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在新疆也是没有遭多少罪，原因也无非与东坡居士相似。或者当权者的想法与百姓或者其他官员的是非善恶标准总是有所不同，虽然经常有好官或者好人被误会，但更多的是遭到更大的同情。流放生涯未必总是给这些人带来彻底的伤害，倒是另外一种成就其不朽英名的另类方式。有时候你会觉得，如果在昏天黑地的世界上，不被流放过一次而在仕途或者做学问的路上一帆风顺，将来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曾经为民请命过。
因此，流放这件事对于很多人来说，未免更多的是有了一种浪漫与悲壮的色彩，是值得浮一大白的事情。在流放的命令下达之后，往往就是各种送行的开始，清朝虽然有旨下即行的规矩，但也是出了城门就算。城门外早就等着各路意气相投者，酒宴排开大致能有一个月的时间不用自己掏钱吃饭。
我有一位亦师亦友的朋友，近日要去新疆了。
从来就没有什么纯艺术
关于审美这件事原本是各说各话，因为一时一地的不同，审美的标准也有所差异。但这些年有个很古怪的现象，即只要是官方机构的建筑或者是活动，只要出来现世就会骂声一片。最新的骂声集中在苏州那个“东方之门”上。
那东西基本算是放大了的凯旋门，但细脚伶仃与两楼链接处，确实与低腰牛仔裤神似。既然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而人民群众手里又有诸如绘图工具等武器，这个建筑基本上就被调侃得体无完肤了。当然，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基本走的是下三路，上半身配上奥特曼、玛丽莲梦露不一而足。
《苏州日报》可能是被惹急了，发表宏论云，审美这事儿需要有基础才行，不是什么人都能看出好来的。这话我基本同意，从建筑的角度来看，这东西远称不上难看，比起什么造型如铜钱的方圆大厦、直接把楼盖成福禄寿三星的巨大塑像（当时我开车路过这三尊巨型楼宇，下巴差点直接砸在方向盘上）来说，这玩意儿也就是无功无过，要是比起全国很多政府办公楼都山寨成白宫或者故宫的式样，几乎都算是有创造力了。
其实这事儿与审美能力基本上没有关系，而是与民间的观感有联系。说起来无论是奥运会的鸟巢还是国家大剧院的鸟蛋，以至于被调侃到体无完肤的央视大裤衩，从纯粹的建筑领域来说，都不能说是难看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放在这个时代里，与其他国外的建筑杰作相比毫不逊色。
之所以大家对这些东西不接受，更多的是民间对于弄个宏大名字、与政治有关的工程无法忍受。这种东西在现阶段的民间语境下与建筑的美感无关，与民间对政府有多少恶感有关。在老百姓看来，这些东西无一不是劳民伤财的象征，整体上厌恶感充斥心中，早就没有审美能力的容身之地了。这么说吧，丑人穿什么都不好看。
从来就没有什么纯艺术，尤其是在公共建筑的领域，老百姓看见这些建筑，并不是看建筑的本身，而是通过诋毁这些建筑表达自己的厌恶之情。明白这个道理，就能明白为什么那些其实还不错的建筑永远不会得到夸奖。
另外一句俗话说得好：您自己长得像个包子就别怪狗追。
自污以求全
很难说每个人都有自虐的倾向，但据心理学家说，确实有很多人是有的，但平日里并不表现出来，而是潜藏的很深。要是没有一个诱因的话，可能终其一生都不会显现。而在很多时候，这种东西显现出来的时候，还是要有强大的外力压迫以及自我的心理建设才能真正甘心情愿地把一世清名换个污名回来。
明晚清初的士林领袖钱谦益自然是自虐的典型。重要的并非是他先是高蹈远隐、然后求死而怨水凉，而是既然已经坚持到了这等地步，哪怕水确实太冷而珍惜生命，远走江湖或者佯狂求免也就算了，最终还是出山为新主子效力，正所谓“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虽然使用苦命的女人为喻，在现有的语境与社会之下有政治不正确的嫌疑，但意思还是可以明白的。
这种自污加上自虐的手艺，未必也全是外界压力过大造成的。如钱谦益等人，其实也是有所谓理想在后面支撑。比如说要教化这些满人，使之能够接受圣人的学说——这个当然就是妄想了，华夏正统的龙子龙孙们有几个真的把孔家学问当做一回事儿的？也不过是弄一堆“外儒内道”、“外儒内法”以及汉家自有法度，霸王道杂之的把戏了。儒家这种自反而缩的精神气质倒是被用来做了多少“一队希夷下首阳”的底气。
但这也算是古代一种通例了。最近一些年，如对五代冯道的评价就大幅看涨。五代的皇帝与皇朝换得像走马灯儿似的，唯有冯道老先生始终如不倒翁一般。有新皇登基招来问之：汝何人？冯道对曰：痴顽老子。自污及自虐几乎到了底。但这种话在皇帝而言是爱听的，于是他也就好官我自为之了。此人私德上非常良好，以至于没人能抓住他的小辫子。皇朝时代并无民族国家概念，他也算为保存文化传承立下功劳。南怀瑾后来在自己的书里提到他数次，未必有明面上的褒贬，但看上去还是赞赏的。
文化人这么做当然有多年被圈养之后的软骨病症状，实际上高贵如一国之君也并不例外。后主刘禅“乐不思蜀”的典故不用再提，历史上以后主之名名世的几位，大多曾做过卑躬屈膝的举动，甚至有自污为奴者。但结局其实都不怎么好，没有几个能够得终天年，哪怕是碰到有宽仁之名的赵匡胤手下，也因为一首词送了卿卿性命。当然，他们自污与自虐除了保存自己的性命之外，更多的还能安慰自己是在保存祖先的血嗣不绝。
直到近代的时候，这种自污兼自虐才在汪精卫身上有了个人的最高成就，甚至这不是他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周围一群人都以一种相当高昂的气象投入到了自污的征程当中。他们的理由更是正大，毕竟日本人统治也是统治、自己人统治也是统治，那为什么不为了救当时沦陷区的百姓于水火中呢？至少在后来为自己辩解的时候，汪精卫那些为其精神所感召的人当中是有人如是说的，如果当年能够舍身谋刺摄政王的汪先生当时尚在人世的话，说不定也是要这么说的。而近代颇有人为汪精卫正名翻案，其道理也是在此。自污确实是常人勇气所不能为的，但要说自污、自虐到这个地步，总是令人难以置信。
说了半天，似乎自污与自虐都是高等阶层的事，与我们老百姓是没有关系的。这倒也并非无因，而是在那些时候确实用不到老百姓自污，汝等只能被冤枉，但不用你们自己来冤枉自己，最多是屈打成招。真正能够触及到这个阶层的自污与自虐狂潮，大概也就只有“文革”了。
“文革”之后有所谓伤痕文学流行于一时，其中几乎都会写到一些自我的检讨、自我的精神阉割，一次写不过去还要接着去写，直到把小时候偷过贫农家里的一根黄瓜都写出来，然后成为下次整你时候的材料。主要的目的已经不是强迫判你有罪，而是要在那种你自己承认有罪的前提下，提升整人的快感与道义的正确性。
比之当年那些高阶层的自污与自虐，至此才算完成了整个过程的历史使命而到了真正的大成。所有用以衡量罪与非罪的界限都在于掌握当中，那是所有人都逃不开的天罗地网。
第四编 公务员的潜伏之道
在官场里潜伏的作家很低调
按说官场小说也算是通俗小说的一个门类，与黑道小说、侦探小说、玄幻小说、武侠小说等并列，但其他小说作者除非是特立独行之辈，否则的话不会有意低调，哪怕是黑道小说作家都不算低调，甚至著名的孔二狗还去过“锵锵三人行”做电视节目。但很少有官场小说作家很高调，尤其是那种真的是官场中人而写小说的，即使因为稿费高达近两百万元、排在作家收入排行榜的前列，也很低调地不让单位知道这件事。
其实这事儿还挺奇怪的，前段时间鲁迅文学奖出了一位官员作家，人家就没事儿，不但在日理万机之余写一些羊羔体的诗，还振振有词地说自己是艺术与工作两不误。都是官员，除了题材不同之外，想必文艺作品的地位也不会因为一个是诗歌、一个是小说而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羊羔体诗歌。但这到底是为什么，可能很多人都心知肚明。
大概这事儿要从暗箱说起。一般说起暗箱操作，意思说的都是私下里面的勾兑，而什么地方这个词用得最频繁？当然用在政府工作上最为频繁，因为别人暗箱操作也没啥意思，最多是公司里的鸡虫得失，不会到达社会生活层面。官场小说要是不写暗箱操作的话，看着就像言情小说了，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之后，不低调点儿看来是不行的。
官场又涉及政治方面的斗争。原本政治斗争并不是什么怪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斗争。但我们的宣传当中，官场并非是一般人们意义当中的官场，而是那种无可置疑的高尚之地，是为人民服务的地方。这个虽然谁也不信，但谁也不能就这么说出来。一贯正确的东西要是也被看做了江湖，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事实，总归也是不好的。
而且官场作为一个江湖来说，有其特殊性。作为一个官员来写官场，必然不会是写歌功颂德的软文，多少要爆料一些内幕、黑幕什么的，这就等于是吃里爬外的做法。要知道，虽然官场本身的斗争形势相当严峻，毕竟那是在内部的事儿，跟大老娘们上街哭诉遇人不淑还是两个意思。这就等于是破了利益共同体的金身，要是被人知道了的话，大概不会有好下场。当然，写诗作画都是正经事儿，不会遭此厄运。
您说官场小说的作家们如果本身就是官员的话，是不是会很低调？这是属于不得不谦虚、不得不低调的事儿嘛。其实您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在国外，官场小说是一个很繁茂的门类，因为那些写作者可不管官员们是不是愿意看到，反正是把他们写进去就对了。在我们这里，官场小说作家虽然有两个收入不菲，但整个队伍还是不够庞大的。
这是因为官场小说有两个要素，一个是你要知道官场的办事流程，一个是你要有官场的经历。咱这里的办事流程以及背后的猫腻之多，几乎让体验生活这事儿完全不靠谱，而官场中人就是明白其中奥秘，利用这种奥秘找寻利益还忙不过来呢，哪里有时间写作嘛。这也是官场小说一出来总是受追捧，但不像玄幻小说似的，让很多人投身其中的原因。
豪华车上坐着个谎言
北川政府灾后花大价钱买豪华越野车，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而当地政府给出的答案如同“衡山云雾十三式”一样扑朔迷离，一会儿是还没有掏钱把车提回来；一会儿是给县公安局用的，没开过几次（《南方都市报》报道）。至于说为什么要买这么豪华的越野车之理由，当然还是当地领导执政为民的思维方式：地震后路况不好，要及时赶到老百姓出现状况的地方去，就要有越野车。
任何合格的司机都能告诉这些领导的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越野车里，最可能到达灾区群众家里的应该是北京吉普。我作为一个自己有车已经十年、越野车开了六年的老司机很负责地说，要是北京吉普过不去的地方，其他民用越野车都不太可能过去。我从来没打算让领导同志们达到越野拉力赛的水平，但觉得他们普通的常识还是应该有的。不过，他们是坐车的人，很难说还有什么常识能够剩下。或许他们的常识是关于车的气派与舒适度的，这就超出了我们一般人的常识范围了。
灾区的人民何以有幸，能够在自己家门口看到震后的领导坐着如此高档的车来解决自己的民生问题，同时还有号召向灾区人民捐赠过冬物品的启事在各个网站的首页挂着。这种奇妙的反差都能够让山东那位作协主席重新吟诵出“纵做鬼、也幸福”了，甚至余秋雨大师还能含泪劝告灾民一次。
关于这事儿其实没什么好评论的，事情发展到现在，基本上就是在看一场表演了，是一个关于如何用一个更大的谎言去掩盖前一个谎言的表演。比如说演出的实况是当地政府已经从他们政务公开的网站上撤下了车辆的品牌、型号以及配置，就留着一个价钱在那里。这一幕让我们这些观众很不满意，主要是认为他们掩盖的行动实在是太不专业了。正如一只老虎对乌龟云：难道你穿上个坎肩我就不认识你了？——难道你只有个价格，我就不知道你买了什么档次的车了？
与购买什么档次的越野车相比，我倒是更关心这个政府采购被“悍然”修改的问题。因为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只要是透明度足够高的话，监督他们购买什么车、花了多少冤枉钱，都是可以进行曝光的。而政府采购公示所要起的作用，也正是在于此。
但如果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能够如此修改其公示的内容，我就不知道这玩意儿还有多少意义了。如果公开的不是被遮蔽的真相，就是缺乏基本条件的事实，甚至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谎言的话，这种公示不但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是足够成为另外一种让人们陷入无知之中的手法，公示也就变成了谎言的另外一个载体。
我们总是谈舆论监督的重要性，舆论监督最重要的就是掌握事实，否则根本谈不到任何监督。政府的采购不能由第三方提供准确的数据，甚至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必须填写的项目表格，那就是一种忽悠。而这种行为之所以能够打着政务公开的旗号在进行，与其根本不想被监督的思维底色一脉相承、并无二致。所以，豪华越野车、被更改的采购信息，以及驴唇不对马嘴的解释，其实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具有环环相扣的特点。
这种链条不打破，以高唱灾区人民之名的豪华越野车算得什么？这种谎言会坐在各种各样的车里，在各种各样的场合碰到，而且涂脂抹粉、粉墨登场，你都认不出来它本来的面目。
包装如过厚的粉黛
每到年节，各种关于礼品包装的新闻就很多。关于这个我实在也不想多说了，因为很多人都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说事儿。这倒是也没错，咱们这里送礼的境界往往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花，文化水平与礼品包装的繁杂程度成反比，越是包装的繁复，就越是表明没文化，只有官化的面子国家才会有咱们这种礼品包装，概无例外。
关于这种反思说的人太多，我倒是想讲一个真实的豪华包装的故事。
话说当年有一云南经营翡翠起家的老板想开饭馆，开张以后给前一百名朋友、客户每人赠送了一饼茶叶。您想想，翡翠老板开的馆子能不豪华么？客人的档次能不高么？很多人拿到茶叶不是随手转送，就是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
过了数年，饭馆生意与翡翠生意都蒸蒸日上的老板想起这事儿，为了继续回馈客户，宣布高价回收茶叶包装盒，因为那个盒子上当作扣袢使用的是一枚上好的翡翠平安扣，当时或许不算太值钱，现在则已经价值不菲了。得到消息的那些人基本都面面相觑：谁真的把翡翠当扣袢用啊，我们都以为那是玻璃的…。。有人肠子后悔成青色，比翡翠的色泽都浓艳。
包装到这个程度大概算是极致了，这也侧面证明豪华包装属于毫无用处的东西，往往真的豪华也并不为人所赏识，一个原因是没几个人有那种鉴赏的品位与辨识真货的能力，另一个原因则是很多人压根儿就没想着您这豪华是真豪华。
这就是我们现在送礼包装的悖论所在。您看，一边儿是拿着豪华包装想让人觉得郑重，一边儿心知肚明地看扁豪华包装，最糟糕的一种状态则是送礼的人知道收礼的人看不起豪华包装，收礼的人也知道送礼的人知道这点，但两者只能在这条豪华包装的路上携手狂奔，这只能说他们其实都已经被绑架了。
绑架他们的除了社会风俗之外，更多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目前的审美能力。我说过一句话：中国的大多数问题是审美能力的问题。这话不是瞎说的，而是一旦我们拥有正常的审美能力，往往很多事就不能这么忍耐了。
关于什么是正常的审美能力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在很多国家里我感受到一种让人舒服的东西。比如在日本用蒲包包装的小礼品，在法国简单包装但匠心独运的纸质包装，甚至您看看标准工业品的苹果手机外包装，您都能感到一种真正的简洁之美。
一个社会审美能力低下是可怕的事情，而培养这样低下的审美能力还真不是朝夕之功，至于怎么培养的咱们就不说了，免得还要再写个几万字才能说清楚。至于后果嘛，想必大家也是看到了，想要改变的话，我们不妨多去出售进口商品的商店走走，虽说咱们总是自夸为文明古国，但现在算是礼失而求诸野了。
士绅与贵族
中国的历史上，“士绅”大概作为正面形象延续了两千年，后来才被从根子上打倒，以至于到现在我们一说起“士绅”，首先反应的是“土豪劣绅”这个词儿。士绅的时代已经远离了我们，没人能够回忆起当年士绅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了。
说起来“士绅”是有专指的，并非家里良田千顷就是士绅阶层，而是具有了其他一些身份，才能称为“士绅”。古人把社会阶层排行写作“士农工商”，这里的“士”也是士绅里面的“士”。何者为士？自从有了科举之后，士就指那些能够通过哪怕是科举考试第一级的人，后来其定义有所宽泛，能够入官学学习的也可称为“士”。所谓士绅，就是家里至少有个秀才的富裕家庭或者家族，退休的官员回到地方上，也是直入士绅阶层的。如果该人是个清官没有什么家产，当地的县令等人也是要年节问候的，因为这些致仕的官员（致仕是退休的意思，余秋雨老师则说是出山做官的意思，我这里取其古意）还有向皇帝报告当地情况的责任。
而这个士绅阶层是最为地方官所重视的一个阶层，不但当地重大事宜要请来议事，就连租税田赋之类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包给他们收取，后来还衍生出一个“粮绅”的名词。当然，这个说不上是个好差事，如果心肠不够黑的话，往往会因此破产，但要是够黑的话，则有可能发财。
士绅的作用当然不止于此。作为一个士绅来说，他至少有几个层面的事情要做，才能符合社会对于他的要求。首先，他必须在公众层面上为其他人进行服务，比如说天灾的时候设置粥厂、年节的时候出钱请戏班、赛会的时候牵头、办学的时候捐资、两个村子打架的时候组织谈判。
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他还要关心与维系价值观念。由于中国古代同族聚居的情况很多见，同族当中的士绅就要能负担起整个家族在某些内部事务上的裁判职责——顺便说一句，这方面有两个裁判机构，一个是家族里辈分、年齿俱高的人士，另外一个就是具有士的身份之人，后者的权威其实超过前者。
形成这个士绅阶层参与社会管理的体系，其实是古代一种没有办法的折中结果。我们知道，现代管理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往往也不能穷尽社会管理的所有层面，倒不是技术不够强大，而是这种管理的成本之高，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承受。这种成本倒不是单纯的登记造册，而是在这种管理方面必然会遭遇很大的反弹。因为在很多层面上，社会中人不需要那种一刀切式的整体管理细化到每个人身上。
现代社会如此，古代社会在这方面更不可能做到，有个说法叫做皇权不下县，其意义就是政府认可这种最基本的自我管理模式，而只在县一级政府设置管理者，用来管理某些涉及公共事务的事儿，以及处理自发管理不能解决的纠纷。这在古代社会里，是可以承受的管理成本。欧洲的贵族领地之类的制度虽然由其他原因而形成，管理成本比较低也是原因之一。
之所以这种管理是有效的，是因为古代社会是一个活动半径有限的社会，长期的共同居住会自然产生优选的领头人。土豪劣绅不是没有，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受限于这种生存环境，并非真如现代影视作品当中的那样，是横行乡里的恶霸地主，顺带着还能强抢个民女、霸占点土地什么的。实际上要是读史书，很多时候士绅阶层是维持社会管理与稳定最中坚的力量，要是这个阶层真的坏到家，社会不会在每次王朝更迭之后迅速恢复稳定。
现代社会也有走向公民自我管理的倾向，除了理念上的公民社会之外，节省社会管理成本也是原因之一，但这种自我管理与古代不同，并非是因为聚居一地的同乡、同族产生的结果，而是用选票进行的活动。这是另一个话题了，不妨以后再谈。
我们都行贿了
印度出了一个网站，名字叫做“我行贿了”，内容倒是也不太出奇，就是述说老百姓们在办事的时候要给管这件事儿审批的人行贿，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鉴于这种事儿大家都知道是无可避免的，于是在这条消息传到国内的时候，马上就有人也建了同样的网站，还是一出现就是三家，让大家发表自己在生活当中行贿的心得体会。
这种网站开张之后门庭若市大约是必然情况，网站的运营者只是开张第一天在微博上推广了一下，第二天就差点因为蜂拥而至的流量把网站给干掉。这位运营者洞察了网络的先机，但确实没有估量到现在的社会现实，以至于过分善良地把网站对抗滚滚洪流的能力降低了，以至于让很多人骨鲠在喉的行贿之事无法一吐为快。
其实我们看那些行贿事例就可以发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基本都是一些单方面的付出，与真正我们知道的行贿还不是一回事儿。这个道理很简单，真正的行贿是那种相互之间的交换，你给我好处、我给你更大的好处，这是不会说出来的。而平民百姓所能够行的贿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掌握着公权力的人并无好处来交换，而是他掌握着行政伤害的能力，让你不得不多付出一些成本，但不会有现实的、可见的收益。比如说驾照考试，您就只能得到尽快成为马路杀手的资格，而不会因为获得更为实际的利益，这叫做只能止损、不能得利的行贿。
可能您看着这种事儿眼熟，没错，这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行贿，这种行为叫做“潜规则”，是掌握权力者用不伤害你换来的收益，可以比之为抢劫的一种，与互利的行贿是有本质区别的。
一般来说，这种行贿等于是加大的社会运行的成本，要是您摆个小摊而必须给除了黑社会之外的城管、卫生等部门缴纳一些这样的费用，换取他们不上门打砸的话，这笔钱必然就会加入到您的经营成本中，然后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种成本的增加，在纯经济学理论当中是拉平费用的实际成本的方式，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很多地方的管理出了毛病。只是这个毛病并非是管理成本过低，从而导致必须通过这种方式把公共管理者的收入拉平到合理水平，而是公共管理成本太高，以至于全部权力集中之后，使得这些人取得了无可约束的审批权、惩罚权，造成了枉法成本过低。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种必然会发生的现象，想要不受到行政权力的伤害就必须如此的话，这世道就真的麻烦了。因为这就已经等于承认了这种行政伤害权的合理性，必须要对其低头才可以。既然成为了合理的东西，其他行贿受贿也就不是什么大事儿了。有人说过，我们这里一边骂着腐败，一边不是收红包就是送红包，这个景象想必还是挺传神的。
咱也说回来，一下子冒出三个同样的网站，而且都是门庭若市的，要说起麻烦来，估计也是早就麻烦了。
那些高调的人与事
做人要低调是现在很流行的事，流行，就称不上真的“低调”，而往往只是高调的另外一种模式。但世上总有真正的高调之人、之事，与那些低调的、影响我们生活的人、事相比，竟然有些无足重轻了。
陈光标先生在四川地震的时候高调救灾已经颇为让人敬仰，这次他再次高调慈善出手，百元大钞以十万元扎成一捆、垒成十三行犹如“钱山”、四名“金盾护卫”荷枪实弹保卫，由此再次引发舆论的关注。很多人再次祭出“作秀”之类的词汇对这种高调的慈善表示应有的义愤，但我们应该知道，凡是苛刻待人的人士，无论高调或者低调的慈善都是很难做出的，因为他们无此能力与宽容。
在看着这高调的慈善之时，有些低调的事情正在进行当中。一个是北京酝酿征收机动车环境税；北京市律协发布通知，人事档案不在北京市所属人才机构存放的人员，将无法获得在北京市律师事务所申请实习的资格，该新规被质疑存在地域歧视。无论是新的税种也好，那种隐含着地域歧视、早就为人所诟病的制约人才的方式也罢，早就落后于时代的事情在低调着进行着。
还有一种是高调中蕴含着低调的东西，可能更能引发人们的联想。中央说了，地市级以下的驻京办应当撤销，高调地宣布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各地驻京办纷纷上京的历史会终结。但实际上很多人并未如此想。某位县级驻京办主任，其认为驻京办撤不了，因为“维稳需要我们”。此人并不是妄言，而是在很多时候，京师的维稳重任确实是地方驻京办最重要的工作。于此维稳压力日重的时候，高调的撤销与低调的回应，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不过是明撤而暗存。
正如张家界把《阿凡达》中疑似取景于“南天一柱”的景观更名为“哈利路亚山”一样，很多时候高调与低调只不过是名词上的差异。高调者虽然未必符合很多人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审美观，但对于社会有着实在的贡献，而那些低调者在审美上根本可能不能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可能倒是更多。尤其在我们这里，低调的那些东西往往倒是更能够祸害到我们的生活。
贵族的战争——征伐
夏朝建立之后，除了中间有个后羿苗裔篡位之外，颠覆一个国家这件事基本上还没什么人做过。在社会学的领域当中有个叫做“路径依赖”的说法，这是说很多在后世看来根本就不算什么的主意、做法，在第一个人做的时候，其实算是开天辟地的创举，在他之前大家都觉得按照原本的道路走，不能超出其范畴。所以说第一个拿花比喻女人的确是天才，后面就都是蠢材了。但后面的蠢材可能想象不到，第一个把花跟女人联系到一起的人，在思维上是多大的跳跃。
直接起兵改朝换代这件事，始自成汤（又叫做商汤、殷汤）。商汤是以建立的朝代命名，殷汤是用地方命名，实际都是这位成汤。成汤的祖先是殷契，母亲叫做简狄，有娀氏之女，是五帝当中帝喾的次妃。三人行浴，看见玄鸟堕其卵飞过而产卵，简狄可能觉得吃生鸟蛋有利于健康，所以就生吞了下去，没想到怀孕生了契。吃个生鸟蛋也不算什么，三人一起洗澡也说不上过于低俗，毕竟那算是上古时期。后来的故事才有意思：“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从五帝直接就跳到了禹。奇怪的是，即使那时候人类的寿命实在不能算高，经过这多年之后才熬出头的话，怎么也算是有点怪异了。
这件事的真相早在三国时焦周那会儿就有了疑问，焦周认为，这估计是因为商汤的祖先可能是个无名小卒，所以后世为了证明商汤的根红苗正，把他的先祖归结为五帝之一的某个妃子与一个卵生动物，从而增加其合法性。有好多学者都考证过这种怀孕的方式，大多数认为从实际出发，这是表现了当时还在母系社会的晚期，还有可能只是知道母亲这方面的血脉、家谱，而不知道下种的父亲到底是谁。但这个说法其实有个漏洞，是因为后面的世系就都是父系的血脉了，社会不可能改变得如此之快。
实际上说，这种说法主要还是增强得天下的正当性。后世的学者认为得天下并且稳坐江山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家选举上去的，哪怕是虚假的选举也好，这叫做民众同意；一种就是血脉来源源远流长，时间就会带来合法性。但这种合法性必须要有一个开始，最好的开始在上古时代当然是神迹降生了。这种神迹降生无可究诘，只能大家将信将疑。后世一般就不用这么复杂，因为前朝已经出了足够多的大人物，拉过一个来做祖先是很方便的事。
大致可以肯定，这个家族在大禹的时代已经开始发迹，然后在夏朝的时候成为一个部落的首领，并且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与势力。从殷契这位始祖开始，这个部落到成汤的时候已经迁徙了八次之多，最终落脚于河南偃师附近。有学者考证殷商部落大概是游牧民族转化成农耕民族而来，最终落脚在后世的中原地域，成为完全的农耕民族。
在成汤成为这个部族的首领之时，有个叫做伊尹的人开始辅佐他。后世关于这位最早践行丞相职责的人物是如何与成汤君臣遇合的，一般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说他本来是个厨子，从厨师做菜的方式里悟出为政之道，然后找个成汤吃得很爽的时候把这套道理一说，成汤觉得这厨子不是一般人，正如女人可以通过胃口而控制男人一样，臣下也能通过君王的胃口进而控制他的心。两人一拍即合，在自己的部落当中掀起了改革的风暴，那时候叫做修明政治什么的。
还有一个说法就比较正规，说是伊尹算是个处士——也就是那种没有经过仕途的人，成汤听说过他的大名，结果五顾茅庐请他出山。这个故事符合后世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也是有志于为帝王师、实际为帝王狗的文人最瑰丽的想象，但比之前面那个从厨子到将军的故事，明显有穿凿附会的嫌疑。
政治修明之后，成汤开始了他夺取天下的第一步：征伐。征伐这种权力一直以来都是归于天子的，就像现在一说主权国家，哪怕是联邦制的国家里，军事行动也必须是中央政府的事儿。在那个时代当中，只有天子有权力去征讨某个敌对势力或者不服管教的属邦，诸侯是没有合法权力去教训自己看不顺眼的其他诸侯的。这个权力从来就没有真的下放过，一旦诸侯之间可以自由征伐，就代表着名义上的中央政权基本的控制力消失了。
成汤首先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个试探：伐葛伯。葛伯的地盘在殷商部落的旁边，成汤征伐的理由是其“祭祀不修”，这个借口大概是那种可大可小的借口。一般来说，人家自己是不是修祭祀关你鸟事？但这个基本上是现代的思维方式，在上古的时代里，祭祀本身就是一种必须进行的国家活动，通过这个表达对于祖先以及神灵的敬畏，从而得到上天的保佑。要是上天不能保佑黎民以及各路诸侯、天子的话，大家都是要倒霉的。所以，这个借口在那时候很说得过去。
成汤说：“我曾经说过，人可以在水边看见倒影，就像看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就知道治理是不是足够好一样。”伊尹在旁边听着就赞叹：“牛逼！能听劝告的话，王道就进步了。您这国家里，好人都成了官员，您就赶紧努力砍人吧。”成汤接着说：“既然那孙子不能好好混，我就要大大地处罚他，而且不会给他任何机会。”这事儿就这么成了。当然，这段对话是《史记》里面的，不能保证其真实性，而且前后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必要的逻辑，大概就是我既然是好人，把你这坏人灭了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很有意思的是，成汤在这个时候做征伐之事之后，并未直接挑战夏朝的权威，展开直取其国都的攻击，而是只攻击、吞并了周围的小诸侯。这当然是增加自己实力的方式，但其根本原因还是他并未取得所有人的信任。即使再大的诸侯，也毕竟只是一方豪强，如果其他诸侯对你产生不信任的话，夏朝的统治力还是有一些的，那是不能直接抵抗的。
于是，远交近攻的公关手法是在征伐、吞并周围小部族的同时就展开，那就是著名的“网开三面”的宣传。不是网开一面么？这是后世弄错了，实际上成汤当时看到有人在田野里用网捕鸟，四面八方都是围好的，他上去解开了其中的三面，只留了一面而已。这个动作不是真的像后世所说，是“汤德致亦，泽及禽兽”，而是向所有其他诸侯说明，你们尽可以安心，我只是对着那些不知死的家伙动手，你们的权力不会受到侵扰。
吞并了周边的小部落、窃夺了天子的征伐之权、做好了安抚其他大一些或者是离得比较远的诸侯之后，成汤依然没有直取天下，而是还在等待机会。机会很快就来了：昆吾氏造反。
按说当时情况根据胜利者成汤方面的说法，是夏朝君主夏桀昏庸无道——这点还是应该比较正确的，如果不是昏庸到了一定程度，怎么也不会看着属于自己的征伐特权落入一方诸侯的手中。至于夏桀的什么肉林酒池的记载，在成汤的后裔“纣王”身上再次出现了一次，这到底是报应还是两段记载被重合就不得而知了。反正这些说法对于昏庸无道这件事来说，都是最好的注脚。
而昆吾氏造反的原因不详，是不是因为夏桀的昏庸而导致的官逼民反很是难说，至少史书上并无记载，只是记载了成汤因为昆吾氏造反而再次动用了已经得到的征伐之权。这次与平日里的吞并周边小诸侯不同，而是得到了统御其他诸侯一起征伐的权力。后世评书里有什么“天下兵马大元帅”之类的说法，大致来说就是这种有了正式授权以后的宣战权与统御权。
都是被压迫的部族，为什么被后世所称颂的成汤会接受、甚至是主动接受这个征伐自己同志的活儿呢？这并非是尊王攘夷之类的思维还在起作用，而是一次成功的整合与试探。在成功灭了昆吾氏之后，成汤代领的其他诸侯已经接受了成汤是领导者这个事实，并且成汤也显示了他的实力确实凌驾于其他诸侯之上。如果我们拿现代的公司做个比喻的话，这就是某个在公司当中具有庞大实力的人，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开了独立的项目部，通过完成这个项目而团结了原本就有依附自己之意的其他部门人员，最终觉得自己翅膀硬了，开始带队单飞的一个过程。
也正是因为如此，征讨完昆吾氏之后，成汤根本就没歇气儿，直接就把大军指向了夏桀的都城。其所发布的《汤誓》基本是威胁与利诱结合的杰作，成汤认为自己“吾甚武”，号称为“武王”。
成汤一败，夏桀的军队于“有娀之虚”，大概在今山西境内的蒲州附近，夏桀逃至鸣条、后又逃至“三涥”，在如今定陶一带。成汤虽然没有学习过“亦将剩勇追穷寇”的最高指示，但作为新兴的统治者还是明白不能让夏桀有东山再起之基的，剑及履及地追到了“三涥”，一战而俘获夏桀，还得到了天子的象征物——宝玉。
至此，这次战争的结果就有了一个光明的尾巴，正义的一方再次战胜了邪恶。应该说即使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成汤也可能是比夏桀更好的一个君主，不然也确实不会有那么多人跟着他进行改朝换代的工作。毕竟颠覆中国第一个王朝的事儿，很多人估计是想也不会想的，这算是一条新路，如果领导者不够出色，确实也聚集不了这么多的人气。
但如果我们从后世所流传的手法上看，这次改朝换代已经开启了后世所有改朝换代的模式，其手法已经相当的娴熟了。这到底是成汤本身的天赋，还是改朝换代这件事原本就具有的内秉之条件，恐怕还真是难说得很。
京官与土皇帝
清朝有个说法叫做“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县城附郭，恶贯满盈、附墎省城”，后面两句牵扯到很多当时的行政规划与管理，解释起来过于费劲，所以也就不说了，开头这两句倒是颇有味道。因为知县当然是做官，只是这个官做得其实还是挺费劲的，福利不多而责任不少，很多人也就是把这个作为阶梯，真要是做官的话，知县算不上是个好选择。
但实际上地方官还是有其优势的。报载，远在漠河的现代知县们就把这个官儿做得有滋有味，他们因为与某航空公司相配合建设了当地的机场，发函要求该公司在其出行的时候要让他们免费升入头等舱。而这种事哪里会被拒绝嘛，毕竟升舱所费无多，与地方政府搞好关系才是更重要的事儿。何况人家也算是留了一手，回复说明是头等舱有空位则升，没有就安排在经济舱的第一排。
这事儿之所以引发了关注，是因为一位网友把煌煌漠河政府的文件发到了网上，无图无真相嘛。但这事儿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要我说这还真算不上如何腐败，至少当地县委的诸位大人没有直接买票而报销，虽说副部级才能坐头等舱是规定，但谁真的把这个当回事嘛，我都见过乡长买票坐头等舱。再说了，无论是限制“三公消费”的哪一款，都从来没真的当真过，不然的话他们怎么能“每年吃掉一条高速公路”（罗大佑《现象七十二变》）？
实际上很多情况下这些政策都是给京官以及地方上不是一把手的人用的，地方官本身有其很多好处，那句“前生不善、今生知县”的顺口溜基本算是撒娇。我就曾经驾车行过某地，当地街道清洁并戒严，一问才知道是当地的县官大人出巡。当时某位在某部委供职、已经将要官至副局的人士大为不解：就您这小地方，整个县城就这么一条看得过去的马路，连个红绿灯都不需要设置，摆个什么谱呢？我们那里处长能用簸箕装，还有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呢。
但地方官的实惠与风光也就是在此。县官总掌一县之庶政，不但在地方事务上有权限，甚至还有各种陋规来保证其收入。明清两代官吏的俸禄不多，以至于做官要是真的两袖清风大概就只能去喝西北风，于是，很多陋规就成为了约定俗成的东西，最后居然以“养廉银”的方式合法化。但合法化之后又有新的陋规出现，依然是可以保证不断有进项。然后地方官总是每年把所谓“碳敬”“冰敬”送到京官的府上，以表示分润之意，这个传统现在还有遗迹，主要是驻京办在操办此事。而区区一个函商调配到头等舱，真是小小不言的事儿了。君不见还有那种把车补都发成超过工资收入的地方么？
这事儿让人想起前段时间在美国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城市的拾荒者发现了市长们的工资单，那些数字大得让所有人都愤怒，然后她公开了这些工资单，直接引发了当地市长以及其他人的辞职潮。您觉得这事儿放在我们这里会如何？如果不会有辞职的结果，那么，这张小小不言的函商公文被曝光后会有用么？工资多少还算是正当收入呢，要是这事儿出在其他吏治健全的地方，估计也不会是现在这个除了很多老百姓之外，其他人都觉得正常的状态吧。
“雅贪”的风情
经过长达数月的调查之后，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违纪违法问题终于被确认。中央纪委监察部在新闻通气会上公布了张敬礼的“四大罪状”：收受巨额钱款；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并获得巨额利益；捏造受贿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生活腐化。国家药监局新楼建设和装修花费甚巨，规格很高，仅办公面积就有3万平方米，比国家药监局原楼大了50％以上。作为药监局新楼建设的主要负责领导之一，张敬礼收受工程施工、装修等单位的行贿款达600万元。
可能会有人认为张敬礼这个“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并获得巨额利益”的罪名大概是违规卖药所得，毕竟这位仁兄是国家药监局的副局长嘛，这样联想是很正常的。但令人惊奇的是，张敬礼居然并未从事这一驾轻就熟的行业，而是选择了“出书”这种雅人深致的行动用以敛财，盖个大楼才不过贪污了600多万，而出书则让他有了1700万的收入。说实在的，真是为他挺惋惜的，要是多出两本的话，大概也就不用贪污了。而且您看这个措辞叫做“违规”，虽然也算罪状之一，却也平和许多，如果只出书而不贪污与诬告陷害他人，大概不至于身陷囹圄。
按说张敬礼这路敛财的招数还真不算是其首创，不但最近这些年里，很多官员落马之后都被发现有这种出书致富的情况，而且题字、写诗、买卖古董都屡有发现，这路手法可以被名之为“雅贪”，甚至算不算贪污受贿都还有点儿争议。
如果我们追溯古时的故事，想必也不会对此有过多的惊讶。一般来说，古代当官的多是读书人，肚子里总是有几两墨水，虽然八股制艺不算真本事，殿试的试贴诗也味同嚼蜡，毕竟也算是文化的一种。自古以来，就有官员拿自己的诗集、文集刻印送人。说是送人，还是要手下买下来才行。有些更为省事，弄点儿古籍语录向手下或者该管的商家推销。而很多人也凑趣，未必需要官员自己刻印诗集，而是主动出手帮着出版，是不是有多少印数单说，那笔不菲的润笔倒是早早地送到了府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