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情冷漠这件事也并非只有广州遭此恶名，自从那个搀扶老太太反而被判赔偿的案子之后，至少不下于5次曾经在报刊上看到相同的新闻，基本情节都是某人摔倒在地而无人问津，甚至另外一个版本的“彭帅案”前段时间又上演了一次。这是不是说明我们这里都是人情冷漠了？
还有另外一条新闻倒是值得很多人想想。有位老者前些时候也是摔倒在地，确实有人旁观，但这并非只是单纯的旁观，而是具有合理理由的。其中一个理由当然是怕被赖上，更多的理由是老人摔伤之后最好不要移动，而是应该等专业的医生来处置。同时，有人从店里拿来衣物盖在老人身上。
从这种事情的出现可以看出，很多时候并非是人情冷漠，而是我们的社会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理性，也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专业化的态势。试问一下，如果现在有突发事件而自己觉得无能为力，有几个人不会拿出手机来报警或者叫救护车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由于与古代的熟人社会不同，更多的陌生人生活在一起，看上去似乎人情没有当年那么浓厚。实际上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是大家把原本由民间自发的互助行为交托给了专业分工不同的机构而已。用熟人社会的道德指向来衡量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虽然得出人情冷暖的结论，但这个结论是毫无意义的。
陈志武先生出版的畅销书《金融的逻辑》当中，对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不同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从经济学上说，古代的人情味道厚重，其实是社会成本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只不过被模糊化，最终成为一种道德的准则。这不仅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分析工具，更重要的是，那种道德维系的成本在那个时代相对的约束性高，而且容易得到大众的遵守，从而进一步降低社会成本。
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最好不轻言什么世风日下、世道浇漓，你很难说清目前阁下所“使用”的到底是现代社会还是古代社会的标准。而一旦用上不合适的说法，这道德就成了打棍子，大家就都被某种罪恶感所折磨。问题是没有人会真正冷漠地活着，只是这种热情的表现手法与方式在进行着转换而已嘛，何苦与自己过不去呢？在我看来，在社会的转型期，固然应该奖励见义勇为者，但不要轻易去探究所谓的社会根源。
在“全民弱势”的背后
弱势群体一词现在挺流行的，原来这倒霉名词说的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徘徊在贫困线边缘、就业不稳定、容易失业、工作条件恶劣、缺乏社会保障的人。再加上点儿收入虽然不低，但在社会上风评不佳的社会边缘人，一起构成的这么个社会阶层。说白了就是那种要不然是穷人，要不然是被人歧视的人。
但您看现在用这个词的场合可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基本上谁都在用。某报刊文《收入差加大致国民弱势心理蔓延》，其中说到不但是出租司机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街头小贩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就连记者与大学教授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觉得自己是弱势的心理在社会上蔓延，几乎到了人人皆觉得自己是弱势的地步。而这个原因则在该文中被归结为收入差加大，所以大家就都觉得自己弱势了——原来在人家看来，弱势心理就是财迷的嫉妒啊。
要我说，这篇文章又像一位庸医一样，一眼就看到了肌体上的烂疮，然后说这是因为感冒所引起的，而最终开了一包“泻停封”。收入差加大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贫富差距加大罢了。在正常的情况下，这怎么能导致人们觉得自己是弱势呢？如果这个逻辑用在赤贫阶层上还说得过去，这种感觉怎么能蔓延到几乎所有社会阶层中？
过于贫穷当然有弱势心理存在，但只要是到了一定的收入水平或者社会地位，按说这种因为收入差距带来的、类似于自卑与危机感的情绪就没那么强烈。因为即使我买不起游艇、住不起五星级酒店，也不会觉得在社会生活中我没有自己应该具有的权利。在一个经济已经开始如此发展的社会，解决了基本温饱、甚至出现了初具规模的中产阶级之后，这种弱势的心理应该渐渐减少才是，毕竟很多有着弱势心理的阶层都有了最起码的生活保障，按说应该具有了更大的安全感，没想到我们这里倒是反过来了。
之所以如此，与收入差距根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而是在个人基本权利不能得到保护的情况下，大家才觉得自己都是弱势群体，自己的生命、财产与尊严随时可能被剥夺。那个温饱的、安全的环境，随时有可能不属于我们，就像强拆一样。猪长得再肥，面对屠夫它也只能是弱势的。
而且这种弱势心态不是一种从上到下的压迫感造成的，而是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几乎每个社会阶层都在某一方面是强势，但在某一方面又是弱势。最好的例子是前段时间爆出的为了拆迁而受株连的被拆迁户的公务员亲属，不可否认他们在某些方面是强势的，但在这个时候他们又是弱势的。
这种全民弱势的社会环境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基本权利的保护，今天是我侵害你、明天是你侵害他、后天可能就轮到我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这个网络，早晚都能尝到滋味，然后大家就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
在这个每个人都是猪、每个人也都可能是屠夫的环境下生活当然是件挺痛苦的事儿，让该文一说，这种源自体制深处的不安全感居然还变成了财迷的嫉妒心态，这事儿当然挺不靠谱。为什么会如此？这大概是因为有些原因是说不得的，只好找个最不关痛痒的理由，或者更离谱一点，就是误导大家把愤怒集中在所谓的有钱人身上。其实您看曾经的首富黄光裕，他现在自己都在坐牢呢，他难道不是弱势群体？
第六编 当文艺成为一种『病』
虚假的青春
有个北漂的小演员最近火了一把，倒不是说她演的什么角色火了，而是她在生活里扮演的角色火了：她把这几年当中因为陪某些有财有势的人所赚来的、按照真品算近千万的奢侈品包什么的一把火给烧了。
当然，如果您看过这个新闻或者听我这个描述，也知道这些东西并非是真品，也会知道为什么她会做这种事。论说有钱人给自己的女人买几个名牌包真算不上什么，居然还会出到这种手段，让人觉得中国的某些权钱人士的人品实在是相当下作。
对，您没看错，我没打算谴责这个小演员。这个世界上嫖客可恨、妓女可怜，而用假币骗妓女的嫖客属于最下作的那种人。当年江湖上有“三不偷、五不抢”的戒律，犯了规矩大家都鄙视，认为此人不讲究，现在估计是没这一说了，但作为拔根汗毛都比那女孩子腰粗的人士，做出这样的事，我个人觉得下作这个词都实在是轻了。
这个世界还是要有点儿规矩与道义的。可能有人说，难道这个姑娘用身体换这些东西是什么好规矩不成？没错，这不是个好规矩，但我们也要知道，这些事情是免不了的，水至清而无鱼，没有哪个社会在财色方面能够保持淡定，用自己的优势资源换得想要的东西，这或许并不符合圣斗士的道德，但一定会在人类消亡之前一直存在。
在世俗的生活里，我个人不太看重那种悬空的道德标准，而更看重是否能做到合理交易。尤其不堪的是，如果这个交易对双方不公平、或者一方无法支付的话，大可以一拍两散、各自走人，情况如果不是如此，这让人想起当年某人说过的“朝无才相、巷无才偷、泽无才盗”。
我始终觉得一个社会里的财势人士应该是精英，这个精英未必说他们有多少超越常人的道德标准，而是他们恪守着某些底线。如果下半身的底线无法守住，至少在脱衣服或者脱别人衣服的时候，记得要带钱包。如果这个社会当中的精英，连这种地方都不能稍微做得讲究一些的话，其他方面可能就更为不堪闻问了。这样的人控制着一国的财政，您能放心么？
所以，您说谁该谴责？
经济一发展、审美向后看
“老钱”是一种外国的说法，是“old money”的一种直白翻译。这个词据说源自美国的俚语，是用来形容一些经过几代传承的有钱人的，基本上是用来跟爆发户进行区分的一种标志。中国形容暴发户的说法叫做“树小墙新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在讽刺暴发户的同时，其实也表示了对于“老钱”的一种向往。
一般的解释是，据某些西方俗语说“三代才能出一个贵族”，中国老话说“三代才懂得穿衣吃饭”，只有财富传承得足够久，才能产生一种与高档文化接轨的感觉与能力。这确实有其中的道理，至少比某人在宴会上指着鱼翅对主人云“这粉丝汤不错，再来一份如何”看着让人舒心。而且资本在原始积累的时候经常不是那么光彩，最初能积累起家业的人，多少有些恶形恶像的感觉，不经过几代时间的基因中和作用，满口唐诗宋词也很难掩饰满脸横肉的视觉效果。
我们知道，目前美国著名的摩根家族之所以起家，是因为当年做了海盗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后来改做正行，终于成为美国以及世界的顶级金融、实业大家族。“英雄原是盗根苗”，清朝两百多年帝王教养，最后培养出大艺术家溥心畲，也是同样的道理。
而且暴发户一般最喜欢模仿的对象，就是那些“老钱”的拥有者。除了因为对方因为几代有钱而养成的生活方式以外，社会规则里的一种潜意识也让他们认为，有“老钱”的人或者家族，在社会地位上是比自己要高上一些的。欧洲后来兴起的新资本家们，近年最热衷的不是私人飞机，而是具有很多年历史的城堡、庄园，甚至是贵族的头衔。只有拥有了这些东西，似乎才能真正踏入社会的顶层。
这种追求“老钱”感觉的行为与经济发展有关。我们知道，在一个经济体刚刚开始显露出上升趋势的时候，往往没有精力与财力去回顾过去而形成一个保守主义氛围。道理很简单，当经济刚开始发展的时候，能够在其中掌握主动的，必然是对原来体制的一种反叛。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新的游戏规则初步建立了以后，保守主义倾向才开始显露出来。因为在这个阶段，已经出现了聚集了大量财富的富豪级人物，他们是后天的保守主义者，因为在初步建立的新规则下，他们不但已经适应、而且获得了巨大的既得利益。
既然有了这种氛围，复古的倾向就会很明显。流行时尚的复古风是如此，需要巨大资本才能玩儿得起的地产市场就更是如此。由于我们这里自从三十多年前开始改革开放，这个过程更鲜明地表现出来。不知道有谁还记得北京大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那些“绿帽子”的建筑？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个风潮是如何形成的。
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社会经济结构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相当于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大家有些闲钱以后，希望能附庸一下风雅。而审美能力的提高与经济能力的提高未必是同步的，国外已经进入了后现代建筑大行其道的时期，国人还没有能力欣赏。出于一种老子也曾经阔过的心理，从古代建筑中寻找一些外在的东西，直接就放在现代建筑头上了。这不能全怪当时的主政者，基本是当时的眼光之所限。如同某暴发户看别人摇折扇很风雅，自己也摇了一把。但人家的扇面是兰花，这兄弟上面是“黄金万两”的墨宝。
这个阶段结束于九十年代中期左右。“南方讲话”以后，经济发展有了新的动力。原始积累而成的富豪增加了阅历，新兴的富豪很多受到过高等教育。这个时期的建筑是一种对国外新流行建筑理念的模仿。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当时那些大城市，建筑虽然比较像盗版纽约，但有很多还是得其神髓的。尤其在别墅的建筑上，几个颇有名气的别墅项目，基本都是欧洲的式样。这个阶段是一种融合之前的学习。
前两年开始，新古典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原因无他，就是上面说的，资本有把自己变成“老钱”的冲动，而且经过了这些年的资本积累与掌握，认为自己应该为自己的钱找到一种合法性。这种想法可能未必是有意识的，但还是在行动中显露了出来。所以，最近在中国各个房地产市场上，基本都有开发商推出了以中式园林为号召的楼盘。其底层的市场基础，就是这种寻找源于政治生活的经济合法性的心理。
这种寻求经济合法性的心理，从侧面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凡是着急寻求这种东西的，对于自己的财富来源心中未必无鬼；其二，目前的社会格局让财富拥有者有担心的地方，担心整个社会规则的变动。关于这两点就不细说了，说起来就会触及到一些更深层的问题，而讨论那些问题，并非这小文能够承载。
但这种现象也说明，一个社会的某些成员从审美需求上产生了这种市场要求，其社会进步的幅度已经很大了。这表现出一个社会阶层正在形成。这个阶层已经不再附庸风雅了，而是打算让自己成为风雅的一部分，并且把财富的传承在国内传下去。我个人的判断是，这股复古的风潮估计要持续一段时间，直到新一代富豪开始成长为止。那个时候，中国就真的有一群“老钱”了。
消费类情感节目
2011年9月，石家庄的一个电视频道被广电总局给停播了，期限是30天。遭此严肃处理，是因为这个电视频道擅自更名不说，还制作播出了一期叫做《我给儿子当孙子》的电视节目，说的是不孝子的事儿。其实说这种事儿的节目不少，但这次有点儿不同的地方在于，该节目是雇佣演员扮演的，并非是真实事件。
按照广电总局的说法，“在总局三令五申，要求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始终坚持正确导向，严禁播出内容虚假、低俗的广播电视节目的情况下，石家庄市广播电视台‘第三频道’仍于近期播放了雇人扮演的一期情感故事类节目《我给儿子当孙子》，社会影响极坏，雇佣群众演员表演，用夸张的手法表演儿子对老人不敬、不孝，肆意渲染家庭矛盾，刻意放大扭曲的伦理道德观。据查，在已播出的《情感密码》栏目中，还有其他多期类似节目。石家庄市广播电视台为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市场份额，对节目审查把关不严，误导了广大受众，造成严重不良影响，也极大地损害了广播电视媒体的社会形象。”
当然，这事儿做得是不太地道。如果您就事论事地解剖社会事件，哪怕是解剖得过度一些想必也是没啥，雇人扮演真实事件的模拟重现也没啥，弄个虚拟事件、找演员扮演的话，这就不是纪实栏目，而是电视剧了。两者混淆起来，确实有误导公众的作用。按照相关规定，受此惩罚也不算什么过分。
但广电总局的这个通报所说的某些话还是颇为让人不安。一个让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在处理意见当中提到的“刻意放大扭曲的伦理道德观”之类的道德论断，实际上给自己赋予了一个道德警察的角色，使自己成为可以判断社会道德标准的法官。我们知道，在社会进化当中，适当的引导总是需要的，但更多的时候，社会的道德观念是一个不断磨合、前进的过程，当年我们看着就不爽的某些行为，现在看上去根本就不算什么。而政府机构的管理在这方面总是滞后的，也就是总与社会的道德进化、改变有所脱节。在这种状态下，尽量引导、不做过多干涉似乎效果更好，尤其不能把自己摆在一个道德审判者的位置上。
这次广电总局的道德判断是对的，不能用虚假的演绎来说明道德问题，也不能误导观众。话说到这里其实完全就够了，不用说出什么才是正确的道德观，这个并非是政府机关的责任。这次管对了，下次就可能管不对，最终受到伤害的是社会道德的自我演化与磨合。
最有意思的倒不是这些道理，而是我们社会目前对于情感问题的那种消费品态度。打开电视，很多节目都是以这种事情为卖点，名曰讨论，实则消费，无论是电视征婚还是情感打假，节目要不是够刺激，恐怕看的人就会少很多。
在这种消费情感的状态下，自然也就少不了这种为了吸引眼球的策划。这就出现了一个相当怪异的现象：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些道德与感情，但在实际上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的实际与市侩。台面上讨论得口沫四溅、道德高潮迭起，现实当中则冷漠与旁观者越来越多。这样的一种状态，是我们这个社会缺什么补什么的虚火上冲。也正是这样，冷漠的社会环境更加需要强烈的刺激来唤起哪怕是虚拟的道德高潮，有人也正是利用这种消费情感的需求，做出这样的节目来。很不幸，这样消费情感的节目，只是把情感与道德摆上货架而已。
有话就要说出来
我从事新闻工作十余年，除了广播以外，还做过其他所有类型的媒体，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实在是很难说。从最基本的扫街记者到首席记者，然后转身离开去从事媒体运作，最后在2003年开始写评论，至今评论专栏前后超过数十个，这到底算是资历还是始终不渝地不能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也是很难说。
初进新闻界信奉的是“说出事实、他人判断”的新闻理念，当时在我看来，新闻就是最大可能把事情真相呈现出来，然后让读者去判断是非。但新闻稿子写多了，难免会有自己的想法，笔下轻重缓急当然也有了去处。
在后来倒是不刻意回避具有感情色彩的笔法了。记者也是人，是人就有自己的想法与感觉，你不能说你是个事件的照相机，忠实地快门一闪，记录完了了事。后来开始写评论也是肇因于此。
我写评论最开始是在网络上，没有其他想法，就是有些话实在是不吐不快。网络是个好东西，没有那么多约束，也没有自己心里为自己设的限制，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从《南方都市报》开始，评论时事蔚为风潮，也正在那时候在这张报纸上开设了我第一个时评专栏。
虽然从事新闻工作多年，但真正写评论的时候还是有些局促。无他，平日里都是在用网络的表达方式写作，平媒上该如何写评论还是不知道。写了两篇之后把心一横，心想：反正你们是因为我在网络上写字才找到我头上，那我就用网络的方式写，用不用在你，而怎么写则在我，不能因为发表而写字。
这些年写下来，原来的想法一直没有变，只是有所延伸。在我看来，评论时事是每个人天然的权利，这是社会所必须的东西。而很多人在运用这个权利的同时，始终在心中有一种自我审查的情节，不是害怕多言惹祸，就是害怕不能发表。两者都是利益，是伤害不得的。
但评论权是这样一种权利：如果你自己设限的话，那就干脆什么都别说。只有在能够达到的范围内走到最远，才能对得起这种权利与你能写出文通句顺文字的能力。就如同不在乎把网络的表达形式拿到平媒上一样，心里始终要存在一个“爱谁谁”的念头，始终告诉自己“我有话要说”。只有如此，评论才是一种真实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在你的键盘开始嘎嘎作响的时候，就无人可以剥夺。
一盒烟的11年
网络成名几乎一年的“天价烟”连续剧主人公、南京江宁区房管局周久耕前局长，因为受贿的罪名被南京市中院一审判了11年有期徒刑。回想起这个连续剧上映至今，终于有个最终的结局，算是件好事，虽然周久耕在被法官问到是否上诉时说要“回去考虑一下”，但通过在我们这里生活的常识可以得知，即使判决的刑期有所变化，这个受贿的罪名也是逃不过的。一切都起因于一盒香烟。
回首这场戏，不免让人有些感慨。曾几何时，该局长尚风光无限地叼着香烟宣布要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此情此景、此狂此蠢还在眼前之时，也就是他种下今日苦果之日。不过，不能说此事没有遗憾。
遗憾之一，周久耕抽烟已经是一种常态，他开的是什么车大家也都有目共睹。当此人抽此烟、开此车出入各个政府机构时，似乎并未引发任何关注。这只能是两个原因，不是相关机构人员从来不懂得烟草的价格、车辆的好坏，就是实在是有些习以为常了。或许我们要问问看，如果不是该人蠢到说出那样的话、而照片里正好有那么一包烟的话，这位是不是还在好官我自为之？一个肥得冒油的政府部门官员，又毫无顾忌地展现着自己的财富，而居然到了今天才是因为舆论大哗最终倒台，不知道这个责任应归功于谁？
遗憾之二，据说有网友人肉搜索出周久耕的弟弟是某房地产开发商，但判决书中只是谈到了收受其他人的贿赂，并未说明其是否还有渎职等情况。根据另外一个常识判断来看，既然这位能够收受其他人的贿赂，其操守应该不会达到不让作为房地产开发商的弟弟沾光的程度，而其子也被爆出从事建材等生意。一个房管局局长后面，那些升天的鸡犬、成型的价值链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都不知道。
当然，即使有诸多遗憾，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是互联网历史当中，注定会被写上一笔的标志性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网络反腐最典型的案例之一，遵循了传播学的所有规律。而网络反腐最大的好处就在于传播的迅捷与群体参与。有句话不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么？在没有网络这种便捷的传播方式之前，群众的眼睛或许同样雪亮，但他们的嘴上并没有扩音器，至少声音是暗哑的，除非是非常幸运得到了传统媒体的关注，否则的话，并不会形成所谓的“舆论压力”。
或许有人会说，这有什么，现在官员抽烟都开始抽裸体烟了，也不把那些名表之类的东西戴在身上了，即使有无数雪亮的眼睛、能够形成舆论的压力又会如何？其实不然，“衣锦夜行”往往是很糟糕的一种状态，能够假装艰苦朴素的贪官肯定有，但不会很常见，更多的官员贪腐还是要衣锦还乡的。只要随时有人盯着看，这些人没有了可供炫耀之所，多少会抑制一下其贪欲。并且这种监督如果成了常态，狐狸尾巴总是可以露出来的。
所以，周久耕以及相似的官员最好“回去考虑一下”，周久耕考虑的可能是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要不要上诉以求减刑，对于其他类似官员倒是不妨回去考虑一下现在这个社会的面貌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即使并无这样的思考功底，倒也不妨参考同僚的这句话来做一总结：某县委书记被网络反腐弄得焦头烂额之余说，当年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他说的没错，可惜，那种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
有一种无力感让人前行
所谓出离愤怒可能是更高的一种形态，但有些事“出离”是“出离”不了的，只能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让人有这个感觉的事情不止一起，发生于巴东县野三关镇的女服务员刺死官员一事，最新进展大致也是如此。当地警方在传出女服务员罹患抑郁症在前、以故意杀人罪刑拘于后，并且把该女子送入医院要进行精神病鉴定。湖北恩施电视台在病房中拍摄的场景是这样的：女服务员邓玉娇被“约束性保护”措施“保护”着——她的手腕和踝、膝等部位被用布条约束后固定在病床上，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均受到限制——嘴里喊着“爸爸，他们打我”。
事情的经过已经在全国媒体的曝光下为人们所知，但为了与这个被绑在床上、口中喊着“爸爸，他们打我”的场景做一个对比，还是叙述如下：当地官员喝多了找乐子，要求邓玉娇做“异性洗浴服务”。邓玉娇不从，被官员用钞票击打头部与肩部，并被两次推倒在沙发上。在此情况下，邓玉娇抓起修脚刀（当地警方说是水果刀）刺死一人、刺伤一人、吓傻一人，然后打电话报警。就这么个事情经过，并且是当地警方认可的事情经过，到现在的发展居然是邓玉娇被绑在病床上。老实说，这真是让人惊诧。
这里有三个关键词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这个“异性洗浴服务”，相信任何人都能明白其中的奥妙，而做这个委婉地遮蔽了一个现实：这三人是去那里嫖娼的；第二个关键词是“抑郁症”，在第一时间就把从邓玉娇的包中翻出了治疗抑郁的药物当做一种证据摆出来，是一种转移事情焦点的做法。本来还以为是为了给邓玉娇脱罪用的备用借口，但看来善良的人们还是太善良了，所以有了第三个关键词“故意杀人罪”。
任何有正常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是“防卫过当”都算是罔顾事实了，更何谈故意杀人？而且无论怎样，在事实如此清晰的状态下，把当事人弄到医院里做精神方面的鉴定不但没有任何必要，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
或者我们把这三个关键词连起来看一下，试试是否可以找出其中的脉络。
第一个关键词遮蔽了当地吏治之真相、模糊了事件开始时的性质；第二个关键词转移了公众的视线，成为以后定性事件的伏笔；第三个关键词算是呼之欲出、不得不出，把邓玉娇弄成精神上有问题的人，彻底把水搅浑。不论怎样，现在邓玉娇被绑在了医院的床上。如果真的有抑郁症这件事存在的话，这么逼她一下，说不定将来更能够坐实其精神不正常的说法。故意杀人罪肯定是判不下来的，但只要这点可以得到印证，其他关于当地吏治的黑幕就消失在争论的背后了。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再说什么问责与追究真的是没有意义了。老实说，总是有一种无力感在我心中徘徊不去。以前，贵州那个所谓的“嫖宿幼女案”重新起诉，罪名依然如此，或者说那些买春的人罪名依旧，只是换了一个管辖法院与提升了组织者的罪名；同样，四川宜宾那个花6000元嫖宿幼女的官员，在媒体曝光后马上被清理出了公务员队伍，在此之前他只是停职反省而已；杭州的飙车案警方为“70码”而道歉，但没人说明道歉完了该谁承担责任，并且没人出来说明为什么当地媒体曾经集体失声，更没人说明为什么当时不拘捕嫌疑人。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正如我们不能解开捆绑邓玉娇手上的布条一样，让人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无力感。那三个关键词如同黑网一样笼罩在心头，我所知道的是，如果我碰上这种情况，依然也会和她一样无助。
但是，也正是这种无力感告诉我们，只有努力前行、努力追问下去，才能尽可能避免在斑马线被飙车的人撞死，才能不被绑在医院的床上。这种无力感应该是一种动力，哪怕是发出一点点声音，都足够推动我们社会的法制建设与公平的降临。当年《南方周末》曾经在新年献词里说“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因袭其意，我想说的是有一种无力感让我们前行。
艺人不是异类
伊能静的事件到现在还说不上真正平息，因为她担任评委的一档节目没有出现她的身影，并且据节目出品方确认，下一期也没有她出场。看来那个让她休假的传闻未必是空穴来风，而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了。
其实伊能静到底说了什么过头的话？这个倒是真没什么过头的，也就是在“《南方周末》事件”上站出来说了点儿全世界都认可的价值观而已。有人说这是伊能静为了自己的新书炒作，这位大概就属于那种“地主家早点吃油条能吃两根”的人，完全不能理解一本书所带来的收益比起伊能静拍摄影视剧、主持电视节目等活动实在是九牛一毛，没有人会冒着被封杀的风险去炒作一本根本无关痛痒的书。
而这次演艺界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不单是伊能静出面支持《南方周末》，连平日不甚关心政治的李冰冰、陈坤、陈数以及姚晨都纷纷发言，以自己的方式捍卫新闻自由。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我想可能是新一代的明星艺人成长环境不同，而他们受到的教育更多是现代教育吧。
伊能静说过自己是艺人而不是异类，港台明星以及欧美明星确实对于社会问题、政治观点都曾经发表过自己的观点，这也并不奇怪。明星艺人都是生活在社会当中，哪怕是灯红酒绿、姹紫嫣红，恐怕也不是什么被特供基地包围的人群，他们受到的教育以及通过演艺事业所获得的社会经验，与我们在社会上从事其他工作的人并没有多少不同。
但把艺人谈论社会政治问题看作异类，怕是这个社会本身才是异类的表现。一个公民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或者她都有对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可以说错、但不能不说，尤其是不能禁止别人说，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表现。国外还有演员成为总统、州长的时候，这表明艺人并非是这个社会的异类。
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政治与每个人都相关。我开个饭馆、做个农产品公司，我当然应该关心政治，至少我要关心采买的蔬菜是否安全、猪肉是不是合格，公司的利润是不是都变成了税款，以及油价上涨对我的物流之影响。这些东西说是社会问题，但何尝不是政治问题？比如说油价被垄断企业操控，难道只是个经济问题么？
所以，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就会关心你，而且那时候你就没有发言的余地了。一个正常的政府是需要听取各种意见的，无论这个意见是来自于明星艺人，还是我这个被称为厨子的生意人。我们都不是什么异类，而不许我们提供自己见解与意见的政府才是异类，在全球两百多个主权国家当中，180个左右是我们可以正常说话的国度，这个数字里是不是有我们的祖国我不知道，但我真的希望这个国家不是一个世界上的异类。
拜金女与露富男的偎依
最近要说基本波澜不惊的电视屏幕上有什么话题，大概也就是以《非诚勿扰》等相亲节目为代表的一批折磨人型的电视节目在走红。实话说，这也不是啥有意思的事，基本算是人工造浪的浴缸里翻腾着的浪花，有按摩功效而已。
说这个浪花是人造的并非虚言。您看在《非诚勿扰》里，这里出来一个拜金女、那里出来一个露富男，两者相偎相依的就创造了一种高收视。一般来说，我们这里的人上了电视就总是会政治正确的，原本会说的人话往往都变成了主持人腔调，恨不得直接拿上话筒就蹿上某主播的位置，能够到电视上露一下自己“皮袍下的小”，这不是我泱泱大国国民的传统。于是有人爆料说，这是一个策划出来的、专门用于刺激观众的手法，无以名之，曰“人工造浪”——确实挺浪的。
如果这真是人工造浪的话，应该说编导还是挺能抓人心理的。虽然自古以来我们这里从来都是钱为老大，有笑贫不笑娼的光荣传统，但在一般情况下，放上台面可说的话都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直接杀出这么一个节目，把大家撩拨得欲罢不能、欲仙欲死，在嘴里骂着人的同时接连看下去，收视率也就有了保证。
这其实是撩拨人内心某种隐蔽欲望的传统手法。很简单，人类社会是靠一些规范维持的，有法律的、有道德的。法律的没啥好说，但道德的规范则一直比较模糊，即使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也不会触犯法律。可一个社会必须靠某种形态下统一的道德规范来寻求组成社会的合理性，对待金钱的态度是其中之一。我们这里对待金钱的态度虽然早就从君子不言利过度到了表面上的商品社会，但实际的思维底层里还是认为金钱不是个好东西，至少不是人生所该追求的最高目的，有很多抽象的东西要在这个之上才算是政治正确。
我并非是想批判传统文化当中这种虚伪的金钱观，而是好奇在传统文化已经遭到了瓦解，市场经济已经逐步开始这么多年了之后，为什么还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取得效果？除了以前很少在公共传播媒介上看到这种形态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
前段时间有条新闻是这么说的，中国有很多富裕阶层都在争先恐后地移民。有论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仇富心态导致的，富裕人群觉得在中国财产不够安全，甚至经常人身也没有安全。要是把电视上这种节目中以慕富、露富为卖点而吸引大家来看、来骂的手段与这个现象结合起来的话，说得倒也不算没有道理。
我们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确实有很多人靠自己的勤劳致富，整体国民财富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创造财富的过程当中，真的能够成为巨富或者大富之人，无论是否愿意都会与一些不干不净的势力有所合作，最终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所谓财富的原罪之说，一直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心结。
正是这个心结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原本社会对待财富的那种观念，甚至增加了仇富的正当性理由。社会并未因财富的增加、市场的逐步完善而真的尊重财富的创造与创造者，反而是越加的对立。这个对立当中有羡慕的成分，更多的是一种不信任。
所以，这样一台节目才有可能于这个心理深度上让人有所发泄。一边是道德上的不屑，一边是对于财富本身的质疑，加上价值观始终不能多元发展的社会现实，以及贫富分化剧烈的现象，自然也就有所成就。这样一种节目都能掀起人工的波浪，其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意义，是值得认真思考与对待的。
旅行的意义
有人说过，旅游这件事就是从自己待得烦死的地方，到别人待得烦死的地方去的一种活动。但实话说，这句话完全属于俏皮话，完全正确而又没有道理。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就像吃够了肉的祖先与吃够了粮食的祖先交换他们的产品一样，最终形成了生意，也最终形成了我们这个世界。
旅游是一门大生意，越来越多的地方把这个行业当作经济的增长点，毕竟这是污染比较少、持续发展性好的东西，比起建个造纸厂还是好多了。但咱们这里的旅游基本上还处于初级阶段，宰客等传统项目还是不断上演，比如说著名的宰客圣地海南三亚，就经常性的能够爆出被宰客人的哀嚎。
有鉴于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了一堆各种法案、草案，有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农业技术推广法修正案草案、精神卫生法草案，还有首次审议的特种设备安全法草案、旅游法草案、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等。也就是说，有可能出台一个旅游法，降低旅游被宰的痛楚。
该法案最为令人关注的几点如下：旅行社安排旅游者在指定场所购物、强迫或者变相强迫购物、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初犯的并处停业整顿；再犯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和相关人员的导游证、领队证。其他还有关于小费之类的规定，尽量以旅游者的利益为导向，对于很多现在旅游业内的潜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
应该说这是个好事儿，毕竟旅游已经是逐渐富裕起来的国人消费的一种最主要的方式。而且原来我们这里管理旅游只能用《消费者保护法》的某些规定，没有什么针对性，大而笼统的规定当中有无数的漏洞可以钻。针对性的法律还是比较适宜的，这点应该说是立法层面的进步。当然了，如果这种情况能够多覆盖一些领域就好了，尤其是很多特殊领域，要是能够有个法律作为标准，大家也就不至于无所适从，从而形成很多灰色的地带，然后大家就开始玩儿一种叫做钻空子、打擦边球的游戏了。
但咱们在这里还是不讨论法学专家们关心的问题了，还是说说到底为什么宰客现象如此严重、强迫购物为啥如此盛行。
这方面肯定有旅行社的原因，毕竟现在竞争激烈，很多旅行社组团是没有利润的，只有在购物等方面把钱赚回来。尤其是某些所谓零利润、负利润的旅游团，在组团的时候就说明有多少多少的购物时间，旅游只是一种副产品，而购物才是主要的重头戏。这您还真别怪旅行社，这里面实际上更多的是游客自己的原因。
话说咱们这里的旅游热已经有些年头，但很多人并不明白旅游与旅行之间的不同。国人旅游往往就是“下车撒尿、停车照相”，然后这就算是到此一游。热衷于到过一个地方，而不是真的想从旅游中得到某些真正心灵的充实与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花费越少的钱、照更多的照片已然成了旅游的目的。
这样的目的自然就刺激了那种打着旅游为目的的购物团产生，反正大家是各取所需，您想少花钱去外地照相，他想忽悠您去商店消费，两种鬼胎一拍即合，最后大家都不能算满意。
想要彻底根除此类现象，除了立法规范之外，还真是有赖于旅游者素质的提高，提高到知道旅游与旅行的不同。旅游确实是一次走马观花的照相之旅，而旅行则是一次心灵丰富的过程，目的不同、结果也不同。两者之间的共同属性只有一个，即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其他则没有任何共同点。当我们明白了如何去分别两者的区别，也就不会被那些低廉的价格所蛊惑了。消费者与商家其实是一种互动，有想占便宜的消费者，就有以这个为陷阱的商家，只有消费者日渐成熟，才能有一个相对公平的消费环境。这个道理可不全是适用在旅游市场，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
生活总是在继续
时间轮转，马上就该到周朝上场的时间了。但且慢，我们按照惯例，先追述一下周朝皇室的祖先何来。按照记载，周朝皇室的先祖是后稷，他老妈是有邰氏女，名字叫做姜原。身份有点古怪，是帝喾的元妃——商朝的先祖之母是帝喾的次妃。这个帝喾真是奇人，不但名列三皇五帝之一，就连后宫里收下的两个妃子都能繁衍出两个王朝。
但只有一件事比较遗憾，这两个朝代的先祖都不是帝喾本人的骨血，商朝的始祖是次妃吃了个鸟蛋而生，这次更加传奇，是姜原女士看到原野当中有巨人的脚印，看得她心头激动着上去踩了一脚，踩完就怀孕了。生了以后觉得这事儿不算个好事儿——当然不算好事儿，放到现在就是个外星人劫持的故事，放到那个时候就算是凶兆——就把孩子弃至街巷之中，结果牛马路过都不去踩踏；弃之林中，正好碰上有人给拿了回来；放到水渠的冰上，有鸟飞过来盖在他身上。由此觉得这孩子不太一样，接回去抚养长大。
焦周认为，这孩子是帝喾的后裔，“其父亦不着”——其父不够知名、大家不知道的意思。这话当然有点奇怪，这孩子是某人的后裔，但他的父亲又不是某人，而是一个不知名人士，看上去像是神经错乱的说法。但这个说法确实是有根据的，那时候很可能并非是以血缘来分是否为某人后裔，而是以是不是在某家生养为标准。至今在非洲的某些部落当中，男人可以娶到很多老婆，但同时也并不太禁止老婆红杏出墙，只要是与该女士夫妻关系在延续的过程中生下的孩子，都视作是自己的孩子。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在古书上记载着商、周两个王朝的先祖虽然都是帝喾的妃子，实际上这并非是信史，而是很可能对待父系血缘态度转化前后的两个阶段。在说到商朝祖先时，无论那位次妃是如何得到这个孩子的，也依然被安然的抚养在帝喾的名下。但到了周朝这位更加著名的祖先之时，居然会三次抛弃之，这说明当时的父系血缘认同已经开始成为主流，可大概也是与前期的不重视父系血缘的状态并存。所以，除非是帝喾老头儿活得过于长寿，否则的话基本这两个王朝的先祖不太可能是同时代的人物。
后稷在后世的名气是远远高于商朝始祖契的，主要是因为他喜欢种庄稼，从小就喜欢。别的孩子可能在淘气捣乱的时候，他就在田里把种庄稼当做游戏了。而且在这方面他确实也颇有天赋，总是可以把庄稼种得很好。种庄稼有了名气，据说尧帝就把他征召为农师，专管这方面的事物，包括进行农业技术培训。这与后世的农村劳模最终走上国家副主席的位置可能有点相似，只是意义更为重大一些。
之所以说意义更为重大，应该从两个地方说起。首先，农耕社会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绵延不绝数千年的传统，是由于从单位土地来说，农耕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也能带来更稳定的国家结构。有学者研究称，上古三代夏商周更迭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游牧民族转化成农耕民族的过程。这个过程始自大禹的时代，最终完成在周朝。
更有学者考证说，其实周朝原本在夏商两朝已经形成的中原概念当中算是“西戎”，也就是所谓的蛮族。我们知道，后世所谓的蛮族基本都是游牧民族，或者处于游牧与农耕兼顾的时期。夺取中原地区如果成功，完成从游牧到农耕的转化就是必然的事。后世的很多游牧民族都曾经做过这件事，除了那个没有扛过百年的元朝之外，最终都以各种方式融入了农耕文明当中，甚至那些不算中国王朝正朔的辽金都有了转变，更别提清朝了。所以，周朝找了这位上古传说中种庄稼的好手作为自己的祖先，也并非是全无因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