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深入一点或许会想起赵括的父母。二老皆小有名气——在那个名将堪比河沙的时代，他的父亲赵奢在《史记》《战国策》等书中，与彼时的五星级将星白起田单乐毅等并列，并留下了阏与大捷、平原征税等光辉故事；他的母亲则跻身《列女传》，成为中国古代历历可数的女子典故之一。而他本人——军人赵括，他一生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指挥战争，就葬送了他年轻的生命，葬送了赵国数十万军人的生命，同时也葬送了赵国的百年气运。于赵括，若不是多年以后一个“纸上谈兵”的千古笑柄，或许他就会这么淡淡消失在史料中。
一场在世界战争史上都赫赫有名的大战，按理说，双方统帅的个人资料或许比这场战争更受瞩目，而这号称战国史上第一大战、世界古代战争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长平大战却是例外。当然，秦军主将武安君白起不用说，这位一生未有过败绩的，斩敌不下160万（我曾想象过160万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当时正在嗑瓜子，就一小堆数了数……后来发现，160万颗瓜子在我面前已经可以堆成一个麦垛了，若是160万颗头颅呢……）的天生战神，他一生征战岁月详细，人生大致轮廓清晰。而他在那场战争中的对手，赵军主将马服君赵括，除了被“秦兵射杀”寥寥几字外，连他到底死于何处都成了历史谜团。
始皇焚毁六国典籍，其中也包括赵史。虽后世《史记》《资治通鉴》等略有提及，也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所以，即使曾经的血雨腥风再动人心魄，如今也无从得知了。我不知道我们对作古之人的好恶之评传统始于何时，但很显然，大家是知道“死者长已矣”这个道理的，不论你如何指摘，古人自是不会跳出与你辩驳一番，比如关于赵括的“纸上谈兵”，显然不是时评——可为何如今人们就深信不疑了这个来自纸张发明的若干若干年后，一个如同玩笑般的指评呢？我承认自己没有史学天分，原因是我每每煮酒，总剥除不了个人的情感色彩，更有关心“污点”或者悲剧人物的嗜好。我写过李陵，写过李广，写过金日磾……可是，惟有写赵括的时候，第一次掉了眼泪。说来也好笑，那些寥寥数语的史料中，我的这些眼泪都不知道落在哪一句好。
长平之战，是发生在战国时期秦赵之间的一场重大兵争。历时三年，死伤人数将近百万。战局直接影响到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此战在世界古代战争史上也首屈一指。
秦赵之战，或许在冥冥中就无可避免。秦人大出天下，采用范雎的“远交近攻”，矛头自然首先指向东邻的三晋。三晋之中，惟赵最强。自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内修国政，外扬军力，合纵六国，翦灭三胡，拓地千里。经过惠文王刚交于孝成王之手时，赵国已成为战国七雄中不可小觑的一方。
长平之战始于战前两年的上党之争。按《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的记述，秦昭王四十五年（西元前264年），武安君白起伐韩之野王，于是“野王降秦，上党道绝”。此举可谓蛮横得明目张胆，如同断人之颈项而令身首分离，上党断绝了与韩国本土的维系，乃成国土之外的一处孤岛。而后，秦又使左庶长王龁攻韩，取上党。然后，上党郡守冯亭“献上党于赵。上党民走赵。”显然，韩国献上党于赵的动机十分微妙。可以看作韩国从感情上宁赵非秦，可以看作韩国意欲试探与赵为盟的把握，当然最应该看到，此举有将祸事转嫁于人的味道。但于三晋合盟的机遇、战略地位的优势、赵国的颜面勇力，以及坐收不劳之利等各种诱惑之前，赵孝成王犹豫了，问题就此而起。赵国面对主动呈现的土地城邑，不免要展开一番思想斗争与口舌之辨——
“圣人甚祸无故之利。”赵王的叔父平阳君赵豹首先发表意见。
“人乐吾德，何谓无故？”赵孝成王不甘地问。
“发百万之军而攻，逾岁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这时，孝成王另一位叔父平原君赵胜开口。
或许是因为这位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三朝老臣的叔父太有威信，或许是正中赵王之意，总之不久，平原君及虞卿、蔺相如等前往上党郡，颁布赵王诏令：封郡守冯亭为华阳君，食邑三万户。十三名县令亦各自封侯，领食邑三千户，其余官吏亦论级封赏，就连一郡吏民都赐爵三级，各赏六金。赵国决定接受上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受上党与否，这场争战都在所难免，既然如此，那么还犹豫什么呢？
赵使进驻上党未久，不可一世的秦国迅速还以颜色。前260年，秦军兵分两路，一路兵出宜阳攻韩国堠氏，以防韩魏援赵，同时也是掩护大军侧翼；另一路由秦左庶长王龁率领，兵出安邑，以风驰电掣之势直取上党。于是赵国急忙迎战。不久，老将廉颇调率赵军主力四十多万由邯郸西下，经滏口陉穿太行，过壶口关进入上党腹地，在与上党成犄角之势的长平安扎下来。秦军攻下河东，与赵的角逐不外乎两条道可走，一是取乌岭，空仓岭一线的西麓，一是取羊肠阪，天井关（天门）一线的南麓。但不论哪条道，长平都是战略绝境，无可避免。
这之后，赵孝成王做了一件让天下大跌眼镜的事，这事也为长平的结局埋下了祸根——没有听从虞卿的告诫而执意遣郑朱使秦，欲与之议和。而秦国已为此战注下血本，自然不愿轻易放弃，于是很热情地接待赵使并到处宣扬，让全天下都知道了赵使在咸阳的消息。赵国等于自绝了后路——连你自己的态度都暧昧如此，还有哪个国家会傻呼呼地出头相拼？
赵王请和之事未成，而秦赵在长平的对峙也已四月有余。秦军或有小胜，夺二鄣四尉，斩赵裨将（即副将）茄。秦赵之战的必然，早在众人意料之中，但众人或许未曾料到这注定的对抗会以何种方式展开。初赵国认为，秦远道而来，有后援辎重之忧。而赵有主场之利，应对以疲敌之计。于是主将廉颇坚守壁垒屯兵不出，准备以时间来消耗秦军的战力。在廉颇这一战略决策下，双方不断增兵加码，雪球越滚越大，直到各自屯兵五六十万，犹如两人赌博拼酒，谁也不肯折服。此时，双方皆已举国为战。三年陈酿，一朝触发，始于一场中小争端，而告终于旷古大战。这样的结局，或许赵与秦都不曾料到。
这之后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秦国急于开战，于是反间计令赵换将：“‘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赵王因以括为将，代廉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件事，很多人会作为赵括无能的有力佐证——看，人家怎么不造谣李牧或者乐毅呢？不就是想找软柿子么？不过实际分析，当时对秦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希望一名没有实战经验且容易进攻的赵将，第二，谣言也要惟妙惟肖，即这名赵将必须能让赵王动心——假如流言中鼓动的是蔺相如或者虞卿楼缓等文士，即使全邯郸都在嚷嚷起哄，赵王想都未必会多想。彼时的赵括，应该小有些名望的，刚承袭了马服君爵位，饱读兵书才华横溢，于军中多有名望，还因此被称为马服子（在那个时代被称为某子的绝非一般水准），但赵括却未曾有过独自领军作战的经验，所以，秦人也不可能知道他真正的实力，既然不知，又哪里来的“欺软怕硬”的说法呢？
在史书中，赵括的身影匆匆一现：“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括母问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再下来，就是“赵将括母”故事了。在这段记述里，父母二人对赵括都拥有如出一辙的，惊人的预见性。父母对子女的评价，常常会有烙印般的效果，有时架空设想一下，如果是我是赵括，生在这样一个环境，恐怕会长成一个很自卑的人。没有看到史料上有关赵括在长平之前独自领军的记述，想必他当时很年轻，也许有点像刚毕业的军校高材生。理论丰富而无甚实战经验，其实这不足为奇。虽说知子莫若父母，但像上述这般情形，也实在太有戏剧性了。
当时强烈反对换廉颇的主要是蔺相如，这位廉颇的刎刭之交曾做过一个刻薄的比喻，这件事记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明朝刘如孙根据这个有名的历史故事，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朝野犹夸纸上兵”。后来，人们便引申出“纸上谈兵”这个成语，那千年前的作古之人，倏忽间摇身一变，即成了只会空谈教条，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同义词。这个标签从此长烙在了那个模糊的面孔上。
如果说赵王换将仅仅是受秦国流言的影响，那么历史就太单纯了。实际在当时，一方面，廉颇在王龁的猛攻下眼看不支；另一方面，廉颇作为军将，他只从战局出发，只认打胜仗，而将国家拖入泥淖的战略问题却没有在他的考虑之中。赵国，那时已经也拖不下去了——此时两国军力较量早已上升为国力拼争。若说秦国军力与赵不相上下，那么秦的国力就可以说几倍于赵了。秦尚求速战，于赵就不欲么？且在这三年间，秦国也早已建设和巩固好了后援辎重路线，而且也将武安君白起出山的计划列上了日程。其实，到长平大战的决战前，赵国最初的赵主秦客优势已然丧失殆尽。而且后来事实也证明，最终死于后援辎重问题的，正是号称有主场之利的赵国。
在那个时候，换将既已成定局，谁在此时可以堪当重任？李牧太过年轻，且胡人大犯北彊，他不得脱身；平原君虽有将材，而年事已高；自齐国公主出身的赵威后薨逝后，齐国英雄安平君田单虽仍高踞赵之相位却实际被冷落。且田单本人曾与赵奢论兵，其理论水平似乎还不如赵奢口中的赵括，因而田单最多坐镇而不可督军；望诸君乐毅武功闻于诸侯，但那时他已称病不出多年。这位迟暮英雄与白起，彼时代最耀眼的两颗将星注定失之交臂……
赵括，就是这个冥冥中注定的角色。他出身公族，名将世家。生于军人世家的将领大多有一个特点，有时也是弱点——那就是天生的慷慨壮烈，因为他们身上有太多的光荣与梦想。比如李陵，二十七岁的李陵对天子豪迈说道：“无所事骑（无需骑兵），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于是，他率领五千步兵踏上了不归路，实践了自己“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的诺言。赵括大抵也是如此，他的公族身份令他于国命责无旁贷。他的军人血液让他对战争无可推却。于是，在这样一个骑虎难下的形势下，他慷慨上任了。不晓得他是否在邯郸城外的驿口说了什么豪言壮语，不晓得他是否也在沁水边“风萧萧兮沁水寒”了一番……总之，一切都只能猜测——历史，留给那年轻上将军的出镜率实在太少了。
军人赵括，他接手了一场或许不该去接手的战争，历史经他的手，为一场注定了结局的冗长故事画上了句号。
赵括到长平后，调整部署，重设幕府，严明军纪，并对廉颇任上的人员有所裁撤。顺便说一下，其实我本人对廉颇并没有什么好感，他一生的战功不算卓著，称得上的就是畿邑、防陵、安阳等几场，且给人的印象也是好勇冲动，比如“负荆请罪”“尚能饭否”等典故。所以，可以想象，他或许好用同他一般的血勇非谋之人，另外可以想到，他所用的人也必然是廉颇主义的坚决拥护者，赵括若要在日后的征战中不被掣肘，也只有如此。但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插曲，廉颇帐下八位旧部与上将军赵括意见不合发生摩擦，这八人以集体自裁的方式表示抗议。这些烈士被后人视为义士，还使得此地多了两个地名——“八义山”与“八谏水”。这件事引起赵营不小的震动，也给整个战局带来一丝不祥的味道。
赵括最初与王龁交战，一连有些小胜，夺回了一些失地。但这时，秦武安君白起秘密入军，大决战，就在眼前了。
《史记》与《资治通鉴》中平淡地录了决战的经过：赵括“乘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秦将白起“纵奇兵，佯败走，而绝其粮道，分断其军为二”。名将白起用了一个并不算出奇的战术，但是在勇悍无比的秦军将士的经营下，一路二万五千人的奇兵成功地将赵军一切为二，将主力包围在小东仓西北、丹水东北及百里石长城西南所组成的一个边长四十里的三角地带。另一路没有主将的长平、晋阳、皮牢的赵军则拼命向赵括靠拢。此时，秦昭王赶忙亲临河内，做全民参军总动员，结果“河内发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兵及粮食。”然后，秦昭王又让穰侯魏冄从陶国对邯郸加强攻势，使赵国无法调兵援救长平。司马梗军、王龁军也在河内新军的协助下全力遮绝赵军粮援，阻击赵军合拢。当时，整个河东战场的形势应该十分危急，整个战场几乎就是冲与堵的世界，只要秦军有一路被突破，秦军就会满盘皆输。
赵括被围后，一直率领将士奋力作战。他将主力分为四路，轮番突围，同时也等待救援。这时赵国也急忙斡旋着，四处嫁公主质公子，但因为有之前与秦议和的暧昧信号，加上秦国的外交威胁，各国基本坐视不管，比如“赵人乏食，请粟于齐，齐王弗许”。
赵军在断粮的情况下，漫长地等待、突围、等待……一直坚持了四十六日。这时，一些绝望并饿极了的士卒终于丧失人性：“九月，赵军食绝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这个关头，主将赵括终于决定以死相拼。若不是抱着殉国的念头，一军主将是不大会亲自上阵肉搏的。而赵军这位上将军终于“出锐卒自博战”，后被秦军射杀。然后，“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阬之。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
惜墨如金的史料中，这么不经意的一笔也足让人唏嘘：“赵括出锐卒自博战，秦军射杀赵括。”这将是怎样一个场景？那个断粮将近两个月军队的年轻将领，他那枯瘦的身躯纵然跃出营垒，披头散发，满目血丝，手握长剑向敌人厮杀而去……突然，两支弩箭飞速射来……就这样，赵括死了，死在他一生唯一的一场指挥战中。之前他没有像乐毅那样明哲保身，也没有像廉颇那样“稳健”消磨，他只是用他那年轻的锐气、军人的宿命，以及还没有来得及接受实战锤炼的智慧与才华，匆匆殉葬了一场历史的必然。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啊？历时三年，双方参战兵力不下百万。若从白起后来对秦昭王“秦卒死伤过半”的论述中，推测赵卒至少应有相当的死伤率，那么此战中湮灭的生命也有将近百万。这百万的生命下，战争结果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胜负本身，既然是一场超越了胜负的战争，那么对其意义的评估自然也不应该只限于胜负本身。白起若是一位真正的军人，那么他会对秦昭王说：这场战争，死伤过半，多数将领战死，其实秦军未胜，赵军未败，唯一不同的是，赵括死了，我还活着……
的确，整场战争，秦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其国力消耗使得秦人东进的步伐不得不减缓。而这些代价，显然不是在廉颇任上创下的。若赵括真的只是“纸上谈兵”的庸材，他又怎会使他那一生未有败绩的对手——战神白起得到如此重创？赵括死了，赵军降了，但是在战略上，赵括却消耗掉秦国的大部分有生力量。若非如此，便不会有邯郸之战的胜利——两年后（前258年2月），秦五大夫王陵领兵包围了赵都邯郸，以图灭赵。赵国军民同仇敌忾，打响了艰苦卓绝的邯郸保卫战。最终在赵国军民及信陵君等他国义军的共同努力下退了秦军，上党，终于复归赵国。上党重归这一天，不知长平谷地的带血长风，是否稍有舒缓？永远长眠于那片土地的故将赵括，是否也可以泉下一笑？比文字更有说服力的历来是出土实物。而今，位于现在山西高平的长平之战一号尸骨坑的发掘，算是我国近年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成就了。从那些狰狞残破、身首分离的尸骨中，从那些嵌在胸骨或者胯骨中的三棱箭镞中，依稀窥得一鳞半爪的当年血腥。
1951年4月20日，在高平县釜山乡老背坡村发现了一具男性骨骼和一把随身佩剑。尸骨的胸膛内有二枚扁型三菱青铜箭头，经分析，箭头是典型的秦制弩箭。从箭头方向看，是从背部射入体内。从牙齿磨灭面分析，死者年龄在30岁左右，骨骼加肉体分析，身高在1.75cm左右。而他腰间右侧的佩剑，剑长52厘米，格卫宽5厘米，重610克，青灰色长锷，无绿锈斑，坚韧锋利，格卫两面为“虎头纹”和“兽形纹”，铸工考究，纹刻深明清晰，剑刃有撞击痕迹。只是，这剑却无铭文以佐证身份。
而高平民间也有一个传说：赵括死于高平县釜山乡老背坡村。传说虽然不等于史实，但毕竟虚实相杂，不可摒弃。据说，“老背坡”的意思是“老兵背着赵括来到此坡”。《泽州府志》《山西通志》记载：“赵括乘胜追至秦壁，即今省冤谷也，其谷四周皆山，唯前有一路可容车马、形如布袋，赵兵既入，战不利，筑垒坚守……后括自出搏战为秦射杀之。”《东周列国志》和《泽州府志》的记述类同：“赵括追造秦壁，西北十余里”。当时长平治所在今王报村，从此计算“西北十余里”，正是今釜山地夺掌村一带。按照《高平县志》中赵括追秦兵的记载：“其谷四周皆山，唯前有一路可容车马，形如布袋”，根据地形分析，只有釜山乡地夺掌村符合其条件，它的确形如布袋，也能容下数十万兵马作战。
但那具两千多年前的尸骨与佩剑，究竟属于哪一个鲜活的生命，已不好论断了。我悲哀地望着他那茫然空洞的眼眶，他却若有所思着不暇与我对视，恍若隔世之后，我只好遥想他当年的目光和面容了——其实，历史有时候留一个悬念也挺好。
古长平在今高平市城北10公里的长平村，春秋时称泫氏，战国时改为长平。相传，华夏始祖炎帝生前就活动在泽潞盆地，逝世后葬于羊头山东南的庄里村。而这个有着美好传说的地方更浓重的却是2300年都没法抹去的阴霾。许多地名、村名都是长平之战的产物，如箭头村、参军村、围城村、哭头村、空仓岭、将军岭等。围城村，相传为赵军被秦军围困而得名；赵庄村，相传长平大战后，此地成为一片废墟，当地赵国百姓为使子孙后代不忘赵国，遂将此地改名为赵庄；谷口村，相传是白起坑杀赵军的地方，因此，谷口村又名杀谷、哭头、省冤谷，甚至，谷口村有一种风味小吃“烧豆腐”俗称“吃白起”，连煎带煮，然后再大口啖之，何其快也……
位于高平市城西5公里处，有一座奇特的骷髅王庙，现骷髅王庙为清代遗迹，庙内还塑有赵括夫妇像，但据说它为唐玄宗始建。李隆基作潞王时至此，见白骨遍野，头颅成山，触目惊心，遂“择其骷骨中巨者，立像封骷髅大王”，以祭奠那四十万悲凄的孤魂野鬼。为骷髅立庙，在讳言死事的传统文化中算是特立独行了。很多年以后，明代有一位诗人于达真路过这里，他写道：
〖此地由来是战场，平沙漠漠野苍苍。
恒多风雨幽魂泣，如在英灵古庙荒。
赵将空余千载很，秦兵何意再传亡？
居然祠宇劳瞻拜，不信骷髅亦有王。〗
后世的文人说话总是相对容易轻松的，不过，或许只有见识过战争的人，比如李隆基，方能理解那些千古的苦涩和哀怨。长平那带血的风已经远去了两千多年，可那些骷髅，他们黑洞洞的眼眶还在定定地凝望，在里面，有鲜活的记忆，有不散的怨念，有永远无法忘记的喜怒哀乐、离合悲欢……
〖千秋悲风话夜长，几夕丹水忆秋凉。
由来纸上总归谑，谁信骷髅亦有王？〗
历史闲情篇
闲话闲人
〔文／愚人〕
我有过闲得极度无聊的时候，就不免想起了那些远在天边的闲人朋友，这时候我自己差不多也成了闲人，准确地说，是有了做闲人的条件，但倘若我在美国一望无际西部大平原一座小城市的华屋里，或者在国内一座陌生城市的旅馆里，没有当地的闲人朋友聚在一起，却还是当不成闲人。
看过一些以“闲人”命名的现代小说、随笔，或者这些书里描述的闲人，总觉得仍然不象真资格的闲人。以前读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闲人》，那里面的主人公沃斯美尔金，也就是作者想赋予闲人称号的人，在我看来，无非是一个很悠闲，富有的小地主，空闲时间很多，有很多无聊，因此就想出了建造一间澡堂，里面放着一张沙发，可以长时间躺在沙发上泡澡，舒舒服服地打发时间，然而还不是咱中国文化意义下的闲人，因此我疑心西方社会里，无论是中世纪，还是近现代，究竟有没有那样的闲人？我所知道的老美朋友，总是匆匆忙忙地工作，闲暇时间固然不少，却也是匆匆忙忙地玩耍，即使长时间失了业，躺在海滩的躺椅上喝可克，闲固闲矣，但仍然没有资格当中国文化意义下的闲人。在日常生活的语言里，“闲人”这个词，用在自己身上，往往带有自嘲，比如某人说：“我成了闲人”，可能是说，那人原来是有职有权的官儿，现在单位上搞整改，把他整下来，位置让给了梯队新人，于是只好成天泡在办公室里喝茶，读各种各样的报纸磨时间，他心不甘，想为社会主义多发挥一点光和热，便发牢骚了；用在他人身上，却多少带有羡慕，比如说某人：“他是个闲人”，可能说那人清闲而又不为生计操劳，我们却还要每日辛苦工作，下班回家忙不完的家务事。
闲人，按字面意思讲，就是闲散之人，闲适之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贾二爷，被妙玉嘲弄为“富贵闲人”，便是这样的人。这些人成日里锦衣玉食，斗鸡走狗，属于闲人阶层里的上等。属于这等人里的还有闲云野鹤般的隐士高人，贵肯定不贵了，富也谈不上，但志向之高洁，修养之深厚，却是贾宝玉等纨绔子弟望尘莫及的，要不然为什么二十四史的隐逸传会连篇累赘地记载他们的事迹？两汉之交隐居富春江的严子陵算一个，五代北宋之交隐居华山的陈抟算一个，北宋时隐居杭州孤山的林逋算一个，至于富贵闲人，多倒是多，可青史大约不想为他们留下位置。
有些史书上没有痕迹的闲人，似乎名气没有上隐逸传的大，却仍然受到当时高级知识份子的推崇。比如现在叫的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就在《梦溪笔谈》里称赞一个叫杜五郎的农民，“唯有屋两间，其一间自居，一间其子居之”，“不出篱门凡三十年矣”。那杜五郎的事迹惊动了当地县官亲自去拜访，那人很谦虚地对县官说：“村民无所能，何为见访？”县官问他为啥不出门？他却说出了门的，指着门外一棵桑树说：“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树下纳凉，何谓不出门也？”县官问他靠什么维生？他说靠卖药，但时有不济，“乡人见怜，与田三十亩，令子耕之。”问平时呆在屋里干些啥？答：“端坐耳，无可为也。”已经远远超过了印度传教士达摩先生面壁十年的记录。问看书吗？答二十年前攻读过一本书，当时也颇喜欢书中议论，现在也忘了。县官观察到杜五郎“气韵闲旷，言词精简”，于是结论到：“有道之士也！”
这样的闲人已经不是简单的“闲”了，换句话说，他的闲不是一般的闲人闲得出来的，业已闲出了“道”。难怪沈大学问家听说这件事以后，“不觉肃然”。确实该肃然，就凭杜氏三十年足不出户，又不是植物人，或者瘫痪重病在床的，好端端一个正常人，古今中外，有几人能及？我不禁想起前段时间抗非典，搞自我隔离，呆在图书满室的屋里，外加电话、电视、还可整日上网聊天，才两个星期就坐不住了。
然而，无论闲云野鹤般的隐士高人也好，富贵闲人也好，都不是传统社会主流意义下的闲人。主流意义下的闲人是被迫当的闲人，是为生计所迫只好权作的闲人。历代文献小说里这样的人很多，成为一类非常典型的传统社会里的人物。
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如，早期的有齐威王的优人淳于髡、汉武帝的优人东方朔。东方朔给汉武帝帮闲，以滑稽诙谐讨武帝喜欢，虽然地位不低，但也不算很富足，武帝赐他吃肉还得捎带些回家，弄得衣服上浸满了油迹，可见依然是靠当闲人在讨生活。类似的还有《水浒传》里的高俅，靠踢得一手好毽讨还是太子时徽宗皇帝的欣赏，后来徽宗即位，他也平步飞升，由闲人而当上了太尉。《红楼梦》里的贾政，身边就跟着一大堆宾客，陪着贾政聊天，尽拣最好听的奉承话，说得贾政满心舒服，被称为清客相公，眼睛盯着贾家有钱有势，除了蹭上几顿油大，更宏伟的目标是，倘若贾政有一天能官拜总督、巡抚一级的大官，他便可以成为贾政的幕府宾客，随之而入仕。可惜贾政运气不佳，官终于没能做大。《儒林外史》里的权勿用，景兰江也属于这类，吟诗作赋的水平比贾雨村差点，所以只能陪娄三公子一类混球装假斯文，官是别指望当了，因为娄三公子自己都没官可做，但饭还是可蹭来吃的，被称为“打秋风”，虽然一次酒后失态，被巡夜差役铐了去，到底人不算坏。坏的是《金瓶梅》里的应伯爵，依附于西门庆，给西门庆打烂条，想方设法霸占良家妇女。逮至近代，李吉人小说《大波》里的吴凤梧，从川边（今四川省甘孜依藏族自治州）巡防军一个管带（相当于现在一个营长）下来，时时往满清四川总督衙门里的处级干部黄澜生公馆里钻，也是最会凑趣，陪着黄澜生摆龙门阵，无非想在省县衙门里谋个吏员干干。
不管怎么说，这些闲人的经济条件还不算太差，牙祭可以靠帮闲去蹭，家里总还有粗茶淡饭吃的，只是寡油少盐罢了。吴凤梧虽然埋怨天天吃“豆腐干炒韭菜”（一道有名的四川家常小菜），但豆腐干炒韭菜毕竟还下饭。等而下之者，是鲁迅笔下的阿Q、小D、王胡，穷得来不但常常揭不开锅，而且连个象样的窝都没有，却仍然属于闲人群落。他们闲的功夫在晒太阳，在太阳下面比赛捉虱子，这自然是为了节约能量，俗话说得好：“不能开源，就只能节流。”这类穷苦的闲人在闲人队伍里占了最大多数，农村里尤其多。如果改革开放前你下过乡，准会有这样的印象，村头总有几条汉子在那里懒懒地晒太阳，一见着异乡人进村，他们会呆呆地望着你半天，这些人正是新社会农村里的闲人。
记得二十年前，我们几个朋友在一个新开辟的“湖”，其实是一个大型堰塘里划船玩。那天下午两点钟时，发现湖边土坡上有个戴草帽的农民，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上船，整个划船过程里，他都望着我们的小船。到了六点过钟，当我们下船时，他还坐在那个土坡上望着我们，等到坐上长途汽车后回首土坡，暮色中土坡上一动不动的黑色背影，还是那黑色的椭圆形草帽阴影，衬托着天边的红霞，成了一幅绝妙好图。这位新时代农村里闲人的闲功当然赶不上杜五郎，但也不错了。
《梦梁录·卷十九·闲人》条里，把南宋首都临安的闲人队伍分成六类。一、食客，其中最本分，也最不象闲人的是所谓“馆客”，专门给富贵人家的子弟当启蒙教师。其他的则能陪主人谈古论今、吟诗作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在今天看来，他们不是中小学教员，便是艺术、体育界的专业人士，那时却只能依附在富贵人家作食客。二、无成子弟，能文、知书、写字、善音乐，门门懂，样样不精，所以一事无成，只好陪富豪子弟“游宴执役，甘为下流”。三、四、五等谓之“闲汉“，干的多是为人写请柬一类营生，或者为生意撮合交易，比较差的，则为妓女拉皮条。至于第六类，就是街头的泼皮和地痞。
《梦梁录》没有列出女闲人于其中，是不是女的就没有闲人了？有！不但有，还大大地多。《水浒传》里为西门大官人和潘金莲拉皮条的王婆就是。王婆比较典型，她代表了一大类诸如三姑六婆这样的女闲人，这些女闲人中水平比较高的是跳神巫婆一类，专为人怯病除灾，收取钱财，许多尼姑本质上也属于这类人，高级者奔走在达官贵人的深闺绣户之间，为吃斋信佛的太太小姐培训理论知识，或者担任心理医生。职业女闲人则是媒婆，就是现在的婚介所的工作人员，那个嘴巴可以把死人说活，活人说死。一般的女闲人则在左邻右舍、三亲四戚间串门，东家长西家短地嚼舌头，明清话本小说里描写的这类女闲人很多。
由此观之，闲人是吾国传统社会里一大特色，是中国文化里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用正统的西方阶级斗争学说去分析我国古代社会，往往忽视了闲人的存在，最多把《梦梁录》里的第六类列入流氓无产阶级的范畴，把一、二类归入地主阶级的附庸知识分子阶层里，道理不是没有，但却忽略了一、二、三、四、五、六类闲人，还有女闲人的一个共同特点，那便是一个“闲”字。如果仅仅从表面上做文章，好象同样也可以按照《梦梁录》那样去定义西方的闲人，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强调闲人的中国特色？
问题出在产生闲人的渊源不同。如《梦梁录》所论，闲人的概念肇始于战国时期，“孟尝君门下三千人，皆客矣。”孟尝君是战国时期最有影响的养食客者，有个叫冯欢的，家贫，听说孟尝君好客，便去依附他，他从要房住，要鱼吃，到要车坐，孟尝君都一一满足了他，可当他进一步提出要孟尝君给他一个家时，孟尝君不高兴了。孟尝君靠自己的食邑养三千食客有困难，就叫他去催收以前在薛地放的债，可他一到薛，便把债契一把火烧了，孟尝君大怒，把他召回责问，他指出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孟尝君建立爱民的形象，孟尝君听了后懂得了冯欢为他营造形象的苦心，便请他原谅。后来他说动了齐王恢复对孟尝君的信任，而就在孟尝君在齐王面前失宠之时，那三千宾客都不辞而别，只有冯欢一个人在危难时候帮助了孟尝君，孟尝君这时候才真正明白了冯欢烧债契的先见之明，可见食客里还是有真才实学的。战国时候，养食客的不止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他们都养有上千人的食客。这些食客都是他们在政治斗争时的爪牙、谋士，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以后，养食客的风气扩大到大商人，如吕不韦，到一般的大官僚，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到清末，只不过人数大大减少。减少的原因在，不象战国时期，王侯都有大的食邑，其经济条件足以支持庞大的食客群，后来的大官僚养食客的经济来源，少数来自自己的俸禄，多数来自朝廷的拨款，最多也不过象曾国藩那样养几十人而已，这样的食客组被称为“宾幕”。宾幕的形式推而广之，便是有钱人家里的三、五个清客相公，功能上则退化为富贵人家子弟找乐子、凑趣、出主意，当然，待遇也相应减少到蹭饭吃了。
由于原始食客大部分闲着无用，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就象孟尝君的食客冯欢那样，平时养尊处优，关键时刻看贡献，这样的习性被后来的闲人继承了过来，这才有了一个“闲”字。“闲”字到了两汉以后，靠老庄学说，又有了理论深度，于是闲人便闲得心安理得，闲得越发有水平了。
穷苦的闲人往往是历朝造反时的积极分子，即使到了土地革命时期，也依然如此，陈忠实的《白鹿原》里的农会就靠这些人建立起来的。后来解放初期土改时组织农会斗争地主，这些人也踊跃参加，他们闲得家徒四壁，甚至上无片瓦，却有的是空闲，如何不踊跃参加农会？所以后来进入农会领导班子的也就比较多。1964－1965年的四清运动里清理多吃多占，所谓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基层干部中，就有许多是解放前的闲人，其实把他们的搞腐化说成是阶级敌人拉下水实在是冤枉，那时地主富农在农村形同罪犯，有何资本来拉拢他们？他们之所以丧失革命意志，主要还是一个“闲”字在作怪。
解放后食客风气表面上消灭了，因为没有哪个人敢养食客，而且也养不起食客，但闲人的作风并没有绝迹，如果环顾周围的朋友中，或许你能够找到几个古代闲人的影子。电视连续剧《闲人马大姐》里的马大姐便是其中之一，马大姐退休在家以后在街道闲着无事，无事便找闲事，闹了许多笑话。比马大姐还要闲的是胖子潘大庆，一个在社会上鬼混的京师青年，似乎是闲人马大姐养的一个闲人，有事没事往马大姐家里跑，嘴里爱唠叨什么：“咱有钱人！”但“有钱人”常来马大姐家，目的还是一个蹭饭吃。
我有一些高中同学也特爱串门谈天，虽说不是专门蹭饭，但闲谈的时间却特别充裕，有时可以谈上三天三夜。长夜清谈，却略无倦色。那时侯大家钱都不多，谈饿了就去小面店各付各的帐吃碗小面，然后继续开谈。从天上到地下，从政治到艺术，从科学到玄学，从历史到女人，总之，无所不谈。我曾经加入过这样的清谈小组，不能不承认在这些闲人活动里得到过极大的乐趣，特别是内中几个同学，天生的会凑趣，你任何专业，任何业余爱好的话题，他都能接上，还能够不失时机地启发你的表现欲，使你从谈话里感到自己的价值而快乐，他们真正有古闲人遗风也！后来太忙，加之在外地工作，也就自动脱离了准闲人的组织，但我仍然怀念那时虽然穷，却也快乐的闲人时光。最近十多年来，闲人同学们又创造了新的活动方式，那便是“同学会”。前年的同学会是庆祝高中毕业几十周年纪念，曾经向在美国的我发过邀请函，我自然无法赴会。后来听说大家租了一所渡假村在里面聚谈了两天两夜，而渡假村的钱是一两个大款同学付的，再也不是过去那样各付各的帐的窘境了，似乎其他人都成了大款同学的食客一般，复古也真复到了家。
古典的闲人生活于我虽然绝了缘，然而，……和这个论坛上大多数人一样，有了网，却又以虚拟的面目变成了信息化时代的闲人，谁说不是呢？
春日怀想录
〔文／梁惠王〕
一提起古文，很多人就要说唐宋八大家，我也曾拿了他们的文章苦读，却死活读不出感觉。简直是青菜豆腐，寡淡无味。明朝的后七子说“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我真想跟他们握手，泪眼婆娑地从咸咸的嘴里迸出三个字：“知音啊！”
古文里除了一些先秦经典之外，我最喜欢的就是汉代的诏令了。读《汉书》的时候，每每遇到诏令，就有抄写和背诵的冲动，借用五四散文家们的口吻来感叹，就是“那是怎样朴茂渊雅的文章啊”，除此之外，我会觉得没有什么词可以表达我的心情。“朴茂”这个词也是跟吕思勉这个老头子学来的，他虽然“博学”，却不够“鸿词”，胸中的单词量真的不大，读他的《经子解题》，谈到他自己喜欢的文章，他除了“朴茂”，还是“朴茂”。唉，也许真的只有这个词是最恰当的罢。虽然我想说，学者们读书固然很多，但是一碰到表达的时候，反比不上不学无术的“文学家”们，后者把无说成有的本领那真是天生的。
今天温经累了，又翻翻笔记，有一本笔记上抄满了密密麻麻的字，七歪八倒的，我自己都有些脸红。你们知道，我的钢笔字是很牛比的，迄今为止我还没碰见一个熟人比得过我。有的人敝帚自珍，说我的不如他（她）的，其实他们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是我的字要是不认真写，也是很烂的。比如这些字就比较烂，但那文章却极好，都是汉代的诏书，是我以前为了背诵的方便而特意抄录的。我抄书，一度因为有人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实践了这么久，我才要学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一句“我看不见得”。当然，好文章抄撮在一起，的确读起来比较方便，所以我怀疑那句俗语的真正意义在此。
这些诏书我曾经读得很熟，差不多都能背诵，现在竟也生疏了。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我年轻的时候，宋词能背数千首，同一个词牌多的就能背几十首，甚至别人念一首词的前几句，我就知道它的词牌名。真是看不见的“财富”啊，那时我认为这些“财富”可以保存到死，“金城汤池，子孙帝王万世之固也”。可是没想到现在也忘了十之七八，记性真不可恃！“年一过往，何可攀援”，不服老不行。孔子说：“学而时习之。”我怀疑这句话他老人家也是在老之将至的时候说的。
慨叹了一声，开始温习。读下去，停住了，文帝元年春天的一篇诏书很有意思：
〖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
春天是万物萌生的时节，古代人看见草木生长的样子，觉得它们应该很快乐，如果抛开阴阳五行哲学不管的话，这些看法还是很有想象力的，简直有点像童话。既然草木都这么快乐，有些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却过得这么糟糕，实在有点不应该。所以诏书里说要给这些过得糟糕的人发点救济品，让他们和草木起舞，也快乐起来。《诗经》里说：“隰有苌楚，猗傩其华。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这是人艳羡草木无知无识，不像他们一样能感受痛苦的。但我要说一句，这虽然是诗，看法却稀松平常，溢不出我们大多数人的联想之外。反不如本应庄敬严肃的诏书更有性灵之趣了。
读到这里，于是我不读了，决定放下书本去踏青，看看草木畅茂，其乐只且。
好名的汉文帝
〔文／梁惠王〕
汉文帝刘恒是西汉的一代明君，后世士大夫们提起他，脸上无不露出一副温情脉脉的神色，显得非常陶醉。他们认为这样的君主才是封建社会罕有的亮色，足为楷模。说老实话，这点的确应该承认，文帝是比较贤明的君主，不过他也有自己的可笑弱点，就是过于爱好声名，有时甚至达到了虚假的地步。
一个人爱好声名，看似是件好事，实则也很难说。较早的时代，上至王公卿相，下至贩夫走卒，只要能留名竹帛，无不想实现而甘心焉。所以有钱的就铸个把大鼎，把大名往上刻；没钱而又自负其才的，或者去当门客，或者去当刺客。如果有老母要赡养，不得已躲在闾巷里屠狗杀猪，那是无可奈何的事，他们自己也以为是污点，说出来都惭愧得不行。王侯们铸鼎留名的动机既然不纯，和我们老百姓的关系也不大。我们这些碌碌无为的民众喜欢的是青天大老爷包拯这种类型，因为他能帮我们伸冤报仇，解决吃饭穿衣这类实际问题。所以相对包青天而言，那些铸鼎自娱的王侯将相，我们顶多艳羡一下，感慨自己不能到达那位置罢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声名实质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暴君秦始皇也爱惜声名，他对声名的理解和普通人是不同的，他认为自己“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可至万世而不朽，因此到处刻石，“光垂休铭”。而老百姓却觉得“天下苦秦久矣”，恨不能和他同归于尽。所以说，爱惜声名并不能让人一定做好事，还得首先要分清“好名”和“臭名”。秦始皇肯定不会认为自己“执敲扑而鞭笞天下”是臭名昭著的行为。后世的桓温大概知道了，但是他说“不能流芳千古，宁可遗臭万年”，破罐子破摔，他的意思是你看着办罢，反正我不能白活这一世，“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好歹得向后世证明一下，我不是没存在过，我“活过，恋爱过”，还有——造反过。如果桓温当初反叛成功，他可能就被谥为太祖高皇帝了。就像曹操，干的不也是篡位的事吗，可人家被响当当地谥为魏太祖，在《三国志·魏书》里神气活现地排着首位。
当然，汉文帝不属于我们上面说的这些情况，他是很能分清好名恶名的，而且始终坚决地向着好名的路上一路狂奔。他也很有智慧，能在当时波谲云诡的政治环境中坐稳皇帝的位置，并使国势蒸蒸日上，很不简单。他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既打击了权臣，又削弱了诸侯王势力，还留下了仁厚的名声，手腕实在高明。但是他好名显然好的过了，有时候不但是好名，甚至是死要面子，显得有点虚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