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剑舞，古时男子在大型的登基、祭祀等活动时还从事一些动作古怪的集体舞表演。比如周天子的著名大型乐舞“八佾（yi）舞”，8人为一佾，八佾共64人（好象有一个ID叫八佾舞）。随着叮叮当当的青铜乐器的奏响，这些男子缓慢整齐的开始舞动身架，表情凝重，举止有度，动作整齐的象现在大型体育比赛开幕式上的集体操表演。估计当时的人也不一定爱看。但它是天子“礼乐”的重要组成，是王权的象征。周天子可以有八佾舞，诸侯、大夫和士人只能是六佾、四佾、二佾这样递减下去。有胆子大的臣下乱了法度，越级在自家后院偷偷跳起了八佾舞，被上头拉去砍了脑袋。渐渐地，对周王朝这类并不好看的简单舞蹈和不动听的原始音乐，人们参与的热情越来越低，到了春秋时代，随着东周王朝的没落，就完全没有人玩了。于是孔子大叹“礼崩乐坏”。
舞蹈一经女子参与，便从一件鲁直之物变成一颗绚丽明珠。如诗经里的《简兮》有这样的内容，“简兮简兮，方将万舞……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这时，舞和美就完全联系在一起了。可是战国和秦朝时期，所有人都忙着打仗，舞蹈再美也没人看的话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发展了。所以这个时期没有什么著名舞蹈传世，也没有什么著名舞蹈家名世。
汉朝有两位非常著名的舞蹈家，一个是戚夫人，一个是赵飞燕。汉高祖刘邦的宠姬戚夫人，是历史上著名的舞蹈家，擅长表演“翘袖折腰”之舞。甩袖和折腰是她独有的绝技，动作花样繁复，婉转玲珑。舞时只见两只长袖凌空飞旋，娇躯翩转，甚至具有视觉韵律美。每当月夜降临，皇宫里众人酒兴正浓，刘邦击筑而歌，戚夫人伴以楚舞，为当时一大胜景。可惜这位一流的艺术家结局极惨。刘邦死后她为恶妇吕后所不容，被吕后这个“人渣”活体肢解为“人彘”，惨不忍睹，把当时的皇帝都吓出神经病来。读了唐朝诗人李昂《赋戚夫人楚舞歌》，“黄泉白骨不可报，雀钗翠羽从此辞。君楚歌兮妾楚舞，脉脉相看两心苦。”再联系她的遭际，就是铁石心肠，也会潸然落泪。古今中外，对美丽最仇恨的，往往就是丑恶。譬如吕后之于戚夫人，慈禧之于珍妃，黑心皇后之于白雪公主，便是明证。
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也是历史上名气很大的舞蹈家。她原名叫赵宜主，自小身轻如燕，一阵清风吹来，便有翩翩欲飞之态，故当时的人称她为飞燕。久而久之反而没有多少人知道她的本名了。这样的人天生就是舞蹈家，舞艺自然十分精湛。她曾开创了一种十分绝妙地舞步，称为“踽步”。走起踽步来，赵飞燕“若人手执花枝，顫顫然”，妙不可言，风也会为之一醉。据传她善行吐纳之术，会通过控制呼吸来减轻体重，能在人手掌托起的水晶盘上翩翩起舞。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么她就是舞林传说中的掌上舞蹈家。吐纳之术是不符合科学原理的，一个人如果能作掌上舞，唯一的解释就是她太瘦了。或许汉成帝觉得赵飞燕的掌上舞过于象杂技而不是真正的舞蹈，或许汉成帝原本并不喜欢过于骨感过于瘦小的女人，后来赵飞燕渐渐的被冷落了。不甘寂寞的赵飞燕开始偷偷交男朋友，给汉成帝戴了不少绿帽子。到底多少顶谁也不知，总之在真实的数字上再加上一个更大的数字是史学家们的专长。
南北朝时代北齐后主高纬的贵妃冯小怜，是一位奇女子。她出身侍女，自小接受过规范的歌舞训练，舞蹈水平在高纬的后宫无人可比。她有一项本领，就是可以把舞姿和按摩技巧结合起来。这种超级马杀鸡三温暖外加艳舞的手段果然把高纬迷的神魂颠倒。冯小怜是个天生的尤物，据说她的身材凹凸有致，曲线玲珑，十分性感。由于冯小怜身材实在太好，高纬觉得不拿她来创收实在可惜，于是就让小怜在大殿里玉体横陈，摆出各种妖媚体态，供臣下参观。当然这是要收门票的，价格远远高于张惠妹演唱会的门票。冯小怜对高纬也体贴备至，就在北齐快要亡国的当口，为了安慰情绪低落的高纬，竟然组织了一个宫女脱衣舞团，在高纬面前大跳脱衣舞。高纬看的很高兴，开心地说：“这是忘忧舞呀！”当然我说的这些，除了冯小怜的美貌和善于歌舞外，很可能统统不是事实，而是文人的杜撰。因为文人历来喜欢在一个亡国帝王背后找出红颜祸水的源头，并添油加醋地把这股红颜祸水弄的浑浊无比，以此来彰显自己“找到了答案”的“智慧”。“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女人，一个失败的男人背后总有一股祸水”，对这种逻辑我向来是怀疑的。
舞蹈发展最为灿烂的时期是伟大的唐代。无论哪个方面，唐代都是中国历史上极其完美的时代。唐初，以武功定天下、文德绥海内的唐太宗将《秦王破阵乐》制成大型乐舞，据说有128名乐工模拟当年秦王李世民征战天下的战阵，披甲执戟。此舞变化多端，每种变化中包含四个战阵，有来往、快慢、击刺等舞蹈动作，与《秦王破阵乐》音乐节拍相应。据说此舞表演时所有观众见其“抑扬蹈历，莫不扼腕踊跃，懔然震悚”。文武百官山呼万岁，跪倒一片，纷纷说：“此舞皆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当年玄奘在印度讲经时，印度的戒日王问及中国的情况，特别谈到了歌舞，他说：“师从支那来，弟子闻彼国有《秦王破阵乐》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复有何功德，致此称扬？”玄奘随即口若悬河，盛赞了唐太宗统一华夏、四海宾服的功绩。当讲到《秦王破阵乐》的雄壮歌舞时，戒日王听得十分神往，当即表示：“我当东面朝之”。
《秦王破阵乐》属于大型武舞、健舞。这类舞蹈动作矫健有力，节奏明快。另外一种非常著名的由女子来完成的健舞，是公孙大娘的《剑器舞》。杜甫小时候在河南郾城曾见过公孙大娘的表演的剑器舞，五十多岁的时候又看到公孙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的剑器舞表演，十分感慨，写下了著名诗篇《剑器行》：“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罐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剑器舞讲究舞者“柔姿雄装”，也就是说，舞者必须要有窈窕的身段和姣美的长相，穿上武服以后，一种“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英姿飒爽令人为之倾倒。草圣张旭，未出名时有幸观看了公孙大娘的剑器舞，二话不说，回家闷头思考了好几天，终于豁然开朗，书法有了实质性的突破，能“挥毫落纸如云烟”，笔法里隐隐然有公孙大娘的舞姿在里面，张旭终于成为书法大家。
到了开元年间，唐玄宗初时曾宠爱一位叫江采苹的女子。江采苹最拿手的舞蹈绝活是惊鸿舞。初见玄宗时江采苹表演了一段惊鸿舞，只见她白衣胜雪，舞姿翩翩，缓时如白云飘过，迅时如惊鸿飞起。唐玄宗是个大行家，竟然也看的目瞪口呆。后来江采苹大受宠幸，被封为梅妃。玄宗在她的宫里种满了梅树，每当梅花盛开时节，梅妃在宫中随着笛声翩翩起舞，如惊鸿般轻盈，微风吹来，梅花缤纷落下，梅妃的舞影翩跹其中，众人早就看的痴了。
然而这一切，随着杨玉环的到来，一切都改变了。随着《霓裳羽衣曲（舞）》的面世，擅长惊鸿舞的梅妃已被唐玄宗抛到了脑后。唐代乐舞的最高颠峰之作就是《霓裳羽衣曲（舞）》。《霓裳羽衣》由唐玄宗创作乐曲，杨贵妃表演舞蹈。《霓裳羽衣》有三阙。第一阕是：“骊珠散迸入拍初，惊云翻袂影，飘然回雪舞风轻，飘然回雪舞风轻。约略烟蛾态不胜。”第二阕是：“珠辉翠映，凤翥鸾停。玉山蓬顶，上元挥袂引双成，萼绿回肩招许琼。”第三阕是：“音繁调骋，丝打纵横；翔云忽定，慢收舞袖弄轻盈，慢收舞袖弄轻盈，飞上瑶天歌一声。”从文字里就可以看出来，此曲此舞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见。正如白居易《霓裳羽衣歌》所说，“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白居易似乎有暗恋杨贵妃的迹象，因为只有这种激情才能促使他写出《霓裳羽衣歌》和《长恨歌》这样流传千古的诗篇。
皇家经常表演《霓裳羽衣曲（舞）》这样的大型乐舞，民间也有自己的舞蹈，例如盛行一时的自娱性歌舞《踏歌》，就是民间的佳作。歌舞在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引领下很快成了一种举国时尚。开元年间，宫廷曾组织元宵佳节盛大庆祝活动，几千人参加《踏歌》表演，载歌载舞，这种狂欢连续三日，盛况空前。李白曾经写过的《赠汪伦》里就提到过这种踏歌舞。当时李白即将坐船离开，忽听到老朋友汪伦从远处赶来的声音。只见汪伦一边用高亢的嗓音唱着类似于“送战友，踏征程”这样的歌子，一边迈着“蓬嚓嚓”“蓬嚓嚓”的轻快舞步，踏歌而来。李白大受感动，眼睛一酸，双眼皮发软开始开闸泄洪，泪水滂沱而出。稍待镇定，迅速提笔写下了四句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正如好诗被唐人作尽，自唐以后，中国古代的舞蹈也开始走向没落。中国古代历史上所有美轮美奂的舞姿，被上古时代一网收尽。进入中古时代以后，中国便和轻灵曼妙的舞蹈绝缘。自五代时起缠足之风盛行的一千多年里，中国便再也没有真正的舞蹈家了。因为女子一旦缠足，如何能表现出汉之长袖、唐之霓裳的炫妙舞姿？三寸金莲，立足尚且不稳，走路还要扶墙，还能舞否？所以才有了苏东坡因见不到汉唐时的舞蹈，而开始想象月宫里嫦娥仙子的舞姿，进而发出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慨叹。
上苑桃花朝日明——记唐朝文德皇后长孙氏
〔文／玉搔头〕
〖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艳妾动春情。
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
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
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
一阕《春游曲》飘荡在春光烂漫的桃花林深处，婉转、清亮地唱响了唐朝女性的最初声音。以我来看，《春游曲》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构成了一种隐喻。上苑桃花明媚鲜妍的意象和“出众风流旧有名”的自负自信，都指向盛唐不老的红颜，她们以自己的明艳照亮了整个时代。所以，我才会选择桃花下一个少女啭呖呖的天籁之音来作为一段叙述的开篇。作为七律，它似乎有失粘之嫌。但反过来说，也可以理解为艺术形式上的自由——近体诗的格律还在摸索之中，还没有经沈、宋之手最终定型。一切都是那么的无拘无束，充满了萌动时的盎然生机。桃色的面颊、嫩柳的腰身、律动的春情……短短的诗行里写满了一个时代的无限春意——那是乐府的流风余韵，是尚未褪尽的民间情趣。
林间放歌的少女是长孙氏。
正史后妃传的记叙是从太穆皇后窦氏，而不是长孙氏开始的。但是，太穆皇后早在丈夫李渊被贬涿郡时就崩逝了。那时候，天下是属于隋王朝的。所以，严格地说，她不属于那个由她的丈夫和儿女开创的朝代。太穆皇后和唐朝的联系是由祔葬、尊号等礼仪性元素构成的；再有，就是为人夫者、为人子者的无尽追忆了。
长孙氏才是唐宫里为人记取的第一红颜。
长孙一支出自北魏拓拔氏。因为是宗室之长，所以他们以长孙为姓，是真正的虏姓。自长孙氏的高祖大丞相、冯翊王长孙稚以降，长孙裕、长孙兕、长孙晟，累世显宦，但总体上看，整个家族的运势看起来似乎略有走低的态势。长孙氏的父亲长孙晟在隋朝任右骁卫将军，长期对突厥进行分化、离间和策反，是葬送突厥霸业的功臣。不过，后人更多是记住了大漠里、苍穹下，他在沙钵略可汗面前一箭双雕的英姿……长孙氏就是这么一位传奇人物的女儿。
按照《新唐书》“后妃传”的说法，长孙晟是听从他的兄长通道馆学士长孙炽的劝说将女儿许配给李世民的。因为他们从李世民的母亲窦氏劝抚突厥女的行为中看到了一种教人肃然起敬的睿智与大气，相信这样的女人一定能造就与众不同的儿子——他们是对的。
但是，两唐书的“高士廉传”都将长孙氏许嫁李世民归功于传高士廉。在长孙晟去世后，长孙氏和她哥哥长长孙无忌不堪忍受异母兄长的冷遇，跟随母亲离家投奔舅父高士廉。如果与李氏的联姻发生在大业五年以后，那倒确实更有可能是出于高士廉的主张。这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不管怎么说，长孙氏都将永兴里舅父家当成自己的娘家，而不是那个不能给她们孤儿寡母以温暖的长孙家。长孙氏归宁舅父家时，高士廉的一个妾媵曾在她下榻的房舍外看见一匹两丈高的马，鞍勒皆具。高士廉请筮者针对这个现象进行推演，得到《坤》之《泰》的卦象。史书上记载的灵异事件，我们大可以一笑置之。但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筮者对长孙氏的论断：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
我更愿意把这看作总结，而不是预言。这八个字与其说由推算得来，不如说是从长孙氏的生活中总结而来。因为她“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在兄弟阋墙渐露端倪的时候尽心尽力地去弥合日益扩大的裂痕；也因为她从不专横地干预政局，却又能很有分寸地对政治施良性影响；更因为她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那些即将和丈夫一起奔赴玄武门的将士得到了长孙氏亲切的慰勉；因为各种原因开罪于皇帝的大臣和宫人得到她的庇护；她将出生不久就失去母亲的豫章公主视同己出，甚至宽恕了曾经虐待过她的异母兄长孙安业……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壮举，是温馨细节的集合，都渗透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可这远比所谓的灵异更能表达长孙氏。灵异在实实在在的主妇生活的比照下黯然失色，因为它们不过是对长孙氏一生的事后肯定，并将其神秘化，或者说，神圣化而已——
那个桃花林里自由自在地歌唱的灿烂少女很快就隐没在遮天蔽日的历史深处了。在我们的视野中日渐清晰和明亮起来的，是长孙氏厚德载物的母性形象，是使人如坐春风的端庄笑容。
我们不曾因先天的相貌丑陋而鄙视任何女性，那只能证明我们有远比相貌丑陋的内心。但是，当西晋皇后贾南风丑陋的脸上出现如此丑恶的表情时，我们会意识到，那其实是无可避免的厄运露出他狰狞的面目，我们必须在接踵而至的血雨腥风里去经历礼崩乐坏、家破人亡的苦楚。在眼前闪回的，是羊献容的无可奈何、冯妙莲的淫荡表情和潘玉奴、冯小怜、张丽华艳丽无伦但并不能使人感到安宁的面庞。即使是独孤伽罗写满妒意的表情也不能够为动荡的年代作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总结。这位强悍的皇后没有为短暂的和平作出多少贡献。相反，她的短视却成了隋朝覆灭、天下再一次分崩离析的远因。
当凝视历史的目光不再囿于将从一时一事，而是将几百年乃至更长时间收入眼底，也许你会同意我的看法。那就是：长孙氏主妇生活里的点点滴滴比李靖纵横江南漠北所立下的赫赫战功、魏征朝堂上的犯颜直谏，甚至比李世民空前绝后的霸业宏图更具有历史意义。那是琐碎细节里表现出来的磅礴大气，是风诡云谲后的波澜不惊——它标志三百多年颠沛流离的真正结束。以贾南风的丑陋开始，结束于长孙氏的美好，两张迥然不同的女性面庞之间，是中国风起云涌的大分裂时期。
现在，风和日丽的贞观时代在一个贤惠女性操持家务的纤纤素手中缓缓拉开了序幕……
就象《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总结的那样：“贞观之治”的概念一直是有力的政治象征，不仅终唐之世如此，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说来也是如此。它甚至可以成为蒙古的忽必烈、满清的乾隆和日本的德川家康的政治样板。那么贞观之治象征什么呢？象征着君明臣贤；文治武功皆有可观；还比较隐蔽地象征了操控历史话语的士大夫们所信奉的政治理念最大限度地得到实践的机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帝王对个人欲望的克制，这也就意味着生活上朴素和政治上纳谏。
如果要为这个已经成为象征的时代寻找一个象征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长孙氏。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贞观之治从底子里讲，是漫长严冬后一个和煦如春的季节：横扫中原的胡风羯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柔和下来了，连隋末的十八路烟尘也尘埃落定了；丽日当空般的朝廷，和风拂野般的政策，丽日和风下，华夷融合正以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深度进行；芸芸众生如此接近传说中田园牧歌式的和谐生活。我不否认，贞观四年生擒颉利可汗于铁山和其后“诸蕃君长诣阙顿颡，请太宗为天可汗”，都是可以夸耀百代的盛事，使我们这个已经略现孱弱的民族有了可以津津乐道的话题。可金戈铁马已经是过去几百年里屡见不鲜的，就是天可汗的无上荣光也不足以将贞观和大业前期完全区分开来。我总觉得这些都还不是贞观一朝的主流。贞观是野火燎原后的芳草吐翠，是破冰后的春江水暖，是一个生长中的王朝象桃花般灿烂开放的无限生机。放眼处，桃红柳绿，人间正是三月天。
——休养生息才是它的主题。
休养生息内在地要求朝廷相对地无为，宫廷绝对地节制。这两点都在长孙氏，而不是李世民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长孙氏以“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为理由拒绝豫闻政事。只有在天子的决定可能带来更多的纷扰时，才会恰倒好处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当李世民预备起用妻兄长孙无忌来辅政的时候，长孙氏就顽固地表示反对。因为她认为这会重蹈汉代吕、霍的覆辙，使朝廷和自己的家族都卷入本可避免的政治旋涡里。除了可以避免麻烦事的事情，长孙氏不想做任何事情。甚至当病情渐有不起之势的时候，她仍不愿意采纳太子承乾的建议，奏请大赦囚徒，度人入道，来为自己祈福，因为她认为“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这可真是至死不渝的“无为”。
长孙氏的简朴也是为史书所盛赞的。不仅她自己的服饰什物非常简朴，对儿子也同样提出克制物欲的要求。当太子李承乾的乳媪遂安夫人奏请增加东宫什器，长孙氏直截了当地说“太子患无德与名，器何请为？”不留余地地拒绝了东宫增加用度的请求。直到弥留之际，长孙氏所念念不忘的，依然是“生无益於时，死不可以厚葬”——这也是一种至死不渝。
相比之下，李世民虽然是贞观的核心人物，却不能象征它的灵魂。他天纵神武、光彩照人。这样的人物似乎不是为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准备的，虽然这样一个年代却因为有了李世民而神采飞扬，比起同以休养生息为国策的文景之治有别样的风采。贞观一朝真正与民生息的时间实际上只是短短数年而已，随后就是“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相继，又服玩颇华靡”魏徵、马周、房玄龄，还有御史柳范，那么多人的劝谏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切。转变如需要一个分水岭，不妨选择贞观十年——长孙氏去世的时间。
为什么是长孙氏成为时代的象征，而不是更具体地影响了贞观朝政治的帝王将相呢？一如西蒙·波娃所认为的那样，男性想从女性身上享受到的美感、温暖和亲密感，不再具有形体的性质……而是变成了它们的灵魂。她是房子的灵魂，也是全家人和这个家的灵魂。她还是那些更大的群体，如城市、国家和民族的灵魂。
长孙氏就是那美好灵魂在历史过程中的绝好载体。这种美感、温暖和亲密感来自于她并不算多的具体事迹，但又超越于具体事迹而成为历史的阅读者阅读历史时心头所弥散的美好感觉——
有回李世民罢朝回到后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
长孙氏问他是为谁发这么大的脾气。天子说是魏征，因为每每当廷给他难堪。长孙氏没说什么就退了下去，换了一身庄重的朝服站在庭前。李世民很惊讶地看着盛装的妻子。长孙氏解释道：“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
除了说教的意义外，这个故事是如此恰当地表现了长孙氏母性的一面和妻性的一面。魏征得到了悉心的关照，而太宗得到了温柔而不伤体面的提醒。当然远不止这个故事：
长孙氏所钟爱的长乐公主出嫁时，希望嫁妆要比姑姑永嘉公主加倍。但魏征听说此事后认为长乐公主之礼若过于永嘉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李世民对魏征的意见本来是不以为然的，就随口告诉了妻子。长孙氏却十分赞赏魏征，派中使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温言勉励他。甚至在弥留之际，长孙氏仍惦记着谴归第的贤相房玄龄，用最后的一点时间为他说情——这是她给臣子最后的关怀，也是一个女性最后一次温婉地给予男性世界以温柔的力量。男性主导的世界“派给女人的所有角色中，这种怜悯与温柔的角色最为重要……女人驾驭男人的力量来自这一事实，即她温柔地提醒他们要适度地实现他们的真正地位”。长孙氏用自己的一生如此完满地注释了别人的论断，使我们在男性无情的政治世界中感受到温柔力量的力度。
当明朝的文臣将背臀裸裎在如雨而落的廷杖下面，当满清大僚在奉旨申饬的太监唾沫横飞的辱骂里可怜地瑟索的时候，他们才会更深刻地意会到那些故事背后的诉求。在我们这样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里，皇帝为君父，文官是臣子，君臣关系被比拟为父子。这使我们的政治伦理在理论上具有一种血缘的亲密感和家庭的温馨感，并依靠这种先天的亲密与温馨来使我们相信传统政治伦理先验的正当性。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时候，这是一种残缺的家国同构。朝廷拟制了家庭的结构，却不能真正地拟制家庭的温馨。不仅不能，弥散在朝廷之上的冷酷空气反过来还消解了家庭内原有的温馨：杀兄、杀弟、杀妻、杀子……恐怖的血色可以模糊天然血缘，就更不能指望拟制的血缘能抗拒朝廷的血腥本色了。
唐朝近三百年里只有八位皇后，肃宗以下便只有昭宗曾立后。更不用说，仅有的八位皇后中的绝大部分，根本没有心思或没有能力对臣子、子民进行那种慈母式的悉心呵护。长孙氏以后，政治生活中母性缺位。再往后，随着集权的畸形强化，我们的君父权威以一种更加暴戾的面目出现。大臣们失去了他们的座位，失去了他们直立的权利，最后在廷杖和申饬下失去了仅有的尊严。失去自尊的大臣反过来也用极端的方式来诠释那已经被扭曲的政治关系。他们抓住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来表现自己，却对社会进化的总体方向一无所知；他们自怨自艾，却又自高自大；在肉体上受虐，却在精神上施虐于君父；甚至变态到把棺木也当成了政治表演的道具了。
在我记忆中，无论是演义中的庞德还是历史上的左宗棠、冯子材，抬棺出征的壮举都是针对敌人的。当海瑞去向嘉靖皇帝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候也预备下了棺木。那是在暗示他们对长孙式的宽容和回护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么？没有了希望的文官才会用面对仇寇的决绝态度来面对天子，准备用生命去捍卫他们内心所信奉的准则。这种态度，其实很隐晦地包含有一种“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意味，从根本上否定了君臣间拟制的血缘关系，撕下了那层温情脉脉的薄纱。
我们从来不缺少魏征这样的直臣或貌似魏征这样的直臣，明朝的大礼议到东林党人没落这段时间里，甚至是批量发行。但是，我们缺少了长孙氏那种母性的关怀——这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里会打动很多须眉男儿的心。当他们抬着棺材走向高处不胜寒的庙堂，去行使一些本质上很平常的职责时，他们回忆长孙氏，就象孤儿回忆自己早丧的母亲，并在回忆中不断地修饰回忆。
长孙氏的形象就是被这样精神化了，非常非常典型地精神化了。
鲜卑人有“凿石造佛，如朕帝身”的风俗。武照也为自己在云冈石窟凿了一尊卢舍那佛像。不过，我认为刻意雕凿出来的佛陀与女皇形似而已。你看那线条柔和的嘴唇、若有若无的笑意，还有平静地下垂的眼睑里流露着俯视苍生的怜悯目光——那分明是长孙氏的神态，透着武照所不可能有的平和。就象张爱玲曾经说过的，“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我关于长孙氏是贞观朝的象征而李世民是其核心的说法，正可以借这神与超人的比喻从另一个侧面进行重申。
在这柔美端庄的历史形象前我久久地驻足，不忍离去，试图通过反复揣摩来发现她的缺陷，她最终没有成为神的原因。除了为长孙安业脱罪外，长孙氏的一生似没有留下什么可指责的地方。即使是这唯一的瑕疵，也有着让人谅解的理由。长孙安业是长孙氏的异母兄，有嗜酒无赖的名声。父亲死后，他便将年幼的长孙氏兄妹逐出家门。但长孙氏以德报怨，对他相当亲厚。在追查一次谋反事件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义安王李孝常曾酝酿过宿卫兵叛乱。身为监门将军长孙安业也卷入了这个阴谋。这可属于“十恶不赦”的重罪。但长孙氏还是流着眼泪在天子面前求情。长孙安业最终被流放巂州，免于一死。
我们无意赞美这样一次徇私枉法，尽管它蕴涵了为儒家所倡导而又最难做到的“恕道”。长孙氏以非常的方式表达了她对伤害过她的人的宽恕。但我非常感谢史书记载了这样一次徇私枉法。它让我们知道，长孙氏也有自己的弱点：要么是割舍不下手足亲情；要么是过分地爱惜名声，生怕人们将长孙安业伏诛归因于她的报复。弱点的存在，生动了长孙氏的形象，使她不再因为过分的完美而显得虚假，给了她属于凡人的生气，不再是那个伫立在百丈崖壁上精美绝伦的冰冷石像。
那点生气在贞观十年烟消云散。
哀伤的李世民在宫苑中建起了高高的层观。这样他就能登上高处，凝视昭陵——那终将埋葬他自己的地方现在埋葬着他所爱的人，埋葬着他的爱情。这段感情不是七月七日长生殿里低声诉说的，更不是洒金笺上浓墨涂写的，是峥嵘岁月里携手走来的，甚至是刀光剑影里杀出来的。
《旧唐书》告诉我们“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这段记载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玄武门之变发生时，李世民是将妻子带在身边的。
武德末年，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之间围绕帝位展开的明争暗斗趋于白热化。在杨文干之乱、张亮事件和投毒事件相继发生后，谁都可以看出兄弟阋墙注定要以鱼死网破来收场了。从定制上看，秦王府的甲士至多与齐王府相当，肯定少于东宫。加上唐高祖倾向于太子，长安城那些在事前表面中立的力量随时可能站到太子一边。由于傅奕星谏是最后时刻提前到来，李世民并没有时间来详细规划政变。他是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试图依靠突袭来作最后一搏的。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在玄武门用最快速度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并进入宫中控制唐高祖就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当有限的力量被孤注一掷地投入到玄武门后，秦王府，包括居住在那里的妾侍家眷实际上已经被李世民抛弃了。在获悉主人遇袭后，东宫和齐王府的甲士对秦王府发起了泄愤式的攻势。只是由于长孙氏的舅舅高士廉果断放出囚犯协同防守，李世民那些对严峻局势懵懵懂懂的如花美眷才避免了玉石俱焚的下场。但是，李世民不想抛弃长孙氏。在这么一个凶险时刻将柔弱的女子带在身边，也许不是个明智的决定。可是，看来他是打算与长孙氏生死与共了。同样，在李世民病重的时候，长孙氏也是带着毒药和同生共死的决心守侯在他的病榻前。她与他的一生藤树相依，不可分离。
可惜，魏征不能理解这样一段和两个人的生命纠缠在一起的感情。李世民请他一道登上宫里的层观，凭栏远眺昭陵。魏征熟视后却说：“臣昏眊，不能见。”
李世民不懂他的皮里阳秋，还亲自指给他看。魏征说：“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
献陵，李世民的父亲李渊长眠之所。也就是说，魏征有意将两种情感放到了对比和对立的位置上来了。我知道自己不应该敌视一个还算正直的大臣，但我因这话而对这位道德力量的捍卫者心生厌烦，怀疑他对人世间美好情感的理解能力。我是一个在解读历史时从不忽视道德评价体系重要性的人，但我同样坚持认为剥离了情感基础的道德，是貌似崇高的卑劣。魏征的问题就在于无视情感去奢谈以孝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将李世民对长孙氏的爱和对父亲的“孝”人为地对立起来，并希望用后者去贬低，甚至摧毁前者。
这不能完全归罪于魏征的不解风情，甚至不能简单归罪于纲常。那是一种深自内心、远至上古的观念在悄悄的左右着思维。女人是爱琴海蓝色波光深处用轻柔曼妙的歌声引诱来往船夫触礁溺水的海妖西林丝；是把爱人化为兽类的喀尔克；她是目光所及将一切都化为顽石的蛇身女妖美杜莎。在近东，女人被奉献给了撒旦；在我们这里，她是妹喜、妲己、褒姒婀娜的身影叠印出来的四个字：红颜祸水。
看似强大的男性始终将女性看作男权世界秩序的潜在敌人，害怕以情欲去对抗责任，以现时去反对未来，害怕为欲望所奴役并割断与社会联系，最终受制于对方，成为在折磨与快感之间被动地摇摆不定的肉体。这是潜意识里对女性所怀有深深的恐惧，并且几乎是随时随地地表现出来。
我为长孙氏感到庆幸，这种对立发生在她长眠之后，使她没有象礼教禁锢下的许多女性一样因为这种对立而成为悲剧的主角。但我又为长孙氏感到辛酸。她已经做得如此完美，完全符合男性世界对他的另一半的全部期望，和他们共同构建起一种近乎于完美的和谐，而这种和谐又完全是由男性来主导的，牺牲了女性生命的自在。就如波伏娃所指出，“理想的女人总是最确切地体现了‘别人’的人”，一旦剥掉由诗意、美和爱情编织的面纱，女性受压抑的性质就暴露出来了。可魏征还是将她和属于她的一段感情看成了威胁。其实，随着长孙氏的亡故，爱情因为主人公的离去而残缺。再不会有真实而美好的肉体来诱惑历史舞台上的男主人公，破坏他的正面形象；精神也因为死亡而凝固在一个时间点上，再也不是那么生气勃勃了，而最没有生气的部分则物化为长孙氏亲自编写的十卷《女则》。时间会抽绎人世间一切美好的感情，使之最后完成实在到抽象的转变，从真切的感受变为空洞的念想。但这还是不能消解魏征们的疑虑。这种疑虑在长孙氏在世的时候，应该不曾有过。但这只能归功于长孙氏的妥协与退让。是她的退让和内敛维系着男性世界内心底里的平和。事实上，男性所派给女性的角色，也只有在女性做出长孙式的屈从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
但是，千年里只有一个长孙氏呀。
现在，长孙氏正安静地长眠于昭陵的地下，再不能抚慰他们的心灵。但李世民对她的思念还在。他们害怕天子会沉湎于对一个女人的思念，他们害怕李世民树立起一个重视女性、重视情爱的样板，他们害怕……
立在高处极目远眺，暮色苍茫。重重云烟淡化了长安的喧嚣，掩住了终南山的翠色，也隔断了遥遥相对的两个人。只有夕阳的最后光亮被上苑的云烟演绎成桃花的颜色。那是转瞬即逝的桃花呀，被晚风带着满天摇曳，带走了曾和我们偶然邂逅的短暂春天。风里巍然矗立的层观，观照出男性的虚弱和他们所憧憬的理想状态的脆弱，于是它很快就被拆毁了。一个过份圆满的境界，也就是一个注定要被支解和颠覆的境界。
李世民的元后长孙氏在立政殿一暝不视后，李世民曾想让杨氏主馔中宫，来填补她遗留下来的空缺。但是，他的想法遭到了以直言进谏而名垂青史的大臣魏征坚决的反对。
这确实是一个不可能被填补的空缺。
关于杨氏，史书上只有几个零零星星的片段：“恭仁……从侄女为巢剌王妃”、“曹王明，母本巢王妃”，在杨师道的墓志铭也刻下了“姪以淑德华宗，怀芳淑掖”的字样。它们点明了杨氏的社会关系。那是她与男性世界的联系。忽略的，是她本身：她长什么样？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怎么感受的……所以我们无从拿她本身来和长孙氏比较。不过，我们还是很清楚，她绝对不是长孙氏的替补。
从史书上的只言片语，我们了解到杨氏出身隋朝宗室，是观王杨雄的后裔。她的叔父还是唐朝的中书令。不仅背景不逊色于长孙氏，在出阁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作为齐王李元吉，也就是巢剌王的王妃，杨氏曾和长孙氏是妯娌，有着大致相等的身份。但是玄武门事变改变了这一切。为了争夺最高权力，李氏兄弟阋墙最终发展到白刃相见的地步。李世民伏兵宫门，射杀了太子李建成。但是他也在树林里落马倒地。就在李元吉要用弓弦勒死李世民的紧要时刻，尉迟敬德的长箭洞穿了他的身体。那声霹雳弓响是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巨大偶然性在玄武门的空气中掠过时发出的巨大声音。如果利箭的准头偏了那么一点，如果勒住李世民脖子的弓弦已经收紧，如果……但所有的假设都被那破空有声的利箭一一刺破。杨氏和长孙氏曾变幻莫测的相对位置被箭头牢牢地钉住了：现在，长孙氏凤冠巍巍地站在了光彩照人的新天子李世民身旁；而杨氏混迹于那队被籍没的罪孥中，蓬头垢面地走进了掖庭宫黯淡的庭院。
李世民杀死了杨氏的丈夫，用她丈夫鲜血淋漓的头颅趋散了那些还在围攻秦王府的甲士，在稳定了局面后又杀死了她年幼的孩子们。杨氏则作为政变的附带成果被这个改变了她一生的男性占有了，象一个物件一样，还不如物件。物件易手并不必然会降低它自身的价值，而杨氏却在所有权人的转换之间无可挽回地贬值了。
长孙氏离开了人世后，李世民开始考虑将杨氏曾经失去的可能性在十年以后又还给她。但是，使她高贵过的齐王妃身份现在成为她晋位中宫的最大障碍。男权社会容忍了手足相残和野蛮占有，却不容许它们被推到历史舞台高照度的聚光灯下。在杨氏真实的人生故事中，李世民扮演了一个霸占弟妇的角色。这多少损害了他在更宏观的历史过程中树立起来的光辉形象。所以，杨氏的人生必须被肢解成看起来不相干的前后两段，掩耳盗铃式地使人们忘记那个在太极宫承雨露天恩的杨氏就是齐王妃，或者干脆把她隐藏起来。但是，齐王妃的耀眼身份使杨氏前半生难以被掩盖，于是人们试图掩盖她的后半生。掩盖她的后半生，才能掩盖或淡化李世民霸占弟妇的恶行。任何象样的封号都会使这个女人曝光，更遑论母仪天下的皇后了。所以，杨氏只是李世民欲望的对象，而不能摆脱她物化的地位。因为男性欲望是杨氏存在的唯一理由。她注定要蜷缩在寂寞深宫的某个角落里，没有封号，没有名字，没有任何可以标志其独立人格的身份，哪怕这种人格其实并不真正独立。
魏征在劝阻李世民立杨氏为后时说：
“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
这是整个男性世界的声音。他们将她看成拖累名声的赘物，损害盛德的利器。比起那个在灿若云霞的桃花林里踏歌的长孙氏，杨氏在男性目光中的历史形象黯淡、班驳，有着擦拭不去的污渍。她是巢王妃，是李世民的弟妇，她是与李世民的不伦恶行紧密相关的女人。因此她象征着恶行恶德，是天子华丽的衮龙袍袖口的斑斑点点，粘着玄武门的血污，却散发出淫荡的气息……难道不立杨氏为皇后，李世民就没有了夺人妻、杀人子的瑕疵而“比德唐、虞”了么？难道立杨氏为皇后，李世民就不能凭借他的天纵神武和虚心求治而比德唐、虞？魏征实在是将旧道德中皇帝新衣的一面演绎得淋漓尽致。可他没有想到，杨氏还有显赫的亲族，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儿子曹王李明。
于是，一个几乎被掩藏起来的女性还是违背魏征心意地留下了她经过的痕迹……
册立杨氏为皇后没有下文，贵妃韦珪应该成为长孙氏身后后宫地位最尊贵的女性。因为，按照唐制皇后之下有四位妃子：贵妃、淑妃、德妃和贤妃，都是正一品。贵妃排名列前，而且韦珪早在贞观元年就得到册封。由她来代行皇后的职权，统摄后宫，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
和杨氏一样，这个部分行使长孙氏之职的女性也曾有过一段凄惨的婚姻经历。韦珪是京兆杜陵人。在隋唐时有个“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俗谚就是用离青天不过区区一尺五来形容长安城以南的韦、杜两姓门第之高华。韦珪的曾祖父韦孝宽是北朝名将，曾以玉壁之战中惊人的防御能力名动天下。可能因隋朝左武卫大将军李子雄曾随从韦孝宽参与打败尉迟迥的相州之役，两家素有渊源，韦珪初嫁李子雄的儿子李珉。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当隋炀帝流连于东南的繁华的时候，曾经被他视为心腹的李子雄竟然在长安犯事被捕。也许是预感到被押送扬州后难逃一死，李子雄在路上潜逃了。走投无路的他去投奔同为关陇贵族的杨玄感，走上反叛的道路。大业九年，杨玄感兵败。作为谋主的李子雄父子双双被杀。隋末变幻无方的风云使韦珪在一夜之间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后来，令狐德棻在为韦珪撰写的墓志里为尊者讳，没有提到她先嫁李珉一事。似乎只有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个女性面对坎坷命运的无奈、无助，但它被有意地省略了。整个墓志中最让人动心的句子描绘了韦珪的美貌：
“春椒起咏，艳夺巫岫之莲；秋扃腾文，丽掩蜀江之锦。”
已经育有一女的寡妇能使惯看美色的秦王李世民一见倾心，足见她当得起墓志上的瑰丽辞藻。也正是这如花的容颜使她走进深宫，走进一段新的生活。李子雄一家与李唐皇室同姓，但没有什么渊源，韦珪幸运地避免了杨氏的尴尬处境。当时，人们对她的改嫁倒没有更多的非难，不象明朝的大臣会在朝堂上煞有介事地对天子高谈“中人之家不取再醮之妇。陛下万乘至尊，乃有此举，返之于心则不安，宣之于口则不顺，传之天下后世则可丑。谁为陛下进此者，罪可族也。”
李唐皇室不介意女性改嫁，原因还不完全是朱熹归纳的“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这是由时代决定的。他们依然要求女性的服从，这是不可能挣脱的定势，但他们并不斤斤计较于细节，在对细节的关注中把自己变得渺小。遑论皇室，士大夫又何尝不是呢？韩愈之女听其再嫁，王安石将寡媳嫁与门生，连向称理学正宗的二程家也有再醮之妇。当主宰着那个世界的男性有着相对还算开阔的胸襟时，整个世界也展现出无疆的壮阔景象来。唐朝和北宋的多数时候，“男性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性”这句话一再得到验证。他们靠征服世界所获取的魅力征服女性。在我们批判这种征服与被征服的两性关系的同时，也应该承认，比起器局狭隘的朱熹之流，这种征服多少还有种粗暴的可爱。南宋以后，男性在征服世界时无所作为，却将目光专注于压缩女性的生存空间。他们越来越把女性当成仅有的压迫对象，希望用尽量逼仄的空间来束缚她们。她们的缩手缩脚反过来给了又不自由的男性以虚假的自由感。对名节贞操的过分强调，正迎合了男性拓展能力日渐萎缩的现实。可是，在一个男权社会，男性是不可能通过征服女性来征服世界。这是朱熹他们所没有考虑到的。
李世民给了韦珪贵妃的名分，甚至还给了她与前夫所生的女儿以定襄县主的身份。直到他在贞观二十三年去世，韦珪一直代替去世的皇后统摄后宫。也许，在李世民看开，有些东西是韦珪所代替不了的，所以后宫再也没有皇后。
李世民驾崩后，韦珪随着儿子纪王李慎离开了长安，在安逸的生活中度过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