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人身处无道之世，易被小人所害。高贵的麒麟被卑微的人打死，这也是不祥之兆。孔子看着死去的麒麟，叨念：“你为什么要来，你为什么要来”，边说边用衣襟擦拭泪眼。
也就在这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让孔子赞叹，并寄托无限希望的颜回也死了，年三十一岁。“噫！天丧予！”孔子发出这样的哀恸。
鲁哀公十五年，卫国发生内乱，多年来随侍孔子，共度险急的子路恪守“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忠义，勇赴危难，被对方剁成肉酱。年六十三岁。“噫！天祝予！”孔子发出这样的哀恸。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一天，病中的孔子拄着拐杖在门口散步，遇见子贡来看望自己，孔子说：“子贡啊！你为什么来得这样晚！”接着唱起歌来：“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唱着唱着就流泪。告诉子贡：“天下失去道义很久了，无人能尊崇我追求的大道。”夏人死了棺椁放在东厢的台阶，周人死了棺椁放在西厢的台阶，殷人死了棺椁放在厅堂两柱之间。前日晚上我梦见自己坐在两柱之间受人祭奠，我是殷商之后啊。“过七天，孔子就死了。
太山，是周王朝。梁柱，是周王朝分封的各路诸侯。两者之间信赖、稳定、统一的政治契约关系荡然无存了，文化催裂，中原荡荡。哲人萎乎！象孔子这样的贤明智慧者，真的是越来越衰微了！
孔子晚年，西狩获麟，亲人、弟子死去，不仅是人生苦难和残酷的见证！夫子打心底里感到这个世界他是无能为力了。
“子贡啊！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掩不住悲壮凄凉的情怀，及对弟子深情依恋。孔子曾忆当年和弟子周游列国的峥嵘岁月否？现在物转人非，弟子已逝，孔子也要死了！
“夏人死了棺椁放在东厢的台阶，周人死了棺椁放在西厢的台阶，殷人死了棺椁放在堂屋的两柱之间。昨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坐在两柱之间受人祭奠，我是殷商之后啊。”
其实，孔子对自己的身世早就知道，别人也知道。在古代注重血源关系，注重慎终追远的礼仪之邦，一个人要想弄清楚自己的祖先并不太困难。
孔子十七岁那年，鲁国大夫孟厘子病危，临终前告诫儿子孟懿子：“孔丘，是圣人后代。他的先祖弗父何继位做宋国国君，后来让位于弟弟厉公。到正考父这代，历佐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三朝，三次受命一次比一次恭敬，所以正考父在鼎铭中载称：‘第一次鞠躬受命，第二次弯腰受命，第三次俯首受命。即便卑微到顺墙根急行的时候，也不敢抛弃内心之敬重；我在鼎中煮盛饘粥之食以度日。’如此恭俭的正考父啊。听说圣人后代，虽不一定权倾当世，但必有贤德之人出现。今孔丘年少好礼，他不就是贤德之人吗？我死后，你一定要以他为师。”
孟厘子说的圣人后代，就是微子后代。微子，是纣同父异同母的哥哥，数次谏告纣荒淫无道而不被纳。微子无奈大势已去，和殷纣王的叔父箕子，王子比干告别：“自靖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循。”意思即各自谋行志向而不失先王之道。
仁人志士面对现实，选择有所不同，但都不改操行。逃不是因为生，留也不是因为死。两者都是为“道”。最后，纣投箕子于大牢，刨比干之心。
孔子说：“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说的就是这样啊！
周武王打败殷商后，向箕子垂询政治。把朝鲜封给他，免行君臣之礼。
武王崩，周公奉成王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削平叛乱，让微子代承殷商之后，祭祀祖先，并重新分封宋国给微子。
《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说的就是这样啊！
只有武王成周如此贤明之君，才能让灭亡国家香火不绝。微子这样屈命存志之仁人，才能保殷商之后。
宋国到王偃之时，就不行了。残暴无道，四处征伐，草菅人命。齐愍王与魏、楚三家联合灭宋，瓜分领土。宋就此败灭，孔家也辗转来到鲁国。
孔子生命最后时刻，以特别方式：梦，表达了自己的慎终，对祖先的追远。孔子丧礼，兼采夏人、殷商人、周人。“饰棺墙置翣设披，周也。设崇，殷也。绸练设旐，夏也。”以彰明夫子一生之努力。
回望历史，是兴衰荣辱、善恶美丑一并存在的事实，展望未来，是浩浩荡荡的大融合。面对现实，无论辗转何方，社会大变革的洪流把人冲得多远，道义是可以追寻的，对过往历史、文化、生命的尊重和感念，不是辩解，是品德。
孔子所涕，非涕肉体之生死，而涕大道之废，哲人之无。肉体，终归是要灭亡。一代又去，一代又来。然追寻永存：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田横五百壮士的随想
〔文／秦大路〕
楚汉相争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那时最光彩夺目的明星人物无非是项羽和刘邦了，前者亲手埋葬了秦帝国，后者则建立了帝祚久长的汉帝国。除了项羽刘邦这样的帝王级历史明星，萧何、张良、韩信、英布、范赠等一干文臣武将也在历史上留有一席之地。
然而司马迁的《史记》除了为上述帝王将相树碑立传之外，并没有忘记记录一些虽无重大影响力，但其言行获于当世并为后人称道的人物。
在这些并无盛名的人物里，有一个人和他的追随者群体，象流星一样悲壮，以他们殉道般的史诗般的行为，在历史的浩缈夜空里划出了短暂微弱却动人心魄的光芒。这个人和他的追随们就是田横和他的五百壮士。
田横是出身战国齐国的王族。他和兄长田儋、田荣，都是狄县（今山东省青高县东南）的豪族。趁秦末大乱复兴故国，田儋、田荣曾相继自立为王。田氏三兄弟有很高的人望，秉承战国养士之遗风，史称“齐人贤者多附焉”。
后来田儋死于秦将章邯之手，田荣也被项羽击败后被杀。田横聚集了数万齐国逃兵，继续与楚战斗。项羽进不能胜，退又不甘心，兵力被陷在齐。后来田横趁项羽与刘邦争战之际，夺回了大量齐国的城邑，立田荣之子田广为齐王，自己为相，独揽国政，既不朝楚，也不附汉。
刘邦派著名的儒生郦食其去游说齐归汉。郦食其凭借三寸不滥之舌，列举了天下大势和各种利害得失。郦食其的游说很成功，田广和田横同意归顺刘邦，并撤去了守备。这时韩信听说郦食其不费一兵一卒便为刘邦得到了齐国的七十多座城池，非常不满，立即出动大军攻打已经准备投降的齐国。齐国君臣大怒，田横以为刘邦不讲信义，欺骗了自己，便烹杀了郦食其。兵败于韩信后，田横率众向东逃到了梁国，投靠了彭越。
西汉统一后，田横由于杀了刘邦的重臣郦食其，十分害怕刘邦的报复，就跑到了海州东海县（今山东即墨县东北）一岛上据守，跟从者有五百余人。刘邦知道田横三兄弟早年起兵定齐，他们在齐人中的威信很高，齐贤能者多有归附。刘邦担心这些人长期留在海岛中，会生后患，对汉不利，于是便下诏赦去田横之罪，召他回朝。田横不肯，他说：“我烹煮了陛下的使臣郦生，现在听说郦生的兄弟郦商为汉将，我很恐惧他会报复，所以不敢奉诏。”他表示愿为庶人，与众人在海岛上度过一生。
刘邦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一面命令郦商不得为乃兄复仇，并下诏天下，如果有伤害田横和他的从人的，夷族，一面又派使者继续前往海岛赦免招降，说：“田横来，分封可以大至封王，小至封侯。不来，就派大兵诛灭！”
也许是为了让部下免遭屠戮，田横带两名从客随同汉使西行去见刘邦。走到尸乡驿站，洗沐完毕，他找了个机会对门客说：“我当初与汉王一起称王道孤，如今他为天子，我成亡命之虏，还有比这更耻辱的吗！天子现在要见我，不过想看一看我的面貌罢了。这里离天子所居的洛阳仅三十里，你们赶快拿着我的头去见天子，脸色还不会变，尚可一看。”说完就拔剑自刎了。
刘邦见到田横的首级后，流下了眼泪，他说：“田横自布衣起兵，兄弟三人相继为王，都是大贤啊！”随后派了二千兵卒，以诸侯的规格安葬了田横，又拜田横从客二人为都尉。不想两个从客将田横墓侧凿开，自刎在墓里。刘邦闻之大惊，十分感慨，并由此认定田横的门客都是不可多得的贤士，便再派使者前去招抚留居海岛的五百人。五百壮士从汉使那里得知田横的死讯，也都相继“蹈海”自杀了。这个海岛后来就叫作田横岛。
田横和他的部属们不屈不挠的信念和行为不仅惊动了当时，而且成为后世文人墨客笔下的典故与主题。自古齐鲁多豪杰，田横五百壮士的故事既传奇又感人。前秦至汉初是个令后人神往的时代，天下每每有舍生取义的故事发生。然而，那个时代又是充满义和不义的时代。
刘邦在逃难中三番五次把儿子和女儿推下马车的时候，他不记得义为何物。他心里装的也许只有“天下”两个字。项羽横扫中原的时候，他早已把诸侯盟约抛在脑后，他心里想的，也许只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豪迈。
自古以来肉食者们经常宣扬的一些所谓的伦理纲常和煌煌大义，往往只是用于约束芸芸众生的行为和思想，他们自己，则享受着另一种规则。正如经常为一些“XX精神”题字的领导们，他们热衷于掀起学习这种精神的高潮，但在他们的身上丝毫看不到这种精神的影子的。
田横虽是一方割据诸侯，但曾有功于刘邦。楚汉相争期间，田横和彭越曾经是后方抗击项羽的主力，他们使项羽在战场上陷入被动的局面，使项羽始终无法全力对付汉王刘邦。刘邦定天下后，彭越做为有功之臣受封梁王。田横虽从未归附过刘邦，但凭借其抗击项羽的功劳，获得侯爵以上的赏封完全是可能的。况且刘邦急需安抚天下，不会因骊食其的死而一时加害田横这个在齐地众望所归的人物。
所以摆在田横面前的就是利与义、生与死的选择。如果择生趋利，他和随从门客们不但免受杀戮，而且衣食无忧，体体面面的做官。况且田横毕生的敌人并非刘邦，而是曾坑杀过大量齐人的项羽。可是他最终做了慷慨赴死的选择。田横的死，有舍身取义的意味。似乎有宁死不屈、不愿以臣者事刘邦的英雄气概。但根据其前后言行，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田横对归顺刘邦最大的顾虑就是他曾以酷刑杀害了骊食其。骊食其堪称张良第二，屡屡以奇谋良策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田横当然有理由怀疑品行并不好的刘邦会如何摈弃前嫌来“善待”自己，更别说将来同殿为臣时要面对骊商眼里不断投射过来的仇恨。鸟尽弓藏的事情后来果然发生了，若干年后彭越竟被以谋反为由跺成肉酱分送给各地诸侯。彭越后来的遭遇足以证明田横的忧虑是正确的。
田横临死前的一番话至为悲壮，堪与伍子胥的“此头须向国门悬”相提并论。不管是什么理由促使田横做出了最后的抉择，他的这种决心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推崇的一种生命价值取向的观念。那时人们也会认为生命诚可贵，但比生命价更高的，不是爱情，也不是自由，而是义。孟轲曾经提出，当生与死、义与利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仁人志士的选择应该是舍生取义。然而真正的舍生取义，历史上几人能够？
悲壮的序幕一经拉开，就无法停止。两个从未曾留下任何姓名的从客，尽管事先接受了刘邦的封赏，但他们还是毅然在田横下葬的墓前自杀。紧接着是岛上众人的集体自尽。田横的死，缘由是一种对义或气节的坚持，也可能是一种无法面对故国灰飞烟灭的无奈和绝望。而五百壮士的死则是因为田横，这是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气概。五百壮士的死和田横的死是不同的。
战国时养士成风。战国的养士，形成了以“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为代表的人才中心，大量的人才迅速地聚结起未。据史书记载，“四公子”门下的食客都超过三千人。这种传统延续到了田横的年代，这五百壮士应该就是田横的门下食客。田横向来有“义高能得士”的美名，所以直到齐国为韩信所灭，田氏家族大势已去，依然有众多的门客愿意跟随田横。
虽然向来门客的构成良莠不齐，但是，从孟尝君门下的鸡鸣狗盗之辈，到智伯的门客——士为知己者死的豫让，再到慷慨悲歌的荆轲，这些门客们与他们的主人之间实际上结成了一种牢固的生死与共的关系。士人对养士的权贵期望很高，要求他们必须能“知人得士”，不但要求他们在物质方面善待自己，而且要求权贵们能善于识人用人。另一方面要求主人要尊重自己，“仁而下士”，绝不能“以其富贵骄士”。
这么一来，基于这种礼遇，门客士人对主人的回报往往也是非常丰厚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这里的知己，不是别人，正是指供养他们的权贵豪强。士人中有的甚至不惜以生命的代价来完成这种回报。不过象这种五百多壮士集体自杀的情形在历史上倒是很少发生。
关于五百壮士的死还有一种说法是他们被骗出海岛，走在半道中得知田横的死讯，在拜祭田横墓后，在墓前集体自杀。也有人考证说这些人后来和田横的弟弟一道隐居于离田横岛不远的小鬲山里。更有离奇的说法是，这批人驾舟渡过太平洋，逃到美洲，在那里定居繁衍。在美洲还发现了“田人墓”。当然这种说法过于离奇，不足为信。
现在我们无法得知这五百壮士的社会成分，根据刘邦许以重诺的做法来看，这些人应该都是具有相当才能的人。他们中也许有文人也会有游侠，也可能有一些掌握某种特殊技能的人，当然也可能有一些沽名钓誉混口江湖饭的闲客。
在这个故事的大结局里，人人都很悲愤，人人都很绝诀，人人都很超脱，悲壮的气氛到处在萦绕、在弥漫，谁都无法拒绝这个集体决定，谁都无法彻底撇清自己，这不是一个个人抉择，所有曾经活跃的个体思想立刻凝固冰封。此时此刻，春秋战国时期诞生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豪侠精神在这个小岛上轰然划上了一个巨大的句号。这种精神从此刻起悄然绝迹，后世不再。
太史公在《史记·田儋列传》中称赞道：“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太史公从田横和五百壮士的故事里总结出高节与义气，他进而感叹天下擅画者，为何不以田横与五百壮士的故事作为绘画题材呢？他的这个愿望在两千年后由绘画大师徐悲鸿实现了。徐悲鸿作《田横五百壮士》，或许就是受了太史公的启发，他借这一画题表明一种乱世不屈的精神气概。
田横和五百壮士的故事对后世有着一定的激励作用。甚至象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在上中学时曾经为班级的《同学录》作序，在序中写下了“成则周武三千，败则田横五百”的字句。当然叶剑英是个成功者，他后来成为“周武三千”中非常重要的一员。
然而，在对田横和五百壮士故事感佩之余，现代人也许会多了一层疑问。中国向来不缺乏慷慨悲壮的英雄。高风亮节、视死如归之士古来多有。但中国一直缺乏另外两类英雄，一类是为寻求真理和社会进步殉道的英雄，另外一类是平凡的坚韧如圣徒般的平民英雄。这两种英雄行为在历史上既不为人称颂，也不为人效仿。
正如顾准先生所言，中国“好像只有一个类型，文天祥、史可法之类，而这已是中国专制政治到了末日时候的从容就义。不是社会上升进步中的殉道精神与自我实现了。”而缺少“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也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的追求真理和自由的英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中国曾经有过那种圣徒般坚韧的平凡英雄，但现在的人们却不怎么记得他们了。清末有这么一位乞丐，他乞讨一生，晚年用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数千贯铜钱在家乡办起了一所义学，他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贫寒人家送子弟上学，当年招收了50多个学生，不受任何学费。
山东巡抚张曜后来闻知他的义行，亲自召见了他，并下令免征义学的各种赋税，另赏银200两，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清朝授以“义学正”名号终于认可了他的努力。但他将所得赏赐悉数投入办学事业，前后一共办了三所义学，自己仍然靠乞讨过活，过着简朴得近于低贱的生活。后来贫困中死去。死时依然是个乞丐身份。
这个人就是武训，他只是个小人物。中国的历史上从不缺乏顶天立地的英雄，但却缺乏这种如圣徒般的小人物。他们理应和田横及其五百壮士一道，受到人们的敬意。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如果田横他们当年选择了活下去，他们最终会有怎样的一个结局呢？
〖田横吟
有子有子曰田横，远祸避刘循海中。
齐之义者人五百，决然抛家竞相从。
是时刘季坐金殿，惧名服威谋相见。
至则封侯言凿凿，否之天兵必来犯。
为全诸君遂就途，执手相诀泪模糊。
登舟但望眉月小，吞声还顾叶岛孤。
重重行行咸阳近，就中酸楚谁复问？
秦鹿逋亡竖子庭，英雄何堪北面认！
转从二客细叮咛，但将头颅传至京。
诀复诀兮毕复毕，我自凛凛万古生。
言毕挥刀砉然落，竟将眼目撑欲破。
二客含悲敛金函，直入帝闼呈玉座。
当庭四目难凝持，恨不相逢未死时。
向使山东无项羽，纵义博仁复谁及？
诏赐侯爵赏二客，二客茫茫捧函下。
但将主人埋土中，竟从主人死墓外。
噩息一日传海中，斯时翰海降悲风。
五百壮士殷殷拜，遮天巨浪滚滚倾。
田横一死齐无士，愿将此生随君去。
数尽海岛五百人，一并挥刀做一处。
呜呼！千载之下嗟复嗟，伫立无言兮暮云渡。〗
两个命中注定要饿死的人
〔文／钟澈〕
当你飞黄腾达，如日中天之时，当你将高官厚禄稳稳当当地坐在屁股底下，日饮醇酒，夜抱美人之时，突然有个人跑到你面前，指着你的鼻子说：“你命中注定要在贫病交加中饿死。”那么你会如何反应？必定会雷霆大怒，甚至摘下头上的乌纱帽狠狠地向那个不知好歹的家伙砸去，对吧？
但汉朝“文景之治”之时，却先后有两个人遭遇到了上面的事，并且，他们最后也确确实实地饿死了。
第一个是邓通。他原来是个黄头郎，即御船水手，除了行船之外也没有什么才识。后来，因为皇帝的一个梦，使他时来运转，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
汉文帝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腾空而起，离九宵天不过咫尺，却力量未足，欲上未上，刚巧来了个黄头郎在他足下一推，使他得以上登天界。文帝高兴之时看了这黄头郎一眼，见他衣服下面破了一个洞。
第二天，文帝念念不忘这个梦，便召来所有黄头郎，让他们一个个在自己面前走过。轮到邓通时见到他正好衣服下面破了一个洞，又“邓”与“登”同音，便认定邓通将是助他登天之人，将他留在身边，作为应梦贤臣。后来邓通又一再升官，直至上大夫。
文帝既宠爱邓通，便召入一个有名相士为邓通看相。相士直言不讳，竟说邓通样貌欠佳，将来难免贫穷，甚且饿死。文帝大怒，说：“欲通致富，有何难处？”变将蜀郡的铜山赏赐给邓通，准他自得铸钱。从此，邓通的富豪甲于天下。
邓通对文帝自然感激得五体投地。后来文帝背上长了一个疮痈，直至溃烂，邓通竟自愿向疮痈中吸出脓血，毫无难色。文帝又令太子吸痈血，使太子狼狈不堪。太子于是恼羞成怒，对邓通怀恨在心。
后来文帝病死，太子即位（即汉景帝），便罗织罪名，将邓通没收财产，逮捕入狱，后邓通虽得出狱，但已两手空空，又捱得一两年，便在贫病中饿死。
邓通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而另一个被饿死的人物周亚夫的功业，则是靠自己打下的。
周亚夫是西汉开国名臣周勃的儿子，后来封为河内太守，驻兵细柳以拒匈奴。文帝出巡细柳时见其军纪严明，十分欣赏，便将他升为中尉。后来文帝病危时曾对太子（即后来的景帝）说：“周亚夫缓急可恃，将来如有变乱，可使他掌兵，不必多疑。”
景帝即位刚刚三年，就爆发了“七国之乱”。景帝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便任命周亚夫掌管全国军马。周亚夫指挥得当，仅用三个月便将声势浩大的“七国之乱”平定下去。
但周亚夫在平乱时因顾全大局不救梁国，以致得罪了景帝的弟弟梁王。后又因功高震主，且性格高傲，致为景帝所不容。
景帝为试探亚夫，便设了一计。他请亚夫吃饭，饭桌上只摆一块大肉，却无匙箸。亚夫等了很久，忍不住了，便喝令左右“可取箸来”，左右受景帝所嘱，不予理睬。景帝冷笑着对亚夫说：“难道这样你还不满足吗？”亚夫一时性起，竟负气而走。
后来亚夫之子恐父亲年老，预备后事时买了甲盾五百具为护丧仪器，结果被告偷买禁物，意图不轨。景帝就将亚夫逮捕入狱。亚夫在狱中又受廷尉讥讽，竟五日不食，气竭而死。
汉初最有名的相士——老妇人许负曾为亚夫相面，说亚夫口旁有直纹入口，必致饿死，至此她的预言全部应验。
邓通与周亚夫尽管情迹相差很大，但都是得宠于文帝，致死于景帝。汉景帝的刻薄寡恩，由此可见一斑。
能为现任皇帝所赏识，却不能结好于皇位继承人，以致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人，他们的悲剧一个接一个地上演。
当然，从中得到的更有广泛意义的启示是，人生无常，富贵如浮云，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务必保持一颗平常心。
读了这些故事，我赶快跑去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己的口旁没有直纹入口，我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食古不化的改革家——王莽
〔文／郑骁锋〕
地皇四年秋，新朝都城长安。
皇宫内殿。伏在几上的王莽大叫一声，又从噩梦里惊醒，全身都是冷汗。
他已经连续很多天没有睡个安稳觉了，实在倦了也只是伏几小寐片刻。
也吃不下东西，每天最多只是就着鳆鱼喝点酒。
空荡荡的殿里一个人也没有。王莽似乎想喊一声，随即又无力地倚在了几上。深陷的眼窝里，死鱼一样的眼睛茫然地看着翻倒在面前的酒爵。
这年六月，王莽那“长一丈、大十围”的巨无霸开路，无数“猛兽虎豹犀象以助威武”的百万之师，“前歌后舞”地前去镇压各地起义。原以为这支“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的大军，应该是“所过当灭”，但在昆阳竟然被只有八九千人的绿林军打得个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只挣出数千残兵丧魂落魄地逃回洛阳。
绿林军趁势麾军大进，兵锋直指长安。
消息传来，关中大乱。
王莽很清楚自己手里还剩下多少实力。臣下也很清楚，就平日里连倚为肱股的国师刘歆，居然都想劫了王莽去向更始政权投降。
尽管所有的帝王都希望自己的王朝能够永远兴旺，可君临万世注定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于是也就有一些倒霉的帝王必须面对末路。
穷途的帝王们，表现得也是千姿百态。有与前来弑主的臣下讨价还价，从郡王直降至做个普通老百姓而不得的秦二世；有搂着嫔妃躲到枯井里的陈后主；有对镜自叹“这么一颗好头颅，不知来砍的是谁？”的隋炀帝；有痛惜自己儿女生在帝王家的崇祯……
可除了如晋惠帝之流，因诧异饥民“何不食肉糜”而贻笑千古，明显有些弱智的宝贝外，好象还没有谁象王莽那么荒唐，那么异想天开的——
王莽在绝境中上演的那出闹剧还是一如既往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
终于，他召集所有的儒生术士，挑了一个吉利的日子。
那个狂沙大作的清晨，长安南门的吊桥吱吱地放下了。烟尘滚滚，金光闪闪的仪仗慢慢导了出来。
昔日趾高气扬的羽林郎们今天怎么看也有些沮丧。
王莽坐的还是那辆臣民们私下称为“灵车”的，六匹马拉的金瑵羽葆九重华盖登仙车，只是护驾的三百黄巾力士今天“登仙”的吆喝声，实在有些涩哑勉强。
文武百官朝服盛装，依次默默步行，跟在车后排成长长一串。褴褛的长安百姓战战兢兢地伏在大路的两侧，不时悄悄抬一下头，暗暗琢磨着他们的神圣得可笑的主上领着群臣们又想搞什么新花样。
南郊。几千儒生们同声吟诵的冗长而沉闷的祷文之后，也不知谁一声令下，所有人齐声大哭。顿时，旷野上哀声震天。
这就是《周礼》及《春秋》都提到的：“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
王莽哭得尤其伤心，时而捶胸顿足，时而伏地叩头，时而仰天大呼：“苍天苍天，既然授命于莽，为什么不殄灭众贼啊？如果我的受命是个错误，那就用雷霆轰诛了我吧，苍天啊！苍天！”他悲恸得几乎窒息过去。
秋风中，六十八岁的王莽哭泣得象个无助的孤儿。尘土、鼻涕和眼泪把崭新的衮袍糟得一塌糊涂。
他实在是觉得委屈极了。
王莽是历史上集昏君暴主和奸臣贼子为一体的代表人物，实在臭得可以。足够与桀、纣那几个老牌标靶称兄道弟。
他之所以能取得这个资格，在两千年来都是为了他的谋篡，——家天下的时代，来自身边的阴谋篡位确实是最危险的，也是最应该防备的，理应神人共诛。
而王莽的惨败，并不能说是主要因为谋篡：搞王莽那种禅让把戏的，他不是第一个，儒生们津津乐道的尧舜禹之间的政权交替中是否存在阴谋诡计，抱怀疑态度的人代代都有；他也不是最后一个，后代究竟有多少君主导演了这种闹剧，一时也很难统计，但其中包括了唐宋开国之君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甚至可以说，他的代汉过程可以算是成功禅让的典范：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抗，也没有流多少鲜血，简直是顺理成章民心所向。
如果动辄几万几十万人上书请愿歌功颂德，被后人怀疑是王莽自己炮制的话，那么即使是对王莽意见很大，在《汉书》中只给了他“列传”待遇，而且放在最后一篇以示贬斥的班固，也不得不在书中写到：
〖“（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
你如果认为在西汉末年那腐败堕落的环境里，作为当权外戚的王莽篡位前那些礼贤下士廉洁自律是伪装，简朴得让公卿们把堂堂大司马夫人错当成仆妇是矫饰，责令自己儿子为了擅杀个把奴婢而自杀是不择手段的残忍的话，那么王莽为了篡位付出的代价也实在太大了：
整整三十一年，他过的就是这种所谓“虚伪”的生活！
后人有时实在不能把在长安南郊哭得声嘶力竭的新帝王莽，和稳健地操纵着西汉大权的大司马王莽等同起来。好象有一把巨大的利剪，把王莽的声名与事业，喀嚓一声，以他的登基为界拦腰剪成了两半。
正是登基后王莽全力以赴的改制，把他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贫者不厌糟糠……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汉书·王莽传》）〗
从诏书上，我分明可以感受，对权贵们愤慨之极的王莽，忧郁而又怜悯地俯视着在水深火热里呻吟转侧的贫民。
五均六管，用国家对工商业的统筹统制，限制豪商大贾敲骨吸髓，这一条条森严的诏令，分明可以使我体会，王莽想扫尽天下不平的坚定决心。
近年来在西方，很多历史学家哲学家对王莽充满了好奇。他们惊异地发现，在那个连耶稣都刚开始传教的“洪荒之古代，竟有如此‘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他们甚至恭维王莽是个理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革命家。（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但事实是每个稍通历史的人都知道的，王莽在那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哭天大典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失败的命运。
他的改制彻底失败了，而且败得比他自己想象的还快，还惨。
相对于自然科学的改革，社会改革，其实就是一个重新分配权利的过程。
社会主义者可以不承认“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但无法抹煞每个个体的能力差异。当初的起跑线定得再整齐再公平，不用多久，跑步的人们就不得不拉开距离。跑在前面的能抢先得到给养，获得给养的跑得越快。于是，跑得越久，距离一定拉得越大。
每个王朝顺利传承了几代后，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有力者都会慢慢发展起来，纠结起来，象一株株树，先是各自渐渐长大，粗壮，树冠一圈圈扩展，树根在底下暗暗的蜿蜒伸展……再后来就是树荫渐渐靠拢，渐渐重叠，树根彼此交缠，彼此串连，如虬蛇一般见缝就钻，牢牢攫持着大地。在上，占尽阳光；在下，吸竭水分。敲此树而彼树震动，摘树叶则树根涨耸。于是，天地间其他柔弱的花花草草们在其间枯黄委靡了。
如果说筚路蓝缕的改革是为人类日益强大的力量寻找着发泄的方向去开创美好的未来，象开垦蛮荒的土壤播下一颗颗希望的种子，象引导着洪水一泻千里奔流入海；那么危机四伏的困境里的改革，就是为了天地间万物都能有个生存的起码条件，而对已经成林的这些大树们做一些剪枝疏根的工作。否则枯死的花花草草堆积多了，不知什么时候一点火星就可能把所有的一切烧得干干净净，再参天的森林也得化为灰烬。
但这修剪势必要遭到大树们竭力的反抗。换个比喻，就是从虎口里夺回一些肉，分给其他饿以待毙的小猫小狗小动物，老虎勃然大怒张牙舞爪是必然的反应。
所以改革不同于从头开始的蓝图和计划，在空地上建设一座高楼的难度远远小于拆掉一溜民房平出一块空地。再厉害的赌神抓到一副烂牌打起来也总是恨不能重抓一次的。
如果想搞好这种改革，我想只有两种办法：
一、把能从改革中得到利益的人发动起来，由下而上让他们自己来呼应、来贯彻决策者制订的每条改革措施；
二、进行由上而下的改革，用强大的威权，力求做到以头使臂，以臂使掌，以掌使指，一直到底都不把政策执行走样。
中国的悲哀就是毛泽东之前，几乎没有一次改革是真正走第一条路的，改革一直是个高高在上的施舍过程。
改革的执行者永远是大树的枝叶，老虎的爪牙，每次改革都无异于与虎谋皮。
所以对于改革，决策者应该充分考虑人性的险恶，千万不可寄希望于儒生们天真的“仁”、“善”，得对自己的臣下有充分的认识。很多时候，改革的基层执行者往往起的是相反的作用：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借着冠冕堂皇的改革口号为自己谋利，——夺了虎口的肉，塞进了自己的嘴巴；拔了一株大树，随即在原地为自己又栽了一株。更可恶的是，他们顺便把身边的苦苦挣扎的花花草草拔了个干干净净。他们本质也是老虎和大树啊。
这还仅是来自自身阵营的威胁，更不用说还有满地决不善罢甘休的吃人的恶虎了。当改革的力度雷霆万钧势不可挡时，恶虎们会装得俯首帖耳笑容满面，比猫还乖巧，甚至会帮着出主意想办法。但只要一转身，它们又会在黑暗里磨牙砺爪悄悄地积蓄着反攻的力气。稍有漏隙，它们就煽风点火东挑西拨，时不时看准机会反过来利用改革再捞一把。等到风声一变，它们将会毫不犹豫地长啸一声凌空搏噬。
改革的过程，就是权术和力量殊死较量的过程，它的艰难性使得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改革家都头破血流身败名裂。而往往那时，改革家毕生为之争取权利的可怜人们，要么冰冷麻木地看着改革的失败，要么疯狂地扑了上来撕扯着失败者的血肉——所有人都把他们痛苦的根源推倒改革家头上了。
所以第二条路有个绝对的前提，就是在强权失去控制能力之前必须收到改革的成果，才能取得改革得利者的拥护以加强和继续自己的事业。
春秋时，郑国子产改革，第一年，百姓编歌诅咒他：“没收我的衣，编量我的田，谁去杀子产，我愿帮他忙。”子产不理会，还是强制推行，到了第三年，百姓又编了歌：“我有子弟，子产教诲；我有田地，子产栽培；子产死了，谁能继位？”能臣如子产如果在三年间不能让百姓收到改革带来的好处，一定也落个人人恨不能食肉寝皮的遗臭万年下场。
因此改革的目标和步骤对改革的成功与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目标不妨定得远大一点（而目标往往是极其美好极其真诚的，——真正一心想做个昏君的帝王应该是没有的），但步骤必须切实，稳妥。很多时候步子实在不能迈得太大。还得让人们一边不怎么费力的赶着路，一边能顺手在路傍的果树上摘几个果实。
但就象病人很难做到为自己开膛破肚动手术那样，靠自身是几乎永远不可能斫尽恶树的，因为自己的根也牢牢地连在一起。很少有人能下决心剁了自己的手和脚的，再成功的改革，也不过疏一些根，砍一些枝，杀几只虎，强挽一下这个没落的趋势罢了。
封建史上没有一个已经开始没落的王朝是能凭改革重新焕发青春，创出一番比开国时更大的辉煌的。
对病体合理的医疗调养，也许能延缓寿命，乃至恢复健康，但再健康的人也一样会衰老，再健康的人也不能长生不死。希腊神话里的西齐弗，耗尽了全力想把巨石推回山顶，结局却是注定的下坠。
到了无处可坠之时，真正彻底的改革就自动来到了，——那就是革命。愤怒的野草终于用自己绝望的生命燃起了大火，烧尽了所有的森林和虎豹豺狼：就象地球再来一次冰川时代，就象中毒得无可救药的计算机重新安装，一切从头再来。
革命才是最彻底的改革，束手无策的改革者现在成了革命的对象，革命在仇恨和杀戮中按着它自己的轨道酣畅淋漓地进行。血与火的洗礼之后，一株株幼苗在废墟上又重新发芽，成长，争夺有限的养分……
多少年来，世界就这样前进着。多少年来，无数伟大的思想家苦苦探索着走出这个怪圈的路。
王莽从没担忧这么多。
他相信他的理想很快就能在自己从西汉王朝手里接过的这副烂摊子上实现。
他满怀热忱地在雪片般飞舞的诏书上构筑着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梦幻——他的御殿几乎天天是灯火通宵。
他是真的把儒家美妙的描述、迂阔的设想当成了真理，真的以为自己是再世的周公了。他不是靠着儒家那套修身治国的理论一步步走上了人间的顶点吗？儒家理论的效益，不是在自己身上体现得很充分了吗？
往前再走一步，把典籍中神圣的规划套在自己的国土之上，不就很快就能天下大同了吗？
不是各地已经报来，祥瑞纷纷现世，这不是老天对我的赞许吗？
臣民们，再忍耐一会，很快就是天堂般的“大同世界”了。
他计划中的改制是应该象他的谋位一样顺利、容易的。
他的方案甚至没有规定稍为具体的细节，他认为自己的做法一定能得到万民的衷心拥戴，所以几条圣旨就已经足够有效了，甚至几个字就行了。
就象把匈奴该名为“降奴”，就应该可以使匈奴降服那样。
他以为只要自己制订好了合乎儒典古礼的政策，臣民们就会感激涕零，就会积极细致地去自行兑现。
就象班固讥讽他时说的：“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
全不知每一条令下，只有执行的官员们才会暗自欣喜：从此又有一条阔大空洞的政令可供肆意歪曲，从而又增加了一条生财争位之路。
什么王田、五均、六管，统统不过是可以翻来覆去把弄的绳索利刃罢了。
更致命的是，王莽引以自豪的儒学功底看来还是实在太浅薄了些。那些对照着古书，殚智竭虑绞尽脑汁制定出来的政策，怎么总是觉得不太顺手、不太适用呢？他不得不一次次修正，一次次调整，一次次退让，一次次废除自己的政策。
有时王莽也觉得古书不太顶用，说得实在太不明白了：怎么圣人们连我新朝的币制到底该怎么算，铜钱到底该什么样都不说个明白呢？只好自己摸索着变来变去了。到了后来，连上古的龟甲贝壳都上了阵。至于百姓们在朝令夕改满天飞的政策下的混乱痛苦，一时也顾不上了。
是啊，怎么还顾得上百姓呢？连自己的大臣都搞不明白朝廷里变来变去的政令到底想说些什么呢。他们简直连自己的官名现在该叫什么、籍贯该称何郡何县都弄不清楚了——
后来倒有人想出了个办法：每次下文，在莫名其妙的新官职新称号后面，通通用小字注明原称。
疮痍满目的天下，原有的伤口丝毫未愈，又遭受了王莽热情的狠狠蹂躏。
他最后也没有理解，自己视为圭臬的儒学，如果说真有什么作用，也不过在于守成，而决不是改革。
再说他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在改革，他觉得自己的改制，不过是在恢复《周礼》中说的上古太平盛世罢了。
他的改制不仅使贫者仍旧“无以自存”，连原先的富者也“不得自保”了。他的新王朝，实在还不如一个庸庸碌碌的凡君守得长些。
王莽也就成了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兼开国之君与亡国之主为一人的奇怪的悲剧人物。
是的，很快，真的很快。
就在哭天后，还不到两个月，绿林军攻入了长安。
大臣们跑了一大半。
宫门外，浓烟滚滚，金鼓喧天。
“活捉王莽！”
“别让他跑了！”
“吃王莽的肉去啊！”
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擂木一下下狠狠地撞击着死命撑住的宫门，灰尘簌簌而下。利箭飞蝗一般四处呼啸着。御林军丢盔卸甲，有不少还一边捂着伤口，一边贪婪地盯着王莽，眼睛射出绿色的光。宫女嫔妃们哭叫奔走，地下死尸纵横，血流成河。
