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支付战争赔款和填补白银大量外流造成的亏空，巧立名目，加重了对各族人民的盘剥勒索。为了反抗清廷的横征暴敛，穷苦百姓们揭竿而起，掀起了绵延不绝的武装暴动。1851年1月，洪秀全借用西方天主教教义，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太平军北征东讨，一路高歌猛进，很快便占领南京，改名为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农民政权。而在王韬居住的上海，也爆发了由刘丽川领导的小刀会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在上海的统治。
正在清政府为应付内乱而忙得焦头烂额之际，1856年又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大沽，侵入北京，将“苦命天子”咸丰皇帝赶到了热河。而留守京城的王公大臣们更是向侵略者屈服，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彻底暴露了中国的积贫积弱和清政府的腐朽无能。
内忧外患激发了王韬对国家命运的深切担忧，也令他早年怀有“大丈夫生当成功立业”的志向再度复活。他接连上书清朝大吏，系统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挽救困境的主张，以期能够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得到赏识提拔的机会，一展个人抱负。
然而，他的一封封书信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面对清政府的冷遇，不甘寂寞的王韬实在是心又不甘，于是他将矛头一掉，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开始了一次冒险活动——充当起太平军谋士的角色。
王韬与太平军发生接触，并不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起先王韬对太平天国起义军的仇恨，只是一种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敌对阶级武装斗争的一种阶级本能反应。要是从利益分配的角度来讲，王韬祖上和他自己不仅均未食过清朝俸禄，相反却是因为满清入主中原而使昔日的王家大族骤然衰败，一蹶不振。王韬怀才不遇、被迫“卖身事夷”的经历更是他对既得利益集团怨恨不已。随着王韬对太平天国了解的加深和受朝廷恩典的幻想的破灭，他原先出自阶级本能的对农民起义的仇恨，逐渐让位于一种权衡局势、权衡得失的自觉利益选择。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大胆起用了以陈玉成、李秀成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将领，再度解除了清军对天京的围困，一度出现复兴的局面。太平军将领忠王李秀成乘胜追击，举兵东征，攻占了江浙大片土地，建立了以苏州为首府的苏福省。1860年8月，李秀成部下蔡元隆、郜永宽诸人部队三面围攻上海，焚毁江海关，先锋直逼英法租界，几乎上海已是太平军的囊中之物。
居住在上海的士绅地主、富贾商人们视太平军的到来如同洪水猛兽一般，纷纷典当财产、举家仓皇向北方逃难。而王韬却在此时反其其道而行之。既然得不到清政府的垂青，那么自己就没有理由去做大清的陪葬品，何不来一次政治赌博，向太平军示好。更何况与他经历相似、1854年和他在墨海书馆一起共事过的洪仁玕，如今已跃升成为太平天国的干王，总理朝政，权倾一时。这令王韬羡慕不已，同时也对太平天国不拘一格的用人政策产生了好感。
1861年冬天，因为老母亲病危，王韬回乡探视。当时甫里正处于苏福省的管辖范围之内，于是王韬便有机会与太平军官员进行接触。通过地方乡官的介绍，王韬结识了太平天国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钧。1862年2月2日，王韬再也按捺不住对新政权献计图功的冲动，以“黄畹”名、“兰卿”字向刘肇钧上书一封，并希望他看后能够转交给忠王李秀成。
可惜的是太平军进攻上海的策略已定，加之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钧军务繁忙，把王韬的上书一直压在军营之中，没来得及将此书进呈给忠王。所以实际上王韬的再次上书的尝试还是失败了。
更不幸的事情发生在后来。1862年4月4日，清军副将熊兆周率领部队并联合洋枪队会攻上海外围的太平军营垒，刘肇钧抵挡不住，带军败退。清军在占领后的搜查中发现了王韬的上书，立即上呈中央。4月25日，清廷降下谕旨，要求迅速缉拿王韬，严加查办。
得知遭到通缉的消息后，王韬先是潜伏于昆山乡间，密而不出。后来在墨海书馆主持人慕维廉的帮助下，派人把王韬接回上海暂避风头。不料王韬的行踪被清廷察觉，很快就有衙门差役到墨海书馆捕人。慕维廉等人又将王韬送到更安全的英国领事馆内。这个时期的王韬显得着实狼狈，终日里胆战心惊，惶恐不安。而老母亲也在此时撒手西去，自己却不能亲自为其收殓送终，这件事情也令王韬抱憾终生。他的不幸遭遇恰好应验了他的一句诗：“乱世文章空贾祸”。
1862年10月4日，王韬在英国领事麦华佗的庇护下化装出走，乘坐英国怡和洋行邮船“鲁纳”号前往香港，从而最终摆脱了清政府的追捕。王韬为自己的这次“越轨”举动付出了远离故土、流亡异域的惨痛代价。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逃至香港之后，王韬进一步深切地体会到西方文明的发达。
后来的欧洲之行更使他接受了一次全方位的西方文化洗礼，这在他思想发展历程上十分重要的。正如美国学者柯文所言：“所有的古老大门统统禁闭，只有打开新门才能获得一切。”王韬失去了旧的一切，却与新的世界相拥抱。他终于完成了个人思想质的飞跃，转变为一名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
透过王韬的例子，我们会发现：在近代，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知识分子了解西方世界的路途是多么的遥远，打通中西间交流通道的努力又是多么艰辛。要么作为别人鄙夷的“留学生”，如容闳；要么成为敢于承受千夫所指的“汉奸”，像郭嵩焘；要么狼狈不堪的沦为流亡海外的通缉犯，这正是王韬的道路。在一个缺乏合理平等开明人性化文化传播制度和习惯的国度里，知识分子们往往会被拘束在传统文化的茧壳里面，即使偶尔会有新文化的逸入，也难以长期的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参天的文化大树。只有炮火、奴役才会使人们惊醒，促使大众开始了解外界，像王韬这样得以全面了解世界的知识分子能有几人？各种机缘巧合才促使一个维新思想家王韬的出现。不是被逼的走投无路，谁会踏上沦落天涯的苦命之途？因而，很多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落伍于时代，甚至逆潮流而动，自身虽然有原因，但是，最应该被诅咒应当是可恶的文化专制制度，毕竟人们头脑中的种种观念都是通过制度的途径移植进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王韬也算是在文化单向流通中的幸运儿。
历史解读篇
隐藏在正史后面的阴谋论
〔文／马伯庸〕
〖《三国志蜀书·费祎传》：（延熙）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费）祎欢饮沈醉，为循手刃所害。〗
费祎被刺是蜀国政坛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蜀国自诸葛亮死后所采取的防御性国家战略再起了大变动，蜀国鹰派势力的抬头。这件事单从《费祎传》来看，只是一次偶发事件。但是如果和其他史料联系到一起，这起被刺事件就不那么简单了。
刺杀费文伟的那个郭循，其实是个有来头的人。姜维在进攻西平的时候，将任魏中郎的郭循捉获，后来就把他吸收进了蜀汉的阵营。而且官位做到左将军！要知道，这可是马超、吴懿、向郎曾经做过的位置，足见蜀国对其殊遇之重，不亚于对待夏侯霸。
但是这个人身在蜀营身在魏，资治通鉴卷七十五载：“循欲刺汉主，不得亲近，每因上寿，且拜且前，为左右所遏，事辄不果。”足见此人用心良苦，先以恭顺态度取得蜀国的信任，然后再企图刺杀刘禅。最后虽然刘禅没杀掉，总算也拼着性命干掉了蜀国的一名大员。最后连魏国都感动不已，追封郭循为长乐乡侯，使其子袭爵。
郭循的费祎刺杀行动，无论时间、地点还是出手的时机，都拿捏的非常准确。很明显并非是心血来潮之举，而是经过了周密策划的。无论如何，这都并非是一起偶然事件。在这其中，有一个人非常值得怀疑，那就是姜维。
姜维与费祎的不和是众所周知的，前者是主伐伐魏的鹰派，而后者则是坚持保守战略的鸽派。在费祎当政期间，“（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可以说姜维被费祎压制的很惨。费祎死后，能够获得最大政治利益的，就是姜维。事实上也是如此，陈寿在三国志姜维传里很有深意地如此记录道：“十六年春，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短短一行字，姜维迫不及待的欣喜心情昭然若是，路人皆知。
换句话说，费祎的死，姜维是有着充分的动机。
《姜维传》裴注里有载：傅子曰：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脩布衣之业。就是说姜维这个人，对功名很执著，而且不象《三国演义》里一样是个楞青头，反而很有城府，好“阴养死士”。至于偷着搜罗这些死士是做什么用的，就不好说了。再回过头来仔细研究郭循的履历我们会发现。最初将他带进蜀中的人，恰好正是姜维，而郭循的所做所为，也完全符合死士的行为模式：他在众目暌睽的岁初大会上刺杀了费文伟，摆明了他自己就是拼个同归于尽，不想活着回去。这两条证据合在一起推测，再加上动机的充分性，结论就不难得出。
综合上述种种迹象不难发现，整个刺杀事件的形成是这样：最初是姜维拿获了魏中郎将郭循，并收罗了他做为自己的死士。而郭循出于自己的想法（刺杀汉主），也答应与姜维合作，于是两个人为了各自的目的达成了协议。郭循一面表面上表示恭顺，并得到了左将军的高位与高层的信任，一面暗中伺机刺杀汉主（这个想法姜维也许并不知道，即使知道，也未必会认真去阻止）。当他发现机会实在太少的时候，就把目标转向了“信新附太过”的政界一把手费文伟，而这正是姜维的初衷。结果岁末大会上，他们两个人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东西。
虽然缺乏最直接的证据证明姜维与这起刺杀事件有什么牵连，历史资料也只给出了残缺不全的几个点，但从动机、能力、条件和其一贯作风中仍旧可以推测的出姜维与费祎之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从西晋一次盗墓事件说起……
〔文／悍马狂飙〕
这是一部在地下沉睡了500多年的史书，当战国时代魏国的那位史官在用冷静客观，甚至可以说冷酷的笔触写下这部史书的时候，他必定不会想到，自己的这部作品却成了颠覆儒家主流史学话语的惊世之作。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也有种说法为太康元年或者咸宁五年（279），在汲郡（今河南卫辉市西南）有人盗掘魏国古墓，结果发现了一大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据统计有十几万字，这就是对后世学术史有重大影响的“汲冢书”，西晋政府相当重视，派一批学者进行了整理研究，从这批竹简中整理出来的就有这部著名的《竹书纪年》。
这部编年体的史书记载了从皇帝到战国魏襄王20年（前299）之间的历史，是古代唯一一部未遭秦火和儒家篡改的编年体通史。其记载能与甲骨文、金文、《史记》、《春秋》等多方面的资料相印证，真实可信，并且能够纠正现存史书的谬误，如《史记》中关于战国年表中的混乱错误，后世史学家通过《竹书纪年》重定年表，成为重建战国年代学不可或缺的主要依据。《竹书纪年》的出土和整理，还刺激了晋代史学的发展，编年体史书大量出现，比如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孙盛的《晋阳秋》、檀道鸾的《续晋阳秋》、干宝《晋纪》、陆机《晋纪》、刘谦之《晋纪》、裴松之《晋纪》等等，史学彻底从经学中独立出来，在南朝时成为独立的学科，《竹书纪年》在晋代这一学术转变中与有功焉。
然而更大的意义是：《竹书纪年》的发现，是对以儒家历史观为根基的春秋——左传——国语系统和后世的《史记》——《汉书》系统的一次重大颠覆（《史记》作者司马迁虽然并非儒家，但其历史观受儒家影响至深却是事实）。根据《晋书·束皙王接列传》记载，与后世儒家经典大异的有：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这是对儒家的上古史学体系的一次八级地震般的颠覆。原先被儒家形容得穆穆雍雍、和谐谦让的所谓“禅让”，竟然是“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其实这也不是儒家的谎言第一次被揭穿了：“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难》）
商代的伊尹是有商一代著名的辅臣，儒家的历史评论中是这样描写他的：新继承王位的太甲不听伊尹的劝谏，暴虐乱德，于是伊尹将他放逐到桐宫三年，自己摄政，后来太甲悔改从善，于是伊尹将他迎回而授之政（《礼记·缁衣》）。伊尹也就这样成了贤相忠臣的典范。然而《竹书》一下揭穿了这个天大的谎言：伊尹想篡位自立，于是监禁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两年的太甲找机会逃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将一个篡位谋政的枭雄说成是大公无私的圣人，儒家史学在这里简直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这种情况其实也并非没有人怀疑，以厚黑学闻名于世的李宗吾就对儒家的史学体系提出过质疑：“世间顶怪的东西，要算圣人，三代以上，产生最多，层见叠出，同时可以产生许多圣人。三代以下，就绝了种，并莫产出一个……三代上有圣人，三代下无圣人，这是古今最大怪事。”仅仅用“礼崩乐坏”来解释恐怕更是难以自圆其说。真实原因现在已经昭然若揭了：上古时代根本不是儒家说的那么淳朴，而是与后世宫廷政治一样的血腥，但是儒家根据自己的见解，孔子为了宣传古世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今世的“礼崩乐坏”相比较，不惜篡改古史，搞什么“一字褒贬”、“为尊者讳”等等，孔子因此就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依照我的理解，或许有部分原因正是对自己“春秋笔法”的某种愧疚。
欧阳修自负“上法春秋”，在《新五代史》唐本纪上赫然写着“契丹立晋”，成了后世的笑柄，春秋笔法误人，一至于斯。儒家所谓“为圣者讳”，“为尊者讳”，“一字褒贬”等等手法为后世史学家所法，历史的真相也在这些史学家橡皮泥式的笔法中变得面目全非，信史需要后世的史学家费大力气去考证，这是儒家史学观给传统史学带来的恶果之一。
《竹书纪年》如此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在传承了六百年之后，为何会在宋代又一次亡佚呢？我们考察一下思想潮流的转变趋势就会得出答案。完全可以想象的出来，当《竹书纪年》出土之后，给当时的思想学术界会带来何等巨大的震动。“非汤武而薄周礼”的名士们看到《竹书纪年》会有多么高兴，早在出土整理的过程中，许多的晋代学者，如王接、王庭坚、潘滔、挚虞、谢衡等人相互间就曾经发生过论难。自从东汉“党锢之祸”以来，儒家思潮已经在魏晋时期不再居于主导地位。玄学与印度佛教大兴其道，《竹书纪年》恰恰符合了这一历史潮流，又给了儒学的历史系统一记闷棍，此后三百年间，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自先秦时代以来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时期，《竹书纪年》在这一潮流的影响下顺利得以传承，直到唐中期以前，儒家思想虽有起色，但更吸引士人的无疑还是禅理精深、体系严密的佛学，《竹书》自然可以流传，但自从韩愈举起“道统”的大旗之后，儒学复兴，“起八代之衰”，在宋儒吸收了佛教严密的论证方法之后，儒学在宋代开始重新居于统治地位，二程、朱熹一派的理学与陆九渊的心学体系虽有矛盾，但在维护儒家思想体系的根本目的上则肯定是一致的。与儒家史学体系冲突极大的《竹书》理所当然地被宋儒视为异端邪说，必欲除之而后快，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与这一趋势相吻合，《竹书纪年》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逐步开始散佚，宋代的《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以说，《竹书》在宋代的亡佚绝非偶然。
由于汲冢《竹书纪年》在研究先秦史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后世学者对此书的研究极盛，今本《竹书纪年》存两卷，许多学者认为是元明时代的人搜辑，并用《史记》、《通鉴外记》、《路史》等书而成的，因此清代学者从史书中辑收《竹书纪年》的各种引文，遂成《古本竹书纪年》，有洪颐煊、陈逢衡、张宗泰、林春溥、朱右曾、王国维五家，最后的两家一般被认为是最为完善的辑本。
追寻《竹书纪年》的流传与亡佚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这本具有重大史学价值的著作在历史中的浮沉，让我们反思史学在儒家独白话语体系中有意模糊甚至歪曲的历史真相，为后人修史、探索历史的真实带来启迪。
把人放到油锅里
〔文／吴越之水〕
据说地狱的第九层是油锅地狱，把人放进油锅里反复的煎炸，看你下辈子还敢不敢作坏事。听起来很吓人的，不由的想起炸油条时的情景，仔细一想也无所谓，现在人一死就烧成灰了，灰飞烟灭而已。再说真到了天堂也未必舒服，见了熟人免不了要寒暄几句，对方说恭喜恭喜，你说同喜同喜，各自心里却在嘀咕：他凭什么到天堂来。
虚构中的事情暂且不提，历史上确实有把人放进油锅中炸的。这件事情发生在宋朝，被放进油锅中的人叫曹纳。宋朝人王铚在他的《默记》中记载了这件事，王铚是读书人用的是文雅的语言，叫做“烹之”。
这件事还得从曹纳的叔叔曹利用说起。
北宋真宗景德元年澶渊之战时，契丹和宋朝议和谈判，宋方的态度是每年给契丹一些银子，权当送钱免灾，曹利用是宋方的谈判代表。临行前，曹利用请求真宗给个底价，真宗说，当然越低越好，实在没办法一百万也行。曹利用一路辛苦和舌战契丹就不说了，单说双方达成意向之后曹利用返回澶州准备向真宗汇报。当时，真宗正在帐篷里用餐，不好打搅，曹利用就在外面等着。真宗得知使者回来了，急切的想知道最终答应每年给契丹多少两银子，就让一个小太监出去问问，曹利用说这是国家的头等机密，只能当面讲给皇上听。真宗听了小太监的会话还是等不及，让他再去问问，那怕只是个大概。这回曹利用给小太监出了个哑谜，伸出三个手指头贴在自己的脸蛋上。小太监回去后是这样猜测的：三个手指头贴在脸蛋上应该是三百万吧。真宗一听这个数字大惊失色，脱口而出说：太多。一年三百万是有些多，不好向祖宗交代。真宗转念一想又说：如果能够了结了这件事，一年给他们三百万也行啊。
真宗的这些话传到帐篷外面，曹利用听得一清二楚，心中暗喜，自己最终侃下的价钱肯定会让龙颜大悦。真宗吃完饭后立即召见曹利用，问到底给契丹多少消灾钱。曹利用要卖卖关子，他做自我批评说臣有罪，答应每年给契丹的银子和绢数量太多。闻听曹利用这番话，真宗更是揪心，急着问：具体是多少？曹利用理直气壮的高声回答：三十万，十万银子二十万绢。真宗那叫高兴啊，三十万只是三百万的十分之一，以大宋的能力不过是小小的意思。曹利用从此便受到重用，逐步升官直至枢密使。
真宗死后，仁宗皇帝年幼，皇太后刘氏和仁宗共同主政，曹利用先是屡次驳了太后的面子，又得罪了一些宦官，因而被人惦记上了。他的侄子曹纳就成为整倒曹利用的突破口。
曹纳这个人花心，吃着碗里的瞅着锅里的，和自己府中的一个丫环好上了，他老婆当然不愿意，就找了个人家将这个丫环嫁了出去。虽说这丫环已经是人家的媳妇了，但毕竟人还在，曹纳也就心不死，时不时的跑到丫环的新家去，丫环的丈夫气的不行。这天，曹纳又到了丫环家中，当时他里面穿着一件儿黄色的小夹襖，这就坏事了。黄色是皇帝专用的颜色，宋朝太祖皇帝就是在陈桥“黄袍家身”的，丫环的丈夫一看机会来了，就使出一招绝杀技，跪在曹纳面前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曹纳一时不知所措，呆呆的站在那里，被闻声赶来看热闹的的人围了起来，整了个人赃俱获。
在当地监军的宦官知道这事后，飞马赶到京师报告说，曹纳身穿着黄袍接受他人的跪拜，这分明是在和他叔叔曹利用一起图谋不轨。于是就在锅中到进油烧热了，把曹纳拉进油锅中炸了。
曹利用也因而受到牵连，在流放的路上被迫上吊自尽。
有人看见过刘太后亲笔写的条子，上面说：“曹利用与其侄儿谋反事，理分明也，须早杀却。若落他手，便悔不及也。”《宋史》曹利用传中说，曹利用之死“人多冤之”。
这种刑法在古时候叫做“镬亨”，《汉书·刑法志》中说：“秦用商鞅……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
镬烹这种酷刑是把人放进锅中去煮，但曹纳却是被放进油锅中去炸。在平日的印象中宋朝是个文质彬彬的社会，多姿多彩的宋词，夜放花千树的正月灯会，马行街灯火照天的夜市，种类繁多味道鲜美的小吃，太庙寝殿夹室中那块刻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石碑。甚至在对外交往中也是以谈为主，不像汉、唐那样强犯汉者虽远必诛。真个是“郁郁乎文哉”哈。
提到“郁郁乎文哉”，不由想到南宋时的一件趣闻。杭州有一个地方的乡村教师给学童们讲《论语》，把其中的“郁郁乎文哉”念成了“都都平丈我”，这些小学生便牢记心上认为这是正确的。等到一个老学者前去纠正谬误，告诉学生们应该念“郁郁乎文哉”时，反倒把学生吓跑了。
潘美其人
〔文／远去的牧歌〕
北宋初年，与辽国军队作战的宋军主帅名叫潘美。这个人物，在一些戏曲小说中是以反派角色出现的。直至今天，很多人都认为潘美是个奸臣，而且是陷害杨家将致杨老令公杨业于死地的卑劣小人。
开封市里至今还有两湖，一清一浊，西边是杨家湖，传说是宋朝杨家将天波府旧址，东边是潘家湖，开封人认为是宋臣潘仁美府第旧址。杨家湖水色碧绿清澈，潘家湖混浊污臭，据说就是因为杨家将世代忠良而潘美是个奸臣。
潘美的资格甚老，周世宗柴荣为开封府尹时，他已是柴荣的手下。周世宗即位后，补供奉官。后来以功迁西上阁门副使。出监陕州军，改引进使。
这个人年轻时颇有志向，“尝语其里人王密曰：‘汉代将终，凶臣肆虐，四海有改卜之兆。大丈夫不以此时立功名、取富贵，碌碌与万物共尽，可羞也。’”他投靠后周政权，与当时同为青年将领的柴荣、赵匡胤等人交情甚厚。
赵匡胤“陈桥兵变”时，对潘美委以重任。他担心“陕帅袁彦凶悍，信任群小，嗜杀黩货，且缮甲兵，虑其为变，遣美监其军以图之。”
潘美果然不负赵匡胤的重托，以“单骑往谕”，进入陕军营帐，颇有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气概，用三寸不烂之舌，向袁彦等人晓以大义，“天命既归，（尔等）宜修臣职”，袁彦被潘美打动，心悦诚服，跟随潘美入京朝拜赵匡胤，以示效忠。
潘美不费一兵一卒，为赵匡胤解决了心头之患。赵匡胤喜不自胜，对大臣们说：“潘美不杀袁彦，能令来觐，成我志矣。”
开宝三年，宋军征岭南，潘美为主帅，率大军长驱至广州，斩敌数万计，擒获南汉皇帝刘鋹，“送京师，露布以闻。”
宋灭南唐时，潘美为主帅之一，曾亲“率精锐以短兵接战……金陵平，以功拜宣徽北院使。”
很多人认定潘美是奸臣的原由来自于致杨业战死的一场战役。
实际上对杨业之死应该负主要责任的不是潘美。
宋太宗雍熙3年，辽军以十余万兵力大举入侵北宋，宋兵分东西两路迎击敌人。东路由名将曹彬统帅，西路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主、应路行营都部署杨业为副，又以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侁，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为护军。与辽兵接战于朔州。
其时辽兵势大，不可硬攻，但护军王侁邀功心切，主张强取。他命令副帅杨业进军，杨业以为不可，说道：“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
王侁拒绝了他的建议，说道：“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王侁还说：“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
王侁显然对杨业存有蔑视之心，他敢于这样蔑视杨业、嘲弄杨业也是有来由的。
杨业原是辽国盟邦北汉刘氏政权的大将，曾经受到北汉皇帝刘崇的宠信，赐姓刘，归降大宋后才恢复原来的姓名。
看来宋朝军队中也讲出身，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杨业之类由敌方阵营归降过来的将领理所当然地要被嫡系所排挤，所蔑视。
杨业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服从。他知道此番出征如蹈死地，将行，对潘美等人流泪而曰：“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将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
他与王侁、潘美约定，请他们在陈家谷口安置伏兵接应。
王侁等在陈家谷口设置了伏兵，但一直到中午也没见到杨业，以为他取胜继续追击去了，宋史中说：“侁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行二十里。”
过了一会，前方探子来报，说是杨业被辽军打败，便带兵撤离。潘美虽加阻止但态度不够坚决。
业力战，果至谷口。望见无人。
其实此时杨业与辽军鏖战，自午至暮，部众已伤亡大半，原以为有人接应，谁知到了陈家谷口却空无一人，“即拊膺大恸，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最后力尽被俘，其子延玉阵亡。
杨业悲愤莫名，杨业自投降宋朝后，一心愿为大宋建功立业。却屡屡遭受排挤，一个忠臣，或者想当忠臣的人最大的痛苦是，得不到上司和同僚的理解，耿耿此心无处可表，反而被他们所害。可以想象，这个时候杨业真正是心碎欲裂。
杨业被俘后叹息说：“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辽国将帅都劝杨业投降，被杨业拒绝，绝食三日而亡。
后来民间戏曲、小说说杨业当时是头撞李陵碑而死，李陵是汉朝大将，也因主帅陷害，孤军作战，被匈奴大军包围，在走投无路之际，投降了匈奴。汉武帝以为李陵尽节阵亡，为他立碑纪念。但不久，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传到汉廷，汉武帝恼羞成怒，将李陵的家属尽行诛杀，太史公司马迁说了几句为李陵辩解的话，也惨遭腐刑。
杨业与李陵遭遇相同，但是杨业宁死不降，其境界又不知超出李陵几许，民间舆论将他和李陵的故事放在一起，更突出了杨业事迹的悲壮。
杨业死后，宋廷旌表杨业“尽力死敌，立节迈伦，诚坚金石，气激风云，求之古人，何以如此！”（《宋史·杨业传》），评价相当高，并给杨家以丰厚馈赠，“业既没，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瑰、延贵、延彬并为殿直”，令杨家其余六子都入朝为官。
杨业之死死得壮烈，确实让人感到痛惜。
潘美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责任就在他身为统帅，未能有力节制王侁的轻敌妄动。但是如果说把责任全部都归于潘美，这也与事实不符。
这是因为王侁——这个造成杨业之死的主要责任人，他具有特殊的身份，他是随军护军，负有直接对皇帝提供军情的特权，而不是统帅的下属，潘美对他只能尊重，这也是导致潘美指挥失误的重要原因。
再从潘美和杨业二人的身份和关系看，似乎也难说他们之间有什么个人恩冤。潘美是开国元勋，是赵宋王朝建立一代基业的最基本骨干。这样的人物，要说对他宋王室怀有逆志，于大敌当前，自毁长城，陷害自己属下的大将，那是难以想象的。
据一些野史笔记记载，潘美此人为人还是比较厚道的，如《随手杂录》、《默记》中记载，赵匡胤夺取皇位初入宫时，见一宫女抱着一个小孩，问之，宫女答道：“是世宗的幼子。”赵普等人说：“杀掉算了。”潘美在旁不语，赵匡胤说：“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为。”
潘美于是向赵匡胤要求自己来收养这个孩子，把他抱回了自己家中，改姓潘，取名惟吉，赵匡胤后来也不问，潘美也不复言，这个孩子长大后也在朝为官。
潘美对已经失势的世宗之后存保护之心，可见此人天良尚存。因而说潘美是奸佞之人理由并不充分。现在所说的潘美是个奸臣，仅仅是“戏说”而已，“戏说”是“戏说”，历史是历史，这两者应该区分清楚。
但是潘美是一位经验丰富、久经沙场的老资格的军事统帅，他应该知道孤军出战将会带来什么后果？而且此行的主要任务只是接应南归民众，没有必要贸然与敌交锋。
杨业的死，虽然出于王侁的胡乱指挥，但潘美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不发一言。而当杨业出发后，作为主将的潘美，不遵守救援杨业的约定，更不制止王侁等人的擅自行动，自己也随王侁一走了之，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潘美的作为，有人认为应该从他的嫉妒心理去理解，杨业是位骁将，素有“天下无敌”之称，其在北汉时，就为赵匡胤、赵光义等器重，太宗千方百计将他收服，对他“密封橐装，赐予甚厚”，以杨业“老于边事”，将守防边关重任交予他，他与辽军交战，屡战屡胜，“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
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杨业的功绩遭到了宋军中不少将领的妒忌，“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
潘美素以能攻善战自翊，现在来了一位副手却是“天下无敌”，光彩盖过了自己。
嫉妒是一种低贱的情感，常常会扭曲一个人的心灵。
嫉妒的火焰在他胸中燃烧，使他感到自卑和不安全，因而不排除在他潜意识中有让杨业出丑，借此贬低杨业阴暗的一面。这时的潘美仿佛与昔日保护世宗之后的潘美；单刀赴会说服凶悍的陕帅袁彦归顺的潘美；英姿勃发统率大军，平定岭南和江南的潘美判若两人。
可见人性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也不都是优秀的东西，人性本身就充满着悖谬与分裂。
宋军回朝后，王侁、潘美等人为逃避责任，还企图掩盖事实真相。杨业之妻折太君与儿子杨延昭难抑悲愤，将王侁、潘仁美以陷害忠良之罪名告下御状，宋太宗准状，下旨治罪，将王侁、刘文裕罢官，“王侁除名、隶金州，刘文裕除名、隶登州。”
但潘美这个人过去对宋朝的建立功劳甚大，他和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私交甚好，赵光义对潘美公然偏袒，仅仅予以贬官三级的处分，而且第二年就官复原职，这样的处分明显不公。当时朝廷上下，对此议论纷纷，民间舆论更没有放过潘美，在以后民间流传的小说和戏剧中，潘美的故事越编越多，潘美被描写成为一个无德无能、阴险无耻的小人。民间甚至传说，他的后代都愧为潘姓，而改姓为冯。
不过查阅《宋史》，有专门列奸臣之名的《佞幸列传》，潘美不在其中，相反，宋史对潘美的评价很高，潘美被说成是奸臣完全是民间舆论的力量所致。这一方面说明当局的处分不公，自有民间的舆论来偏正，而不以史书是否记载为依据；另一方面也说明，有宋一代，对民间舆论的管制还是比较宽松，对这些毁谤大臣，议论朝政的舆论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一味禁杀打压。
蔡京无反骨
〔文／沙封〕
【一】
《水浒》中的蔡京，我把他当作奸臣、政客来看。但他同时还是一个著名的书法家，一个宋朝历史上无法回避的人物。
蔡京在《水浒》中，出场很少，但“生辰纲”、“花石纲”这些事件，他都是源头端坐的那个人。这个封建王朝唯一任宰辅时间最长，次数最多（四落四起）的历史人物，最后在靖康元年（1126）流放病卒于潭州。令人琢磨的是，在蔡京死后三十五年却与岳飞等同一诏书而平反昭雪，迁墓归葬在枫亭故里，算为落叶归根。施耐庵将这个人物隐写，放在幕后，让蔡京在后来读者的感受里，就如一条隐身在暗处的老黑鱼，让人有高深莫测之感。
然而，后人倾向性在那里，不光是在《水浒》里，官修正史是元朝的《宋史·蔡京传》，野史杂乘是《大宋宣和遗书》、《金瓶梅》等，蔡京总是个祸国殃民的“粉面奸臣”，生前为“太平宰相”，死后却骂为“六贼之首”，这几部书足以使蔡京声名狼藉，遗臭万年。后人从蔡京的书法作品中，不能读出他的阴险奸诈。但是，人们还是用蔡襄代替了蔡京。明书画鉴别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谓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厅去之而进君漠（即蔡襄）耳……京笔法姿媚，非君漠可比也。”由此可见，蔡京说在当时还是比较得到认同的。
以人品论书，我认为很值得商榷。在我看来，书艺受性格影响远大于受品格的影响。
从蔡京的书迹中雄健的用笔和大格局的结体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应该是相当果断、豪迈的，沉着冷静又不失激情，是宋朝的一代枭雄，软弱无能、沉溺艺玩的宋徽宗被他及另几个人操纵着，像演皮影戏一般；无能的宋徽宗需要强有力的手下为他办事，所以他会控制不了局势。
在赞叹蔡京玩味皇家的同时，也不禁为他遗憾：同样身处外患内忧，作为朝廷重臣，曹操能成就千秋风范，而你蔡京却为何沦为人们耻笑的之千秋罪人呢。这就是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吧。
【二】
蔡京一入相，宋朝的丧钟敲响了。激愤的岳飞写出“靖廉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并不能挽救这个政权的肌体千疮百孔，病入膏肓。
何谓“小人”？《论语》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如“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周而不和”、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而小人“好行小慧”等等，证明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百分百的真理。
《听禽图》在画外将小人政客形象呈露得淋漓尽致。那是宋徽宗作的一幅画，画上端坐在古松树下的弹琴者为宋徽宗本人，两侧毕恭毕敬聆听的，红衣为蔡京，青衣为童贯。这幅图上，蔡京题有一首诗，其为一幅瘦筋草书，字体草而不狂，字圆笔润，且诗意投徽宗所好。有材料表明早在蔡京政治上发迹之前，他已被公认为重要的书法家。徽宗早在登基之前即对作为诗人和书法家的蔡京充满敬仰。在泱泱大国的冗琐政务中和皇家与官员的复杂关系里，蔡京游刃自如，让宋徽宗感觉不到国家和民众的压力；而蔡京这种人对皇帝不构成威胁，又能投其所好，对上善窥人主之意、曲意逢迎，对下善弄权术、驾驭僚属，充分彰显他在天子脚下的办事能量。蔡京对赵佶大脑上的每一根神经都了如指掌，任何情形下都避免暴露赵佶的过失，从不说一句使赵佶不愉快的话，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说。因此能把赵佶玩弄于股掌之上达二十年之久。他外貌上对任何人都和蔼可亲，只有在排除他的敌手（如梁山首领）时才露出毒牙。
蔡京在任首相的20几年里，位及人臣，先后四起四落，屡罢屡起。好像宋朝缺了他，就不能正常运转一样。但政客注定只是政客，蔡京重用的也都是和他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势利小人，这帮人在主人倒楣时只有落井下石的本领和热情，谁也不会去报答主人的栽培之恩，注定他会是个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
这种觅食趋饵的动物本能，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好的原始动力。政客的政治信念在哪里？总是把自己标榜成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救星，一幅兢兢业业谨小慎为的样子，热心快肠地为你排忧解难，满口仁义道德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义喷填赝，见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用美丽的假言虚词装璜门面而把真正的狼子野心巧妙地隐藏。然而这一套，面对宋江方腊却一筹莫展，屡战屡败。宋徽宗朝代，封建专制政体开始走下坡路，政客体系逐渐形成燎燃之势，封建政制内部最后的一点活力窒熄了，朝野上下成了政客的天下，社会开始大踏步地后退，宋徽宗赵佶在他的引导下尽情尽性地“玩”，结果把政权玩垮了，亡国了。赵姓全体皇族三千余人，包括附马和宦官，被一队牛车载向三千公里外，朔风怒吼的遥远东北，任不识字的野蛮人奴役。
腐败堕落一旦成为社会风气，就像完全失控的下降物体，速度加快，直到政权毁灭。其时，经济命脉上是一片血流不止的创口，自身无法止血结茧，直到血液流尽。蔡京高俅这帮人是献媚脸的大肚耗子，面对皇家的衰落，他们是不会有一点怜悯之心，而口下留情的。
政客和政治家都会追求权力，但对权力的使用恰恰本质上不同。政治家以远大的理想和明确的政治目标，和一定的道德水准和人类的高贵情操，用手中的权力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意志，以促进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政客则恰恰相反。自我实现匡时济世，那真是些蒙骗人的鬼话，人生的快乐尽在升官享乐中，因此蔡京高俅害你时，林冲还指望他哪一天良心发现吗。物以类聚，臭味相投，在大战梁山战役中，蔡京高俅童贯的力量数度合作，这不是政治力量的综合，而是趋利忘义者的组合，让后人看到一个政权肌体腐烂的状态。
在蔡京身上，你看不到鲜明的政治立场，认势不认人，改革派、保守派哪一派得势他就跟谁，只效忠于势力较大的一方。只要能让他当官就成，而不管对方信奉什么哲学什么思想。本是拥护王安石变法的新党人士，当旧党上台，司马光下令以五天的时间为限，撤消“募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其他官员都因时间短促，不能办到，只有开封蔡京如期完成，以至司马光呼吁旧党人士向蔡京看齐。八年后新党得势，又是蔡京，以最快的速度叛离旧党，投入新党，宣布旧主司马光是“奸党”，刻在石碑上，昭告全国。
在这么一张蛛结的大网中，蔡京、高俅各处一方，大肆搜刮钱财。梁中书送给蔡京的生辰纲，就让晁盖拥有了在水泊梁山安营扎寨的物质基础，可见那是多大一笔钱财。蔡京以采办花石纲为名大肆搜刮天下，直接导致方腊起义，可见给百姓造成多大的负担。
政治清明的治世是蔡京惧怕的，国家和政府政令不修，使他们有空子可钻；但他又不喜欢世乱，因为宋江这样的草莽就会起来造反，“替天行道”，所以，借着保卫皇家的理由，对宋江方腊的镇压从来是不遗余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