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中蔡府宅院连戴宗都想像不出来，不过我们可以从蔡九知府的回忆中感觉出蔡府的气势宏大。蔡京的两处宅子占地几十亩，在家里天天饮宴，宴请宾客非常气派，要做一碗羹就杀死鹌鹑数百只。一次他留讲义官吃饭，单是蟹黄馒头一项，就用钱1300多贯。蔡京又给徽宗大办花石纲，奇花异石，熙宁变法积下的钱粮靡废一空。
一士大夫妾，自言曾在蔡府司厨。夫家一日请她做包子，却作不来，原来她是在蔡府包子厨师中专门负责切葱丝的，可见分工之细。蔡京晚年想找一个好老师教其孙子辈，请得新进士张先生，张先生跟蔡京的孙辈们说，你们只要学逃跑一项就行了，别的不必学，你们的父祖辈以奸佞和骄横败坏天下，不久天下将陷于大乱，那时你们只有抱头鼠窜，才可幸免一死。学其他还有什么意义？孙子们把老师的话传给蔡京，蔡京听了愀然不乐。命置酒以谢老师，并向他讨教救助之法。老师说，事到如今，没有办法了。最多不过起用人才，改往修来，以补万一，但已经晚了。尚有一丝良知和理性的蔡京听了，为之垂泪，知其所言皆实话。
蔡京儿子蔡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才高八斗，深得徽宗喜爱，一日徽宗做上联“相公公相子”，小蔡立刻答到，“人主主人翁”。“主人翁”大概就是这么流传下来的。蔡京当了二十多年的太平宰相，中间三度罢相，却都东山再起，最后成为他对手的就是这个蔡攸。
宋江发配江州，“原来那江州知府，姓蔡，双名得章，是当朝蔡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因此江州人都叫他做蔡九知府。”据史，蔡京只有八个儿子，所谓蔡九属于杜撰，但这杜撰显然有针对性，按清人程穆衡《水浒传注略》等著述的说法，蔡九就是影射蔡京最小的儿子蔡绦。
“蔡九”后来进入中央，红火过一阵。宣和六年蔡京第四次被起用为宰相，已年近八十，老眼昏花，政务实际上都由蔡绦决定。蔡绦上朝时带数十名随从，百官和侍从都对他毕恭毕敬，“由是恣为奸利，窃弄威柄”，行贿的人挤破门槛。小说中的蔡九近乎痴呆，被黄文炳拨弄得团团转，历史上蔡绦肆无忌惮，专权蛮横，宰臣白时中、李邦彦变成跟班，与他不和的长兄蔡攸趁机揭发，徽宗将“蔡九”撤职。
江州劫法场时，蔡九知府毫发未损，蔡京下台后，蔡攸等伏诛，“蔡九”被流放到了白州（今广西博白），他写了一本书记述朝廷掌故和琐闻轶事，因白州境内有铁围山，就命名为《铁围山丛谈》，是宋代重要的史料笔记。但后世学者不以人废言，仍推《铁围山丛谈》为“说部中之佳本”。
【三】
温瑞安的《说英雄谁是英雄》中的蔡京，在朝廷上和江湖中都能覆手翻云，并可躲过无数次的刺杀，竟然让现在的年轻人怀疑他是不是武学高手。但是，结算的时刻还是在他有生之年来到了。金兵来了，赵桓登台，太学生陈东等人上书，认为将国家弄到现在这般地步的，就是以蔡京为首的六贼为恶，不杀蔡京，不足以平民愤。
蔡京终于走到头了，百姓虽然没有看到蔡京“脖子一凉，人头落地”，但他们有自己泄愤的方式，那就是在蔡京发配的一路上，“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乃叹曰：‘京失人心，一至于此。’”（王明清《挥尘后录》）
皇家还是能左右这个五朝重臣，蔡京到底是没有反骨，以他的眼光，足以看透当时国家的趋势。他是奸臣，奸在扰乱国家政体，贪图私欲，却从未有过揭竿而起的雄心，终不过是个奸诈的奴才罢了，于是，他的下场注定改变不了。《宣和遗事》载：蔡京“至潭州，作词曰：‘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番成梦话。’遂穷饿而死。”
当时，蔡京已经逃到毫州（今安徽毫县），他身边还带着三个宠姬，一个叫慕容，一个为邢氏，另一个为武氏。就在宋钦宗下诏流放蔡京之时，开封城披金兵团团围住，他们指名索要蔡京的三个宠姬，钦宗便下诏派人到毫州领人。奴才只会事前蒙骗，此时他没有刘邦项羽“取而代之”那大丈夫气概，也没有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真情实感。政客仅仅是政客，如果蔡京有政治家的魄力，如曹操般狭天子以令诸侯，或仿效宋太祖那样黄袍家身，不是不可能成就一番事业？临别之际，老态龙钟的蔡京老泪纵横，作诗云：
〖为爱桃花三树红，
年年岁岁惹春风。
如今去逐他人手，
谁复尊前念老翁。〗
蔡京到了潭州（今湖南长沙），住在城南的东明寺内，回想起往日的威势豪华，又看着眼下的凄凉无助，不由感慨万千，写了一生中最后一首词。词云：
〖八十一年住世，
四千里外无家。
如今流落向天涯，
梦到瑶池阙下。
玉殿五回命相，
彤庭几度宣麻。
止因贪恋此荣华，
便有如今事也。〗
似乎感到后悔，后悔欲壑太深，还是后悔没有索性造反？但已经晚了。几天后，蔡京便一命归西。
据说，蔡京死后没有棺木，只好以当时人常用的“太师青”布裹尸，埋进专门收葬贫病无家可归者的漏泽园中，千万钱财丧失殆尽，给自己留下的是千古骂名。
蔚村之谜——明末清初鲜为人知的一段往事
〔文／草鱼子〕
最近在研读晚明史间隙，无意中翻到了一个叫“蔚村”的名字，同时出现的还有明清之际“娄东四友”中的陈瑚和陆世仪。
当年陆世仪和陈瑚有感于中国下层社会之“无治”，先后致力于经世。所谓下层社会之无治，主要指最基本的政府单位是郡县，行政指令终于县府，难以下达，这对当时日趋市场化的江南中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村来说，是很不合时宜的。用老马的话说，上层建筑根基不牢固，几乎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一旦有民变或兵变，社会立即处于崩溃的边缘（有趣的是，几百年后的老毛也持这样的观点）。
对于这一现象，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主张“封建”，他们认为战国时期，一郡即一国，故国可富足，而治郡后，郡由流官治理，人员流动太多，故各任官员均无法放手抓地方建设，乃至地方缺乏组织力，不如恢复些许封建之治（这对郭沫若的胡说八道倒是辛辣的讽刺）。
但比较陆世仪和陈瑚在此方面的见解，虽黄顾声誉卓著，却颇有不如。
陆和陈都主张，在村级单位中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治，陆把这种自治称为“联社”，他在他的《思辨录辑要》中说，“治天下必自治一国始，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甚至进一步说到“治一乡必自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始”，这就说到了“联社”的基本组织规模了。陆对于他的这一想法在《治乡三约》中有更进一步的阐释和系统化：
〖“乡约者约一乡之人共为社仓、保甲、社学也，社仓是足食事，保甲是足兵事，社学是民信事。”〗
在此，陆对传统的乡约制度提出了大胆的革新建议，主张将乡约务实化、实事化，具体就是更关注民生，将过去那种以道德教化为主的乡约制度变成一个兼顾日常经济、社会及治安的实用型组织。关于陆世仪对乡约制度的其他革新见解在此就不详述了，最可惜的是陆本人没有机会实践这些想法，好在陈瑚似乎有足够的机会。因为陈瑚找到了蔚村。
据传，陈瑚在明朝败亡之后，逃到一个叫“蔚村”的小村落避难，“蔚村在昆（明）城东北三十里，地远而僻，水道纡折，无乡导则不得入焉”（陈瑚《蔚村八胜诗同石隐寒溪桴亭作》），可见这是个极佳的避难场所。
因为地处偏僻，陈瑚可以放心的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小村落中实践他和陆世仪的改革计划，时间大约是在1647年秋。此后不到半年时间，陈在蔚村建立了四会制度，关于这方面的史料现在只能从陆世仪的遗作中找到，“确庵（陈瑚）与蔚村结四大，大会之中又分四小会，一讲会，与同志讲《易》，一忏会，以合蔚村奉佛诸公，一乡约，以和村众，一莲社，以联诗文之友。”有趣的是，这里的“忏会”，其作用和西方社会的教堂极为相似。
总的来说，陈瑚在蔚村的作为以“孝悌、力田、为善”为主。“讲会”名义上是针对“同志”，实际上是完全开放式的，由陈瑚邀请同道中人在蔚村开坛结缘，讲经论道。时值1648年，江南初定，陈的不少好友被邀至蔚村讲学，于是“讲会”实际成了陈瑚实施启蒙运动的主要场所，陆续前来开始讲座的学者有王石隐、钱蕃侯、曹尊素等。
光听讲是不够的，为了让村民巩固所学，陈瑚还让村民记“日记”，通过日记考验村民们近期获得了多少进步。同时，陈瑚还编撰了一些道德标准，供村民自我审查。为了照顾文化程度较低的村民，陈瑚使用的文字非常浅白，几乎已经与现代白话文没什么两样，如：
〖“如何是孝……这个恩真是天高地厚，如何报答。只是随你力量，饥则奉食、寒则奉衣，早晚殷情服侍……倘或父母所行有不是处，须要委曲解劝，使父母心中感悟……这都是孝的是。今人做儿子多不知孝其父母，及至为父母便要责备儿子不孝，不知自己先不孝，儿子看好样学好样，自然习成不孝了。”〗
这一段话不但通俗易懂，而且其中的思想即使以今天的眼光衡量，也丝毫不见迂腐，其为孝之道，深得辩证法精髓，变通得很，由此明末社会风气也可见一斑。
每月初一，是村约大会，会中考察村民在“孝弟、力田、为善”三方面的进步。
陈瑚通过这种教化工作，劝导村民成为“乡中善人”，其作用究竟如何，因还未找到进一步的资料记载，目前还不得而知。
除了启蒙工作外，陈瑚还制定了一些细节化的制度解决日常民生问题，比如存粮保险制度。1648年夏，蔚村闹饥荒，为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陈瑚制定了“周急法”，平时在秋冬季存下五斗米，到春末如果粮食匮乏，就取存米供给。这就避免了村民因向富户借款而背下重债。除“周急法”外，陈瑚还建议村民平时尽可能节约用粮，节约下来的粮食妥善保存，以备在饥荒时可以食用。
在陈瑚的努力下，一些接受力强的村民渐渐脱颖而出，并成为陈的得力助手，如黄幼玉、钱中野、诸氏兄弟等，这些村民中的优秀分子在陈瑚因经济问题离开蔚村后，成为进行蔚村乡约改革试点事业的继承者。
陈瑚在蔚村三年，后因家庭原因及经济原因离开，此后陈又在其他地区做了些许类似的试点改革，但都没有在蔚村这么系统化。
由于史料的缺乏，蔚村的乡约试点改革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改革持续了多久，对周边地区形成了多少辐射作用，现在还没有确切说法，甚至蔚村的具体地点现在也没有定论。从后世历史发展看，蔚村的改革终究未改变中国基层社会的“无治”状态，中国依然是“一盘散沙”。然而蔚村的意义依然未同凡响。
它至少说明中国未必一定要依赖外国输入的思想，获得自治的机会，中国依靠自己几千年来的智慧积累，同样能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并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化之路。同时它也证明，中国拥有一条怎样辉煌的思想光谱，这部光谱不但体现了古人的不朽智慧，更能一直联系到今天，联系到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工作，并为中国的全面现代化，提供另一个或许也是更符合中国人习性的选择。
在蔚村埋藏了一个秘密，一个关于中国基层社会如何发展的秘密。所以，在今天寻找蔚村的下落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个下落不仅是指蔚村的地理位置，同时也指中国之传统思想光谱的未来走向，知道我们曾经如何走过，也知道我们是否能够继续这样走下去。
张居正与何心隐
〔文／山涵秋隐〕
何心隐，明思想家。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早年放弃科举，接受泰州学派思想，致力社会改革，进行理想社会实验，曾被捕入狱。因参与弹劾严嵩，事泄后改名换姓，逃到南方。后在湖北孝感讲学，因反对张居正再遭通缉。万历七年被捕，宁死不屈，被杖毙狱中，肆尸都市。他认为人为天地之心，心是太极，性即是欲。反对“无欲”，主张“寡欲”，与百姓同欲，提出“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五伦中最重师友。被统治者称为“妖人”、“逆犯”、“盗犯”、“奸犯”。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明政治家。万历年间任相时毁天下书院，禁聚徒讲学，推行一条鞭法等，这些措施遭到何心隐的公开反对。
闲翻明人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其卷二齿豁条云：予尝有言，豪杰无平交，真人无知己。近世以来，如张江陵必杀何心隐，而心隐自谓必有江陵之缚。夫心隐何如人耶？当其面面相觑，不闪一谈，一恢弥天之网，沼之釜中；一投必死之渊，驯其机彀。目精相喻，肝胆尽出，心隐再活不得一着，江陵再宽不得一筹，所谓真人之知己，非耶？
说张居正与何心隐是“知己”，这听起来似乎有点怪，可仔细想来，这话却大有意味。“知己”这词照字面来讲，无非是彼此相知意思，倒不一定要志同道合。还在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时，何、张二人见面，观点情绪尖锐对立，事后何心隐便预言：张“异日必当国，当国必杀我”。中国古人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话，看来这倒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知己有德，士愿为之死；另一种则是知己有力，他可以致你于死，张居正与何心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何心隐到底是否死于张居正之手似乎是一笔糊涂帐，因为杖杀他的是湖广巡抚王之垣，然而心隐临死前对王之垣说：“公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按容肇祖先生的说法，“杀何心隐的实情，不必出于张居正的意旨，而为媚张居正的人所发纵指示的”。其实，便是认定张居正为祸首也不算冤枉他，他在《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中说：“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谭废业。”而何心隐是为了讲学办学耗尽家财也不惜的，他办的宗族学校也许是古代中国最成功的“乡村教育”，张居正自是容不得他，至于动手，那当然不必亲自出马。清人金植《不下带编》卷一有云：“况他人耶？一分权势，一分造孽，非必自造，代之者众矣！”这的确堪称警语，好像是王阳明说过的吧，“心念一动，即是行了”，这在平民百姓恐怕还不至于出什么危险，可是在操纵权柄的人就不同了，若是有什么邪念或者恶念，那也许就真是“行了”，此无他，“代之者众矣”，张居正能不负一点责任吗？
作为一个政治家，张居正的才干在明代可称罕有其匹，乃至有人称“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之一相，张居正是也”，其万历新政之有功于国也是史有定评。然而他在小节上是不无可议的，《明实录》称他“褊衷多忌，小器易盈，箝制言官，倚信佞幸”也是实情，有时他的手段还相当辣。屈杀一个何心隐，在他当然只是一个小节问题，所谓小眚不掩大德。可是何心隐这一面看，这样说就未免太不公平，因为你的小节要了他的大命。
所以说，我们求知己，若是遇上一个表里澄澈、推诚相见、服我以德的知己，那自是值得庆幸的事，便是生命，虽说只有一次，也不必宝贝得舍不得拿出去；若是遇上一个有力的知己，今天与你诗酒唱和，明天保不定“小节”出了问题，弄得你胆颤心寒，那倒不如先就采取作揖主义，敬而远之，彼此不知的好。张居正和何心隐都是封建时代的人，这封建时代还真有些够呛的事，当年范蠡五湖泛舟去，算是够知趣（趣者，趋也，不妨如此一解），然而若是慢了一着，怕也要“士为知己死”的。
香草沉罗，血满胸臆；东山佩玦，泪渍泥沙——聊斋《公孙九娘》中的于七一案
〔文／殊心慈〕
〖“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
蒲松龄《聊斋志异·公孙九娘》的开篇笔底平易微澜下，实有汹涌，于七是蒲松龄的同乡，前明武举人，满清定鼎天下后，于七在家乡召众起义。明史学家LYNN·A·STUVES说：“根据史实，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可以说没有一处能逃过兵祸的侵袭。”国势危殆之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明代朝廷大员身上最先成了一句空话，自行溃败，望风披靡，“闯至则降闯，献至则降献，一降不止则再”，倒是来自全国各地民间自发的抵抗一直风起云涌，而揭竿斩木对抗铁甲兵骑无异于以卵击石。于七的起义最终被镇压，接下来的连坐诛杀让胶东大地哀鸿遍野，人烟杳迹。尽管满清残酷的文字狱让史家和文人噤若寒蝉，但骇人的历史至今仍透过零星的文字滴血，如袁枚《子不语·人面豆》记述“山东于七之乱，人死者多。平定后，田中黄豆生形如人面，老少男妇，而耳目口鼻俱全，自颈以下皆有血影，土人呼为人面豆。”蒲松龄另有《鬼隶》“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
国殇背后是万千黎民的家难，蒲公在《公孙九娘》中继续写道：“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为之一空。”比起在扬州、江阴屠城后枯骨无葬的惨况果然“慈悲”。故事的开篇如此沉痛，继续铺陈的却是爱情故事：
十年后，一个莱阳书生来到济南祭奠在于七案里死难的亲人，暂住在寺庙下院。晚上，一位少年来拜访，竟是当年也枉死在于七案的同乡朱生，莱阳生惊怖不已，朱生说自己虽然已经是鬼魂，但怀旧事、念故人，让莱阳生安心，这次来是想托他主媒，把同样是鬼的莱阳生的外甥女嫁给自己，并邀请莱阳生来到自己所在的村庄。
这个庞大的村庄实际上是埋葬于七案死难者的乱坟岗，死者的鬼魂如同生者一样生活，莱阳生在这里见到自己的外甥女，她自幼丧母，由莱阳生夫妇抚养长大，十五岁才回到自己家，于七案中和她父亲一起被押解到济南，父亲被处死后，她惊吓而死。如今骨肉至亲得以相见，却阴阳两界，莱阳生与甥女不由相对啜泣，莱阳生对她说了朱生求婚的事，甥女有默许之意，正说着话，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走进屋里，忽见生人，忙转身回避，甥女拽住她，说是自己的舅舅，不需相避，甥女介绍姑娘名叫公孙九娘，栖霞人，是自己的好友，还是位善诗词的女学士。言谈间，莱阳生见九娘“笑弯秋月，羞晕朝霞”的娟娟静美，不觉心动。
待九娘走后，甥女觉察出莱阳生的心意，主动提出要为二人牵红线，莱阳生高兴之余又担心人鬼有别，甥女说他与九娘本有宿契，不用多虑，并约好五天后再见。五天后，莱阳生随朱生重回鬼村，见到甥女盛装打扮的迎接他，知道她已经和朱生完婚，甥女告诉莱阳生已经把他求婚之意向九娘的母亲说了，老夫人非常高兴，但说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舍不得远嫁，希望莱阳生能入赘。
这天晚上，莱阳生与九娘举行了婚礼，洞房花烛下，公孙九娘向丈夫讲述了自己如何在于七之乱中冤死：她和母亲一同被押解京城，走到济南，母亲被折磨死了，她绝望自杀。枕上追述往事，九娘哽咽不能成眠，口占两首绝句：
〖昔日罗裳化作尘，空将业果恨前身。
十年露冷枫林月，此夜初逢画阁春。
白杨风雨绕孤坟，谁想阳台更作云。
忽启缕金箱里看，血腥状染旧罗裙。〗
弱质无依的女子，生命如浮花浪蕊消逝，遗恨人间的九娘知道眼前的幸福并不能长久，一天，她凄然地对莱阳生说：“千里柔魂，蓬游无底，母子零孤，言之怆恻。幸念一夕恩义，收儿骨归葬墓侧，使百世得所依栖，死而不朽。”夫妇合葬是我国古俗，如《诗·唐风·葛生》“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白居易《赠内》“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公孙九娘期望莱阳生能把她的骨殖带回家乡，待莱阳生百年后合葬在一起，让她的亡魂终有所“归”。这是情深义重的重托，莱阳生承诺一定做到，九娘说：“人鬼路殊，君不宜久滞。”她落着泪拿出一双罗袜给莱阳生以示长决，催促他尽快离开。莱阳生凄然走出来，久久徘徊着不忍离去。
经过朱生家，他失魂落魄地叩响了大门，朱生和甥女出来迎接他，惊问他为什么这个样子，莱阳生惆怅多时，把九娘的话告诉了二人，甥女说即便九娘不说这番话，自己也会说的，这里不是人间，不可以久居，说完泪下不止，莱阳生唯有含泪与夫妇二人作别。回到寓所，莱阳生辗转反侧，彻夜无眠。天亮后去找九娘的墓，才发现忘记询问墓地的标志。夜里他再次回到鬼村，却不见往常的村落，月光下唯有千坟累累，他怅然展开手中的罗袜，一阵幽风吹过，罗袜瞬间断缕成烟。
回到家乡半年，莱阳生仍不能释怀，他重返济南故地，期望能有所遇，走到南郊，天色已晚，只见坟兆万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鸣，骇人心目。忽见遥见坟岗之间隐约站着一个女子，模样有些象九娘，莱阳生忙骑马赶过去，果然是，他下马招呼，九娘却转身就走，就象从不认识他一样，莱阳生试着再走近些，九娘脸色震怒，她抬起衣袖遮住了自己的脸，莱阳生连连呼唤：“九娘，九娘！”却始终听不到九娘回答，她的身影早已如轻烟般散去。
……
无从知道九娘的衣袖遮住的是否是一双泪眼，蒲公的行文到此为止，下笔温厚如他却这样苦心写出了聊斋故事中最残忍的结局，叹许多许多的话没有说完，叹人间本无忘川。灾难深重的年代，通往鬼蜮的路上无从折返，万千无辜的死者没有人做传。会心者，为之噎，为之咽，遂无言。
千古谁识鸿门宴
〔文／菜九段〕
《项羽本纪》是《史记》之最为精彩的篇章，而其中的《鸿门宴》一节尤以刻画传神脍炙人口。由于此后楚汉相争，项不敌刘，使后人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即项羽因妇人之仁，且欲沽名钓誉，从而在鸿门宴上失去了一举结果日后最大政治对手刘邦的最佳机会。但这种貌似有理的识断只是基于刘项争斗的结局而言，并不符合事发当时的局势，其将复杂事物简单化的倾向显而易见。若充分考虑到刘项关系的背景及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我们就会对项羽放弃这种“机会”另眼相待。笔者以为，鸿门宴为刘项交锋的第一回合，时局背景极其复杂，其杀气的炽盛与平息均与刘项关系密切相关。如果就事论事，就大局而言，在刘邦服输的情况下，项杀刘毫无必要；就理智而言，楚军深入敌国，项不杀刘，不为失策；就感情而言，项不杀刘，不能算矫情；就未来前景而言，项羽已有对策，不杀刘不能看作放虎归山。
【一、刘、项关系的基点及冲突之深意】
刘、项同为楚军将领，在项梁任统帅期间，两人曾有并肩作战的经历。他们曾一同攻秦于城阳、濮阳、定陶、雍丘、陈留等地，协同作战期间，两军将士之间彼此都很熟悉，刘、项的融洽关系也由此而奠定。项梁败死后，刘、项相约退保彭城，拱卫楚都。在这种重大战略决策关头，两人进退一致，足见相互间非常默契。按刘邦的说法，他与项羽有兄弟之约[1]，时间应该是在两人退保彭城之后，也只有在这个短暂时期，两人才有机会相聚在楚怀王心的朝中。之后不久，两人就分别踏上灭秦之路，直到鸿门宴时才重新见面。由于两军经常合作，刘、项对对方的部属大概也不陌生。鸿门事件就是由刘邦部下曹无伤的密报而引发，曹与项或原本认识。而在日后的楚汉战争中，刘邦溃败，眼看就要被楚将丁公活捉，情急之下，刘邦开口讨饶，丁公也就放刘邦一条生路[2]。项羽失势后，楚军将领包括项氏族人成批投奔刘邦，靠的正是这种彼此捻热的老关系。刘项间的上述渊源是广为人知的，但两人间另有一要害关系恐怕容易被忽略，即刘邦是从秦嘉、景驹部投靠项梁的，靠着项氏的兵源支持才得以羽毛丰满，终成气候[3]。到鸿门事发时，虽然这段早期经历已成为历史，但在实力声望都远远超出乃叔的项羽心目中，这种早期形成的关系基调已在无形中决定了刘项关系的现实与未来形式。而鸿门宴的发生与结局，基本上就是这种基调的偏离与回归过程。
鸿门宴之前，项羽已发布命令，要剿灭刘邦。从表象上看，是曹无伤搬弄是非，说刘邦欲王关中。殊不知这正是项羽的一块心病。按楚怀王心“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灭秦号令[4]，刘邦确实有在关中称王的权利，而这正是项羽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不能容忍的事实。项羽率领楚军精锐在黄河以北降服了秦军野战主力，令天下诸侯归心。鸿门事发时，项羽集楚国上将军及诸侯上将军于一身，而身为楚将的刘邦也名正言顺地归其领导。如果让旧秦的关中之地这个最大的战利品如约落入刘邦之手，就意味着项羽的战功要大打折扣，意味着项羽的宏图大志（详见后文）要成为泡影。对此，项羽显然不会甘心。在与秦军决战前，项羽杀了惧敌畏战的楚上将军宋义，自命为假上将军。当时他的部下都说：“立楚国者，将军家也。”[5]此话正中项羽心态。日后，分封天下时，项羽声称：“怀王者，我家项梁所立耳。”[6]完全一副唯我独尊的气派。作为项氏利益的当然代理人，项羽决不会听任靠项氏发迹的刘邦称王关中。所以，他一听曹无伤的告密，便勃然动怒，下令“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7]。其实质是，刘邦当时的地位及行事方式已大大偏离了刘对项的从属关系。在这种前提下，刘项之间原本存在的战友情份及融洽关系都挽救不了冲突的爆发。
面对项羽行将动武的危急局面，刘邦也猛然醒悟到自己与项氏之间存在着的微妙关系。在他托项伯转告项羽的言辞中，就有“臣之不敢倍德也”[8]之辞，似指这种深层关系。可见这种关系确实存在，刘项二人彼此心照不宣。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项羽发出了要求遵从历史的信号，刘邦除了屈服之外，别无选择。站在项羽的立场，因为刘邦听懂了项羽的信号并遵从之，刘项关系算是基本理顺。在此前提下，再谈杀掉刘邦，则既非项羽所愿，也为情势不容。
【二、形势转换及刘邦的对策】
刘邦的屈服非常明智，他与项羽力量悬殊过大，而且刘邦的“王关中”企图确实犯了众怒。军事解决了章邯部后，项羽统率的诸侯联军已将关中视为囊中之物。刘邦先取关中对联军的这种良好自我感觉无疑是一场毁灭性打击。如刘邦不肯将关中之地拱手相让，联军上下将同仇敌忾，必灭刘而后甘。这就是鸿门宴之前的联军心态及刘邦的处境。
曹无伤的告密并非凭空捏造。楚怀王心的号令天下皆知，刘邦入主咸阳后，又将怀王之令告布秦人，以安民心。不仅如此，刘邦还企图独占关中，他派出兵将扼守函谷关，阻止诸侯军队进入，然后又招募秦人从军，使其军力从破武关前的数万人，增至十万人，企图以力抗拒诸侯[9]。到了项羽击破函谷关，兵临城下欲以武力解决时，刘邦才不得不收敛起王关中之心，唯求自保。看来怀王的许诺及秦关的险阻都保不住已到手的果实，甚至生命都大有可虞，只有刘邦的机变才能救他自己。
至于项羽要以武力解决“王关中”问题，刘邦也并非如司马迁所说直到项伯欲救张良时才知道。函谷关被破，项刘两军冲突在即的势态就出现了。曹无伤卖主求荣之举即表明了刘邦阵营中的惶急之象。军力悬殊使刘邦看不到一点胜机，恰好项伯的到来给刘邦带来了希望。刘邦的机变也由此得以施展。刘邦的第一个步骤是笼络项伯，约为姻亲，以期其卖力为己开脱。仅靠口头转达是不够的，还得写一通书信才显得郑重。在交兵在即的当口，也只有项伯这样为项羽亲近的人才能完成这种使命。刘邦这步棋非常见功，项伯确实为刘邦作出了巨大贡献：首先是在鸿门宴上以身蔽翼刘邦，阻止项庄行刺；其次，在分封时为刘邦多争取到一郡之地[10]；最后，还阻止了项羽杀害刘父的企图[11]。
刘项隔阂既成，就决非第三者从中斡旋所能化解，必须要刘邦亲自当面解释才能补救。于是，就上演了震烁古今的鸿门宴。
因刘邦欲王关中而派军扼守函谷关，项、刘两军之间便含有了较深的敌意。为了化解两军的对立情绪，也为求自保。刘邦亲临项羽军中解释，尽管充满危险，却也是不得己而为之。当此之际，刘邦的全部依靠便是早先的战友情份。有关刘邦在鸿门宴上的言辞，司马迁只记载了一句开场白，辞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仅寥寥数语，但非常厉害。这段话首先照顾到战友情谊，次及战略分工，再及无意立下大功，终及不详其名的小人“离奸”事实。战友情份原本存在，毋庸置疑，引发二人对立的乃是刘邦先行入关的新局面。对此，刘邦仅用战略分工及无意中建功便将自己已遭猜忌之处全部撇清。有此一说，项羽便或多或少能容忍刘邦得头功之事。鸿门宴上，刘邦绝不会只说这一句话，其余未见于史的言论，多半是亟言其对项氏的忠诚，以期平息项羽心中的杀机。须知，项羽对刘邦立头功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刘邦的重新效忠，就表明了要把名义上受其领有的关中之地拿出来供项羽发落。项羽兵不血刃就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如再要对刘邦动武，就显得无理之极，且在政治上得不偿失。
前面说过，在刘邦欲将关中据为己有的前提下，视关中为囊中之物的项羽联军自然会同仇敌忾与刘邦争夺胜利果实。一旦刘邦自愿放弃本应该归其享有的权利，则联军的斗志也必然会松懈。历史没有交待刘邦曾向诸侯军晓谕已决定放弃关中权利之事，但两军近在咫尺，又相互捻熟，刘邦要行游说也是极方便的事，且这种可能性极大。从历史的有关记载中或可看出刘邦这样做的蛛丝马迹。如樊哙在鸿门宴上责备项羽的话与刘邦对项伯之言及项伯开说项羽之辞如出一辙即可为证。樊哙说：“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13]刘邦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14]樊哙说：“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15]刘邦曰：“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16]樊哙说：“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17]项伯曰：“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18]上述言辞明显地掩盖了刘邦欲王关中拒诸侯入内的事实，又如此一致地义正辞严，显得受了莫大的委屈。这显然是事先对好口径的缘故。而这些用在项羽面前洗刷刘邦的言辞，也完全可以拿到联军中广为传布，以正视听。项伯可能已经为刘邦这样做了，刘邦也可以派出部下到联军中宣传，甚至随刘邦赴宴的百余随从也可在项羽军营内大肆宣扬。一旦这种对刘邦的洗刷在项羽部队中扩散开来，那么，无论是对刘邦部动武，还是对刘邦本人动武，都不能得到联军甚至楚军的全力支持。这种前景，刘邦知道，项羽也知道。因此，樊哙所说“大王今日至，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19]的前景，确实令项羽慎重对待杀刘问题。道义上的压力决非可以忽略不计。
【三、项羽的立场及其对策】
由于刘邦拱让了关中之地的主宰权，项羽所面临的形势已产生了根本性变化。不论是感情上，还是理智上，剿灭刘邦已不再是项羽的当务之急。根据项羽日后的行动推断，此时项羽有两大宏愿，其一为灭秦社稷宗室以泄愤，其二为总揽天下之权。任何事情，包括对刘邦的处置在内，都应以不妨害此两事为度。项羽“才气过人”[20]，他自然知道刘邦的不同凡响之处。经过鸿门宴前的诸般风波，兼之项羽已动过杀机，刘项关系已不可能和好如初，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放眼当时，可以对项羽未来统治模式构成威胁的，也只有刘邦一人。如以此为意的话，确实应该按范增的策划，将刘邦杀了干净。但杀刘是有代价的。后人根据刘项相争的最后结局，或者对此代价视而不见，作为当事人项羽则无法不正视这种代价的沉重存在。此代价即为，由杀刘引发的关中大乱。此话绝非危言耸听。须知，秦亡之后，天下的两支精锐为由刘邦和项羽分别统领的楚军。虽然项部更加强大，但刘部也是百战之师，其实力不容低估。若杀了刘邦，其部众群龙无首，竟尔屈服，关中固然不会乱。一旦刘部不肯就范，以武力相抗，则局面不易收拾。楚军内讧一起，旧秦民众或许会重新集结在秦国宗室的周围，与诸侯军队周旋到底。秦民训练有素，又已归顺了刘邦，刘邦遇害势必使秦人更畏惧项氏的暴虐将加诸己，其将作殊死抗争，亦在情理之中。大乱一起，无论是灭秦宗室还是总揽天下之权，都将成为泡影。这种风险，项羽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尝试。所以，项羽很爽快地接受了刘邦的归顺。而这与当初欲剿灭刘邦竟毫不矛盾。道理很简单，刘邦不归顺，则灭秦宗室及总揽天下之权均无从着手。至此不难看出，项羽欲灭刘邦也罢，欲纳刘邦也罢，其目的都是为了完成两大宏愿，绝不允许节外生枝。何况刘邦的归顺，使得刘项关系与项羽心目中的固有模式相一致，在这个前提下，也使项羽愿意保持与刘邦的战友情谊。
尽管项羽据情据理已决定不杀刘邦，但他对刘邦的怨气还是有的。其根源在于刘邦抢得了灭秦的头功，即使刘邦拱让出关中的主宰权，这种怨气仍然未消除。日后项羽废止了楚怀王心的主约权，其底蕴即为怀王的战略部署使项羽后天下约[21]。这种局面的产生，项羽自己或许应负一定责任。秦军投降时，刘邦尚未攻入旧秦，若项羽毫不懈怠，未必会落到刘邦后面破秦。更有甚者，从项羽取得军事优势到秦军归降，时间长达半年之久[22]。如果项羽加紧进军，恐怕更要先于刘邦灭秦。但项羽没有自责之心，即便有懊悔之情，也转化为迁怒于人。当然，到刘邦屈服之后，项羽的怨气表现得有所克制。而鸿门宴上，项羽对范增做出的杀刘邦的暗示默然不应，而对项庄别有用心的舞剑也听之任之，这些都可视作为项羽既如愿以偿又怨气逼人的矛盾心态的具体表现。由于项羽当时已无诛刘邦之心，所以他才能容忍樊哙的无礼冲撞。综合项羽的言行变化，是否可以这样说，刘邦在鸿门宴上的处境只是有惊无险。后人将此结局归咎于项羽的沽名钓誉或许还有几分道理，但指责项羽错过了解决日后政敌的良机则是误会了历史。若项羽有心杀刘邦，鸿门宴并非唯一的机会。准确地说，从鸿门宴起到分封后诸侯归封，其间长达4——5月之久[23]，关中之地始终受项羽控制，他完全可以在任何时候除掉刘邦。因此，在鸿门宴上，项羽失去的不是诛刘良机，而是失去了诛刘之心。总括起来，刘、项二人在鸿门宴上各得其所：项羽如愿以偿，刘邦得到不再绝望的处境。只是刘邦吃亏了一点。
至于沽名钓誉一说，也不能极尽项羽的当时心态，项羽灭秦宗室殆尽，烧秦宫，废怀王之约，甩开怀王自行分封，皆率性而为，又何曾见其作声名之想。其行事如此，是否会在刘邦问题上以声名为虑，值得怀疑。依笔者之见，项羽对刘邦始终存有戒心，之所以不将其除去，不外三种因素在起作用。第一，刘项原本相得，且有兄弟之约。第二，项伯为刘邦说情，项羽总得给这个面子。第三（也许最为重要），项羽自以为已有消除刘邦这个隐患的万全之策——他想通过分封来规划刘邦的未来。早在接受章邯投降时，项羽就封章邯为雍王。雍即秦之代称。项羽此举似乎已在防范可能有人要在他之前入关灭秦。分封时，项羽仍保留章邯的雍王称号，并将旧秦一分为三，分给秦国三降将，以示自己无染指关中之心。这种做法有前例可循：周武王灭殷，即将旧殷之地仍封给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以期以旧人治旧地，起安抚之功。项羽以“巴蜀亦关中地”[24]封刘邦为汉王。此举即虚遵了怀王之约，也照顾到战功及兄弟之约，又将刘邦遣至偏远不致为害，可谓一举三得。
项羽的这一举措可以称得起“用心良苦”，且十分恶毒。巴蜀乃旧秦流放犯人及其亲属之地，其开化程度较低，自古以来其被视为化外之地，而为包括楚人在内的中原各国所蔑视。刘邦部之中坚均为楚人，让其入居巴蜀，不仅习俗上不适应，心理上也必拒斥之。项羽有言：“富贵不归故乡，如绣衣夜行，谁知之者。”[25]此话虽非定是项羽的肺腑之言，但也是人之常情。刘邦部众为灭秦而出生入死，胜利后却领受了去偏远之邦的官爵，显然会人心不安。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刘邦归封的路上，就发生了部将大批逃亡现象。此情况的出现或为项羽事先已能料定，而这又促使刘邦提早发难，则为项羽始料未及。在封锁刘邦可能的东归之路方面，项羽除安排秦三降将王关中之外，又在汉中以东依次封亲楚的赵将申阳为河南王、楚柱国共敖为临江王、楚将吴芮为衡山王、楚将黥布为九江王，自西向东对刘邦层层设防。而此防线最终没有起到拦截作用，则非其所能逆料。
总而言之，在鸿门宴这一回合交锋中，项羽并非像世人心目中那样是个中了刘邦缓兵之计的行为幼稚的莽汉。在如何处置刘邦及如何处理未来局面方面，项羽所作所为也都是竭尽心力了。在处理与刘邦关系问题上，其心思之周密，似与刘邦在伯仲之间，丝毫不比刘邦高尚或光明磊落。但不论刘项如何勾心斗角，都无法抹杀两者间曾有过的亲密关系。即便到了双方在战场上你死我活之际，这种关系仍在左右双方的行为，以至于双方尽可能不做得太绝。最终，取得胜利的刘邦在安葬了项羽之后，居然还为之举哀，洒泪而去[26]，足见两人的早先交情绝非泛泛。那么，在极端复杂的局势面前，项羽不杀刘邦是否应认作为失策，其答案当不难发见。以上识论当否，还望有识予以指正。
「附注：
[1][5][7][8][11][12][13][14][15][16][17][18][20][21][24][25][26]参见《项羽本纪》。
[2]参见《季布栾列传》。
[3][4][6][9]参见《高祖本纪》。
[10]参见《留侯世家》。
[19]参见《樊郦滕灌列传》。
[22][23]参见《秦楚之际月表》。
补注：
《汉书·高帝纪》有“汉王怨羽之背约，欲攻之，丞相萧何谏，乃止”之说，《资治通鉴》引用《汉书·萧何曹参传》萧何平息刘邦怒气的说辞。后人以为刘反对项封己蜀汉。其实萧何的这些话，不见《史记》，当属传说之一种，司马迁没有采用，是因为其不可信。」
千秋悲风话夜长，谁信骷髅亦有王——忆赵括
〔文／蒹葭从风〕
我相信，论起战国时一位叫赵括的人，对很多人来讲，对其印象最深之处或许就是他对一个成语的巨大贡献。“纸上谈兵”的故事几乎妇孺皆知——虽然大家有时并不去关心赵括那个时代离纸的发明还有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