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还有官员更为风雅，对于古董之类的造诣颇深。有人曾在某古玩店寄售一只民窑的小碗，索价颇为高昂，没两天就被人买走。古玩店在扣除了一部分手续费之后，把其余的也送到了寄售者的家中。当然，古董确实是真货，是不是值得那么多银子、甚至高于国宝的价格，这个就不便深究了。
至于说某位连简谱都不认识的官员，靠着一首大型交响乐《神州颂》而红遍全国，成为那些时日里走穴最勤、身价最高的交响乐作者，倒还真是为“雅贪”这件事别开了一场生面。这似乎在古代找不到对应的例子，大概是因为现在音乐是个好东西，走穴能赚钱，以前这只是优伶之属，不太能登大雅之堂吧。
上述做法都算是“雅贪”的各路功法，目的倒是一个：钱。在商品社会里，有文化又有钱不是件奇怪的事儿，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雅贪之时，回身再看看那些真的文化作品以及作家收入排行榜，就会惊讶为什么如此高收入的人士居然榜上无名。比如说今年以官场小说在作家收入排行榜上占据第22位的某位官员，也不会拥有这么好的名次。
“雅贪”之雅主要在于所从事的原本应该是雅的，只是被借以敛财了而已。实际上所有雅事必然的条件之一就是远离权力，这东西基本上算是侵染性很强的物质，任何被它看上的，都必然会成为敛财的工具。
所以，有业内人士建议，官员出书应当作为重大事项汇报，就写作时间、版税、发行量等问题作出公报式说明，并严格审查企业使用官员所出书目的情况。按说这也算是好主意，至少在出书这方面能对“雅贪”做出一些微小的限制。只是这并非是那种真的能够监管的事情，要是职务行为出书还能这么监管，业余时间写书写诗还能得到鲁迅文学奖呢，这又如何监管？而雅人深致这件事并不止出书这么简单，连交响乐都能写的话，这又如何监督？万一再有点儿书法、绘画的天赋——哪怕并无天赋、一笔“兽书”——这又该当如何？
要想遏制“雅贪”们发扬光大这点儿祖传的手艺，恐怕只有“官员财产公告制”这种东西才会有效。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单项的手法，能够让官员在这种灰色地带赚来的家业真正曝光，而且要不是因为其他事情东窗事发，这样的事儿说不定还会传为美谈。可惜的是，这个制度到现在都不能列入立法的议程当中，稍有几个实验的地方也被目为官场另类。看来这条发财的大道还会有更多的官员走上去。一想到我们这里将要有个如此文雅的官场，还真是让人无语凝噎。
公务员的工资与性价比
公务员又要普遍性地涨工资了。报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知情人士透露，该部正在组织研究、拟订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方案和深化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工作方案。其中前者主要包括公务员地区附加津贴制度的完善、建立职务与职级并行的制度、对基层低收入公务员群体增加激励措施等。后者重点则放在清理整顿事业单位津贴补贴、推行绩效工资制度等方面。而国家发改委社会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工资都由公共财政发放，关注度自然很高，在具体工资构成上也理应和社会同步，参照市场同类岗位的社会定价，进行改革完善。”
这是继2006年之后，再次出现所谓“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收入分配改革”。可能公务员涨工资总是比较敏感，而且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公务员总是个美差，不但有工资收入，还有各种补贴、福利作为收入的来源。但实际上说，很多基层公务员确实收入不高，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实。这个其实倒也不算奇怪，因为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被曝光的腐败分子，以及掌握权力的某些人，对于默默工作的基层公务员并不了解。当然，我这不是在说什么一个手指与九个手指的问题，只是要说明即使在那个普遍被认为的利益阶层里，真正得利的也是少数人罢了。
但公务员普遍加薪这事儿还是有两点值得注意。杨所长也认为公务员的工资都由公共财政发放，关注度自然很高。所以，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这个关注度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以及这种关注度是否起到了监督的作用。
对公务员收入的关注度高是每个社会都有的现象，不但是因为这是公共财政发放的缘故，还因为大家要衡量一下这些人拿钱之后是不是干得足够好。当一个地方对这种事儿关注度高到不正常的时候，必然是觉得性价比出了问题。而当一个地方不太关注此事的时候，那就说明这种关注其实已经不能起作用，大家觉得关注了也没效果。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这些年给公务员加薪的改革，是不是走过了这么一条从全社会热议到过于冷淡的路？
那么这就证明很多人认为公务员的性价比不合适，但他们又对于他们自己给自己加薪这件事无能为力。记得前段时间有位美国大妈捡到当地公务员的工资单，结果发现实在太高而公之于众，最终导致该地市长出来道歉、减薪，而这种场景基本不会出现在我们这里。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到底这个“参照市场同类岗位的社会定价”是个啥意思呢？按照新闻中的说法，这是要跟市场上的企业接轨，按照市场上的人力资源定价给公务员工资定价。问题是跟什么样的企业相比进行定价呢？
我们知道，民间企业跟企业之间同岗位的工资差距相差不算特别大，这是市场博弈的结果。但民营企业与国有垄断性企业之间类似岗位的差距可就很可能是天壤之别了，虽说年薪十万的抄表工未必是普遍状态，但国有垄断性企业收入高是不争的事实。哪怕这些企业里一线工人的工资不算高，但公务员怎么也是高阶人士，怕是不会与一线工人进行接轨。而要是向这样企业的大小头目们收入水平看齐的话，那该是个多可怕的景象啊。而且您还不能说不能跟这样的收入接轨，毕竟垄断性的国企也是企业。
所以，关键不在于是否应该加薪，而是你要告诉我们这个加薪到底是通过了什么样的程序、具体加了多少、所依据的最准确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要是你能开了天恩，把财产透明的制度也建立起来的话，相信在这个普遍涨价的社会里，加薪也不是不能被理解的一件事。
个性官员的由来以及走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说：“随着中国大环境的变化，中国官员的言行风格经历了从拘谨到开放的变化。”同篇报道提到，中国官员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每年“两会”上，官员越来越“会说话”。各种场合，官员讲话不再照本宣科，见到媒体不再躲躲闪闪，甚至主动递上名片。由此而得出结论，在话语权较宽松的环境下，再加上媒体的渲染，现在的官员比过去有了更多露脸和表达的机会。从敢说话到敢说狠话、敢说真话，让一批官员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也就是说，官员所表达出的个性已经越来越强，刻板的“扑克牌”面孔正在被逐渐打破。
“个性官员”越来越多确实是一个事实，而且其中的流变颇有意味。其实“个性官员”并不少见，从开国以来，最初的一批开国元老往往都具有强烈的个性，只是后来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历次政治运动以及言论的环境，导致了官员说话、做事、面对大众的时候往往只能摆出一副正规而僵硬的面貌，导致了社会对于官员的刻板印象。改革开放之后，从邓小平开始，国家高层领导人已经开始用更有个性的语言与行动来表明自己的观点，这些年里，更多的高层领导与层级较低的官员纷纷开始用个性化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存在。
这种现象如果深究起来的话，不难从中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趋势，那就是表现出“个性”言行的官员，在行政层级上越来越低。从原本的国家领导人到各部委的一把手，然后到各个部委的副手，然后到省市一级，甚至在县一级的个性官员也开始涌现。这当然是官本位逐渐瓦解的结果。我们知道，作为高层或者一把手表现个性是不困难的，由于其行政级别的缘故，其言行所得到的包容度会很大。而这种现象的出现，证明各级官员已经开始独立了起来，在相关的行政事务以及言论上，自主性增强、看上级脸色的情况减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可以看做是权力下放、各司其职的结果。
而外部环境所发生的变化更是惊人。网络的发展使得大众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公共话语权，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于官员的议论虽然还有一些顾忌，但其影响所及，已经改变了整个社会舆论空间的尺度。在这种环境下，任何还能有用世之心的官员，必然会考虑到自身的形象，并且通过个性化的言语与行动，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这种放宽的舆论空间还间接改变了传统媒体的运作模式与话语风格，更多的个性官员之话语被传统媒体所报道，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新的潮流。其实有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这么看：官员也是人，他们都是具有个性的，原本他们说出来的话未必能够上得了台面。当传播方式改变的时候，这些话语其实是被传播出去了，而不是完全因为个性官员增多了。
在这种状态下，表现出个性的官员越来越多已经成为某种必然的趋势，而各级官员要是都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个性，未必对于我们的吏治没有好处。总的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趋势。
但良好的趋势当中也不免有隐忧。个性官员脱颖而出，往往是因为他们具有强势的一面。记得最早表现出鲜明个性的仇和最初是个普通的县委书记，在铁腕管理县政的同时，他的某些做法在目前看来并非没有可商榷处，比如说在电视上让人示众忏悔之类的手法，固然有大快人心、见效迅捷的效果，但毕竟还是对于权利的某种侵犯。
这也是在现行体制下，个性官员过于强势所带来的一些问题的缩影。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里依然是领导意志横行，往往很多事情在领导的嘴下一言而决。彰显个性的言论固然有很多地方是正确的，但也有很多情况会造成拍脑袋决策之类的后果，并且在个性的光环下，使之具有了大快人心的色彩，从而具有了合理性。
个性从来不是问题，而不能被正当法律法规约束的个性总会成为问题。在欢呼个性官员出现的同时，给个性的官员之权力加上更合理的约束，恐怕才是保全之道。
官员不能不食人间烟火
广州市是个相当市民化的城市，在这个市民化的城市里，最大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很实际，柴米油盐、饮食男女都能在广州找到，很少有人有特别宏大的欲望。这与京城还是有所不同的。但广州市长的一番话倒是很让人纠结，他说的是房价。
在《南方日报》的一个采访当中，广州市长万庆良说道：“我认为，我们的观念要转变，从有住房变成有房住，我工作了20多年，还没买房，现在住的是市政府的宿舍，在珠江帝景，130多平方米，每月交租600元，当然，政府会补贴一部分房租。”然后这篇文章就以“广州市长自曝工作20年没有买房”的标题流传出去了。当然，一个市长这么多年没有买房自然是卖点，其实更重要的卖点在于，他住的那个叫做珠江帝景的楼盘是广州的高档社区之一，同等面积的住房要是用市价租的话，大概付出的是市长先生的十倍左右。
其实这事儿还真不是针对万市长廉价租房有所微词，而且纵观其发言，还是有其合理性的，比如说确实应该转换一些观念，未必都需要买房才能居住，租房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只要如万市长所说，让人人有房住，想租房的人租得起，想买房的买得起，是广州政府下阶段工作的重点之一，而其中，首要解决的是特困和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
说起来要是真的如万市长这样的价钱能够租到这种水准的房子，买房还真是挺傻的。但咱们也都知道，这个价格也就是您能在补贴之下租到，别人是享受不了。如果以此为标准的话，大概就只能用“何不食肉糜”来理解了。
但作为一个具有基本理性的人，我们不能说万市长这话是成心挑逗大家的情绪，也不能说万市长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有可能是万市长真的不知道现在租房的价格到底是多少。
可能普通人不理解为什么作为一个市长，怎么可能不知道租房的价格几何？前两天，我太太拿个梨给我吃，说是这东西现在一个都要两块多钱了。当时连我也吓了一跳，这物价怎么高到了这个程度？因为平日里家务是不管的，所以物价高涨是知道的，但具体到涨成什么样，还真没有具体的概念。转念一想，我这种不算有钱人、成功人士的都没有具体的概念，大概万市长也不会有亲自去菜市场的雅兴吧。
我是可以不用去菜市场的，因为有太太去就可以了，市长不知道自己治下的城市房租到底几何，并且能够拿出自己作为例子来证明租房的合理性，未免就过于生猛，也过于不食人间烟火了。草民当然可以这样做，市长则不行，因为他要知道自己治下的城市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才能制定合适的政策作为应对。万市长除了这句话之外，其他话都很有道理，但建立在一个不靠谱租房价格上的论证是不是会有意义，这个恐怕就要另说了。
最近一些年来，总有新闻说高官们买不起房、收入并不高，而从来没人说过，在这种并不高的收入之下，他们的生活成本是那种“工资基本不动、吃喝基本靠送”的日子，已经不知道民间的生活了。而如果一个人的日子可以这样过的话，其工资的含金量之高，恐怕已经远超黄金的价值，这个随着官位而来的含金量，已经把官员的生活与大众隔离得很远很远了。
被绑架的公务员们
在过去的几年里，零星发生过几次某些地方政府利用掌握公职人员工作命脉的权力，迫使公职人员成为售楼小姐以及拆迁大使的事情，每次事情一出来就会让人觉得这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但看来这个方式在很多人眼中可能还是挺有效果，新年伊始，山东聊城就又做了一次。具体情况也就不说了，不过是当地某商品房项目拆迁不顺利，然后就把所有在拆迁地有亲属的公职人员动员起来，要是说不动他们的亲属配合拆迁，这些人的饭碗就算是砸了。
有时候这种事让人觉得可能以后作为公职人员最好的出身不是大学毕业，而是应该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才行，那样的话自然也就没啥亲属可供上峰要挟了。但遍查神仙谱系，有这等出身的也不过就这么一位而已，其他人都是爹娘生养，神仙都是如此，何况凡人？退而求其次的话，以后公职人员最好是孤儿院里出身的人士才好担任了。
当然，此事的重点不在于公职人员与孙悟空的关系，而是在于商业开发与公职人员的关系。您看，一个商业开发项目竟然能够让当地政府使出这样的手段，其背后的利益链条其实是可想而知的。这种利益链条从好的方面说，是当地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而与商业地产联动；从坏的方面说，大概纪委介入是应该有足够的理由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公职人员是政府的基础，把自己人绑架了以后要挟别人，并且是为了商业开发而绑架，总让人觉得事情是很怪异的，这就像饮鸩止渴一样。但很遗憾的是，这确实是一种饮鸩止渴，因为各地大肆发展的房地产，本身就是一种饮鸩止渴，但又是他们不得不为之的事情。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因为金融风暴来临的世界经济几乎是哀鸿遍野，但中国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却一枝独秀、迎风招展，这其中房地产作为支柱性产业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此事真的像看上去那么美好么？其实不是的。高企的房价是把民间仅有的一些消费能力与资金压榨了出来，用来支撑一个虚假的繁荣而已。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对于钱的胃口即使不说越来越大，但至少是无法缩小的，财政上的吃紧更是地方政府把卖地财政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原因之一。而且从绝对的收益来说，拆迁成本越是小、政府的获利也就越高。不但地方财政得到满足，作为政绩说不定还能成为夸耀与升官的资本。也正是由于这种预期，当地公职人员也就会成为被绑架的对象。
有朋友说过，房地产正在绑架中国社会。房地产本身并不可怕，而是现在的房地产业已经成为了一种上下联动的投机与竭泽而渔民间财富的管道，不但大量的资金被投入到这个领域，而且这些钱更多的是银行的贷款，一旦出现问题，先死的甚至都可能不是地产商，而是银行或者整个经济链条。但在目前的财政以及其他体制的框架下，这种状态几乎没有改变的可能。这些公职人员只是显性的绑架而已，其实每个人都被绑架在了这个链条上，只是有些人因为眼前的利益而不自知罢了。
一个产业竟然能让所有人都成为被绑架者，即使这个事件当中的绑架者也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上的被绑架者，其危险程度不问可知。尤其是这个危险的根源并非是不清楚，在很清楚的情况下还能这么走下去，只能是让人有病入膏肓的感觉了。
第五编 国人的劣根性
学问与人品不一定成正比
有个厦门大学的女博士到一个叫政和的贫困县调研有关生态与经济发展的课题，还没回来就在微博上大肆抱怨“吃的不好、住的不好、购物不好”，打算提前走不说，还在微博上发誓：“1．毕业后不下基层！2．毕业后坚决不下基层！！3．毕业后死都不下基层！！！减肥，回去找个好男人。”
减肥是不是能找个好男人不好说，而且为了减肥的话，我看这个政和县就不错嘛，吃的不好就少吃，买不到东西可以省下钱办嫁妆，实在是风水宝地。
当然，这只是调侃该女博士一下，而且不打算在这里痛骂这位出身于农村而似乎有忘本嫌疑的女博士，因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向下冲锋实在太过于容易，以至于完全没有什么价值。
事实上我倒是想问问直接对该女博士开骂的朋友，如果换作是你的话，现在把你送到一个贫困县城中，你是否能无怨无悔？广州的地铁我没坐过，但北京地铁那种拥挤的盛况我是知道的，但为什么很多人还是在这样的城市里，而不去那些远没有这么拥挤，但也远没有什么前途可言的贫困县城中？
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习惯了城市的生活——这话怎么说呢？按照国外的说法，是“我愿意居住在最喜欢的比萨饼店送餐范围之内”。确实有不少人能够忍耐离开自己的日常生活，到贫困山区做义工、做代课的老师，但他们知道自己能回去。如果告诉你说从此需要你扎根基层、永无离开之日，大概很多人都会对这种事儿竖中指：上山下乡都结束好多年了，你以为我傻？
这位博士之所以倒霉，是因为她的身份是个博士，要是我说这句话估计没人搭理。我们总是认为，一个人的学问与人品应该成正比，至少表面上要成正比。实际上学问跟人品之间到底有什么必然联系，实在是很难说。而这种所谓“选择吃苦”的人品是不是特别值得夸奖、先天就无比正确，也很难说。
在我看来，这事儿不过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她有选择的权利，而且纯属私人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口诛笔伐大可不必，上纲上线的话就请把同样的问题反问一下自己。
真正的主人是“他们”
“京城四少”之说，起自晚清、民国，而“四”为数字单位把几个出色并且类似的人物组合在一起，大约是春秋战国时的风气。但一直以来，这种事儿都是褒义的居多。有人说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如果从这所谓“四少”的演变来看，倒也未必没有道理。当年所称“四少”者，都是那种富贵闲人兼各有所长，总之是那种文人里的贵族、贵族里的文人。民国已降，这“四少”是越来越不堪了，几乎等于了“京城恶少”的代名词。
近日，媒体报道“京城四少”之一的王烁已经被起诉，罪名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以及破坏私人财物。与之同时被起诉的人还有几个人，不是替他买枪的，就是帮他打架、销毁证据的。枪支弹药的事儿就不说了，看来最近流行舞刀弄枪，李双江先生的儿子打人一事当中，也有一把模型枪在后座上，可谓是一股流行趋势。
网上流传有这位王烁的起诉书，事情的经过已经描述得很详细了，但只是看起诉书的话，往往也就得之皮毛，这种事非深知其中内幕的老江湖不得解。在此，试着为读者剖析之。
王烁的罪名有数项，只提出一件来说。事情的经过如下：王烁开着一辆大众的R36款豪车，与另外一位叫做王珂的奥迪A6型轿车在北京最为繁华的地段上发生摩擦，王烁驾车急刹逼停王珂，然后王烁出来用“枪状物”对着那位王珂比划，等到王珂报警之后，王烁倒车撞击王珂的奥迪A6，致使其起火燃烧。这里的受害者王珂，被人怀疑为京城四少的另一位。两者斗气、相撞，可能未必只是偶然事件。
如果事情说到这里，想必很多人觉得这是富家公子的行径，虽然涉嫌毁坏别人财物，大家可能也就是看热闹的心理罢了。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位撞人的王烁先生所驾驶的车虽然很贵，但还不算什么，主要的那副车牌异常的牛，行内人一眼就知道，这是某涉密保卫单位的专属号段。而被撞的那位也不是善茬儿，其奥迪车的车牌是军用某部的，两者看着是富家公子的争斗，后面跟着的影子都不是一般人。
实际上这件发生在2011年12月的事早就有报道，但报道的文字语焉不详，根本没有指出事件的背景，甚至还说王烁的车牌涉嫌套牌，言下之意是无法查实。而这份起诉书则证明此事远没有这么简单，当初是谁把这个消息隐瞒、为什么隐瞒，足够让人遐思无限。
而也就是在几个月前，这位撞车的王烁先生还砸过一辆宝马X6，也是因为行车产生了摩擦所致。但那位被砸车的车牌一看就是普通的有钱人，并非具有如此背景的人士。要知道，这其中的差异可就大了。两个特殊号段的车主相互之间都有这样的冲突，而一般的有钱人也逃不过这样的命运，这要是碰到我等无权无势的老百姓，看来性命可能堪忧，只能寄望于永远碰不到他们了。
更为有趣的是，这样一个私藏枪支弹药、公然在大街上打砸的人，在所谓“投案自首”之后，竟然于2012年的6月取保候审、在家闲居了。这种车牌与这种待遇联系到一起，想必我等心中自有衡量，两者是不是有因果关系还真是难说。
从这件事我们知道了两个情况：特权车未必都是公务车，很多都是这样的人在使用。用金钱当然是可以交换到权力的，就像权力可以换到金钱一样，两者都是硬通货，而且互为表里。如果说特权令人痛恨的话，这种买来的特权就更为令人痛恨。因为特权的使用多少还有公务行为在其中，而买来的特权往往就真的是纯种特权，并且其嚣张的程度要超过真正特权很多倍。阎王总是笑嘻嘻的，分权的小鬼则永远凶神恶煞。
有时候我们会想，在这样隐藏着无数大鳄的城市里，我们普通人真是城市的主人么？这些权力主导的城市当中，真正的主人是“他们”，这些城市是“他们的城市”。有时候他们是在隐形操纵着，有时候也会如同冰山一角一样偶露峥嵘，让我等百姓看到这种真正的豪门恩怨与生活。但如果您不知道江湖上的事儿，可能根本感觉不到这种主导社会的潜流。
顺便说一句，这位被起诉的王烁先生当时29岁，起诉书上的学历是初中。您看，这就是真正有钱人与唐骏这样用野鸡大学装点门面的人之不同，他们甚至不屑于弄个起码的学历来装样子了，一切早都已经尽在掌握。这是他们的城市与未来。
中国的现代隐士
最近长沙有对儿四十出头的白领夫妇，放弃了优厚的城市生活与高薪，到了一处山野之地，捡着别人废弃的房子种地，而且很快就自给自足地过上了日子，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两岁多的孩子。然后他们还可以上网发博客描述自己的生活，引来了无数人的羡慕。
话说这种隐士的生活一直是文化的一种追求，而且这个追求还不分东西方，各国都有对于这种生活的大量描述，很多人在自己的人生旅程当中表达过对于这种生活的向往，按照现代的话说，那叫做羡慕嫉妒恨。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的基因，是对于群居生活压力的一种主动逃避与消极抗争。这两位从城市出走的原因也是于此。
前两天看到苹果公司的掌门人乔布斯说过的一段话：“从17岁开始，在这33年当中，每天早上我都在镜子里问自己，如果今天就是我生命中最后的一天，我今天原本必须要做的事是不是有意义的？如果连续有很多天这个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的生活就错了。”有时候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段话有些矫情，但如果真的能这样问自己的话，说不定我们的生活会幸福得多。那并非是成功人士在丰衣足食之后的想法，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反思。
在现代社会当中，这种反思更为让人看重，但也更为不易得。原因很简单，古代是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做一个隐士所付出的代价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几亩山田就足够让人活着了。而在一个刚刚跨入工业文明没有多少年的地方，社会的紧密结合与分工合作越发地明显，每个人都在一个庞大的网络当中，借助这个网络支撑自己的生活。这个生活未必是赚钱，而是所有现代生活的必需品都要仰赖这种社会网络才能得到，我们的生存技能已经极度退化，变得无法离开这个社会网络了——还有多少人会种地或者用柴锅给自己做饭呢？
而且在精神层面上，古代的隐士也早就渐行渐远。古代的隐士践行的是一种现代社会已经没有的理念，除了为了躲避世情之外，更多的是寻求某种精神的超越。而现代隐士则更多的是厌倦与怀疑，那并非是躲避乱世，而是在躲避盛世的喧嚣。
但现代隐士也有比古代更为优越的条件，很多作出这种选择的人，往往具有身在物外而保持联系的能力。这两位还可以发博客描述自己的生活，就是现代隐士最为有趣的写照，他们可以通过离开社会的具体生活层面，但保持着对于社会的了解与交流，只是这种了解与交流对于他们来说具有更大的选择余地。
这也正是现代社会所带来的某些变化。原来的隐士们只能在离开社会与生活在社会当中二选一，所谓“大隐隐于市”基本就是自我安慰的话。现代隐士则可以通过现代技术使得自己既处于社会之外，同时也处于社会之内。这在古代是不能想象的，也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意义。
这种社会意义在于选择的多样性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经历过很长时间对于个人生活完全无法把握的时代，无论是螺丝钉还是一块砖，每个人在社会当中必须有一个别人帮你设定好的位置，而设定这个位置的人本身也是被另外一些人设定了位置。整个社会在一个固化的环境下窒息了创造力与前进的动力。也就是在最近这十几年的时间，我们的社会才进化到了可以让个人选择是天经地义的阶段，而且在物质上与精神状态上做好了准备。
当有些人在这种状态下作出了成为一个现代隐士的抉择时，就等于指出了另外一种人生的路径是可能的，由此更加强了个人选择与个人权利在社会当中的认同度，在某种意义上对于社会发展是一种具有推动意义的行为艺术。而且可以告诉其他人，很多东西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没有什么人间力量是我一定要奉承、一定要仰赖才能活着的。这与古代隐士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影响的范围更大、社会意义更深了。这是一种其他领域当中的“不合作运动”。
所以，当看到这些现代隐士的时候，让人心中涌起的未必全是归隐田园的可能性，也可能是改变社会的雄心，因为从这里可以知道没有什么能主宰我们寻求自己想要的生活，那些训诫都是危言耸听的浮云。
年轻时保持基本良知
有一天我写了这么一段话发在了微博上：“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的道德底线定得太高不好，一个是生活会太艰难，二是还不知道世界其实很复杂，对错没有那么简单。年轻时保持基本良知即可，随着年龄增大、经验增多、社会资源更丰富，再把底线逐步提高。”结果被骂得很惨。很多人连看都不看“保持基本良知”这几个字，直接就认为这是我在教年轻人无恶不作，然后回头是岸。
这事儿倒是不太奇怪，因为咱这里的历史盛产不能达到的圣人，以及知道自己达不到、从而自甘堕落的庸人，就是少了知道自己的缺陷而努力做到自己最好一面的普通人。很不幸的是，一旦青年人受到了误导，往往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给自己订立了一个高标准，当在生活里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那种底线迅速降低到没有的程度，还不如直接因为不懂事儿堕落的人呢，因为不懂事早晚会懂事，懂了一半产生的幻灭感，那就完全没有底线可言了。
这事儿令人感慨的地方在于，我这辈子活到40岁，见过最多的就是理想主义者与号称自己有道德洁癖的人掉进粪坑，而坚守最起码底线人的，往往不会堕落。正所谓坚守底线、往往游刃有余；道德高标，最终婊子牌坊。
这话似乎与喝酒没有关系，实际上也算是酒桌上的人生总结。我年轻的时候，往往因为争强好胜而高估自己的酒量，高着高着就自己信以为真了。而且年轻就是资本嘛，别说少数民族先天带着几分酒气问世，就是凭借着多年习武练就的好胃口，喝倒一般人还是很容易的。尤其当自己吨数超过某个指标之后，我们把体重除以酒精，就会知道单位体积所能容纳的酒精含量。
到了对于自己有着基本认识，并且承担了某种责任的时候，自然也就不会浮夸自己的酒量，如果岁数逐渐变大还这么喝，原本一天能缓过劲儿来的身体，必须要等到两天左右才行。这就是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认识，由此也能够认识到，当年觉得自己引以为豪的酒量，其实并非是真的知道能喝多少，更多的是一种不知天高地厚。而现在能够坦然说出自己不能喝多少，并且有了节制，是一种对于自己真正的自信。
可惜，有这种自信说不会喝酒的人很少，更多的人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不能喝，往往都是赴汤蹈火的路子。但只要您自己观察一下就会知道，凡是在酒桌上声称自己不能喝的人，往往酒量还可以，而且往往是整个桌子上在社会中最成功的几个人。
这就是提高自己的底线，脱离了单纯的拼酒与无意义的叫嚣，换得的是一种沉稳。不沉稳的例子还是有的。某人曾经跟着我们夜闯三家，闯到第三个的时候已经不行了，结果直接走到隔壁的房间挨个人敬上一杯。那桌的客人看来基本也是全部喝高，竟然没有发现这位并非是自己人，大家就这么吆五喝六地喝了起来。等我们想起去找这个以为掉进厕所的哥们儿时，旁边那桌基本都不省人事了。后来，当年同桌喝酒的人多少都有所成就，就是这位逞强到极致的人物，至今越混越惨。
所以说能够最终明白自己的基本底线在那里，在这个基础上能够悬崖勒马的人才能得到最大的收益，逞强斗狠的人士，往往会倒在终局的半途。我是在几年前才明白这个道理，现在才知道把自己酒量的底线提高，直到达到微醺的境界是多么难得，而说出“我不会喝”，是人生中最大的担当之一。
群众喜闻乐见就是个瞎话
据说咱这里对于文艺作品的要求之一，是“群众喜闻乐见”这几个字，但实际上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往往也是整肃的重点。网上曾有传说称谍战剧以及案情剧将被叫停三个月，对于小道消息我们应该是重视的，这次也不例外，没几天就有正式通知下达到了各大卫视，5、6、7三个月不播谍战剧与案情剧了。
关于这事儿请先让我们为编剧、导演、投资方默哀一下，在中国投资影视作品最大的风险不是艺术质量，而是各种政策风险，很多投资就是这么打了水漂。另外我们为群众默哀一下，因为喜闻乐见这件事再次被强暴了。
在我们的记忆当中，这个能放、那个不能放的指示实在是太多了，在我的印象里，上次是说很多情感剧不能放，因为涉及好多在某些人看来不太健康的因素，比如三角恋、不伦恋之类的东西，还有点儿小三儿什么的。问题是一个人循规蹈矩地谈恋爱、结婚、生子，最终买了块天价墓地幸福地死去，这种东西拍出来有人看么？生活没有冲突、变形，艺术也就没有了价值，这跟你是不是提倡正常生活没有什么关系。
但这个道理与倡导“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的人没啥关系，他们的职责从来不是考虑艺术如何，而是考虑社会风气、道德指数以及其他——其他属于那种不能言说的东西，你懂的。
为什么会如此？这个要从两个方面看，也就是说把“群众喜闻乐见”分成“群众”与“喜闻乐见”两个部分来看。
什么是群众？一般来说，群众就是指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虽然说不上有多么堕落，但总是喜欢点儿俗事儿的老百姓。这么说吧，就是看《阿甘正传》会感动，但私下里也会看看三级片的人士。这原本应该是群众的定义，但在掌握群众定义的人眼里，这不算是群众。至于他们怎么定义群众是我们不知道的，就知道有时候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时候说被一小撮人蒙蔽的人民群众。实际上我怀疑群众就是个幌子，是拿来作为一个形容词的。
“喜闻乐见”这件事也是要看判断的，谁的喜闻乐见？在原来很难说到底是什么，但现在有了很是先进的收视率调查之后，群众喜闻乐见早就是一个一个数字了，想知道群众到底喜欢什么并不难，难在装作不知道什么是喜闻乐见，然后睁着眼说瞎话地指导着群众应该喜欢什么。
所有事情的重点就在于这个“应该”二字。咱这里的艺术还是其他什么都是领导们“应该”的结果。这么说吧，群众喜闻乐见其实不过是领导们的喜闻乐见，或者说甚至都不是领导们的喜闻乐见，因为他们喜闻乐见的东西咱也都知道，不会比群众高尚到哪里去，“文革”的时候那些内参小电影就是证明。这是领导们觉得群众应该喜闻乐见的成果。
说起来咱这里总是抱怨得不了什么奥斯卡奖，想必都是被这种喜闻乐见剥夺了自由发挥能力、自由发表能力的结果。
以遮羞布爱国的荒唐闹剧
报载，在《功夫熊猫》上演时抵制行为艺术的赵半狄又出名了，这次是他把一贯摆弄的卡通熊猫弄成了时装，到巴黎做了个时装展示。其中，有“二奶”、“贪官”等形象。当然，一如既往地遭到了大量的批判，其中最严重的指控是“卖国辱华”。大致的意思是说，这些形象在国内展示是没有问题的，拿到国外去就违背了“家丑不可外扬”的道德准则，并且把熊猫这么可爱的国宝打扮成如此，未免有损我国人的形象。
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个逻辑应该是这样：把自己不好的地方展示出去就等于是卖国，要是把这些东西封锁在国内而别人不知道就算是爱国。这个论断能推导出一个很尴尬的结果，那就是闭关锁国的老佛爷慈禧是最大的爱国者。
而说起熊猫的国宝形象貌似遭到侮辱就大发雷霆，实在更是令人莫名惊诧了。记得中国的形象是龙嘛，啥时候改成熊猫了？再说龙这东西算是传说中的动物，怎么往它身上附丽美好的东西都不算过分，反正没人见过。把一个国家的形象寄托在一种真实动物身上并且感同身受，其荒诞几乎等同于上次章子怡小姐在海滩上行为不雅而遭到丢国人脸的批判。更有甚者，熊猫毕竟是动物，有时候做出的事比章小姐恐怕更不靠谱。我们的面子不是维系在女演员身上，就是维系在一种以竹子为主食、间或食肉的动物身上，想到这里，难免令人无语凝噎。
记得在电影《红高粱》刚刚上映的时候，其实也出现过这样一次争论。很多爱国神经绷得比阶级斗争都厉害的人跳出来说，这是一部卖国辱华的电影。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的言论如下：“这是一部把中国不甚光彩与落后的面貌当作卖点的电影，是迎合了外国人那种好奇心与猎奇欲的东西。其导演完全是因为展示了这些才得奖的。”挺抱歉的是，现在中国电影提起来还真没几部能上得台面的东西，全仗着当年那几部卖国电影在撑门面呢。现在谁要再说这个，估计就会让人说成是神经病。
可惜的是，这种神经病从来就没有真正痊愈过。当年是什么样，现在换个主语一样的话就能再用一次。有时候你就很难理解，怎么这些人就跟韭菜似的，一茬一茬的没有尽头呢？
从最简单的道理上看，一次一次感到别人在侮辱自己，除了很少的情况下确有其事之外，更多的恐怕是一种神经过敏。只有那种内心里极度不自信的人，才会认为全世界都是在说他。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碰到不少这样的人，在一个集体里生活，他总是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任何漠不相关的东西在他看来，都可能是一种恶意。而这种人往往是这个群体中最弱的。久而久之，有一种精神病的名字倒是比较适合：受迫害妄想狂。同时，他会怕任何人指出或者知道他的弱点，一旦被指出，这人就会怒发如狂，这时候他就会像个迫害狂了。
在一个国家中，这种病症一旦发作，尤其是面对自己同胞时发作的话，卖国辱华的帽子肯定是最先飞过来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不论在什么状态下指出本社会所存在的弊端与病症的，恰恰是医生、是真正的爱国者。而在一个扭曲的社会里，指出这些的人就是卖国，就是侮辱了这个群体。溃烂之处灿若桃花嘛。
遮羞布不是爱国，夸奖伤口的红肿不是爱国，这应该是一个社会最起码的、最基本的道德诚实。以遮羞布爱国者，缺乏这种任何人类社会最根本的素质。也难怪有人刻薄地称这些人为爱国贼了。用遮羞布爱国的话，恐怕这块布永远是扯不去的，而国是否能真强，也实在是一件说不好的事情。
努力培养奴才的礼仪
向过往的贵人致敬这件事古已有之，据说前朝某大诗人就曾经在某贵人的车马滚滚而过之后，亲吻了那有幸承载贵人车马的土地——按照这个做法，热爱土地就有了别的解释，而且礼仪这件事也就有了别的解释，至于到底是什么解释，我个人的理解是他挺不要脸的，别人怎么想我就不知道了。
至于说最近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我的理解跟上面那事儿基本相同。报载贵州黄平县目前在公路上出现了一个奇景，不少中小学生在公路沿线行走时遇见车辆，都要停下脚步敬少先队队礼。之所以出现这么奇怪的景致，是因为该县的领导说“这是全县推广的礼仪方式，有助于减少安全隐患，也让家长和老师放心，对此过往司机表示感动，孩子们则称已经习惯了”。
我说了，这事儿我个人理解为挺不要脸的，不是说这些被强迫“习惯”的孩子不要脸，他们是无辜的，而说的是主导这件事的当地教育部门。我能理解的车辆与行人的礼仪之一，是车辆应该礼让行人，尤其是孩子。让孩子给车辆行礼还真不知道是个什么礼仪，据说这种行为能让司机有些感动，从而降低安全事故——我不知道别人如何，反正要是我看见这种景象非吓一跳不可，减少事故看来可能性不大。所以，查诸先贤，也只有那个崇敬地亲吻贵人车马痕的人物可资引用。除此之外，我无法用任何其他方式表示对此事的厌恶之情。
而且那张新闻照片也不能不让我产生生理上的不适：三个衣着破烂的孩子从低到高站在路边，向一辆黑色轿车行礼。老实说，我从来不算个有多少教养的人，礼仪这件事我从来是能躲就躲。要是有这样的事情在我车前发生，我倒是未必会感动，而是会请他们把手放下来，告诉他们说，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愿意的话请向我笑一下就好了，我当不起你们向我敬礼——我也想不起任何一个陌生人当得起孩子们的这种礼仪。
好奇心起，上网查了一下这个县的基本资料，发现这是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平均海拔高、少数民族众多。这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到底是在培养孩子一般的礼仪呢，还是从小就传授对于财富的毕恭毕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