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武训的兴学事迹被正式列入学校教科书中。全国共有七省三十多处学校以武训名字命名。特别是“大量办义学，急务此为最”的冯玉祥，在1932年至1935年间，在山东创办了十五所武训小学。后来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都与武训精神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全国甚至出现了武训出版社、武训街这样的名称。江苏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山东民众甚至称其为“武圣人”，足见武训在当时地位之高、影响之广。
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曾发表过称赞武训的文章，1945年12月1日，郭沫若在《新华日报》纪念武训特刊上为武训题辞：“武训是中国的裴士托洛齐，中国人民应该到处为他树铜像”。同月6日，《新华月报》发表黄炎培、邓初民、李公朴、潘梓年等人纪念武训的文章。为纪念武训，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冀鲁豫边区政府曾明令将武训的故乡堂邑县更名为“武训县”，柳林镇更名为“武训镇”，并在武训诞辰纪念日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同年，中共冀南行署在柳林镇还创办了武训师范。
总之，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即1951年《武训传》遭受大批判以前，中国不同社会阶段的历届政权，对武训和武训精神的态度都是一致的。无论是在清王朝时期，还是民国时期，甚至在汪伪政权控制的敌占区里，武训都是正面的、被赞扬的、受崇敬的形象。
武训办义学不仅在国内有很高声誉，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辞典》中，因为他没有文化，故称他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当时学习武训精神蔚然成风。人们之所以如此重视武训，这是因为武训精神在当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旧中国是个有着四万万人口的大国，而且是一个穷国，文盲比例非常高。教育能否普及兴盛是一件关乎国运的大事。武训办学的实质是让学堂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这是一次把精英教育转向平民教育的伟大尝试。从这个方面来说，武训是世人皆醉中的独醒者之一，百年蒙昧中的先觉者之一。尽管他是个文盲加乞丐，他的独醒和先觉在有知识的人看来，也许过于质朴和简单。
本质上，武训走的是教育救国的道路。其兴学活动多少反映了下层农民朴素的改良主义意愿。尽管任何改良主义在近代中国最终免不了被颠覆被否定的命运，但从深刻而惨痛的历史教训来看，改良主义无疑是最优选择，只可惜中国屡屡与之失之交臂。武训对社会底层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心和博爱精神，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仁者爱人”的传统。
当时没有人会把武训精神狭隘的理解为只有行乞来办学才是武训精神的真谛。事实上，人们把当时一切对教育有所助益的义举和做为都称赞为具有武训精神的行为，并把那些竭尽全力推动民族教育的人称为武训式的人物。
【3】
有一本书，名为《武训先生画传》，后来直接促成了电影《武训传》的诞生。《武训先生画传》最早的版本由段承泽于1938年绘制而成。后由陶行知先生作跋，在1943至1945年间，曾印刊至第六版，并译成英文对外出版发行。1944年，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北温泉送给著名导演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希望他有机会能把武训一生历尽艰辛创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孙瑜看了以后深受感动，初步确定了拍摄《武训传》的计划，并决定电影中的武训将由当时的电影明星赵丹来扮演。
然而，时值兵荒马乱的国共相争时期，孙谕始终无法把电影《武训传》的拍摄尽快付诸实施。孙瑜没有在四十年代完成此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如果当时拍成了这部电影，它的内容也许会十分“纯净”而感人，这部电影也许会成为传世佳作。更为重要的是，五十年代初的《武训传》大批判也不会由它而起，早已作古的武训也不会卷入政治的漩涡而沦为政治的祭品。不同的时机选择和把握，有时确实会产生冰火两重天的不同历史结局。
1948年7月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制”）正式投拍此片。中国电影制片厂当时经营困难，经费上难以为继，1948年11月初，在影片拍摄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时候，影片便彻底停拍。1949年2月，昆仑影业公司以低价购得此片的拍摄权和底片、拷贝。孙瑜则加入昆仑公司继续完成此片的拍摄。在1951年2月影片正式拍成前，这个剧本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经过了数次大的修改。
根据1986年孙瑜先生的撰文《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其中谈到主要修改的内容：“剧本的主题思想和情节虽然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剧’为‘悲剧’——武训为穷孩子们终身艰苦兴学虽‘劳而无功’，但是他的那种舍己为人的、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仍然应在电影的主题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颂。”
当时上海电影管理处的一位领导看了剧本以后说：“武训当时的悲剧和问题，实际早已解决。但武训艰苦兴学，热忱劝学的精神，对于迎接明天的文化热潮，还可能有些鼓励作用。因此建议，在头尾加一小学校纪念的场面，找一新的小学教师出来说话，以结合现实，又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
于是，电影开始的镜头从清末的武家庄变成了解放后（1949年）的一所小学校，当时这个小学校正举办武训诞辰111周年纪念会，由黄宗英扮演的“人民女教师”用抑扬顿挫、慷慨激昂的语调，对底下一群新中国的小学生们开始讲解武训老人的故事。尊照领导的指示，影片必须“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女教师在影片的结尾做了一番总结陈词：“武训老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去了。所以，单纯念书，也是解放不了穷人的……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的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
影片的基调定了以后，影片里的各种艺术形象也做了改动。武训在清末的社会里原本是一个苦大而仇不深的贫苦乞丐，在《武训传》电影里，武训完全变成了“苦大仇深”的形象。影片加重了他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戏份，另外还特意增加了武训被地主阶级的帮凶“狗腿子们”毒打的情节。后来在中南海给领导放映的时候，周恩来特地要求将狗腿子毒打武训的镜头剪短，尽量符合武训当年实际生活的原貌。
影片中还增加了一个重要的荧幕形象周大，这个周大和《洪湖赤卫队》里那个头脑简单、只会蛮干的游击队长刘闯有些相象。周大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在影片中，周大和武七的出身一样，都是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但周大揭竿而起，走上了一条农民起义道路。片中有这么一段对话，周大对武七说：“喂，武七，跟咱们一块走吧！……”周大告诉武训，“这种世道，不是人活得下去的！咱们就只有杀！杀尽那些狗官恶霸！”
“杀？……”武训所听过的父老传说和故事，农民起义给他留下的印象都是败亡的结局，武训说：“从李闯王和他手下的农民逼得崇祯皇帝上吊煤山，到八十年前占领过咱们堂邑、寿张、阳谷等县的王伦，他们都是杀人魔王啊，最终都是一败涂地。洪秀全五年前在南京当了皇帝后就忘记了穷人。听说这两年败的败、擒的擒，两湖和江西全入了曾国藩湘军手里，眼看大势已去……杀，又能有多大的用处？”周大被武训说得“头不由得低了下去”。
这段对话和情节很自然的成为后来《武训传》受批判时非常重要的罪状之一，这里且按下不表。电影里还有一段重要对话。参加农民起义后的周大对武训说，“好，武七！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们一文一武，让那些狗官恶霸知道，咱们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同样一部《红楼梦》，道学家会看到淫，革命者看到的则是排满。可见不同的内容面对不同的解读者的时候，会被诠释成完全不同的涵义。同样，武训和周大的这个对话在后来被认为是发轫于社会底层的改良主义和农民革命的一次交锋，影片“错误的鼓励了兴办义学的改良主义的进步意义竟然远远高于受压迫民众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
1950年12月，《武训传》公映。根据孙瑜先生的回忆，“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可算是好评如潮，‘口碑载道’”。当时，影片还在中南海专门放映给中央首长看，看完后，大厅里反应良好，映完获得不少的掌声。朱德与孙瑜握手，称赞电影“很有教育意义”。影片公映后观众和知识界对《武训传》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国内各类报刊纷纷发表影评和介绍性文字。孙瑜专门在报纸上介绍编导此片的艰辛过程，赵丹讲述了扮演武训时自己受到的教育，作家端木蕻良撰文赞扬了武训的奉献精神，全国各类武训学校和育才学校的校长们表示要把“武训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4】
历史飓风起于青苹之末。虽然电影《武训传》只是一部普通的电影文艺作品，虽然报纸上发表的各界对《武训传》的各种好评也不过数十篇，虽然自前一年底首映起《武训传》已经度过了平静的早春，但是由春入夏之后，一场暴风骤雨必然要按照既定的节拍迅猛袭来。
毛泽东于1951年5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在历史上分量很重的社论，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体，完全不同于现今专栏作家的随笔，很多时候社论都是以檄文的面目出现的。
社论说：“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文章还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文章最后指出，“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这篇社论不谛是一个旱地惊雷。这是解放后中国第一次发生的以政治手段处理文艺问题的大事件，对新中国文艺和教育的未来走向，这篇社论起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同一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人民教育》刊物适时发表了社论《展开〈武训传〉的讨论，打倒武训精神》与《人民日报》的社论相呼应。
全国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文化、教育、历史研究等部门迅速地行动起来，召开各种批判会。各界名人被组织起来，徐特立、何其芳、夏衍、艾青、胡绳、黄炎培等革命名流和民主派人士踊跃参加，纷纷发表表态性文章。《武训传》的导演孙瑜、主演赵丹专门登报做了检讨。《武训画传》的作者李士钊，以及马叙伦和端木蕻良等为武训说过好话的人们纷纷进行自我批判。《大众电影》等刊物纷纷刊出编辑部的检讨文章。这种批判是规模爆发式的，据统计，从5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开始到1951年8月底，全国各类主要报刊上个人署名的批判类文章就多达800余篇。
重头戏继续上映。几乎私营电影公司出品的所有的影片都受到批判和禁止，私营影业迅速消亡。中央教育部发布了“各地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应即更改校名”的通知。一时全国众多的以武训为名的学校纷纷改为前进、胜利等在当时非常时髦的名称。其他以武训为名的各种机构也纷纷“旧貌换新颜”。悲哉！叹哉！从此武训这个名字便只能出现在黑名单上了，“但愁前路无知己，今后谁人能识君？”
很明显，这是一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政治行动，而且执行的效果完全符合了决策者的意图。《武训传》只是一部电影而已，并且它在拍摄过程中做出了很多牺牲原著和武训本人真实经历的修改，尽管如此，它还是逃脱不了被政治“版砖”迎头痛击的命运。
这场政治“大片”的演出实际上才刚刚开始，高潮继续向前推进着。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组。调查组由周扬负责，主要成员由袁水拍、钟惦棐和江青等十三人组成。这个调查组，以掘地三尺的功力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深入堂邑、临清、馆陶等县、镇、区、村这些当年武训生活过的地方，访问了大量当地各阶层的民众，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完成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
“文化大革命”中，有报纸的文章吹捧江青说：“领导调查武训历史”是江青这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第一次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而上阵，与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搏斗”。
江青到了基层，见到了一些前清的老秀才。县委早已事先打了招呼，于是便有了这样的一问一答。
问：“武训是不是霸占了很多地？”
答：“是。”
问：“武训是经常欺骗乡亲吧？”
答：“是。”
问：“武训一贯放高利贷吧？”
答：“是。”
被调查的人中有一位在清朝当过山东巡抚张曜手下当过兵的老人，叫李汉邦，1951年时已80多岁了。当他听说北京来人调查武训，张口便说：“武圣人是个好人啊！他一辈子吃苦耐劳，攒钱为穷人家的孩子办义学。”他还说：“我亲眼见过武训，也知道他一些事。我见武训时，是山东巡抚张曜张大人来临清的时候……”当地干部赶紧对他耳语：“武训挨批判了，说话要注意！”后来调查组再问时，老人便说：“你们在说啥？我耳朵聋，听不到啊！”
老百姓想不通，他们只是简单的认为，拍电影的人不知得罪谁了，牵连了武训，害了他了。
《武训历史调查记》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说他是大流氓是因为他当年要钱时曾做过一些“庸俗”的动作，还“认一个女人做干妈，并吃过这个女人的奶”。《武训历史调查记》将批判武训这一政治运动推向全国性的高潮，历时一年之久。
周扬把对《武训传》的批判提到了理论的高度：“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历史，文学上反现实主义。”周扬认为，“因为新中国是革命是武装斗争的成果，如果强调改良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当然，就等于质疑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至此，周扬完全道出了这场批判运动的本质。周扬于1954年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有一个著名的讲话《我们必须战斗》，他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运动。”，“它宣传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个人苦行主义，实际就是宣传的对封建统治者卑躬屈节的投降主义，而对人民斗争的正确的历史道路则作了不能容忍的歪曲和诬蔑。”
在《武训传》大批判中所运用的手法，被大量复制到后来的各种运动中。我们可以从57年反右、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武训传》大批判的影子。唯一不同的是，《武训传》大批判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口诛笔伐，但在后来运动中，口诛笔伐再加上人身迫害成为主要的手段。中国知识分子在建国后的命运，实际上从《武训传》大批判开始，就早已经注定了。
十几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武训的坟墓被掘开，尸骨被焚烧，武训祠、武训的汉白玉塑像、“义学正”匾额均被毁。
【5】
三十年这个数字对武训来说似乎是个重要的数字。当年武训用了三十年时间来乞讨，才建立起第一所义学。而《武训传》自公映之日起，三十年后的一天，才有人提出应该为武训平反。1980年8月，第一个勇敢的人挺身站了出来。江苏无锡公安分局张经济先生投书《齐鲁学刊》，倡议为武训平反，他指出：“一，武训始终是一个靠行乞过日子的穷人，虽然后来有了田产，但都是为了办义学，他本人却不敢有所私。二，统治阶级确实嘉奖过他，但他没有接受那件黄马褂，没有以此欺压乡里，穷孩子读书仍然可以不缴学费。三，他本人没有反对过农民起义。四，他办义学确有一定成绩。至于义学最后失败，是社会造成的，绝不能由武训来挨棍子。”
张经济的倡议很快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和鼓励。但这种来自民间的声音过于微弱，不会产生任何波澜。直到1985年9月，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中肯定陶行知的历史功绩时顺带提到《武训传》大批判不是“基本正确”。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国家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权力话语是何等的空洞和苍白，但毕竟定了一种新的调子。历史开了一个玩笑，当年的批判，由武训而波及陶行知先生，到了1985年，则反过来，平反由陶行知而推及武训。
历来的平反总是以一种模式重复着。这种平反中，没有道歉，没有忏悔，没有补偿，没有人能站出来承担责任，平反的方式也只是一纸决议或一个短小的登报声明而已。再大的罪过，天大的冤屈，似乎都可以被报纸上一个不起眼的小豆腐块平反文章在瞬间彻底消于无形。而武训，连这样的待遇也没有。也许，由于他已经是历史人物，只能靠历史来评判。尽管他一生很贫穷，他也会觉得这种“平反”过于廉价。对他来说，生前的苦难他已经尝尽，死后的苦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民国时期某中学的一次历史考卷中有这么一道题目：说出你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在三百多份答案中，有不少学生答武训是他（她）最崇拜的人。如果现在我们用同样的考题去问现在的中学生，恐怕在三千考生里找不出一位认为武训是最值得崇拜的人。年轻一代不知武训为何方神圣，而对阅历丰富的人来说，提到武训，大家大概只能想起曾经有那么一场政治运动与此人有关。过去整个民族曾经以政治酷刑对待了武训，而现在整个民族则以失忆的方式对待武训。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武训似乎彻底缺席了。
与武训几乎是同时代的一个欧洲人，叫菲斯泰洛奇，他出生在当时还很贫穷落后的瑞士。他的祖父曾经是一位传教士。优良的教会传统，让他从小就懂得他如何用真诚、善良的心去无私地爱人们。他一生都在教会孤儿院工作，他与武训一样，都属于下层人，他同样“有一颗伟大的、慈爱的心”。他自述道：“我一直充当一位受冷落的，意志薄弱的初级教师，推著一辆只载著一些基本常识的书籍，空荡荡的独轮车，却意外地投身一项事业，包括创办一所孤儿院，一所教师学院和一所寄宿学校。做这些事情第一年就需要一大笔钱，可是即使是这笔钱的十分之一，我也难以弄到。”
这位象乞丐一样的菲斯泰洛奇，在他毕生的努力下，平民教育最终在瑞士得到普及。教育上的成功使得这个贫穷落后的山地小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为欧洲一流的教育超级大国。瑞士的成功引起各国教育专家和高层政要人士到瑞士学习先进的教育经验。后来西方称菲斯泰洛奇为“教圣”，把他为献身教育的崇高精神，赞誉为“圣心”、“圣德”。法国著名教育史学者康彼耶赞誉说：“他是人类教育发展中最早呼吁和力行‘爱的教育’之典范”。
同样是为理想而艰苦跋涉了一生的灵魂，东西方两个圣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被郭沫若称为“中国的菲斯泰洛奇”的武训，现如今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有淡出历史舞台的趋势。“捧起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或许这才是武训先生真正期望的。但是，难道这也是我们今人所期望的么？
陶行知先生四十年代的经典文章《把武训先生解放出来》，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大路借来做为此文的结尾。
“无论是主动的把武训先生画人我们的小圈子，或是被动的让大家把武训先生向我们的小圈子里推，都是因为我们有了小圈子所以连累了武训先生也被封锁。我要声明：武训先生不属于我们的小圈子。他不属于一党一派。他是属于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他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他是属于四万万五千万人中之每一个人。让我们把武训先生从我们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吧。让武训先生从我们的圈子里飞出去，飞到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去，使每一个人都自动的去兴学，都自动的去好学，都自动的去帮助人好学，以造成一个好学的中华民族，”……
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忆李陵
〔文／蒹葭从风〕
〖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
——李陵
李陵是当权者手中的一枚被遗弃的棋子。他在边疆浴血，后方的帝王却在等着他战死，所以，他的命运其实没有什么多余的选择。不过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命运老是和赫赫有名的陇西名将李家过不去？
——题记〗
李陵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军人家庭，从出生起就注定背负祖先那沉甸甸的光荣与梦想——他的先祖是千里追杀并斩获燕太子丹首级的秦将李信，他的祖父是让匈奴为之胆寒的飞将军李广，他的父亲是曾经怒击天子信臣韩嫣受到汉武帝赏识的李当户，他的叔叔是率领数百骑兵横贯匈奴数万大军的郎中令李敢……
陇西李家真是一个被诅咒的家族。看看李家的人都是些什么下场吧：李陵的爷爷飞将军即使有国际知名度，可又有什么用？终其一生也没有遇上和匈奴单于正面交锋的机会，因为一个平常的军事上过失在悲愤与失望中自刎；李广去世后，李家唯一因军功封侯的李蔡（李广的从弟）获罪自杀；李陵的叔叔李敢从小随李广出征，骁勇过人。对父亲的死始终咽不下这口气，认为是卫青在出征时部署不公造成，血气上来竟然失手打伤了卫青，卫青并没有对外张扬，但和李敢一样血气的霍去病却不干，一次陪天子的围猎中，从背后放出致命一箭，最有李广遗风的李敢就这样倒下了，没有倒在匈奴的马蹄下，却死在了同胞的暗箭中……
汉武帝喜欢用自己人是出了名的——外人不放心啊。卫青：皇后卫子夫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去病：卫皇后和卫青大将军的外甥；他们相继过世后还有另一个大舅子来接替，就是李广利：宠妃李夫人的哥哥，尽管他要比卫青、霍去病逊得多……
所以，李陵，他肩负着光复李家将门的使命，要完成几代人渴望完成的目标，军人需要的是铁血和荣誉。他的想法其实就这么简单，当然了，他的年龄又能世故到哪去呢？最后出征前他只有27岁。
人们对其的感情是痛恨还是同情？抑或二者兼有？李陵之争自古皆有，为什么对他的定位这么难？是啊，难怪有人说，如果试图了解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忠奸原则，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李陵这个特殊的历史典型。毕竟，他是中国第一个获得“汉奸”这一称号的人。
古文惜墨，关于李陵的记载不算太多：李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汉飞将军李广之孙。“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以为李氏世将，而使将八百骑。尝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不久，“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此时的李陵的已经是个少年有为的职业军官，前途光明，长风破浪、直济沧海似乎近在眼前。然而，“天汉二年，贰师将叁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於天山。”在这次战斗中，李陵被分配给贰师将军李广利管后勤辎重。显然，汉武帝信任的是他的亲属，单以李陵的才能和气魄，惟领军冲锋陷阵恐怕比较适合发挥他的特长，何况，在他血管里流动的是好多代的军人血液，真正的职业军人只钟情于沙场。打个比方，在别人激战的时候，你任命巴顿将军去看管某个安全的仓库试试？我要是李陵我都郁闷死了？他的血又怎能不沸腾？汉武帝说：这次发的兵多，是不能给你骑兵了，报国心切却又不谙世故的李陵血气一上来，就向汉武帝“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甚至还立下“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这样的豪言壮语。说实在的，这股气势和霍去病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没有人家的历史际遇好啊。
汉武帝在惊讶的同时或许也有一些赞赏，心想那就不妨试试看，权当实验品好了，毕竟李陵只是一个分量并不重的角色，即使牺牲掉了也不是那么可惜——很多时候，在你眼里重于生命的东西，在别人看来也许就轻若鸿毛。
武帝让强弩都尉路博德作为李陵的接应，但路博德上了一封别具深意的奏疏：“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禽也。”猜疑的武帝“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大怒之下命令李陵出军的同时撤回了接应的部队。天汉二年秋，李陵率领步卒五千，兵出居延，带着光荣与悲壮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旬月，陵军到达浚稽山，并与单于的三万骑兵相遇。这应该在汉武帝的意料之中。李陵所战之地离开边境不远，匈奴兵见汉军少，蜂拥围攻之。“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馀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由于连续作战，李陵军士卒多数负伤，但士气未敢稍懈。明日再战，又斩首三千余级。孤军不利，而援军迟迟未至，李陵乃命且战且退。“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
边境传来的李陵困境的消息，汉武当然知道，但他懒得为其劳师接救，竟然为了让李陵尽快战死，了结这件事，“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不久，传来李陵未死已降之消息，“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
李陵的五千步兵击退了匈奴八万人马，他短暂的军事人生已经闪耀出辉煌的光芒，多少给人一点安慰。寡不敌众，兵败被俘，实乃无奈之举。李陵很可能当时心存一念，效仿赵破奴的假降，期望有一天率部归汉，汉武帝大概也想到了，曾派人去接应，但谁知竟找了一个李广利的亲信、李广的仇家公孙敖。公孙敖回来就说，李陵降了，还替匈奴练兵呢。把李绪说成李陵，有意还是无意就不得而知了……总之，赤胆忠心的李陵未能如愿，全家被诛，为他说话的也获了罪……李陵的心碎了，永远地碎在了长城北岸。
我的脑海中常出现这样一幅画面：大漠的流沙，草原的长风，李陵的身影被血色的夕阳浸泡。惨烈的战斗后，他终于放下了武器，放下了军人看作生命的尊严。我要是他，那最后一场战斗的场面必然永远定格在心里。
李陵在匈奴住下了。这二十五年究竟是怎么过的？哦，对了，据说前六年是在亡命中渡过——他杀了大阏氏宠爱的李绪，就是那个让他被冤枉的倒霉鬼。李陵此举多半是找出气筒，不过，这六年也一定不好过，比在贝加尔糊边牧羊的苏武好不到哪去。总的来说，我还是很关心李陵在他的后半生到底是怎么过的……无所事事，苟且其百死之身？还是平淡地做了他的右校王？他和匈奴的居次过的好吗？他们的混血孩子们会说汉话吗？（似乎在哪本不大可靠的书上看到：今天外蒙有一支部族，自称李陵的后代，真伪待考。）他和汉人打过仗吗……
说到汉匈战争，史书记载他仅参加过一场。《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单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其年，匈奴复入五原、酒泉，杀两部都尉。于是汉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三万余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浚稽山就是当年李陵最后与匈奴决战的地点。李陵曾“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再加上那场足以让他刻骨铭心一生的战争，他对浚稽山一代的地形，是再熟悉不过了；以五千步兵对峙八万匈奴人马的汉将李陵，这次以三万对三万，就算长年赋闲、疏于兵事，也不见得退化得这么快。“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寥寥数语，未作任何猜度平叛，有心人自己去想像吧。
后元二年（前87年），汉武帝死后，八岁的汉昭帝继位，三公辅政（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霍光与上官桀和李陵曾是好朋友，知道李陵的遭遇和苦衷，因此曾派任立政等前往匈奴试图请回李陵。几番起伏，故国如梦，李陵苦笑了：“丈夫不能再辱。”
……
元平元年（前74年），曾经梦想成为一名真正大汉名将的李陵终于病死在遥远的蛮荒之地，实践了他“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的诺言……
李陵的名字在我心里是和“悲”字相连的。悲什么？悲壮？不是；悲愤？不是；悲惨？更不对……不过每次都有一股强大的悲从心底腾起。
悉数李陵之悲：
其一，一生的抱负理想被彻底颠覆，成为李家最大的悲剧，陇西将门李氏自此被历史的大河吞噬。唯一安慰的是——好了，从此李家再不会有人被诅咒了……
其二，效忠无门。自古为人臣者，都知道自己是当权者手里的棋子，并不以为怪。不过李陵这颗棋子，没下几步就被莫名其妙地牺牲掉，连舍卒保车的份儿都没有。他在边疆浴血，后方的人等着他战死，好悔棋走下一步；他遗传了祖辈的军人豪情，但连“飞鸟尽、良弓藏”的经典模式都没有轮到……
起三，连续栽在自己人手里：李广利的故意为难、路博德说不清楚意图的算计、叛徒军侯管敢的出卖、公孙敖的恶意诬陷、武帝的苛刻与无情——杀陵全家，连为他说了几句话的太史令也因此受了腐刑。漠北苦寒之地也不过如此啊。
其四，就得问李陵自己了。诅咒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诅咒他永世不得安心。李陵就是这样。前半生的抱负与追求已经颠覆、理想无情破灭，他将在固有价值观和现实冲突中煎熬。
回族作家张承志在散文《杭盖怀李陵》中评说：“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李陵可不是理直气壮地选择了这样的正道的，汉人的心最微妙，每迈一步，都要备受民族大义、伦理良心的煎熬——特别还有一个刚烈的苏武在不断刺激他。
我牵挂李陵，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选择战死或自尽，如果他选择了一了百了，必已是垂范千古的民族英雄——其实也正是汉武帝为他设定的归宿；如果李陵就此甘心情愿地降作他国臣民，就像明末的洪承畴，破罐子破摔那倒也简单。
然而李陵都没有，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极为尴尬的路，似乎是为了让自己从“心有不甘”中解脱出来的路。但这条路对他而言前不得后不得，至为难行……不过，在那个铁血大义的年代，我从他的身上，隐约看到了一点难得一见的生命之光。
有一本写李陵的小说，它的结局我比较喜欢，借来给我做个收尾：李陵的好友苏武还朝后，宦海沉浮是经不起了，于是归乡赋闲，茕茕一人，以编卖藤筐糊口，打发残年。那是一个阴雨的秋夜，凉意甚浓，苏武颤巍巍地从怀里摸出一张小帛条，是今早卖筐时候一个年轻的胡人塞给他的，由于招呼别的客人，没来得及和他说什么。苏武昏花的老眼终于努力辨出：“先父李陵六月丙寅于姑居水病逝”。苏武沉默了一会儿，喉咙里呼噜了几声，流下两行浊泪……
王韬的挫折人生经历与近代知识分子命运
〔文／沧浪云〕
吴中之地，风景秀丽。一望无垠的碧绿水田，蜿蜒不息的涓流，以及古朴典雅的建筑，构筑成一幅安宁祥和的江南画卷。而古镇甫里（今江苏甪直镇）便是这美丽画卷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甫里地区不仅拥有着迷人的风光，而且也是古往今来文人墨客汇聚之处。自唐以降，皮日休、苏东坡、赵孟頫、高启、刘基、归有光、吴梅村等名人大家都曾在此生活或隐居过。可以说，甫里镇自古以来便是地杰人灵之地。
公元1828年11月10日（道光八年十月初四日），一位在近代中国上有过巨大影响的人物在这个江南古镇诞生了，他就是王韬。不过此时他的名字叫王利宾，字兰卿。
从出生那天起，王韬便开始自己充满波折的人生旅程。概而括之，他大致经历了两次重大的人生转折，每一次转折都显得那么偶然而必要，构成了他多采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向传统说“GOOGBYE”】
王韬人生的第一次转折是其科场失意，而后被迫佣书西舍的经历，从此之后，这名乡间秀才开始摆脱封建文化大磁场的吸引，成为一颗充满新思想的离子。
众所周知，科举考试是封建时代尤其是明清时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政权的唯一途径，也是衡量他们才能大小的唯一社会标准。一个读书人要想被社会承认有能力、有本事，或者要想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他就必须在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王韬出生于诗书之家，从小就饱受封建传统文化观念、价值观的熏染，同时在父辈们的重振家业的督促下，不得不沿着科举的道路向上攀登。
王韬少年时期十分聪慧，17岁便将秀才揽为囊中之物。三年一度的江南乡试在南京秦淮河畔的贡院举行。王韬坐船前往金陵应试。金陵乃六朝金粉之地，而十里秦淮更是商女云集之处，到处是一派灯红酒绿、腐化奢靡的气象。王韬一行恰巧投宿在秦淮河钓鱼巷龚家，周围尽为青楼欢娱场所，弦管之声不绝于耳。这种氛围令王韬等人早已心猿意马，一点儿看书的情绪都没有了。不久，他们便将圣贤文章远远地抛到一边，一同走街串巷，寻花问柳去了。
临考前的放纵作乐只会带来名落孙山的结果，这无论对于王韬本人还是其他家族成员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回家之后，王韬变得沉默寡言，萎靡不振。他一见到笔墨、书籍一类的东西便心惊胆颤，好多天都呈现出精神恍惚、似醉非醒的状态。
然而，贫困的家境不容许王韬终日呆在家里唉声叹气了，弱冠年纪的王韬走出甫里的书斋，来到离甫里20里远的锦溪教书补贴家用。在锦溪，王韬的生徒只有二三个幼童，教书所得收入少得可怜，这更加重了他消沉悲观的情绪。于是他和周围一大堆同样是科场失意的乡间秀才们整日里与酒为伴，消磨时光，纵饮成风。王韬贪恋杯盏可以说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甚至在三更半夜叫妻子起来为自己“剪冰芹烹雪水”以作斗酒之用。
酗酒不仅给王韬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成了名副其实的“药罐子”，而且他放荡不羁的纵饮也招致乡里众人的反感。应当说，王韬的放浪形骸并非是出于自愿，而是其怀才不遇之后内心苦闷和压抑的一种外在的宣泄。如果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不发生变化，王韬也许就如同中国历代千千万万个落魄文人一样终生沉沦下去。恰恰在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打破了古镇甫里的宁寂，也为众多穷困潦倒的读书人提供了一条迥异于科举仕途的谋生手段。王韬也因此不知不觉地被卷入了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汇的涡流中，他的一生也由此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不管是统治者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渐渐地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而西方国家更是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打开了几个缺口，也就是《南京条约》中的五个通商口岸。上海便是其中最大的一块。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随之涌进的就是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方面，它刺激了上海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般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也使上海与周边地区原有的自然经济纽带开始断裂，加速了农村经济的解体，从而促使众多失去生活来源的知识分子、农民开始前往上海寻求新的谋生途径。源于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和维持家庭生活的现实需要，王韬开始踏上闯荡上海的历程。
1849年6月，父亲因病去世。王家生活的经济来源失去了保障。作为家中的顶梁柱，王韬责无旁贷地挑起了全家生计的担子。起初，王韬仍旧希望通过在甫里教书来维持日常开销，但是“设馆授徒”所得收入无论如何都不能填饱一家老小三代人的肚子，况且，1849年江南大灾，米价暴涨，更进一步加重了王家的生存危机。面对这一局面，王韬只有外出寻求其他的赚钱门路。恰巧此时上海墨海书馆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需要一名中文助手，派人邀请王韬赴书馆工作。已被贫穷逼上绝路的王韬出于无奈，在短暂的思索之后，终于1849年9月接受邀请，来到上海墨海书馆。
初来乍到，王韬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矛盾的。一方面，作为一名深受封建传统文化熏染的文人，他离乡赴沪，帮助传教士译书，是违背自己长年来所信奉的封建伦理道德的。他的这种“卖身事夷”的举动也必然会招致家乡亲戚朋友们的指责，一时间“物议沸腾”，“姗笑者蜂起”。另一方面，墨海书馆的薪金毕竟比在家乡教书丰厚，况且家庭负担沉重，也不容许他有别的想法。因此，王韬只能忍受暂时的困顿，沿着这条被封建士人们所不耻的道路走下去。价值观念与生存需求之间的激烈冲突，导致王韬的内心如同火烤针刺一般，异常得痛苦。
许多事情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随着翻译工作的日益深入，王韬接触了许许多多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逐渐认识和体会到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真实差距。这些都促使他开始放弃夜郎自大的姿态和陈腐守旧的观念，不得不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其思想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不再把西方人视作野蛮未开化的人种，而是把他们看成同中国人一样的文明种族。另外，他还认识到科学的价值，在著作中一再呼吁中国人应当留心西学，放下盲目自大的心态，主动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王韬在墨海书馆工作的十三年时光，是他从一个乡间落第秀才向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巨人转变的最初阶段，为他成为维新思想的宣传者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知识储备和精神磨练的机会。
【二、跟世界拥抱】
王韬的第二次人生挫折更是极具戏剧性，他有意作了封建社会的叛徒，无意间却化为新世界的宠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