间违规骗取建设银行贷款7亿余元。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位谢先生曾经向建设银行的有关人士出示过自己收藏的两件金缕玉衣，从而得到了对方的信任。而这两件所谓的金缕玉衣其实都是西贝货，是北京中博雅文物鉴定中心鉴定委员会主任、北京电视台《天下收藏》栏目特聘鉴定专家牛福忠串起来的，用的是谢根荣给他的玉片。
但为什么银行的人士会认为这两件东西是真货、从而相信了他的经济实力？很简单，这两件行内称为“药”的东西，经过了故宫五位专家的鉴定，并且给出了价值24亿元的评估。而故宫的专家也是做金缕玉衣的那位鉴定专家请来的，最后拿走了几十万的鉴定费。
事情过了几年之后，在东窗事发之时，其中一位专家已经去世了，另外几位专家很轻易地就把主要责任都推到了去世专家头上，都说自己只不过是友情出演，主要还是听了那位专家的意见之后才做了那样的鉴定。这话当然属于不要脸的范畴，连基本的担当都没有了，把应该一体扣上的屎盆子扣在死去的同事头上，其品行如何，可想而知。
实际上这件事行内人一眼就知道，纯属友情鉴定、金钱鉴定的一种。古董行花样多、水深，这是其中一例。比如说买到假货又不甘心，找个专家鉴定一下之后，假货也就堂而皇之地烫了金，成为了真宝贝。据说某电视鉴宝栏目当中，还有人把自己手里的东西换个人拿上去鉴定，然后给出一个天高地远的估价，从而哄抬市场价格。而各类专家当中，故宫的专家属于价位最高的那种，除了迷信“故宫”两字之外，重要的就是这帮人见多识广，按说不会走眼的缘故。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专家是受人尊敬的一群人，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作为某些领域的建议者与裁判者，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专业与声誉就是他们的生命，也是别人愿意付钱给他们的原因。但您也看到了，专家这个词儿在咱这里基本属于骂人话，主要的原因倒不是专家不专，而是他们利用专家的名声与社会信誉度，明目张胆地为各种假货保驾护航，而且还不是在古董这一个领域，其他地方也会看到他们奋战的身影。
如果我们回过头看很多社会问题，总有专家们出来为各种机构进行粉饰，这个景象让人不能理解的地方在于，知识在任何地方都是让人清醒的东西，而且总是会划定一个界限，使得掌握了知识的人具备最起码的智力诚实、学术诚实，不会让他胡作非为，这就像一个经过训练的武林高手，不会随便出手肆意妄为。只有一种情况他们可以放弃这种约束，那就是知识本身早就不是追求，而只是用来不择手段攫取利益的工具，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还得不到惩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权威在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成为了威权，而威权是被用来肆无忌惮地谋利的。这种威权既没有约束，也没有授权，自然也就不会对知识本身负责，而只是把知识当做工具。从上到下都是如此，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开始辟谣，这事儿基本就可以当真了。当威权必须要证明自己合理性的时候，必然要绑架其他力量为其背书。
这几乎是一个隐喻，是一个社会价值观溃败的缩影。当一个社会最该有公信力、美誉度的群体都成了这样的时候，真是让人无语凝噎了。最该有美誉度的公益机构几乎成了藏污纳垢地圣地，最该被相信的专家学者失去了公信力，裁判者、鉴定者成了造假者，一个社会就没有了公正可言。现在很多社会事件中，往往可以发现原本应该作为维护正常标准的机构与个人，恰恰就是造成灾难的人。
金缕玉衣无论如何华丽也是尸衣，专家的头衔无论如何耀眼，如果是这样使用，早晚也会变成他们的尸衣。
生前身后不安宁
名人的生前身后事基本都能成为街谈巷议的题材。季羡林先生主要的学术功绩是没几个人能弄懂的，大众名声多来自于其散文，以至于后来季先生驾鹤西去之后，举国媒体闹出一个“国学大师”的大笑话。而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前，更为轰动的消息倒是他的秘书涉嫌盗窃其收藏的事件，以及在他葬礼之上出现的闹剧。
不知道是不是北大方面的公关工作得当，前一起疑似“内鬼”的事件很快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最后到底是个什么结论，到现在也没人知道。信誓旦旦的季门弟子所承诺的猛料也再无音讯。没想到没过多久，一起更为“真实”的盗窃案又再次光临，这次是季先生生前在北大朗润园的故居被盗——或许称为洗劫更为合适，季先生的关门弟子钱文忠在博客里说：“几千册珍贵的线装古籍，数量不等的佛像、铜像，其价值是难以计算的。若论市场价格，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起码以百万计的数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